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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1976年后邓所以改变过去由毛泽东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的那种糟糕的冒进体制，实际上也是从维护共产党的利益出发。他把这种改革作为医治中国病态和恢复中共民主传统的灵丹妙药。 对邓小平的评估可能是很困难的。主要是因为他所扮演主角的历史事件，在时间上离现在相距太近了。此外，中国的宣传媒体对邓的报导仍然还是那种中共集体领导的强有力的政治化身。这是沿用八十年代的那种报导方式。在改革时代，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是：邓一方面在努力消除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崇拜和强调集体领导；但是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邓的个人权威才产生了上述这些变化。所以1983年邓的文选（该文选包括邓1975—1982年的重要讲话）的出版被拿来作为1983年整风运动的指导性的学习材料，在这本书中，充分体现出邓是中共的监护人。在另外的一些书中和整个八十年代的新闻报导中，邓还被描述为热爱家庭生活的人和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这些不同的形象为本章对邓的初步评估提供了有益的框架。 显然，邓小平非常喜欢把他描绘成为一个热爱家庭生活的人。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刊载了大量的邓和他的孩子和孙子（女）在一起的照片，批评家也评论说，这样的描绘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大权在握的政治家们，热衷于抱着小孩或和家人们在一起照像，据认为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公众形象变得和蔼可亲，使人们看上去他们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缩短了与群众的距离。这甚至对邓小平来说也不例外。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邓肯定会为了树立一种形象而竭尽全力的。 邓象许多中国人一样，对他的家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这样认为完全合乎情理。不像许多革命家那样——例如毛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邓成功地把他那种深厚的家庭观念保持下来了。在1949年，离家29年之后，当他重返重庆时，他去看望了他姐姐、继母和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简短的休息之外，他一直都在设法照料他继母，在1967年中和之后，流放江西的日子里，他尽了最大努力把全家人再一次团聚到一起，即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在八十年代，邓不管什么时候到各省去视察，不管离北京有多远，他的身边总是要带上一个孙子（女）。有关邓个性方面的可信赖的资料很少，在他女儿写的传记中，邓被描述为一个说话简洁、心底善良的人，是一个喜欢饮食的人和足球爱好者，邓榕在这本传记中和其他书中，把邓小平描绘成一个不愿表露自己的人：“性格内向”和“沉默寡言……他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②毛也说了邓的一些优点：“邓是一个难得的人材。邓有思想，他不盲目地提问题。他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处理难题时很负责。”然而，毛还说邓有点固执，好与人顶撞。毛得出的结论是：“邓的思想是圆的但他的行动是方的。”③这些品质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个人品质，正是这些品质，包含了邓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的艰难经历。 似乎是邓的外表不会使人感到害怕。这与其说是他的身高在起作用——邓只有五英尺多高——还不如说是他的脸起的作用。邓从三四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照的像片显示出一个可爱而又坦率的表情。邓确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从在大西南打仗的那些日子开始，邓就成了积极的高水准的桥牌手——胡耀邦和万里是他交手的老牌友。但是，很明显他从不为金钱打牌，因为他宁愿在输了的时候钻桌子。另外在邓的性格中还有刚正不阿的一面。这一点在六十年代初还有在1973年到1978年之间的党内政治斗争中，他所表现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见证。用毛的话来说，邓是“棉里藏针”。④总之，不像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一样，他与同事们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工作上是很融洽的。例外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令人特别反感的激进分子。陈伯达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抱怨说“和邓小平在一起讨论问题比把梯子靠在天上还难。”⑤反过来，邓小平似乎也从不掩盖他对江青或林彪的憎恶。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邓把遵循党内民主准则的意愿扩大到他本来应该憎恶的那些人身上。华国锋取代了他，在1976年成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班人，然而1978年后当邓重新掌权时，他愿意向华伸出友谊的手。1933年邓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监禁，可能还受到了拷打。甚至当时邓的妻子金维映和他离了婚，嫁给了李维汉。然而在后来邓不仅能和李维汉在一起和睦地工作，而且李和金的儿子还受到了邓的保护，成了政治局委员。 同时，邓也不会忘记他的老朋友和同事，甚至那些老朋友也是一样。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在当时的中央反对毛泽东的过程中受到迫害，他和邓一起在1933年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在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时，他被留下来，不久被捕，1934年遭到国民党的杀害。像毛的大多数家庭成员一样，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广大公众才知道了毛泽覃，1986年邓去了江西，建立了毛泽覃烈士纪念碑，并亲自为纪念碑题写碑名。⑥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中共确立了邓小平军事家的地位，确认邓为军事家并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也不是因为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担任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在1938—1952年期间长期的军事生涯。在那时，邓一开始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委，后来，在抗日战争之后和解放战争中，又担任了晋冀鲁豫军区政委，后来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委。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电视剧、图书和电影中，特别描述了第二野战军1947年南下大别山区和1948—1949年的淮海战役的历史。⑦ 可能由于邓和中共领导层重新改组人民解放军和使其领导干部年轻化的举措，使邓在八十年代中期作为军事家，得到了大家的公认。邓在领导层中要比别人能更好地解决军队的问题。如有必要的话，他还是解决中共和人民解放军之间可能出现裂痕的最佳人选，邓不像在1929年去广西和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期间他所接触过的许多同事那样，他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例如，和他曾在广西一起工作过的张云逸、刘伯承；还有在淮海战役中指挥第三野战军的陈毅，他们都是职业军人而不是党的干部。