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大义灭亲！刑警父亲一把拽住女 儿，直送公安局。 金国安三人绑那个男干部时，因见他沉沉大醉，生怕闷死而未往嘴巴里堵东西。而这位老兄，手足被绑住了却照样睡觉，全然不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故。那个女干部被绑上时是清醒的，虽然嘴巴被堵住了，但她从一开始就想报警。傅索安几人一离开，她就开始挣扎，好在她的整个身子没被挂在固定位置，所以，在炕上还能滚动。她费了好大劲总算滚到后窗口，抬起被绑住的双脚，对准窗户一阵猛端，终于踹碎了玻璃，又踹断了窗户上的木栏条。静夜中，那声音传得很远，终于惊动了不远处的解放军哨兵，飞奔过来一看，大惊，连忙朝天鸣枪报警。 工作组领导和解放军方面紧急碰头一分析，认为傅索安一行极有可能往边境线方向逃跑，企图越境投敌。于是，马上派出两支追捕小组，分别往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方向搜捕。同时，紧急通知附近边境哨卡，严防位六个目标偷越国境。 但是，两支追捕小组全都落空了，他们一直搜索到国境线，也未发现脱逃人员的任何踪迹！ 工作组意识到判断失误，随即又急电通往哈尔滨的各火车站，让注意拦堵逃犯。这一着棋子也没走对，使傅索安等人有时间从容地在另一条路线上进行旅游式的逃亡。这条路线是傅索安早在脱逃前就已经选定了的，她没选择进黑龙江省经哈尔滨入关那条线，而是舍近求远，选择往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那条线。他们逃离奇玛村后，步行五个小时，于天亮前来到一个蒙族小镇。这镇上有一个解放军的兵站，他们凭着“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介绍信，使兵站军人相信这几个是徒步进行“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小将，现在想往呼和浩特，但走累了，因此想跟解放军叔叔商量让搭个车。兵站军人自无二话，不但让他们上了一辆开往呼和浩特的军用卡车，还送了他们一些干粮和肉干。这样，他们六人在经过几天饱赏大草原绮丽景色的旅途生活后，平安地抵达了呼和浩特。 热情的军车司机还把他们带到部队军营，在招待所住了一夜。 那天晚上，在部队招待所的那个整洁、宽敞的房间里，傅索安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出路问题的会议，最后决定依照“奇玛模式”，另外物色一个地方去安家落户。在物色前，鉴于身边钱钞所剩无几，有必要冒险回一趟天津，筹若干钱钞、粮票。计议既定，他们便安然入睡。这一夜，对于博索安来说，其实是她在自己的祖国境内所睡的安逸觉中的最后一夜了。此后一直到越境逃往苏联的若干日子里，她再也没睡过一个安逸觉。 次日，傅索安一行离开了部队招待所，前往呼和浩特火车站。 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发通知申明停止学生串连，要求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所以，铁路部门对学生乘车作了新规定，不准学生无票乘车。傅索安六人一看车站候车大厅里所贴的告示，知道不买车票是无法乘车了，但是此时他们一共只有几元钱，根本无法买六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了。怎么办？金国安等人提出不管三七二十一，买了站台票混上车再说。傅索安左思右想，否定了这个主意，决定另辟途径。她从天津出逃时所带的“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空白介绍言还没用完，便开了一张，说他们一行是一年前离开天津在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形势考察的，这是一个小组，名谓“红东方革命形势考察小组”。 傅索安拿着这张介绍信去见车站军代表。那军代表看了介绍信，脸上露出一副似信不信的神态，嘴里唔唔呵呵不知说些什么。 傅索安一看要砸锅，灵机一动，急中生智，请军代表往呼和浩特西郊的那个部队营房打个电话，说那边可以证明她所说的是真情。 军代表果然打电话，一问，对方说是有这么六个红卫兵小将在外考察，这次经内蒙古陆字第××号兵站介绍，搭他们部队的车抵达呼和浩特，昨晚住在部队招待所，今晨已离开，拟回天津云云。军代表这才信以为真，开了一张一次性使用的从呼和浩特到天津的免费乘车证。但是，军代表收掉了傅索安出示的那张介绍信。这张介绍信为后来傅索安几人的落网提供了确凿的线索。 傅索安一行凭着临时乘车证上了车。旅途中，他们商量回天津后落脚何处和如何筹款。傅索安决定继续利用“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空白介绍信，凭介绍信去天津市郊结合部的一家镇办电镀厂“体验生活”，先找个落脚点住下再说。金国安、陈冬芳五人想想也只有如此，自是一致赞成。 却说奇玛村方面，工作组没有追捕到傅索安等六名逃犯，正在开会研究如何走下一步棋子时，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派了四名警察，带着批复的工作组要求逮捕傅索安六人的报告，驱车来到奇玛村，想对这六名天津知青执行逮捕令。