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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街是一条典型的维也纳街道。沿街都是十八世纪建造的古典式住宅，间或有几家店铺。弗洛伊德住的房子庭院大门很宽，马车可以直接驾到里面去。大门的左边是管门人住的小房。弗洛伊德每次进出大门，都要由管门人开关大门。进门后向右转，就有一段不太高的阶梯，走上去就是弗洛伊德那有三个房间的住宅。房子的窗户是面向后院的，从这里另有一道石阶，通往二楼弗洛伊德家人住的地方。 一九三零年，维也纳市议会建议把弗洛伊德住的那条柏格街改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街”。这是维也纳市一贯遵循的传统——凡是名医住过的街道都要以该名医的名字来命名。但弗洛伊德自己当时并不同意，加上当时存在着其他的政治因素，市议会的这个提案并没有实施。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市议会才通过决议，将维也纳第九区的一片住宅区，命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区”。 一九五四年，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为了纪念弗洛伊德，特地为弗洛伊德住过的这所房子前面立一个纪念碑。 弗洛伊德从一八九二年搬到这里以后，一直在此行医。他的许多重要的精神治疗法，都是在这里创造、使用的。许许多多精神病患者，在这里得到弗洛伊德的精心治疗而恢复健康。被弗洛伊德治好的病人，每当路过这所房子，不由得从内心深处激起阵阵情波，加倍地敬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所用的房间，第一间是一个窗户开向院子的小候诊室。这个房间后来还成了维也纳医学会每周例行会议的会议室。在这个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四壁则饰以弗洛伊德收集的古玩古董。这间房间和隔壁的诊疗室有两道门相通。门的周围饰以厚厚的绒布，并且挂上层层帘布，以保持诊疗室的隔离感。在诊疗室里，弗洛伊德一向是直挺挺地坐在一张面向窗户的、不太舒服的椅子上，旁边摆了一张写字台。往后的几年，才多摆了些高凳子。这个房间也有不少古玩摆设，包括有名的格拉底瓦浮雕。由诊疗室再进去就是弗洛伊德的真正的书房。在这里尽是一排排的书，不过也放着装古玩的橱台。他写字用的桌子并不大，但一直保持整洁。清理他的桌子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桌子放着许多小塑像，这些塑像大多是埃及的，橱子里也放着许多类似的塑像。弗洛伊德经常把这些塑像摆进摆出，轮流放在桌子上。弗洛伊德很喜欢收集希腊、亚述和埃及的古董。对这些古董的欣赏，在弗洛伊德的感情生活中，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弗洛伊德收藏它们的目的，不只是从艺术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从历史和神话的背景去分析。他在欣赏中，总是跟踪着这些艺术品和古董的作者的精神活动的痕迹，一直追溯到心理生活的深层中去，试图发现人类在其中的神秘精神力量的活动轨迹。 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的生活除了工作，简直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通常他早上八时就看第一个病人。不过他的繁忙工作加上晚睡，使他每天清晨都想多睡一会儿。因此要在早上七点多把他叫醒，也不容易。有一个理发师每天早上都来他家，给他修胡子，必要的时候顺便理发。早上起来之后，匆匆吃早饭，瞥一下当天的《新自由报》，就去给病人看病。每一个病人平均要花十五分钟的时间，然后体息五分钟，清一清他的头脑，或是到后面去看看家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只要他和病人约好时间，他就一定准时去看病。 他一家人的午餐时间是在每天下午一点左右，这是一天中全家聚会在一起的唯一时间。因为他进晚餐时，每每已经入夜，小孩子们都去睡了。所以午餐是他们的主餐，而且也是最丰富的一餐：羹汤、肉、干酪、甜点等一应俱全。弗洛伊德用餐时总是聚精会神地去品味，一言不发，常常弄得客人尬尴得要命，只好和他的家人们谈天。弗洛伊德虽然不说话，但家人的言谈，一天的消息等等，他都一字不漏地听进去。有时候哪个孩子没赶上吃饭，他就会以一种询问的眼光看着他太太，并且一言不发的用他的刀叉指着那个空位子。然后，她就会向他解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来吃饭的理由，弗洛伊德听了她的解释，他的好奇心就满足了，就会点点头继续吃他的饭。弗洛伊德的所有这些微小的动作和行为，都表明他所一心响往的，就是能始终保持融洽的家庭生活。 除了特别忙碌的时候外，弗洛伊德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是闲着的；在这个时候，他休息几分钟后，就开始在街上保健散步。在散步中，若有机会他也会到店里去买点东西。弗洛伊德一向健步如飞，所以在那段时间内，他可以自在地走一段相当长的路程。他常常利用这个机会把著作的校样本送到出版人都帝克和后来的海勒那里。而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到米开罗教堂附近的烟酒店去，补足雪茄袋里的雪茄。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忙时到十点）是弗洛伊德看病的时间。而他一天中用于进行精神分析的时间，长达十二至十三小时。 从下午一点到九点，他都不吃东西。这两餐饭的间隔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弗洛伊德已成习惯，一直到六十五岁后，才在下午五点时喝一杯咖啡。 弗洛伊德在用晚餐时，和中午心无二用的情形不同。这时他会很自在地和家人谈笑风生。