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植物叶的永久胜利——文艺复兴 保尔·艾吕雅提出过一个纹章的铭文：“靠谬误和芳香生活。”经过葛莉塔·嘉宝和鼻涕的谬误之后，我了解了“预知力”的芳香。我越在直接和普通的事情方面出错，我就越能看清本来。 我们刚在佛罗伦萨附近租了一个别墅。在柏树的环绕下，我重又获得一种相对的平静。我的好朋友莎耐尔小姐，当时正在西西里游历。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她患了斑疹伤寒，我立刻给她写了一封信：“我非常担心你患麻疹伤寒。”第二天，我收到一份米西妞·塞尔特的电报，告诉我莎耐尔在威尼斯病得很厉害。我跑去看她。她患了伤寒，在发着高烧。加基列夫之死的回忆让我们都很害怕。 床头柜上放着个卡普里大贝壳。从此以后，并没什么明显的理由，我便总把卡普里同发烧的念头联系在一起，反复说着： “在卡普里，风景总是发着高烧。应当用它的岩洞治愈卡普里的毛病。” 我吩咐从病人房间里拿掉这个贝壳。随后有人来量了体温，体温突然恢复正常了。从此，这样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那就是想知道加基列夫死的那天在他的桌子上有没有一个卡普里贝壳。 我相信巫术，确信天体演化论或超验的每一新尝试需要以巫术为依据，需要重新恢复那种指引过帕拉塞尔斯或雷蒙·合尔等人头脑的精神状态。偏执狂批判对我的感觉摆脱不掉的那些形象的解释，对撒满我日程中的那些偶然事件的解释，对伴随着我各种无意义行动而来的时常具有“客现仍然性”的那些现象的解释，这一切都不过是向各种符号、各种占卜、各种预兆提供一客观严密性”的尝试而已。要是我不对能预告某些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作为报偿，加拉便是一位真正的通灵者，是一位从该词的科学意义上来说的通灵者。她从不会搞错，并以一种惊人的准确性抽出牌来。就是这样她预言了我父亲一生的确切经历，预言了克列维尔的自杀，预言了德国的宣战。加拉相信我的木片，这是在我们最初的一次散步期间，我有一天在克鲁斯海呷的岩礁上发现的。从此以后，我们始终没放弃这个达利的护符。有一次，我把它遗忘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但第二天又找回了它。又有一次，它被卷在纽约圣莫里兹旅馆的床单中送去浆洗了，为了找回它，得把全部胜床单翻个遍。这个木片在我这儿具有了古怪的神经官能症的形式。每当我想换它时，我就忍不住要这么做。就连现在我也不得不从桌边站起来去触摸它……看哪，行了！一瞬间，我的烦恼就缓解了。 在有这个木片之前，我受到各种不像是真的古怪毛病的侵袭。尤其是睡觉的仪式，已达到了精神错乱的程度。抽屉全要关上，东西都要均衡地放在安乐椅上，门要半开着。稍微违反一点儿这想象的规矩，都迫使我再起来把一切安排好。现在只要我能在想的时候摸到这个护符，它就会使这些怪癣全消失掉、…·· 九月的秋分将给我们带来慕尼黑的危机。尽管加拉的纸牌向我们证明这还不会是战争，可我们还是谨慎地离开了意大利，来到位于蒙特卡罗访近的罗克布鲁纳的拉波萨，住在何柯·莎耐尔的家里，我在她那儿呆了四个月，相伴的还有大诗人彼埃尔·何维地。何维地是立体主义者那一代的全面的诗人。他是“粗重的”、反知识的、完全踉我相反。这是个使我们争辩并加强我们各自观点的绝好机会。我们把“研究问题”称为是我们交战的乐趣，就像两只公鸡那样。在这期间，我写了我的《生活奥秘》的大纲，准备了我在纽约的展览，并画了《希特勒之谜》，这是幅很难阐释的画，我仍然抓不住它的意义。无疑它是由慕尼黑之后纠缠着我的那些梦的移位构成的。我觉得它的价值是预言性的。这幅画清楚地宣告了欧洲将经历的那种中世纪时期。张伯伦的雨伞以一只阴险的编幅的面目出现在画布上…… 我到达纽约时，第五大道的商品陈列并不太令我惊奇。大家全试着变成达利。邦威特一泰尔又请我重新布置两个橱窗。我接受了，因为我觉得这有助当众证明什么是真达利什么是假达利。但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我有权怎么想就怎么做，该商店的负责人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们让我跟陈列主任李先生联系，他对我极为亲切。