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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时代，弗洛伊德常常沉醉于歌德的作品之中，它象阳光雨露一样滋养着成长中的弗洛伊德。如今，当弗洛伊德面临职业的抉择的时候，歌德的那些动人的自然颂歌又在弗洛伊德的耳旁回响： 我在遥望远方，我在凝视近旁， 上看月和天星，下见林木麋羊。 万象在我四周，美饰庄严悠久， 我心爱此庄严，我心爱我身手。 福哉我呼我眼，凡汝之所曾见， 毕竟无物不美，不问天上人间。 歌德的动人诗句激励着弗洛伊德心中那种跃跃欲试的向自然探索奥秘的精神。弗洛伊德说：他的好奇心首先是指向人类本身所关心的那些事物上。毫无疑问，人类个人本质恰恰是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弗洛伊德对人类本身的问题的兴趣早在幼年时代就开始了。他对于人的感情、性格和各种幻想，对于人的受压抑的情绪，早就有所察觉。他曾经很朴实地探索过这些问题，尽管他的幼年时代的探索带有很多幼稚、天真的色彩，但始终遵循着一条原则：从人体之内找出人的本质。他从来没有象宗教家所作的那样，在人体之外、在最神秘的彼岸世界中寻找人的本质。 所以，当他决心从事医学研究的时候，一点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这大概也是受了歌德、达尔文等人的影响。 一八七三年秋，弗洛伊德顺利地升入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当时，弗洛伊德刚刚十七岁。 入大学后的第一学期，即从一八七三年十月到一八七四年三月，弗洛伊德每周要学二十三小时，其中有十二小时听解剖学课，六小时上化学课。另外，还要进行这两课的实习和实验。接着，在第二学期，即从四月底到七月，他每周要学习二十八小时，上课的科目包括解剖学、植物学、化学、显微镜实习和矿物学。此外，他还选修了由动物学家克劳斯主讲的“生物学与达尔文主义”课；也选修了布吕克教授主讲的“语态和语言生理学”课。从此以后，布吕克教授成为了他在学习和研究方面的重要导师。 第二学年，弗洛伊德仍然以医学院学生的身分上每周二十八小时的课。其中包括解剖学、物理学、布吕克教授开的生理学和克劳斯教授开的动物学。 维也纳大学建于一三六八年。自一八零四年开始，规定医学院学生要学习三年哲学课。所以，后来，弗洛伊德到哲学系上哲学课。当时，布连坦诺教授正在哲学系讲课。弗洛伊德听了布连坦诺的哲学课，对于他的未来的心理学观点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弗兰兹·布连坦诺（1838—1917）是奥地利的天主教哲学家。他推崇经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所歪曲和改造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他也是经院哲学的信奉者。布连坦诺的哲学在当时和以后都对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弗洛伊德本人的哲学观点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虽然有其独特的风格，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布连坦诺的影响。 弗洛伊德在连续三年听布连坦诺哲学课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对别的哲学派别的研究。在当时的维也纳大学，对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不管是哲学系，还是医学院的或其他系科的学生——都要求在哲学上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在第四学期，弗洛伊德继续听布连坦诺的哲学讲演。这时，布连坦诺已经开始讲授亚里土多德哲学。 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预科时代就精通希腊文、英文和拉丁文。因此，他完全有条件直接地钻研各种文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及其他哲学著作，这也使他有条件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原著的本来精神。 弗洛伊德在学习中从不盲从，体现了可贵的独创精神。对于著名的学者——包括他的现任老师、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教授、解剖学家克劳斯教授、哲学家布连坦诺等人在内都始终保持既严肃又谦虚的态度。他首先领会他们的观点，然后深入地和创造性地进行独立思考。当他没有弄懂某一观点以前，他绝不匆忙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为了独立地钻研，他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翻阅一切可能找到的参考书。他简直成了书本的永不疲倦的涉猎手。有一次为了买书，他同爸爸发生了不愉快的矛盾。弗洛伊德有买书的嗜好，但因经济条件的限制，他父亲不得不劝他少买书。 一八七五年，弗洛伊德一家从维也纳的柏费弗尔街的较拥挤的房子搬到约瑟夫皇帝街的较宽敞的屋子里。在这里，弗洛伊德一直住到一八八五年为止。这次搬家对于弗洛伊德的学习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提供了更优裕的学习环境。 这所新房子有一间起居室，一间餐厅，三间卧室，和一间小阁室。当时，弗洛伊德全家有八口人。家里没有浴室，但装了一个很大的木桶和几个可以分别盛冷水和热水的桶。这些就是他们的临时的、简陋的浴室。过了几年，当孩子们逐渐长大以后，弗洛伊德的母亲就让他们到城里的公共浴室去洗澡。家里的生活始终都保持融洽、和睦、简朴和紧凑。 