吃过晚饭后，他还要散步一次，不过这一次散步通常是和他的太太、姨子或是他的女儿。有时候他们在这个时间内会到咖啡店坐一阵；夏天到兰德曼咖啡店，冬天则去中央饭店。有时候他的女儿们去看戏，弗洛伊德就和她们约好，让她们看完戏后在一个特定的路灯下会齐，然后护送她们回家。 弗洛伊德的大女儿，曾谈及一则有关他父亲对家人礼貌的故事。她说当他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弗洛伊德请她走在他右边，一起出去散步，她的同学看到了，就告诉她说，这种走法不对。那位同学说儿女永远该走在父亲的左边。她就很骄傲的回答说：“我的父亲可不是这样，和他在一起，我永远是一位女士。” 散步回来后，他马上就回到他的书房去专心工作。首先是写回信，然后是写他的论文。此外，他还得为他主编的期刊下功夫，以及校对他自己的手稿，通常在一点以后才去睡觉。 星期日是休息日，这一天他没有病人。早晨，弗洛伊德总是和他家的一、两个人去看望他的母亲，去时若正巧碰到他的姐妹也在那里，他们就会谈个不停。弗洛伊德一向都是一个很看重家庭的男人，所以家里有什么困难问题，他都要参与处理，而且都会提出他的建议。在看望母亲时，弗洛伊德听多于说。不过每次听到严重的问题时（如钱财方面的问题），他就会和他的弟弟亚力山大静静地讨论商量。有时候他从母亲那里回来后会去拜访朋友，或是在家接待来访的客人，不过这种情形，一年中也难得有几次。后来，星期日成为弗洛伊德最喜欢的日子，他用这一天去看那些来自海外的精神分析界的朋友，因为只有在这样休息日才能花大量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弗洛伊德的亲密朋友钟斯就有好几次和他畅谈到凌晨三点。虽然这影响了他的睡眠时间，但他也觉得要结束一次津津有味的畅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通常，星期日晚上，他的母亲和姐妹们都会过来一起聚餐，不过弗洛伊德从不耽搁时间。晚饭一过，他就溜到自己的房间去。如果有什么话要私下和他谈，就得到他的房间里去找他。对弗洛伊德来说，星期日固然是难得的休息日，但同时也是难得的写作时间。弗洛伊德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星期日写出来的。 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确实是他唯一的对象，他视玛莎如珍宝，其重要性永在他人之上。虽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婚姻生活中比较热情的部分，比一般男人结束得早，不过他对玛莎始终都是很忠诚和挚爱的。有一位作家曾说：“玛莎简直成了洗烫刷扫的管家婆，她从来就没有休息过，也没想到过要休息，因为即使打扫干净了，也还有工作要做。”其实不尽然。玛莎虽然是一个很能干的主妇，但是对她而言，与其说家务第一，还不如说家庭第一来得确切。而且她也绝不是那种“保姆型”的人，实际上她是一个很重生活情趣的高级知识分子。她晚上的时间都用于念书，所以直到她死为止，她始终都能赶上最新的学术潮流。那时候许多当代有名的文人都曾到弗洛伊德家做客，其中德国大文豪托玛斯·曼的到访，更使玛莎欣喜若狂，因为托玛斯·曼是她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玛莎很少有机会（也许是没有兴趣）去探求纯学术性的研究，而且对她丈夫的研究工作也很少有什么特别认识。不过在弗洛伊德的信件中，偶尔会提到有关格拉底瓦、达芬奇、摩西等人的著作，其中有些知识是从她那里获知的。 有一位美国作家写过一本书，里面有关弗洛伊德和他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两则是不够确切的。弗氏的儿子们念了这一段文字，都震惊得不得了。令他们惊奇的第一件事，是说弗洛伊德对孩子们的亲热，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事实恰恰相反，钟斯有一次就说，他亲眼看到他女儿趴在他的大腿上撒娇，那种情景，他那自然流露的感情真是表露无遗。对弗洛伊德而言，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快乐，是他的最大兴趣。假日，大家在一起时，他也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他的孩子们身上。更奇怪的一件事，是那位美国作家说弗洛伊德是一个严酷的父亲，说他的孩子是在敬畏、服从的严肃气氛之中长大的。其实正好相反，如果要找弗洛伊德教育孩子方法的毛病，唯一的一点也就是他那不寻常的宽大放任。在那个时代，让孩子们的性格自由发展，很少加以限制或惩处，是少有的现象。弗洛伊德显然已走在前面，而其效果也非常好，不管是他的儿子或女儿，他们后来的发展，都令人满意。 在弗洛伊德的家里，最不寻常的一点，就是那种出奇的和谐气氛，孩子们都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具有高度的幽默感。所以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欢笑，彼此之间偶尔也有挪揄，但是绝对没有恶意的玩笑或者无端的发脾气。这一家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们之间曾有过争吵的事。 弗洛伊德常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过多的打经济算盘，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他还认为让孩子们穿着好的衣服，对于他们的自重、自爱也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假期和旅游，认为绝不能因为没有钱而扫他们的兴。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他们从来也不辜负他的好意，足以表明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能设身处地和公平待人，使他常常为朋友的经济情况着想，而他的这个良好的品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大儿子的最知心的朋友是一个很穷的年轻人，但每当他们两人要一道去爬山旅行时，弗洛伊德一定先问清楚这位朋友带多少钱，然后他就按照那个数目给他的儿子，他认为这样做才不至于使那位朋友处于尴尬地位。 