我讨厌现代的人体模型，这些可怕的女人体太硬了、太缺少食用因素了，而且鼻子翘得很滑稽。我需要肉体，人造的和过时的肉体。我们去一家老商店的顶楼发掘1900年时期的蜡制人体模型。它们那死人的长发使它们显得十分吓人，多年来，灰尘和蜘蛛网布满在它们上面。 我对李说：“尤其不能碰这些灰尘，正是有了它们，这些人体模型才更美。我要把它们献给第五大道的公众，就像人们送上一瓶小心从酒窖中取出来的阿尔玛汉克陈酒一样。” 照我们发现时的样子，极其小心地把这些人体模型运了出来。要是我把它们展示在一个衬有软缎和镜子的环境中，那种对比的效果就会更加奇异。两处陈列的主题十分单纯：昼与夜。在白昼，一个人体模型进入一只套着卷毛羔皮的、注满了水的“毛茸茸浴盆”里。非常美的蜡制手臂托着一面镜子，用来象征纳尔西斯的神话。一些真正的水仙直接从地毯和家具中长出来。为夜晚，我搭起了一张床，它的天盖是用黑色水牛头和一只嘴中带血的鸽子做成的。床卿是用水牛跨做成的，床单则是烧过的不规整的黑缎。在那些被洞里，可以看到人造的燃烧着的木炭；另一方面，这些木炭还成为了人体模型头枕着的枕头。睡眠的幽灵挂满闪光的珠宝首饰呆在床边，这些珠宝首饰正是蜡制的女睡眼春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街中心，这种表现定然不可避免地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力，从而向他们显示一种真正达利的超现实主义景观。 我们刚在大都会歌剧院观看了一场《罗恩格林》的演出，～出歌剧院，我和加拉就到邦威特一泰尔商店去，人们完成了我这两处陈列的创造。在现场，我又发明出一些新东西，最后我们～直呆到凌晨六点，往那些人体模型上挂珠宝首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钉上花朵和技布。 第二天，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午餐，等我们能去第五大道判断效果时，已是下午五点了。看到一切都变了，可并没人礼貌地预先通知我，我是多么愤怒多么惊讶啊！我那些布满灰尘的人体模型已被商店通常用的人体模型取代了。只留下衬着缎子的墙壁，也就是说，留下的恰恰是我开玩笑议的拓出来的东西。从我惨白的脸色上，加拉明白了我的气愤，她恳求我保持平静。 “去跟他们讲，冲她说，“但要有理智。让他们拿掉全部这些垃圾，我们就不用提这件事了。” 她猜到每一劝告都只会是多余的、无异于火上浇油，便离开我。我走到邦威特一泰尔的经理室，他们先让我在走廊里等了～刻钟。终于一个男人接待了我，他向我表示很荣幸能见到一位像我这样杰出的艺术家。随后轮到我通过一名翻译回答他了，我极其客气地说，我的作品遭到篡改，可并没人预先通知我。我因而希望或是撤下陈列中我的签名，或是照我所想的那样恢复我的装饰。这种把我的观念弄甜的作法有损于我的名声。这位经理回答我他有权保留我的观念中为他们喜欢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大白天降下橱窗的帘子。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这些变化不到十分钟就能解决好。我的对话者的粗鲁使我决心提出最后通牒，我要求立刻撤下我的名字，派则我将采取行动。这个家伙仍试图向我解释不得不改变橱窗的原因，因为它们留住了太多的行人，影响了交通。现在全都清楚了，他什么都不想改变。我不再坚持了，向我的两名对话者致敬后，我就平静地走向保留着装满水的浴缸的那个橱窗。我走入陈列，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窗注视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人群。我的出现必定显得颇为奇特，因为立即就有一大群人开始聚拢过来。我期待的就是这个。我用双手抓住浴缸，把它微微提起想翻过它来。它比我相信的要重，我觉得得向参逊要点儿力气了。浴缸滑了下去，靠近了玻璃窗。在我终于成功地把它翻转过来时，它撞到玻璃上，玻璃碎片飞溅开来。