他们听工作组介绍有关情况后，当即表示：这六人是公安机关已经批准逮捕的罪犯，现畏罪潜逃，可由公安机关对其实施侦查缉拿。 工作组诸君一听，心头的石块落了地，皆额手称庆。几个头头计议下来，便向各自的上级（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去电请示是否撤回。两地有关部门回电内容是一致的：暂不撤回，留在当地指导春耕生产，巩固安定局面，待逃犯逮捕归案后，进行现场批斗，以教育当地有关群众提高阶级斗争观念。至于协助执行任务的一连解放军，则因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可回归原部队销差。工作组便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分驻鲍家庄、奇玛村指导春耕生产。 却说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侦缉傅索安等六名逃犯，他们将这作为一桩大案来处理，专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一个专案追捕组。 追捕组根据在奇玛村获得的线索，顺藤摸瓜去了额尔古纳左旗人民委员会，根据当时接待傅索安等人的干部的回忆，弄清那六人来时出示的是天津“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介绍信。追捕组认为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便往天津方面挂长途电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查清了“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电话号码，遂直接打过去询问情况。不料把名单一报，“横空出世”方面却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声称他们组织没这样六名成员。原来，傅索安六人制造“张厚石事件”后，“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原本就对傅索安为首的“山下派”深恶痛绝，又怕组织受牵连，于是马上发表声明，说早在“张厚石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把这六人开除出去了。总部为此还特地开全体成员大会，关照全体统一口径，若再有人问起傅索安六人，则一口咬定“横空出世”没有这六人。因此，“横空出世”接电话的那个委员之类的角色这样回答额尔纳左旗公安处追捕组。 对于追捕组来说，认为这个回答是准确的，于是排除了傅索安等人是天津“横空出世”成员的可能，另辟蹊径开展侦查。他们分析了傅索安等人脱逃时的种种情况，认为极有可能是兜远路从呼和浩特那里离开内蒙古的，于是立刻派员赴呼和浩特调查。 侦杏人员抵达呼和浩特后，先去了火车站，公安找公安，他们找了车站派出所。派出所方面听他们一说情况，有个民警突然想起几天前曾有六个学生模样的男女向他们打听过车站军代表办公室在哪里。他一说，侦查人员大喜，连忙让他回忆那六位的相貌特征。那个民警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当然不可能记得六人的全部相貌，但还是说出了其中一二个的主要特征。侦查人员跟逃犯特征一对，基本吻合！于是马上去拜访车站军代表。 这次拜访真是大有收获，侦查人员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线索——那纸“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介绍信。至此，他们确定逃犯必和“横空出世”有瓜葛，应当去找“横空出世”要人。经用长途电话向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请示，处领导命令侦查人员火速赴天津缉拿逃犯。这样，五名侦查人员就踏上了赴天津的列车。 这时，傅索安、李白波、金国安、费磊、王慧珍、陈冬芳六人已经在位于天津南侧市郊结合部的“东方红”电镀厂落下了脚。“东方红”电镀厂是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镇办厂，用当时天津人的说法，这家工厂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员是“社会渣滓”，即都是有历史问题或者现行问题的原社会闲散人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子女。 这些人自己知道底牌不硬，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敢造反，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厂里劳动生产。所以，“东方红”电镀厂是天津地区极少数没有造反派组织的单位之一。这种单位见造反派最怵，所以，傅索安想去那里暂时落脚，果然一说就行，无人敢说二话。 博索安几个在“东方红”电镀厂占了两间宿舍，卧具都由厂里提供，吃饭也是厂里供应。他们生怕和人多接触把话说豁边了会露出马脚，就很少和工厂接触，而是包下了该厂的大批判专栏，专门出专栏墙报，该厂正缺乏这种人才，倒也用得着，双方颇有相得益彰之感。 