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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年的历史背景又极易导致“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荒唐事件的发生，当时红卫兵和那些支持毛主席的人几乎给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而且，这段时间的许多原始资料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出版。这些出版物大都是那些“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组织编印的。这就是由早先的意见不一进而造成了毛和他的那些遭到攻击的同事们之间的斗争。红卫兵组织编印这些资料，主要是为增强他们自己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众所周知这些资料并不可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资料来源。① 邓当然和毛的意见不同，当毛更关心修正主义的问题时，他们的意见分歧逐步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邓在过去也经常和毛有不同意见，但邓从没有认为这样的分歧在他们的关系中会有所发展。事实上，毛和其他领导人有冲突也有合作。这一点，庐山会议前，许多领导人包括彭德怀在内都对此深信不疑。如前所述，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就没有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这种关系能持续这么久，而且在毛去世后其影响仍不减当年。毛是领袖，邓是忠诚的部下，他们都曾相信彼此能继续共事，象他们在外事方面所做出的成就那样。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是毛由于邓没有向他汇报，受到漠视和回避而批评邓。②那么邓将通过改正自己的态度而作出反应。事实上，邓就是这样做的。1966年10月，邓在自我批评中承认了以前毛对他的指责，不仅对其原因承担了全部责任，而且表示他当时就已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行为：一份讲清了事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声明。③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毛与邓的关系极为融洽，中共中央政治局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公开把邓说成是他的副手。④这种对中共领导层的傲慢态度不是毛的习惯作风。⑤而且他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副手刘少奇。实际上在当时官方的排名中，邓名列第四。毛除了“放风”外，还以这种方式来考查当时的形势和人。 这种关系从1962年才开始改变，但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明显。 当“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时，毛和邓的意见分歧可能比以往更明显，但他们依然保留各自不同的意见，个人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如邓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来没有被官方媒介点名批判，只是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位于刘少奇这个第一号人物之后。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也准备把邓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区别开来，甚至在1966年底邓退出领导班子后，他仍坚持保留邓的党籍。⑦另一方面，这是邓不依赖毛泽东而自己在政治上独立发展的时期。中共领导班子内部关系的变化，使邓和那些与他一道发起1978年改革的人们来往得更密切。事实证明许多政策，特别是六十年代早期为克服“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的那些政策，都是后来改革的核心基础。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是批判“刘、邓”，但当时与邓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好象不是刘少奇而是彭真，邓和刘少奇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同周恩来也是这样，他总是尊周为兄长（用他自己1980年的话来说），而不是认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⑧彭真是“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市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主要受害者。整个六十年代早期，他们携手制定出许多领域的改革方针。 1960年对于中国确实是个令人震惊的年头。中央领导人不仅陷入“大跃进”失败的困境中，而且被中苏关系的破裂所困扰。农业产量下降到只有1958年3N4的水平，全国普遍遭受天旱灾和饥荒。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人口数实际下降了一千三百五十多万人，邓在八十年代回顾这一段时期称为“最困难的时期”。⑨ “大跃进”在经济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农业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严重缺乏，以农业为原材料的工业处于下降状态。据各地汇报的数字，轻工业的产值：1960年比上年下降10％，1961年比上年下降22％，1962年比上年下降8％；重工业遭受的冲击更大，1961年比上年下降41％，1962年比上年下降22％。⑩即使当时的报纸，特别是地方报纸也带有它的痕迹：标题中提到中共领导人时都直呼他们的名字而不是称姓，为的是使大家在危难中感到一种凝聚力，此外，新闻纸的质量下降得太厉害；以攻致报纸往往不能看：薄薄的吸墨水都被墨水浸透了。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央领导面临的任务就是恢复经济。1960年下半年召开的紧急会议终于给“大跃进”划了个句号。会议决定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尽快恢复生产。经济要重新调整，用渐进主义代替跑步主义。农业被看作是经济的关键。经过重新调整的人民公社，在组织上成为合理的、易管理的单位。只是有些地方的经济状况似乎特别严重，以致集体经济完全解体，重新恢复了单一的耕作。 尽管领导班子基本是团结的，但在下一步该干什么的问题上还是意见不一致。对过去的错误，究竟是错在哪一步、原因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也不一致。1961年中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这些事，毛最初的态度认为是他的责任，“大跃进”尽管有错误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党应该把整个过程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尽管其他人还不倾向于与毛对抗，但也坚决认为象“大跃进”这样的历史悲剧今后决不应重演，应尽快把经济恢复到基本正常运行的状态。 