然而，邓通过他的组织才干和政治谋略，最终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承认。 特别是1989年后半年公布了邓为军事家，这样做也许还有出于当时政治原因的因素。中共的这个决定表明了党与军队本质上是统一的，党和军队的这种统一关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就一直存在着。 邓小平作为军事家，对他任何的军事背景或技能的描述，乍一看来似乎有点奇特。在太行区和刘伯承共事之前，他的军事经验是很有限的，并且也不太成功。在广西作为政治组织者，他最初没有参与军事事务，1929年和1930年百色和龙州的起义一开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当起义遇到来自国民党的进攻和法国人的抵抗时，邓和他的部队便撤走了。红七军最终被迫撤到了广西，在撤退途中红七军的指挥官们被打散了，人员损失极其惨重。在长征途中，邓的角色似乎完全是一个政工干部。 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军事的原因，邓小平在1938年初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政委。一二九师是在长征途中和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一个人所指挥的部队的基础上组建的。毛选择了邓是颇为得意的，首先是因为毛信任邓——由于邓在江西苏区的表现——其次，毛了解邓年轻能干足以胜任这项工作。 然而，在抗日战争中，邓的政治和组织才能变成了军事技巧，他在解放军中很快赢得了优秀指挥员和领导人的名声。 1937年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时（当时邓还没有去一二九师），只有6000人；但到了1940年，一二九师的人数已发展到了20万人。邓在军队中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变成了第二野战军。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军队依靠社会改革、民族主义或两者都有的口号，充分地发动起了农民。这些口号，无疑组成了邓的战略的一部分。邓所招募的新兵，大部分都不是那些有土地的农民，而是那些没有土地的苦力和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战争难民（来自城市或农村的劳工）。有坚强性格、有正义感和作风坚决果断的邓小平，对这些人表现出了同志般的关怀，并为他们贫困潦倒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四十年代，刘、邓领导的军队——开始是一二九师然后是第二野战军——在中共内获得了一个与其他共产党的部队完全不同的名声。刘、邓的军队主要由于他俩之间的良好关系，因此一直是一支最团结的军队，这种上下一致的团结，正是刘、邓军队的力量所在。 邓在创建他和刘领导的军队的过程中，他所发挥的作用，使他在军队中获得了与刘同等的地位。在1947年，他们俩一起率领部队步行南下到大别山区，人们普遍认为这本来是一次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军事行动，他们没有保住他们的阵地，因为他们一直向前走，并且他们的前进几乎完全是靠突袭进行的。然而他们却为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原战场。邓小平在内战中，参与淮海战役的领导工作，这基本上是真实的。党中央授予淮海战役前线委员会行动的自主权，所有的命令，必须通过邓的批准才能生效，邓是毛所任命的前线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邓在1938年后，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角色，对他1949年后的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处于党的军职干部和文职干部之间的邓小平，很快成了军事指挥员中的政工干部中的军事指挥员。高岗事件使他实实在在地扮演了这种角色。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仍然是他继续扮演的一个角色。 当然，大部分党的文职干部在1949年前的那些年代中一直属于军队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邓对军队工作的参与当时和后来一直都超越了这一标准。他在解放军中建立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当他在政治上陷入麻烦时他在军队中的良好群众基础不止一次地给他提供了帮助。他在军队中之所以能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军队生活，并且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与新结识的军队领导干部相处的很好。同时，也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对原来一二九师、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部下，给他们在解放军中获得了重要职位。这一点，在五十年代中期军衔的分配工作中他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很重要的。此外，邓与他在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老部下继续维持的关系，决不仅限于军队事务，这种关系逐渐在军队以外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西恩·派伊在讨论邓的政治风格过程中，着重探讨了邓政治行为中的传统因素。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邓由于长期受军队生活的熏陶，那么军队的文化很可能对邓后来的执政的方式带来了影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邓服从上级、领导下级。当他成为“最高领导人”时，他也期望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不管是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 邓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别是与他的前几任领导相比，证明他还是成功的，即使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点夸大。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邓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领导人都做的贡献大。他出访过美国、日本、法国、东亚及东南亚。通过各种方式——文化的和个人的，还有政治的和经济的，都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巧妙地利用国际传播媒体，进一步宣传了中国的这一目的。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邓小平在1976年之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保护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价值的缩影。当然确切地说，这是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肯定那也是毛明白他自己如何扮演这个角色，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像毛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相当令人费解；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稳定的。邓对待党的价值、结构和使命与毛有明显的不同，至少邓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是如此的，这一点也许能够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看到。 八十年代中，邓对中共在中国社会作用的解释似乎完全与四十年代之后的解释是一致的，他比毛更强调了组织结构和政治的重要性，还有经济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毛的观点中，把动员群众看成是中国发展的动力，而邓认为，中国的未来更应该依靠专家，他经常批判由政治动员所产生的那种“左倾冒进行为”。