但是，由于弗洛伊德醉心读书，也使他逐渐地与不能保持安静的弟妹们发生小矛盾。这所房屋里的那个小阁室是比较狭长的，它有一个窗户开向大街，弗洛伊德就在这里住。小阁室里堆满了弗洛伊德买来和借来的书籍。里面还有一张床、书架、书桌和几张椅子。弗洛伊德除了在这里看书和思考问题外，还经常与自己的同学讨论问题。弗洛伊德看书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经常是自己在小阁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吃晚饭。当时，这间房子里还没有装上电灯。全家各个房间，一到晚上都点上蜡烛，唯独弗洛伊德的这个小阁室里装上了一盏油灯。这盏全家唯一的油灯是弗洛伊德的父母为弗洛伊德创造的一个好的学习条件的明证，也体现了父母对他的期望和关怀。弗洛伊德经常点着这盏油灯看书到深夜，灯油壶里的油经常很快就耗尽了。 父母对弗洛伊德学习的特殊照顾，却给他妹妹带来了不愉快。那是在他妹妹八岁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热爱音乐的妈妈给她买来一架钢琴，并让她学钢琴。这架钢琴虽然放在离小阁室较远的地方，但钢琴的声音仍然干扰了弗洛伊德的学习。所以，弗洛伊德坚持要求把钢琴抬走。父母为了照顾弗洛伊德，不得不同意把钢琴抬走，这样，弗洛伊德的妹妹就失去了学钢琴的机会。 在弗洛伊德的怪癖中，厌恶音乐也许是比较突出一个，这种怪癖的产生乃是他勤奋读书的消极的副产品。所以，在弗洛伊德成名以后，他并不反对自己的儿女学钢琴。 弗洛伊德所居住的小阁室的摆设在十年内，也就是在他成为维也纳全科医院的实习医生以前，始终都没有发生大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弗洛伊德书架上的书本很快地增加了。 当弗洛伊德十九岁的时候，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来一直梦想着的理想——访问英国。这是两年前他父亲为酬报他的“全优”中学毕业考试而答应下来的。弗洛伊德早已想参观、甚至定居于莎士比亚的祖国——英国。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疯狂的排犹运动，使他加倍地渴望到英国去。他很羡慕哥哥伊曼努尔、菲力浦及其子女在英国所享受的自由生活。他在幼年时代，当生活在弗莱堡的时候，就同伊曼努尔的儿子约翰和女儿保莲很要好。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侄儿约翰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年龄相仿（约翰比弗洛伊德大一岁）。弗洛伊德同约翰和保莲的关系虽然是在他三岁以前的生活中形成的，但这种关系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和意识中始终留下很深的痕迹，以致当弗洛伊德在十七岁到曼彻斯特与约翰和保莲重逢时，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想——把保莲当成他迷恋中的弗莱堡少女吉夏拉的化身；此后，当弗洛伊德学会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深藏于自己的潜意识中的幼年生活经历，其中就包括他同约翰、保莲、吉夏拉的亲密来往。在弗洛伊德看来，他在幼年时期同约翰等人的关系早就无意识地和牢固地深藏在他的潜意识中，所以当他进行自我精神分析的时候，所有这些刻印在潜意识中的童年印象都可以一个一个地浮现出来。不仅如此，据弗洛伊德说，这些关系还对弗洛伊德今后的性格、爱好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在谈到同约翰的关系时说：“直到我三岁为止，我们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曾经互相爱慕又互相打斗；而这种童年时期的关系……对我以后同我的同龄人的全部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他粗暴地对待我的时候，我就一定表现出勇敢的精神对付我的压迫者。”接着，他又说：“在我的感情生活中，始终都存在着某一个亲密的朋友和某一个仇敌；我始终都可以重新创造这些关系，而且，我的童年时代的上述典型关系也往往如此完整地再现出来，以致任何一个同样的个人都可以同时成为我的朋友和敌人，就象我同约翰的关系那样。”因此，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在表现他同弗洛伊德的关系方面，都可以“互相替代”（以上引文均见弗洛伊德著《梦的解析》），而这一切都可以在他同约翰的关系的原型中找到端倪。 当弗洛伊德十七岁到英国重见约翰和保莲的时候，禁不住回想起以往的一切旧事。弗洛伊德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自己的异母哥哥伊曼努尔的感情。伊曼努尔写信给他爸爸说，弗洛伊德在英国时表现了令人敬佩的气质和风度。而且，伊曼努尔还说，弗洛伊德在这次访问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英国近代革命的领导人奥利沃·克伦威尔（1599—1658）的敬仰。弗洛伊德对克伦威尔的反复赞颂，给伊曼努尔留下很深的影响，以致在那以后当伊曼努尔决定给自己的一个孩子取名的时候，竟毫不犹疑地选上了“克伦威尔”这个名字。弗洛伊德自己，在以后的生活历程中，还经常幻想自己是伊曼努尔的儿子。他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可能会更加顺利些。当然，这仅仅是幻想而已。 弗洛伊德这次赴英旅行是在大学二年级后的暑假期内进行的。