人群喊叫着躲开，同时水流到了街上。冷静地端详着这个形势，我认为最好还是从打破的缺口走出去，而不是再经过店门出去。我跳到了人行道上。我跳出后不到一秒钟，一大片玻璃就从高处脱落了，哗啦一声掉下来，差一点儿我就被处决了。始终很平静，我披上大农，生怕困天气凉快而感冒，随后我慢步走向我住的旅馆。我刚走了约十多米，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便衣警察轻轻把手放在我肩上，为拘留我表示歉意。 加拉和一些朋友赶到我刚被带进的警察分局，我的律师让我在两种解决办法中选择：一是我能马上获得保释，以后再对我进行诉讼；二是我接受留在分局一二个小时，随后进行审判。尽管我觉得监狱的混杂很可怕，我还是选择了第二种解决办法。大部分囚犯是酒鬼、流浪汉，他们到处呕吐。我试着躲在阿房的一个隐敝的角落里，避开所有这些人的臭虫虱子和他们溅出来的污水。我的悲伤一定十分明显，使得一位颇为女人气的、戴满戒指和金手围的身材矮小的先生走近我。 “你是西班牙人，”他对我说，“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我是波多黎各人。你为什么来这儿广 “我打碎了一个玻璃橱窗。” “这没什么，只会要你交点儿罚款。是不是一家酒吧间的玻璃橱窗？在哪个区广 “不显酒吧间／j2＄五大道的一家大商店。” “第五大道！”这位矮小的男子以赞美的口吻说，“以后再告诉我这一切。目前就呆在我身边，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就没人敢碰你。物 显然，在这些爱打架的人和这些酒鬼中间，这位矮小的男人似乎享有出人意料的尊重。审判我的法官，虽然表面上有愈显得很严肃，可并不能完全掩盖住他开心的神态。他判定我的行为是极为粗暴的过火行为，我既然打碎了～个玻璃橱窗，我就必须加以赔偿。讲完这个后，他承认艺术家有权彻底捍卫他的作品。第二天，新闻界为了我行动起来，向我显示一种令人感动的理解和赞同的态度。我接到数百封美国艺术家的信件，向我肯定我的举动明显地证明了有必要捍卫美国艺术。我刚刚无意地碰到了这个国家的新伤疤。 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向我提供了一份完全依照我的趣味为国际博览会的一个陈列馆搞另～个玻璃橱窗的合同。他们保证我享有“艺术家想象的绝对自由”。这个陈列馆应当称为“维纳斯之梦一。这个梦是场可怕的恶梦，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这家股份有限公司有自己的想法，要根据它本身的趣味梦见维纳斯。他们不过是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利用我的名字罢了。我跟他们展开了～杨荷马式的搏斗。他们强加给我一些材料，我怀着愉快的态度把它们搞得一塌糊涂，割下那些美人鱼的橡胶尾巴，用柏油粘那些鹦鹉，把那些东西整个翻过来，用剪刀破坏一切。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求饶了，并听凭我随意搞了。不幸，急工在各工作室里继续着，人们只不过大致照我所想的干那么一下。感到厌倦的我写了一份宣言：《一名狂人的权利和想象的独立宣言萍。我在该文中拒绝为国际博览会的这个陈列馆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我厌恶了维纳斯之梦，没看我的作品完工，就动身去欧洲了。在商普兰等上，我得到了必要的安静，得以理清楚我的观念和近来的体验。尽管有这些意外事件，我仍然觉得美国是～块极为自由的土地，在那儿，可以手里拿着剪刀对话和争论，在那儿，有肉体有生命。我回到的欧洲，不幸已被一种精致的手建搞得精疲力竭了。美国具有某些孤独和清醒的智者，他们给我们这些欧洲人上了先验的有教训意味的课。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选择远不像欧洲的选择那样显示着折中的怀疑主义，它们已经在那边预示出一种深刻的综合。詹姆斯·思罗尔·京白，从我首次旅行时起，就同我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刚刚变得更加密切了，他是第一位把毕加索以来的那些美学价值归类的人。