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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事那年才25岁，在我的热恋订婚暂别后的第三个月。只因为一首诗，他被批判被隔离，一种自我约束于集体宿舍可以按规定时间回家看父母的假释式的隔离。我得知消息的当日，奔丧般地跳上火车赶回北京。于是他把看父母的时间给了我，甚至深夜偷跑出来通宵陪伴着我。我无话安慰他，只会喃喃地重复不论劳改还是下狱我都等你。他不作答，紧锁浓眉不停地吸烟，沉重地叹息，送我回广州时，我们在月台互相凝视良久，开车铃响起时，他握紧我冰冷的双手说，但愿明年一切都好起来，到时我去接你回京，我们结婚。 万万没有想到那一别竟是我们爱情的诀别。分手自然是他提出来的，非常坚决。爱与不爱都没得商量。我太了解他，他能在送别后的几天写这样的不道理由的信，能理解的是他的处境。 当我重又孑然一身的时候，我因公差回到北京，办事最多的地点竟然就在他工作的大楼里面。 分别十四年了，他是什么样子呢？他生活得好吗？ 然而命运是无法约束我们的相遇的。下班高峰过去后我走出办公室，空荡荡的甬道尽头伫立着我熟悉的身影。顿时，呼吸乱了，脚步乱了，心也乱了。我用我储备了十四年怨愤的力量镇定着自己款款向他走去。 他面无表情，似乎也是用储备了十四年的力量应付这一刻的到来。走到他面前，一个短暂的对视，发现对方虽未见老，但已满面沧桑。那充满青春活力神采飞扬的一对恋人似乎早已消亡。他说，我一直在老同学中打听你的情况。我说我离婚了。他戛然驻足，惊怔地问我为什么。我止步望着天空说，为我心中曾拥有的爱和恨。他低下头，随后便是随我沉默地向大街走去。他说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向你说明我没有欺骗过你，却又不敢打扰你。他说明天行吗，我在阜城门外车站等你，先一起吃饭然后再谈。 在阜城门外车站下了车，看看表，我迟到半小时。他在身后叫我，叫的是我的小名，我的心怦然一震。他说他提前半小时在附近的饭店订了座位再来等我，等不到便以为我记错了站，前寻后找地骑着自行车来回转了三次。 我没有一句话，默默地跟他走进饭店。 菜上来了。红烧茄子、宫爆鸡丁、炒肝尖、酸辣汤。天，为什么又是这几道。过去约会总是这些我们共同爱吃的。我们不是来重温鸳梦的。我哽咽着强咽了几口，他又给我夹菜，我把饭推开说我实在吃不下，他端起我的碗抓起筷子就往嘴里扒。顷刻之间，似乎时光急剧倒流，过去，他也是把我吃剩的饭接过去吃，不是缺乏，不是节省，而是习惯，是一种最亲昵最无间的表示。 啊，还是那个他。我的泪流得更汹涌了。 从饭店出来，我们走进附近的街心公园。我们坐在长椅的各一头。点燃一支烟后，他开始了他的解释而不是辩白——— 那年受审送你上车时说的那番话决不是欺骗。我以为批判完了给我处分吓唬住我不再写就能完事，谁知你走后的当晚就因我撒谎称病出来看你送你成为我抗拒批判的新罪行。况且像我这样的所谓反动诗人是被剥夺了爱的权力的。于是批判升级，自我禁闭改为派员日夜看守，并当即决定把我放到东北最寒冷的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我有什么理由让你在我没有一丝光明的路上等待，又有什么资格让我心爱的人为我毁灭幸福的前途。 末班车到来的时候，我脱下风衣递给他，他又要给我穿上，我说它不能给我御寒，何况穿走还需送还给你，而我们是不必再见面的。他无言，只是忧伤地望着我。 我诅咒无情的政治，诅咒命运的捉弄———既然安排我们相爱就不要让我们分离，既然分离又何必再相见。 一周后，在我完成出差任务离京的那天上午，我接到一位陌生女人的电话，声细细地说，他那晚和你见面回去就一直高烧不退，他记得你这两天就回去，恐怕不能送你，如果你抽得出哪怕半小时的时间来看看他我将非常感谢，因为他在梦呓中呼唤你的声音太悲切了。 我的心脏突然破胸而跳，打电话的女人没有自我介绍，勿需询问便知是他的妻，一位多么罕见的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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