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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岁尾的时节，香港岛上依然温暖如春，毫无寒意。刚刚从新加坡、泰国演出归来不久的邓丽君，这次回到香港后没有去那些惹人注目的大饭店下榻，而是住进了女友麦灵芝在尖沙嘴的公寓。自从一年前林振发粹不及防地离开她以后，邓丽君的情绪再次一落千丈。在经历了第一位多情男友朱坚空难丧生的沉重打击后，第二位男友林振发的死，无疑构成了更沉重的打击。邓丽君在吉隆坡安葬完林振发返回香港的半年多时间里，她又一次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中。为此，她中断和退掉了许多在香港、台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的演出活动。邓丽君的心被无限的哀愁笼罩着，她无法以从前那种轻松的心态去面对观众。 “邓小姐，你虽然没有与振发结婚，可是你也与他有过5年的情缘，这份情意也非寻常人可以有的。”在邓丽君最为痛苦的日子里，1979年春天她曾经再次飞往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去为林振发扫墓。林振发的灵柩葬在靠海边的林家墓园。那里苍松挺拔、木槿如屏，是一个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大海的地方。林振发的老父林子坤经过儿子病逝的打击，变得越加老态龙钟，慈祥的林母也比从前消瘦了一圈。他们对邓丽君在清明节专程由香港飞来祭扫儿子，内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感激。所以在邓丽君逗留了几日，准备离开吉隆坡的时候，林母对她说了一段迄今还令邓丽君难以忘怀的话：“人生无常，振发他先你而去了，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冷酷现实。现在我们希望你尽快地再择良友，早日成家！” 邓丽君轻轻地摇了摇头。她说：“‘哀莫大于心死’，这是一位哲人说的话。林先生他这么年轻就去了，我的心早已经随他而去。如果现在再让我去爱另一个人，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邓小姐，你何时成家我们自然不能干涉。只求你不必再去想从前那些事情，即便振发他在九泉有知，也会像我们一样劝你节哀的。”林子坤悲哀地长叹一口气说：“不过，振发死后我们仍然将邓小姐看成是我们林家的女儿。我们准备送给你一点小小的礼物，留作纪念，望请笑纳！” 邓丽君愕然。 林母说：“在海边的那幢别墅，是振发生前住过的。邓小姐也曾和你的母亲在那里下榻，那里留下你和振发许多美好的回忆。如今人去楼空，我们很想将那幢小楼送给邓小姐，以便你今后来吉隆坡演出时，能有个安适的住处。此外，振发生前所留下的许多股票、书籍和他自己的几笔存款都应该归邓小姐收存，不知……” “这是断然不能收下的，”邓丽君不等林母说完，她就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伯父伯母待我的一片好意可以领受，尽管振发不在了，我还可以像从前那样，经常到马来西亚探望两位老人家。不过财产我是决不能收的，因为我有林先生生前留给我的那些真挚情意就已足够了。” 邓丽君离开了令她魂牵梦京的吉隆坡。她没有收下林振发父母给予她的任何馈赠，只是在帮助林母清理死者藏书的时候，发现了林振发生前的一本影集。那里面大多是邓丽君与林振发在5年间几次相逢时拍摄下的美好一瞬，在每幅照片下面均留下了林振发亲笔所写的短诗。那是邓丽君深感弥足珍贵的爱情信物，也是她从林家带出来的唯—一件物品。 邓丽君归港后依旧没有在歌坛上公开露面。这种异常寂寞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多，直到1979年的下半年，邓丽君才应邀去日本的东京，录制了两张个人大碟，一为《岛国之情歌——第四集》，一为《一封情书》。她在这两张大碟中，以对林振发万分思念之情，演唱了包括那首尤为林振发生前所喜爱的《晨光下的恋情》等数十首倾吐深情的歌曲。也许是邓丽君久疏歌坛，也许是她对亡友所寄予的恋情太深，这两张大碟录得缠绵排侧，动人心魂。大碟发行后，港台又掀起一阵“邓丽君情歌旋风”。香港的几张有影响的报纸，又在开始大肆刊登宣传她的文章。那些文章大多是对林振发死后，有关邓丽君感情生活的种种猜测。邓丽君对那些捕风捉影的报道不屑一顾，因为她自林振发病逝后，几乎连演出都谢绝了，哪里还有移情别恋的闲情逸致呢？当然，也有些香港、台湾的报刊，是客观地描写邓丽君的。可以看出，许多有良心的作家与那些时时盼望邓丽君东山再起的歌迷一样，他们写文章的目的，是期盼邓丽君尽早地重返歌坛。著名女作家张茜茜所撰的《初谈邓丽君》就是一个代表。张前前写道：“……邓丽君的成就也自有机遇的巧合。凭她自己本身的条件，能得到今天这样的地位，实在不简单，真正了不起。她没有惊人的天赋，没有一套完整的学历。当年她在台湾正式下海唱歌，还不满13岁。人们说她唱出的歌还带有童音，站在台上，又瘦又小，干瘪瘪的，着实惹人同情。记得那时她爱唱《小放牛》，扮牧童，因为她面孔像个月饼，鼻子低而扁，不好看，扮个男童还好些。这话说来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事隔若干年后的今天，真如俗话说的‘黄毛丫头十八变’，邓丽君出脱得可不同了。我在台湾的朋友们，其第二代好多都和邓丽君熟识。大家说，邓丽君这孩子可乖啦，很孝顺，又顾家，多赚几毛钱都赶快交到家里。哥哥弟弟们读书，花钱都是由邓丽君供给的。她的爸爸从军中退役下来后，整天打麻将。朋友们说：“邓丽君整天动脑筋赚大钱，邓爸爸却整天动脑筋打大牌。‘邓妈妈是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孩子第一，丈夫第二。多年前，从邓丽君第一天登台起，这位老人家就拎着化妆箱，紧伴着女儿，不论任何恶劣的演出场所，跟进踢出，风雨无阻。母女相依为命，到处奔波跑码头。今天的邓丽君成功了，谁知道她妈妈的泪水和汗水流了多少呀！苦尽甜来，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好嘛！……邓丽君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我还记得一位知名专栏作家林燕妮小姐在一篇报道中说的：“看见邓丽君在舞台上拼命地唱，拼命地跳，我忽然间对她很同情。’我相信林小姐的这句话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实在说来，台湾的歌星不知有几十打。论出道，邓丽君比不上早期的紫薇；论独特的唱腔，她比不过姚苏蓉；论美貌，她不如孔兰薰。可是邓丽君自有其难能可贵之处：她苦用功，从来不骄傲，对任何一支新曲总是虚心去学，并且不断创出新风格。朋友们还都知道她心地善良。我应当说，她的优点盖过她的缺点。这是她成功的主要因素……” “张茜茜看来还很知我的心呢！”邓丽君唯独对这一篇文章偏爱，认为它说出了自己成名前的辛酸。但是，香港更多的报纸，却老是在写有关邓丽君的婚事轶闻。忽而说到朱坚和林振发的死，忽而又猜测邓丽君的新郎君是某某人。有些报纸居然以猜测代替真实，说得有鼻有眼，活灵活现。这是让邓丽君最头疼也是最反感的。在林振发病故后的半年多，赶来为邓丽君求情做媒的友人纷至沓来。 尽管这些友人都是怀有成全她的一片美意，尽管朋友们所介绍的男子大多有才有财，有些男子甚至比朱坚、林振发的条件还优越，可是都被邓丽君—一婉谢了。邓丽君此时正处于悲痛之中，她的心还被林振发牢牢地占据着。邓丽君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拒绝了许多前来为她说亲的朋友，大多数的朋友都理解她的心，自然这样做也难免伤了一些渴望与邓丽君结缘的痴情男子，陈之栩便是其中的一位。 “邓小姐，陈之栩先生这次亲自从台北来香港，就是特意想与你见上一面的。”夏天时一位在香港演艺界很有名望的姊姊，来到邓丽君隐居的这所公寓里，第二次向邓丽君提到陈之栩的名字。邓丽君当时的心情格外不佳，她疑惑地望着那位相好多年的女朋友，好一阵想不起来谁是陈之栩。姊姊嗔她说：“你也是贵人多忘事，几天前我刚将人家陈先生的照片送过来，请你过目，怎么一转眼竟忘记了？” 邓丽君这才想起姊姊确实介绍过一位叫陈之栩的人。“陈之栩是位英俊的男子，他是台湾一位巨商的儿子，早年去美国的康乃尔大学读书，攻读的是国际公法和外交硕士学位，在去美国之前是台湾大学政治系肄业，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呀！丽君，陈先生从美国考取学位归来后，凭着陈家在台北的势力，很快就得到当局的重用。 如今陈先生年轻有为，久后必会成为一位前途无量的政治家！“ 邓丽君听了这位曾一同在台湾出道的姊姊一席话，漠然不为所动。 妹姊继续说：“陈先生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已经闻知你的大名。 