这样过了几天，傅索安想想“梁园虽好，却不是久恋之家”，长蹲在“东方红”电镀厂总不是件事情，既无前途，并且说不定哪天会暴露落网，还是滑脚溜掉为好。她一说，几个伙伴都有同感，于是悄悄计议了几次，决定去太行山区再次安家落户。这个行动需要若干经费，他们便决定各人去自己家里走一趟，能拿多少算多少，拿了就走。 傅索安毕竟年轻，缺乏经验，低估了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她想了又想，认为自己一行没露出过什么马脚，连奇玛村的干娘郭菊花也不清楚她的确凿住址，因此，估计内蒙古警方一时还不至于把侦查触角伸到天津来，所以此刻出其不意回一趟家是可行的，麻烦的倒是“张厚石事件”，不知目前情况如何，天津公安机关是不是还管着这个案子，这要弄弄清楚。因此，为稳妥起见，还是宜先派一个人去探探风声。 这个探风声的合适人选，自然是刑警之女陈冬芳。傅索安一说，陈冬芳自无二言，拔腿就走。走时是下午3点多钟，说好晚上8点钟之前准定回来。 陈冬芳踏进家门时，正是5点钟家人下班返家的时候，父母都刚回来，陈冬芳的突然出现使他们吃惊不小，她的母亲是医院护士，见离家出走将近两月的女儿突然回家了，吃惊之后自是欢喜，搂着女儿问长问短。她的父亲陈明忠却欢喜不起来。陈明忠是刑警，当时被领导指定为“张厚石事件”的调查人员，因为不知陈冬芳涉及该事件而口无遮拦泄了密，导致陈冬芳通风报信，六名当事人全部畏罪潜逃。公安机关往下查，陈明忠自然逃脱不了责任，立刻被卸去警眼，隔离审查。幸亏张厚石后来被抢救过来，押送北京，该事件不了了之了，陈明忠才刚解除审查，被通知准备调离公安战线。这事别说在“文化大革命”了，就是放在三十年后的现在，也不见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陈明忠的心情自是可想而知，此刻见陈冬芳突然冒出来，难免大怒，一个箭步跃上前去，把女儿从母亲怀抱里一把拽出来，抡起来就是两巴掌。打过之后，二话不说，拉着陈冬芳就往外去：“走！” 去哪里？公安分局。 公安分局已经接到内蒙古赶来的追捕人员的情况通报，正准备组织布控，见陈明忠把女儿带来了，不禁大喜，立刻把陈冬芳扣了起来，并火速通知下榻在市公安局招待所的内蒙古追捕人员。 那几位闻讯，自是喜出望外，马上赶往分局，就地审讯。陈冬芳哪见过这等阵势，惊惧交加，早已乱了方寸，对方稍稍一问便招架不住，来了个和盘托出。 警方当即出动警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往“东方红”电镀厂，把傅索安、金国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五人一网打尽！ 午夜时分，值勤人员再次检查关 押要犯的西屋时，发现已是人去室 空！ 傅索安六人被捕后一小时，内蒙古警方追捕小组便立刻急电报告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逃犯已悉数落网！ 午夜时分，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发来回电，命令追捕组即刻就地审讯，次日即妥押回蒙。 追捕人员接到电报时，已经回到招待所，准备休息了。看了电报，意识到这是一起严重案件，估计上级是准备从快审处，所以才让他们即刻审讯。他们不敢怠慢，立刻去公安局开了提审公函，于下半夜2点多钟赶往看守所，分头提审傅索安六人。 奇玛村、鲍家庄冲突事件并不算得上复杂，审到上午8点多钟，追捕人员已经基本查清了傅索安六人各自的罪行。追捕人员临时开了个短会，交换了意见，初步认定傅索安是这起大案的主犯，便和看守所商量，将这名女犯单独关押了。 1968年4月30日上午10点多，结束提审后先后被押回看守所监房的傅索安、王慧珍、陈冬芳正惶惶不安地在小声交谈提审情况时，看守员突然过来，打开了铁门，叫着博索安的番号让她出去。 傅索安吃不准刚提审完怎么又要被叫出去，忐忐忑忑地跟着看守员来到走廊尽头的另一间小监房，被关了进去。此举令傅索安吃惊不小，她虽然没跟公检法打过交道，但是从以前看过的电影、小说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有限的那些法制报道中获知一点：但凡单独关押的犯人，都是要犯，最后处置时前景都不乐观，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缓、死刑。傅索安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过自己就带人掘堤放水和列席队委会出了一个主意，竟会被定为要犯。从这时起傅索安开始意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威严。但和许多相同情况下陷入如此境地的人一样，此刻傅索安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极其严重的危险境地了！ 极度的恐惧和焦虑在傅索安身上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反应，原本那一两天是她的例假临始日，她从进入青春期以来，例假临始一向很准，每月一次，前后不超过24小时。但是，这次所受的严重精神刺激影响了她的内分泌，例假未来。这为她这几天的越境投苏行动提供了方便，也为她以后当克格勃特工创造了条件。因为如在例假期内跳进东北冰冷的河水中泡一段时间，肯定会得妇科疾病，而患有妇科疾病的人是不能当克格勃特工的。