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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妻儿航行。我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常常觉得，由于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喜欢童婚，做丈夫的往往是识字的，而妻子实际上还是文盲。这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做丈夫的必须做妻子的教师。于是我就得筹划这类琐事，如妻子和孩子该穿什么衣服，他们该吃什么东西，他们该采取什么仪态才能适合新的环境等等。当时有一些情况，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百依百顺当作是最高的宗教信仰。一个印度教丈夫则把自己当作是妻子的太上皇和主人，妻子对他必须经常笑颜趋奉。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相信，为了给人以文明的观感，我们的服饰和仪表应该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影响；没有影响，要为侨团做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就为自己的妻儿决定了服装的式样。我怎么能愿意别人知道她们是卡提亚华的班尼亚呢？那时候，波希人往往被认为是印度人当中最文明的，所以纯粹的欧洲式样看起来既然不合式，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这么一来，我的妻子就穿上了波希“纱丽”，而孩子们就穿上了波希上衣和裤子。当然，谁也不能够不穿鞋袜的。这使我的妻儿费了好长的时间才习惯起来①。鞋子夹得他们的脚难受，袜子发出了臭汗味。脚趾常常觉得疼。对于他们反对这种办法的理由，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词答复他们。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理，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他们同意改变服装，因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他们以同样的精神和更加勉强的心情，在饭桌上使用刀叉②。等到我对于这些文明的象征的迷恋消逝以后，他们立即放弃了刀叉。经过长时间习惯于新方式以后，又要回到旧方式上来，这对于他们，恐怕也是同样麻烦的。但是今天我可明白了，抛弃了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却感到更加自由和轻松。 ①一般印度教徒，在通常情安下，不论男女，终年赤足；尤其是在室内，如果穿上鞋袜，便被认为是大不敬。男的通常不穿裤子，只围一长条白布，叫做“拖地”。女的通常也不穿裤子，只围上一条长布当裙子，有一端还可以披罩上身，叫做“纱丽”（Sari）。“纱丽”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和质料——译注。 ②一般印度人，不论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都是用手抓饭吃的；刀叉筷子甚至于调羹都是泊来品，习惯上是不用的——译注。 和我们搭同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常常看到这些人和统舱的乘客，因为这条船属于委托我办案的一个当事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随意走动。 这条船既然是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就只用十八天。然而我们在距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却遭受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仿佛是对我们即将到来的陆地上的真正风暴的一种警告。在南半球，12月是夏天雨季的月份，所以在这个季节的南海上，大大小小的暴风骤雨是很平常的。我们所碰到的那次风暴是那么猛烈而漫长，以致乘客们全都惶惶不安起来。那是一个森严的场面。面临着共同的危险，大家都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他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所有的人，都只想到一个唯一的上帝。有的人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船长也和乘客们一起祷告。他向他们保证，这次风暴虽然不是没有危险的，他却有过几次比这更厉害的经验。还向他们说明，一条建造得好的轮船，可以说是顶得住任何气候的。可是这些话都安慰不了他们。每一分钟都听得见象是爆裂和漏水的响声。这条船颠簸摇摆的非常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沉没。甲板上当然没有人了。“上帝保佑啊”是每个人嘴里唯一的叫喊。就我记忆所及，这一场灾难大概延续了二十四小时。最后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人们脸上泛出了快乐的光辉，随着危险的消逝，上帝的名字也从他们嘴上消逝了。吃、喝、唱、玩又成为日常的生活。死亡的惧怕消除了，一刻也不停的热诚的祷告已让位给“玛亚”①。通常的“纳玛滋”②和祷告自然还是有的，但已失却了患难中的那种庄严神圣。 ①玛亚（maya）是印度哲学中有名的一个字，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但在英文里，常常被译为“空想”、“幻想”。 ②纳玛滋（namaz）是《可兰经》中的祷告词。 然而这次的风暴却使我和乘客们溶合为一。我对这次的风暴并不怎么害怕，因为我已有过类似的经验。我是一个好航员，不晕船。所以我能够在乘客之中无所恐惧地走动，照料他们，安慰他们，把船长所发出的每隔一小时一次的报告告诉他们。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我因此所得到的友谊对我很有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船在杜尔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也在同一天到达。 然而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呢。 我们已经讲过，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乘客经过一次彻底的卫生检验之后，才可以在南非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如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着传染病，它就得被隔离一个时期。我们起程的时候，孟买正有鼠疫，因此我们恐怕得遭受一个短时间的隔离。在进行检验以前，每一条船都得升上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证明为健康以后，才能下旗。等到这面黄旗下来了，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相迎。 当医生上来检验我们的时候，船上照例悬挂着黄旗。他下令把我们的船隔离五天，因为照他的意见，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二十三天。所以我们的船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已满二十三天为止。然而这一道隔离的命令，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却还有其他的考虑。 杜尔班的白种人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正在那里感动，这道命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于这种骚动。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把每天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通知我们。白种人每天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有时甚至利诱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他们准备赔偿公司的损失，如果把这两条船打回印度去。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不是害怕恐吓的人。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赛是当时这家商行的股东经理，他决心以任何代价使这两条船靠码头，让所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写信把详情告诉我。幸而已故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当时正在杜尔班，他是特意到那里来接我的。他是一个能干而无所恐惧的人，他指导着印度侨团。他们的律师劳顿先生也同样是一个无畏的人。他谴责当地白种人的行为，不但象一个受聘请的律师，而且象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地帮助侨团。 这么一来，杜尔班便成了一场不平等的决斗的场所了。一边是少数贫穷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无数的白种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教育上和财富上，都比印度人强得多。他们还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纳塔耳政府公开地帮助他们。内阁最有势力的阁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公开地参加了他们的集会。 所以这次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强迫乘客返回印度。因为这时也开始向我们提出威胁了：“如果你们不回去，一定会被抛到海里去，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回去，你们还可以收回路费。”我不断在同船乘客之中走动，给他们打气。我还给“纳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出慰问函。 他们全都保持镇定和勇气。 我们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使乘客得到娱乐。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的家眷和我也都是主要宾客。我在宴后的讲话中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这并不是发表一通严肃演说的场合，可是除此而外，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也和他们一齐欢乐，但是我的心却是沉沦在杜尔班的战斗中，因为我是真正的目标。反对我的有两个理由： 一、说我在印度的时候，肆意谴责了纳塔耳的白种人； 二、说是为了挤满纳塔耳，我特意带来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来定居。 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我，正冒着严重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把家眷带来，也使他们陷入危境。 然而我绝对受了冤枉。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人到纳塔耳去。乘客们上船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除了有一对夫妇是亲戚之外，船上几百个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连一个也不晓得。我在印度的时候，关于纳塔耳的白种人，我也没有说过一句我在纳塔耳不曾说过的话。而且我所说过的话，都有无数的事实为证。 因此我对于体现在纳塔耳白种人身上的文明，对于他们所代表和拥护的那种文明，不能不感到悲哀。对于这种文明的想法，一直就在我的心头，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宴会上，把它谈出来。船长和别的朋友都耐心地听我发言，并且接受了我的发言的基本精神。我不晓得这一席话对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的官负曾经长谈过西方的文明。我在发言中把西方文明描写成为主要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这和东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提问题的人使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是船长，却对我说： “如果那些白种人当真把他们的威胁变成事实，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顶得住？” 我回答说：“我希望上帝会给我勇气和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以法律对付他们。我对他们不生气，他们那么无知和狭隘，只有使我感到可惜。我知道他们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今天的作为是正确而恰当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和他们呕气。” 提问题的人微笑了，可能是不以为然。 日子就这样疲劳地拖下去。什么时候隔离期满呢，谁也不知道。执行隔离的官员说，这件事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他说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许我们上岸。 最后通谍终于发给乘客和我了。他们说如果我们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乘客们和我在答复中，都认为我们有在纳塔耳港口登陆的权利，并暗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耳的决心。 二十三天期满那一天，这两条船获准入港，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也下来了。 于是这两条船便开进了码头，而乘客们也就纷纷上岸了。然而艾斯坎比先生却通知船长说，因为白种人对我还是非常气忿，我的生命还有危险，我的家眷和我最好是等黄昏的时候再上岸，那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将护送我们到家里。船长把这个通知传达给我，我同意照办。但是不到半个钟头，劳顿先生来找船长，他说：“我想带甘地先生一齐上岸，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是这家代理行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看你不一定非照艾斯坎比的意见办不可。”然后他来看我，大致对我这样说：“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我的意见甘地夫人和孩子们可以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里去，你和我则徒步跟着他们走。