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在学业上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他不满足于一般二年级学生的学习深度和广度，决心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第四学期时，他决定去听为动物学专业开设的动物学课程，而不满足于听为医学专业开设的动物学课。所以，他的动物学课程比医学专业的动物学课程多出很多分量。他要用每周十五小时的时间上动物课。他还听两个班级的物理学课，比他的同班同学的物理学课时多一倍。同时，他又用每周十一小时的时间学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课。 从二年级暑期开始，他更突出地爱好生物学。当时，他已经用每周十小时的时间在克劳斯教授的实验室里作实验。除此以外的所有时间，他都花费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面。但即使是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他也仍然坚持每周一次参加布连坦诺的哲学讲座。 一八七六年三月，当他已是二年级大学生的时候，他开始进行一系列基础研究活动。这是由克劳斯教授提议和安排的。 卡尔·克劳斯教授是在一八七四年由德国哥丁根大学来到维也纳大学的。他是肩负着使维也纳大学动物学专业赶上最先进水平的任务而来的。克劳斯特别对海洋动物学有较深的研究。一八七五年他同意在的里雅斯特建立一所动物实验站，这是全世界第一所动物实验室。根据他的提议，每年要从维也纳大学选派一些优秀的学生到该实验站实习两次，每次实习的时间是好几周。一八七六年三月，在他所批准的第一批前往实习的优等生中，就有弗洛伊德。为了进行这次实验，弗洛伊德还必须到亚德里亚海滨去作一次有趣的科学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弗洛伊德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欧洲南部的古老文化成果，他顺便在那里搜集了一些古董。这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终生不停地搜集古董的一个开端。 在他两次赴的里雅斯特实验站中间，他在课堂上把注意力集中地指向生物学。他用每周十五小时的时间上动物学，而只用剩余的十一小时时间去上别的课程。此外，他还要上三小时的布连坦诺哲学课。当时布连坦诺讲授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已经开始触及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部分。 在这时候，弗洛伊德开始进入布吕克教授开设的生理研究室。这在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生涯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将会看到，弗洛伊德的科学事业正是从研究一般动物的生理机能和神经系统开始的。所以，他对人类的精神活动的深刻分析是建立在极其牢靠的研究基础上的。正是在布吕克生理研究室，他结识了艾克斯纳和弗莱舍尔，这两位青年生理学家是布吕克的助手，也是弗洛伊德的同事和亲密朋友。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要拿出一点时间去上光谱分析课和植物生理课。 当时，弗洛伊德所要研究的课题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始终没有解决的生理学难题，鳝鱼的生殖腺的结构始终是一个谜。正如他在他的论文中说的：“尽管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没有一个人发现过哪怕是一条性成熟了的公鳝鱼，也没有一个人见过鳝鱼的睾丸。”关键就在于在鳝鱼的交配期到来以前，鳝鱼总是进行特别的移栖。弗洛伊德在实验室里进行了多次实验，解剖了四百多条鳝鱼，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小叶状的生殖腺结构。他认为这就是鳝鱼的未成熟的睾丸。虽然这一发现尚待进一步确证，但它向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一个人能作出比这更多的和更深的成果。但年轻的弗洛伊德却有解决这类难题的雄心壮志。 到大学三年级结束时，弗洛伊德总结了三年学习生活说：“经过大学头三年的学习，我发现由于我的天赋能力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我将不能在我年轻时所热衷的那些科学领域中取得成功。……我终于在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找到归宿，获得满足。同时，我也在那里找到我所尊敬而以之为模范的人物，即伟大的布吕克本人及他的助手西格蒙特·艾克斯纳和厄纳士特·冯·弗莱斯尔·马兹科。”接着，弗洛伊德说：“布吕克把一项神经系统组织学问题交给我研究，我很圆满地解决了那个问题。由于对布吕克很满意，同时也为了我自己着想，我就更进一步的探索下去。” 布吕克教授一直是弗洛伊德效法的榜样。他是一位德国人，而不是一位奥地利人。因此，在他身上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那种优点：踏踏实实、矢志不移。弗洛伊德慢慢地为布吕克的品质所感染，使他日愈具备着攀登科学顶峰的人们所必须有的那些优秀品质。 布吕克的研究室实际上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赫尔姆霍兹医学院的一部分，是全德国唯一最有威望的医学院。而且，它也确实解决了一系列生理学和医学上的难题。 布吕克教授在一八七四年发表了《生理学讲义》一书，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生理学就是有机体本身的科学。有机体同无生命的但能活动的物体——机器的区别就在于它有同化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实际上是整个物质世界所共有的现象。