邓起初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务实的舆论，制定一些符合实际的新的政策。他的这一设想得到毛的赞同，确实取得了成功。1961年3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在这以前邓和彭真曾在北京以北的一些公社进行过调查，所以有了准备，特别是邓提出人民公社成立得太快，没有作认真的调查和充分的准备，毛接受了他们的调查和结论，不过他仍认为他们的调查仅是中共需要学习的经验的一部分。⑾ 由于毛的批准，要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建立了几个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由中共一位主要领导人主管并负责起草有关政策文件。比如毛负责公社，薄一波负责工业，李先念负责财政，周扬和陆定一负责文化，彭真负责教育，整个过程由邓小平通过书记处来具体协调，书记处还另外建立了三个协调委员会，分别负责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的工作。这分别由陈云、彭真和邓本人主持。⑿ 六十年代初的这些大事，在“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中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时出台的政策文件，似乎完全推翻了“大跃进”时的政策：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而不是政治；现代技术是一种新的推动力，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从外国引进；以资本为主的投资，逐步地取代了动员群众；公社要建得小一点，基层单位仍然恢复到生产队——相当于1955年后半年所建立的小合作社（大部分地区）；重新强调教育质量；重新重视农业技术。当时提出的这些想法成为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实行改革的理论基础。⒀此外，薄一波、李先念、周扬、陆定一、彭真、陈云和邓在后来改革中如他们在经济恢复初期一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邓和彭真似乎建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相结合的“智囊机构”来帮助他们调查和研究，后来在八十年代，这样的机构正式建立起来，而且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因这个机构常在北京西郊的一幢楼内开会，所以那幢楼得名为“畅观楼”，它通过纵观“大跃进”时期的所有主要文献和一系列更详细的调查，为两位中共领导准备好了关于一系列问题的报告，他们的结论是支持以计划而不是以动员为基础的政策。⒁在整个五十年代，也可以说在更早的一些时候，发动群众和“群众路线”对邓来说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也许他关注的是“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能认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就是“群众路线”。特别在1961—1962年期间，他多次对“群众路线”的实质进行了解释，提出动员群众的方法不止一种。在经济工作中，群众运动可能是既不妥当又有碍生产。正如他在中共八大会议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执行好群众路线还需要讲究方式方法。事实上，如果要使党和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才不会导致对运动的厌倦。 邓在1962年1月至2月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中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次召开的有700人参加的会议，得出了对“大跃进”的评价，决定了将来的行动计划。邓再一次强调了党的纪律、党内民主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中央工作会议没能解决造成“大跃进”问题的原因及将来发展的战略。倒是对自我批评的必要性说了不少——比如毛明显地坚持说他在去年年底作了一次正式的自我批评，邓也提交了一份中央书记处的自我批评。尽管这些领导人的观点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极端，但他们坚持的观点确实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是一次经济性的大灾难，决不应该再发生，将来的政策应以经济为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因素（天气、苏联援助的撤走）和没有使群众充分地政治化都是很重要的，将来的成功要取决于党内整风运动和对群众的政治教育，这些就是接下来的“四清”中的首要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1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在未来的政策上形成一致意见，不久之后发现经济危机比原来最悲观的预料还要糟，这就使事态更加恶化。政府面临比原来想象的更大的预算赤字和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此，邓提出生产是首要的，并强调“只要我们能很快恢复生产，不管怎样做都没有关系”。⒂他在1962年7月对共青团的一次讲话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⒃邓对团员的讲话不是偶然的，当时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他从40年代以来就是邓的部下，后来在80年代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⒄ 邓的讲话和动员群众的政治理论直接发生了对抗，而后者正是他从1943年2月在太行山区对党的干部的讲话一直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上的讲话中一直所持的观点。⒅他把动员群众的理论批评为极易导致过分热情和过左的行为。他引用来自工业和农业的例子，但省去了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最犀利的批评。他认为这两者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都来得太快，结果生产不能持续进行。他讨论了各种解决办法，包括对所有集体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但邓在当时似乎没有提倡像在安徽省试验那样把整个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的作法，那次试验就是70年代后期所引入的，当时他赞同的是小型的合作社。