我根本不赞成你在夜里象个小偷似地进城，我认为不用担心会有人来伤害你。现在一切都平静了，白种人全都散开了。总之，我认为你不应该偷偷摸摸地进城。”我马上就同意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安地坐车到罗斯敦济先生那里去，征得船长的许可以后，我便和劳顿先生上岸。罗斯敦济先生的家离码头有两英里路。 我们刚一上岸，便有几个青年认出我，而且喊着“甘地，甘地”。跟着便有五六个人赶过来，参加他们一齐喊。劳顿先生怕人越来越多不好办，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我从来就不喜欢坐人力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经历。然而这些青年不让我上车，还恐吓车夫说要他的命，车夫赶忙走开。我们只好往前走，人却越来越多，终于无法前进了。他们首先抓住劳顿先生，把他拉开，然后拿石头、砖头和臭蛋向我投掷，还有人抢走了我的头巾，别的人则打我的耳光、踢我。我昏倒在地上，抓住一栋房子的栏杆，站在那里想喘一口气，可是不行。他们赶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一个警官的妻子认识我，她正巧走过这里。这位勇敢的夫人过来，当时虽然没有太阳，她却打开伞，站在群众和我中间。这么一来，这群暴徒的狂野便被阻挡住了，因为他们再要打我而不伤害亚历山大夫人就有困难了。 同时，有一个印度青年看见了这个情景，连忙跑到警察所去报告。警官亚历山大先生派了一队警察，叫他们把我圈起来，安全地护送我到目的地。他们及时赶来了。警察所就在我们路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这个警官叫我暂时在所里躲避一下，但是我却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他们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定会平息下来的。我相信他们是讲道理的。”我在警察的护送下，到了罗斯敦济的地方，再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已遍体鳞伤，但是除了有一个地方以外，并没有破皮流血。船上的医生达迪巴若医师当时也在场，他给了我最大的帮助。 房里倒很安静，但是外面的白种人却把屋子包围起来。天色已经晚了，外面不安的群众还在高声叫喊：“我们非要甘地不行。”那位眼明手快的警官已经赶到现场，不是用威胁、而且讲一些幽默的话，力图控制那些群众，虽然他并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他传话这样告诉我：“如果你要保全你的朋友的房屋和财产，还有你的家属，你得照我的意见化装逃出这栋屋子。” 就这样我在同一天面临着两种矛盾的局面。当生命的危险不过是一种假设的时候，劳顿先生劝我公开地对付它；我接受了这种劝告。而当危险成为一种现实的时候，另一个朋友给我相反的劝告，我也接受了。谁能肯定我这样做究竟是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还是因为我不愿使朋友的生命财产和我的妻儿的生命遭到危险呢？我第一次勇敢地面对着群众，现在却要化装潜逃，谁能断定这两种做法都是对的呢？ 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对了还是错了，来加以论断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理解它们，如果可能的话，从中取得教训以为借镜，倒是有益的。要断定一个具体的人，在一种具体环境里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很困难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一个人的表面行动来作判断，无异是一种可疑的推测，因为它所根据的材料不充足。 不管怎样，逃亡的准备使我忘了身上的伤痛。我照那位警官的意见，穿上了一套警察制服，头上戴着马德拉斯人的头巾，缠成一顶盔帽的样子。有两个侦探跟着我，其中有一个打扮成印度商人，脸上抹的象个印度人的模样。另一个人化装成什么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从一条小巷走到邻近的一家铺子里，越过库房堆积的麻袋，从那家铺子的大门逃出来，穿过群众走到街头为我们准备的一辆马车。我们坐上那辆车子，赶到先前亚历山大先生劝我暂时躲避的那个警察所里，我向他和那两位侦探致谢。 当我正在这样逃脱的时候，亚历山大先生却唱起这么一个调子来取笑群众： 吊起老甘地 在那棵酸苹果树上。 他一得到通知说我已安全到达警察所，便把这消息向群众宣布：“好啦，你们的猎物已经从邻近的一家铺子逃走了。现在你们还是走吧。”有的人听了很生气，有的却笑起来，有的根本就不相信确有其事。 “那么好吧，”警官说道：“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派一两个代表跟着我进去看看，如果他们找到了甘地，我愿意交给你们处理；要是我不到，你们就得走。我相信你们不会毁坏罗斯敦济先生的房子，或者伤害甘地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吧。” 这群人果然派了代表搜查房子，不久他们便带着失望的消息出来，大家终于散开了，大部分人赞扬这位警官应付这场事故的技巧，也有少数人焦躁不快。 已故张伯伦先生，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打电报要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闹事的人。艾斯坎比先生把我找去，对于我受人殴打负伤事表示歉意，并说道：“相信我，我对你个人所受的那怕是丝毫的损伤，都不会感到高兴。你有权利接受劳顿先生的劝告而面临恶劣的处境，但是如果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相信这个不幸的事件不致于发生。现在只要你认得出殴打你的人，我一定加以逮捕法办。张伯伦先生也希望我这样处理。” 对于这些话，我的答复如下： “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来，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了别人的话，以为我在印度散布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言论，毁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因为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了。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而且如果你准许我这样说的话，还有你自己。你本来可以恰当地指导人民，但是你也听信了路透社，以为我确实夸张其词了。我不愿意控告任何人，我相信一旦真象大白，他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写成书面的东西？”艾斯坎比先生说道：“因为我得把你的意见打电报报告张伯伦先生。我不打算叫你匆匆忙忙作什么声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劳顿先生以及别的朋友商量商量，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不过，我可以承认，如果你放弃了对闹事人的起诉的权利，你就会大大地帮助我恢复平静，而且还提高了你自己的声誉。” “谢谢你，”我说道：“我不用和谁商量。我来见你以前，就已经作了决定。我确信，我不应当控告打我的人，现在我也打算把这个决定写成书面的东西。” 说完这话，我便把他所需要的声明写给他。 艾斯坎比先生派人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警察所，虽然我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天了。他们派了两名警察保护我，虽则当时并不需要这么谨慎。 就在船上的黄旗降下来、我们上岸的那一天，《纳塔耳广告报》有一个记者跑来访问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我在答复中对于反对我的各种说法，逐一作了批驳。由于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的建议，我在印度所作的报告都有讲稿，而且和我其他的文章的副本一起都带在身边。我把这些文件全部交给这位记者，并且向他指明：我在印度所说的，全都是我在南非说过的，而且还不及在南非说过的话强烈。我还向他指明，“戈兰”和“纳德利”的乘客到南非来，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有很多人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是准备到德兰士瓦去。当时对于那些前来寻求财富的人，德兰士瓦提供了比纳塔耳远为良好的前景，所以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愿意到那里去。 这次谈话和我拒绝控告闹事的人，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印象，以致杜尔班的欧洲人都惭愧于自己的行为。报纸上宣布我是无辜的，并谴责那些暴徒。这次的迫害就这样终于成为对我、也就是对于我们的事业的赞许。它提高了南非印度侨民的声誉，并使我的工作更加便利。 过了三、四天，我便回到家里，不久我又安顿下来了。这次事件增加了我的律师业务。 然而，如果说这次事件提高了侨团的声誉，它也把反对侨团的偏见之火煽动起来了。一旦事实证明印度人也可以从事英勇的斗争，印度人便被认为是一种危险。有人在纳塔耳立法议会中提出了两个法案，一个对于印度商人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个则对印度人的入境加以严厉的限制。幸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终于产生了一个决定：即不得通过反对印度人的法案；也就是说，法律不得对肤色或人种加以区别对待。上述两个法案的条文虽然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它们的目的无疑地是要对纳塔耳的印度居民加上更进一步的限制。 这两个法案大大地增加了我的公众工作，而且使侨团空前积极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把这两个法案译成印度文，而且作了充分的说明，使侨团完全懂得它们的巧妙的含意。我们向英国殖民地大臣呼吁，可是他拒绝干预，因而这两个法案就成为法律了。 现在公众工作开始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前面说过的那位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这时已经到杜尔班来了，和我住在一起，由于他以全部时间从事公众工作，多少减轻了我的负担。 阿丹济·米耶汗赛在我回国期间，很有功绩地代行了我的职务，他发展了很多会员，还给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金库增加了大约1，000英镑的基金。我利用两个法案所激起的觉悟和人们反对那两条船的乘客的示威游行，作为吸收会员和募集基金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会员加多了，基金也有了5，000英镑了。我的愿望是为大会募集一笔永久基金，这样它就可以购置自己的产业，以后就可以靠收取租息进行工作了。这是我第一次经营公众机构。我把这个意见向同事们提出来，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欢迎。大会所购置的产业租出去了，所得到的租金足够它日常的开支。这项产业委托给一个强有力的托管机构经管，这个机构一直到今天还存在，不过这个机构已成为争吵不休的根源，结果现在只好把租金存放在法院里了。 这种不幸的情况是在我离开南非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这种分歧发生从前，我想以永久基金维持公众团体的办法早已起了变化。至今我已经有了经营许多公众团体的相当多的经验，我的坚定信念是：以永久基金来维持公众团体的办法并不好。永久基金本身就包含了导致团体道德上没落的种子。一个公众团体是依靠公众的赞成和基金的支持而存在的；一旦失去了公众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权利。依靠永久基金的维持而存在的团体，常常忽视公众的意见，而且往往要为和公众意见相反的行为负责。在我们国内，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这种体会。有一些所谓宗教性的托管会根本不公布账目，受托管的人反倒成为业主，对谁也不负责。我不怀疑这种想法是要使一个团体生存下去，象大自然一样，一天也不停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团体当然没有存在的权利。一个团体每年所收到的会费就是它是否受人欢迎以及它的管理是否廉洁的一种考验，我认为一个团体都应当经受这种考验。然而我希望人们不要对我有所误解。我的意见并不适用于那些由于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没有永久性房子就无法经营的团体。 我的意思是，日常的开支应该年年得自志愿捐献的会费。 这种看法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时，已经得到了证实。那一次规模宏伟的运动持续了六年之久，虽然没有永久基金，却需要几十万卢比的费用。我还记得，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捐款，就不晓得第二天该怎么办。然而我用不着预述未来的事情。读者从以后的叙述中，会发现上述意见是十分有道理的。 我于1897年1月间在杜尔班登陆时，随身携带着三个孩子：我姐姐的十岁见子，我自己的九岁和五岁的儿子。我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受教育呢？ 我本来可以送他们到欧洲人的学校里去，但是只有特别优待和破格才能进去，别的印度孩子都进不了。基督教会为印度孩子办了一些学校，可是我不打算送他们进这种学校，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学校所进行的教育。教会学校是只用英文讲授的：也许还有不准确的泰米尔或印地文，而且也很难于安排。对于这许多不利的东西，简直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自己设法教他们，但是极不经常，而且找不到合适的古遮拉特文教员。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我登广告征聘英文教员，他必须在我的指导下进行教学。有一些经常功课由这位教员讲授，其他的功课就只有靠我不正常的一点讲授了。于是我聘请了一位家庭英文女教师，月薪七英镑。这个办法继续了一个时候，但是并没有使我满意。孩子们通过和我交谈学到了一些古遮拉特文，却是纯粹的土话。我舍不得把他们送回印度，因为当时我还认为少年儿童不应当和父母分开。孩子们在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庭里自然而然地受到的熏陶，在宿舍中是得不到的。我因此把孩子们留在我身边。我在印度的时候，也曾把我的外甥和大儿子送到寄宿学校住了几个月，但是不久我便把他们接回来了。后来，我的大儿子长大了，才和我分开，回到印度去进阿赫梅达巴的中学。我记得我的外甥对于我所能给予的教育，还算满意。不幸的是，他在害过一场暴病之后，便夭折了。我另外的三个儿子从来没有进过公共学校，虽然他们在我为南非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们的儿女所办的临时学校，也算上过正规的功课。 这些试验都不令人如意。我不能够把我想要给予的时间全都花在孩子们身上。我不能够给予足够的照料以及其他无可避免的原因，使我不能给他们我所希望的文字教育，致使我的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全都对我有意见。一旦他们需要应考硕士或学士学位、甚至于大学入学考试时，他们就要感到缺乏学校教育的不利了。 