原子系统是通过力运动的，而力的运动是依据由罗伯特·迈尔在一八四二年发现，然后又由赫尔姆霍兹加以推广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力的总和（运动的力和潜在的力）在每一个独立的体系中始终都保持固定。真正的原因就是科学上加以形象化的所谓‘力’。我们关于‘力’知道得越少，我们所加以区分的‘力’的类型就越多：机械力、电力、磁力、光、热等。知识的发展最后把力归结为两种——吸引和排斥。所有这些也同样适用于作为有机体的人。” 布吕克的这段话乃是弗洛伊德从事生理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显然，依据这样的认识，似乎一切有机物和有生命的物体的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力的吸引和排斥”，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观点充斥于科学界，同样也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在谈到精神分析学的动力学内容时还说：“力相互支持或相互阻止，相互联系或相互协调，如此等等。” 本书第二章末曾引用弗洛伊德在《自传》中的一段话，表示“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如何“深深地吸引着”弗洛伊德，使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从政的愿望而选择医学这一行。如今，弗洛伊德经过了近三年的医学和生物学研究，更加深深地迷恋达尔文的进化论。须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弗洛伊德此后奠定精神分析学的导思想之一。而赫尔姆霍兹等人的机械唯物论思想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相融合，就成了弗洛伊德青年时代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柱。 达尔文（1809—1882）出生在一位医生家庭，他和弗洛伊德一样在大学的最初两年是在医学系（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度过的。但后来达尔文依照他父亲的愿望而转入剑桥大学神学系。但是作为一位科学家，达尔文的真正学校不是大学，而是在“贝格尔号舰”上的五年（1831—1836）的环球旅行。在这次旅行的归途，他全面研究了物种起源问题。 当时在生物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关于造物主“创造行动”的宗教唯心主义观念以及林奈（1707—1778）和居维叶（1769一1832）关于生物界的“物种永恒性和不变性”的形而上学学说。有许多科学家不顾自然科学中积累起来的事实材料，拒绝作出关于有机体形态能源一致和有规律发展的结论。有许多科学家错误地认为，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千百万种不同生物形态中的每一种都是个别地和孤立地发生的，与其他的物种完全不相依赖。正是在这样的基地上，达尔文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了著名的《物种起源》（该书全名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优种被保存》）。这时候，弗洛伊德刚刚三岁半，但是，当弗洛伊德于七十年代初进入维也纳大学的时候，达尔文在这本著作中所阐述的伟大学说已经牢牢地统治着整个生物学界。 在这一著作中，达尔文证明，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异的；现今存在的种是逐渐地通过自然的途径从其他早先存在的种当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神秘的“创造行动”或突然变化的结果。 达尔文的观点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迅速地战胜了一切关于物种不变的无稽之谈。他的学说使弗洛伊德牢固地树立了关于有机体有规律发展的观点。正是由此出发，弗洛伊德坚决地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是有规律的——就连“梦”这样一种表面上极其紊乱或虚幻的精神现象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当然，达尔文的学说中也包含着某些局限性，而且这些局限性也同样影响了弗洛伊德。 达尔文的学说的缺点集中地表现在他所说的一句格言中：“自然界没有飞跃”。这句话显然是与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的学说相矛盾的。在这种片面观点的影响下，弗洛伊德也同样没能正确地说明人的精神活动的本质变化关系。 不仅如此，弗洛伊德所处的学习环境也使他进一步加强了来自达尔文的消极影响。弗洛伊德从一八七六年起入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研究室和克劳斯教授的实验室。而这两位教授都深受罗伯特·迈尔和赫尔曼·赫尔姆霍兹的机械唯物论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老师布吕克忠实地继承赫尔姆霍兹的论点。布吕克虽然身材矮小，但他有伟大而灵活的头脑，走起路来总是很稳重，同他的严谨的治学精神简直是非常协调。弗洛伊德说，他有一双“透蓝的眼睛”，很怕羞，不太爱说话。他是一位基督教的新教徒，讲起话来普鲁士的口音很重。