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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官收到了特务学员的求爱 情，怎生奈何？ 皮勇在中国公安机关接受审讯时，傅索安在“契他伊斯卡雅”待务学校也遇到了头痛事。她的头痛事对于一个克格勃特务学校的女教官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在克格勃几百所特务学校数以千计的女教官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她收到了一个男学员的求爱情。 这个男学员名叫黄一煌，1947年出生于哈尔滨市。他的父母以前都在白俄商人开的洋行当职员，因此都精通俄语，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有一段时间为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当过翻译，后来双双去了苏联，“文化大革命”前就获得了定居证。黄一煌留在哈尔滨和姥姥过日子，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本来考上哪所名牌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恰恰碰上“文化大革命”，于是只得在家闲逛。1968年夏秋之交，中国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帷幕，第一批是去中苏边境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由于是反修前线，对报名者须进行政审，认为合格的方能批准。黄一煌报了名，但一政审马上退了回来：父母均在苏联，儿子去边境地区，没准儿会叛逃！ 这黄一煌也是个高智商的角色，他打定主意要于的事，一杆子扎到底，怎么也要办到。政审没通过，他就写血书、刷大标语，还搞了几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最后，正当旁人在嘲笑他“痴心梦想”的时候，一纸批准他去军垦农场的通知书飞到了他的手头。 黄一煌如愿以偿去了军垦农场，头两年表现甚为出色，团里点名让他当了排长，又过了几个月，提拔为副连长。1970年底，正当上级在考虑要把他“扶正”时，这位副连长突然失踪了。当时，军垦农场的知青们对他的失踪议论纷纷，许多人都说他越境投敌去“老毛子”那里了，连头头们心里也犯了嘀咕。但谁也没听黄一煌说过叛逃或者看见他跑到对岸去了，所以没有证据，组织上也不好下结论，只好作为悬案挂在那里。 其实，黄一煌从报名欲去军垦农场时，就已经打定了叛逃投苏的主意。之所以伪装积极，拖了两年多才开溜，完全是出于“稳妥”的考虑，要么不逃，逃则必成。黄一煌逃得很顺利，但到了苏联却不顺利。苏联人把他关进拘留所，先是不答理，关了三四个月后才进行和傅索安叛逃伊始差不多的审查。一直审查到1971年底，才把他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黄一煌身高1米80，魁梧健壮，相貌堂堂，是一个美男子，又是高中毕业生，并且智商高人一等，所以很受克格勃专家的看重，把他安排在高级班接受训练。根据“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教学计划，高级班的学员须在该校接受三年训练，待到毕业时，基本上已具备初级“全能特工”的水平。黄一煌入校后，知晓了这一点，便有些趾高气扬，不大把其他学员放在眼里。 被克格勃选中送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受训的学员，应该说都是有些智商及其他方面的底子的，所以每个学员或多或少都有些看不起同学的想法，只不过有的人没显露出来罢了，这不足为奇。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黄一煌不但看不起同学，甚至还看不起教官。第一个被黄一煌看不起并且在课堂上公开顶撞的，是一位姓陈的越南教官。这个陈教官是主讲游击战战术的，他来自越南南方，原是中学体育老师，后来参加游击队，和美军及南越伪军打过几年游击，官至参谋长（哪一级就不清楚了）。1970年，他被送来苏联进军事院校深造。次年正好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于是把他弄来这里担任游击战战术课教官。若论真枪真刀游击作战，这陈教官无疑是行家里手，但让他在讲台上摆布却弄不大来。首先，他不善于把肚子里的体会转化成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其次，他的汉语说不好，而在这所学校里必须用汉语来讲课的。所以，让他干这一行确实是很有些难为他。而黄一煌呢，人既聪明，又肯钻，没多长时间就把发下来的那几本课本、讲义看了个滚瓜烂熟，又钻进资料室大看录像、书籍，结果，对这门课程提早有了深刻了解。这家伙是个不安分的角色，又好出风头，上游击战术课时便不遵守课堂纪律，讲话、看书、走进走出，还常常插嘴和陈教官抬杠。陈教官拿他没办法，又不想上报到校部去解决，苦思冥想总算有了个主意：让黄一煌提前考试，如果考试合格，就准许他不上课。 黄一煌一考，弄了个“优秀”，于是便和游击战术课“拜拜”了。 黄一煌有了这个胜利，头脑中突发奇想：何不每门课都来个提前，岂不成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首名高才生，将来定会在校史上记上一笔，在克格勃内部也可以扬扬名，这于自己的前程可是大有好处的。于是，他开始排计划。被黄一煌列为第二个叫板对象的，便是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教官傅索安。