然而我仍然认为，倘若我一定要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念书，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得到那种只有在富有经验的学校里、或者只有和父母经常在一起才能得到的训练。我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可以不必为他们的分数而操心，而且以我的体验来说，他们在英国或南非所能够得到的矫揉造作的教育，绝不会教导他们象今天他们生活中所显示的那种纯朴和为人服务的精神，而他们那种造作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成为我的公众工作的严重障碍。所以我虽然不能给予他们文字教育，使得他们或者我自己都感到满意，但是当我回顾我自己的过去时，我并不认为我没有尽力承担我的责任。我没有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念书，也不感觉遗憾。我总感到今天在我长子身上所看到的那种不良的脾气，正是我自己未受训练和不成体统的早年生活的反映。我把当年看作是一知半解和放纵不羁的一个阶段。这很象我的长子在那些给人印象最深的岁月里的表现，他自然不承认这些年正和我放纵不羁和毫无经验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反而相信当时倒是我生平最光明的时刻，而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则是由于幻想，误以为开明。他怎么想只有随他便了。为什么他不认为我的早年生活是代表觉醒的一个阶段，而后期的生活则是代表急进的变化、幻想和自负的年代呢？朋友们常常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如果我给孩子们一种学院式的教育，又有什么害处呢？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剪断他们的翅膀？我为什么要阻碍他们考取学位和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涯？ 我认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我和无数的学生有过接触。我自己或者通过别人，总是试图把我的教育“癖好”也应用在其他孩子的身上，而且也看到了效果。我认为很多青年今天和我的几个儿子年龄相当，我并不认为他们比我的儿子好多少，有多少东西值得我的儿子们学习。 然而我的体验的最终结果却还孕育在未来。我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文明史的研究者，对于有纪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区别，能有一个衡量，同时对于父母生活中的变化在孩子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有所估计。我写这一章的目的不在于表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在体验真理的时候，要有多大的耐性；同时还要表明：信奉自由的人需要付出那位严峻的女神所要求的牺牲有多少。如果我缺乏自尊心，并且满足于我能给予我的孩子们以别的孩子所得不到的教育的话，我就会剥夺他们因牺牲文字教育而得到的自由和自尊的学习课题。而当需要就自由与学习之间加以选择的时候，谁不会说前者比后者要好一千倍呢？ 1920年我曾劝导过那些我从奴隶的城池——中学和大学——中呼唤出来的青年：与其套在奴隶的锁链中去寻求文字教育，还不如目不识丁、为自由而冲出囹圄。如今他们该可以找到我这个劝导的渊源了吧。 我的业务大有进展，但是远不能使我满意。每当一个麻疯病人来到我的门前的时候，进一步简化我的生活和替同胞多做点具体的服务工作等问题就一直使我感觉激动不安。我不忍心给他吃一顿饭就打发他走。所以我收容他住下来，为他的伤痛敷药，并且开始照料他。我不能这样无尽无休地做下去，我担负不了，我缺少永久收留他的意志。于是我把他送到政府的医院里去当契约工人。 然而我总是感觉不安。我盼望做一些永久性的慈善工作。布斯医师是圣爱丹教会的会长，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免费为人治病。由于巴希·罗斯敦济的捐献，我们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慈善医院，由布斯医师负责。我非常希望到这个医院里当一名护士。配药的工作每天需要一两个钟头，我决心每天从事务所里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担任医院药房药剂师的工作。我的业务大部分是事务所的工作，出证书和公断。自然，在县法院里，我也常常有一些案子，但是大部分都不是争执性的，和我一齐到南非来的可汗先生当时和我住在一起，我不在的时候工作便由他处理。因此我有时间去为这个小医院服务：每天早上两个钟头，包括来往走路的时间。这个工作多少使我心安。它包括问清病人的意见，向医生说明事实，配发药方。这使我和印度病人有了密切的接触，大部分是契约工人，也有泰米尔人、德鲁古人、北印度人。 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用处，在波耳战争期间，我因而能担当看护伤病员的工作。 抚养孩子的问题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我有两个儿子是在南非生的，我在医院的服务工作对于解决养育他们的问题，是很有用的。我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不竭的泉源。我的妻子和我商定在她生产的时候，应当给她最好的医药帮助，但是如果医生和护士在紧要关头使我们陷入危境，我又怎么办呢？所以护士一定要一个印度人，可是在南非要找一个有训练的印度护士，其困难情况实不亚于印度。于是我便研究有关安全分娩的必要知识。我阅读特立普望达斯医师的著作《母亲须知》，而且照书中的指点照料我的两个孩子，把我从别的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全都用上了。我找了一个护士——每次不过两个月——主要的是帮助我的妻子，而不是照料婴孩；照料婴孩的工作是我亲自干的。 最后一个孩子的诞生对我进行了一次最严重的考验。阵痛突然而来，一时找不到医生，找接生婆也花了不少时候，就算她在场，她也不能帮助接生。我得从头到尾照料孩子的安全诞生。我对特立普望达斯的著作的细心研读，给了我一种无法估量的帮助。我并不紧张。 我确信为了适当养育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具有照料和看护婴儿的一般知识。我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详细研究，使我步步都得到了好处。如果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利用这种知识，我的孩子们就不会享有他们今天所有的一般健康。我们抱着一种迷信，认为孩子在五岁以前没有什么可学的。相反的，事实上孩子在五岁以前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却是他五岁以后学不到的。儿童教育开始于怀胎的时候。父母怀孩子的时候，体力上和精神上的状态都反应在孩子身上。所以妊娠期间，胎儿总是不断受母亲的情绪、欲望和脾气的影响，自然也受她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生下来以后，孩子便摹仿父母，而且有很多年的时间，他的成长完全依赖于父母。 夫妇双方认识了这些事情，就永不会为了满足性欲而性交，只有当他们想要有子女的时候，才可以为之。有人相信性行为是一种独立的功能，就象睡眠和饮食一样必不可少，我认为这种想法之无知达到了顶点。人世是依靠传代的行为而存在，而由于人间是上帝的游戏场和他的光荣的反映，传代的行为必须为了人世之有秩序的成长而加以节制。凡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他的性欲，用子孙体力上、精神上的福利所必需的知识武装自己，并且使这种知识加惠于他的后代。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到了我开始认真考虑奉行“禁欲”誓言的时候了。自从结婚以来，我一直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理想生活，我认为忠于妻子是我热爱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到了南非以后，我认识到实行“禁欲”的重要性，甚至对我妻子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不敢肯定，我的思想所以朝那个方向发展，是由于什么环境造成的，或者是受了那一本书的启发，不过我还记得主导的因素是受了赖昌德巴伊的影响，关于这个人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我还记得我和他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大为赞扬葛莱斯顿夫人对她丈夫的忠诚。我看过一本书谈到葛莱斯顿夫人甚至在葛莱斯顿先生①出席下院的时候，还坚持弄茶给他喝，而这便成为这一对光辉的夫妇生活中的一种规律，他们的行动是那么调和。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位诗人，顺便赞扬了这种夫妻间的恩爱。“你最赞赏的究竟是什么，”赖昌德巴伊问道：“是葛莱斯顿夫人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呢，还是她那种真诚的侍候——如果撇开她和葛莱斯顿先生的关系不谈？假如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的仆人，而以同样的关怀待他，你又觉得怎样？难道我们没有见过象这样忠心的姐妹或仆人吗？假如你发现有一个男仆人也有同样的诚爱，你是不是也会象喜欢葛莱斯顿夫人那样赞美他呢？请你想一想我的这番话吧。” ①葛莱斯顿（Gladstone 1809—1898）系英国政治家——译注。 赖昌德巴伊也是有妇之夫。我记得他的话在当时听来有些刺耳，但是无可抗拒地抓住了我，我觉得一个仆人的忠诚要比一个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一千倍地更值得颂扬，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这种忠诚是极为自然的。但是主仆之间，却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够达到同等的忠诚。这位诗人的观点开始逐潮在我心里成长。 那么，我反问自己：我和妻子的关系究竟算什么呢？我的忠实是不是在于使我的妻子变成我发泄性欲的工具呢？只要我还是性欲的奴隶，我的忠实就一文不值。说句公道话，我的妻子对我从来不加引诱，所以只要我愿意，我发誓禁欲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唯一的障碍是我的脆弱的意志或性欲的吸引。 纵然在这件事上我下了决心以后，也还有过两次失败了。我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努力的动机还不是最高尚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有更多的小孩。我在英国的时候，读过一点关于避孕的书。我在有关素食那一章，已经谈过艾林生医师关于节制生育的宣传。如果说它对我有过一时的影响，那么希尔斯先生反对那种办法——反对利用外力而主强运用内心的努力，即自制的办法，却有更大的影响，后来我就遵循了这种办法。所以，因为我不愿意有更多的孩子，我便开始致力于自制。这个任务有无数的困难。我们开始分床睡觉。我只有在当天的工作已使自己完全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上床睡觉。所有这一切努力似乎没有收到多大效果，但是当我回顾过去时，我觉得最后的解决办法正是那些不成功的尝试的结果。 最后的解决办法迟至1906年才想出来。那时，非暴力抵抗运动还没有开始；我丝毫也没有想到它的来临。波耳战争以后不久，纳塔耳发生了朱鲁人的“叛乱”，当时我还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我感到在那种情况下我应当为纳塔耳政府服务。我的献议被接受了，这一点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然而这个工作却使我强烈地朝自制方向考虑，而且按照我的习惯我把我的思想拿出来和同事们商量。生育和随之而来的对于孩子的照料是和为公众服务矛盾的，这已成为我的信念。在“叛乱”期间，我为了服役不得不撤销我在约翰内斯堡的门户。我服役之后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放弃我曾特别细心布置过的房子。我带着妻儿到凤凰村，领着分配给纳塔耳部队的印度救护队。在当时的艰苦的行军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用这种办法献身为印度侨团服务，我必须抛弃养育孩子、要求财富的欲望，过着“瓦纳普罗斯达”（vanaprastha）——摆脱家事的生活。 这次“叛乱”不过占去了我六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这个短暂的时期却成了我生平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禁欲誓言的重要性，越发明朗地在我心里成长。我认识到一种誓言，远非禁闭真正的自由之门，而是把它打开了。我到这个时候所以还没有什么成就，就因为我的意志还薄弱，自己还缺乏信心，对上帝的恩惠也缺乏信心，因此我的心思总是漂浮在怀疑的狂暴海洋上。我认识到一个不敢起誓的人，终将沉溺于诱惑之中，而一个受誓言约束的人，却象摆脱了荒淫的生活而达到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我相信人力，我不愿意受誓言的约束”是一种脆弱的精神状态，它反映了一种追求想要避免的事物的不可告人的欲望。要不然，为什么这样难于作最后的决定呢？我发誓要逃脱自知将要害我的蟒蛇，而不光是努力逃避而已。我知道单靠努力可能意味着某种死亡。单靠努力意味着不认识蟒蛇一定会害我的肯定的事实。所以如果我只满足于人力，这就意味着我还没有认清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我的看法将来改变了，我怎能以誓言束缚自己呢？”这种疑虑时常使我犹豫不定。可是那种疑虑也显示了对于必须抛弃一种特殊的事物这一点，还缺乏清楚的理解。这就是尼斯古兰纳所以这样唱的原因。 抛弃而不厌恶，是很难持久的。 所以一旦欲望消除了，禁欲的誓言便成为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深思熟虑之后，我于1906年立下了这个誓言，我一直到发誓的时候才和妻子商量，以前从来没有把我的想法和她谈过，她没有意见，但是我在作最后努力时，却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我没有必要的力量，我怎样控制自己的情欲呢？消除和妻子的肉体关系，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奇怪的事情。但是我怀着对于上帝的力量的信心开始了新的体验。 当我回顾发誓以来这二十年的感受，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奇妙的情怀。我自1901年以来就已开始实行自制，多少有些成就。但是在1906年以前，我却从来没有体验过发誓以后所得到的那种自由和乐观。我在发誓以前，随时有被诱惑所征服的可能。如今我的誓言已成为反抗诱惑的一种可靠的武器。“禁欲”的伟大潜力对我来说，是日益显著了，我是在凤凰村的时候发誓的。我一摆脱了救护工作，便到凤凰村，然后回到约翰内斯堡去。我回到那里一个月左右，便奠定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基础。“禁欲”誓言为我准备了这个运动，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非暴力抵抗运动不是一种预谋的计划，它是自发地产生的，出乎我的意愿之外。不过我明白我以前所有的步骤都导向那个目标。