他有力地排斥抽象艺术和非具象艺术，以便随后把新浪漫主义和偏执狂超现实主义的超级具象艺术集中起来。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还必定是“分了类的”。从精神上说，贝拉尔一达利轴心要比那些超现实主义者表面的相似更为＊真实”，这些表面的相似因袭成规地把这个派系的某些拥护者纠集在一处了。欧仁·贝洛尔曼的浪漫古典式（或古典浪漫式）绘画，显得比“正式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绘画神秘多了。素白和在他画廊工作的未理安·列维为x～目标奋斗着，这个目标就是等级和综合。京白也是那些为我的偏执狂批判方法把自动性经验排除掉的最初人士之一。自动性的支持着固执地重复饨们的老调。重返巴黎后，在我重又见到永远扎根在同样疯狂中的团体时，我体验到一种悲哀的感觉。他们用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展览会答复我划分等级的要求，在这个展览会中，作品竟然是依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值得为重建这顺序弄乱一切吗？我从不能成功地背出字母表的顺序，可我在偶然打开的一本词典里寻找时，总会发现我想要的东西。字母表顺序并非我的特长，我总是忽视它。既然超现实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只属于我一个人了，因而我也会忽视超现实主义的字母顺序的。 一如既往，我的《疯狂的特利斯坦》，这件我最好的戏剧作品，也无法原样上演。我不得不把它改成《维纳斯山》，然后再改成《酒神节狂欢》，后者相当于定本。我刚为蒙特卡罗俄国芭蕾舞团构想了这出芭蕾舞。我跟列奥尼德·马西耐相处得十分融洽，似是个百分之百的达利式人物。与诺埃尔于爵一样，切尔瓦齐泽王子是欧洲贵族的最纯粹代表，他极为细心地完成了我的布景，在我们这个x马虎虎工作的时代，在任何人那儿都不能找到这种细心的态度了。莎谢尔以大量的白较皮和珠宝首饰设计出最豪华最美妙的服装。可惜，我和莎耐尔还没完成我们的工作，各种国际事件就迫使这个舞蹈团移居美国了，《酒神节狂欢油一些临时服装在大都会歌剧院上演了。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加拉让我下了到山间去的决心，我住在靠近边界的比利牛斯山地区的枫一罗墨大旅馆里休息。战争大步走来了。我的休息主要由每天圆十二个小时画组成。我们到达机一罗墨时，有人告诉我们旅馆的大房间刚被视察的百末林将军征用了。我不得不耐心地等待他离开后才能占据那个我想做画室用的房间。晚上，他走了，我们睡在最高统帅的床上。加拉替我抽了纸牌，预言了宣战日。局部动员迫使旅馆关闭了。我们重返巴黎，我向纸牌打听我冬天战斗的消息，试着安排一处既远离可能的入侵又会满足我吃得好的欲望的地方。最后，我把手指点在了一处令人怀念的法国饮食的著名场所上，这就是波尔多。万一（我觉得不大可能）德国人成为胜利者，他们最后才能到达这儿。此外，波尔多意昧着美酒、红酒洋葱统野兔、葡萄鸭肝、香橙鸭和阿尔卡孔牡殇。阿尔卡扎！我刚发现这个距波尔多数公里的适宜地点。宣战三天来，我们还没找到它。我把画室安排在朝向阿尔卡孔盆地的一座殖民地风格的别墅里。这所别墅是世上最健谈的卡尔维特先生租给我们的。在柯柯·莎耐尔到我们这儿度过一些时光时，我证实了他确是世上最健谈的人。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莎谢尔是最健谈的人。～天晚上，面对着～盘烤沙丁鱼和一杯海多党葡萄酒，我比较着他们，想看看谁是冠军。经过漫长的对、时，决斗的结果始终不明确。随后，当第立个小时不易觉察地过去对，卡尔维特终于占了上风。他的胜利尤其得归功于他熟练的呼吸技巧。他极好地控制着气息的节奏，他不必停歇；而柯柯却狂热地投入了一场她必须停下来呼吸一下的演说中。于是卡尔维特先生不露声色地重又顺着其思路走下去，不再停顿了。他也巧妙地选择了一些令莎耐尔不知所措的话题，特别是白蚁的d题。很快她不得不承认再没有关于这些昆虫的想法了。