弗洛伊德的最主要的收入，是从诊治病人中获得。在当时，他的医疗费，每次是四十奥地利克朗，这在当时的维也纳算是较高的。他把每次看病所零星收集的钱尽可能节省下来，一部分积存起来，一部分用于满足他收集古董的嗜好。至于著作的收入，起先都是小数目，他就当做礼物分发给孩于们。送礼物是他最乐意做的事，而且，往往急于马上送出去，并且不耐烦等到适当的时机，所以每当碰到孩子的生日，虽然有他太太的阻止，但总是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礼物送到孩子的手上。这只不过是弗洛伊德热情的个性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已。每天早晨邮差来送信，也是他所热心等待的一件事。他不但很喜欢接信，假如他的朋友，不能象他那样很快回他的信的话，他往往很容易不耐烦起来。 弗洛伊德对于金钱上的往来交易，从来都是毫无兴趣，他把一切节省下来的钱都投资到保险和政府的债券上去，绝不搞证券交换的活动。不过他的这些积蓄都因奥国经济形势恶化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而赔得一干二净。后来他接受教训，等到又有了积蓄时，虽然还是投资到政府公债上去，但把大部分送到国外去，存在比较安全的银行里。 假日旅行对弗洛伊德有特别的意义。每次当他一搭上驶离维也纳的列车时，他就会大大地松一口气。在每次出外旅行之前好几个月，甚至早在半年多之前，他就和家人、亲友反复地讨论未来的旅游目的地，计划找一个迷人的消暑胜地。他常常会在复活节时去作一次试验性旅行，同时向家人写一份有趣的书面报告。他们全家对这都很感兴趣，他们提出的条件也很特别：一幢舒适的房子，里面要有一间弗洛伊德能写作的房间；要位于一定的海拔高度上，有充足的阳光，有清新的空气，附近要有可供散步的松林，要有充分的蘑菇可采撷，要有美丽的景色，最重要的是要宁静，要远离任何为游人响往的名胜。 弗洛伊德的假日消遣最突出的活动就是找蘑菇。在这方面他有出奇敏锐的眼光，他可以说出哪些地方有蘑菇，甚至在火车疾驰而过时，也能指出那些地方来。有时当他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找蘑菇时，会突然离开他们。这时，他的孩子们马上就意识到父亲在近处找到了蘑菇，果然，他们马上就听到他找到蘑菇的那股欢笑声。在找到蘑菇时，他常常静静地爬过去，然后，突然用帽子把那堆蘑菇盖住，仿佛它是一只鸟或蝴蝶，深怕它会飞去似的。此外，他们还会去找一些少见的野花；然后，等空闲时，再仔细地辨认分类。他的一个女儿曾经说，父亲喜欢教给他们三件事：野花的知识、找蘑菇的艺术、玩牌的技巧。而他本人在这三方面，确实都很内行。 在假期旅行中，弗洛伊德有两种偏向女性化的表现：（一）弗洛伊德没有方向的观念，一到乡村，老是找不到路回去。他的儿子说，当他们走一段比较长的路时，他会出人意料地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回去。但他也深知自己的这一弱点，能听从别人指点的路走。（二）他对旅行的详尽知识很不在意，例如他根本就不会看火车时刻表。所以比较复杂一些的旅行，都由他弟弟亚历山大，后来则由他儿子奥立沃安排，而他们两人在旅行方面都是专家。弗洛伊德常常为了赶一班火车，老早就到火车站等车，虽然用这样长的时间准备，但他的行李和其他东西，还是常常带错或漏掉。 弗洛伊德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但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工作之余继续写作。他有一种令人敬佩的责任感，不断地催促自己把经验所得、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材料。当时，他在研究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成果尽管不受重视，但他仍然专心致志地从事精神分析学的著述工作，也从不感到疲倦和气馁。晚上回家后，吃完晚饭就开始思索、动笔，一直到午夜。他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钟。他在十九世纪末写出的著作都是用连续几十个晚上写出来的。 弗洛伊德有动笔的喜好。他在工作和休息之后，坐在写字台前，就要拿起笔写东西——不是写信，就是写临床报告或写作。他的信和稿都是亲自写的，他很喜欢写字，一直到七十多岁以后，他才让女儿帮他抄写。 他在长期的写作中，练就了一手好文笔。他的文风优美、自然。他最讨厌作文方面的种种形式上的限制和规定。在他看来，文章应该成为表达思想的最好工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矫揉造作，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他认为文字的优美和修词是必要的，但那也是为了更通顺、自然、流畅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如果因为追求形式的优美而妨碍了内容的表达，他宁愿停笔不写。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除了工作和写作以外，很少有时间去进行社交活动。就连到戏院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都很少。有时很难得到戏院或音乐厅去欣赏莫札特的音乐或歌剧。 弗洛伊德从九十年代起参加了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组织“伯奈伯利兹社”，平均每隔一周参加一次该社团的集会。在这个社团的集会上，他作了有关梦的学术报告，也听了许多举世闻名的犹太学者们的报告。 最使他难忘和激动的，是听到了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1835—1910）的有趣而深刻的报告。