尽管当时把所有这些建议和主张用作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这些主张都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毛对中共领导班子面临的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与邓不同，他提高调子号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在中共1962年召开的夏季工作会议上宣布的，并立即被第十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接受——他发起了针对农村干部和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强调过去的革命性来把今后的发展重新调整到毛所指引的方向上去。毛以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会动员广大农民起来监督他们的党的地方干部，就像他所想象的1957年“双百运动”期间知识分子会纠正城市地区共产党的错误一样。他号召对过去不公正的做法和阶级斗争进行研究然后成立贫下中农联合会。然而这一运动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阻力不仅来自党内干部而且还来自农民。 1963年夏天，邓和彭真忙于从事另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批判。⒆中国西南部在50年代早期是邓的管辖区，当时他仍旧和那里保持频繁的联系，这次他们到那里是为了调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还要对新的发展进行试验，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在西南部的农民联合会组织得不好，他们建议运动要由城市派到农村来贯彻运动的工作队来领导，运动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党、政机关干部而不是农村中的最基层干部。结果运动的焦点从乡村移到了党、政机关所在的城镇，有效地把整风转变成了党内问题，而农民联合会则更没事可干了。“文化大革命”中这当然又被说成是故意违背毛的本意而搞的一次行动。 1963年到1964年期间，运动呈多方向发展。比如刘少奇把经济腐化而不是把政治上的修正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人提出一些新的建议并没有反对毛的意思。同时，象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成和内容时一样，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党内开始出现了更激进的意见。 1965年早些时候，毛泽东试图重新得到主动权来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现在的目标是修正主义的各种表现，这时，毛第一次提出了中共已经有出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可能性。但这段时期在他的心目中还没有认为某个特定的人有这个嫌疑，事实上，这个高层领导班子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意图，那么，似乎他指的更可能是那些偶然而不是故意地成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地方干部。在两年的时间里，修正主义代表着不祥的含义。到80年代，邓小平仍然承认毛当时确实是担心修正主义。⒇ 1962年后，毛的关心不只限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0年代期间，当地方党内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时，越来越多地强调在各种领域中政治化的必要性，其中包括文化和教育领域，文化和教育领域对毛泽东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他对在文化教育领域中这种政治化变革的重要性，几乎达到了着迷的程度，由此他才用“文化”这个字眼来命名“文化大革命”。以毛的观点来看，所有的文化和教育运动都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谁控制了这些领域也就控制了整个社会。 党内最高层领导人中毛寻找那些愿意帮助他使中国重新政治化的人，其中之一就有国防部长林彪。他首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发起了一项政治教育运动。然后毛于1963年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项“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政治入门读本是毛的著作——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邓的观点和邓以前的态度是一致的，他的反对是双重的，首先，正如他经常极力强调的那样，应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毛的个人财产；第二，他反对的是那些教条主义者：并非毛的一切话都是适应于一切的指南，更不等于是毛泽东思想。正像他在1980年指出的那样，即使是毛本人也曾违反过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21) 毛寻求帮助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妻子江青。她曾是一个演员，毛委任她整顿文化艺术界，从1963年开始直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成功地使中国文艺变了个样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使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革命化”和“现代化”了。正如毛所下的定义，文化是反映阶级斗争、为动员群众而服务的：英雄的工、农、兵要同万恶的地主、资本家和旧社会作斗争。特别是由她主要负责发起的八个革命芭蕾舞剧和革命京剧逐步主宰了1966年—1976年中国的表演艺术。随着她对中国文化的整顿，她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凭着自己的权力成为中共领导班子中的一员。(22)但邓对她明显地不服气，并公开地这样说过，如果事先他们之间还没有产生对立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并变成死敌。“文化大革命”前夕，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被迫去看这些新的现代革命京剧和芭蕾舞剧的演出。甚至在当时就有传说邓曾设法逃避，但最终没能逃得脱。他倒是去了，但在演出期间却睡着了，借此表明他的观点。(23) 毛和邓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仍然能够继续密切合作的一个领域是在中苏关系的处理上——事实上他们似乎在这个领域一直合作得非常好或至少可以说彼此十分满意。毛泽东似乎特别赞赏邓和苏共的谈判。(24)而邓也极力强调毛泽东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而且非常成功，特别是在80年代早期当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作用被重新评价的时候。