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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到巴黎不久，我就急于离开这儿了。我想马上继续进行在卡达凯斯考虑过的那些绘画探索，从家中被赶出来这件事中断了它们。我打算画一位“无形的男子”。确实就是这件事！可无论在哪儿都应当做这件事，或许在乡下。我也打算带加拉走。想到我的房里现在能有一位真正的女人，她有乳房、汗毛、牙床，我就觉得这非常诱人，我都不敢相信能真正实现这件事了。加拉准备跟随我，我们只需选择一处要去的地方。出发前，我在超现实主义团体内提出了某些大胆的口号。等我回来时，我就会看到它们产生了多么挫伤士气的效果。我说：一卢塞尔对韩波，现代风格的物品对非洲的物品，欺骗眼睛对造型美，模仿对阐释。”所有这些将足够养活他们几年了。我有意不做什么解释。我仍不是一位“健谈的人”，所以只想提出注定会缠住大家的那些本质的言词。我病态的羞怯使我每当该开口讲话时就会体验到可怕的痛苦不安。我以西班牙人特有的狂热和露骨的方式，表达受压抑的口才在长久沉默中集聚起的那一切。我想论战的急躁心情忍受着献身法国式谈话的一百零一位殉道者，这种谈话点缀了如此多的机智和见识，从而时常掩盖了它缺乏骨架的毛病。我终于向那不断跟我谈论“题材”、谈到库尔贝的“题材”和他如何操纵他才“题材”的艺术批评家问道： “你吃过它吗？一堆无价值的大粪，我更喜欢夏尔丹的题材。” 一天晚上，我在诺埃尔家里吃饭。他们的住宅令我胆怯，我看到我那幅《明郁的游戏》挂在墙裙葱形饰处，在～幅克拉纳赫作品和一幅华托作品之间，我感到极为得意。同桌进餐的人由形形色色艺术家和社会名流组成。我很快就明白了我是大家等待的对象。我也确信我的羞怯令诺埃尔全家很感动。每当饮料总管凑近我耳朵悄悄跟我讲话并以谈知心话的语调提到酒的名称和年份时，我都以为要谈的是某些严重的问题，以为加拉被出租汽车压了，以为一位愤怒的超现实主义者要按我一顿。于是我面色苍白地惊跳起来，打算局开餐桌。但并非这类事，什么都没发生。饮料总管带着一种最静止不动的尊重态度，提高声音再一次向我证实：“沙托奈夫一杜一帕普，1923年。”我一口就喝干了这种让我害怕的酒，我希望借助它大大克服我的羞怯并重获说话的能力。我总是欣赏那种人：他并无什么惊人的事情可谈，但却能在二十个人的晚餐中成功地照他的意图左右谈话，在让大家听到他谈话时，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吃喝。他甚至会做得更妙，吃喝得胜过任何人，并以优美的方式打断谈话的中心，可却让人毫无感觉，使别人认为不礼貌的是他们自己。 初次在诺埃尔家吃晚饭期间，我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贵族（当时这样称呼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土”）远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更受不了我那类思想。事实上，上流社会的人士还保持着讲究高雅和文明的返祖性因素，而资产阶级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一代则刚刚怀着欢乐之情献身于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各种新观念。 第二件事，就是发现了一些野心家，他们是被成功的狂热吞噬的小狗。他们坐在所有摆满着最美丽的水晶玻璃器皿和最华贵的银器的桌子旁，来炫耀他们的男女私情和讲闲话的聪明。 那天晚上，我决定利用这两类人，使上流社会的人士从经济上支持我，让野心家用妒忌的蠢话和中伤替我打开盛名之路。我从不害怕闲话，听任它们形成。所有野心家都为此忙得满头大汗。闲话一形成，我就看着它，研究它，并总能终于找到让它对我有利的最佳方式。心怀恶意者们的活动，像风一样吹起来时，是一种能独自使你的胜利之舟行驶的力量，重要的是你一秒钟也不要放松掌舵。野心对自我并没兴趣，它感兴趣的是获得名誉地位。从我到达奥赛车站那一刻起，我就获得了既无人知晓、又无行李和护照的光荣。必须回去寻找它们和雇些“搬运工”。也必须让人在我的文件上签字。这些步骤和这成堆的文件可能会吞没掉我的余生。于是我开始打量周围，寻找那些可能替我搬运行李的人。我找到了他们，很快就把他们弄得筋疲力尽。我行李太多，而且我去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也太远。在极不同的环境下，我选了另一些人，允诺把他们引到等待着我的光荣那儿去。我本人已谈过它了，我不想到达，我将要到达。别的人要依赖我。 什么是上流社会的人士？