他之所以选中傅索安的原因，是因为傅索安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最年轻的女教官，年龄既比他小，又具有和他相同的“知青”、“叛逃者”身份，头脑中想当然地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个姑娘搞定。 一天傍晚，黄一煌站在教官餐厅门口，候得傅索安过来，便上前打招呼：“傅教官！” 傅索安驻足，一双大眼睛望着黄一煌：“黄一煌，有事吗？” “我想打扰你几分钟时间，说一件事。” 傅索安点头：“可以。要找个地方吗？” “不必，就这里吧。”黄一煌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望着傅索安：“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我提前修完了游击战术课。我想，我有能力提前修完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想和你商量一下，到时候允许我单独提前考试。” “就这事？” “是的。” 黄一煌见傅索安的神态、语调都很轻松，满心以为此事绝对不成问题。哪知傅索安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全部消失，代之的是一层冷霜，而从她嘴里吐出的话语显得更冷：“这事不行！”话音未落，人已消失。 黄一煌望着教官餐厅仍在晃动的弹簧门，恨得咬牙切齿：“好吧，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次日，黄一煌所在的班级正好有傅索安的课，黄一煌决定像中国小学的调皮学生那样，给这个年轻的女教官制造点麻烦。那天傅索安讲授的是作为一名情报特工，在接受任务准备潜往危机四伏的执行地前通常会遇到的心理障碍及其克服方法。应该承认，傅索安作为一名教官，是完全合格的。她用母语讲课，又有切身体会，并且口才一向不错，所以是很容易使学员听懂的。但是，黄一煌不断打岔，一次次举手提出某个地方不理解，要求重新解释一遍，有时解释了仍说不明白，还要反复提问。傅索安是何等角色，哪有不明白他的用意的，她在心里冷笑：好小子，还真有你的，敢向我叫板，我这就给你点颜色看看，让你终生记住我姓傅的！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每堂课的课时规定是两个小时，傅索安给黄一煌记着账，他在一小时二十分钟内共“提问”八次，算是开腔了：“黄一煌学员，今天看来你的脑子很成问题，为了不影响其他学员听课，我通知你：如果再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留着下课后向我约时间，我给你个别辅导。” 黄一煌笑道：“谢谢傅教官的好意，可是我没时间奉陪。” 傅索安还以一笑：“那你就掂量着办吧。” 只隔了五分钟，黄一煌又一次举手了：“报告教官！” 傅索安朝他摆摆手，示意他收敛。黄一煌马上站了起来，气势汹汹道：“你是教官，凭什么不准学员提问？” 傅索安用教鞭指着他：“你胆大包天，竟敢故意扰乱课堂秩序，听着，立刻给我滚出去！在外面走廊里站着，听候处理！” 黄一煌端坐着不动，冷笑道：“想来调教我？你还不配！” 傅索安再次喝令：“黄一煌，执行！” 黄一煌只是冷笑：“哼哼……” 傅索安大步走到黄一煌面前，举起教鞭就抽，被黄一煌跃起一把抓住教鞭，一折为二。傅索安尖喝一声：“大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了黄一煌两个耳光。黄一煌给打懵了，继而大怒，不顾一切地朝傅索安扑去。傅索安飞快地退后两步，侧身飞起一脚，正踢在黄一煌的小腹部，黄一煌顿时蹲了下来，双手捂着小腹，睑如土色，冷汗淋淋，呻吟不已。全班学员见这个年轻美貌的女教官竟轻而易举地制服了人高马大的黄一煌，不禁大出意外，一个个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傅索安回到讲台前，写了一张纸条，命令一个学员即送校部。 七八分钟后，门外进来两个苏联卫兵，径直走到犹自蹲在地上的黄一煌面前，二话不说，双双伸手把他从地下拎了起来，夹着就走。 当天，“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学员餐厅门口贴出了一纸由校长签署的布告，称黄一煌违反校规，顶撞教官，扰乱教学，决定给予禁闭一周的处分。布告末一段以严厉的措辞提醒全体学员。 如果严重违反校规，或者虽不严重但屡教不改的，校方将取消此人的学籍，送往劳改营去服终身苦役。 今天，“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已不复存在。但是，这所学校的档案被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并且从1994年开始可以供付了一定费用的任何人阅读。德国《冒险者之友》杂志的记者海茵莱姆德曾阅读了关于“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档案，并且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节谈到了该校的禁闭室。据海茵莱姆德说，禁闭室是一排连门都密封得不透一丝光线的面积仅二平方米的小屋子，没有窗，仅在屋顶设一个碗口大的透气孔。上面设有顶盖，以防漏雨。室内有灯，但只有在送食物时才打开几分钟。禁闭室内除了卧具和便桶外，再也没任何东西。被禁闭者要么躺着，要么坐着。 站着，终日待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每天上午有几分钟的放风，那就是出去倒便桶。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五百克面包、两个土豆、一块一百克重的成肉或者成鱼，没有汤，没有牛奶，只供应一千克水。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惩罚被禁闭者，让他们留下恐惧心理，以便今后不再发生违规行为。