我在约翰内斯堡大大地减少了家庭开支，跑到凤凰村去发下“禁欲”的誓言。 尽善尽美地奉行“禁欲”誓言，就意味着“婆罗门”的实现。这一点认识并不是得之于经书，而是我从经验中慢慢体会得来的。我读有关这个问题的经书，还是后来的事情。奉行这个誓言的每一个日子都使我更加接近这个认识：“禁欲”具有保护肉体和心灵的力量。因为现在“禁欲”已不是艰苦忏悔的过程，而是一种安慰和欢乐，每天显示一种清新的美妙。 然而如果说它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欢乐，千万不要以为这对我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今天我虽然已经是五十六岁的人了，我还懂得这是多么艰难困苦。我一天天地越发明白，这无异于在剑口上行走，我认为时时刻刻要有永恒的警惕。 奉行这个誓言的首要条件就是克制胃口，我发现完全克制胃口就很容易奉行誓言，所以我现在对于饮食之道的体验不仅仅是从素食者的、而且是从禁欲者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实验的结果是，我认为禁欲者的饮食必须予以限制，要简单、不加香料，而且，如果可能，最好是生吃。 六年的经验向我说话，禁欲者的理想食物是新鲜的水果和坚果，我在改变饮食以前，一直不知道靠这种食物为生能够摆脱情欲的烦扰。当我在南非只吃水果和坚果的时候，奉行“禁欲”誓言一点也不觉得困难，自从我开始喝牛奶以来，就变得非常吃力了。我为什么不吃水果改喝牛奶，以后还要交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丝毫不怀疑喝牛奶使得“禁欲”誓言难于奉行。但是希望人们不要因此推论，所有禁欲者都不能喝牛奶，不同的饮食对于禁欲者所起的影响，只有经过多次的实验以后，才能肯定。我必须发现有什么水果可以代替牛奶，而又具有同等有助于筋肉的营养并易于消化。西医、印度教医生和穆斯林医生都没有能启导我。因此，我虽然知道牛奶多多少少是一种刺激品，却还一时不敢规劝别人不喝牛奶。 作为禁欲后一种外来助力，绝食是和挑选食物以及节食同样需要。情感具有这么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它受到了四面八方团团围住的时候，才能够加以控制。谁都知道，没有食粮，情感这东西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一点也不怀疑：绝食对于节制情感是很有帮助的。对于某些人来说，绝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以为单靠机械的绝食就可以幸免于难，于是他们虽然不吃东西，却是满脑子的山珍海味，老是盘算着绝食期满以后要吃喝什么。这样的绝食既不能帮助他们控制胃口，也无助于他们节制情欲。只有在心情和饥饿的肉体合作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肉体所不应有的东西都能漠然置之的时候，绝食才有用处。心情是一切情感的根蒂。所以绝食的用处是有限的，因为绝食者仍然会被情欲所支配。不过可以这样说：如果不绝食，性欲的消失通常是不可能的，而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绝食是不行的。很多热烈拥护“禁欲”的人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想要象不禁欲的人那样运用别的情感。所以他们的努力就象在盛暑而求冬寒一样的徒劳。一个禁欲者和一个非禁欲者，他们的生活中间应该有一条分明的界线。两者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而两者的区别应该象白书一样地清楚，虽然他们都从肉眼观察事物，但不同的是，禁欲者用以观察上帝的光辉，别的人却用以观察身边的琐事。他们都用耳朵听，但不同的是，有的人充耳只闻天上赞歌，别的人听到的却是人间鄙语。他们都常常深夜不眠，但不同的是，有的人用以专心祷告上天，别的人却把时间消磨在粗野而无聊的欢乐之中。他们内心都供奉着神灵，但不同的是，有人对于寺庙善加修葺，别的人却是饱食终日而置神皿于不顾。所以这两种人就象两根分立的柱子，他们之间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越来越远。 “禁欲”的意思就是控制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中的情感。每一天我总是进一步地认识到节制上述各种欲望的必要性。放弃克制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即使对于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限制其放弃克制。这种“禁欲”是不可能以有限的努力达到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只能是一种理想。一个立志奉行“禁欲”的人应该经常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应该把缠绵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欲追索出来，并不断加以克服。只要思想不受意志的完全控制，“禁欲”就不能完美无缺。不自觉的思想是一种心情的反应，所以克制思想就等于克制心情，而这甚而比捕风捉影还要困难。然而，只要上帝存在人们内心，即使是控制心情也是可能的。千万不要以为人们在困难面前就无能为力。这是最崇高的目标，因而它需要最崇高的努力才能达到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我一直到回国以后，才认识到靠单纯的人力，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禁欲”的境界的。直到那时我还以为只要吃水果，就可以消除一切情欲，所以我还以这种信念自慰：以为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作了。 但是我不应该先在这一章里谈我的斗争。同时我想讲清楚，凡是希望奉行“禁欲”从而认识上帝的人，都不必失望，只要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不亚于对于自己努力的信心就行了。 色之于味， 如影随形； 色离绝欲之人， 味绝得道之士。① ①见《薄伽梵歌》第2章59节。 所以上帝的名义和他的恩惠便是立志禁欲者最后的源泉。我认识这个真理，还是回到印度以后的事。 我曾经度过一段安逸而舒适的生活，但是时间很短。我虽然曾经精心装饰过我的房子，但它丝毫不能使我留恋。所以我开始过这种生活不久，便把我的费用削减了。洗衣匠的账单是沉重的，而且因为他向来不遵守时间，我虽有两三打的衬衫和领子，都还不够应付，领子是天天要换的，衬衫如果不是一天换一件，至少每隔一天就得换一次。这就意味着双倍的开销，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便买了一件洗衣器来节省这笔开支。我买了一本有关洗衣服的书，研究了洗衣服的艺术，并且教会我的妻子，这自然增加了我的工作，但是由于它的新奇，使这个工作变成了一种乐趣。 我永远忘不了我亲手洗过的头一条领子。我用了过多的浆粉，熨斗也不够热，因为怕烫坏领子，我不敢使劲熨。结果呢，领子虽然相当平挺，表面的浆粉却不断掉下来。我带着这个领子到法院去，引起了同事们的嘲笑，但是当时我一点也不在意。 “唔，”我说道：“这是我头一次亲自浆洗自己的领子，所以浆的不好。不过我倒不在乎，却给你们提供了这么许多笑料。” “可是这里并不缺少洗衣店吧？”有个朋友问道。 “费用太贵了，”我说道：“洗一条领子的钱几乎可以买一条新的了，而且老是要依靠洗衣匠。我宁肯自己动手洗自己的东西。” 然而我并没有使我的朋友们懂得自力更生的美妙之处。不久，就我洗衣服的技术而论我成为浆洗专家了，而且我所洗的东西决不亚于洗衣店。我的领子平挺和光亮的程度并不比别人差。 戈克利到南非的时候，带了一条披肩，是摩诃窦·戈温德·兰纳德送的礼物。他很珍爱这件纪念品，保存得极为细心，只在特别场合才使用。有一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侨民举行宴会欢迎他，可是他那条围巾太皱了，需要熨平。当时要送到洗衣店去熨已不可能及时取回，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显显身手。 “你当律师的才能，我是信得过的，但是我不相信你也有洗衣匠的才能，”戈克利说道：“你要熨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条围巾对我的意义吗？” 于是他以非常高兴的心情叙述了这件礼物的故事。我还是坚持要给他熨，保证质量不差，经他许可以后，我把那条围巾熨好了，并且赢得了他的赏识。自此以后，即使全世界其余的人都不赏识，我也不在乎了。 当我从对洗衣匠的依赖中解放了自己的时候，我还以同样的方法抛弃了对理发师的依赖。凡是到过英国的人，至少都学会了刮胡子的本事，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自己理发。这种本事，我也得学。我在比勒托里亚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英国理发馆那里去理发。他轻蔑地拒绝为我理发。我当然觉得伤心，但是立即头了一把剪子，对着镜子剪自己的头发。额前的头发我总算剪得还不错，脑后的却剪糟了。法院里的朋友们看见了，简直笑坏了。 “你的头发怎么啦，甘地？老鼠啃了吗？” “不是的，白种人理发师不屑碰我的黑发。”我说道：“因此我宁肯自己剪，不管剪得多么坏。” 这个回答并不使朋友们惊讶。 其实，那个理发师不给我理发也无可厚非。如果他替黑人理发，他就会随时失掉主顾。我们也不准许我们的理发匠给我们的不可接触者弟兄理发。我在南非得到了这种报应已经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了。我认为这是罪有应得的，因此也就不生气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简单朴素的热情所表现的极端形式，将在适当的地方另行描述。这个种子早就撒下了，只要浇水就可以使它萌芽、开花和结果，而浇水的工作后来也做了。 我得把1897至1899年间许多别的经历从略，直接来谈一谈波耳战争。 战争宣布的时候，我个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不过当时我以为对这件事情自己还没有权利来执行个人的信念。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就这个问题详尽地说明了内心的斗争，这里无需赘述。凡是好奇的人，我请他去翻一翻那几页。别的不用说，正是我对于不列颠统治的忠心驱使我在战争中参加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觉得如果我要求具有一个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就有责任参加保卫不列颠帝国。当时我以为印度只有在不列颠帝国并且通过它才能获得完全的解放。所以我募集了尽可能多的同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们作为一个救护队的投效被接受。 一般英国人都以为印度人是胆怯的，不敢冒险的，除了眼前的私利之外，看不到更远大的东西。所以有很多英国朋友对我的计划泼冷水。但是布斯医师却加以全力的支持。他训练我们做救护队的工作。我们取得了适合于作医务工作的证件。劳顿先生和已故艾斯坎比先生都热情地支持这个计划，我们终于申请到前线去工作。政府感激地接受我们的申请，但是又说当时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然而对于这个拒绝我是不甘罢休的。通过布斯医师的介绍，我拜访了纳塔耳的主教。我们队里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称道我的建议，答应帮助我们获准服役。 时机对我们也很有利。波耳人表现了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厉害、坚决而勇敢；我们的服役终于用得着了。 我们的救护队有1，100多人，有将近40个队长；有300左右人是自由印度人，其余的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师也和我们在一起。救护队表现得很好。我们的工作虽然是在火线以外，虽然还有红十字会的保护，在紧急的时候，我们也被派上火线去工作。这种保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要求，而是当局不愿意我们处于炮火射程之内。然而在斯比昂·柯柏败退以后，形势变了，布勒将军函告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必冒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到战地去救护伤兵，政府将会感激不尽。我们毫不迟疑，所以我们在斯比昂·柯柏的活动使我们处于火线之内。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还用担架抬着伤兵。在这些伤兵当中，我们有幸救护过象伍盖特将军这样的军人。 救护队工作六个星期以后，便宣布解散了。自从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被击败以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企图，决定发兵渐进，以待英国和印度援军的到来。 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作当时得到很大的赞扬，而印度人的名誉也提高了。报纸上发表了赞扬我们的诗歌，说“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 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以感激的口吻提到救护队的工作，而队长们也都荣获了作战勋章。 这时印度侨团已经组织得更加完善了。我和印度契约工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已经有了更高的觉悟，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同一个祖国的儿女，这种感情在他们中间已经根深蒂固了。大家都相信，印度人的疾苦现在肯定可从解脱了。当时白种人的态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和白种人的关系最好不过了。我们接触了成千成万的士兵，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对于我们到那里为他们服务是感激的。 我不禁要记述一下，在回忆人性经受考验时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多么甜蜜。我们正向齐弗里兵营进发，那里罗伯滋勋爵的儿子罗伯滋中尉受了重伤，亟待救护。我们的救护队有幸把他从战地上救下来，那一天天气酷热——正是我们行军的日子。大家都很渴。路上有一条小溪可以解渴，但是谁先去喝呢？我们的意见是，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喝。可是他们不愿意抢先，一定要我们先去，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 要我甘心做一个不起作用的政治团体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一向厌恶隐瞒或漠视侨团的缺点，也不愿意不消除它的瑕疵而要求各种权利。所以我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以后，就一直致力于清除人们对于侨团的指责，虽然这些指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指责往往是说印度人的习惯很邋遢，屋里屋外总是不干净。因此侨团里的主要人物已开始把他们的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但是挨家挨户的检查却是在杜尔班即将发生鼠疫的报告公布以后才进行的。这是和城里的神甫们商量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以后进行的，他们本来也希望和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顺利，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困难。