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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孙犁十三岁，由父亲护送，从安国乘骡车来到保定，进行升学考试。因为家庭经济方面的原故，初考不用交学费的第二师范，未能录取，不得已改考育德中学，录取了。从此，开始了六年黄卷青灯的学习生活。 育德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不只在保定，在华北也是一所名牌中学。该校的学生，每人一年要交三十六元学费（书费在外），而当时三十斤一斗的小麦，也不过一元多钱。这就是说，一年下来，孙犁的家庭需要花费近千斤小麦，才仅够他交付学费之用。难怪孙犁说：“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①除去休学一年，孙犁在六年中共花去了多少银元，读者不难算出来。这对孙犁的家庭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当这个数目落在孙犁身上的时候，这个少年人感觉到的，可能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是家庭的爱抚和期望……不管怎么说，他是登上骡车，向新的一站启程了，——从骑驴到坐骡车，连交通工具都前进了一步。 从安平到保定，有一百八十华里，他若从安国动身，那就只有一百二十里。这样短的距离，如果坐火车，霎时可到，不会有很多故事；坐在骡车上，故事可就多了。 去保定上学的学生，总是两、三个人约好，合雇一辆单套骡车。车夫一般很守信用，决不会误了行程，前一天定好车，刚过半夜，他们就来打门、抱行李了。在路上，只要你高兴，他就讲故事，他们的故事总是讲不完的；如果你想睡觉，他便停止，也就地抱着鞭子睡起来。这种旅行，深夜也不担心迷路，因为学生们开学，路上的车已经连成长龙，牲口又是熟路，前边停，它也停，前边走，它也走。这样一直走到距离保定约有四十来里的唐河渡口，天就大亮了。唐河是大清河的支流，源出山西省境内的恒山，东流注入白洋淀，长六百六十四华里。在骡车经过的渡口上，有一座草桥，春冬枯水时节，车可以从这里过去，管桥的人一边和车夫开着玩笑，一边从学生身上刮过路钱。中午，在温仁或是南大冉打尖，这里距保定已经很近了，这一百多里的旅途生活，也进入高潮，从作家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像《东京梦华录》记叙的那类风俗描写。虽然后者所叙，为宋代汴京风貌，毕竟那是八、九百年以前北宋年间的城市样子，而出现在孙犁记忆中的，则是本世纪20年代的村镇风光了：……一进街口，便有望不到头的各式各样的笊篱，挂在大街两旁的店门口。店伙们站在门口，喊叫着，招呼着，甚至拦截着，请车辆到他的店中去。 但是，这不会酿成很大的混乱，也不会因为争夺生意，互相吵闹起来。因为店伙们和车夫们都心中有数，谁见哪家的主顾，这是一生一世，也不会轻易忘情和发生变异的。 一进要停车打尖的村口，车夫们便都神气起来。 那种神气是没法形容的，只有用他们的行话，才能说明万一。这就是那句社会上公认的成语：“车喝儿进店，给个知县也不干！” 确实如此，车夫把车喝住，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径到柜房洗脸，喝茶，吃饭去了。一切由店伙代劳。酒饭钱，牲口草料钱，自然是从乘客的饭钱中代付了。 牲口、人吃饱了，喝足了，连知县都不想干的车夫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蜂拥着从柜房出来，催客人上路。其实，客人们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这时，人欢马腾，一辆辆车赶得要飞起来，车夫坐在车上，笑嘻嘻地回头对客人说：“先生，着什么急？这是去上学，又不是回家，有媳妇等着你！” “你该着急呀，”一些年岁大的客人说，“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 “那误不了，上灯以前赶到就行！”车夫笑着说。① 保定到了。自清代咸华、同治以后，保定就是一方重镇，总督所在；同时，文人也多。清代文学家吴汝纶曾在这里多年主持莲池书院，门人很多。因这时正值清末，海禁大开，也聘请了一些英文、日文教师在莲池执教，使维新、启蒙之风，盛极一时。此外，保定地方在历史上还是进入北京的要地。15世纪中叶，即明英宗时，蒙古部族首领也先进攻北京，就是取道紫荆关，经此北上。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军的一部，也由刘宗敏等率领，自固关取道保定，进逼北京。建立民国后，保定又曾成为河北省的省会。 在孙犁进入这个城市求学以后，发现它的市容并不景气。满城的街道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显得非常荒凉、破旧和萧条。似乎没有人想到去建设它，也没有人注意它的市政机关设在哪里，甚至于也看不到一个清扫工。 育德中学地处西郊，有一条坎坷的土马路歪歪斜斜地通向西门。秋冬风沙大，接近城门时，又冷又烈的风从门洞里直扫过来，人们只好侧身或倒行而过。在转身的一刹那，还会遭到第二个“冷”的打击：映入他们眼帘的，常常是挂在城门墙上前一个小木笼，里边装着在那个年代视为平常的，尘封的，血肉模糊的示众人头。 尽管城市荒凉，缺少很多东西，但有一件东西是不缺的，那就是军队。特别是在西关火车站，不断有杂牌军队驻防。学生们星期天进城，在西门外护城河石桥旁边的一家澡堂里，常常看到挤满了军人。马路上三五成群的士兵随处可见，他们一般不带枪枝，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悬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①从各方面看，保定虽则破败萧索，却是一个军人的世界。也许这正是这座古城两个不可分割的时代特点。有时候，如果演出什么重要的场面，那也多半和兵联系着。例如，像当时的张学良这样的重要人物来了，那就得临时戒严：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壁肃立的持枪士兵。 当时保定最主要的街道是西大街，除去星期天，这里也很少行人，两旁的店铺，或关或掩，不见有什么生意。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寥寥无几。这个市场，高低不平，又很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伙，呆立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着了。