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用两脚直立，而是像红鹤那样用一条腿保持平衡。这种有意做出来的贵族姿势显示了他们想除了接触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外不再接触世上各种琐事的意愿。这种自我中心的姿势，很快就让人疲倦不堪了。上流社会的人士也需要支持，他们把一群一条腿的人聚集到他们身边，这群一条腿的人，在诸如艺术家、鸡好者、吸毒者之类的五光十色外表下，用“人民阵线”的最初的那些忙乱来向他们提供支持和保护。这可以理解，我就加入了一群残废人，以他们赶时髦的态度来支持尽力捍卫传统的贵族的没落姿势。不过，我并非空手到达的，我手中带着拐到达的，以使整个这件事像是直立着的。我创立了“悲怆的拐”，我童年最初罪恶之拐，作为战后的象征性支架。一些拐支持着架上了脑葡病的畸形发展的某些头颅，另一些则使一些稀罕的优美姿势或舞蹈动作固定下来。拐、拐，到处都是拐。我甚至发明了一种极小的用于面部的拐，它是用黄金和红宝石制作的，配合着嘴并支撑着鼻子。这是件令人羞愧的无用之物，准备提供给某些优雅的女人用，这些女人的优雅具有明显的罪恶特征。 我象征性的拐说明并配合了（现在还配合着）我们时代各种潜意识的神话。它远没有让人厌烦，而是越来越迷住了大家。我把拐放在各处，人们便会寻思：“为什么有这么多拐广我结束了最初的试验，而贵族也由于我大量的拐保持直立了，这时我想坦率地通知贵族： “现在，我要朝你们的腿狠狠踢上一脚了。” 贵族又收缩起一点已经抬起的脚，英勇地咬紧牙关防止喊出声来，他们答复我： “踢吧。” 于是我用尽浑身气力，死命地朝贵族的腿肚子上踢了一脚。贵族并没跌倒。拐因而也仍牢牢地固定着。 “谢谢。”有人对我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会再来。凭着你们仅有的一条腿和我智力的损，你们比知识分子制造的革命还要牢固。你们老了，失去权位，疲惫得要死；但你们的那一只脚同大地紧紧连接的地方，就是传统。要是你们万一死了的话，我便会用我的一只脚踏在你们的足迹上，像红激那样蟋缩起另一条腿。我能够做到，也准备以这种姿势不倦地呆下去，变得者起来。” 贵族制度总是我的热情之一，这时我已在寻找一种方法，使这类精英对他们在从将临战争中诞生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欧洲中注定要扮演的角色重新有种历史意识。当时人们很少听到我对我们这个大陆本来的种种预言，而我本人也不太把我就集体主义和群众所说的话当回事：这种集体主义和群众有可能吞噬掉民主政体，发动一场大动乱，从这场动乱中会产生出一个变得贫乏的欧洲，通过天主教的、贵族的，或许是君主制的个人主义传统，这个欧洲才会获得拯救。 在等待这些预言实现时，在超现实主义者们消化我提出的口号之前，在野心家们伤害我和上流社会人士开始祝愿我之前，我动身去了天蓝海岸。加拉了解一处不会有人发现我们的旅馆。我们租了两个房间，其中一间用来当我的画室。走廊里，堆着一些供我们壁炉烧的木柴，以便不会有人以送木柴为名来打扰我们。我安置好一盏灯，它的光线只能照到我的画布上，并使房间的其余地方处在它永远隔绝的遮板的阴影中。我们通常让人把饭菜送到我们的房间来。只有难得的几回，我们下楼到餐厅去。两个月内，我们从没离开过旅馆！作为我们生活中最激动最疯狂的日子，这两个月一直深深刻在我和加拉的记忆中。在这自愿的“封闭”期，我怀着工作时那样的思辨狂热认识了爱情、享受了爱情。（无形的男子》完成了一半。加拉用纸牌算命，看到一个对我们两人是艰难的历程。我盲目地相信她向我预言的那一切，它们会驱赶开威胁我们幸福的种种不安。加拉预告了有一位采色皮肤或褐色皮肤的先生的一封信，以及钱。来的信签着诺埃尔子爵的名字。戈曼画廊要破产了，他提出要给我经济上的帮助。为了使我摆脱全部焦虑，他建议我去拜访他。他会派车在我希望的那天来接我。 这封信让我们决定首次去散步，一路上我们能审视下形势。在户外，冬天的灿烂阳光晃得我们眼光线乱。我们的面容就像囚犯的一样惨白。温暖的阳光使我们觉得格外舒服，我们露天吃了午饭，一顿有酒的午饭，我们在这两个月已经戒了酒。在咖啡馆，事情决定下来：加拉去巴黎试着收回画廊欠我们的钱，我去诺埃尔子爵在依列斯的圣贝尔纳城堡拜访他。我会提议给他画一幅重要的画，他要预付给我两万九千法郎。有了这笔钱和加拉收回的钱，我们将到卡达凯斯去，让人在那儿为我们建造一所供我们两人居住的小房子，我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时从巴黎消失。我只爱卡达凯斯，所以拒绝看别处的风景。 我们又重聚了。她带回画廊的一点钱，我带着诺埃尔子爵刚给我的支票。我记得我整整一个下午都在看这张支票，它首次使我懂得钱是一种重要的东西。 我们再次动身去西班牙。在那儿，我一生中最浪漫、最严酷、最紧张的时期开始了。我觉得所有令人喜爱的机遇突然停止了。我相信能避免的战斗首次出现了。