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就很欣赏马克·吐温的作品。他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那本《汤姆·莎耶历险记》。这本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弗洛伊德读了很多遍。当他同玛莎恋爱的时候，他就曾同玛莎一起反复鉴赏《汤姆·莎耶历险记》。弗洛伊德也很爱读马克·吐温和华尔纳合著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马克·吐温对当时社会的尖刻揭露和他那诙谐、幽默的文笔给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同外界的联系，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同他的朋友弗莱斯的通讯来往中。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来往信件，成为后人研究弗洛伊德学说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献。 威廉·弗莱斯（1858—1928），同弗洛伊德一样，是布洛伊尔教授的学生。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在维也纳读书的时候，布洛伊尔教授把弗莱斯介绍给弗洛伊德，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十五年的亲密友谊。 弗莱斯是耳鼻喉科医生，在柏林开业。他有火一般的热情，能言善辩。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具有迷人的吸引力。他很喜欢跟朋友谈论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具备了德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思辨性”，喜欢对他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冥思苦索，非要追根究底不可。哲学思维和逻辑推理的习惯，往往会把他和他的朋友引入极其抽象和极其深刻的“本质”中去。但他也兼备了主观武断的作风，不喜欢听取反对意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这种狭隘的品格很快就成了导致他同弗洛伊德的友谊走向彻底破裂的隐患。 由于弗莱斯有很广泛的爱好和兴趣，所以，他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内也是多面手。正是由于他的这一特点，使他成为博学的弗洛伊德的合适对手和笔友。 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作为布洛伊尔的研究生来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刚刚二十九岁。布洛伊尔当时很器重弗洛伊德，所以，布洛伊尔建议弗莱斯去听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系统解剖学和功能形态的讲演。 接着，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为双方的卓越见解而互相钦佩。 弗洛伊德说，在那段时期内，弗莱斯始终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和他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最热情的支持者。 当时，弗洛伊德正进入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时期。近二十年的医学研究和实践已经把弗洛伊德从一般医学研究转向神经系统的研究，又从一般神经系统生理和病理的研究转入精神病机制和治疗的探讨和实践，最后，又从歇斯底里疾病的研究中得出了关于人类一般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结论。众所周知，他在这一时期，已经下定决心从歇斯底里研究转而集中探索那导致神经病的一般心理性根源，把注意力指向了人类意识生活背后的神秘精神力量——潜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已把理论上的探索同自我分析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转折时期，弗洛伊德把弗莱斯看作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很自然地，弗莱斯成为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位听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每一个重大发现、每一个思维成果都迅速地、直率地在信中告诉给弗莱斯。 当时，弗洛伊德也正处于受排斥的时候。他在科学上的发现被医学界视为“异端”；平时热情地支持他的布洛伊尔教授也开始与他疏远。在《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一书中，弗洛伊德对弗莱斯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你作我的听众。” 对弗洛伊德来说，弗莱斯是一位难能可贵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道：“当我向你倾诉，又知道你也在想着有关我的某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已开始了对某一事物的思索。……” 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互相分享着研究成果。他们在这一时期写的信件非常多。