因为城里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当局者照例总是沉不住气，采取过分的措施，以高压手段招致人们不快。侨团因为自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这种压力。 然而我却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经验。我明白，我不能象我指望侨团本身争取权利那样，轻易地指望它完成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在别的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轻蔑。要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这对他们太麻烦了。要指望他们出钱做这件事，更是不可能。这些经验更好地教导了我：没有无限的耐性，要人们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所能给与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比反对、厌恶、甚至残酷的迫害好不了多少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不能把改革者象珍视生命一样所珍视的东西看成是一种退步现象呢？ 不过这次鼓动的结果却是：印度侨团多少懂得了保持他们的屋里屋外清洁的必要性了。我受到了当局的敬重。他们明白，我虽然好为他们打抱不平，竭力为他们争取权利，我还是积极对待并坚持自我纯净的修养的。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唤醒印度侨民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度侨民到南非来寻找财富，当他们的同胞处境困苦的时候，他应该贡献一部分收入给他们。这一点在1897年和1899年的可怕的饥荒年头里，他们做到了。他们捐献了不少钱救济饥荒，1899年的捐献比1897年还要多。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默，他们很好地响应了。就连印度契约工人也捐了钱，而这两次饥荒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一直继续下来，我们知道，一到印度遇有民族灾难的时候，南非的印度侨民总有一大笔捐款。 南非的印度侨民所提供的服务，就这样在每一个阶段对我显示了真理的新含义。真理象一棵大树，你越是培植，他所结的果子就越多。在真理的矿藏之中，越是追寻得深，发掘的宝藏就越富，这就显示了为人服务所开辟的越来越多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我的战时责任一解除，我就感到我要做的工作不再是在南非，而是在印度了。这并不是说在南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而是我担心我的主要事业可能只是为了赚钱。 国内的朋友也催我回去，而我也感觉我应该回印度去多做一些工作。至于南非的工作，当然有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承担。于是我便要求我的同事们解除我的工作。经过极大的困难以后，我的要求算是有条件地被接受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侨团需要我的话，我就得准备再回到南非来。我想这是一个困难的条件，但是我对于侨团的热爱使我接受了它。 真主以爱的纱线 系在我的身上， 我是他的奴隶。 密罗白唱道。而对我来说，把我和印度侨团连结在一起的爱的纱线太坚韧了，不易破裂。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而这里朋友们的呼声是太真实了，无法拒绝。我接受了这个条件，并得到他们的准许离开。 这时候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联系。纳塔耳的印度侨民以爱的美酒浸浴着我，到处为我安排送别会，并且送我许多珍贵的礼品。 1899年我回印度时，他们已经送了不少礼品，但是这一次的送别是非常隆重的。礼品中自然包括金银做的东西，而且还有珍贵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这一切礼品呢？接受了这些礼品，我又怎样说明自己为侨团服务是不计酬劳的呢？所有这些礼品，除了少数几件是我的当事人送的以外，完全是为了酬谢我为侨团所做的工作，而我也无法区分我的当事人和同事，因为当事人也帮助了我进行公众工作。 有一样礼品是一条金项链，价值五十个金基尼，是送给我的妻子的。然而就是这件礼品也是为我的公众工作而赠送的，所以它不能和其余的礼品分开。 我收到这一大堆东西的那一晚，竟夜不能入睡。我在房里走来走去，深为激动，但是想不出办法。叫我拒绝价值昂贵的礼品是有困难的，叫我保存这些礼品更加困难。 就算我能够收下，我的孩子们又怎么办呢？还有我的妻子呢？他们正在受着训练去过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生活并理解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我家里并没有值钱的首饰。我们很快就简化了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戴上金表金链和钻石戒指呢？当时我还在劝导人们不要迷恋珠宝，现在珠宝跑到这儿来了，我可怎么办呢？ 我决定不承受这些东西。我起草一封信，把这些礼品转送给侨团，并为之成立一个托管会，指定巴希·罗斯敦济和别的几个人为托管人。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和孩子们商量，终于卸下了这个沉重的负累。 我知道要说服我的妻子会有一些困难，至于孩子们，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所以我决定先从他们入手。 孩子们马上就同意我的建议。“我们不需要这些贵重的礼品，我们必须转送侨团，而且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随便买到，”他们说道。 我听了很高兴。“那么你们会说服妈妈，不是吗？”我问他们。 “当然，”他们说道：“那是我们的事情。她用不着佩戴首饰。她一定是为留给我们用的，如果我们不要了，她为什么不同意丢开这些东西？” 然而说说倒是容易，做起来可难了。 “你也许用不着这些东西，”我的妻子说道：“你的孩子也可以用不着。他们经你哄一哄就会听从了。我可以谅解你不准我戴首饰，但是我的媳妇怎么办？她们是一定要用的。况且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家这么好情好意送的礼品，我可舍不得丢掉。” 争辩就这样汹涌澎湃地展开了，最后竟以眼泪助威。但是孩子们是坚定的，而我也不动摇。 我温和地说道：“孩子们还没有结婚，我们不愿意他们早婚。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自己照料自己。而且我们决不能为我们的儿子找一些喜爱首饰的媳妇。况且退一万步讲，如果我们需要给他们购置首饰，有我在，到时候你向我要好了。” “向你要？这一回我算是认识你了。你剥夺了我的首饰，我有了首饰，你就弄得我不得安宁。还指望你给媳妇们买首饰！你从今天起，就想叫我们儿子们当沙陀①！不，这些首饰不能退回去。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项链？” ①沙陀（sadhus），泛指刻苦修行的人——译者注。 “可是，”我反驳道：“项链是为了答谢你的服务还是为了答谢我的服务而送的？” “我同意。但是你的服务其实也就是我的服务，我日日夜夜为你操劳，难道不算是服务吗？你使唤大家来逼我，使我痛哭流涕，而我却为他们当牛马！” 这倒是一语道破，有些话是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决定退还这些首饰。我总算取得了她勉强的同意。自1898年至1901年所得到的礼品全部退还。我们准备了一份托管契约，这些首饰便存到一家银行里，根据我的意愿或托管人的意愿，供侨团服务使用。 当我为公众目的需要基金，并觉得应该动用这笔钱的时候，我常常设法另行募集，尽量不去动用这笔钱。这笔钱现在还存在那里，需要的时候也用过，但是经常是有所积累的。 我采取这个步骤，从来没有懊悔过，而且过了若干年以后，我的妻子也看到了这样做是有见地的。为使我们免除了很多诱惑。 我断然认定，一个公众工作者不应当接受贵重的礼品。 于是我搭船回国。途经毛里求斯时，因为船停泊较久，我上岸观光，了解了一下当地的情况。作为这个殖民地的总督查理斯·布鲁斯爵士的客人，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 我回到印度以后，花了一些时间到各地看看。当时是1901年，国民大会党正在加尔各答开会，由丁绍·华恰先生（后来受封为爵士）主持。我当然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集会。 我离开孟买时和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乘着同一列火车，因为我打算把南非的情况告诉他。我知道他的高贵生活方式。他包了一个特等厢房，我奉命到他的包厢里坐一站和他谈话。所以我就在指定的车站到他的包厢里去，向他报告。在座的有华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达华先生（现在是爵士）。他们正在商谈政治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见我便说：“甘地，看起来似乎帮不了你多少忙。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是我们在国内又有什么权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政权，你们在殖民地的不会受到什么好的待遇。” 我有点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同意这种看法；华恰先生以怜恤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象我这样的人要说服这一位孟买的无冕之王，是不可能的。我获准提出我的议案，这件事实已使我心满意足了。 “当然，你会把决议书给我看的，”华恰先生说道，这算是对我的鼓励。我谢谢他，到下一站我便和他们告辞了。 不久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并被接到他的住处。我问一个义务工作人员我应该上哪儿去。他送我到李朋学院，有很多代表都住在那里。我的运气还不错。罗卡曼尼亚和我住在同一座楼，我记得他比我们晚到一天。 自然，罗卡曼尼亚还是和以往一样，少不了要“设朝”接受人们的拜见。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就会把他端坐床上的样子画下来——整个景象在我的记忆里是这么生动。那时有无数的人来看他，今天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即已故巴布·莫迪拉尔·戈斯，《甘露市场报》的主编。他们纵声大笑并高谈阔论统治人物的错误行为，这是令人不能忘怀的。 然而我想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情况。义务工作人员互相推诿工作。你请某人做一点什么事，他便转给别人，而他又推给第三者，就这样推来推去。至于代表们，则是到处都找不到。 我和几个义务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我告诉他们一些南非的情况，他们多少感到有些惭愧。我试图使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的秘密。他们似乎是理解了，不过服务并不象雨后春笋那么容易成长。它首先决定于意志，然后是依靠经验。就那些善良而心地单纯的青年来说，他们并不缺少意志，但是他们的经验可以说是等于零。国民大会党每年开三天会，会后便去睡大觉了。一年才有三天的表现，人们能受到什么训练呢？而代表们同义务工作人员也差不多；比起义务工作人员来，代表们并没有受过更好的和更长期的训练。他们自己什么事也不干，却经常指手划脚地说：“义务工作者，做这，”“义务工作者，做那。” 就象这样的地方，我还面临着不少不可接触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和其他人的厨房隔得很远。对于泰米尔代表来说，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如果看见了别人，也算是一种玷污。所以就得在学院的空地上特别给他们弄一个厨房，用柳条板墙围起来。厨房里烟气弥漫，令人窒息。厨房、餐室、洗衣间合而为一——紧密得毫无通气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就象是“梵尔纳羯摩”①一种拙笨的表现。我对自己说，如果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也有这种不可接触的陈规，人们不难想象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中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大了。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叹了一口气。 ①“梵纳羯摩”（Varnadharma），即印度教社会四大基本种姓的职责。 不卫生的情况坏到了极点。水沟到处都有。厕所只有几个。我一想起那种臭味冲天的情形还有作呕之感。我指给义务工作人员看，他们干脆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打扫厕所的人干的。”我要借一把帚子，那个人奇异地望着我。我找到了一把帚子打扫厕所，但是只为我自己。人那么多，那么挤，厕所却那么少，所以需要经常打扫，然而我一个人却干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只能满足于自己蹲得下就算了。而别人呢，似乎根本不觉得脏臭。 然而这还不算。有些代表夜里干脆就在他们房外的走廊上大行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给义务工作人员看，却没有一个人打扫一下，而且我凝视即使我动手去扫，也没有人愿意分担这种光荣。以后的情况虽然已大大改进了，但是时至今日，随地自行其是从而损毁了国民大会党开会场所的那种不用脑子的代表，也还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义务工作人员也还不是愿意老钉着他们打扫的。 我看如果大会开的时间拖长了，这种情况对于发生传染病倒是十分有利的。 离国民大会党开会还有两天。我下定决心要为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服务，以便取得一些经验。我到加尔各答以后，做完了日常的斋戒沐浴，便赶到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 当时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秦和戈沙尔先生是秘书。我去找普本巴布，作毛遂自荐。他望了我一眼，说道：“我这里没有事，不过戈沙尔巴布①说不定会给你一点儿事情做做，请你去找他吧。” ①巴布（babu），是先生的意思——译注。 于是我去找他。他瞟了我一眼，笑着说：“我只能给你文书工作，你干吗？” “当然，”我说道：“我到这里来什么事都干，只要我干得了。” “这倒是一种应有的精神，小伙子，”他说道。他对着身边的义务工作人员，又加上一句说：“你们听见这个小伙子讲的话了吗？” 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那么，好吧，这里有一大堆信要处理，坐到那张椅子上去干吧。你明白吗，成千成万的人来看我，叫我怎么办？我是接见他们好呢，还是答复这些源源不断的来信好呢？我没有可以把这件工作交给他去办的人。这些信件大部分没有什么意思，不过还得请你看一遍。凡是应当答复的，你就答复好了，凡是需要考虑再答复的，你就交给我。” 