海茵莱姆德在文章中还提到：“据记载，这所学校的禁闭室的第一个禁闭者是一位精于扒窃技术的中国姑娘。第二个也就是第一个男性禁闭者是一个中国青年，他是越境叛逃投奔克格勃的。”据此推测，这两个人便是皮勇和黄一煌。 皮勇在禁闭室里待了两个小时就被傅索安保释出来了，所以没吃什么苦头。而黄一煌则不同，他实实在在被关了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一分钟也不少。出了禁闭室，他像换了个人，以外形看去，原先的英俊模样打了折扣，无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显得有些“萎”；但从气质判断，他似乎显得成熟了。 以傅索安的禀性，对黄一煌的“处理”还没结束，她要从精神上彻底击垮这个比她大一岁的美男子学员。因此，当她在黄一煌出禁闭室后第一次踏进高级班的课堂时，授课前的第一句话是：“黄一煌，起立！” 黄一煌应声站起来，立得毕端毕正，双目正视着傅索安，目光平静而柔和。傅索安厉声问道：“你蹲了一个星期禁闭室，有何感想？” “错有应得，咎由自取！” “你改不改？” “我保证改正！” 傅索安把黄一煌当众作践够了，这才让他坐下，开始讲课。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接下来轮到黄一煌“作践”她了。下课后，黄一煌走到正在整理教案准备离开的傅索安面前：“傅教官，我关了一星期禁闭，拉下的功课怎么办？” 傅索安看都不看他：“你那么聪明，拉下一星期又怎么样？自己翻翻讲义不就得了。” “可是，讲义中的有些专用术语我不理解。” “你可以去图书馆找答案。” 说话间，其他学员已经离开，教室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人了，黄一煌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放在博索安面前：“给！”拔腿就走了。 傅索安以情报特工的理性克制了想马上开拆这封信的好奇心，把信夹进教案，不慌不忙地走出了教室。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这才拆开信封。原以为是黄一煌的道歉信，没想到开头的称呼竟是“亲爱的索安”！啊？傅索安往下看，竟是一封求爱信！ 傅索安看完信后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家伙作践我！顶梁火顿时冒了出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抓起电话机送话器，打到学员宿舍，让管理员通知黄一煌立刻来办公室。 学员宿舍区离傅索安的办公室有八百米距离，几分钟后门口已经响起了黄一煌的嗓音：“报告！” “滚进来！” 黄一煌进门，冲傅索安行礼：“傅教官！”然后直挺挺地站在傅索安面前。傅索安留意到，他的眼光在桌上那封信上扫溜过时，显露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得意。 “这是你写的？” “是的！” “你写这东西的用意何在？” “这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简言之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我爱你”’。黄一煌面不改色，声音朗朗。 “你竟敢作践我？”博索安扬起了右手。 已经领教过这只手厉害的黄一煌下意识地把脖颈一缩，但又马上挺了起来：“不敢！不过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在禁闭室里反复想过，觉得您是一位漂亮、聪明、能干而又极富个性的姑娘，我“住嘴！”傅索安大喝一声，扬起的手却放了下来，睁大眼睛盯着黄一煌的脸：“怎么？你还想去禁闭室？” “不！凭这，你不能关我的禁闭！” “什么？” 黄一煌说：“我向您求爱，并未违反校规。” 傅索安经他一说，猛然想起校规中确实没有“不准学员和教官恋爱”这么一条，而只有“学员之间不准恋爱”。这是制定校规者的失误，不过也不能怪他们，克格勃特务学校中确实未曾有过师生恋爱的事情。而眼前这个黄一煌，显然是钻了这个空子。 傅索安恨得咬牙切齿：“可是我可以按你！你难道忘记被我打得差点趴下来吗？” “没忘记！但我不怕您打我，要打就打，这是第一。第二，你打我是违反校规的，当心受到处罚！” 傅索安哭笑不得，把手一摆：“去！去！去！记着，我不接受你的求爱！” 黄一煌又是一个立正：“是！”转身，出门，皮鞋声笃笃地走了。 傅索安对黄一煌恨之入骨，她也是个聪明角色，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既然不能打你，就用合法手段来报复你——咱课堂上见！ 从此，傅索安只要上高级班的课，黄一煌便经常被她抽查、提问，要求非常之严格。但是，高智商的黄一煌似乎早已料到，他既然曾经有过想提前结束这门课程的想法，自然有能力把课程内容领会得妥妥帖帖，无论是当堂回答还是课外作业，都做到滴水不漏。几次下来，傅索安不禁暗暗佩服这个比她大一岁的学生，寻思这家伙确实不简单，报复之心也渐渐淡了下来。 但是，黄一煌却没有淡下来的意思，他见傅索安火气渐消，便又一封封的递送求爱信，有时干脆夹在作业本里交上来。傅索安对他采取冷处理方针，求爱信来一封，便往抽屉里放一封，既不拆也不退，一封封叠在那里，心里有话：傻小子，看你乐此不疲一封封写到几时？ 黄一煌的性格，在某些方面也许可以称得上“坚韧不拔”，傅索安不理睬他的一封封情书，他也不在乎傅索安的不理睬，照样三天一封写个不停，并且，常常借故和傅索安多接触。本来，他是滴酒不沾的，但因为傅索安常常去酒吧喝酒，他便也成了那里的常客。 往往是傅索安前脚进门，黄一煌后脚也就到了，总是不失礼貌地向博教官致意问候，然后挑选一个可以从侧后面打量傅索安的位置坐下，要一杯白酒、两碟子冷菜，默默地喝着，静静地听着音乐，在黯淡的灯光中用幽幽的目光注视着傅索安。