后来，傅索安对人说起这一段事时，称她当克格勃特工乃是“天意”。 差不多也是在关进单人监房后的几小时里，傅索安头脑里开始浮现出“越狱”的念头。但当时因为思绪极乱，所以她并没有把“越狱”同“越境”联起来考虑。 1968年5月1日清晨3点多钟，傅索安在迷迷糊糊的半睡眠状态中被看守员唤醒，让她“出来”。监房外的走廊里站着二男一女三个看守员，傅索安刚走出监房，就被他们扭住，她的双手被反剪过来，扣上了一副手铐。 傅索安被押到看守所院于里时，看见她的五个同伴已经一字儿并排在架着电网的高墙下面壁而立。他们也扣着手铐，但却都是前铐。傅索安见状，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已被定为首犯，心里深处泛起一阵凉意，禁不住颤抖不已。 看守员命令傅索安也站到墙边去，但和金国安五人保持着一段距离。刚刚站好，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的追捕人员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来到他们身后，其中一个嗓音宏亮而又透着威严的宣布道：“你们六个听着，现在把你们押解内蒙古。你们的犯罪地在那边，所以必须押往那边接受审处。押解途中，必须严守押解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叫行就行，叫住就住，不许擅自行动。二、押解途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所有行动在事先都必须向我们报告，获得许可后方可施行。三、从现在起，不准互相交谈，打暗号。不准唱歌、哼戏、怪叫。上述三条纪律，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将按照押解规定予以制裁，直至执行枪决！都听明白了吗？” 金国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陈冬芳都以连连点头表示，只有傅索安张嘴应了一声：“明白了！” 这时，看守所的大门打开了，从外面开进来两辆警车，车上有几名天津方面的警察，其中有一个是女的，他们跳到地下，跟内蒙古同行说了几句话，双方就把犯人往警车上押，傅索安、王慧珍、陈冬芳一辆，金国安、李白波、费磊一辆。 警车一驶出看守所大门，尽管马路上空旷无人，但还是鸣响了警报器，尖厉的警报声刺破了黎明的寂静，马路两侧的不少住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爬起来开门开窗探看。警车很快就驶抵天津火车站，傅索安六人被押下车，被命令待在一间空行李房内，天津、内蒙古的十几名警察如临大敌一般地守在行李房周围。 行李房里，费磊正好坐在博索安旁边，这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侧着脸，用稚气未脱的眼睛望着傅索安，小声道：“傅姐，难道我们就这样完了？” 傅索安冷冷一笑，悄声道：“没准吧！” 这时，那个女民警推门而进，对着傅索安喝道：“不许说话！”她拉了张椅于，在傅索安面前坐下。这个举动使傅索安被迫取消了和费磊说几句话的意图，她没有料到，这是她和费磊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傅索安一行的这次特殊旅行，是先从天津去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那边进入内蒙古。天津市公安局已经和铁路方面取得联系，让在徐州开往哈尔滨的17O次直快列车上留出两个硬卧席厢（12个铺位），供内蒙古警方押解犯人用。清晨4点39分，170次直快准点直驶抵天津站，在站台边缓缓停下。警察把傅索安六人押上最后一节车厢，分别在最末两个席厢里安顿下来。六名犯人，每人一张卧铺，松开手铐的一个箍套，铐在床铺铁架上。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的五个追捕人员和天津警方借援给内蒙古同行的那个女警察，三个一组待在席厢里，严密监视着犯人。 4时52分，170次直快列车汽笛长鸣，驶离天津车站。王慧玲、陈冬芳禁不住泪如雨下，抽泣不已。 170次直快抵达哈尔滨后，按照押解计划，他们是在四小时后上开往海拉尔的列车。这四小时，当然不能押着犯人出站，追捕人员就把傅索安六人押往车站派出所在站内的治安值班室，关在里间，等列车来了好上路。 这六人中，也许是傅索安最早动脱逃念头，但是毫不犹豫付诸实施最早的却是费磊。这费磊出身工人家庭，自幼就是顽劣小子，长得又瘦又小，在学校里人都称他“瘦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过将近两年无法无天的造反生活，他更是自由自在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冷不防被一副铐子扣住了双手，丢失了自由，对于他来说，真是比死还难过。所以，费磊打定主意，认定一个“逃”字。他不像博索安那样，做事会动脑筋，前三后四反复考虑后方才实施，他是不由分说，逮住机会就上。列车行驶途中，费磊想逃，但因为看得紧，只得罢休。现在，被关在治安值班室里，便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开始实施脱逃。 费磊瞅准追捕人员都去吃饭，外面只留下那个天津女民警的机会，走到门口提出要上厕所。那个女民警让他等一会儿，他不肯，摆出一副准备大吵大闹的架式。