有时写信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心里要说的话，于是他们偶而相会，面对面地叙说自己的感情和研究心得。他们自己还很幽默地说这种相会就是正式的“会议”。由于弗莱斯对于弗洛伊德在精神上的热烈支持，弗洛伊德曾把弗莱斯比作“一位魔术师”，比作能医治百病的“神医”。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只要有谁找到你治病，你就可以做到‘妙手回春’的功夫。” 显然，他们两人在这十多年间的密切联系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他们俩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他们俩都是犹太血统的中年医学工作者，都处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当然，弗莱斯的处境比弗洛伊德稍微好些。他比弗洛伊德较容易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且，他比弗洛伊德幸运，找到了一位经济上富有的妻室。正因为这样，在这段时期内，弗莱斯还成为弗洛伊德在财政上的支持者。当弗洛伊德经济上紧张的时候，他就可以从弗莱斯那里借到足够的钱。 他们俩都对广泛的人文科学问题感兴趣。在他们的信中经常讨论到莎士比亚、歌德的文学作品，也交换了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看法。在一次通信中，弗洛伊德推荐弗莱斯看青年作家吉普林的作品《消失了的光亮》，而弗莱斯则向弗洛伊德推荐瑞士作家康拉德·费尔迪南·迈雅的小说。在相互推荐时，弗洛伊德对这两位作家都进行了细致的评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绝不是单纯的心理现象；它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的升华物和结晶。要真正地探索人类心理世界的秘密，不仅要深入研究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机制，研究人类心理的形成和活动规律，而且要广泛地研究社会生活，研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宗教、文学、艺术、历史、经济学等等。因为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歧恰恰就是从各个角度和各个侧面反映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理世界的。值得指出的，弗洛伊德一直特别注重文学艺术和宗教。他认为，这两个部门的研究成果可以更生动、更细腻地反映人的心理世界，反映人的感情生活。 在研究梦和潜意识心理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没有忽视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他对儿童心理的重视是与他对原始文化、原始宗教、原始人心理的研究同时并进的。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道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这就更有力地证实了自己的重要论断，即儿童心理具有着原始人心理的一切特点。在一八九八年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表示，他的思考远远地超出了精神治疗法。“我的思想潜行于儿童问题与超心理学问题。” 他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超心理学”，涉及到“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哲学家们争论不休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弗洛伊德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见解集中地表现在他在同弗莱斯的通讯中所提出的“自我”和“超我”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在二十年代进一步完善起来。 弗洛伊德平均每月给弗莱斯一封信。在十五年中，弗洛伊德共给弗莱斯一百五十二封信。一九二八年弗莱斯逝世，弗莱斯夫人把这些宝贵的信件全部转寄给柏林的一位出版商莱因霍尔特·斯达尔。除信以外，还有许多由弗洛伊德写的关于其著作的注释。这些文献加在一起，共有二百八十四件邮包。可见弗莱斯所储藏的有关弗洛伊德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出版商斯达尔收到这些文献后，没有来得及加以编辑出版就出现了纳粹政权。为了保护这些文献，斯达尔飞往巴黎，把它们全部卖给玛丽·波拿巴特夫人，售价是一百英镑。波拿巴特夫人当时是弗洛伊德的研究生。她把这些文献全部带到维也纳，并告诉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知道后，为弗莱斯夫人出售这些文献而恼怒。弗洛伊德以犹太人特有的脾气对波拿巴特夫人说：“先把这些东西埋葬在地里一个礼拜，然后再把它挖出来。”“再以后又怎么办呢？”“再以后，你就把它扔掉！” 波拿巴特夫人深感惋惜。她取出信中的其中一段，并念给弗洛伊德听，表示这些信件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但弗洛伊德仍然坚持毁掉。幸运的是，波拿巴特夫人作出明智的独立决定，拒绝她的老师的建议，并把这些文献储藏起来。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储藏在维也纳洛兹西尔德银行的保险柜里，并打算在一九三九年离开维也纳回巴黎时进一步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纳粹军队入侵奥地利。