对于这种信任，我感到高兴。 戈沙尔先生给我这个工作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谁。只是到了后来，他才问起我的来历。 我觉得这件工作——处理那一大堆信件——做起来很容易。我很快就处理完了，这使戈沙尔先生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所以一连谈上好几个钟头。当他了解一点我的历史的时候，他对于分配给我干文书工作感到相当抱歉。但是我安慰他说：“别多心了，我在你面前算得了什么呢？你为大会干得头发都白了，而且也是我的长辈。我不过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你这样信任我，把这件工作交给我来做，实在使我感激不已。我正想给大会做一点工作，你给了我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老实告诉你吧，”戈沙尔先生说道：“这正是一种正当的精神。然而今天的青年却不了解它，当然，从大会诞生的时候起我就了解它的情况。事实上我可以说，大会的成立，除了得力于休谟先生①之外，我也有一份功劳。” ①休膜（Mr．A．O．Hume），英国在印度的一个退休官员，他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倡议于1885年成立国民大会党——译注。 就这样我们便成为好朋友了。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吃中饭。 戈沙尔先生穿衣服常常叫佣人给他扣扣子。我自动担负佣人的职务，而且我喜爱这工作，因为我对于长辈一直是很敬重的。当他知道这种情况以后，他对我为他所做的一小点个人的效劳，也就不介意了。其实他倒是高兴的。他叫我给他扣衣服的时候，总是说：“现在你明白了吧，大会的秘书连扣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戈沙尔先生的天真使我好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做那种事情而发生厌恶的心情。我因为做了这件工作所得到的益处真是无法估计。 不到几天功夫，我便知道了大会的工作。我见到了大部分的领导人。我观察了象戈克利和苏伦德罗纳斯这些中坚人物的言行。我还注意到大量的时间的浪费。我也看到了英文在我们的事务中所占的突出位置，当时就觉得不舒服。节省精力的事情，谁也不关心。一个人做得了的事情，却有好多人在做，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却根本没有人做。 看到这些事情，我心里实在很不以为然，我心里有足够的仁慈，所以我总以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实在也难以做得好，这就免得我低估了任何工作。 我终于参加了大会。宽大的天幕和穿得庄严大方的义务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前辈，都令我肃然起敬。在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上，我真不知道何以自处了。 主席致词的讲稿就象一本书。要从头到尾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读了几段。 主席讲话以后，便是提案委员会的选举。戈克利带我去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会议。 费罗泽夏爵士自然是同意采纳我的提案，但是我不知道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向提案委员会提出来。因为每一个提案都有冗长的发言，都用英文，而且总有一些知名之士加以支持。在那些老手的锣鼓声中，我的提案不过是一种微弱的笛声，随着夜色的来临，我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就我记忆所及，凡是最后提出来的提案，都是匆匆忙忙通过的。大家都急于要走。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我没有勇气起来讲后。我已会过戈克利，他已看过我的提案。我便凑近他的位子低声向他说：“务请帮忙。”他说：“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你看他们是如何草率地通过各种决议的。但是我不会让你的提案轻轻放过。” “那么，我们已经完事了？”费罗泽复·梅赫达爵士问道。 “不，不，还有关于南非的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好久了。”戈克利叫道。 “你看过他的提案吗？”费罗泽夏爵士问道。 “当然。” “你认为怎样？” “很好。” “那么，提出来吧，甘地。” 我颤抖地宣读了我的提案。 戈克利附议。 “一致通过，”大家叫起来。 “你可以有五分钟讲话的时间，甘地，”华恰先生说道。 这个程序远远不能使我满意。谁都不耐烦去了解这个提案，大家都急于要走，而且因为戈克利已经看过这个提案了，就以为别的人无需乎去看或者了解了！ 那一天早上我就为我的发言担心。我在五分钟里应该讲些什么？我自己已经作了相当好的准备，可是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原已决定不念讲稿，打算即席讲话，但是我在南非练出来的讲话才能这时似乎不翼而飞了。 一轮到我提出议案的时候，华恰先生便叫出我的名字。我站起来，我的头发晕。我好歹把提案念完了。有人刊印并在代表中间散发了他所写的一首歌颂向外国移民的诗。我把这首诗念出来了，并且谈到了南非移民者的疾苦。正在这个时候，华恰先生按起铃来了。我敢断定我还没有讲够五分钟。我不知道第一次按铃是警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曾经听过别人讲半个钟头或三刻钟的话，却没有人对他们按铃。我感觉受了伤害，一听见铃声便坐下来。但是我当时稚气地认为，那首诗包含了对费罗泽夏的回答①。决议的通过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大会的来宾和代表们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举起手来，所有的议案也就一致通过了。我的提案也是这样通过的，所以对我来说，它失掉了一切重要性。不过就大会通过这个提案这一事实来说，已够使我高兴的了。大会的认可，就等于是全国的认可了，这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感觉高兴。 ①见第十三章第三段。 大会闭幕了，但是为了南非的工作，我还得去见一见商会和各方面的人物，所以我就在加尔各答住了一个月。这一次不是住旅馆，经过介绍以后，我在印度俱乐部弄到了一个房间。俱乐部的会员有几个有名的印度人，我希望能和他们接触接触，使他们注意南非的工作。戈克利常常到这个俱乐部来打台球，他听说我还要在加尔各答住一个时候，便邀请我去和他住在一起。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觉得自己跑去不合适。他等了我一两天之后，便亲自来接我。他发现我还有点客气便对我说：“甘地，你还得在国内呆下去，这样客气是不成的。你应当尽可能同人们接触。我希望你给国民大会党工作。” 在我叙述和戈克利相处的情形之前，我想在这里谈一下在印度俱乐部所发生的一件事。 寇松勋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举行朝觐。有些应邀前来参加朝觐的王公贵族，都是俱乐部的会员。我常常看见他们在俱乐部里穿着讲究的孟加拉“拖地”、衬衫和围巾。朝觐的那一天，他们却穿上“坎沙玛”①的裤子和闪闪发光的皮靴。我觉得很难过，便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 ①khansamas，即招待员。 “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幸的处境，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忍受侮辱，为的是保存我们的财富和头衔。”他答道。 “可是为什么要穿‘坎沙玛’的服装和光亮的皮靴呢？”我问道。 “你看‘坎沙玛’和我们有什么分别吗？”他答道，接着又说：“他们是我们的‘坎沙玛’，我们呢，却是寇松勋爵的‘坎沙玛’。如果我不参加朝觐，那我就得自食其果。要是我穿平时的衣服去朝觐，那就是一种大不敬。你以为我到那里有机会和寇松勋爵谈话吗？根本不可能！” 我很同情这位直言不讳的朋友。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次朝觐。 那是在哈定基勋爵为印度教徒大学奠基的时候而举行的一次朝觐。王公贵族当然都来了，但是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特别请我去参加，所以我也就去了。 我觉得难过的是，看见那些王公贵族打扮得象女人一般——穿着丝绸做的长裤和长上衣，脖子上戴着珠项链，手上戴着镯子，头巾上挂着宝珠和钻石繸子，此外，腰带上还吊着金柄的宝剑。 我发现这些东西并不是他们忠诚的标志，而是他们的奴隶地位的象征。我原以为他们佩戴这些萎靡不振的标记是出于他们的本意，然而我却听说在这种场合佩戴所有这些贵重的珠宝乃是王公贵族们的义务。我还听说有一些人很不愿意佩戴这些珠宝，除了象朝觐这样的场合以外，他们从不佩戴。 我不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否正确。但是不管他们在别的场合是否佩戴这些东西，身上戴着只有某些妇女才佩戴的珠宝来参加总督的朝觐，确实是够尴尬的。 人们为了财富，权力和声誉所承担的罪孽与谬误是多么沉重啊！ 和戈克利住在一起的头一天，他就使我感到完全象是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就象待他的弟弟一样，他尽量了解我的要求，并设法使我得到一切我所需要的。幸而我所要求的并不多，而且我已养成了自力更生的习惯，很少需要对我个人的照料。他对我自立的习惯，个人的洁净、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规律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印象，常常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凡是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他无不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皮·西·罗伊医师（现在是爵士）。他实际上就住在隔壁，是一个经常的客人。 他是这样介绍罗伊医师的：“这位是罗伊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都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有结婚，而且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今天的罗伊医师和当年有多大的差别，他当年的衣着差不多和今天一样简朴，当然有这样一点不同，就是现在穿的是土布，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出产的细布。我觉得我永远听不够戈克利和罗伊医师的谈论，因为他们所谈的全都是有关公共利益，或者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有时他们对于从事公众工作者有所非议，也很难过。结果，有些原来我认为是坚忍不拔的战士，现在看起来倒是微不足道了。 看着戈克利工作，实在象受教育一样令人快乐。他从不浪费一分钟。他的私人关系和友谊全都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的谈吐无非是为了国家好，而且绝无丝毫不真实或不诚恳之处。印度的贫困和屈辱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企图使他对别的事情也发生兴趣，但是他给每一个人以同样的答复：“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所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已够我用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他对于兰纳德的尊敬是随时可见的。兰纳德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最后的，而他随时随地都会加以引用。兰纳德逝世纪念日（或者是诞辰，我记不清了）的时候，我正和戈克利住在一起，他是照例举行纪念的。当时除了我自己，还有他的朋友卡士华特教授和一个法官。他请我们参加纪念会，他在讲话中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他偶尔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互相比较。他赞美戴朗潇洒的风度和曼德立克作为一个改革家的伟大。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曼德立克如何热心为当事人服务，他说有一次曼德立克误了火车，他竟包了专车以便及时赶到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辩护。然而兰纳德比他们都崇高，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法官，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经济学家和改革家。虽说他是一个法官，他却毫无惧怕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合，而且大家对于他的贤明是那样的信任，凡是他所决定的，都没有疑问地加以接受。戈克利在描述他的先辈的这些头脑和心地的品质时，他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那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我一直不觉得他要一辆马车的必要性，所以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的时候，不能坐电车吗？ 难道这就降低了领导人的尊严吗？” 他听了有点儿难过地说道：“可见你对我也不了解！我并没有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安适上面。象你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走动，我倒是很羡慕，可是我很抱歉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你也成为象我这样的知名的牺牲者，那你要坐电车到处走动，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没有理由假定一个领导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个人的舒适。我喜欢你的简单的习惯。我也尽可能过简单的生活，但是象我这样的人，有一些开销是无法避免的。” 他就这样令人满意地解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并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都不出去散散步，”我说道：“你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公众工作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吗？” “你看我什么时候有功夫出去散散步呢？”他答道。 我对戈克利极为尊敬，从来不敢和他顶嘴。这个回答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却不作声了。当时我相信，现在我还相信，一个人不论有多少工作，总得找点时间运动运动，就和吃饭一样。我的浅陋之见是，运动不但不会耗损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而且会增强这种能力。 