邓的看法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现代化，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动员她的人民和开发物质资源。有趣的是，邓的观点认为青年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但是在1992年他表达了对新加坡“社会秩序”的赞赏，并认为他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相比一点也不差。⑨ 邓认为党对权力垄断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向中共发动进攻，而且还要动摇中共的权力，当邓一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的之后，便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正如邓小平在1958年7月共青团的一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党的领导。只要你们坚定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不管你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你们将基本上是正确的”。⑩这可能是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经常讲的一句话。 邓小平认为中共对全社会的领导责无旁贷。为了发挥这种领导作用，中共必须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组织。党与政府之间职能的混淆就如同党对自己的组织纪律不严明一样，同样也会削弱党的领导能力。邓认为，中共的力量是在于她的团结和与人民大众良好的关系，而这两者都是依赖党的教育和坚持党的准则。在任何一个决定做出之前，党内应该有讨论和争论，但是，一旦决定做出了，那么为了确保对全社会实施党的领导，每一个党员应该在党的集体领导下达成高度的一致。 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党内的教育——这是指的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个人的思想，是从1949年之前开始的党的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有助于确保党内思想的一致和目的的统一。然而，邓又明确地、一贯地提出，为了确保党对社会的领导，体现出物质上的优越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共领导下的那些地区保护和发展了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在1949年之后又成了现代化的经济，正像邓在1987年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谈话时所说的，也许是他在五十年代期间经常讲的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⑾ 由于邓强调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发展教育事业而进行机构改革，邓有时被国外描述为中国唯一的经济现代化的制定者。尽管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明显不对的地方，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正像上文引用的邓在1987年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邓所寻求的是社会主义。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中共起主导的作用。邓在1992年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对比时，他把社会主义描述为“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⑿在邓的总体思想中，经济现代化是一件主要关心的事情，但党的领导原则是更加重要的。与毛泽东观点和工作风格的明显差异产生了毛和邓的关系问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个问题对邓的政治生涯来说，明显地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前，邓有三十多年一直作为毛的助手，毛也深信邓对他个人的忠诚。“文化大革命”后，甚至在毛还在世时，即使他俩的关系实际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他俩早期的那种关系对于党中央其他许多的领导人来说仍然是革命成功的一个明显标志。邓到了九十年代仍然还保持着对毛的忠诚。正像邓在1980年告诉奥埃娜·法拉奇那样：“……我们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⒀正像他在1989年5月所表示的那样，他仍然为在党内曾是一个“毛派”成员感到自豪。⒁毛和邓的政治关系可追溯到1933年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当时邓实质上是在党内冲突中替毛受了过。从那以后，毛对邓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别人无法察觉到的信任。在1938年邓被派往太行区。在1942年—1943年延安进行的旨在消除苏共影响和确立毛的领导的全党整风运动中，邓是所有在外的中央领导人唯一没有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的人。邓在毛的支持下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一直到1966年底前，尽管邓和毛之间在政策问题上有许多分歧，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任何的派系斗争，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官方的宣传机构也没有对邓小平公开点名批判。 邓不仅与毛泽东的而且还有周恩来的，实际上是所有的他与党内的同事们所建立的关系，很明显是他的政治评传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关系之外，这本评传还突出了抗日战争期间邓在太行区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所起的重要作用。邓对政治变革的认识在太行区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邓在太行区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后来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权力群体。 邓在太行区经验的许多原动力，来自以延安为中心的“模范”边区，不是来自华北其他边区的，特别是来自晋察冀边区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对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区临时和战时的状况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邓在1949年后制定的所有具体的政策起源于太行区。然而，太行区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问题不同于在延安遇到的那些问题，因此有时就需要某些不同的解决办法。太行区地大物博，而且又更直接地受战争的影响，但是在经济上却得到了较大发展。为回答抗日战争时期的形势把邓小平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少数派的权力、对党政分离及对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最广泛的民众支持的关心做了具体的阐述。 肯定，太行区对邓和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他对发展一二九师所做的贡献产生的影响也已经得到了研究，在他与军队领导人的关系方面，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时期驻在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可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至少使得他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期间领导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结下了密切的关系。 