而卡尔维特先生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非洲经历的全部故事部倒了出来。 在这期间，德国军队推进着，在对抗他们的前线打开了一些突破口。柯柯。莎耐尔仿佛是在郧将淹没一切的历史洪流中前进的一只头微微垂下的白天鹅，法兰西“种族一中最美好的东西都体现在她身上了。此外，她跟任何人一样谈起她深情爱恋的这个法国。哪怕在最悲惨的情况下，她也决不离开这个国家。像我本人一样，柯柯·莎耐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时期的化身，我们的观点差不多全汇合在了一起。她在阿尔卡孔度过的两周，促使我们修正我们的观点，用一个更清晰的线条勾勒出它们来。当前的战争已经需要这种我们想使自己的思想具有的形式了。不过莎耐尔的独创性跟我的独创性不同。历来，我无耻地炫耀我的思想；可她虽然不隐藏她的思想，却从不炫耀它，她只是打扮它。在她的店里，高级时装永远具有一种生物学的规定性，一种有羞耻感的血统。她的身体和灵魂就是大地上最好的服饰。 在莎财尔之后，马塞尔·迪尚来拜访我们，从没发生的轰炸巴黎让他担心。跟我相比，迪尚更是历史的大敌。在我们身旁，他继续沉酒于他特有的美妙而又神秘的生活。他的不活动刺激了我本人的工作。在这场战争期间，我在阿尔卡孔从没怀着这么灼热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工作过。我完全投入了技巧和材料的艰苦斗争中。这件事变成了炼金术。一场为了正确混合颜色、油、光油而进行的残酷斗争，这种正确的混合将把我灵魂所感到的东西体现得完美无暇。我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只因为我多倒了两滴油！只有加拉一人目睹了我的那些愤怒，那些绝望，那些转瞬即逝的狂喜，那些苦涩的～错再错。只有她一人知道对我来说绘画当时变成了何等过分的生活理由，一种比爱加拉还要过分的理由，因为她是现实，而我要画的她的肖像将成为我的“作品”。为了完成如我所称的我的加拉丽娜的这幅肖像，首先就是拚命工作，整理所有价值，创造我本人的天体演出沦。这真累死人了！只有加拉养活了我！她收集起一些波尔多酒，把我领到“小号城堡”或“美味闭鸡”，由列奥诺尔·费尼陪伴着用晚餐。她把一块加香料的大蒜牛肝菌放到我舌尖，命令道： “吃下去！” “这很香。一我大声说道。 眼发生在我头脑中的斗争相比，我觉得欧洲战争就像是街头小孩之间幼稚的打架。然而在短暂的时期内，这种打架显得很有趣，这些快活的、沉默的孩子中的一伙登上布满天真绘画和树枝的装甲车，奔涌在这个国家上。我暗想对我来说这显然变得太历史沫了。我们整理好箱子出发了，我们在波尔多的日子与最初的轰炸是同～天，这不吉祥。德国人占领昂代依桥两天前，我们来到西班牙。加拉匆忙地溜到了里斯本，～旦我的证件符合了手续，我就要到那儿去找她。在那边，她试着克服密布在我们旅途上的种种官僚主义的刁难。至于我，我从伊伦回到资格拉斯并穿过了西班牙北方。我看到遍地废墟的祖国，它处在高贵的贫穷之中，但却通过对它命运的信心复活着。霍塞·安东尼奥死亡的太阳神话用钻刀刻在所有沉浸在哀伤中的心上了。我破了一扇门： “谁呀？” “是我。” “你是谁厂 “我，萨尔瓦多·达利，你们的儿子。一 凌晨两点，我破了我们家的门。我拥抱着亲人们。妹妹、父亲、姑姑。他们为我做了橄榄油面红柿媛鱼汤。我感到害怕，因为我觉得自革命以来什么都没改变。现实客体的永恒、力量和不可破坏啊！我在家中度过的这一夜，让我确信自己体验了一个醒着的梦。睡觉前，我久久地在我过去的房间里徘徊，我发觉我留下的～切仍在这儿，旧的扣子、穿孔的小钱、保险别针、象牙兔子生锈的钥匙。一只蜘蛛永远呆在小小的圆框后。妹妹曾被军事调查委员会拷问得发了病，这是实情，不过她现在已痊愈了。一颗炸弹撤掉了住宅的阳台，这也是实情，不过这很简单，现在不再使用它就是了。餐厅里，无政府主义者烧饭后不熄灭的火弄黑了镶木地板，这更是实情，不过重新在那儿放的一张大桌子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如同一场大灾难的影片，在放映完之后，人们接着就把它倒回去，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消失的钢琴慢慢又回来了，确实是回来了。