我只怕成为我自己想像的那样的一些障碍。从我愿为之发狂的那种爱情开始，我曾享有各种机会。可一下子，我到了卡达凯斯，但不是作为公证人达利的儿子；我不过是遭到家庭驱逐、蒙受耻辱、没结婚却同一位狡黠女人同居的儿子！我们能指望的只有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妞。丽第娘是位农村妇女，一名有着平静蓝眼睛的正直水手南多的寡妻。欧仁尼奥·多尔斯二十岁时，在丽第哑家中度过了夏天，丽第娘是天生具有诗的倾向的人，受到卡塔卢尼亚知识分子难以理解的谈话的赞美。多尔斯由南多陪同去海边时，他时常会向给他拿水来的丽第灰喊： “看这个丽第娘，她多么健壮啊！” 下一年冬天，他出版了他那本杰出的书《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妞立即说：“这是我厂她记熟了这本书并开始给多尔斯写一些充满奇特象征的信。当然，他没回信，可是在他那时为一份报纸《卡塔卢尼亚之风》定期撰稿之际，丽第妞认为欧仁尼奥·多尔斯的专栏文章就是对她信件做出的虽然是想象的但却是详尽的回答。她断言这是怪诞的，但却是唯一的通信方式，要不然她的一位情敌（她称其为“我八月的圣母”）就会夺去那些信。她解释说，很显然，多尔斯被迫用隐晦的方式回答她，并借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意思。除了我的头脑，我确信从没见识过像丽第哑这么惊人的偏执狂头脑，丽第妞能以最大严密性把一切都连接到困扰着她的事情上去。而这牺牲了她的余生，她以一种可怕而又近于可信的精妙方式，围绕着这些游戏安排了她的余生，哪怕人们知道这些胡思乱想一开始的荒谬。她能在词语的巧合和游戏中用那么多的一系列观念来解释一篇艺术批评文章，人们不得不赞叹这个心灵的永久混乱了。 多尔斯有一天写了篇题为《普桑与埃尔·格列柯》的文章。当天晚上丽第妞来了，从老远便能看到她挥动着那份报纸。她卷起裙子坐下来，这种仪式表明她有许多话要说，时间会持续很久。 他用我信的结尾部分开始他的论文。”她偏在我耳边低声对我说。 事实上，在她最后的那封信中，偶然性曾使她影射了卡达凯斯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位外号叫“普萨”，另一位是希腊血统的潜水员“爱尔·格列柯”。相似之处很明显，普萨与爱尔·格列柯，这就是普桑与埃尔·格列柯啊！而这种相似还仅仅是开始，因为丽第哑把多尔斯从美学和哲学角度对这两位画家的比较当成是自己的东西，这简直是天才了！ 晚上，丽第娘回到她家里，戴上眼镜，坐在她两个儿子（他们是克鲁斯海呷的朴实渔夫，正在修补鱼网）面前，用笔蘸着墨水，在卡达凯斯出售的最好的横格纸上，给她称为“老爷”的人写了封新的信。一般她总是用以下句子开头的； “七次战争和七本蒙难者名册使卡达凯斯两处泉水干涸了！身强体壮的女人死了！普萨和爱尔·格列柯把她杀了，最近成立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北山羊的协会也把她杀了。你打算来远游时，请用你的日报文章使我清楚地了解这件事吧。我需要提前一天知道它，好让人到费格拉斯买肉。夏天这个时候，在这儿不提前是买不到好东西的，等等、等等； 有一天，她来神秘地跟我说： “多尔斯前天应邀出席了费格拉斯的一次宴会。 确信这是不可能的，我问她怎么了解这件事的。 “可是，”她对我说，“这写明在报纸刊登的菜单上了。 她指给我看一篇文章中的菜单，这份单子上写着：“冷盘。 “奥尔斯（HOrS是冷盘一词horS．d’O6llVre的一部分，跟d’Ors这个名字相似，这种地方中译文难以表达，特略加说明——译者），我很希望这就是他，可俄沃（oeuvre有‘作品’之意，亦为冷盘一词的组成部分——译者）是指什么呢？” 丽第姬思索了一下，接着答道： 俄沃，这就像人们说‘不知道’。即是不知道的多尔斯。他不希望人们知道他。 就是这样，她生活在一个从精神角度来说高于村里其他人的世界中。可她仍然是脚踏在大地上的，那些讥笑她的“多尔斯老爷和身强体壮女人”故事的人都会补充道： “丽第妞并没疯。不信你就卖给她一磅臭鱼或把手指放到她嘴里试试看广 她像每个人那样做米饭龙虾、洋葱汁当托斯鱼④，这是真正荷马式的菜肴。她用当托斯鱼，发明出一种配得上阿里斯托芬的烹调术。 “要成功地做洋葱汁当托斯鱼，”她说，“需要有三种不同的人：一个疯子、～名守财奴和一位浪子。疯子烧火，守财奴倒水，而浪子加油。” 如果说丽第姬还用双脚接触大地的话，那么与此相反，她的两个儿子就是真正的疯子了，后来他们终于被关进精神病院。他们确信在克鲁斯的外海发现了数公里的矿藏，一个又一个月光照耀的夜晚，他们都在运土掩盖他们珍贵的矿脉。我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人，有一天，他们对我承认他们发现的是镶！ 