这样的状况，一直要维持到傅索安喝完酒、结了账离去，黄一煌才摇摇晃晃地走出店门。 傅索安对于这一情况，最初既不习惯又厌恶，但她具有一个合格的情报特工的心理素质，自有一股定力，待在那里声色不露，只管喝她的酒，消磨她的时间。渐渐，几天下来，也就习惯了，有黄一煌在跟没黄一煌在一个样。 本来，黄一煌追求傅索安的事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应该说是清楚的，定是不了了之。但是，在黄一煌递上大约三十来封求爱信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从而使这件事产生了一种质的变化…… 女教官、男学员的私通，令克格勃总部大为震惊！ 制造这个变故的角儿名叫固田一郎，据固田一郎有时喝醉酒后口出狂言时吹嘘，他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资历最深的特工，连校长布特卡少将的资格也没他老，如果苏联方面真正能“量才录用”，或者这所学校是日本人办的，那么校长位置非他莫属。 去掉这番话语中的水分，单从当特工的年份而言，固田一郎确实是很早的，也许算得上“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全体师生中的老前辈。 固田一郎，1918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五岁时，名古屋发生地震，父母双亡，家产毁于一旦，他被一个警察收养。警察的妻子是个罕见的“虐待狂”，把固田一郎当作一头小动物来对待，在提供应有的食宿的同时，不断地虐待他。固田一郎在这种虐待中成长，形成了一种机智而冷酷的性格。固田一郎十八岁时，考入东京刑警学校，一年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展开了侵华战争。根据政府规定，东京刑警学校抽调一半学生转往由陆军省主办的陆军特工速成学校，固田一郎也在其中。十八个月后，固田一郎以优异成绩从陆军特工速成学校毕业，随即被派往中国，先后在北平、南京和杭州的日本特务机关从事对华特务活动，由于成绩显著，只两年就晋升为上尉组长。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固田一郎奉派去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日本特务机关工作。两年后，他又接受指令化装成中国矿工，潜入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特工活动，但很快就失风落网。抗日战争胜利后，固田一郎被苏联红军远东军区军事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押往劳改营服苦役。 固田一郎被投入劳改营后，犹自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他给劳改营当局不断地打报告，声称可以把自己多年特工活动的情况和经验详尽地写下来，提供给苏联情报机关参考。最初，劳改营当局没有答理他，直到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组建了克格勃，这个机构把触角伸进了劳改营，终于发现了还囚禁着这么一个角色，于是当即让固田一郎写材料。第一批材料送上去后，克格勃的特工专家认为有研究价值，让劳改营免除了固田一郎的苦役，改善生活，专门让他写材料。固田一郎从进陆军特工速成学校到落入苏联人的手掌一共才六年，而他的材料却从1956年写到1962年，也是六年。也许他写的材料中确实有令克格勃特工专家感兴趣的内容，所以等他写完材料后，一道来自莫斯科的命令飞抵劳改营主任的案头，要劳改营“保证该犯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劳改营虽然不直接属于克格勃管辖，但对克格勃的命令一向奉为圣旨，于是马上彻底免除了固田一郎的劳役，立即改变他的生活条件，予以特殊的优待，把这个日本特务当作贵宾似地养了起来。这一养就是九年，直到克格勃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时，有关专家忽然想起了固田一郎，认为他是一个很合适的教官人选，于是马上和原判单位远东军区军事法院联系，让下了一份改判裁定书，把固田一郎放了出来，直接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担任地理、地貌、地形学课程的教官，兼上暗杀课。 固田一朗比傅索安先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傅索安一到校，他马上就盯上了这个姿色还不错的中国姑娘。固田一郎在苏联已经待了二十多年，完全熟悉了这个国家的情况和做法，知道自己虽然已算“刑满释放”，也有一份不算低的薪水，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行动自由，活动范围仅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等于是软禁。所以，他这辈子别想回日本老家。这样，固田一郎就从实惠点的角度去考虑，想就在这里娶个老婆定居下来算了。当然不是考虑生儿育女，而纯是一为解决煎熬已久的欲念问题，二为想有个小家庭过过温馨的日子。固田一郎把这个念头定在傅索安身上，一是看中了傅的美貌，二是因为傅是中国人，而他是半个“中国通”，两人生活在一起便于沟通。于是，固田一郎经常借故去和傅索安接触、搭讪。傅索安纵然机灵，也不曾想到这个年龄比她父亲还大的日本男子在动这个脑筋，因此压根儿没去往这方面留意，当然也不会作出什么反应。 那固田一郎见傅索安如此，哪有耐心等待，反复考虑下来，决定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来个“生米煮成熟饭”，迫使傅索安就范。 