这些革命何必呢？我忆起我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位愤世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西班牙战争的战士，1939年《月1日后，到巴黎居留时，他对我说： “在我们祖国应干的事，就是消灭佛朗哥，恢复君主立宪政体！需要一位国王广 我认识一些圣像画家，他们在晚年重新学习素描，可笑地暗中醉心于画最学院派的东西！达利不是他们这种人。达利毫不后退，因为既便是在他所谴责的那个战后时期，他也要使这个时期“升华”，把它跟传统结合起来，因为拒绝传统已经是一种传统了。 第二天，在卡达凯斯，我拥抱着身强体壮的丽第妞。她活了下来，始终那么强健。拉蒙·德·海尔莫撒死在了收容所，不过他是个身体很差的人。丽第姐对我说： “在整个革命期间，大家都爱我。在那些人动不动就死掉的时刻，人们看得很清楚。人们看到了精神性在哪儿。” “可没有儿子和男人来帮你，你怎么生活呢厂 “我从没生活得比这更好过，”她说着，感到我幼稚得可笑，“我有所有必需品，此外我还保持着我的精神性。你懂吗广 “可这精神性由什么构成呢？它真是能吃的吗？” 一当然，这精神性是能吃的！民兵们从一辆卡车上下来，在海滩上露营。他们争论着，相互之间不停地谩骂。我什么也不说，找了个合适的角落，从容地点起一堆火，好像只有我一人知道替他们这么做。吃饭的时候到了，我听到民兵们相互询问：‘那边的女人是谁？’‘我不知道。’‘她点火点了很久了。’接着他们重又争论起来。下午应杀掉全村人并火烧神甫和教堂吗？要在一周后夺取政权吗？在这期间，我小心地往火里添了些嫩枝，它们劈啪劈啪爆响了一阵。民兵们必然地走到火旁，有一个人说：‘该考虑吃饭了。’我没回答，把火拨旺起来。‘我们去找点儿吃的吧！’一个人带来了一些排骨，另一个拿来一头羔羊，第三个人弄来只鸽子。他们吃完后想到了我，他们变得像绵羊一样温顺，仿佛这些杀人犯想补救他们刚平的坏事似的。对身强体壮的丽第妞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这就是理想的生活。他们每次都去老爷们的住宅寻找新餐具。盘子胜了时，民兵就把它们摔得粉碎，或是把它们丢在水里。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多久。一天，突然来了另一批民兵，他们杀掉了第一批民兵。终于轮到分离主义者了。他们又吃了起来。每次我都继承了被子、勺子、鞋子、塞得鼓鼓的垫子。没有人想到吃饭，可是我，在夜晚来临时，就重新点起火来，把它拨很旺旺的，过一会儿，他们走过来打量着我，一个人说：‘该考虑吃饭了。‘……第二天，另一些士兵又赶走了他们，但吃饭的时刻总会再来……上帝，真是奥德欧西③啊！这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广 我又见到了利加特港的正直渔夫，他们全都保持着对红色时期的一种恶梦似的记忆。 “不，不，”他们说，“这应当结束了。比一切更糟的是无休无止的抢劫和谋杀。现在又像过去一样，你回到住宅时，你是在自己的家里了。” 我打开我家的门。一切都不见了：家具、藏书、餐具以及其他物品……相反，墙上涂满了下流的或政治性的词语和图画，它们大部是对立的。在下方是一串向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共和派、托洛茨基分子致敬的题词。用沥青写的“桑提亚哥的泰西……”奥一万岁！西班牙起来吧厂结束了铁的大而＿” 我在马德里呆了一周。会见的早年朋友之一是雕塑家阿拉德俄，他是美术学院时期我们那个团体中最年轻的人。在诗人马尔基纳家里，我又看到了我在卡达凯斯古典时期之初画的～幅画。在作家里，我重见了欧仁尼奥·蒙代斯。过去十二年间，我跟他在知识上最为接近。我把蒙代斯看成是我们当代哲学家中展严谨最打情的一位。我感情评溢地拥抱欧广尼奥·多尔形这位老爷、巴罗克的佩特罗尼乌斯、地中海地区的“身强体壮的女人”的创造者，并带给他一些关于卡达凯斯那位永远“身强体壮的”丽第妞的新消息。多尔斯浓密杂乱的眉毛，使他越发像柏拉图了。我认识了狄奥尼西奥·鲁依德约，他是年轻的诗人中最富活力的热情风格的人。