丽第娘的儿子在一处叫“利加特港”的小海湾有一间屋顶已穿孔的破旧木板房，从卡达凯斯沿着墓地走到这儿，大约要用一刻钟。利加特港是大地上一处最枯燥乏味的地方。这儿的清晨具有一种野蛮粗鲁的悦目感，下午时常在开始之际变得像黄昏一样沉重。一天之始，微风就造成～些像微笑那样浅浅的小波浪，随后它就沉寂下去，风平浪静的大海仅仅反映着天空中的戏剧。 在卡利一勒一鲁埃度过的两个月内，我唯一收到的信就是丽第妞寄来的，我把它们当作第一流的偏执狂文献加以分类和研究。我收到诺埃尔子爵的钱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买下丽第妞儿子的小板屋，在这块我最喜爱的地方把它布置成能居住的房间。加拉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我们给丽第娘写了信。她马上就回了我们的信，向我们保证这说定了，她等着我们去。她的儿子向我们揭示了他们锡矿的重要情况。 我们在严冬到达卡达凯斯。米拉玛尔旅馆站在父亲那一边，借口施工，拒绝接待我们。我们被迫住进一处很小的公寓，这儿一名我们家以前的女仆，想尽办法让我们住得舒服。我觉得重要的、希望与之保持良好关系的人，仅仅就是利加特港十余名渔夫。他们生活在那儿，完全不受卡达凯斯舆论的束缚。如果说他们那方面开始时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们就完全被加拉流露出的无法抗拒的关怀以及我的雄力迷住了。渔夫们知道报纸谈到我，于是他们说：“他很年轻，他不需要父亲的钱，他可以像他理解的那样去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们找了个细木工，我们共同决定一切，从台阶的级数到最小的窗子，巴伐利亚路易二世为他任何一座宫殿操的心，也只有我们为这处小木板屋操的心的一半。一间约十六平方米的房间要当餐厅、画室、人口和卧室，有几处台阶通向一个淋浴间、一个厕所以及一个小得转不开身的厨房。我们从巴黎的房间带来一些镍制和玻璃制的房间用品。我们有限的财力只允许我考虑这个两人的窝。唯一怪诞的装饰品，可能就是一颗牙，这是一颗像麦粒般洁白透明的小乳牙。它在我的下颌中活动了，于是我决定在它脱落的那天，给它钻个孔，用线把它吊在天花板上。这颗牙让我忘记堆集在我们周围的所有实际困难。 “别再想这些问题了，”我对加拉说，“别再想引水、用电和女仆住房的问题了。你看到用一根线把我的牙吊在天花板上的那一天，你会跟我一样狂喜的。特别是我们决不会有花、有狗，恰好只有我们贪婪的热情和使我们过早变老的智力。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关于你的书，你会变成神话中的一位贝阿特丽丝。” 全部改造木板屋的细节一经确定，我们就动身去巴塞罗那。关于巴塞罗那，农民们喜欢重复这么一句话：“交易所好，巴塞罗那就好。”由于预付给卡达凯斯的细木工一笔款子，我们身边什么也没剩下。我必须到～家银行提取诺埃尔子爵那张两万九千法郎的支票款。来到营业窗口时，我惊奇地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还不了解自己在巴塞罗那的名声，银行职员的这种亲热态度让我疑惑。 “他，他认识我，”我对加拉说，“可我并不认识他。” 这些孩子气的表现使她很生气，说我永远是个卡塔卢尼亚的农民。我在支票背面签了字，接着在最后时刻，当银行职员伸出手来，我却拒绝把支票给他。 “不，他把钱给我时，我再给他支票。” “可你想他用这支票子什么呢？”加拉用她那最令人信服的声调说。 “他会吃了它的！” “为什么他要吃了它？” “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肯定会吃了它的！” “不过就算他吃了它，你也毫不会丢掉你的钱啊！” “这个我懂，然而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能去吃tords和r。V6．n。us白uslllls＠了。” 我们稍微离开点营业窗口，银行职员惊愕地望着我们，他不知道我们讨论什么问题。加拉终于说服我交出支票，我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么办了： “那么……拿去吧！” 我一生中，事实上一直难于习惯我接近的在世上非常普遍的那些人令我困惑的“正常状态”。我总在想，可能发生的事一点儿也没发生。我无法理解人类会那么缺乏个性，总会最严格地遵照习惯的原则行事。把事情看得像让火车脱轨那样简单吧！遍布五大洲的数千里长的铁路是那么多，而脱轨的现象却那么少。喜欢脱轨和引起脱轨的人的数量跟喜欢旅行和热情得满足这人的数量相比，是极其微小的。在匈牙利，抓住马罗什卡的那天，火车脱轨了，这是一桩独一无二的惊人事件。 