一个周末之晚，固田一郎在空无一人的教学区自己的办公室里往教官宿舍傅索安室（教官都是住单人寝室）打了个电话，称自己正利用业余时间在研究中国清代的间谍活动，打算写一部《中国清代谍报史》，目前涉及到清末的义和拳活动，想到傅索安是天津人，那里正是义和拳的发源地，因此想听傅索安聊聊，希望傅这会儿能去他的办公室。傅索安不知其中有诈，正觉闲得无聊，问得发慌，当下一口答应，欣然前往。 固田一郎以极大的热情接待傅索安，又是沏茶，又是奉烟，还给博索安削水果。傅索安毕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一下子就觉得有些反常，出于女性特有的自我保护意识，她拒绝对方的烟茶、水果，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烟盒，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点燃后抽了起来，顺手把烟盒放在桌上。她这个烟盒是1970年赴台湾执行任务失利逃回苏联后，克格勃两名上级官员以个人名义向她赠送的礼物。这是一件具有照相、发射子弹、毒针、毒气等功能的间谍器具，傅索安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作为秘密防身武器。现在，她把这玩意儿放在面前，是准备一旦出现不测，可以用来制服对方，然后脱身。 殊不料真的应了那句“天有不测风云”的话语，傅索安赖以防身的这件武器，却不料竟成为对方制服她的工具！固田一郎对傅索安表现出的防范意识似乎没当一回事，若无其事地微笑着，以平静的语调和傅索安谈起了中国当年的义和拳情况。固田一郎以前在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时曾接触过许多本世纪平津地区的资料，当特务的人记性又好，最近又经过短期准备，所以在傅索安听来，竟然信以为真，以为他真是在研究中国清代间谍活动，不知不觉间渐渐放松了戒备。固田一郎越说越起劲，一会儿从抽斗里取出一张纸，说：“我把义和拳在天津的几处重要坛四分布位置画了一张草图，请你看看那几个地方现在是天津的什么路。” 固田一郎一面说着，一面从桌子对面走到傅索安这边来。傅索安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固田一郎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个烟盒抓在手里。傅索安马上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尖叫一声，一跃而起，把手伸向桌上的茶杯。可是已经迟了，天晓得团田一郎是如何知道这个烟盒的特殊功能的，一按开关，一股毒气冲傅索安劈面喷来。傅索安待到屏气，已经吸入了一大口，顿时头晕目眩，只觉得四周东西在乱转，跟着地板和天花板也卜卜下下动起来了，她身子一歪，栽倒在地下。 田固一郎“嘿嘿”冷笑着，拍着烟盒道：“别以为这是苏联人的新产品，二战时期日本特工已经在使用这种玩意儿了，按一下喷毒气，二下毒针，三下子弹，谁不知道？” 这时的傅索安，早已昏昏沉沉，意识反应近于丧失，躺在地下一动也不能动。固田一郎把烟盒往桌上一扔，蹲下身子，把傅索安抱了起来，走到沙发那里，把傅索安放在沙发上，然后一面狂吻她的脸，一面解脱她的衣服。傅索安头脑中好似做梦那样还有几分明白，但四肢却无力挣扎，只得任凭他把衣服悉数剥脱，闹了个一丝不挂！固田一郎双手在博索安浑身上下乱摸了一阵，正要开始脱自己的衣服时，背后忽然传来一个男低音，声音中透着冷气寒意：“固田先生，如此作为，太孟浪了吧？” 固田一郎大吃一惊，急转身看，竟是黄一煌！他不知什么时候潜进了这间办公室，并且把桌上那个烟盒据为己有，这会儿正把发射孔对着固田一郎，轻轻晃动着。固田一郎大惊之后，马上作出反应，沉下脸咆哮道：“八格牙路！滚出去！” 黄一煌冷冷一笑：“你想强奸傅教官，没门！” 固田一郎说着，往这边挪动脚步，但是马上遭到黄一煌的警告：“按二下毒针，按三下子弹，你自己掂量着！” 固田一郎吓得只好驻步：“你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准你强奸她！” 固田一郎一个立正：“哈咿！” “给她穿上衣服，把她救醒！” “哈咿！” 傅索安穿上衣服后，自己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下子站了起来，一边整理衣衫，一边用愤怒的眼光盯着固田一郎。片刻，她走到固田一郎面前，狠狠打了他两个耳光，然后拉开门，大步而去。黄一煌略一迟疑，紧跟着也出了门。 他在傅索安身后三米处走着，傅索安快他也快，傅索安慢他也慢，一直护送到教官宿舍门口。。 “傅教官，请停一下！” 傅索安驻步，回头望着她。黄一煌把烟盒递过去：“你的。” 傅索安接过烟盒，看了看，在手里掂了掂：“这玩意儿功能虽多，我却仍保护不了自己，算了，弃之不用，留给你作个纪念吧！”说着递了回来。黄一煌接过，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 傅索安回到自己的寝室，只觉得身疲体软，头脑昏胀，胸口胀堵，沉甸甸的像是压了块石头。此时此刻，她真切地感受到了身为一个女人的苦恼，更是感受到自己待在他乡异国举目无亲的孤独无援，甚至连听她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她越想越觉得悲哀，禁不住双手捂着脸悲悲切切地哭了起来。傅索安哭了好久才停了下来，她走进卫生间，把自己浸在浴缸里泡了好久。后来躺到床上时，已是凌晨3点多钟了，她还毫无倦意，拿了一本俄文小说翻了几张，又扔下了；又取了一本画册，翻了翻也是索然无味，扔在一边。最后她拿起了黄一煌写给她的那些信——都是一封封完整无损，没有开拆过的。一封封剪开，读了起来。傅索安这才知道，黄一煌原来是个才子！他的每一封信，都是一篇抒情散文，抓住傅索安的外貌形象、内在气质的某一点，洋洋洒洒生发开去，字里行间无不倾注着他的感情，如诉如泣，只看得傅索安如诉如泣！ 傅索安看完三十多封情书，已是旭日东升了。