车站派出所的一个民警见了，便带费磊去。到了厕所门口，那个民警用钥匙给费磊开手铐。刚刚打开一个箍套，费磊突然蓄足劲道把一大口口水吐向对方脸部，随后拔腿便跑。 那个民警被口水蒙住了眼睛，伸手乱抓了一把，没揪住费磊。 待到擦去口水，定睛一看，费磊已经逃出十几米开外，马上紧追不舍。费磊接连蹿过几条横道线，来到一列停着的货车前，这是最后一条铁路了，过了这条铁路翻过不高的围墙，就算逃出车站了。费磊毫不犹豫，低下身子往车底下钻，想钻过列车，攀墙而逃。后面追赶的那个民警看见列车前方已经亮出了开车信号，不禁大惊，连忙扯开嗓子发出警告：“别跑！危险！” 但是已经迟了，费磊整个身子此刻早已钻进货车底下，就在这时，列车启动了。于是，悲剧发生了！ 费磊之死对于博索安五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刺激，他们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几乎没吃一点东西，每个人都呆呆地坐着，神情木讷，形如木偶。追捕人员从人道主义出发，自己掏钱买了烧鸡，分给五个犯人吃，免得他们饿出病来。 1968年5月6日下午，傅索安一行被押到了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所在地根河，囚于公安处看守所。傅索安作为首犯，仍是单独关押。当天晚上，看守所把他们五人开出去，带到了一间会议室样的屋子里，由公安处一位干部对他们进行教育。原来，工作组知道傅索安一行已经押解来后，决定在5月8日、5月9日两天举行现场批斗会。公安处方面担心在押解途中出事故，所以派干部对傅索安五人进行教育。干部在教育中宣布费磊已经自绝于人民，警告其余五人不要走费磊之路，还说这是边境地区，军警民的革命警惕性极高，要想逃脱那无异于是白日做梦，痴心梦想！ 这次教育对于傅索安来说，是一个提醒，但并未打消她脱逃的念头，而是提醒她应当谨慎行事。当天晚上，她开始盘算如何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实施脱逃，以及脱逃成功后的去向，她决定游过额尔古纳河，逃往苏联。至于逃过去之后的事，傅索安不去考虑了，她认为自己如若不逃也是死路一条，逃过去最坏的打算也是死，扯平。如果不死，则是她的福分了。 次日一早，傅索安、金国安、陈冬芳、王慧珍、李白波五人仍被扣上手铐，押上警车。经过长途行驶，于当夜押抵奇玛村。押解民警从安全角度考虑，停车后没让押解对象下车，就在车上待到天明。 1968年5月8日，工作组在鲍家庄召开批斗会，对傅索安等六个“黑手”的罪行进行揭发、批斗。鲍家庄的社员对“黑手”恨之入骨，除了口诛，有少数人还跳上批斗台以暴力教训这五人，就像当年对付地主恶霸一样，要不是押解民警尽力阻止，五人没准都是直着上台，横着下台。五人中傅索安因是首犯，接受的教训最为深刻，等到批斗会结束时，她的半边脸面肿得像发面，一只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头发也被拉掉了一束。 批斗会结束后，傅索安五人被押回奇玛村，这天晚上他们被关押在原先他们所居住的集体户里。 奇玛村的社员对“黑手”的看法和鲍家庄不同。他们认为傅索安等人如此作为是为了奇玛村，并非为他们自己。因此，尽管他们一方面出于无奈接受工作组的命令安排5月9日将在奇玛村召开的批斗会，另一方面则尽可能给傅索安几人以照顾。傅索安五人刚被押回集体户，已撤去生产队长职务的李能达和妻子郭菊花，以及其他一些社员就拿着鸡蛋、鸡汤、肉包子、饺子等来到集体户。 郭菊花见傅索安被打成这副模样，马上让人叫来生产队卫生员，给干女儿治疗。 公安人员对于奇玛村社员和犯人的接触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这倒不是他们同情傅索安等人，而是怕困阻止这种接触而和奇玛村社员发生矛盾，惹出些什么事情来。但是，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一小时后，公安人员就相当坚决地劝社员离开集体户，并且不许在外面停留。接着，公安人员开始安排警戒措施。 本来，公安人员是有设想请奇玛村方面派人协助值夜看守的，但是，先前这一幕使他们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动摇，生怕协助看守的社员制造机会让犯人脱逃。这样，全部看守任务便由他们自己担任。集体户一共有三间屋子，东、西两间是卧室，中间一间是客堂，公安人员把傅索安单独关押在西屋，扣上了手铐。其余四人关在东屋，两人一副手铐，全部和衣而卧，因此也不分男女。他们自己没地方睡觉，就坐在客堂里。 就在这天晚上，傅索安脱逃了。事后公安人员总结会时分析，造成这个女犯人脱逃的原因，是他们监管措施不严，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并且喝了酒，致使下半夜警戒出现失误。原来，执行这次公务的六名公安人员中，有三人是蒙古族。他们出门时，往行装里塞了酒壶，因为他们基本上每天都须喝酒。这天晚上，他们不能睡党，坐着聊天，无事正好喝酒。好在客堂里有现成的锅灶，他们事先向社员买了三只鸡和一些腌野味，合在一起煮了一大锅，六个人一起吃喝。起先，他们还保持着警惕性，过一小会儿就有一个人起身离座去两个卧室门口，打开房门往里观察。由于每次都见犯人睡得好好的，渐渐也就大意了。