我无法理解人竟然那么不会幻想；公共汽车司机竟然不会不时地想撞破商店的玻璃橱窗，迅速抢一些送给家人的礼品。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抽水马桶制造商竟然不会在他们的器皿中放一些人们拉动拉链就会爆炸的炸弹。我不理解为何所有浴缸全是一个形状；为何人们不发明一些比别的汽车更昂贵的汽车，这些汽车内有个人造雨装置，能迫使乘客在外面天晴时穿上雨衣。我不理解我点一份烤螫虾时，为何不给我端来一个煎得很老的电话机；为何人们冰镇香按酒，却不冰镇总是那么温热发粘的电话听筒，它们在堆满冰块的桶里定会舒服得多。那么，为何不把冰镇的电话机配上绿薄荷，做成螫虾的形状，套上给妖艳女人穿的貂皮，里面加进一只爱德加·波用的死老鼠，把它放在那儿，或固定在一只活乌龟的背上…·’· 总是干和重干那些相同的事，人类的这种糊涂令我惊异不解，这正如银行职员不吃支票，我之前从没有一位画家想到画一只“软表”使我惊异不解一样…… 自然，我顺利提取了支票上的钱，晚上我们大吃了一顿，喝着香槟酒，吃了两打lords。整个晚餐期间，我们什么都不谈，只谈我们的利加特港住宅。第二天，加拉患了胸膜炎。我陷入深深的不安，首次感觉到隐蔽的地震动摇了我的利己主义大厦。我会终于爱上她吗？ 加拉患病期间，马德里时期的一位朋友请我到马拉加看望他，我接受了这一邀请。他为我提供在那儿的生活费用，同时也答应买我一幅画。于是我们计划一旦加拉恢复健康，我们就去安达卢西亚，而且我们也商定诺埃尔子爵的这笔钱一个子儿也不动，因为这笔钱是用来建造利加特港住宅的，它是神圣的，被锁在我们在巴塞罗那旅馆的保险箱里。为着加拉恢复健康，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安排庆贺活动和购买礼物。胸膜炎使她变得非常虚弱，她似乎成了拉斐尔·基什耐尔笔下的仙女中的一位，那些仙女在呼吸了一个巨大框子花的气味后，仿佛衰竭得要死了。我感情中新出现了一股柔情，它左右着我。加拉的每个动作都让我想哭泣。有时候，这股柔情还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虐待狂。我站起向她喊着：“你实在太美了广我吻她的全身，用双臂紧紧搂住她。我越用力搂紧她，我就越感到她无力地想挣脱我过于热烈的拥抱，而我也就越想揉搓她。我感情的表露把她搞得疲惫不堪，可这种情况本身只不过刺激着我的游戏。加拉终于哭了起来。于是，我猛烈追击她的面孔，从各个方面无数次地吻她的面孔，吮她的鼻子，紧贴她的面颊，压扁她的鼻子，吸她的嘴唇，使她忍不住撅嘴安眉，或是紧抱住她使她的耳朵靠向面颊。我怀着一股近乎精神错乱的疯狂，拚命揉搓着这个小小的面孔，仿佛我在揉一块面团，要用它做面包似的。打算安慰她时，我又把她弄哭了。 一天晚上，我强迫她首次出门，把她拖进～辆汽车，去参观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双眼紧闭，她登上一条长扶梯，我搂着她的腰，她非常虚弱，我们不得不每上四五级台阶就停下来歇一会儿。我们终于到达一处平台，从这儿能看到整个展览。 “现在看吧！”我对她说。 她朝着一个美妙的世界睁开了双眼。近景处，一些巨大的喷泉水往向空中喷射，高得令人几乎不敢相信，随后在高高的空中散成一朵朵水花，不断地变幻着形色。焰火在天上划出一道道闪光，加拉赞叹不已的样子胜过任何一个孩子。 “你完全明白为我做什么，”她向我说，一你让我不停地哭。” 距我们不远，一个管弦乐队演奏着萨尔达那舞曲。一群陌生人在过道上懒散地缓步走着。谁也没哭！ 过了两天，我们动身去马拉加。在加拉病后，这漫长的三天旅行进行得太早了。她一直动也不动坐在我们的二等车厢里，头靠在我肩上。我从不相信一个唯～的分量仿佛只是表情的头竟会这么沉重。据说在这小小的头颅内充满了铅。我想象它又洁白又干净，还有耀眼和辉煌的整齐牙齿，仿佛每一颗牙齿都是映照粉红舌头的镜子。我把这些上下颌及颅骨与我的进行比较。事实上，我已经有一个老人的嘴，任何一名牙医也根本无法弄明白我的一口牙齿的情况③。没有一颗牙是长在它该在的位置上。我少了两颗臼齿，它们从没长出来过。1930年两次切割下颌还是为了乳牙。我失掉了它们，而它们从没再长出来。 我想到我们的两个死人头，加拉的头是那么洁白，而我的头则已经腐烂，是储石色的，它的眉弓大得惊人。车厢里在我们对面，不顾苍蝇的打扰，另一些头颅打着吃，这是一列死亡与睡眠的火车，它驶往被帝王般威严的非洲炎热笼罩着的马拉加。我们的出租汽车司机走近一个搬运工，这个人正在门口墙角的阴影下睡觉，司机用脚碰了几下这个搬运工，想把他弄醒。可这个报运工用保洋洋的手势回答：“今天不成片在这座城市里，为邢稣受难日准备着游行，到处是大量的鲜花。一名有轨电车司机在一间酒吧旁停住车，让人给他拿来一杯茵香酒，随后唱着欧重新上路。在街上，我们碰到好几个耳后插着朵石竹花的毕加索＠。他们的眼睛，闪耀着敏锐而又亲切的机灵光彩，盯着来往的人群。