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决定给黄一煌写封信，她决定接受他的求爱。但是，傅索安毕竟是一个受过克格勃专家正规训练的特工，头脑远比同龄女性冷静，当她铺开信纸准备落笔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倘若和黄一煌恋爱了，今后怎么办？克格勃选中黄一煌当特工，是准备利用他。“契他伊斯卡雅”这个名称再也明白不过，是准备在学员毕业后派往中国搞谍报活动的。她来自中国，深知中国反间谍力量之强大，黄一煌定然有去无回。即便去一二趟侥幸逃过侦缉得以安然返回，克格勃也会再次派遣的，周而复始，准有一天会落网！ 所以，总的说来是“大限已定”。她和一个“大限已定”的人恋爱，是“只有开花，没有结果”。想到这里，傅索安长叹了一口气，扔下了钢笔。 说也奇怪，这次事情发生后，黄一煌不再给傅索安写情书。但他仍尾随着傅索安喝酒，傅索安在餐厅喝，他也在餐厅喝。傅索安在酒吧喝，他也在酒吧喝。每次情况依旧，总是慢到几分钟，向傅教官行礼、招呼，然后在侧后面选一位置坐下，一面喝酒一面默默地打量傅索安。有几次博索安几乎忍不住想招呼他过来坐在一起喝酒，聊聊，但她又想到“开花、结果”的后果，终于没张口。 1972年9月中旬的一天，傅索安去高级班上课。踏进教室，学员们照例起立致礼，傅索安习惯地朝黄一煌的位置望去，却没见到那张熟悉的脸。她佯作不察，还过礼让学员们坐下后，傅索安开始点名，点到黄一煌时，班长向她报告：黄一煌生病请假。 傅索安心头一颤，下意识地问：“他生什么病？” “感冒发烧。” “看过医生没有？”话刚出口，傅索安就意识到这是一句废话，学员生病，医生必须马上到场诊治，不分昼夜，这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一项规定，也是整个克格勃系统所有特务学校的规定。据说这是克格勃创建伊始，赫鲁晓夫关照第一任主席伊凡·亚历山大洛维奇·谢洛夫的，因为这些学员是“国家宝贵的财富”。 班长回答：“看过了，医生已经给他打了针，又给了药片。” 下课后，傅索安带了一束鲜花、一些水果去学员宿舍看望黄一煌。走进院子，她不无惊奇地看到脸色苍白的黄一煌还在水龙头前洗一大盆衣服！贝加尔湖畔的9月份，已是冷风瑟瑟，寒意颇足了，黄一煌的一双手被冷水泡得通红，蹲在那里，宽宽的背脊似在微微颤抖。傅索安大叫一声：“黄一煌你干什么？不要命啦？” 黄一煌回头一看，站了起来：“傅教官！” “你这是干什么？” “洗衣服。” “谁的衣服？” “我的。” “你一个人有这么多衣服吗？”傅索安指着盆里的好几件迷彩服，那是学员上格斗课时穿的。 黄一煌脸色微红，低头不语。傅索安上前，伸手摸摸黄一煌以额头：“这么烫！体温多少？” “39．3度。” “了不起！说吧，为什么洗衣服？” 黄一煌见捱不过去，这才吞吞吐吐道出了原委。原来，他为了追求傅索安，从滴酒不沾学会了喝酒，傅索安每天去餐厅或者酒吧喝酒，他也必去。但是，以他一个学员的津贴怎能和傅索安的教官薪水攀比，很快就捉襟见肘了。黄一煌为了筹钱，就和几个学习成绩较低的学员达成协议：由他给他们代抄讲义、代洗衣服，使他们腾出时间专攻薄弱环节，以便能使考试成绩达标，免得被学校赶出去（被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开除的学员，只要是中国知青或其他身份的叛逃者，一律送劳改营服没有期限的苦役），而他们则每月付给他一定数量的钱作为酬金。 傅索安听罢，心中百感交集，暗说自己枉为情报特工，连这个几乎每天都接触的事宜也没去留意和琢磨。当下，她二话不说，便把手里的鲜花、水果递给黄一煌，挽起衣袖正要蹲下去洗衣服时，高级班的学员列队返回宿舍区了。傅索安便打消主意，迎着他们走上去。学员队伍在楼门口停下时，傅索安正好走过去，往队伍侧边一立，一声吆喝：“立正！向左转！” 两队纵队变成了两列横队，四十多名学员站在那里，齐崭崭地望着傅索安，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傅教官为什么出现在学员宿舍区。傅索安叫着班长的名字喝令出列，又问谁是生活委员，也让出列，然后说了黄一煌的交易，问他们是否知道。那两位，一是越南人，一是香港人，站在那里不敢回话，只是摇头。傅索安说：“现在，由你们两个去把那些衣服洗掉。今后，绝对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否则，禁闭室在等着你们！解散！” 傅索安随即又往医务室打电话，让医生来给黄一煌继续诊治，并指定了两个学员专门照顾黄一煌。 两天后，黄一煌恢复了健康，又出现在酒吧间里。傅索安见他进门，叫来侍者吩咐道：“他要吃喝什么，全部记在我的账上。” 但是，当黄一煌餐毕叫结账时得知后，却拒绝记账，坚持自己付了账。傅索安见了，走过去微笑道：“也好，你就自己付吧。付完了我们一起往回走。” 黄一煌听了，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连声道：“好！好！好！” 但是，当他和傅索安一道往回走的时候，却又没有一句话，大概是在等傅索安开口。傅索安不知是怎么想的，也没有开腔，两人默默地走到教官宿舍区的岔路口，傅索安驻步，问道：“明天是几号？” 黄一煌回答：“9月22日。” “什么日子？” “这个……”黄一煌一怔，想了想：“是您的生日？” “不，明天是中秋节。” “哦！我已经忘记了，年初看日历时倒是查了的。” “明天我请你吃晚饭——在我寝室里，请你在8点钟准时到达”次日晚上，黄一煌准时前往。傅索安买了一些卤菜、罐头和伏特加酒款待她的客人，桌上还有一些糕点，这是用来替代月饼的。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的一切都是仿照当时中国的现状设置和同步运行操作的，但不知是设计者是苏联人不了解中国的风俗还是怎么的，节日只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七天国定假（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过，忽视了民间必不可少的端午节、中秋节。 