我住在戈克利家里的时候，常常出门。 我曾经告诉过南非的基督教朋友们说，我回到印度以后要认识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他们的情况。我早就听说过巴布·卡立恰朗·班纳济，对他备极钦仰。他积极参加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这和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参加国民大会党的活动而且自外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我对他没有非议。我告诉戈克利我很想见他。他说：“你见他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大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使你满意。 我和他很熟，如果你想见他，当然可以。” 我请他约个时间，他立刻答应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夫人正卧病床上，性命垂危。他家里很简单。在大会上，我见他穿的是西服，这一回我很高兴发现他穿着孟加拉“拖地”和衬衫。我喜欢他简朴的服饰，虽然我自己当时穿的却是一件波希外衣和裤子。我不慌不忙地把困难告诉他，他问道：“你相信人生本来就有罪孽的说法吗？” “我相信。”我说道。 “那很好，印度教不能从此得到解脱，基督教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接着说：“罪孽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经》上说，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投靠耶稣。” 我提出《薄伽梵歌》虔诚之道的含义，但是没有结果。我谢谢他的好意，他没有满足我，但是这次会见对我却是有所裨益的。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在加尔各答街上走来走去。我到很多地方都是步行。我会见过米特法官和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我需要他们赞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我还见过拉加·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纳济早就对我说过迦里神庙的事，我正急于去看个究竟，特别是在我读过许多关于这个神庙的书籍以后。于是有一天我去了，米特法官的住家也在同一个地区，所以我就在去拜访他的那天到庙里去。一路上我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屠祭迦里神。成群的叫化子沿着通往神庙的小巷求乞，还有一些托钵僧掺杂其间。甚至当时我已经坚决反对施舍给那些身体强壮的叫化子。他们成群地跟着我，其中有一个人坐在走廊上。他挡住我，和我搭讪着说：“上哪儿去呀，我的孩子？”我告诉了他。 他要我的同伴和我坐下来和他谈谈。我们就坐下和他谈起来了。我问他：“你认为这种牺牲就是宗教吗？” “谁会把杀害动物当作宗教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宣传人们去反对呢？” “那不干我的事，我们所要做的是拜神。” “可是你不会另找一个地方去拜神吗？” “所有的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好。人们就象一群羊，跟着为首的人走去。这不干我们‘沙陀’的事。” 我们没有纠缠下去，便向神庙走去。我们受到了血流成河的接待。我在那里实在受不了，既恶感又难受。那种情景我永远不能忘怀。 那一天晚上我应邀出席孟加拉朋友的聚餐会，我对一个朋友谈起这种残暴的拜神形式。他说：“羊倒不感觉到什么。那里的嘈杂声和擂鼓声把一切痛苦的感情都僵化了。” 我不能听信这种说法。我对他说，如果羔羊也会讲话，它们说的将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种残暴的风俗必须加以制止。我想到佛陀的故事，但是我也明白，我对这个任务是无能为力的。 我今日还持有与昔日相同的见解。我认为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宝贵并不下于人命。为了人身而去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这是我所不忍为的。我认为越是弱小无助的生物，越是有权受到人类的保护，使其不受人类残暴行为的迫害。但是那些没有资格进行这种服务的人，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保护。在我能够希望拯救这些羔羊免受这种不洁的牺牲之前，我必须经历更多的自洁和牺牲。今天我认为我应当为这种自洁和牺牲而死。我一直祈祷上苍，降生伟人（不论男女）于人间，内心燃炽着神灵的慈悲，把我们从这种深重的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拯救那些无辜的生物的生命，而使这个神庙净洁起来。孟加拉以它所具有的知识、聪明、牺牲和感情，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屠杀呢？ 那种以宗教的名义献给迦里神的可怕的牺牲增加了我想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愿望。我曾经谈到和听到过关于梵教团①的许多事情。有关普拉达布·昌德罗·马俊达的生平事迹，我也知道一些。我参加过几次集会，听过他在会上的讲话。我弄到了他所写的关于克沙夫·昌德罗·沈生平的书，兴味盎然地读过那本著作，了解了沙达朗·梵教团和阿迪·梵教团的区别。我见过潘迪特·许樊纳斯·萨斯特立，还在卡达瓦特教授的陪同下去探望玛哈希·戴文德罗纳斯·泰戈尔，但是因为当时不准许他会客，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不过，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了一次就在他家里举行的梵教团的庆祝会，使我们有机会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乐。从此以后，我便成为孟加拉音乐的爱好者了。 ①孟如拉梵教团成立于1828年，至1886年戴文德罗纳斯担任团长，其影响乃大为扩大。他和克沙夫二人共同为梵教团设立了一个神学院，从事高等神学研究。梵教团主要从事印度教的宣传教育工作——译注。 看够了梵教团以后，要不看看史华密·维卫康纳就不可能满足了。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到贝禄·玛斯去，一路上大部分是步行的。我很喜爱玛斯那么一个隐居的地方。但是当我听说史华密现在住在加尔各答家里，卧病不起，不接见客人时，觉得失望而怅然。 后来我弄清楚了尼维蒂妲修女的住处，便到乔林居大厦去看她。她周围的陈设富丽堂皇，使我大吃一惊，甚至在我们谈话之中，也没有共同之处。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戈克利，他说我同她这么一个轻浮的人谈不到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第二次会见她是在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家里。我进去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亲在谈话，所以我便成为她们两人的翻译。尽管我对她没有任何苟同之处，我不能不重视并欣赏她对于印度教的厚爱。我后来又读了她的书。 我通常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看看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有一次我在穆立克博士所主持的会上，作过有关波耳战争中印度救护队的工作的报告。我和《英吉利人报》有过交情，这对于这一次的报告也很有帮助。当时宋达斯先生正卧病，但是他还是象1896年那样给我很大的帮助。戈克利喜欢我这一次的讲话，他听到罗伊医师也很赏识，非常高兴。 这样，我住在戈克利家里使我在加尔各答的工作非常顺利，使我和最有名望的孟加拉人的家族有了往来，并且也是我和孟加拉密切接触的开端。 在这个令人怀念的一月中，有很多事情我必须从略了。这里我只简单提一下我到缅甸的走马观花以及那里的和尚。我看到他们那种昏昏沉沉的样子，心里很难过。我到过大金塔，我不喜欢神庙里点着那么许多小蜡烛，而殿内老鼠成群窜行，使我想起了史华密·达衍纳德在摩尔维的经验。缅甸妇女的自由和活力使我感到可爱，而其男人的懒散使我痛心。在我短暂的逗留期间，我也看出来仰光并非缅甸，就象孟买并非印度一样，而且正如我们在印度已经成为英国商人的经纪人一样，我们在缅甸竟和英国商人结合起来把缅甸人变成我们的经纪人。 我从缅甸回来以后便向戈克利告辞。这次别离是很难过的，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说在加尔各答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再住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 我在定居下来之前，很想乘坐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苦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克利。起初他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可笑，但是当我向他说明我的意图以后，他却高兴地赞成了。我打算先到贝纳勒斯去拜望贝桑特夫人，当时她正在病中。 要坐三等车旅行，就需要给自己重新装备一下。戈克利本人送给我一个金属的点心盒子，装满了甜点心和油饼。我花了十二个安那买了一只帆布袋，还买了一件恰亚①羊毛长外衣。帆布袋里就装着这件外衣、一条“拖地”、一条毛巾和一件衬衫。我有一条刚够自己盖的毯子和一个水罐。这样准备停当以后，我便动身去旅行了。戈克利和罗伊医师到站上来送行，我本来请他们别麻烦，可是他们一定要送。“如果你坐头等车走，我就不来送行了，但是现在我必得送一送，”戈克利说道。 ①恰亚（Ohhaya）波尔班达邦中的一个地方，以出产粗羊毛织品著称。 戈克利进入车站月台时，没有人阻挡他。他戴着丝绸头巾，穿一件甲克短外衣和“拖地”。罗伊医师穿的是孟加拉服装。他被查票员挡住了，但在戈克利说明是他的朋友以后，便被让进了月台。 我就这样带着他们良好的祝愿开始了我的旅行。 这次旅行是从加尔各答到拉奇科特，我本打算途中在贝纳勒斯、阿格拉、斋埔和巴兰埔稍作逗留。除此以外，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到别的地方去了。每个城市我只停留一天，而且象普通的香客一样住在福舍①，只有在巴兰埔是例外。就我记忆所及，这一趟旅行，所费不过31卢比（包括车费）。 ①福舍（dharmashalas）是香客免费的休息所——译注。 坐三等车旅行，我多半搭普通车，不喜欢搭邮车，因为我知道邮车总是比较拥挤，车费也比较贵。 事实上三等车厢的肮脏和厕所之糟糕，今天和当年并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也许好一些了，但是头等和三等车厢的设备，悬殊很大，比起车票的差价来，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车厢的旅客被当作羊群看待，他们所得到的舒适也就是羊群的舒适。我在欧洲的时候也坐过三等车——只有一次是坐头等，目的在于看看究竟如何——但是我发现头等和三等车厢的悬殊并没有这么大。在南非三等车的乘客大都是黑人，可是比这里舒适得多。南非有些地方的三等车厢还有卧铺和弹簧坐位的设备，位子也是有限额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分拥挤，而在这里我发现正常的限额往往是超过的。 铁路当局对于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肮脏和习惯不良，对于一个爱好洁净的三等车旅客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这种不愉快的习惯最普通的是乱扔脏物、随时随地抽烟、嚼槟榔叶子和烟叶，把整个车厢变成一个大痰盂，吵吵嚷嚷，大笑大闹，讲一些粗野的话，丝毫不管别人是否方便和舒适。我发现1902年我坐三等车的经验和1915至1919年我一贯都坐三等车的经验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恶劣的情况，我想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当坐三等车以便改正人们的习惯，而且不让铁路当局太平无事，一有需要就提意见，切勿为了自己的舒适进行贿赂或采取任何非法的手段，不能听任任何有关的人犯规。这样做，我相信会有很大的改进。 1918—19年间我害了一场大病，不幸迫使我不得不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这一直是一件使我难过而惭愧的事情，特别是正当消除三等车乘客困难的宣传工作已经有所进展的时候，我不能继续那样的旅行。贫苦的铁路和轮船乘客的苦楚，因为他们的不良习惯而加深了，政府给予对外贸易的过分的便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造成一些重大的问题，值得一两个有胆识、有毅力的人当作终身的事业来进行改革。 不过关于三等车乘客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现在我要谈一谈我在贝纳勒斯的经历。我是在早晨到达那里的，我决定到一个“潘达”①的地方去歇脚，我一下车，便有无数的婆罗门围拢来，我挑选了一个比其余的人都干净而且给我的印象又较好的人。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不错的。他的院子里有一头母牛，两层楼的屋子，我就住在楼上。按照正统的规矩，在我到恒河去沐浴以前，我是不吃任何东西的。这位“潘达”便忙着为我准备起来。我预先向他言明，我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卢比四个安那的小礼，他在备办这一切的时候，应当记住这一点。 ①潘达（panda）是婆罗门僧侣兼圣地的向导——译注。 这位“潘达”当然同意了。“不管香客是有钱人还是贫苦人，”他说道：“我们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收受小礼的多寡却完全看香客的心意和能力而定。”我没有发现这位“潘达”对于我的接待有什么不周之处。“普佳”①在十二点钟的时候便结束了，我便到迦尸·毗湿奴神庙去参拜。我在那里所遇见的，使我极为痛心。1891年我在孟买执行律师业务时，我曾到普罗坦纳社的礼堂去听过一次关于“到迦尸去进香”的演讲。因此我思想上已有不抱奢望的准备。不料实际上的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①普佳（puja），意即拜神。 通到神庙去的小巷是又狭又滑，那里谈不上安静，成群的苍蝇和卖货人同香客的嘈杂声实在令人难受。 人们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冥想和神交的一种气氛，显然这里是缺乏这种气氛的。要找这种气氛只有从人们自己的内心去找。我的确看到虔诚的姊妹们完全沉缅于冥想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喧腾。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寺庙当事人实在不能赢得什么信任。当事人有责任创造并维持寺庙内外一种纯洁、甜美而安静的气氛，包括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我发现的却不是这种气氛，而是一个狡猾的小商人贩卖甜点心和入时的玩具的市场。 我一到达寺庙，便有人在门口献给我一捆已经雕谢的花。寺庙的地面是用精致的大理石铺的，可是却被一些不懂得美学的善男信女们打碎了，他们捐了钱，却造了一座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纳－伐辟”（知识之井），想寻找上帝，但是没有找到他。因此我的情绪不怎么好。“旃纳－伐辟”周围的环境也很脏。