面对着这样一幅残败景象，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的叮当声，以及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的哗哗流水声，反而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之感。对于这样一座城市，孙犁称它“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琨花园，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② 但是，正是这座城市，是那时“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①它主要靠几所学校维持着。孙犁所在的育德中学，非常重视教育质量，它不惜重金，礼聘名师执教。我国创办最早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那时每年录取的新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育德。同时，它不惜工本，培养运动员，一度像舞台上的梅兰芳那样显赫的篮球场上的明星王玉增，就来自育德。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它包办。此外，在它培养的学生中，还出了一些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一代名人的人。不过，在孙犁进校的时候，勤工俭学一事已经名存实亡，学校里虽然附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但都没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到厂里劳动了。 孙犁的学历，和时代的节拍非常吻合：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进入小学；在他升入中学的时候，则正赶上举行北伐革命。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有南方兴起，以度卷之势，扫荡着半个中国，使他正在求学的这个北方城市也受着深深的震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它播下的种子却在继续发芽、成长。孙犁1926年入校，开始了四年的初中学习生活；1931年升入高中普通科第一部（类似文科），于两年后毕业。在前后六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反映着革命迂回进退的那些时代的激流和潜流，是如何改变着他的学习环境，影响着他的选择和思考。 当革命暂时受挫时，有大批的革命出版物，涌现在这个表面上沉默的城市。孙犁刚入学时，年龄还小，因为想家，第二年从寒假起，还休学一年，于1928年寒假后复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像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开始了“朦胧的觉醒”①。时至晚年，在谈到那一次休学时，还表示惋惜：“这一年，革命军北伐，影响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见，是大损失。”不但如此，他还记下了这次革命对农村的影响：“父亲寄家《三民主义》一册，咸与维新之意。”②可见，那次失败了的革命，无论对孙犁还是对孙犁的家庭，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1928年孙犁回到学校，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礼堂内挂上了“总理遗嘱”等标语。孙犁终于比这些表面文章走得更远，渐渐地，他去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和新兴的文学作品了。那时，这类书很多，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还摆在街头出卖，价格也便宜。在一个时期里，孙犁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并用蝇头小楷，在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此外，还读了那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和日本学者所著的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由于这些著作的引导，他进一步读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他觉得，“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①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文学概论》和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等。我们知道，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主要发生于1928年，那时孙犁刚刚复学，才十五岁。在时代浪潮的催动下，他（还有他的同代人）显得早熟了。至于“文艺自由论辩”，则发生于1932至1983年间，是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左翼作家和胡秋原（自称“自由人”）、苏汶（自称“第三种人”）的论战，那时，孙犁已经升入高中。前后两场论战相距四、五年之久，孙犁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而他对这些论战的关注（当时还有其它一些文艺论战，想必他也注意到了）是一贯的。他曾经说过，在当时读了那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除去这些论战文章，他还读了中国和外国人写的一些唯物史观艺术论著。他读得较早的有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政策》等，直到晚年，他在写给别人的信里提到这些书时，还认为“很有价值”②。