他也很喜欢听你唱的歌儿，他说你的歌声常使他失眠。在美留学时陈先生的身边便有几盘你的录像带，每夜都要放上几回的。丽君，现如今陈先生听说与你相恋的林先生不幸英年早逝，方才托我来向你转达他对你的爱慕之情，请你考虑……“ “请姊姊代我转达对陈先生的感谢之意，”邓丽君坐在那里蹙眉想了好一阵，接过姊姊递上来的陈之栩照片只瞟了一眼，他确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但是邓丽君却毫无兴趣，将照片退还给姊姊说：“我现在的心里很乱，确实没有任何谈情说爱的兴趣，对不起了！” 本来，邓丽君这样的回答已经是谢绝了。谁知几天后，她的那位好心的姊姊又满怀希望地来到尖沙嘴的公寓，告诉邓丽君陈之栩从台北来的消息，并语气坚定地说：“丽君，这回你可要给一个面子，陈先生大老远地来了，你没有不见之理哦！” 邓丽君进退两难。以她目前的纷乱心情，是根本不能与任何男子相见的。同时，邓丽君的名气太大，那些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已使邓丽君感到心里发烦，又怎么能随便去见陈之栩呢？她沉吟了片刻，决定向女友说出真心话来：“姊姊，现在陈先生既然追得这么紧，我只好实话实说了，其实像陈先生这样的人，并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姊姊惊愕地问道：“为什么？陈之栩的条件不合适吗？” 邓丽君说：“陈先生的条件很好，他将来可以找一位更合适的女子作为终身伴侣。然而他和我之间却不大可能有某种烟缘，因为谁都知道我早就表示过，今生不想寻政界和军界中的官员做丈夫。” 姊姊说：“军政界有什么不好呢？丽君，谁也不可能唱一辈子歌呀，我们身后有做官的为靠山，不是更好吗？”邓丽君却决心已定，不想深谈：“姊姊，人各有志，请不必再说了！” 姊姊讪讪而去。她只好将邓丽君的意思如实地转达过去，陈之栩听后大为失望。他悻悻返回台北以后，据说还化名在《中央日报》上含蓄地指责了邓丽君。邓丽君见了陈之栩影射她的文章后，不以为然，只是一笑了之。今天，就在邓丽君又翻阅报纸的时候，她的女友麦灵芝走了进来。 “阿丽，宝丽金公司请你到日本去举办个人演唱会，你总该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了吧？”麦灵芝见邓丽君愁眉紧锁，郁郁寡欢地坐在沙发上浏览报纸，进门来便开口询问。 “这……”邓丽君迟疑不语。她感到日本邀请去东京演唱的事情很难推托，又很难定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友好邀请，早在一个多月前就由邓锡泉这位驻日本的代理人转达过来了。据邓锡泉说，宝丽金公司的总裁三谷清和副总裁大国敏雄两位先生，获悉了邓丽君自从林振发病故以后一直处于深居简出的消沉状态，很想请邓丽君出山演唱，重振旗鼓。对于这种友善之举，邓丽君从心里甚为感谢。但是她想起林振发之死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以及林死后港台对她私生活的种种非议，邓丽君还是无意出山。 麦灵芝从她的皮包里取出一封信来，郑重地交给她说：“阿丽，你何去何从，必须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林先生的突然死去，确实是构成了对你很大的打击。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人已经死了，咱们活着的人就该更加珍惜自己，更好地活下去啊。阿丽，现在你在香港已经一年多没有登场唱歌了，我真是为你担心，如果继续这样消沉下去，又如何得了呢？” 邓丽君对麦灵芝这种亲昵的唠叨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并不生气。只是接过那封从东京转寄给她的信件，专心地阅读着。原来，信是由渡边娱乐公司的总经理渡边正一先生写来的。信中的语句很诚挚，渡边先生在为林振发不幸故去表示慰问之外，也代表宝丽金唱片公司盛情相邀她前往日本。渡边说日本的许多歌迷都对邓丽君一直怀有深深的好感，她们希望邓丽君尽快地从痛失恋人的悲哀中解脱出来，重振旗鼓。又说，邓丽君当年是从日本跃上东南亚歌坛的，希望这次再由日本起步。渡边正一先生希望不久的将来在东京能再次聆听邓丽君甜美的歌声。 “阿丽，这一次看你还如何推托？‘宝灵芝从邓丽君那略显为难的神色中，看出了她内心的变化。 “是啊，没想到渡边先生写来了亲笔信……”邓丽君的心确实被打动了。渡边正一是她心目中的恩人。1973年她去日本东京寻求事业上的发展，承担邓丽君受训重任的与其说是与自己签约的宝丽金唱片公司，不如说是由渡边正一先生所主持的娱乐公司。正是因为有这家娱乐公司的鼎力资助与山田街老师的精心扶持，才使得初出茅庐的邓丽君有过一次系统的声乐训练。这无疑为她日后在东南亚各国大展身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邓丽君成名以后，从内心深处始终都在感谢渡边正一这位忠厚的长者，如今宝丽金唱片公司不忘旧情，知道她很苦恼，才决计敦请她去日本演唱。 无论是对宝丽金唱片公司的真诚善意，还是对渡边正一先生的旧日友谊，邓丽君都到了无法谢绝和必须答应的时候了。邓丽君手托着那封信，长叹一声说：“既然如此，就只好答应了……” 麦灵芝立刻高兴起来。她满面绽笑地将一份宝丽金唱片公司已经签好的合同，放在邓丽君面前的桌上，说：“阿丽如果能前去东京，那就太好了。因为只要你重新登台唱歌，我敢保证从前那些无聊的猜测和报纸上莫名其妙的传闻，都会立刻烟消云散。阿丽，宝丽金公司确定的出场时间是12月17日，你去那里出席完演唱会，回到香港来还可以共度圣诞节。” “好吧，灵芝姊，我就听你的安排。”邓丽君接过笔来，在那张由宝丽金公司先填好的演出合同上郑重地写下“邓丽君”三个字。 “时间确定后，我们就必须尽快地作去日本的准备，阿丽，现在满打满算还不到7天了，你必须准备好行装才行呀，”麦灵芝又从皮包里拿出一本日本护照来，交到她的手里说：“阿丽，你最迟也得在14日启程去东京，17日就开演，去得太晚就没有彩排的时间。” “我懂我懂，我的灵芝姊，我是必须提前走才行的。”邓丽君将那本新领到的日本护照看了一看，发觉麦灵芝早已在事前为自己办好了签证。她放下心说：“去晚了与乐队无法配唱，况且我又有几支新歌想唱，自然是要提前去的。” “哎呀，14日也不行，因为……”麦灵芝仿佛成了邓丽君的私人总管，她凡在邓丽君有重大演出活动之前，必要为她作出周到细致的安排才行，这次去日本更不例外。麦灵芝忽然想起一件事，忙说：“那件旗袍怎么办？” “旗袍？什么旗袍？”邓丽君愕然。 麦灵芝说：“为了能让你在日本的演出有全新的感觉，半月前我让台北端纹样缝衣店的高师傅，为你依从前的尺码再缝一件新旗袍。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那位高师傅的缝衣技术，现在看来你在去日本的时候，必须先在台北转机才行呀！” “好吧，我就先到台北转机，去取那件旗袍。”尽管邓丽君身边有好多件可供临场演出的旗袍，但是好友麦灵芝这样做是出于一片友好之情，邓丽君无法不领受。 麦灵芝这才放下心来，很开心地笑了。当然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件旗袍，却为邓丽君去日本演出惹来了一场不小的麻烦！ 南洋客将赴港岛，印尼护照派上好用场12月13日夜。 香港尖沙嘴华灯初上，在泰丰楼中餐馆的雅座里，香港演艺界颇有知名度的女歌星潘冰娥，在这里订了一桌酒席，为她最好的朋友邓丽君送行。 “阿丽，从报纸上见到你本月17日在日本有一场演唱会的消息，所有熟悉你的演艺圈朋友都很高兴。她们都为你终于冲出近一年的自我封闭状态，出来演唱而高兴。”潘冰娥亲自在泰丰楼前迎接，当她见一辆宝马小轿车将邓丽君送到楼前时，潘冰娥亲自将邓丽君扶出来。等麦灵芝将车开走，潘冰娥才将邓丽君扶上三楼的雅座。在灯影摇曳中，被严冬的寒气冻红了面腮的邓丽君显得成熟而妩媚。潘冰娥为她斟了茶，继续说道：“本来，我很想多请几位朋友来为你作陪的，大家在一起的气氛会温馨得多。但是你在电话里再三关照，还是我们两人在一起聚聚为好，我只好从命了，阿丽，今晚是香港冬天里少有的冷天气，我就来请你吃测羊肉！” “太好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泰丰楼的羊肉火锅了！”邓丽君脱掉了外面的大衣，里面的羊绒衫在灯影下显得更加艳丽，她的面色也显得十分姣好靓丽。 侍者很快就将一只黄铜火锅端来，须臾又布上几碟佐料：粉丝、麻酱、韭花、卤油、辣沫、腐乳等等。两大盘切成状若纸片的粉红羊肉片放在两人面前的朱漆圆桌上。炭火将锅内的鸡汤煮得滚沸起来，播冰娥见她的好友邓丽君今晚的气色十分好，一扫几个月来的忧愁，潘冰娥很高兴。她亲自为邓丽君在火锅里下羊肉，然后两位好友开始在热气氛氛的场里边涮边吃。 “冰娥，我这个人太重感情，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邓丽君香甜地呷着香场，吃着鲜嫩的肉片，她在好友的面前情不自禁地袒露襟怀，说道：“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些朋友，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私生活都比我幸福。人生无常，天公对我是格外地冷酷无情。你知道朱先生作为我的初恋情人，他的死几乎使我的精神崩溃了。他在人世间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他存在的重要，然而一旦他永远地离我而去，方才感到我的心像被人掏空了一样难受。这次林先生的死对我来说也很突然，因为我在此前还并不知道他有过那么重的心脏病，所以听到他的死讯，一度让我痛断肝肠！” 潘冰娥深深地理解她的好友。她有心相劝，又觉得应该让她宣泄一番也好，索性就边吃边陪她叹息。 邓丽君的面庞上浮现出淡淡的忧伤和悲戚。她许久都没有这样向朋友倾吐心曲的机会了。因为在林振发死后自己一直用“自囚”的方法来过着独居独思的苦日子。现在见到潘冰娥才感到应该一吐为快了，她动情地告诉好友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反思中自疚自责。冰娥，我为什么要指责自己呢？就是因为我从前并没有很好地珍惜与男友的情意，为了我的事业，将我们的婚事一推再推。现在想起来我很对不起他们。他们在世的时候，很早就表露出与我结婚的愿望，可是我都委婉地推辞掉了。我很看重我的事业，我认为现在应该利用大好青春年华在歌坛上闯一闯，等将来事业成功时再结婚不迟。谁知道我这样做的结果，既害了他们也害了我自己呀！唉唉，冰娥，我为什么那么傻呢？莫非一定要到我的事业完全成功，或是到人老珠黄的时候才结婚吗？”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阿丽，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潘冰娥对邓丽君接连两次遭到的不幸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她为邓丽君斟了一杯酒，继续说：“你已经从两次创伤中吸取了教训，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今后再有这样的好姻缘，我劝你不要再傻了，千万不要与它失之交臂，成为终生的遗憾呀！” 邓丽君将酒抿了一口。她的面庞渐渐地泛起潮红。 “丽君，你总是将人拒于干里之外，是一辈子想做尼姑吗？”昨天夜里，邓丽君在香港的另一位女友何莉莉伉俪请她吃西餐。何莉莉夫妇为即将去日本演出的邓丽君点的英式西餐很精致，不仅有沙拉之类，还有铁扒鸡、罐炯牛肉和酸黄瓜等等。酒过三巡后，何莉莉终于说出一个令邓丽君颇感尴尬的话题来：“丽君，任何一位名人也不能超脱凡俗，不能不食人间的烟火，你自然也不例外。我已经听说在林先生不幸去世以后，许多朋友想为你介绍新的朋友，却又都被你谢绝了，这是真的吗？” 邓丽君点头默认。 “丽君，恕我直言，你这样做是不明智的。我和莉莉是过来人，深知生活并不能像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你应该重新开始才行。朱先生和林先生留给你的印象太深，一时难以忘掉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你应该知道，你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长，总不能一个人孤单地走下去啊。”何莉莉的夫君也在帮助妻子劝说邓丽君。 邓丽君低下头。 何莉莉见邓丽君没有像对待别人那样断然谢绝，就觉得有一线希望。她说道：“我和夫君准备为你做一回媒人，相信你会给面子吧？” “不不……不急的！‘哪丽君显得有些不安，她的面颊排红了。 “不急？为什么不急呢？人生易老，韶华易逝呀！”何莉莉的夫君很有学者风度，他说：“我记得你唱的歌曲有这样的词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说的就是人生短促，你为何这样不珍惜年轻的生命和美妙的青春呢？“ 何莉莉也劝道：“我们给你介绍的这位青年朋友，也是家在南洋的巨商之子。他不但有很殷实的家业，而且本人也很有学识，一表人才。丽君，恕我们先斩后奏，这个人明天将从南洋到香港来，是专门在你赴日本演出前来见你一面的。我们已经替你与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请你一定不要拒绝！” “不不！我现在心很乱，又要到日本去。莉莉，你说……在这样的时候匆匆忙忙去与那个人见面……合适吗？”邓丽君一旦遇到这样敏感的问题，就立刻表现出她的犹豫、畏缩甚至是很强烈的反感。 何莉莉说：“有什么不合适呢？不过是见见面，喝喝咖啡，谈一谈就更好了。当然见见面也不能说一定就能谈成朋友，主要还看彼此有没有缘分。我们的意思不过只是要你与他见上一面，如何？” “这……”邓丽君的心里现在很难这么快就接纳另一位与自己素昧平生的陌生男子，不论他的家世、才学和人品如何优越。她为了不使何莉莉伉俪扫兴，没有像以往那样采取断然谢绝的态度，只是说：“这件事……让我再认真地想一想，再回答你们吧！” 现在，在泰丰楼的雅座里，潘冰娥向邓丽君谈起与何莉莉相同的话题时，邓丽君难免心中踌躇。是的，自己已经早过了结婚的妙龄，却仍然了然一身，四海飘泊。何莉莉夫妇本来是希望她今天能与那位从南洋专程赶到香港的青年商人见面的，可是邓丽君却没有安排会面的时间，想到这里，邓丽君期期艾艾地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昨天有朋友说介绍南洋一位英俊男子和我相识，可是……我没有答应。” “没有答应？”潘冰娥很为邓丽君的终身大事忧虑，见她还像以往那样对自己的大事漠不关心，便苦苦劝道：“既然有朋友从中做媒，无论你中意与否，都应该去看上一眼的。有时真的是一桩好姻缘来了，可是却由于你不经心而错过了，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阿丽，我对你说过，从前的不愉快就让它翻过去，不能因为林先生的去世你就长久地沉捆在痛苦里。我的话你总该认真地考虑才是。” 邓丽君沉默了。 两位朋友围着那只火锅，已经吃得意兴阑珊，潘冰娥的话显然使邓丽君真正地动了心思。 深夜里，邓丽君返回尖沙嘴麦灵芝的住宅以后，她向麦灵芝说起了与潘冰娥的谈话，麦灵芝说道：“何莉莉夫妇所介绍的南洋人，。 一定是一位说得出的青年男子。她们说也是商家出身，可见你这一辈子一定会与经商的实业界人家结缘。为什么不肯相见呢？无论如何，人家是专程从南洋赶来见你的，依我看，你是非见上一面不可的。“ 听麦灵芝也是这么苦口婆心地劝说，邓丽君的心渐渐动了。她在灯影里沉思了片刻，终于说：“也好。只是我今天已将好时光错过了，要见也是以后的事情。因为我已经确定明天要去日本，再也没有时间了。再说，如果真正有缘分，将来也必定还有相见的时间，灵芝姊，你说是吧？” “我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宝灵芝处处为邓丽君考虑，说起话来常常直来直去，她说：“既然何莉莉夫妇真诚搭桥，那位南洋的客人又已经来到了香港，可以说是只欠东风了。你为什么不可以晚去一天日本呢？“ 邓丽君屈指数数时间，迟疑不定地叹道：“如果我不去台北取那件旗袍，即便15日从启德机场直飞东京，也是来得及的。可是因为会那个南洋来的客人再误一天的话，我到东京时可就是17目的当天，晚上就要登台演唱，哪里还有一点点时间与乐队进行接触？ 万一唱得不好岂不是让宝丽金公司难堪吗？“ 麦灵芝素来深知邓丽君从艺的谨慎，即便很一般的一次演唱会，她也是坚决不肯马虎行事的。即使安排得非常紧迫的演出，邓丽君也要预先安排时间与乐队见见面，彼此熟悉一下歌曲的词谱，时间充裕时双方还要练唱两遍。麦灵芝计算着从香港起飞的时间，说：“阿丽，现在我们可以假定在14日这一天，在香港见一见那位客人，这是雷打不动的。你如果在15日飞往台北，取到旗袍后马上飞去东京，也只有几个小时，有什么不可以呢？” “灵芝姊怎么越发地说傻话呢？”邓丽君微嗔：“难道你没有乘过飞机吗？怎么连起码的过境知识也不晓得？就算我在15日下午能到台北，那么依照惯例，持去东京的护照在当天也是不准许再从台北转飞东京的，必须在48小时以后，才可以持同一本护照离境！ 这样，我就得在17日上午才可能去日本，你想想，到那里之后稍事休息就要上台，匆匆忙忙如何能够演出呢？“ “也是的，时间太紧了，”麦灵芝感到一桩好姻缘又将从邓丽君的身边擦身而过了，她深为苦命的邓丽君感到遗憾。忽然她灵机一动，说：“阿丽，既然你在香港会见那位南洋的客人是头等紧要之事，也就只有舍弃台北订做的那件旗袍了，你说这样可以吗？” 邓丽君托腮不语。 麦灵芝急得绕室乱转，说：“阿丽，你该当机立断才行啊，总不能坐在那里毫无主张。” “我是在想一个两全之策，因为台北订做的那件旗袍还是顺便拿上它为好。”邓丽君此时已经下决心多留在香港一天，以不拂逆何莉莉、溜冰娥和麦灵芝几位朋友对她的一片好意。正在这时，在邓丽君的脑海里忽然想到了雅加达。1978年的夏天，邓丽君曾经作为印度尼西亚最尊贵的宾客，来到那座古朴的宫殿里演出。那天晚上，宫殿里灯火齐明，光彩耀目。