同具有天主教呼吸形态学的、有着马基亚维利式目光的、反贡哥拉主义者拉斐尔·桑切斯·马扎斯相见时，我一眼就看出了他通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所有奥秘，而且对将临的西方文艺复兴的所有奥秘更熟悉。 大家都迅速而又聪明地掌握了超现实主义。在天体演化论（它建立在传统之上并用我们的血肉筑成）的这一痛苦分娩上，他们达到了跟我相同的程度。 可为了这一分娩，我需要安静和照顾。欧洲战争以及它的嘈杂混乱有可能使我流产。我应当尽快动身，离开历史的这些盲目和嘈杂的拥挤状态，要是这样下去，我可能没分娩就死了，可能只生下一个早产儿。不，我不是那种生孩子半途而废的人，不论去什么地方都成！我尊重礼仪！我已经在为孩子的未来和行装操心了。我将去美国为加拉、孩子和我挣钱…… 我在三伏天动身去里斯本，我发现在蝉的狂热歌声下这座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煎锅，里面放满并烧煮着无数从不同国家和种族游来的鱼。在宗教裁判所烧死过许多牺牲者的罗西奥广场上，现在又有新的殉难者任凭签证和护照的烙铁烫杀。这种烤焦皮肉的气味使人透不过气来。在里斯本演出了欧洲戏剧的最后一幕。在一些挤得满满的旅馆和宿舍房间中上演的孤独的、不露声色的戏剧在厕所里结束了，要到这些厕所里割断静脉自杀，还得先排会儿队呢。 我在葡萄牙逗留的日子，仍让我觉得像一场梦。一直感到在街上能碰到个朋友。只要一转身，就有个朋友。 “瞧，那个女人多像夏帕列里啊广 “正是夏帕列里。” “好像是列耐·克莱尔！”厂 “正是列耐·克莱尔。” 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从有轨电车上走下来，同时温莎公爵正沿着人行道行走，经过一位坐在长凳上的老人身边，这位老人非常像帕德列夫斯基，而这老人也正是他。一名银行业的大王带着一只装在镀金笼子里的鸟儿在街头漫步。这位穿一套棕色西装正在一家航运公司办公室前排队的先生，完全有萨尔瓦多·达利的风度…··’ 我乘坐艾克桑比翁号终于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我一到这儿，立刻去了我们亲爱的太阳磨坊的朋友卡列丝·克罗斯比位于汉普顿庄园的家里。我们要尽一切力量试着复活一点儿在距艾尔门农维尔不远的地方刚刚落下去的法国太阳。我花了五个月时间写书、工作、画画，把这牧歌般的弗吉尼亚埋藏在心底，弗吉尼亚让我想到我一生中从没看到过的都兰。加拉给我读巴尔扎克，有些夜晚，爱德加·波的鬼魂乘着沾满墨水的极为漂亮的敞篷车从里士满来跟我相会。一个黑夜，他送给我一只配有一些黑狗的黑鼻子的黑色电话，在它缠绕着一些黑线的内部，我发现了一只黑色的死老鼠、一只黑色的短袜。一切都用墨汁浸透了。下雪了，我把爱德加·波的电话放在雪上，效果真是惊人：白之上的黑！眼睛是何等神奇的东西啊！我的眼睛，我终于把它当成了一架真正的柔软照相机，它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底片的，而是从我最持久的思想和那普遍的思想获得底片的。由此我推断出人能拍摄思想，从而确立了我发明的理论基础，当我完成聚焦时，我就会把它提供给美国科学界来考虑。我的相机实际上能获得如下的奇迹：客观地显现不论任何个体的想象和思想的虚象。我要在学者们的陪伴下，把全部余生用在完善我的相机上。五月八日凌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在纽约圣刘吉斯旅馆我的房间中，这个念头首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刚一醒来，就在草稿纸上记下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我惊人发现的大纲。从此，一些漫长而又成熟的思考使我确信我的相机远非无法实现的，相反，它展示出具体实现的所有可能性…… 这本书写完了。通常，作者在生活过之后、在他们生存接近边产则千撰写他们的回忆录。与人家相反，找觉得百九军一户找的回忆录，然后再体验它们是更为聪明的作法。体验！为了这，应当懂得清理生活的一半，以便富于经验地追寻那另一半。