除了军队事务外，邓的那些来自以太行区的老同事老部下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和全党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些人在共产党领导层内为邓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无与伦比的。 最后一个形象把邓小平描述为在发起中国的改革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共领导人。把他描述为改革家的形象完全是正确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肯定是邓小平领导了对各项政策和作法的抵制。还可以肯定1976年他再次被清理出中共领导层时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确保了他后来成了最受欢迎的领导经济现代化运动和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在1978年和其后执行的各项政策，是由集体领导所制定的，这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了，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总体思想首先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作为设法恢复“大跃进”的灾难之后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提出了这些思想。在七十年代末和“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又重新恢复了早在二十年前曾参与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那些人们的工作。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他们这些人集体的胜利，而且也是邓本人的胜利。 从历史的角度对改革时代各项政策和实践的起因进行研究，会对邓作为一个改革者的角色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在三中全会上所发起的改革的实质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初就已经确立了的中国的传统。邓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在他1956年在八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看到，这些讲话主要是对党在四十年代的经验进行解释和总结。邓强调依靠坚持党的民主、依靠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政治制度，以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的。 八十年代，邓所致力的改革大部分是在外交领域。考虑到中国自我封闭了数年之后，所表现出的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姿态，这似乎标志着中国将要与过去进行更彻底的决裂。 邓实质上的目的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的他们认为是中共传统的那些东西，正如邓在1980年1月（在对党员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的那样，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和恢复他所认为的那些更为通常的作法来恢复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邓对毛泽东思想（1981年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就是他长期以来拥护的三个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他反复回顾了四十年代，并以四十年代党的成功经验，联系当前的现实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从邓对1956年八大历史功绩的再次肯定，和强调八大路线的正确来判断，他在中共的传统中寻求改革的正统性。八十年代期间，八大被说成是一次模范的代表大会，并且重新出版了精装和平装的八大文献，邓和其他领导人认为八大坚持了党的传统，特别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当然，八大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在八十年代所解释的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矛盾，完全是一致的。但是，有点使人感到不解的是，当时正是邓正式向八大提出了修改党的章程，这次党的章程的修改，删掉了涉及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邓以这样的方式寻找传统，突出暴露了他在社会与政治改革中的主要矛盾。邓的传统主义使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寻找中共的黄金时代——可能是1956年，也可能是四十年——以此来证明现代中共政治的正确。然而，那种黄金时代未必长期存在过，或许仅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存在过，如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由这样的历史或传统形成观念，面对如此剧变和不同的环境时，其本质就决定了它是不会有太大的灵活性。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由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与政治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的是适应而不是邓的那种原则性的反应。鉴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邓要么将作为最成功的经济现代化的制定者，要么将作为不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①在此需要做一个解释。汉语中，“同志”这个称呼往往用于人名的全称或只用于名。比如：“邓小平同志”或“小平同志”这里故意使用了“邓同志”是为了产生一种含义相同的英语的对应效果。 ②邓榕：《我的父亲在江西的日子里》，第18页。 ③这个报道来自唐朱戈（南斯拉夫新闻社）1977年7月23日。 ④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第328页。 ⑤引自爱德加·罗斯：《毛的道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262页。 ⑥《江西：毛泽覃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新华社（汉语），1986年4月27日；英文见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国际广播摘要》1986年5月2日。 ⑦参见：云平、王超柱和刘行（音）：《决定性的淮海战役》载自《解放军文艺》第5期，1988年，第78页。 ⑧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412页。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四部分，第378—379页。 ⑩参见人民大学三忠于揪刘邓战斗队（第一分队），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北京，1967年4月。 ⑾《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3页；《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英文版），第178页。 ⑿《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二部分，第373页。 ⒀《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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