邓丽君用英语演唱了她所喜欢的《原乡人》：我张开一双翅膀，背负着一个希望。 飞过那陌生的城池，去我向往的地方。 在旷野中我嗅芬芳；从泥土里我摄取营养。 为了吐丝蚕儿要吃茶叶，为了播种花儿要开放。 …… 邓丽君记得，那天晚上她唱得很尽兴。一会儿用英语演唱，一会儿又用刚学的印尼语言演唱，她那顾盼生姿的神采与动人的歌喉，不断地赢得掌声与喝彩。演出结束后，她正在化妆间里卸妆，一位唇边丛生着浓黑胡须的印度尼西亚移民局高级官员，面带笑容地走进来。他亲切地握住邓丽君的双手祝贺说：“尊敬的邓丽君小姐，您今晚的演唱实在是太成功了。我代表国家移民局向您赠送一件小小的礼物，这是我们对最尊贵的国宾才可能赠送的礼物，请邓小姐千万收下！” 那位官员所送的礼物，原来竟是一个小小的红皮面本子，上面用英文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文字印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The Re－pubitc of Indonesia ）护照”的字样。邓丽君当时感到有些意外，但是她并没有任何受宠若惊之感，只是淡淡地一笑。 那位移民局高官说：“邓小姐，我们向您赠予这份礼物的目的，就是衷心地期望您能不断地到我们美丽的雅加达来唱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持这本护照前来！” “谢谢！”邓丽君彬彬有礼地将那本护照收下了。记得那位印尼官员退出后，她就将那本护照放进她的一只小挎包里，回到香港以后，很快就将这本印尼护照忘在脑后了。因为她自1978年那次演出后再也没有去雅加达，所以也就根本没有用过那本作为国宾礼物的护照。现在，她蓦地记起了那本被她遗忘许久的印尼护照来。 “灵芝姊！”邓丽君双眼豁然一亮，她急忙起身，来到那只装衣物的皮箱前，开启了箱锁，从衣物底下找到了那本护照，捧到麦灵芝面前，问道：“我这里有本印尼的护照。始终也没有用过，不知此次去东京可否派上用场？” “哦——？”麦灵芝立刻睁大了惊喜的眼睛，她大喜过望地对邓丽君说：“阿丽，我怎么就不知道你有两本护照呢。如果有印尼的护照，这次你就可以两全齐美，互不耽误了！” 邓丽君在兴奋过后又有一丝紧张，她迟疑地说：“只是我根本没有用过，再说当年印尼移民局送给我这本护照时，只是说我可以随时持这张护照到印尼去，并没有说可以持有这张护照随便到世界各国去旅行呀，这样做是否有些不合适呢？”麦灵芝嗔怪地说：“你怎么这样老实呢？既然你已经是印尼护照的长期持有者，为什么不可以随时地利用它？印尼的官员又没有说明你不许用它到其它国家去嘛，有什么可怕？” 邓丽君对麦灵芝历来言听计从，此次听她说得有理，便点点头说：“灵芝姊的意思是，我可以用这张印尼的护照去台湾吗？” “不不，你去台湾时仍可以使用我为你办的那张护照，”麦灵芝显得精明世故，她在脑中早已将此次邓丽君经台北再赴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周密无隙，她说道：“到台北后你可以尽快地拿到那件旗袍，当天傍晚或次日清早，可以使用这张印尼的新护照去东京。这样，你在台北就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离境了，到东京后又有时间和乐队进行接触。阿丽，总之你明天尽可以留在香港和何莉莉的那位客人见面，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太紧张了。” 邓丽君见所有的麻烦都在刹那间迎刃而解，心里自然十分欣慰。当夜在入睡前，她拨通了何莉莉住宅的电话，告诉她说：“承你们夫妇的美意，我明天可以与你们所说的那个人见上一面。不论有缘无线，见见也是无妨的。如果真的有线，那就是命里注定，如无缘，也算没辜负你们夫妇对我的一片美意。莉莉，这样你总该满意了D 巴？” 电话那端，何莉莉非常高兴地笑了。 印尼驻东京使馆否认邓丽君护照的真实性12月15日。香港天气晴朗。 上午9时，一架大型波音747客机从启德机场的跑道上飞上云空，直向台湾岛飞去。 邓丽君坐在靠近机廖的座位上，她的神情显得有些忧郁。邓丽君此时的心境如同蓝天飘浮的白云一样无法安定，她感到她这～生的事业可谓一帆风顺，而姻缘却始终远离她。经过麦灵芝的精心设计，邓丽君好不容易在去日本紧张的日程中挤出一天时间，准备与那位远从南洋专程飞到香港的青年企业家见上一面，可是没有想到这一良好的愿望又落空了。 本来，12日的晚间在何莉莉和她的丈夫正式提到她们将有意成全这桩好姻缘时，邓丽君当时表示无意与那位南洋客见面。何莉莉夫妇也无可奈何，因为她们伉俪非常清楚邓丽君此时的心情很不好，不宜在这种时候强人所难地安排这类见面的事情。13日上午，那位从南洋赶来的青年果然如期地飞到了香港。他抵港后就立刻拨通了何莉莉的电话，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善于应酬局面的何莉莉只好委婉地推说邓丽君已经在当回去日本东京，出席一场领先已有合约的商业性演出。这样，这位南洋客人与邓丽君相见的时间只有向后推迟几天。 不料，当天深夜何莉莉夫妇又突然接到邓丽君在麦灵芝寓所打来的电话。邓丽君突然改变了态度，使何莉莉夫妇既高兴又为难。 “怎么办呢！让我们如何向那位客人改口呢？”何莉莉在接到邓丽君的电话后很踌躇地问丈夫。丈夫沉吟片刻说：“也没有什么，你可以向那位客人如实说明情况，就说邓丽君原来确实定在14日离开香港，但是为了见他一面，情愿推迟一天时间。这样一来，客人会更加重视和珍惜这次见面，无论对邓丽君还是对他都是一桩好事！” 何莉莉马上连夜拨通了那位南洋客在香港深水湾山顶豪宅的电话。这位南洋客的父亲虽然多年在海外经商，但为了来港经商的便利起见，近年来已在深水湾用重金购得豪宅一座。何莉莉原以为她可以在那座宅子里找到他，谁知豪宅的女佣在电话里告诉她说，那位从南洋匆匆赶来的青年公子，仅仅只在深水湾的宅子里停留一上午，下午就到澳门去洽谈商务了。原来那位青年在听说邓丽君需要在日本逗留半个月才能回港，他自知滞留在港无事可做，当天便搭乘轮船到澳门，次日将返回新加坡。 邓丽君得知上述情况后，沉默不语。她又一次感觉到好姻缘离她很远，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魔力在有意无意地捉弄着她。麦灵芝听后则说：“阿丽，何必为这件事不高兴呢？既然不是一段好姻缘，索性就不去理它，不过这样也好，与其匆忙见面还不如不见面的好！” 邓丽君在中午前飞抵了台北桃园机场。她在这里只有8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她去瑞故祥高级缝衣店去试穿麦灵芝替她订的那件旗袍，果然很得体。衣服是玫瑰红色，紧身高领，下摆的开叉不高不低，很遂邓丽君的心意。拿好旗袍以后，邓丽君又急如星火地去探望她久别的父母。夜晚7点35分，邓丽君匆匆忙忙地赶到桃园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她必须在8点乘一架“华航”的班机飞往日本。 入夜，候机厅里灯火辉煌。邓丽君在走进大厅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化妆，例如又将那大墨镜戴在鼻梁上，将一顶巴拿马小帽的帽沿故意拉低，大衣的衣领子也高高地竖了起来，可是，邓丽君还是被一些熟悉她的旅客认了出来。 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B 君，刚乘一架从汉城飞来的客机抵达桃园机场。在他通过候机厅时意外地发现许多人围着一位戴墨镜的女人在签名。他以职业的敏感猜测到那女子必定是一位名人。 急忙凑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许久就从新闻媒体中销声匿迹的著名歌星邓丽君。这几乎是林振发在新加坡死后，邓丽君在台北第一次公开的露面。B 君尽管旅途劳顿，但他仍然不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采访独家新闻的机会。于是，B 君先是对好相机镜头的焦距，给正在签名的邓丽君拍下一张戴墨镜的照片，然后他近前来向邓丽君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林振发死亡的真正原因？林振发死后你是否另有意中人？此次到台北来是否专为探视父母？年内是否还会在台北有大型演出等等。 匆匆忙完了签名的邓丽君，忙不迭地从人群里挤出来。由于登机的时间已经临近，她无意与B 君进行闲聊，只是告诉他说：“我现在很忙，要连夜飞往东京去，后天在那里将有一次演出。”余下的提问，邓丽君均不予回答。可是B 君却是个敬业心极强的新闻记者，他如何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使纠缠不休地一步步追来，一路上只是连珠炮般地向跑得喘喘吁吁的邓丽君发问。两人一前一后，很快就来到机场海关的检票口前，当邓丽君从拎袋里拿出那本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时，海关人员惊讶地问道：“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 邓丽君感到手足无措。