此外，给他留下了较深印象的，是厨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以及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在这些作者中，前三人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和作家，后者是一位苏联文学史家，他的这本《伟大的十年间文学》，论述了十月革命前后至1927年间苏联文学发展的概况，初由沈端先（夏衍）译出，1930年9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孙犁认为他的论述很明快，因此读起来很有兴趣。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在北方一个显得那样衰颓的小城里读到它，说明这类革命书籍的传播的确是很快的。 孙犁家里虽然不算富裕，他还是尽量购买和阅读这类书籍。那时，在保定“有一家偷印别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厂。印刷厂的主持人，后来听说前人家控告下狱。他翻版的书，数量很大，传播到了北方的各个城镇，甚至乡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① 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常常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诱人，封面也用红色，显得非常革命，里面也常引用马列主义的字句，而实际是反马列主义的。但这毕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青年人还是从比较中增长了鉴别力。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孙犁也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著作，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冯文炳）的小说、散文，还有一些英、法小说和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英文方面，他读过《林肯传》、《泰西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说选》、《莎氏乐府本事》。不过，这些主要是做为正课来学习的，在高中时，他开始攻读英语，曾获得“佳评”。 遵循着他在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后来他就专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小说了。 他是在一些左翼理论著作的提示下去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的。他最初读的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淫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还告诉一些青年作家：要多读一些合乎自己的艺术气质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原来这也是他的起点，他从中学时代就积累起这方面的经验了。 他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聂维洛夫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写农村故事，孙犁对他的短篇《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艺学习》这本书里，用很长的篇幅向读者做过介绍：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玛利亚一直受丈夫摆布，连丈夫捏她拧她，她也只是用微笑回答。布尔什维克来了，她开始觉醒，后来被选进了村苏维埃，丈夫要求离婚，她一摆手就答应了。哥萨克兵进入村子，玛利亚转移到外村工作，传说有人在别的村子里看到过她，又说也许不是她，因为革命后这样的女人已经很多了。“情节、对话、叙述、描写、结尾，全是讲故事的样子，一切单纯、一切统一。”“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①在这里，读者又一次看到，成为他后来的创作风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学时代的阅读兴趣里就已经体现和孕育着了。 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自从1930年1月起，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后来他买到一本翻印本，还想得到一本1931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的原版印本，但未能如愿。这在手头不算宽裕、而历来又持身俭朴的他，只有用求知若渴来解释了。文化史和文字语言学方面的书，他也读了不少，如：《中国文化史》（杨东莼）、《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白话文学史》（胡适）、《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词诠》（杨树达）、《名学纲要》（穆勒），以及日本汉学家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等等。这些书，都出于一代名家之手，差不多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以此而论，做为中学生的孙犁，确实做到“取法乎上”了。 他那时读书的视野也相当宽广，连吴稚晖、梁漱溟谈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也没有忽略。不仅如此，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如《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他也读过。他还读过一本演述人类发展史的科学童话，书名叫《两条腿》，丹麦作家爱华尔特（C．