有人宣布了盛大的斗牛活动。晚上，在太阳落下去时，一股突如其来的热风取代了凉爽的微风，这是真正的非洲沙漠的风。西班牙人喜欢这个时刻，他们选择这个时刻做爱，石竹田在这个时刻散发出最浓验的香气，而西班牙文明的非洲雄狮也在这个时刻发出了怒吼。 我们在托列莫里诺斯租了一处渔夫的房子，托列莫里诺斯是距马拉加十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一块石竹田正好从我们的住所伸延到海边。这些天是我们热烈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变得像渔夫一样黝黑。我们的床十分坚硬，仿佛填满了干面包。虽然不适合睡觉，可这床却有使我们腰酸背疼、使我们想到自己有肉体和裸露着身子的长处。像一个被太阳晒黑皮肤的顽童，加拉袒露着胸部在村子里散步。我也戴上了项链。托列莫里诺斯的渔夫没有羞耻感，他们在自我们几米远的地方脱掉裤子大便。这一时刻似乎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能看到他们成群地蹲在沙滩上，大声讲着令人难忘的下流话，叫着鼓励他们的小孩打架。当这些战斗变成扔石块的场面时，总会出现一些打破了的脑袋和一些流血的面孔。于是，感到积怨苏醒了的渔夫们中断了排粪，提上裤子，整理好他们总是漂亮的健壮生殖器，为了孩子相互动手打起来。有人抽出刀子，那些总是穿着黑衣服的妇女跑了来，她们披散着头发，双臂伸向天空，祈求耶稣和纯洁无暇的圣母保佑。既没有什么是悲哀的，也没有什么是卑鄙的。那些愤怒是欢乐的，像大小便一样爆发出来。说到渔夫的粪便，它们总是干净的，其中嵌着一些没消化的波香葡萄粒，像被吞下去之前那样新鲜。 这个时候，我对橄榄油产生了热情。我处处用它。从一大早起，就拿治面包和投鱼盐它。剩下的我就喝掉或滴在我的头和脚上，擦我那疯长的头发。 我一到这儿，就重新动手画在卡利一勒～鲁埃开始的（无形的男子》，同时也写（无形的女人）的那篇定稿。我不时接待来访的超现实主义知识分子小团体的朋友，他们之间已开始相互仇恨并听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联合的编由咬咽自身了。我立即明白了，到这些蠕虫具有真正蛇的身躯的那一天，残酷壮观的内战就会爆发的。 ～切都很顺利时，有一天我们收到了大量的坏消息。拖延一个多月没付钱给我们的戈文画廊破产了。布努埃尔独自在拍摄（黄金岁月》，从而实际上把我从这件工作中排挤掉了。卡达凯斯的细木工寄来份帐单，费用超过他预算的两倍。最后，我们那位马拉加的富裕朋友走了三周，可却没给我们留下地址！我们的钱实际全花光了，我们只剩下四天的生活必需品。加拉建议让人把我们存在巴塞罗那旅馆保险箱里的钱送来，可我拒绝这么办，因为这笔钱已经不够付细木工的帐单了。利加特港的住宅是神圣的。唯一的指望是打电报到巴黎，用我将带回去的画作抵押，借一笔钱。三天过去了，毫无回音。我们数着剩下的那点儿硬币，想最后找到两个比塞塔。非常幸运，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者这天来看我们。我求他给巴塞罗那的旅馆拍份电报，让人把钱汇给我们。一旦收到汇款，我就把他花的钱归还他。两天过去了，无一点音信。要在房中找一小块面包都不可能。我们的困境是因为我固执地不听加拉劝告造成的。没过多久，我就觉得这种处境仿佛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非洲的太阳烧烤着海滨，使我把一切都看成红与黑这两种颜色。更糟的是，邻近的一家有一个半病男孩用钳子打死了他的母亲，当天夜里，宪兵们开始朝一大群燕子开枪。加拉试着让我明白我们的处境虽令人烦恼可并非悲剧。尽可以住到马拉加一处旅馆中，在那儿等待巴塞罗那的那笔钱，它没能寄到是由于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休假的缘故。自从碰到我生存中各种最初的困难以来，我一定要看看在悲剧的一天内发生的一切，这时我怎么能听她的话呢？我不愿接受这命运的凌辱，命运想迫使我达利这个人中断构思《无形的女人》，而因为我们没钱了，我的加露农卡竟落到一种有损名誉的地步，既无女仆也无面包。高脚杯装满了，我本人的不耐烦全流了上来。 我走出住所，满怀悔恨地听任加拉在那儿整理行装。我穿过石竹田走到海边，我愤怒地拿着一根木棍，把带血的花朵打得七零八落，就像卡尔帕乔画中被斩首的头颅。在海滨，有一些黄褐色皮肤的茨冈人生活在布满洞穴的岩石山嘴处。他们用大锅烧着鱼，锅里的油劈啪作响，发出～阵阵嘶啦嘶啦的声音，就跟我愤怒的烙蛇一样。几秒钟内，我荒唐地想让人从加拉处把装着新事物的箱子取来，生活在这些茨冈女人中间，她们裸露着乳房，在一种无法改善的污垢的色情环境中给她们的孩子喂奶。我跑到～处荒凉的角落，呆在这儿有助回忆这些乳房和正在火边烧菜的一位女人的大屁股。