她无法回答机场海关检查人员对她的善意询问，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邓丽君当时完全是出于礼貌，在海关人员向护照上盖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 然后，她就随手接过护照，拎起装有旗袍的小皮箱，忙不叠地向机场走去了。 B 君怔怔地凝望着邓丽君那已经远去了的背影发呆。他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失望，因为他与邓丽君在桃园机场的候机厅里相见的时间十分短暂，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采访，但是B 君也很庆幸和满足，因为他方才在邓丽君入关时，在旁边听到了海关人员对邓的一句问话：“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更令B 君感到具有新闻价值的是，他当时不但亲眼见到了邓丽君使用的那本红皮面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而且还亲耳听到了邓丽君对海关人员的“哦”——一种完全默认的表示。 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的《中国时报》第三版上角，刊发了记者B 君采写的一条新闻，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 该文的上方配发了一幅邓丽君戴墨镜在候机厅为旅客们签名的新闻照片，从而更增加了这条消息的新闻性。也正是B 君无意中写成的这条仅有数百字的新闻稿，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 当日下午，在台湾“外交部”任职的留美硕士陈之栩，酒足饭饱之余坐在沙发靠背椅上翘起了二郎腿，叼着一只雪茄拿起一张报纸。他突然发现了B 君所写的那条有关邓丽君去日本的新闻，陈之栩的精神顿时一振，只见报上写道：“邓丽君小姐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萎靡颓唐。林振发的不幸粹逝对邓小姐精神上的打击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一年多的时间已磨平了她心灵上的创伤，此次邓小姐去日本进行公开演出便是一例。邓小姐依然还像从前那样热情、友好，凡是请她签名留念的陌生旅客，无论尊卑，她一律从命，毫无大明星的架子。……但是在海关邓丽君小姐却以印尼护照过境，由此可见她已名花有主，入籍印度尼西亚，很可能从此在异国定居……” “啊——？有这样的事？”陈之栩读了这条消息后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在不久前他还听说邓丽君隐居在香港。为了能趁她刚刚失去爱侣的机会走进邓丽君的生活，家资殷厚的陈之栩，委实挖空心思，百般运用可能与邓丽君接触上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企图得到邓丽名的垂青。可是一厢情愿的热恋，很快就遭到了邓丽君的婉拒，令陈之栩万分失望。 但是，陈之栩并不甘心，他认为以自己在台湾的家财势力，只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会获得这位歌坛明星的垂青和爱慕。现在报上的这则消息如一枚突然飞来的炸弹，炸得陈之栩晕头转向。如果一切一切都是真的，那么陈之栩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一种无聊的空忙吗？ 在狐疑、惶惑、失望与愤恨的复杂情绪折磨下，陈之栩找到了那位发出邓丽君这条消息的B 君。只需三言两语，B 君就证实了陈之栩所急于知道的一切。 “这件事简直是不可思议，不久以前她还在香港嘛！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印度尼西亚籍？”陈之栩一个下午都在思考这个在他看来十分奇怪的事情。为了追求到这位绝代女歌手，他一直都在打探邓丽君在林振发死去以后的行踪。陈之栩认为邓丽君始终在香港、台湾和日本一带隐居，可是现在B 君却见到了邓丽君在使用印尼的护照，这样就让陈之栩得出这样的结论：邓丽君根本就并不持有一份印尼的护照或者说印尼的护照是假的。他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和目的，在当天夜色笼罩台北市时，他一个人用“外交部” 的电话，接通了印度尼西亚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很快，陈之栩与一位会说流利英语的印尼女外交官进行了如下交谈：“请问，你知道邓丽君小姐吗？” “当然知道，她不是中国一位很有知名度的女歌星吗？” “我们很想了解的是，邓小姐在最近是否到过雅加达？她究竟是去那里会见友人，还是在那里长久性地居住？” “莫名其妙！先生所问的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邓小姐在一年前有过一次较为轰动的印尼之行，以后她又去雅加达演出了吗？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对不起，三秘小姐。我们这里向您所询问的是邓丽君小姐在印尼具有长期居住权的传闻是否属实。” “我认为这件事报荒唐，我可以明确地否认有这样的事情！” “既然如此，邓丽君小姐为什么随身持有贵国的护照呢？” “这不可能！” “不但可能，而且千真万确。因为邓丽君小姐昨天傍晚从台北飞往日本东京的时候，使用的正是一本资国移民局颁发的正式护照。我刚刚又询问了桃园机场的值勤人员，他们也证实邓小姐确实待有印尼的护照，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你是说邓小姐现在就在日本东京？她是持一本我们国家的护照来这里的？” “是的，邓小姐现在就在东京。如果你们是负责的，不妨去查一下邓丽君小姐的护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谢谢你们的提醒！” 印尼驻日本东京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在接到来自台北“外交部”陈之栩的电话查询后，不敢怠慢。她当成一份急件送到印尼驻日本大使的手里，请示此事该如何处理。 大使沉思了许久，说：“马上将此事以备忘录的形式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请他们协助弄清邓丽君小姐护照的真实情况。” 翌日上午，也就是1979年12月17日——邓丽君将在东京新宿大戏院举行首场歌唱晚会的那一天，日本的《产经新闻》上突然刊登一条并不十分惹人注目的消息，标题为《邓丽君的护照是真是伪？》该文称：“一度在亚洲走红的中国歌手邓丽君，本月15日持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来到东京。她此行为宝丽金唱片公司主持一次演唱会。此间有消息说，邓丽君的印尼护照被人疑为伪造的假本。因为印尼驻日本的外交官一再证实，印尼政府从未发给邓丽君该国护照。外务省官员说：“此事一定尽快查清，如邓（丽君）果真系持伪造护照入境，将依有关国际法办理严处……“‘但是，邓丽君却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在这一天上午，邓丽君的情绪很好。她昨夜飞抵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时，大园敏雄副总裁和她本人在东京的代理人邓锡泉先生，以及一些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头头脑脑们，早已在那里恭候。邓丽君持印尼护照走出机场时，日方海关人员也并未进行任何刁难。她觉得此次使用两本护照在48小时内，从香港经由台北转飞东京，确实很方便。她没有意识到已经有一股潜在的危险正一步步向她逼来。 灯火阑珊中，邓丽君被宝丽金公司的副总裁大园敏雄、邓锡泉等人用小轿车直接送到位于东京原宿的亚力士大厦。她在18楼的豪华套间里睡了一夜好觉，在这个时候邓丽君根本不会想到那位在台北桃园机场匆匆相见一面的记者B 君，会十分迅速地炮制出一篇透露她持印尼护照匆匆来东京的稿件，奇迹般地刊登在当天的报纸上。12月16日这一天，邓丽君在东京过得很愉快，在香港时思念亡友与被报界舆论所困扰的忧虑情绪，倏然而去，心境快活得如同孩提时一样。上午，邓丽君在亚力士大厦与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三谷清、大园敏雄等人见面。