(25)发起“大跃进”的决定所针对的，以及在6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基本背景就是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在50年代中期和之后，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寻求无疑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固有的民族主义，但这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尽管细节很不清楚，但邓小平似乎在中苏关系破裂的政治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事实上，早在从50年代初开始，在对苏联关系的处理上邓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作用似乎由于他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而又一次得到发挥，这可能与他曾在莫斯科受过政治组织的训练有关。但在那几年中许多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均坚持说毛只是赞赏他处理与苏联关系的那种方式。(26)当然他的坚定不移和对苏联有点敌对态度似乎是邓在进入80年代后期的政治特征，不过这可能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态度。(27)在1956年到1963年期间，他曾经多次出访莫斯科，甚至有时当他不是中国代表团的正式团长时也要就谈判的结果向中央作汇报，就像在1958年那样。(28) 60年代当苏共和中共的论战公开化时，邓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写作组的正式首脑——反修正主义写作组——正是这个组起草了中共就当时问题的辩论稿。(29) 中苏联盟总是有点不自然，往往是中美关系而促成的，而不是中共发自内心的愿望。从2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一直很艰涩：40年代初的整风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民族化。两党夺取政权的道路的截然不同，从而导致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在此冲突的影响下，广阔的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相互期望、发展与合作很快转变为积怨。开始双方的期望可能都不尽合理，中国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的程度令人咋舌。50年代的大部岁月几乎完全依靠苏联的帮助。由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60年代初这些援助突然撤走，从而使“大跃进”以后灾难性的经济状况愈发糟糕。苏联所付出的代价一度是很高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时期以及在东欧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时，苏联几乎承受不起这些负担，而中国则还希望苏联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将其核技术传给中国，如果发生地区冲突时还要提供军事援助。 中国共产党不愿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满足苏共的军事基地和合作的要求，即使这么做可能会危及中共自身的安全也在所不惜。如1958年中方曾要求苏联援助发展一支海军，当苏联建议共有这支海军的条件时，毛和邓的反应特别强烈。 1954年9月，赫鲁晓夫来北京进行50年代中期中共与 苏共领导人之间的许多谈判中的第一轮谈判。中方由周恩来负责，邓是五个谈判成员之一。在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包括苏联的最后撤军、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给予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事实证明，这是达成有效而持久协议的最后一次机会。 1956年2月，朱德率领的包括邓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作为苏共的里程碑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尽管毛后来对这件事的反应也是持相同的意见——抨击个人崇拜，但当时这件事对中共代表团来说还不是那么令人吃惊的，最糟糕的则是赫鲁晓夫接受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和平共处而影响了中国希望能够从苏联得到的援助数量。很明显，在代表团中仍然抱有一线希望——苏联将会提供给中国较多的援助，包括所要求的核技术。(30)当1957年邓陪同毛泽东参加苏联革命胜利第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时，这样的协议似乎已经达成，尽管这个诺言从未实现过。 然而，1958年中苏联盟开始遇到麻烦，后来再也没有恢复关系。中共在核能问题上的坚持与赫鲁晓夫的试图缓和，并推行他的全球政治战略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大跃进”的发起意味着对苏联自称在共产主义大道上遥遥领先的一次重大思想挑战。赫鲁晓夫和毛的个人关系日趋恶化，中国也加入到了反对莫斯科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活动中。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中共代表在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各种会议上攻击苏共，两党开始出版各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评论文章，1960年6月各国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在这次会上，彭真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此后，苏联援助完全从中国撤走了。以刘少奇为领导包括邓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调解世界共产主义内部不和的两次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和邓进行了一系列交流，这是胡志明亲自把他们俩撮合到一起的。如果不是胡志明从中进行调解的话，将不会以一致同意的公报作为结束。这样一来，妥协简直就是对于团结和再见面的一种含糊的许诺。 一直在避免的公开不和终于在1963年发生了。从1960年起，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北越共产党，一直想努力把中共和苏共带到谈判桌前。1963年7月，邓带领一个包括彭真在内的小型代表团去了莫斯科。这次中苏关系未得到任何改善，小型代表团被当作战胜修正主义而欢呼，于是中共领导人涌向机场来迎接邓从莫斯科归国。(31)从那以后，这个争端通过中苏之间一系列对抗性的公开信而公开化了。如前所述，邓是中国方面起草这些公开信的那组人中的负责人。 不清楚毛是什么时候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对中共领导班子进行这样大规模攻击的。1980—1981年期间中共正式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时，邓有一次说毛实际上从来没有打算对老干部进行这样残酷的打击。(32)有一种很容易被人接受的观点，认为毛一旦起用了一些关键人物，并赋予他们权力，于是就产生了新旧矛盾的冲突，从而推动了矛盾斗争的发展。在邓看来毛所起用的那些关键人物包括林彪、“四人帮”、康生及那些和他们有关的人物，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后果负责，并包括在1966年底之后他自己的命运。 