我没有心情行施小礼，所以我只给了一个铜板。有一位负责的“潘达”生气了，他把那个铜板摔掉。他对着我咒骂道：“这种侮辱会把你一直打入地狱里去。” 这倒没有使我不安，“王爷，”我说道：“不管我的运气怎样，你这一阶级的人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这个铜板你要么就拿去，不然你连一个铜板也捞不到哩。” “滚开，”他答道：“我不在乎你一个铜板。”跟着便是一连串的咒骂。 我拣起那个铜板走了，心里正得意着那个婆罗门失去了一个铜板而我却少花了一个铜板，然而这位王爷并不是甘于失去一个铜板的人。他叫我回去说：“好吧，把那个铜板留下，我宁愿不象你那么计较。如果我不收下，对你也不好。” 我一声不响地给了他那个铜板，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此后我又两次到过迦尸·毗湿奴，但是那是在我已经苦恼于“玛哈德玛”①的称号以后，象我上面说的那些经历，当然不会再有了。人们急于要参拜我，不让我再去参拜那座神庙了。做“玛哈德玛”的苦恼，只有“玛哈德玛”自己才知道，不然的话，那种肮脏和喧腾还不是依然如故。 ①“玛哈德玛”（Mahatma）意为伟大的灵魂，或译为圣雄，是印度人对于甘地的尊称——译注。 如果有人怀疑上帝的大慈大悲，请他到这些圣地来看看吧。虚伪和背教都归罪于瑜伽派的神衹，这使他神圣的名字蒙受多少屈辱？他老早就宣布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羯摩”的法则是亘古不移而且无法规避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需要上帝操心的地方。他立下了这个法则，便无所事事地退去了。 参拜过这座神庙以后，我便等候贝桑特夫人的接见。我知道她害过一场病刚好，我去见她，她立即出来了。因为我见她的目的只想问候问候她，我便说道：“我听说您身体欠适。我只想前来问候问候，您身体虽然不好，还是出来接见了我，这种盛情厚意，我是非常感激的。我不想耽搁您更多的时间了。” 讲完这话，我便向她告辞了。 戈克利很急切地要我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当时所谓公众工作就是指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而他所帮助进行的主要工作便是大会的行政事务。 我喜欢戈克利的意见，但是律师是不是当得好，我却缺乏信心。过去失败的那些不愉快的经验还记忆犹新，我对于使用谄媚手段才能开展业务的憎恶仍然象憎恶毒药一样。 所以我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柯华尔朗·马福济·达维还在那里，他一向对我寄与厚望，劝我到英国去留学的就是他，他马上就给我三个案子办理。其中两件是要到卡提亚华政治监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里去上诉，另外一个是在嘉姆纳伽的旧案件。最后这一个案子相当重要。我说我对这个案子没有多大把握，柯华尔朗·达维大声说：“胜诉还是败诉与你无关，你只要尽力为之就行了，我当然会帮助你的。” 对方的律师是已故沙玛兹先生。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这倒不是我懂得很多印度法律，而是柯华尔朗·达维给了我非常透彻的指示。我去南非以前就听朋友们说过，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于见证法是非常熟悉的，而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这一点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在赴南非途中曾就印度见证法及其评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然，我在南非所获得的法律经验，也是很有用处的。 我赢得了这场官司并取得了若干信心。至于那两个上诉的案件，我本来就不怕，也胜诉了。这一切在我心里激起了一种希望：即使在孟买开业，我也不至于失败。 但是在我叙述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去孟买以前，我想谈一谈我所看到的关于英国官员不顾民间疾苦的情况。原来司法助理官的法庭是巡回性的。他老是到处走动，律师们和当事人们都得跟着他转。律师一出门，收费就增加，当事人自然就得出双份钱。这位法官对这种情况是漠不关心的。 我在上边所说的案子打算在维罗瓦尔开庭，那里正闹时疫。就我所记得的，那个地方有5，500人口，每日疫情却有50起之多。那个地方事实上是很荒凉的，我就住在离城较远的一个荒凉的福舍里，可是打官司的人住到哪里去呢？如果他们是贫苦的，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有一个朋友也有几件案子在这个法庭里，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叫我向法庭申请移到别处去开庭，因为维罗瓦尔闹时疫。我一递上这个申请书，那位官老爷便问我：“你害怕吗？” 我回答说：“这不是我怕不怕的问题。我自己可以搬来搬去，可是打官司的人呢？” “时疫在印度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位官老爷答道：“为什么怕它呢？维罗瓦尔的气候很好（这位官老爷住在离城很远的海边上，他在那里搭起宫殿似的帐篷）。人们一定要学会这样的露天生活。” 和这种哲学争论是没有用的。这位老爷对他的文书说：“你把甘地先生所说的话记下来吧，然后告诉我律师和打官司的人是不是感到很不方便。” 这位老爷自然是忠实地按照他以为是对的意见办事了。然而他怎么会想到贫苦的印度有什么疾苦呢？他怎么会了解人民的需要、习惯、特性和风俗呢？一个习惯于以金币衡量事物的人，忽然要用铜板来计算，他怎能够适应呢？一只大象不能想到蚂蚁的事情，尽管这个世界有着最好的意向，同样，英国人不会想到印度人的利益，或为印度的利益而立法。 不过我得接下去谈谈我还没有讲完的故事。我虽然有了一些成就，却还想在拉奇科特再多住一些时候。可是有一天柯华尔朗·达维却跑来对我说：“甘地，我们不让你埋没在这里，你得住到孟买去。” “可是那里谁会给我工作呢？”我问道：“你能帮我解决开销问题吗？” “当然，当然我能，”他说道：“我们有时候难免还要把你当作一个大律师从孟买请回来，写状子的工作我们会送到那里去给你的。一个律师成功还是失败，就看我们这些当律师的了。你在嘉姆纳伽和维罗瓦尔已经显出身手来了，所以我丝毫也不为你操心了。你是注定要干公众工作的，我们也不答应让你埋没在卡提亚华。那么你说吧，你什么时候上孟买去？” “我等纳塔耳汇一笔钱来，钱到了我就走。”我回答道。 两个星期以后，钱汇到了，我便动身到孟买去了。我在裴尼、吉尔伯特和沙衍尼的事务所挂了牌，看起来我倒象是定居下来了。 我虽然在福特地区租了事务所，在齐尔关租了房子，上帝却不让我安顿下来。我才搬进新房子不久，二儿子曼尼拉尔便害上了严重的伤寒病，还夹带着肺炎和夜间昏迷的症状，在前几年他还害过一次严重的天花。 我们把医生请来了。他说吃药的作用不大，但是给他吃鸡蛋喝鸡汤却有好处。 曼尼拉尔只有十岁。征求他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就得作出决定。这位医生是一个很好的波希人。我告诉他，我们会都吃素，我不可能给儿子吃这两样东西。因此他能不能推荐别的东西呢？ “你儿子的生命是有危险的，”这位好心的医生说道：“我们可以给他喝一点掺水的牛奶，但是他得不到足够的养料，你知道，有很多印度教徒人家也找我看病的，他们并不反对我所开的任何方子。我想你对待自己的儿子最好别那么固执。” “你说的都很对，”我说道：“作为一个医生，你也只能这样做。但是我的责任却很重大，如果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一定会征求他的意见，并且尊重他的意见。可是现在我得为他着想，并且为他作出决定。我以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信仰才受到了真正的考验。是对也好，是错也好，人不能吃肉、吃鸡蛋和类似的东西，这是我的宗教信念的一部分。那怕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手段，也应该有个限度。就是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断然不做的。就我所了解，即使是在这种场合，宗教并不允许我或我的家属用肉或鸡蛋治病，所以我就得冒你所说的那种可能的危险。不过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因为我不能有幸采用你的治病法，我打算试一下我凑巧知道的水疗法。但是我不会给孩子检查脉搏、胸膛、肺部等。如果你能费心随时来给他检查并把他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将感激不尽了。” 这位好心肠的医生谅解了我的困难，并且接受了我的要求。曼尼拉尔虽然自己还不能有所抉择，我还是把我和医生所讲的话都告诉了他，并且征求他的意见。 “就请你试一试水疗法吧，”他说道：“我不吃鸡蛋，也不喝鸡汤。” 这使我很高兴，虽然我也知道，如果我给他吃其中某种东西，他也会吃的。 我懂得库赫尼疗法，而且也试过。我还知道绝食也有好处。于是我便开始按照库赫尼的方法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不超过三分钟，并且接连三天不断给他掺水的桔汁喝。 然而他的体温并不下降，高达华氏104度。到了夜间他就陷入昏迷状态了，我开始不安起来了。人们会怎么说我呢？我的哥哥又会怎样看我呢？我们能不能另找医生呢？为什么不找个“夜柔吠陀”的医生呢？做父母的有什么权利以自己的怪主意强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呢？ 这些思想缠扰着我。于是产生了一股相反的思潮。上帝看见我以同样的治疗法冶疗我的儿子，象治疗我自己一样，他会高兴的。我相信水疗法，不大相信对抗疗法。医生也不能保证治好，他们至多只能试验试验罢了。生命之线操在上帝手中。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并以他的名义继续进行我认为正确的治疗法呢？ 我的心为这两种冲突的思想折磨着。已经是夜晚了。我在曼尼拉尔的床上躺在他身边。我决定把他用一条湿被单裹起来。我起床去泡一条被单，把水挤掉以后，便把曼尼拉尔裹起来，只把他的头露在外面，然后盖上两条毛毯。我用一条湿毛巾蒙在他的头上。他的整个身体烫的象热铁一样，而且非常干焦，一点汗也没有。 我已疲惫不堪。我把曼尼拉尔交给他的母亲，到乔巴底去散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大概已经十点钟了，走路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正沉浸于思虑之中，很少去看行人。“主啊，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的荣誉掌握在你的手中，”我自己这样反复地念着，嘴里离不开“罗摩南玛”。过了一会儿我便回来了，心里怦怦地跳着。 我一进门，曼尼拉尔便说道：“你回来了吗，巴布？” “是的，好孩子。” “请你把我拖出去吧，我烧得厉害。” “你发汗了吗，孩子？” “我混身都湿透了，请你把我搬出去吧。” 我摸一下他的额头，的确是汗水淋漓。温度下去了。我感谢上帝。 “曼尼拉尔，你现在肯定要退烧了。再出一点汗我就搬你出来。” “不，我求求你。快点把我从这个锅炉里救出来吧，要么以后再裹吧。” 我设法哄他过了几分钟。汗水从他的额头直流下来。我解开了被单，擦干了他的身体。父子在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而且大家都睡的象木头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尔没有那么烧了。他就这样靠掺水的牛奶和果汁过了四十天。如今我不害怕了。这是一种顽强的烧，但是它终于被制服了。 今天曼尼拉尔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谁能说他的康复是由于上帝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呢？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决定吧。就我来说，我相信是上帝挽救了我的荣誉，时至今日，我的这种信念仍然不变。 曼尼拉尔康复以后，我觉得齐尔关的房子不合适；潮湿，光线不好，于是我和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商量，决定在孟买郊区租一栋空气清新的洋房。我到班德罗和珊塔·克罗兹去找寻，班德罗有一个屠宰场，但我们不能选择那个地方。喀特科巴和附近各地离海太远了。最后我们看上了珊塔·克罗兹一栋漂亮的洋房，从卫生观点来说，算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们就租下来了。 我买了从珊塔·克罗兹到赤契喀特的头等火车季票，我还记得常常感到自豪，因为头等车厢里往往只有我一个乘客。 我常常步行到班德罗去搭直接开到赤契喀特的特快火车。 我的律师业务比我所预期的还要兴旺。我的南非当事人常常给我一些工作，而这就够我开销了。 我在高等法院里还没有弄到什么工作，不过我却参加了当时常常举行的“辩论会”，虽然我一直不敢参加辩论。我记得贾米亚特朗·纳纳巴伊是一个出色的参加者。象别的刚做律师的人一样，我到高等法院去旁听，与其说是为了增加见识，不如说是为了享受那令人陶醉的直接从海上吹来的微风。我发现享受这种乐趣的还不止我一个人。这似乎是一种时髦，所以也没有什么难为情。 然而我却开始利用高等法院的图书室了，而且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我觉得不久我就可以在高等法院里找到工作了。 就这样，一方面我开始感觉我的职业多少有些顺利了，另一方面戈克利的眼睛却一直看着我，忙着为我而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他每星期总要到我的事务所两三次，常常是带几个他要我认识的朋友来，而且设法使我熟悉他的工作方式。 然而可以说上帝总是不容许我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他以自己的方法消除了我的一些打算。 正当我觉得可以如愿以偿地定居下来的时候，我却接到了南非发来的一封意外的电报：“张伯伦可望抵此，盼即返。”我记得我的诺言，于是回电说一等他们汇钱来，我立刻就动身。他们很快便把钱汇来了，我关上了事务所，动身到南非去。 我估计我到那里去至少得工作一年，所以我保留了那栋房子，把妻子和孩子们留下。 当时我相信凡是有事业心的青年，如果在国内找不到门路，就应当到国外去想办法。所以我便带了四五个这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个便是摩干拉尔·甘地。 甘地家族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大家族。我要把那些愿意离开迷途而敢于出国的人都找出来。我的父亲常常收容一大批人，给他们安插一些政府的工作。我要他们从这种诱惑中解放出来。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为他们找别的工作；我要他们自食其力。 然而当我的理想提出来的时候，我设法说服这些青年也把他们的理想同我的理想一致起来，而我在指导摩干拉尔·甘地方面，确实获得了最大的成就。不过这以后再谈吧。 和妻子儿女分离，眼看着刚刚安顿下来的家又拆散了，而且又要从安定走向不安定——所有这一切一时不免令人难过，但是我已使自己习惯于不安定的生活了。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世界除了上帝是真理以外，别的全都不是确定不变的，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周围所出现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暂时的。然而至高无上的上帝本身就是代表着确定，如果有人能看见他并遵照他的指引，那么就有福气了。追求那种真理就是生命中最高的完美。 我恰逢其时地赶到了杜尔班。那里已有工作等着我。派代表去等候张伯伦先生的日期已经定了，我得起草一份备忘录，准备递交给他，还得和代表团一起去见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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