10点钟又由邓锡泉陪同前去渡边娱乐公司拜见她的恩师渡边正一经理和从前指导她声乐的老师山田茂。 午后，邓丽君来到新宿大戏院，看了场，定了次日夜里演唱的5首歌曲《空港）｝、《原乡人》、《丝丝小雨》、《晨光下的恋情》和《姑娘十八一朵花》。之后，邓丽君十分认真地与日本乐队进行合作，她在彩排中所表现出的严肃认真态度，博得了日本乐队成员们的一片热烈掌声。12月17日上午，邓丽君在东京驱车拜访了小林美子、中森明莱和欧阳菲菲等日中歌坛姊妹。邓丽君已经许久不来日本演唱了，自从林振发过世，她很少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她与这些友人品茗话旧，谈得非常投机。心地善良的邓丽君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台北有一个名叫陈之栩的无聊政客，因为无法得到地垂涎已久的邓丽君，给日本的印尼大使馆打来一个不怀好意的电话，使得印尼使馆的官员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日本外务省很快通过海关查验到了12月15日深夜入境的邓丽君，确实是依一本新使用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进关受检。紧接着，移民局通过宝丽金唱片公司查到了邓丽君女士在东京原宿的下榻地点——亚力土大厦18楼。 负责侦察的警员佐藤木在初步断定邓丽君入境所持的印尼护照系伪造的之后，深感案情重大，他一人无法作主，先命随同办案的6名警员控制住亚力上大厦18楼，然后佐藤木前往日本移民局，请示如何处理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 移民局事务长官说道：“自从1975年以来，一些落后国家由于经济困难等因素，向日本的移民逐年增多。一些人甚至以高达1万至1.5万美元的代价来换取进入日本的签证。这种情况在香港地区尤为严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打击的措施才行，否则，各种假护照泛滥，我们将无法控制局面。” 佐藤木说：“可是邓丽君小姐是位经常在东南亚各国旅行的～位歌星，她根本不可能作为移民来到我们日本。即使她使用的印尼护照是假的，也与您所说的移民风潮下的假护照不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才合适呢？” 事务长官板着脸说道：“依我看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移民局既然身负打击假护照泛滥和控制非法移民入境的双重使命，那么就不论邓丽君是什么人，都必须依国际法对她进行拘查。” 佐藤木担心地说：“这样做未免过于武断，邓小姐肯定与移民和偷渡犯不同，她也不可能来日本定居。而且据我们侦察中得知，邓小姐是作为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宝丽金公司请来演唱的歌手入境的，她今天晚上将有首场演出，而且门票早在几日前就全部售出。在这样的时候对邓小姐进行拘查，是否会引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呢？如果一定对邓小姐进行依法拘查的话，也应该将时间选择在她的首场演出结束后进行才是！” 事务长官却拍案喝道：“这是法律，而且是依国际法行事，不是儿戏！佐藤警官，请按法律行事吧，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佐藤木见移民局事务长官的决心已定，情知继续进言无益，只好返回亚力士大厦去执行对邓丽君的拘查命令。 下午4时50分，佐藤木率领10余名移民局的值勤警员爬上了亚力上18楼，他们敲开了该楼层阳面的正室。当时，邓丽君正在准备前往新宿去参加当夜的临场演出，攀然间见自己的房间里闯进一群如临大敌的日本警员，不禁大吃一惊。从前，邓丽君所见到的日本警方人员大多是非常客气的，那是当她出现在观众包围的机场、车站或演出场所时，警方人员出现在邓丽君的身边，是为了她的安全。可是今天这些佩带日本移民局徽章的警员们却冷若冰霜地向她出示临时拘查证，这使邓丽君如五雷轰顶，大吃一惊地叫了起来：“你们要做什么？我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所邀请的客人。你们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找我，最好事前与宝丽金公司取得联系才好，否则，我是不会跟你们谈什么的。” “您错了，邓小姐，”佐藤木口气尽量和缓，因为在他的心里仍然对邓丽君有着深深的好感，同时对事务长官对邓丽君等同移民处理也心存异议，但佐藤木作为警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当局的命令，他一本正经地向邓丽君出示拘查证说：“根据日本移民局的有关法令，请邓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请问，我……到底犯了什么法？我是经过签证来到日本的歌唱演员啊，你们怎么能对我这样……粗暴？”邓丽君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难堪的事情，一位刚刚遭到了男友摔死的打击，远离父母双亲的女孩子，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在她来过几十次的日本首都，居然会有一群警员要她在即将登台演出之前拘捕她。邓丽君因为惊骇和愤慨，面庞变得煞白，浑身情不自禁地哆嗦了起来。 “问题也许恰恰就出在您的签证上面。邓小姐，目前东南亚的假护照很多，我们日本是一个不断受到假护照和偷渡犯干扰的国家，因此我们移民局就不得不对所有持伪造护照的外国旅客进行严肃的审查，”佐藤水用日语与不肯在那张拘查证上签字的邓丽君交谈，他说：“不过请邓小姐不要太紧张，只要经过审查，搞清假护照的来源，我们很快就给你自由！” “不！我所持有的护照并不是伪造的，你们弄错了！……我，我好委屈！”邓丽君大声地抗议着，反抗着，又苦苦地求道：“警察先生，即使你们对我所持有的护照有异议也不要紧，我相信你们很快就可以查清的。只是请你们不要将我带走，今天夜里有一次很重要的演出，票已经售出去了。只要允许我唱完这一场，我是可以到你们移民局去说清真相的！可以吗？” “对不起，邓小姐，”佐藤木变得很无情，将桌子上的那张拘查证推到满面泪痕的邓丽君面前，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她说：“我们是在执行公务，我们不管你是否有演出活动。你必须马上放弃一切，跟我们到移民局去。邓小姐，请吧！” 邓丽君面对着一大群冷酷无情的日本警员，感到六神无主。在这个非常紧急的关口，邓丽君忽然发现了床头柜上的电话。她急忙扑过去，操起了电话并开始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号码，可是却被佐藤木的一只大手按住了号盘，他声色俱厉地说：“邓小姐，请你签字吧！” 邓丽君呆立在那里。一直在鲜花和喝彩声中长大，处处受到人们尊重的她，此时如同猛然间被一只可怕的巨手推向黑暗，推向荆棘，推向幽谷，她在这座豪华的大厦里变得孤立无援，宛如掉进了虎口。邓丽君纵然是满腹委屈，也是“秀才遇见兵”无法说清。在无奈和愤意中她坚持了几分钟，后来她终于用手帕拭干了脸上的泪滴，拿起佐藤木递来的笔，在一张“拘查证”上百般无奈地写下“邓丽君”三个字…… 囹圄七日1979年12月18日清晨，日本东京的几家报纸，率先开始报道邓丽君因为“假护照事件”而被日本移民局拘查的消息。日本《东京新闻》刊登署名大川江的文章，题为：《歌星邓丽君因一张作伪印尼护照镇档入狱》，该文称：“据可靠消息说，昨晚4点50分，日本移民局警员佐藤木等多人，闯进位于原宿的亚力士大厦18层，将一度风靡东京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用警车押往东京移民局。据警方说，邓丽君女士被拘传的罪名系她随身携带的印度尼西亚护照为伪造的。……邓丽君当晚只在移民局作短暂停留，约晚6点被送到移民局的拘留所过夜—…。” 《日本经济新闻》上也以《邓丽君假护照案发，移民局将其收审》为题加以报道：“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甜歌星邓丽君女士，本次系应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邀请，由香港飞来东京，拟出席该公司专为其举办的演唱会。邓女士自1973年来此发展以来，民间口碑甚好。每次莅日，均受到热烈欢迎。该女来日翌年曾获‘红白歌合战’大奖之殊荣，其所灌《空港》唱片及《岛国之情歌》大碟获得‘全日本七四年最佳新人奖’。此次邓女士缘何一念之差，以假印尼护照来访日本，内情一时难以猜度。但是无论何种因由，邓女士以假护照来日均系智者千虑之误。依其在日本及东南亚之声誉，来日本易于履平地，何故为此招惹是非，实乃令歌舞界痛心之事。