Ewald）著，李小峰译，鲁迅校阅，北新书局做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于1925年出版。一般地说，这些书对于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也是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的。 至于古代散文和古代文学、哲学方面的书，他这时自然也是读的，何况，这在那时的中学国文课中，也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像《四书集注》，庄子、孟子、墨子选本，楚辞，宋词选本等等，都是那时国文课的常用教材。不过，当时他对那些先秦诸子的文选或节录，倒没有发生多少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词，如《南唐二主词》、李清照《漱玉词》、《苏辛词》等等。这些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做为“学生国学丛书”印的选注本。 他之所以喜欢词，和读小说时接触的诗词歌赋有关，如《红楼梦》里的葬花词，芙蓉诔，《水浒》里鲁智深唱的寄生草等等，都使他一度为之倾倒，以为是人间天上的绝妙好文章，乃至背诵抄录，爱不释手。接着，他又读了《西厢记》和近人著的浅近文言小说，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当时，他被这类凄冷缠绵的文字吸引住了。对于这一现象，他做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浪漫主义的解释：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①应该说明，他喜欢读这些“绝妙好词”和“红袖罗衫”的文字，主要是在初中时期；初中毕业以后，他就被上述那些社会科学著作和新的文学作品完全吸引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杂志也成了他广泛涉猎的对象。所读报纸，主要是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的《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他主要是读副刊。当时《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多登杂文，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等都在上面发表过许多文章。尤其是鲁迅用各种署名发表的杂文，很引读者注目。孙犁因为读得多了，竟能认得出哪些是鲁迅的化名文章。《大公报》的副刊是《文艺》，沈从文等主编，多登创作，经常写稿的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冰心、老舍、沈从文等。这个副刊，也是他很喜欢读的。 他读的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文艺性刊物，也有《东方杂志》、《新中华》、《读书杂志》、《中学生》等综合性杂志。当时《读书杂志》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引起了他的关注和兴趣。此外，他也读《申报月刊》和《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 以上便是孙犁在中学时期的读书状况。人们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后，我国出版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书刊潮水般涌向全国大小城市（甚至还有乡镇），选择着那些头脑敏感的青年。就孙犁来说，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的课外读书活动，惟其如此，也就更可以看出他的选择性，——在时代的作用下，书和读者从来都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因此，孙犁这样总结着他在育德中学时的读书生活：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①这样，很快就把他先前爱好的那些南唐词、《西厢记》“冲扫得干干净净”。虽是“生吞活剥”，他也觉得还是那些社会科学著作，能够给他解决一些当前现实中令他苦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啃”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大著作——如《费尔巴哈论》等时，要用蝇头小楷，记下一本又一本的笔记了，而这时，他还只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高中学生。 育德中学有一个铅印刊物，名称就叫《育德月刊》，它的文艺栏经常刊登学生的习作。孙犁的作品变成铅字，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关于这层文字因缘，还得提起他当时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 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有袖珍月历那样大，这证明他是“五四”以后的新派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 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规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①他在那上面究竟登了些什么呢？据他在1980年秋天答《文艺报》记者问时说：“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育德月刊》上，时间大概是1929年。那确实是一篇小说，因为这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他对文体要求很严，记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内容记得是写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女戏子的小说，也是写她的不幸的。”