人们根据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职前后的一贯表现，认为邓现在把他说成是始终忠于毛的支持者，也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总的来说无论邓可能对个人崇拜有什么保留意见，就他的政治观点来看，这些保留意见似乎都不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整个60年代，他不仅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关系。比如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说，干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导的那些东西。(33)这些年中邓小平的讲话几乎很难得到。但在那些就像1964年6月19日对共青团的讲话——“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促进中国青年革命化”——他都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政治学习的首位。(34) 在1966年间，当邓接受批判时，他做了自我批评，邓坚信和毛的关系，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其它活动。罗瑞卿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底毛坚持说应该解除他的职务，尽管邓不相信对罗的指控，但还是接受了毛的决定，并参加了那次对罗进行处分的会议。同样他不仅在1966年5月参加了毛主席的解除彭真职务的会议，而且和刘少奇一起继续领导新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即使在他本人作了自我批评之后的8月和10月，也继续参加了红卫兵接见。 显而易见，评估“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阴谋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是很难的。至少尽管搞阴谋的细节是很难找到的，但是由毛泽东培养起来的中共政治生活中的新生力量，似乎很快开始利用集权政治体制的各个不同部门，部署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设法贯彻他们自己的各项政策。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在来自决策机构外红卫兵的各种压力之下，政治生活变得杂乱无章。然而1965年的某一个时候，毛本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央的部分领导，特别是罗瑞卿在1965年底被免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还有刘少奇也需要被免去职务，这也似乎是可能的。(35)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中很早的公开受害者，他在60年代明显地被毛考虑为可能的接班人，在1965年分配给彭真的任务是把整风和政治化运动扩展到教育界，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当这个小组在1966年2月汇报工作的时候遭到了反对，导致了彭真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免职。和他一起被免职的还其他几位领导人，包括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 尽管毛当时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的部署进行的。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由刘少奇和邓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小组。邓再一次尽力减少损失，主要通过保证彭真的北京市市长职务的接替：任命的是李雪峰。李是邓以前的一个部下，然而，形势基本上还是无法控制的，主要是因为新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也包括像康生、江青和张春桥之类的人，他们此时正极力提倡实行动员群众的政治路线。 到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邓发现自己和刘少奇一起在党的会议上反复受到批判，而当他参加群众会议时，也时常不正式地受到红卫兵组织的批判。当被批斗时，他的反应像往常一样，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明自己的意图是好的。(37)在一次“文化大革命”小组会议上，据报导说他被陈伯达列为“错误路线的先锋”，尽管人们说毛曾经又给过邓和刘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38)然而到了10月，邓的处境更恶劣。他被迫交出一分正式的自我批评——详细叙述他一度是怎样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39) 即使在那种情况下，邓也明显地认为他的工作不过是暂时停止而已，他继续参加批斗会和红卫兵接见会，在12月初他还参加了林彪召集的讨论工业和交通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40)关于在1967年中及1967年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资料很少。1967年2月，其他未遭批判尤其是那些老的领导人，都明显地呼吁停止党内领导集团的内部斗争。然而，此举不仅未能奏效，反而导致批判“二月逆流”以及更多的高级领导人被免职。从邓对“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来看，他不仅把毛泽东的行为与林彪、江青、康生及其支持者们的行为区别开来，而且还特别指出：1967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件，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正义斗争。(41)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和所有被清除的共产党领导人一起被污蔑为“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管他没有被官方直接点名，而仅仅是间接地批判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墙上的大字报和红卫兵的出版物都详细地分析了他的罪状。根据这样的一些记录，可以知道，他当时不断地通过他在1933年所做的事来表明他是无辜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对邓的批判虽未经官方正式传达过，但却详细论述了邓对修正主义政策的拥护和他的个人行为。毛的主要不满之一是邓在“大跃进”后以各种方式来使毛退下来。这时，他也许忘了退居二线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刘和邓的建议。另外，据毛所说：在开会时，邓常常尽可能坐到远一些的地方，这样可以不必听主席在说什么——尽管邓的右耳极度失聪。 -------- ①洪云利：《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0—1969年〉》纽约，M·E·夏普出版公司，1990年。 