所以，他在到处充塞着天主教徒的维也纳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因为他和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一样，他只尊重科学和事实，不承认其他的“权威”。有一次，他的一位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皮毛的观察表明……”。布吕克看到这一句话，便在下面重重地打上一个叉，并在旁边写道：“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皮毛地进行观察”。据弗洛伊德说，他在一八七三年刚入大学时，“还没有把握到观察的重要性，还不知道观察是满足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是，追随布吕克仅仅两年，他就掌握了观察方法的基本功，并在自己的思想中深深地认识到观察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舍此不可能深入把握事物的本质。 布吕克就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他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果哪一位学生答错了他所提出的第一道题，布吕克就会很生气地、默默地、僵直地坐在课室里持续十分钟或十二分钟，直到答错问题的学生一再请求并请系主任一块前来央求为止。维也纳大学的所有人都说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纯理性”的人。据说，一八七三年，他的心爱的儿子突然死去了，他在感情上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禁止任何人提起他儿子的名字，并把他儿子的相片从他的视线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除去。他比过去工作得更加勤奋努力，好象要用工作来冲淡自己的感情上的痛苦那样。他完全没有虚荣心、阴谋，根本没有想过要追求权力。他对于一切勤奋、有才能的学生来说，就是最仁慈的父亲。他对这种学生的照顾和关怀远远地超出了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范围。他尊重一切有独创性的学生，勉励他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于这样的学生，即使不同意布吕克的观点，他也要千方百计给予帮助。所以，维也纳大学的师生们，凡是与布吕克结识的人，没有一个不尊重他。 很多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往往都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的创立是从他与沙考特（1825—1893）和布洛伊尔（1842一1925）的接触才开始的。实际上，不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基础知识，还是他的思想方法，都是布吕克首先给予影响的。弗洛伊德此后的发展，并不是抛弃布吕克的理论和观点，而是以他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独立地创造的结果，是把布吕克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精神生活的科学研究的产物。 但是，弗洛伊德也同样继承了布吕克的片面观点，以致使他在研究精神现象时，把决定论的思想加以绝对化，变成了神秘的目的论的俘虏。 一八七六年秋，弗洛伊德第二次从的里雅斯特实验室回维也纳以后，正好是二十岁。布吕克教授要他到生理学研究室当他的正式助手。弗洛伊德同布吕克生理研究室的结合，在他的一生和科学研究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布吕克生理研究室设在一个很简陋的屋子里，坐落在一间设在底层的、旧兵工厂里。实验室很暗，散发着臭气。它是由一间大房子和两间小房间组成的。学生们在大房间里观察显微镜并听布吕克讲课。在一楼还有几间小房间，有的小房间没有窗户，漆黑一团。这些小房间被用作学生的化学、电生理学和光学实验室。整个研究室没有供水系统，也没有煤气和电。要用水的话，必须到庭院里的一口井去打水；在院子里还有一个供实验用的动物的小木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陋的研究室吸引了一些外国参观者和大学生。 虽然布吕克倾向于鼓励学生选择自己的研究题目，但他也为那些较为胆小或不知所措的初学者提出研究题目。对于弗洛伊德，布吕克则为他的特殊才能专门地安排好了一个研究题目——神经细胞的组织学。 具体说来，弗洛伊德要研究神经元的内在结构，探讨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的构成细胞与低等动物的神经细胞的差别。 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对生理学本身有重大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高低等动物的意识的差别是不是仅仅归结为其复杂性程度的差别？人的意识同某些软体动物类的“意识”之间是不是存在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不是仅仅归结为两者的神经元的数目或这些神经细胞分布网的复杂性程度的差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家们寻求这些答案，是为了在解答“人的本质”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个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上帝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在弗洛伊德以前，布吕克已经对这个重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八目鳝的脊髓（八目鳝是属于原始的圆口类脊椎动物）中，莱斯纳曾经发现一种特殊类型的大细胞。