喝完酒，已经是9点多钟了，六个人中的那位负责者张科长亲自去两个卧室检查了犯人，一直仔细到查看手铐是否完好，确认不会发生什么情况后才退回客堂，作了安排：从现在到天亮还有9小时，轮流看守，每个人一个半小时，他以身作则第一个。 安排妥当后，其余五人马上或靠墙或倚桌休息，张科长则在客堂里踱步，隔一会儿就推门检查犯人情况。一个半小时后，张科长唤醒了第二位值勤人，待对方检查犯人人数后，坐下休息了。 等到第二位开始执行勤务时，一直在装睡的傅索安开始行动了。早在天津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她已经在研究不用钥匙打开手铐的法子了。作为高中一年级的优等生，傅索安的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琢磨各类问题都很有悟性。火车还没开到哈尔滨，她已经弄清了手铐的结构，原来不过是一种极为简单的逆向支撑原理。 弄懂了原理，傅索安也找到了不用钥匙开启手铐的办法。正好这天傅索安的干娘郭菊花送来了包子，那盛包子的竹容器马上被傅索安看中，于是她让干娘把容器也留下。傅索安吃包子时，乘人不备偷偷扯下一根茨片藏在身上，这就是她打开手铐的钥匙。11点多钟，傅索安待第二个值勤人进来检查过手铐后，马上在被窝里开始鼓捣，大约花了十多分钟，便把手铐鼓捣开了。这时，执勤人推门拧亮手电往房里照着检查，傅索安强作镇定，佯装睡熟，竟把他蒙了过去。待那人去对面屋子检查时，傅索安立刻轻轻爬起来，打开窗子，跳窗而出，遁身黑夜之中。 事先，公安人员检查过窗子，并且用白麻绳在窗子外面拴了几道，使屋里的人无法把窗子打开。后来发现，那白麻绳已经被人用利器割断了。事故发生后，公安人员进行过调查，结合傅索安打开手铐的蔑片，疑是李能达、郭菊花所为，进行过正面接触，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作罢。 傅索安脱逃大约一刻钟后，天空忽然降下了大雨。值班人员被风雨声提醒，再次检查东、西屋时，发现西屋里已是人去室空，不禁大惊，马上唤醒其他同志，迅速组织追捕。 她狠狠咬了咬牙齿，从高高的河 岸上跳进了额尔古纳河！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空密布黑云，把星光遮得严严实实。 傅索安从临时监押所逃出来后，一头扎进了黑暗，她努力睁大眼睛，但是四周漆黑，通过视党反映到大脑里的，严然是一大片故意涂成的幻异图景。她无法选择道路，就在野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胡乱踩着，朝着额尔古纳河方向狼狈逃窜。 一会儿，狂风骤起。接着，如同一片巨大瀑布似的大雨，从背后铺天盖地地横扫过来。傅索安心里涌起一阵惊喜，寻思这场风雨对于她的脱逃无疑是有利的。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不是狂风刮断了电话线，中国方面的边防军在接到电话后，肯定会在额尔古纳河边设哨守伏，傅索安奔过去，正好一头撞进网里。 从奇玛村往额尔古纳河边的实际距离大约是十九公里，傅索安使出她以前在学校参加1500米长跑赛的劲道，拼命奔跑着。跑了一会儿，低低的云层中间轰响了雷声，震得人浑身打颤。白色的、亮得使人炫目的闪电，时而划破黑沉沉的夜空，照出了在暴风雨中狂乱地摇摆起伏着的冬日留下的枯萎青草。一眨眼间，闪电消失了，天地又重新合为一体，所有的一切都被无边无际的黑暗所吞没了。 傅索安不知跑了多久，终于来到了额尔古纳河边。借着电光，她看见额尔古纳河的水浪在汹涌翻滚。那股随风扑面袭来的潮湿的冷意，让浑身上下已全被雨水打得湿透了的她，仍难以控制地连打寒战。傅索安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河水肯定很凉！但她无法犹豫，马上飞快地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抛进河里。当她把自己脱得只剩一个胸罩、一条裤衩时，狠狠地咬了咬牙齿，从高高的河岸上跳进了白浪之中。 傅索安从水里钻出来的时候，感觉到河水比想象的冷的程度要好一些。她伸展长长的胳膊，用力划动着，用侧泳姿式向对岸方向游去。最初的感觉是一种机械的麻木，但是渐渐就起了变化，河水的寒意所制造的刺激替代了麻木，使她感到周身难受，从里到外都在疼痛。她尽力坚持游着，过一会儿就改变一种姿式。游了一会儿，她终于感到难以支撑，手脚好似缚上了石块，沉甸甸的不听使唤；头脑也渐渐模糊起来了。就在她拼命挣扎时，一个浪头打来，就像一条巨龙张开了大口，一下子就吞没了她……傅索安越境位置的对岸，是苏联克格勃边防管理局的第36号地区。苏联方面在该地区布置了一个营的边防部队，营长是个少校。1964年10月14日，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下台，由勃列日涅夫接替他的职务。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推行了一条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更进一步地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约从1964年底开始，苏联在中共边境三千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增加了军队，边防军的武器装备也升级换代。苏联边防军在执行巡逻勤务时时常故意侵入中国境内，向中国方面肆意挑衅，这种挑衅甚至在傅索安越境叛逃的那种风雨之夜也还在进行。