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报导的对邓这样的批评在下列资料中可以找到：北京红卫兵1967年1月19日《战役》第3期，译自《批判邓小平的观点和实践的文献》，出自《中国共产主义分类文献选集》，国际关系学院、国立城池大学，中华民国P台北，1978年第249页。 ③《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自我批评》载于《中国法律与政府》第3卷第4章第287页。 ④中国的史料都对此进行了确认，包括1993年6月2日与李锐的谈话。 ⑤F·C·泰维斯：《毛与他的助手们》载于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8年第19N20期。 ⑥短语“NumberOne”和”NumberTwo”是典型的中国式英语，此处由于已成习惯用法，所以保留了其原状。更准确的英语应是‘first’and‘second’。 ⑦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页；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毛和邓》第324页。 ⑧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50年1月16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3页；《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7年8月18日，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党风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页。 ⑩问题的性质可参见刘绥年和吴群赣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概况（1949—1984年）》载于《北京周报》1986年第260页。 ⑾参见首都商校红卫兵的革命联络站《东方红》1967年2月18日、第20页。 ⑿肯尼恩·G·里波撒尔：《大跃进与延安领导层内部的分裂》载于雷德里克·麦克法考尔和约翰·金·费尔班克编的《中国历史》第14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部分：红色中国的诞生（1949—196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22页。 ⒀历史联系见D·J·塞林格：《重新组合后的经济改革：右倾思想从哪里来？》载于《亚洲评论》第21卷第9期第947页。 ⒁参加《畅观楼事件》载于《东方红》1967年4月20日。 ⒂1962年2月21日关于农村“个人责任制”的讲话，是由清华大学1967年3月8日出版的《井岗山》报导的。 ⒃《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93页。在汉语的原文中，猫实际上是黄的和黑的，但邓的“黑猫和白猫”已经形成当代传奇，似乎仍用这个习惯用语更合适一些。邓的1962年的两篇讲话中的这个用语的起源，参见钱听涛《邓小平关于“黄猫黑猫”比喻的出处及针对性》出自《中共党史通讯》第12期，1990年、第6页。 ⒄杨中美：《胡耀邦》第115页。 ⒅《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1943年2月20日，见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69页。 ⒆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⒇《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出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328页。 (21)《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出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3页和第285页。 (22)罗克逊·威特克：《江青同志》伦敦·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77年。 (23)邓对江青的反感，从他在毛后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可以看出来，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在下列书中均有记录：迪克·威尔逊：《毛——人民的皇帝》伦敦，哈特切恩森，1979年第379页。 (24)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第154页。 (25)《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页。 (26)比如对李先念和胡华的报导，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 第345页。 (27)参见1962年2月6日邓在中共七千人会议上的讲话未经认可的译文出自迈克尔·斯科恩赫斯：《编辑记录：比较邓小平在七千人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两种译本》第5页；《问题与研究》1978年7月第103页。 (28)《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1958年5月23日，载于《新华半月刊》第23期，1958年，第11页。 (29)M·斯科恩赫斯：《文化大革命的官方和非官方史》载于《亚洲研究专刊》第48卷，第3章，第564页。 (30)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第154—159页。 (31)廖义录《邓小平和苏共二十大》第106页。 (32)《北京周报》1963年7月27日。 (33)《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6页。 (34)迈克尔·斯科恩赫斯：《编辑记录：比较邓小平在七千人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两种译本》第6页。 (35)1964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当时出版的东西很少，资料几乎无法搞到。这可能反映了对出版的政治控制，或者仅反映了邓参与其他活动，降低他在政策问题上的公开形象。 (36)泰维斯：《毛与他的助手们》第33页。 (37)参见《在北京的红卫兵会议上的自我检查》1966年8月2日，载于《邓小平言论集》第72页。 (38)郝梦北和段浩然（音）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二卷）北京、解放出版社，1984年，第二卷第587页。 (39)关于邓在1966年10月23日的自我批评，有许多类似的译文，比较容易找到的译本见《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自我批评》载于《中国法律与政府》第3卷第4期第278页。 (40)翟泰丰、鲁平、张维庆《邓小平著作思想生平大事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12页。 (41)《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8页；《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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