关于这种细胞的本质及其与脊髓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没有在生理学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布吕克急切地希望能早日弄清这些神经细胞的组织结构及其生理机能。所以，特别选中了弗洛伊德专门去研究这个难题。弗洛伊德在研究中改进了观察的技术，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他认为莱斯纳所发现的那个细胞“无非就是脊髓神经节。在八目鳝那样一类低等脊椎动物里，由于胚芽时期的神经管没有完全转移到外周神经系统中，所以，这种神经节仍然留在脊髓里。这些扩散的细胞标志着脊髓神经节始终贯穿于神经细胞的整个进化过程中。”这一解答同其他许多成功的解答一样，组成了一系列有力的证据，证实了整个有机体——从最低等的动物开始到人类为止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系列。这一成果对于推倒“上帝创造人”的神学结论是很有价值的。 弗洛伊德的结论还有更深刻、更具体的内容。他认为，低等动物与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有连续性的系列。他还说：“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鱼类的脊髓神经节是双极的（具有两个突起部），而高等的脊椎动物的脊髓神经节是单极的。”现在，弗洛伊德通过观察，成功地推翻了这个错误的结论。他认为，“八目鳝的神经细胞表明从单极到双极（包括“T”形鳃动物的双极细胞在内）细胞的整个过渡过程”。 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不论就其内容、表达方法，还是就其意义，都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对一个初学者——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得到了许多动物学家的赞赏。一八七八年七月十八日，布吕克让弗洛伊德在奥地利科学院发表他的实验报告，接着，在八月份，这篇论文发表在生理学学报上。这篇论文长达八十六页。 接着，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一年，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选择研究了第二个题目——喇蛄的神经细胞。在研究中，他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用显微镜直接观察活组织。他得出结论说：“神经纤维的轴柱体的结构也是无例外地由原纤维构成的。”在神经生理学史上，弗洛伊德是第一个论证神经纤维的这一特点的人。 接着，在一八八二年，弗洛伊德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又发表了他的重大的研究成果。他的报告的题目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他的这篇论文论证了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因素，也是神经纤维的基本结构。 弗洛伊德的成果不仅是他认真观察、分析的结果，也是他不断地改进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的产物。一八七七年，弗洛伊德刚刚进入布吕克研究室不久，就着手改进实验技术和方法。他并不把原有的技术和传统的方法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框框，也不把它们看作是“天然合理”的东西。在他自己没有弄清以前，他要怀疑这些传统方法的“合理性”。即使是在事实证明了这些手段的有效性以后，他也不满足于已有的水平，而是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精益求精，务求不断进步。 弗洛伊德第一次动手改进传统实验技术，是从显微镜的操纵方法开始的。在弗洛伊德改进技术以前，是用莱斯尔德制定的显微镜观察方法。依据这个方法，在观察神经组织时，必须先用硝酸和甘油的混合物来处置。弗洛伊德在研究八目鳝的脊髓神经细胞时，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法。 过了几年，他创造了新的方法。他用金的氯化物给神经组织染色。这个方法是弗洛伊德在学习斯特里克的方法的基础上改进出来的。 除此以外，弗洛伊德在科学研究中也逐渐地走出单纯观察的狭窄天地。他认识到：科学研究必须把观察同理性思维结合起来。不仅要用感性的直观，而且要进行猜测、想象、联想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同他的细致的解剖工作相联系的。他的唯一的工具是显微镜。在他看来，生理学就是组织学，而不是统计或动力学。由此看来，虽然他力图把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但他还是注重于观察。 一八七九年，弗洛伊德被应征入伍。当时，奥匈帝国正同沙皇俄国争夺巴尔干半岛。 德奥两国为了对抗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于一八七九年十月缔结了秘密军事同盟条约。当时的德奥两国实际上是一个大军营。全国大中小学都实行军事训练。任何适龄青年，不管作什么工作，也不管是否在校读书，都要参军。弗洛伊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服兵役的。