就在傅索安在寒气逼人的河水中拼命乱游的时候，远处，一艘巡逻艇正在中速行驶着。艇上，苏联边防军人不时打开探照灯，朝主轨道中国一侧的河面上乱晃乱照。 苏联巡逻艇行驶了一会儿，突然越过主航道，向中国境内驶来。艇长是个五大三粗的中尉青年军官，他站在驾驶舱里，不时举起望远镜朝前面观察，嘴里嘟哝着：“向前些！再向前些！” 巡逻艇在艇长指挥下，继续向中国境内入侵，一直开到离河岸不到十米的位置，与河岸成平行状态慢速行驶着，同时打开所有探照灯朝岸上照射。几分钟后，岸上远处出现了几点亮光，中国边防军人正打着强光手电筒策马赶来。艇长见势不妙，这才急令关闭探照灯，巡逻艇慌慌张张地往回逃窜。 巡逻艇逃回主航道苏联一侧河面后，又神气起来，探照灯额闪，还以信号灯光朝中国方向打出挑衅性语词。这时，已经风停雨消，但天空仍是漆黑一片。艇长早已从驾驶舱退回主舱，坐在软椅上喝着热咖啡。片刻，他抬腕看看手表，下令：“返航！” 就在这时，从驾驶舱传来观察哨的报告：“艇长，发现情况：前面约三十米处的河面上有一个影子在浮动！” 艇长放下咖啡杯，一跃而起，冲上舱面，用望远镜向前观察。 这是红外线夜视望远镜，能够看清百米之内漆黑环境中的景物。 艇长迅速调节焦距，很快就盯住了影子，仔细辨认后，断言道：“是一个人，多半是越境者——想逃往中国！靠上去，打开探照灯！” 这个影子，正是越境叛逃的傅索安。她在初中时，每年暑假都去海河游泳，有时一段时间甚至天天泡在水里，练就一身好水性。 这项本领在眼下救了她的性命：当她被浪头吞没时，呛了几口水，那特殊的刺激倒使她恢复了清醒，立刻继续进行挣扎式的游泳。 就在这时，克格勃的巡逻艇发现了她，迅速靠拢过来。 “越境者，举起你的双手！”巡逻艇的喇叭里传出一道俄语命令。 傅索安懂英语，但不会俄语，根本不知道苏联人在说些什么，因此没作出反应。 中尉艇长不知道这个情况，见没有反应，马上下达了另一道命令。一名士兵立刻用高压水龙头对准傅索安喷射，强劲的水柱贴着头部扫过，她只感到耳朵里轰然一响，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就在傅索安的身子像秤砣一样往水里沉下的时候，巡逻艇的另一个士兵抛出了一个绳套，训练有素的手法使这个绳套准确无误地扣住了目标。士兵迅速收拢绳子，当傅索安被拉到艇边的时候，另一个士兵伸下一个捕鱼用的抄网，帮助他把傅索安弄上巡逻艇。 几乎赤身裸体的傅索安平躺在甲板上，当灯光把她罩住的同时，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这是一个中国姑娘！ 一个士兵低声道：“她就这么游过来了，真不容易！” 艇长眨着眼睛，下令：“把她抬进舱去，抢救！”又把手一挥：“开艇！全速行驶，返航！” 士兵立刻把傅索安抬进主舱。中尉艇长走进驾驶舱，往岸上营部值班室打高频电话，报告情况，并且提出建议：“如果认为有必要抢救这个身份不明的中国姑娘，请值班室迅速调一辆汽车在码头等候，以便马上把她送往营医务所实施抢救。” 艇长打完电话去主舱时，几个士兵已经在摆弄傅索安了。他们把两件军大衣铺在地下，把傅索安的裤权、胸罩统统扒下，让她一丝不挂地躺在上面，用干毛巾擦去全身的水渍。艇长进舱，注视着傅索安，问道：“她怎么样？” “她的身体像一块巨大的冰，凉透了。但她还在呼吸，心脏也还在跳动。” 艇长从食品柜里拿出一瓶白酒，抛给答话的那个士兵：“用这个给她擦身子，如果她醒了，就给她喝一点葡萄酒、热咖啡。注意，尽可能把她救活！” 抢救进行了十多分钟，当巡逻艇抵第36号地区军用码头时，博索安仍未苏醒。营部值班室已经派来了医务所惟一的一辆军用救护车，车上有一位青年女军医和一名年轻的女护士。见巡逻艇靠岸，她们一边招呼先别动傅索安，一边急急上艇。如此表现，是因为值班室有命令：尽一切可能抢救这个不明身份者！ 女军医上了巡逻艇，在傅索安身边蹲下，又是听心脏，又是量血压的一阵忙碌后，立刻让护士给傅索安注射强心针。打针之后，让士兵用大衣把傅索安裹起来，抬上救护车，直驶营医务所。 救护车驶抵营医务所时，傅索安苏醒过来了。她睁开眼睛，见面前是几个外国男女，不禁一愣，但随即回过神来，用英语说道：“找是中国的……”女军医摆摆手，也用英语说道：“不要讲话！”说着，打手势示意随车而来的两个士兵把傅索安抬下车，送进医务所的急救室。 急救室里，已经有一个瘦瘦高高的、穿苏联边防军上尉制服的军官等着。这个上尉是克格勃第三管理局亦即军队监察局的官员，派驻第36号地区监察边防军情况的。他没有值夜班的任务，但边防军方面根据克格勃的规定把傅索安越境之事通知他了，所以他马上赶来了。士兵把傅索安往急救床上放的时候，上尉把女军医扯到一边，小声用俄语向她询问傅索安的身体情况。然后，转身一挥手把两个士兵赶跑了，让女军医继续对傅索安进行急救检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是一丝不挂地被裹在军大衣里。 面对着上尉那种说不清意味的目光，她顿时满脸绊红，只羞得无地自容。但她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她知道从在中国的一侧高高的河岸上跳入额尔古纳河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属于她自己了，于是，她只好闭上了眼睛，这是她惟一的选择。女军医检查时，上尉走到一旁去了，因为这时又进来一个军官，他是边防军营部的值班主任，两人凑在一起密议如何讯问这个中国姑娘。 女军医给傅索安检查过后，注射了一针什么药剂，又让她吃了几粒红色药丸。片刻，女护士给傅索安端来了一杯加了牛奶的浓咖啡。