我怀着疯狂的热情沉涵在我青春期孤独的快乐中。我灵魂的全部疯狂化为了这些绝望的姿势。我的腿弯曲了，双膝跪在坚硬锐利峭壁上，仿佛是里贝拉笔下的那些出神隐修士中的一员。用我自由的手，我抚摸着我的身体并抓住它，好像要抱紧它似的。一种有节奏的断续愤怒，使我的肌肉在颤动。我的口袋空了，可我还能花这个！我让自己珍贵生命的温暖硬币掉在地上，我觉得它是从我自己的最深处、从我的骨髓中出现的。。…· 这个新的、无用的费用用光了。由此增加了我沮丧的情绪。我觉得我的货币状态更加难以忍受了。全部的愤怒都转向自己，我发狂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终于弄断了我那颗活动的小牙齿。我把它吐出后收起来。这是命中注定的：以牙还牙。 回到住外，特别激动、特别快活，我把紧握的拳头伸向加拉。 “猜猜是什么！” “一只黄火虫把／ “不，是我的牙，我的小牙。我们应当用根线把它吊在利加特港。” 这颗牙又小又透明，中央有个小白点。要是用显微镜放大这个白点，或许会看到一个卢尔德圣母的光环显现出来。 我们在第二天坐公共汽车去马拉加，向那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者借钱。我们剩下的钱仅够这趟单程旅行的。要是我们找不到他，就没法回托列莫里诺斯了。经过大量奔走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他。 我们的朋友对我发誓他在我们上次相会的那天晚上已发了电报。他没有五十个比塞塔，但他能为我们借到这笔钱。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等他。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发车的时间临近了，而我们始终没看到他回来。终于在最后一分钟，他出现了，气喘吁吁，满脸通红。 “快上车吧，一切都办妥了。我就来。” 在我们身后，他付掉饮料费，然后到公共汽车上找我们。他一边用一只手擦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用另一只手握我的手，把一小张折了四折的钞票放在我手心里。 “再见，再见。” “很快就会还给你的，这不再会拖延的！” 汽车发动了，他还在向我们保证听我们吩咐。我觉得手里这张折起来的钞票具有世上的种种魔力。对萨尔瓦多·达利和加拉·达利来说，它意味着三天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生存中最辉煌的三天。我慢慢松开手，想更好地看看这美妙的象征物，我呆住了，我并没看到什么五十比塞塔的钞票，而是一张电报的收据。出于讽刺和嘲弄的目的，我的超现实主义的朋友把这张提醒我们欠他的债的纸塞到我手里，他无疑不打算让我们再欠他一笔债！我们没有钱付公共汽车费，加拉扯住我的手臂，让我克制自己。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陷入多么疯狂的愤怒。要是售票员走近我，我就会把他一脚踢下车去！而在收票员按铃停车时，我已经站起来，准备应付那场我都不知道会是怎么个情景的大爆发了。我认为他猜到我的意图，我打算扑到他身上，恰好在这时，我们那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者，脸上挂着人世间最为抱歉的神情，突然出现在公共汽车中，递给我五十个比塞塔。他搞错了口袋里的这张纸，可立刻就发觉这个错误，于是叫了辆出租汽车来追我们。我们平静地重又动身去托列莫里诺斯。在这儿等待我们的，是好几封带来喜讯的信和一份让我们到马拉加领钱的通知。我们吃着番茄验鱼，一整个下午都在大睡。我醒来时，一轮红色的月亮就像摆在托列莫里诺斯高脚果盘中的一片西瓜；窗户框住这幅静物，我那还有点儿昏昏沉沉的精神状态把它看成与毕加索各种立体主义窗户相似的东西。我挺直身子躺在床上，思考着艺术视觉的这些问题，这时我得意地挖着鼻孔，从中抠出一团很大的东西，简直不能说它是干鼻涕。审视着它，我发现它只是电报收据的一块，我先前怀着惯有的好奇揉软了它，并照我一生中那时特有的痛好把它塞进了鼻孔里。 加拉打开她的皮箱，把一切全拿出来，显然这是要呆在托列莫里诺斯，因为我们已有钱了。 “不，别弄了，我们要去巴黎。”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还可以在这儿享受三天。” “不，不。那天下午，我砰地把门一关走掉时，我看到天空中有一缕金光穿透一片云层。就在那一刻，我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之液。就是在我弄断我的小牙之后，我刚刚在我的肉体上发现了一个‘宏伟的神话’、狄安娜的神话。我想去巴黎，在那儿打雷、下黄金雨！