所以，中秋节没有月饼，端午节没有粽子。这个状况，一直到1974年才得以改变，但那时傅索安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傅索安对黄一煌说：“欢迎你光临，来吧，让我们在异国他乡过一个没有月饼的中秋节。” 两人开始喝伏特加，边喝边聊。说了一阵，傅索安说：“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安装着窃听器，但是，今晚我这里的窃听器已经给我做过手脚了，因此，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黄一煌胆子大了些，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在异国他乡过中秋节，听说你早已加入苏联国籍了？” “国籍是改了，但我的人种永远是改不了的，我是中国人。其实，苏联方面也会永远把我们这些人看作中国人，不管你是否加入苏联国籍。唔，你是怎么来苏联的？” 黄一煌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最后不无忧伤地说：“我过来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可是还没见到过父母，连信都没通过，父母还不知道我已经来苏联了。” 傅索安神情幽幽地说：“照我说，你不应当逃这边来。”她简单地说了自己叛逃的情况，又说；“你的情况跟我的不同，你过来了又有什么好呢？” 黄一煌喝了几口酒，眼睛有些湿润，用沉重的语调道：“是啊这真是应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那句话。我冒着生命危险到这边来，又吃了那么多苦头，可是永远无法修成正果——这里学会了，毕了业，马上会派回中国去活动，终日提心吊胆，等于是在刀尖上跳舞。” 傅索安说：“原来你也知道这种结果，那你为什么还异想天开和我恋爱呢？” 黄一煌被傅索安这一问，索性打开了话匣子。原来，黄一煌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比其他从中国叛逃过来的学员高一等，这是因为一是父母均在苏联，二是自己智商高，三是形象英浚因此，他寻思在克格勃眼里自己是备受青睐的。但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在傅索安手里就会关禁闭，这对他绝对是一个震惊！他在禁闭室的一星期里，对自己的前途作了种种考虑，终于大彻大悟：自己不过是供克格勃使用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工具，甚至还不如一条狗。并且，不管怎样，他最后肯定是在中国失风被捕，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 这样想着，他禁不住十分悲哀，产生了“悔不当初”的想法。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他已是过了河的小卒，只有进没有退了，只能听天由命。但是，他考虑到一个问题：他是黄家推一的男丁，应当留一个后代。这事倘在别人，可能没有条件，但在他黄一煌身上，却是可以实现的——他的父母均在苏联，如果他留下一个孩子，克格勃会同意送往他父母处的。黄一煌这样想着，便开始在头脑中物色可以与他肉体结合的对象，一下子选中了傅索安。黄一煌的选择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傅索安是加入苏联国籍的。二是以她的教官身份，不会派赴中国执行任务，不会有丧命之虞。三是和傅索安恋爱乃至产生私情，并未违反校规。四是傅索安的各方面素质都属优秀。 黄一煌是个敢想敢为的角色，一出禁闭室，他便向傅索安展开进攻。最初，他是抱着让傅索安给他留下一个孩子的想法。但是，随着对傅索安的观察、了解，黄一煌渐渐动了真情，他发现自己真的从内心爱上了傅索安。也许正是有了这种爱情，他就特别注意留心和傅索安接触的男性，于是，一直动着傅索安脑筋的固田一郎进入了他的视线。黄一煌以他的直觉和细心隐隐预感到固田一郎也许会对傅索安图谋不轨，便决定挺身保护。黄一煌自有他过人的聪明之处，他想保护傅索安，不是一直盯着傅，而是悄悄盯着曹田一郎，这样，一连盯了几个月也没被人发现。他的辛劳终于有了结果，那天晚上成功地救下了傅索安。那个紧急时刻，如果固田山郎真朝黄一煌扑过去，他就真会使用毒针、子弹把那日本人杀了！ 傅索安闻听之下，不禁大为感动，她喝了不少酒，失去了平时的冷静，当下便表态：“我们怎么都行，但是不能怀上孩子，因为这里不会允许生下孩子的。” 黄一煌跪了下来：“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绝对听从您的！”说着，抱住了傅索安的腿。 傅索安抑制不住突如其来的冲动，一下子抱住了黄一煌……傅索安和黄一煌师生私通后，两人不再去酒吧喝酒，而是改在傅索安的寝室里喝酒。往往喝酒之后便发生关系。但是黄一煌从来不在傅索安那里过夜，每天晚上最晚也只待到11点30分就回学员宿舍去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有规定，学员必须在自己的宿舍里睡觉。进宿舍时间最晚不准超过12点钟。逢到星期天，黄一煌有时会在傅索安那里待上一整天。 频频的接触，并没有给博索安或者黄一煌带来特别幸福甚至一般性幸福的感觉。两人在喝酒之后，想起前途渺茫，每每总是相对无言，潜然泪下。有时，他们喝醉了酒，便在寝室里大唱中国“文化大革命”前那些电影、歌剧流行插曲，唱得隔壁宿舍的教官来看热闹，跟着学唱。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由于规定一切都“中国化”，所以唱中国歌曲不算违反校规，连餐厅里都在播放中国的样板戏录音哩。 但是，傅索安、黄一煌仍然逃脱不了厄运。