傅索安喝下以后，感到身体内部似乎不那么冷了，但肚子却饿了，她不敢开口讨食物吃，只好忍着。 这时，上尉和值班主任已经议好，朝女军医说了句什么便出去了。女军医让护士取来一件白大褂、一双男式高帮皮靴，扔在急救床边，示意傅索安穿上。傅索安在穿的时候，想起以前曾经读过一本描写二次世界大战的外国小说，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在被俘之后，就是只能穿这类不合体的旧衣物。一瞬间，她的心头涌上一种耻辱感，但只能无可奈何地微微摇头。 “快些！”女军医用英语吆喝道。 傅索安冷不防吓得一抖，赶紧加快动作。穿上白大褂和那双散发着异味的大皮靴后，又让穿上一件军大衣，“踢踏、踢踏”地朝急救室门口走去。门外，站着两个佩手枪的士兵，那是值班主任带来的营部卫兵。傅索安一走出去，他们就分站左右，将她押往医务所的一间办公室。傅索安受那双大皮靴的限制，自然走不快，于是卫兵就用俄语喝骂着，还粗暴地推搡她。 傅索安进入办公室后，那两个卫兵便退了出去，站在门外。办公室里亮着两盏双排长日光灯，傅索安眨了几眨眼睛方才看清一张桌子后面坐着那个上尉和值班主任，桌上放着一架当时在中国还见不到的磁带录音机。 值班主任指指办公室中间地下的那把椅子，示意傅索安坐下。 傅索安坐了下来，一双眼睛紧张地望着对方。她在打定主意越境投苏时，天真地认为苏联人会把她作为客人来对待，就像她小时候见到的中国人对待去中国作客的苏联人一样，根本没料到会把她当俘虏一样来审讯，因此从未考虑过应该如何回答苏联人的讯问。 上尉盯着傅索安，说了一句俄语。 傅索安听不懂，但她从对方的神情判断，估计是在问她是否会说俄语，便大着胆子用英语回答道：“对不起，尊敬的苏联红军首长，我不会说俄语，也听不懂俄语，但能勉强用英语回答问题，不知是否可以？” 值班主任显然不懂英语，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傅索安。但那个上尉肯定是听懂了，点点头，马上用俄语翻译给值班主任听，然后出乎傅索安意料之外地说起了中国话：“既然如此，我们就用中国话来进行这次讯问吧！你叫什么名字？” 傅索安见对方会说中国话，心里稍稍轻松，回答道：“傅索安。” “傅一索一安。”上尉重复了一遍，又问：“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可以怎么组词？” “师傅的傅，绳索的索，安全的安。” “你是哪里人？今年多大？” “我是中国天津市人，1949年6月5日出生的。” “你在中国的住址？” “我住中国天津市红卫路石匠胡同74号。” “你的公民身份证号码？” “中国没有公民身份证。” “你的身份？” 傅索安想说是学生，但头脑里倏地冒出“政治”两个字眼，便灵机一动道：“我是红卫兵。” 上尉把傅索安的回答低声翻译给值班主任听，看来，他们虽然不清楚中国解放以后从未施行过“公民身份证”制度，但却知晓“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红卫兵”。两人小声交换了几句意见，脸上呈现出兴奋的神情。上尉重新开口讯问时，语调略显缓和：“你既然是中国红卫兵，怎么会出现在额尔古纳河苏联一侧的境内？” 傅索安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投奔苏联的。” 上尉将这句话译给值班主任听后，又问：“你投奔苏联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实行的一套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冒险前来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傅索安说到这里，双手捂住了腹部，脸上现出痛苦不堪的神情。她已经有十余个小时没吃食物了，这一夜里又消耗了如此大的体能，早已饥肠辘辘，先前是强忍着，但此刻胃痛如绞，再也忍耐不住了。 上尉见状，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我……我肚子饿！” 值班主任站起来，走到门口，对卫兵吩咐了几句。大约过了几分钟，一个卫兵走进门来，手里端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一包压缩饼干、一条尺余长的熟鱼干。值班主任冲傅索安一努嘴，卫兵便把盘子递给傅索安。傅索安在狼吞虎咽的时候，值班主任和上尉站在窗口边抽烟边悄声交换着对眼前这件从未碰到过的事情的看法，最后决定应当马上向营长报告。 值班主任走出去打电话时，上尉走到傅索安面前，看着她吃，同时像聊家常那样问她中国市场上供应哪些食物以及它们的价格。当他听说中国购买粮食和布需要凭票证时，马上用自豪的口吻说道：“在伟大的苏联，这些东西都是敞开供应的，每一个苏联公民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正说着，值班主任进来了，向上尉转达了营长的指示：根据规定，边防军只要弄清越境者的身份和越境目的，就已完成职能使命。因此不必再对越境者进行讯问，先将越境者拘押，然后向上级部门报告情况，听上级命令行事。 上尉虽是克格勃军队监察局的，和边防军各有上级，但他在边防军中也有职务，是营长的下级，因此，他只好服从营长的命令，同意结束讯问。 这样，傅索安就穿着那身装束被卫兵押进了第36号地区边防军营部的禁闭室。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