根据当时的规定，参军的医学院学生只能留在国内服役；如果要派往国外，也只能在医院里服务，这种军事生活显然是很无聊的。在一八八零年五月六日，弗洛伊德二十四岁生日那天，在军队里被关禁闭，因为他未经请假外出。当时惩罚他的上司，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一向仰慕的波德拉兹斯基将军。 就在弗洛伊德从军期间，由于有充裕的时间，他第一次拿起笔进行翻译工作。他首先把英国哲学家约翰·斯杜亚特·穆勒的著作译成德文。 弗洛伊德有学习、掌握和使用语言的天才。他尤其喜爱英语。再加上弗洛伊德同穆勒之间不存在哲学观点上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翻译工作是非常顺利的和非常得心应手的。弗洛伊德先把穆勒的五卷本著作的第一篇译成德文。他不仅把原文的意思译出，而且还译出风格，翻译工作进行得很快。 这次翻译对他来说，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同时也是为了练习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此外，他还可以借此机会赚到一些钱。 他所翻译的穆勒的五篇著作中，有三篇是涉及社会问题的——劳工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及社会主义问题。穆勒在这些著作的前言中声明，这些著作的大部分是他的妻于写的。第四篇著作是穆勒论述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这次翻译，也给弗洛伊德一个机会，进一步更深入地学习柏拉图的哲学。显然，柏拉图的脱离实际的理念论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弗洛伊德的实际精神。后来，在一九三三年的一篇著作中，弗洛伊德还提到这次翻译使他接触到了柏拉图哲学。他特别提到，柏拉图关于“回想”的学说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可感觉的实物世界”，即自然界，不过是由不变的、永恒不动的精神实体，即“理念”世界中派生出来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感性存生，是“存在”（即“理念”）和“非存在”（即物质）的混合物，是超感觉的理念原型印在理念的被动的“接受者”——物质或“非存在”上面的“暗淡痕迹”，换句话说，感性实物不过是理念的“影子”。 按照这个理论，人们的认识对象并非真实的世界，而是神秘的彼岸世界——理念世界的影子。因此，人要想认识真理，就要抛弃一切物质的、感性的东西，就得闭目塞听，沉醉于自我反省。努力去“回想”’自己的所谓不灭的灵魂原先在理念世界中所观察到的那些东西。这就是柏拉图的所谓“回想”、“回忆”的神秘主义理想，它的基础是承认人的灵魂不依赖于肉体，不依赖于周围的外部世界，是信仰灵魂不死。 显然，柏拉图的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回忆”论是荒谬的、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当这些消极的观点为弗洛伊德所接受的时候，弗洛伊德却从正面加以理解。弗洛伊德从自己的实际经验出发，改造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回忆论的虚幻性，使它成为发展想象力的一个理论根据，同时赋予了它一种崭新的内容——输入童年时代及一切过往经验的内容。这样一来，柏拉图的“回想论”也就失去了原来的虚幻本质，变成了弗洛伊德自己的科学的精神分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柏拉图的虚幻性的理念论又使弗洛伊德片面地夸大了精神回忆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实践在回忆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一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是他为一生中的伟大事业奠定知识基础的时期。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外科手术等课程上。他在这里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除了布吕克、克劳斯以外，还有著名的外科医生比尔罗斯、皮肤科专家赫伯拉、眼科专家阿尔德等人。他们都是在全世界负有盛誉的学者和医生。弗洛伊德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学到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一八八一年三月，弗洛伊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医学院的毕业考试。他并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去复习功课，因为他平时始终都踏踏实实地掌握了每门功课的内容，没有一门功课是糊里糊涂地通过的。对于每一门功课，不管自己是否爱好，他都务求精通。所以，直到他老年时，他仍能回忆起大学时代的每门功课的学习成绩。毕业典礼是在维也纳大学的古老的巴洛克式建筑物里举行的。弗洛伊德的父母以及他幼年时代的朋友里查德·弗路斯等人都参加了仪式。 得到一个医学士的学位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生活和科学研究的重担马上就要全面地落在他的肩上。二十五岁的弗洛伊德早已为自己的未来命运作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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