他们两人在寻欢作乐、哭哭笑笑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正有阴影向他们逼拢来。这个阴影就是想吃天鹅肉没有吃成倒险些吃毒针、子弹的固田一郎。这个日本教官在那次被黄一煌揽了好梦后，对黄一煌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后来，他发现黄一煌老是往傅索安寝室里钻。便明白两人准搞上了。固田一郎一下子真是气冲斗牛，火撞顶梁，真恨不得扔一颗炸弹把傅、黄两个炸死。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像固田一郎这样的担任暗杀课程教官的角色，要弄一颗炸弹当然不是一桩犯难事，但炸弹爆响后，他自己也完蛋了，所以固田一郎不想干那样的傻事。作为一个老特务，要料理傅、黄两人，办法有的是。 固田一郎稍微动了动脑筋，就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 固田一郎有个酒友——窃听课教官亚历山大，此人是苏联秋明市人氏，原是大学讲师，因搞窃听仪器研究小有成就，被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物色去。原本是指望他进一步有所发明创造，弄几样全球一流的间谍窃听器出来。不料亚历山大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进了克格勃，拿了高薪的，只顾酗酒，对技术是得过且过，不求上进。而他的周围，都是苏联最好的通讯专家，大家待在一起，难免相形见细。于是，克格勃办事管理局把他调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当教官。亚历山大只有一样爱好——嗜酒，只要有酒喝，他就感到幸福；谁给他酒喝，他就和谁合得来。固田一郎抓住这点，请亚历山大喝了几顿酒，又送给他一箱中国竹叶青酒，他就答应协助固田一郎料理傅索安、黄一煌。亚历山大交给固田一郎一瓶不知名称的药液，让他乘傅索安不在的时候偷偷喷在她寝室的玻璃窗上。这药液是无色透明的，喷在玻璃上迅速挥发，在表面形成一层看不见的薄膜。当室内人说话时，声音产生的振荡波会使这层特殊薄膜散发出一种声波信号，而在附近二十米之内的接收仪器会把信号接收下来，还原成声音，留在录音带上。 1972年11月上旬的一天，固田一郎走进“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布特卡校长的办公室，把一盘录音带放在桌上，报告说这是女教官傅索安和高级班学员黄一煌的奸情实录。布特卡校长听了录音，感到震惊。使他震惊的原因倒不是男女奸情，而是这两人的身份：女教官、男学员，同是中国人，一样的知青叛逃者。如果这两人勾搭在一起，策划些其他阴谋，诸如组织中国知青学员搞什么行动，那岂不大大糟糕？ 布特卡校长这样想着，便决定对傅索安、黄一煌作出严厉处罚。但博索安是教官，根据克格勃的规定，行政不属特务学校管，而属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管。于是，布特卡拿起了和莫斯科克格勃总部直通的专线保密电话的送话器，向总部报告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发生的这件丑闻。 克格勃总部很快就下达了处理决定：棒打鸳鸯，撤消傅索安的教官资格，立即派人送往莫斯科。黄一煌禁闭半月，由高级班改为中级班。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迅速执行克格勃总部的命令，傅索安被叫往校部，听了处理决定即被软禁。黄一煌当即被投入禁闭室，当他半个月后被解除禁闭时，傅索安早已被送往莫斯科了。 关于傅索安被送往莫斯科后的情况，将在下一章 中叙述。这里说一下黄一煌的结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级班的学期是一年，黄一煌从禁闭室出来后，在中级班里待了不到半个月就到期毕业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毕业生不能享受去上高加索休养的待遇，只能在贝加尔湖畔的一个克格勃疗养院里休养一周到十天，然后直接接受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六部中国处官员的指令，或派赴中国从事谋报活动，或被分配到苏中边境城市的克格勃分局边工作边待命。 黄一煌在休养期满后，即接受指令潜赴中国，在知识青年中发展特工，对他们进行以破坏为主的训练，为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作“敌后潜伏行动”的准备。 黄一煌在动身前，要求和在苏联的父母通电话，未获准，退而求其次要求写信，也被拒绝了。克格勃官员说等他这次完成任务从中国回来后，再考虑这些问题。1972年12月22日，黄一煌从乌苏里江的冰面上越境潜入中国，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情报部第一局”翻译。经过一番活动，黄一煌把原先跟他同一军垦农场的知识青年张边等七人发展为特务，组成了一个特务小组。黄一煌让张边七人利用探亲假、病假、事假等机会，分别秘赴哈尔滨、大庆、佳木斯、长春、延边等地，由他向他们传授爆破、投毒、收发报、格斗、暗杀、照相等特务技能。不久，黄一煌返回苏联。 1973年11月，黄一煌再次受派遣潜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谍报活动，被我公安机关捕获，于1974年6月被判处死刑，随即执行。黄一煌所发展的张边特务小组，也在1973年底被破获，七名成员悉数落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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