作为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银行，洛兹西尔德银行有被纳粹烧毁的危险。好在当时波拿巴特夫人得以借助希腊和丹麦公主的身分，把这些文献从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然后带到巴黎。一九四一年二月，当波拿巴特夫人要离开巴黎前往希腊的时候，她又把这些文献转移到丹麦驻法公使馆储藏。接着，这些文献又历经多重周拆，才终于被转移到英国伦敦。 如果弗洛伊德致弗莱斯的信没有经历保护性处置过程，我们今天就无从了解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重要活动。 在这些保存下来的信件中，弗洛伊德说到他分析自己的儿童时代的梦境的情景，遗憾地表示他写出的《梦的解析》遭到了冷遇。弗洛伊德还告诉弗莱斯，他同布洛伊尔的友谊令人惋惜地“终结”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他在有生之年将不会期望看到他自己的理论会被公认，因为这些理论成果“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时代”。 在这些信中，弗洛伊德向弗莱斯倾诉了他在自我分析阶段所经历到的“精神上的苦恼”。弗洛伊德在信中说：“在这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你的出现对我来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的。”一九零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弗莱斯说，他虽然“深深陷人了无聊和贫穷之中，但我仍然有足够的勇气在空旷中重建我的理想”。确实，当时弗洛伊德通过梦的解析创造了“自由联想法”的精神治疗法，但除了弗莱斯一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认识“自由联想法”的重要意义。 在通讯中，我们还看到，弗洛伊德已经越来越感受到进行自我分析的艰难，他亲身体会到精神治疗法会引起病人各种形式的“阻抗”，因此真正地应用精神治疗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分析了自己的梦，进行自由联想，回忆童年生活，由于体会到以往生活经验对于目前思想、感情、抱负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致弗莱斯的信中表示他已经慢慢地了解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何以会经常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某些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某些喜怒无常，何以会出现种种阻碍他深入思索和研究的思想障碍和心理故障。他在信中说，他的自我分析和他对病人的诊断同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助于揭示心理世界的奥秘。他还说，自我分析和对病人的诊治所得出的资料和分析结果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通过病人提供的病态心理资料，通过对病人的梦的分析，使他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个性。反过来，通过对自己的分析，他也开始真正地懂得促使病人发作精神病的原因。 在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还分析了其他许多病例，并在分析中概括地叙述了他的有关儿童性欲的理论、歇斯底里和神经质的病源理论等。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一九零零年。关于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破裂原因，我们至今还不能很确切地弄清楚。很可能，破裂的原因起源于双方对重要问题的分歧意见。所有的一些具体分歧实际上是他们之间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的具体表现罢了。他们在性格和认识问题上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弗洛伊德在当时所以同弗莱斯保持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洛伊德处于孤立的地位，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倾诉自己的观点。 当然，弗洛伊德也确实很珍视同弗莱斯的友谊，所以，在一九零零年夏天同弗莱斯在阿成西见面之后，弗洛伊德在两年时间内仍然想挽回他们的友谊，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友谊及其通讯内容，标志着弗洛伊德个人生活及其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如果说，一八九五年《歇斯底里研究》的出版标志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建立了自己的牢固基础，那么，一九零零年《梦的解析》的发表以及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同弗莱斯的通讯来往就标志着精神分析学完成了自己的主体部分。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获得国际公认的关键时期。本书以下五章将集中论述和分析精神分析学在这个关键时期的发展情况及其历史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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