正是在巴黎，我们将挣到建成利加特港住宅所需要的钱。” 我们只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卡达凯斯停留了必要的一点儿时间，用来再看看我们的家。这个梦实现了。加拉实在而又敏锐的个性通过我不充分的颠狂在这儿体现了出来。还只有四堵墙和一个门，但这却具有英雄的精神。然而真正的英雄精神在巴黎等着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个性，我们将无法回避更艰苦、更紧张、更骄傲的斗争。围绕着我们所有人卑鄙地背叛了。随着我的名字成为社会内部的一个痛，这个社会不想听人谈到它了，实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据说所有反对我智慧的魔力和我破坏了他们基础的各种观念的人，使我沾染上了咬啮他们全体的这种病：操心金钱。我宁愿把这种病留给他们，我知道我是可治愈的。 布努埃尔刚完成了横金岁月》。我极为伤心。这部影片只不过是我的各种观念的一幅漫画。在这部影片中，以幼稚的、毫无诗意的方式攻击了天主教。然而这部影片，特别是那不成功的爱情场面（当不满足的伴侣痛快地吮吸大理石阿波罗像的大脚趾时）仍然获得惊人的效果。布努埃尔匆忙前往好莱坞，他认为那儿有一些神奇的合同在等着他，他没参加这部影片的首映式。在一群对超现实主义感兴趣的人中挑选了观众，可实际并没出什么事。有些笑声，有些抗议，但观众席中全体一致的掌声很快就把它们压下去了。可两天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一部豪华轿车停下来，穿制服的司机打开门；从里面拿出一个圣体显供台，把它突出地放在人行道上，这是个大特写镜头。接着，两条非常美的女人腿从轿车中伸出来。出售保皇党报纸的人选择这个时刻把黑墨水抛到银幕上。在丁倒德国佬“的叫喊声中，这些年轻人朝空中放了几枪，投掷了一些气味难闻的球状物和一些催泪瓦斯瓶。放映被迫中断了。《法兰西行动报》的支持者们痛打着观众。玻璃窗炸得粉碎。28电影试映室的休息室里布置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书展，它被洗劫一空。我的画只有一幅保存下来，这是由于一名女引座员把它藏在了厕所里，而其余的都悲惨地成了一块块碎片。警察来得太迟了，灾难早已结束。 第二天，这场丑剧在巴黎的新闻界引起了轰动。好几天内，各种日报就我影片的主题展开论战，这部影片终于被警察局禁演了。我担心在某个时刻会把我驱逐出法国。幸而一部分舆论也支持我。然而大家都染上一种该死的恐惧病，怕接触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黄金岁月》的丑闻像达摩克勒斯剑一样悬挂在我头上，我也决心绝不再跟任何人合作。我还承担了读圣的责任，其实我并无读圣的意图。我觉得有那么多更值得在公众中传播的破坏性观念④，却因反教权主义引起公债是荒谬和乏味的事。没有人能理解我的不赞同态度。既然我刚创作了（黄金岁月》，我现在就能用绘画赞颂梅索尼埃了。由于他人难于注意到我观念和作品中弄虚做假的方面和真实的方面，人们很快习惯了容忍我的一切，他们说：“这是属于达利的。”没什么关系，因为在这期间达利刚说了他要说的事，这件终于讲出的事很快就会吞掉人们不敢说那一切。人们把我看成是所有人中最疯狂、最具破坏性、最狂暴、最超现实主义、最革命的人。他们的黑暗只是使属于我的白天和天空更明亮，我要在这天空中树立起古典主义的天使和大天使的等级制纪念碑。此外，这天空永远比《黄金岁月》中的理想地狱更狂暴更真实，我的古典主义比他们的浪漫主义更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我反动的传统主义比他们流产的革命更引起纷纷议论。战后整个现代的努力就是不自然的，它应当死亡。传统在绘画和一切事物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无论什么精神活动都将献身于虚无。谁也不再懂得画油画、画素描或写作了。一切都在国际化下变得单一了。懒惰把丑和不定型奉为了神明。画室只能听到咖啡馆的谈话。灵感的缓斯离开了普桑的巴尔纳斯山，来到街头拉客，听任大众乱摸她们的脸蛋和屁股。艺术家和政客亲如兄弟，讲着机会主义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并借助他们资产阶级化的疯狂和野心，重新跟在既无悲剧又无灵魂的幸福泥塘中打滚的、醉心于怀疑主义的大众相聚！这样的人就是像一只狗那样不停工作的我的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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