② 这些作品多已散佚，读者不容易看到了。令人高兴的是，前几年居然由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青年教师傅桂禄，从茫茫书海中找到了两篇。为使读者一饱眼福，略做介绍如下： 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孝吗？》，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育德月刊》二卷五期。它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朝鲜青年秋影，要领导一次群众示威，但是恰逢慈母病卧不起，危在旦夕。面对家、国矛盾，秋影未免临事踯躅，举棋不定。正在这时，这位深晓大义的母亲，却忍受病痛，勉励爱子以全国同胞的生死为重，去领导这次示威，否则，那就真正陷于“不孝”了。秋影闻此，自然痛苦非常。不料老人一语才罢，竟自含笑而逝，秋影也满怀激愤，“拿起手枪，走到战场”。另一篇的题目是《弃儿》，载同卷《育德月刊》九、十两期。它写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某村外的一个苇坑内聚集着一大群男女，正在看一个被抛弃的冻僵了的私生子，同时发着各式议论。有位举人老爷，态度尤其激昂，他正同几个老先生大骂“人心不古”，慨叹“做此事者，既有伤礼教，且败本乡之乡风！”忽然，他家的女仆跑来报告：大少奶奶死了！正在骂得起劲的举人，闻讯色变，立刻气急败坏地回家去了。原来这个弃儿，正是这位寡居多年，而且挂了贞节匾的大少奶奶生下的。十七岁的少年作者，在故事的末尾以这个“可爱的小脸上，露出悲苦的气色”的弃儿的名义，向旧社会、旧道德发出了控诉：“他知道了人类是残酷的，是被旧道德之魔，吃去了仁慈的本性的。他望着天，好像说：‘上帝！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种子，被残酷的人类踏死了。’” 这两篇小说，是孙犁的“少作”。他写这些“少作”时的年龄，比鲁迅写《斯巴达之魂》等“少作”时的年龄更小。鲁迅把自己的包括他“五四”前夕写的那些新诗在内的作品，都称为“少作”，说它们是“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①孙犁这两篇“少作”，恰恰也表现了他“婴年的天真”：前者借助朝鲜故事表现青年人的革命思想，显得很是单纯可爱；后者在揭示礼教“吃人”这一新文学的战斗性主题时，发出了一个少年赤子的人道主义的呐喊。这两点，都有助于读者了解孙犁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最初萌芽及其特色。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另外一位国文老师。这位老师看来和谢采江先生正好相反，是个旧派人物。他叫孙念希，是清朝的举人，在衙门里当过多年幕客，据说写的公文很有点名堂。他给学生的讲义，不少是油印的呈文、电稿，也有少数他作的诗词。他还让学生各买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四册一布套，粉连纸，读起来倒也醒目、方便。但他上国文课时，很少讲解，主要是领读，一边念，一边说：“点！”念过几句，又说“圈！”学生拿着毛笔，跟着他的嘴忙个不停，等到圈、点完了，这一篇就算完事。他还要学生背书，期终考试，总是默写。这做法很令学生厌恶，孙犁曾有两次拒考，因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数平均，他是满可以及格的。不过这样一来，给这位老先生留下了不良印象，后来孙犁在北平流浪，曾请他谋职，他还悻悻于往事，好像这位学生失业，是因为没有默写古文的缘故。 其实，中学时代的孙犁，数理成绩虽不见佳，在文科，尤其是国文方面，却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优异的才能。但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在这个聪明的学生身上只产生了如下效果：背诵了好久，对于一部《韩非子》，除去一些篇名，就只记得两句话，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至于为什么只记得这样两句，他自己也觉得是个谜，“说也奇怪，这两句记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记了五十年”： 老师的公文作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他从《韩非子》得到了什么启示。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做教材，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 老师叫我们圈点完了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些时间，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把绸子长衫往后面一搂，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动摇。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哄笑，那时师道尊严，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感到悲凉，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①是的，当时整个国家民族正处在危难时刻，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连续发生，像两颗炸弹，在年轻人的心灵上掀起轩然大波，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学生们面前，要求他们作出解答。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读书日程表，甚至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育德中学的南边是河北大学，河北大学的东边，隔一条马路，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①。这里说的，就是当时震动了华北的保定二师学潮。