我杀死了我的过去，像蛇蜕下旧皮那样摆脱掉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旧皮就是战后我的不定型的、革命的生活。这最后的几行体现着我最近的激变，这些激变将使我把仍粘在身上的往日的最后一些碎皮抛过遗忘中去。 新的皮和新的土地！如果可能就去自由的土地，最好是美国的土地，因为它是年轻的处女地，没有悲剧的阴影。我的旧皮，人们将在各处找到它的一点，它扩散在新世界的那些路线上，在亚利桑那荒原上，在远东的平原上，在加利福尼亚海滩或匹茨堡工业城，在盐湖畔或落基山脉的峰顶，在旧金山的“大洪水之前”的桥栏杆上（沿着桥栏杆，一万名美国最美丽的裸体处女，在我经过的路上排队欢迎我，她们就像以天使肌肤制成的两排管风琴管子），在海洋贝壳形的性器官上…… 我的变化就是传统，因为传统恰恰就是更换和再造另一层皮。它不涉及美容外科学或毁形，而是涉及复活。我什么都不放弃。我继续着。既然我用结尾作为开始，我就用从头开始来继续下去。我终于会变老吗？我总是用死亡来开头。死亡和复活，革命和再生，这就是我的传统中的达利式神话。我和加拉的牧歌，险些在死亡中展开。我写这几页文字时，经过共同生活的七年，我决心把这本书当成一部小说或一个童话故事来结束，我决心在天主教教堂的神甫面前正式与加拉结为夫妻。到达巴黎时，我也想同胡安·米罗一起谋杀绘画。今天却是绘画谋杀了我，因为我只想拯救它，我觉得世上的任何一种技术都不能使它复生。 由此证实了达利并不在乎达利，证实了我永远是同样的人，证实了我不合常理的传统是我个性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我继续着‘…’·欧洲也继续着··’‘··从我守望的那一天起，我就看到了一切，我就理解了一切。我甚至猜出了未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被它的旧皮搞垮了；被它的放弃、它的懒散、它的各种精神上的计欢、它的啤物主义的怀疑论、它的畸形的专业化、它的丧失信仰搞垮了。它擦干泪水后，将更为清醒地醒来。那些革命将被洪水淹没，而天主教的真实力量（在法国是哲学的，在西班牙是战斗的）将获得胜利并把欧洲统一起来。梵蒂冈仍然是这个古老大陆不可分割性的象征。 在我们的文明开始之际，那些要奠定西方美学永恒基础的人在大量存在的不定型叶子中选择了老鸦企属植物叶于，这时他们就在无意之中体现了与东方和远东的莲花相对抗的希腊罗马美学的天体演化论的常数。在柯林斯式柱头上变得坚固起来的老鸦企属植物叶饰，经由罗马、帕拉第奥、路易十四、巴罗克、法国大革命、帝国和现代风格，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朽的美德。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在最近死掉了，但是它已经在萨尔瓦多·达利的头脑中展现出它新的涡纹饰。是的，我预示了生命，预示了一种未来的风格·’…·该用整合代替瓦解了，该用超现实主义构成一种与我们博物馆中的艺术同样坚实、同样完整、同样经典的艺术了。让那完了的东西完结吧！我拜访流亡在英国的弗洛伊德的那一天，是在他死亡的前夜，他对我说： “在古典的绘画中，我寻找潜意识；而在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我却寻找那有意识的东西！” 换句话说，这是给作为教条和派系的超现实主义判了死刑，因为把它归入了“精神状态”中；正如在列奥纳多那儿，风格的戏剧牵涉到一种生活和艺术的悲剧感情。弗洛伊德当时也特别关心“摩西和宗教的现象”。我记得他非常热情地多次提到“升华”这个词。“摩西是升华的肉体”。我们时代那些特殊的学科专门研究生活的三种常数：性本能、死亡感、时空的苦闷。一旦分析了这些价值，重要的就是使它们升华：把性本能变为美学，把死亡感变为爱，把时空的苦闷变为宗教的形而上学。结束否定吧！应当肯定。结束痊愈的愿望吧，应当升华。风格将取代自动性，技巧将取代虚无主义，信仰将取代怀疑论，严格将取代放任，个人主义和等级制将取代集体主义和一致，传统将取代实验。 在反动和革命之后，导文艺复兴。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