据信，移民局在邓丽君被拘期间，严禁外出演出，主邀单位宝丽金公司为邓女士被拘一事深感棘手，正在积极为之奔走疏通，力争得以早释。”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新闻媒体，也一齐开足马力，将邓丽君在日本被移民局拘留一事，大炒特炒。新加坡（X 早报》上刊登的文章说：“……邓丽君自林振发死后，心情不舒，事业上开始走下坡路。该女近年接连因遭受情场打击而精神不振，此次林振发猝殁对其刺痛更重。如今再受‘假护照事件’之打击，估计是雪上加霜，今后邓丽君能否再以崭新的姿态现于东南亚歌台，亦尚难预卜。凡世间之事，皆盛极致衰乃物极必反之通理也！此次邓丽君在日本受此大辱，便是捧得高跌得重！但愿邓丽君小姐能忍辱自省，重振旗鼓……” 邓丽君在日本所发生的“假护照事件”，被各国媒体公开曝光后，她当年出道发迹的故乡——台北市也是舆论大哗。许多报纸当然是想为邓丽君鸣不平，可是他们因为得不到邓丽君在东京的真实情况与有利的证据而爱莫能助。自然，也有些台湾的报纸不念同胞的情分，随波逐流，大放厥词。有一张《XX日报》，甚至不顾事件的真相，只凭道听途说得来的传闻，对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大做歪曲的报道。该报居然以《邓丽君假护照事件真相》为题，以无中生有的事实蛊惑人心。 该文写道：“此次邓丽君因携带一张印尼的假护照在日本被移民局所拘，完全是因她一念之差所致。本来她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到一张日本国签发的护照入境，可是邓丽君为了避免招惹麻烦，抑或是为了借第三国的护照来抬高其身份，就在香港以14万美元从黑市上购得一张伪造的印度尼西亚护照，冒险进入日本国境。不料由于假印尼护照做工粗糙，加之邓丽君持伪护照进入海关时难免面需紧张，当即被海关人员发觉并当场确认该护照为伪造之物，邓丽君当场被拘。她为保全声誉，曾表示出一笔十分惊人的日元，以消除她的囹圄之灾。日本移民局官员当场揭穿邓丽君行贿伎俩，并当即对该人施行重罚。当夜在新宿之首场演出只好退票，邓丽君则被关押进位于东京城外的看守所。其景之狼狈凄惨乃是不忍目睹……邓丽君以假护照来蒙混入境，实在可悲可怜。如此结局，不仅对她本人不利，亦为国人和当局大丢其脸……” 正是隆冬时节，拘留所里十分寒冷。惨淡的冬日阳光透过铁栅窗口，投映进邓丽君单独囚禁的房间。十几平方米的囚室，并没有在电影上所见到的那种阴森恐怖，邓丽君毕竟是一位华人著名歌星，她住在这里显然还受到日本警方的优待。没有铁铐之类的东西加身，也没有监牢中常见的茅草地铺，她所睡的是一张木床，上面的被褥很整洁。囚室内设有坐便马桶，她的简单行李——一只红色的皮箱也被带到这间临时的囚室里来，那箱子里就有她此次惹来祸事的紫红色旗袍，而那两本印尼和日本的护照此时被扣在移民局里。 邓丽君很憔悴。淡淡的日光从铁栅门外投映在她那张突然消瘦的面颊上，虽然只在拘留所里过了两个夜晚，对于邓丽君来说却好像过了漫长无边的两年。那双漂亮妩媚的大眼睛是那么忧郁，眼窝也深深地凹了下去。她默默地坐在床上双手抱膝，低着头在想心事。她在想自己在突然之间从天堂掉进地狱到底是为什么？她实在想不通，仅仅因为使用了一下印尼移民局主动颁发给她的护照，为什么就被日方悍然关进拘留所？这对于自尊自重，平生很注意公众形象的邓丽君来说，真是一种残酷无情的打击。 “我的命真苦，我是那么地深爱着日本，深爱着那些欢迎我来访的歌迷，可是谁知道移民局会如此不讲情面，不讲道理，不问青红皂白就断定我那张来路正当的护照是假的呢？天理人心何在？” 昨天下午，当邓丽君独自在这间冰冷的小囚室熬过一夜零半天的时候，囚室紧闭的铁门终于开启。走进来的是恩师渡边正一和她本人在日本的代理人邓锡泉。他们是经过整整一上午的交涉，移民局才准许他们到拘留所来探望邓丽君的。邓丽君见了渡边和邓锡泉，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邓小姐，请你坚强起来，不必哭，一切一切都会过去的。”渡边正一经理了解邓丽君的为人，他从事发当时就不肯相信她会做出如外界传媒上所大肆宣扬的事情。现在他是以无比同情的心情和邓锡泉一同来看她的，渡边说：“我和邓先生来见你，就是想请你将那张印尼的护照说清。它即便当真如外界所传，也大可不必惊慌。 我们只求你如实说出，千万不可有半句不实之辞，这样我们方才心中有底，前去和移民局说情。“邓锡泉见邓丽君在那里哭得伤心，也在旁边好言相劝说：“渡边经理是一位仗义的入，他来前已经去过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渡边先生和三谷清总裁、大国敏雄副总裁说了许久，他说邓小姐是宝丽金公司邀来的客人，如今邓小姐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宝丽金公司理应出面向移民局保释邓小姐出去。三谷清总裁自然对邓小姐此时的处境深表同情，不过三谷清说，邓小姐必须说出那张印尼护照的真实来历，才好出面向移民局做保，因此只好请邓小姐实话实说！“ “那张护照确实是真的，我绝不会有一句谎话的。”邓丽君想到这次在东京的无端蒙辱，痛断肝肠。这场从天外飞来的横祸对于一位单纯善良的姑娘来说，真是做梦也难以想到的。邓丽君便将她1978年去雅加达演出时，印尼移民局的高级官员如何主动为她颁送护照的来龙去脉，—一从头说起，末了她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渡边正一义愤填膺地说：“既然印尼的护照不是邓小姐花钱从香港的黑市上买来的，那么就可以断定是移民局处理有误。请邓小姐不必太痛苦，凡事应该往开想。我们很快就将和宝丽金公司一起出面，去找移民局交涉！” 当日下午，大园敏雄副总裁由渡边经理和邓锡泉陪同着，驱车来到日本移民局。来前，三谷清总裁已指示大园等人代表他的宝丽金公司出面力保邓丽君出狱，三谷清说：“无论怎么说邓小姐都是为我们公司才来东京的。现在因为护照就拘留她，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移民局从来也没有捕过无辜之人，邓丽君小姐的印尼护照确是假的！”日本移民局事务长官依然以一张冷面孔来对待宝丽金的代表。他不待大园敏雄把话说完，就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对邓丽君案下了结论，他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不得已。因为印尼驻日本大使馆首先向我们提出有关邓小姐所持印尼护照真伪的问题，这就足以证明印尼的外交机构已经对这张护照做出了权威性的否定。既然护照是假的，我们移民局便只有依法行事，该拘留就拘留，绝不会去考虑假护照的持有者是什么人！即便邓丽君小姐的名气大，即便她是大名鼎鼎宝丽金公司请来的客人，我们也不会网开一面，没有什么比我们履行职责更重要了！” “我们抗议！”渡边正一见大园敏雄未及说完就被那位冷若冰霜的事务长官顶了回去，他立刻忍无可忍地拍案而起，激愤陈词说：“如果邓丽君小姐所持的印尼护照，当真如你所说是伪造的，那么事务长官下令拘查当然无可非议。可是经我们了解，那张护照确确实实是真的，而且还是印尼移民局的局长亲自批准发给邓小姐的，请问贵局悍然拘捕一位无辜的歌手，又该如何解释？” 事务长官将头一晃：“这……不可能吧？” 大园敏雄说：“长官，确有此事。我们愿以宝丽金公司的声誉对邓小姐的护照担保。她的这张护照是1978年去雅加达演出时，该国移民局官员作为国宾的特殊礼遇赠给的。邓小姐一直带在身上没有使用，这次偶而用之，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将来证实护照是真的，那么贵局无端拘捕一位有影响的外国演员，将是难推责任！” “这不可能！”事务长官不肯让步。 “有什么不可能呢？”渡边反唇相讥说：“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知道，邓丽君小姐没有必要花钱去黑市上买一张假护照使用。从1973年开始，邓小姐一直作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人员频繁进入日本，也就是说她有一本经过合法途径得到的日本国护照，请问，长期持有合法护照的歌唱家为什么再去花钱买一本假护照来惹麻烦呢？” “这……”事务长官被渡边正一问得张口结舌，但是情知理屈的他又不肯认错，继续坚持说：“渡边先生，既然邓丽君小姐持有日本护照，为什么这一次又拿印尼护照入境？” 渡边据理力争说：“大国副总裁已经说过，邓小姐因事在台北停留，她是为了在48小时之内能飞来东京，不误彩排才不得不临时使用那本印尼护照的。她这样做本来无可非议，可是有人却无端加害，肆意歪曲，请事务长官尽快开释邓小姐吧！” 大园敏雄和邓锡泉见事务长官已经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都齐声恳求说：“邓丽君小姐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宝丽金唱片公司愿意为邓小姐担保，希望贵局尽快让邓小姐恢复自由，以后我们宝丽金公司会将这张印尼护照的详细情况搞清楚的。我们保证邓小姐是清白无辜的。” 事务长官在宝丽金公司三位要员唇枪舌剑的进攻下，已知在匆促中误拘了邓丽君，但是他口气还是很强硬地说：“我们不能以你们宝丽金公司的口头保证为准。即便邓小姐所持的护照确是真的，也要由印尼驻日使馆提供出一份在国际上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放人，否则，任何人为邓丽君说情都是无济于事的！” 渡边正一气得胸口起伏，邓锡泉无计可施，大园敏雄见移民局这一关无法攻破，也只好妥协说：“也好，我们争取尽快让印尼方面出示一份文件，以求邓小姐尽快恢复自由！” 宝丽金唱片公司陷入困境。三谷清总裁腹背受敌，进退维谷。 在社会舆论方面，东京、台北、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媒体，近日来长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有关“假护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有人公开指责宝丽金公司不能出面保护他们邀请的歌手。三谷清知道如果邓丽君迟迟不能释放，那么他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舆论上的挑战，甚至可能影响今后唱片公司在海外的信誉。在这种情况下，三谷清只得将开释邓丽君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印尼大使馆。 大园敏雄和渡边正一、邓锡泉已数次前往印尼驻日使馆，替邓丽君鸣冤叫屈，义正词严地要求该使馆尽快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可是宝丽金唱片公司在外国使馆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江田岛先生，就请您帮帮忙吧！”东京的雪夜，干冷干冷。在银座一家高级料理屋的雅间里，幽幽灯影下摆着一桌盛宴。三谷清独自在这里宴请一位日本内阁的高官，他是大臧省的次官江田岛。此人从前是三谷清在商界的搭档，后来依赖政界的裙带关系得以青云直上，身居高位。现在三谷清为了尽快使邓丽君出狱，决定宴请江田岛来从中打通关节。酒过三巡后，三谷清恳切相求说：“所谓的‘假护照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邓丽君小姐在拘留所里已经关了整整五天了。如果再不将她放出来，日后我们宝丽金唱片公司又如何在东南亚做生意呢？” 江田岛见老搭档三谷清满面沮丧，也动了恻隐之心。他说：“我与印尼使馆的官员有些来往，如果你们宝丽金公司肯定邓小姐的护照不是从黑市上弄到的，那么我可以出面敦促，让印尼方面尽快查清这张护照的来历就是！” “真是感激不尽！”三谷清万分感激地说：“只是邓小姐已经被拘留了五天，印尼方面如果迟迟不能证实护照真伪，恐怕我们宝丽金公司所受到的内外夹攻还不能中止，故而务必请印尼使馆方面快些行事才好！” “放心，一切包在我的身上！”江田岛举起酒杯，爽快地一饮而尽…… 12月23日上午。 东京上空几天来积聚不散的雪云消散了。一轮昏黄的冬日从云隙中露出头来，粉红色的光影投映在屋顶楼尖和马路上厚厚的积雪，反射着炫目的白光。 这是邓丽君无端遭拘的第七天！ 就在这天上午11点，一份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来的加急密电摆在印尼驻日使馆大使的面前。那是印尼移民局发来的电报，电文非常简单，但却澄清了一个七日来众说纷坛的“假护照”之谜：“……所查中国歌手邓丽君所持护照一事，经验证，确系我局于1978年所颁……现予证实。” 日本移民局据此电文，于当日下午3时半开释羁押在拘留所里的中国歌手邓丽君。 邓丽君自由了！ 邓丽君又回到了七天前刚来东京时所下榻的亚力上大厦。宝丽金唱片公司又将这位经历突然打击的女歌星请进18楼内的客房里下榻。很喜欢笑的邓丽君变得沉默寡言，在回到亚力土大厦的当夜，她在床榻上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未眠，到天将黎明时才发现枕头已经被哭湿了。邓丽君回想起在东京七天七夜的监狱生活，就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这次“假护照事件”的打击，对于年轻的邓丽君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尽管最后日本移民局终于搞清了她所持印尼护照是真的，但是却彻底地伤了邓丽君的心！ 天明时，邓丽君打开皮箱，从里面找到一张与美国三藩市（旧金山）某华人艺术团体签的演出合同。这是一年前林振发委托马来西亚的友人，有“名嘴”之称的郑经翰与旧金山签订下的演出合同。 邓丽君看到演出的时间刚好是这一年的12月25日，美国的圣诞节那一天。 她在浴缸里洗了个热水澡。然后穿上了自己最喜欢的紫色衣裙，她必须在天亮以前离开亚力土大厦，因为邓丽君十分清楚自己眼下的恶劣处境。只要天一亮，她回到亚力士大厦的消息必然外泄，那时她所下榻的18楼一定会成为日本或台湾记者追踪新闻热点的地方。邓丽君能够向媒体说些什么呢！是向他们哭诉自己七天所受到的委屈，还是以激烈的言辞抨击日本移民局的粗暴！对于天性善良的邓丽君来说，她宁可让委屈的泪水暗自往心里流，也是不想一吐为快的。因为她此时还在日本的土地上，至少在离开之前她不能这样做。怎么办？她必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才行。 在黎明的熏微晨光里，拎着皮箱的邓丽君叫了一辆“的士”。半小时后，她只身来到位于千代田区的一幢米黄色英式小楼前，这里很幽静，附近是黑森森的的杉树林和白皑皑的积雪，从前她曾来过这座小楼做客，今天她是作为落难者来投奔她的女友中森明莱的。 “邓小姐，昨夜我还在为您的不幸遭遇暗自流泪，没想到这么早您就来了！”中森明莱曾多次与邓丽君同台演出，她们志同道合，无话不说。当中森见邓丽君挟带着满身的寒气走进客厅时，她先是惊讶，继而万分惊喜地扑上来与邓丽君紧紧拥抱，两个人都忍不住泪如雨下。 中森小姐以最热情的方式来款待这位无端蒙受耻辱和不幸的华人歌手，她用最好的日本早点来为邓丽君接风洗尘。酒足饭馆后，中森屏退了佣人，单独在房间里和愁眉微蹩的邓丽君交谈。当中森明莱问起邓丽君此后的归宿时，一股无边的忧愁向陷入窘境的邓丽君袭来。“假护照事件”虽然过去了，可是这场风波留给邓丽君是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与名誉损害。邓丽君两眼茫然地叹道：“我感到在日本是不可久留的，因为日本对我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台湾是我的家，我曾经为那个生我养我的岛屿争过光，可是因为这本护照，听说有许多人在斥责我，诽谤我，特别是有些身份的人说我为当局丢了面子，当局不欢迎我回去。中森小姐，真是没有想到，人心不古呀！本来自己的同胞在日本受了这么大的欺负，应该站出来为我鸣不平才是，可是有些官员却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向我泼污。所以，台湾我是坚决不回去了。” “那么你可以到香港去！”中森明莱更加同情孤苦伶什的同伴。 “不，那里也不能去了，至少在短时期内我不想去香港，”邓丽君娥眉紧蹙，悲叹连连地说：“我现在真有一种茫茫世界，无我立锥之地的感觉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回香港，一到那里我又会成为不光彩的新闻中心。中森小姐，现在我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到美国去！” “到美国……？”中森明莱一怔，“去那里演唱吗？可是语言不通……” “不怕，我可以用英语来演唱。”邓丽君显然已经对去美国以后可能遇到的语言障碍等问题经过了深思熟虑，她对中森明莱说：“在营业性的演出以后，我准备在美国上学，我很久就想找时间系统地进修英语，学习数学和其它学问。既然日本和台湾如此地冷淡我，我为什么不离它而去呢？” 中森很为她这近乎冒险的人生转折担忧，问道：“那么，今后你还回来吗？” “日本我是不想再来了，”邓丽君那颗被深深刺痛的心在流血，她恨透了无端加害于她，损害自己名誉的日本。平时一贯口不吐恶语的邓丽君，此时也不得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作出痛苦的抉择，她说：“如果我当真能在美国找到可以进修学习的地方，也许我从此就不再回来了。当然，也许我从此就告别了歌坛……中森小姐，我不想再回来唱歌了！” “邓小姐……”中森明莱见邓丽君真的伤透了心，她猛地抱住邓丽君，失声地大哭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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