对于这次学潮，梁斌的《红旗谱》作了很真实的艺术描写。下面是孙犁的回忆：那年，第二师范的同学们起来革命，发动护校斗争，反动军警包围了这所学校，同学们威武不屈。 这是当时为广大学生界关心的现实斗争。那时上海左联办的《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福地》的小说，描写二师的同学坚持护校，把校园的草都掘着吃了，河北大学的同学们，买好大饼，用掷铁饼的劲头，隔着围墙、马路，抛到第二师范的院里。时隔几十年，我对这篇作品的印象还非常清楚……② 自然是现实的刺激使他对这篇小说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那样的环境里，尽管他在课堂上诵读着《韩非子》（说实在的，他对这部书还是喜欢的），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古文写文章，在课下，他可是去读《子夜》，并用晓畅的白话文去写论战的文章了。 他先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子夜》。按照他的说法，“20年代和30年代的交接期，是革命思想大传播的时代，茅盾同志创作《子夜》，也是在这种潮流下，想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力图以这部小说来推动这个伟大的潮流。”①作为中学生的他，也是从这个想法出发，去写论战文章的。 他写的是一篇读书心得，投给了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稿子被采用了，登在1934年1月第四十一号上，这时他已临近毕业了。文章的题目表示着他的思考力已经走向成熟——《〈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如果不是预先说明，谁会猜得出下面的论断竟是出自五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学生之手呢？——关于中国经济性质，争论已有四五年之久，而在1931年以读书杂志为中心战场，开展了肉搏的斗争。这并不是说，因为读书杂志的论战才有这样热烈的论争，反是因为此问题的日见严重迫切，才产生了这些论战场所。 …… “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是人人要求解答的问题。虽然论争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各派有各派固执的答案，然而截至现在，还没有得出一个“大同”的结论来。 《子夜》的作者是文艺家，他企图解答这个意见分歧谜样的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同时，作者以客观写实的手笔，来描述现社会的情况，不作闭户凭空的理论制造，更是值得我们来研究。不过稍为感到一点缺陷，就是《子夜》偏重都市生活的描写，而忽略了农村经济的解剖。……不用再抄下去了，我们不妨说句过分的话：这很像是孩子操着成年人的语言向社会讲演——时代的暴风雨倾注在祖国的土地上，它的确迫使那一代“幼苗”过早地长大、成熟了。这样也好，庶几可以应付环境的挑战。就孙犁的文学道路而言，这篇论战文章，正如前面讲到的那两篇小说一样，最早地显示了孙犁的另一个“源流”——文艺批评的源流。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孙犁是集创作家与评论家于一身的，如他自己在提到这篇短文和另一篇短文时所说，“尺泽源流之短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矣！”①值得他自己纪念的是，开明书店寄了二元钱的书券，做为稿酬。他就用这钱向该店买了一本《子夜》，书是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他一直珍藏到抗战，才为环境所迫，毁于堂灶。 顺便交代一笔：孙犁和茅盾并不熟识，但一直读他的书。 还在念初中的时候，他读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学生国学丛书”《庄子》，就是茅盾选注（署名沈德鸿）。不久，又读了他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从中看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后来，当《春蚕》、《林家铺子》等在《文学》上发表时，孙犁就读过了。除了创作，茅盾自然也是名重一时的批评大家，他的理论文章，孙犁也很爱读。在文坛上，他们是两代人，虽然几乎不曾见面（孙犁只在解放后听过他的一次报告），但孙犁对于他所景仰的这位前辈作家，却是“神交”已久了。 在育德中学操场的西南角，临街盖了一排教室，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在孙犁读高二的时候，他的要好的同班同学张砚方，被学校任命为平民学校校长。这位同学看见孙犁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就聘他去教女高小二年级的国文，并做级任。这件事，成了孙犁正式迈向社会、“战取”人生的一次小小的演习： 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①平民学校的学生年龄都较大，时代的风雨同样侵袭着这些求知欲很强的女孩子们。平民学校地处育德一隅，正对着保定第二师范，无论是墙外正在进行的苏维埃红色革命的实验，还是社会上救亡图存的呼声，都不能使这些女孩子们冷静下来。面对着和他的年龄相差无几的学生们，孙犁的讲课总是力图感应着时代的神经。他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他的有些剧本也发表在《育德月刊》上），给她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反映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每当孙犁走进教室，前排中间座位上的一个学生就喊起行礼的口令来。这是班长王淑，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但很温柔动听。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左腮有个小小的疤陷，不知为什么，这反而增加了那张面孔的清秀和娇媚。尤其是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在她的有些下尖的小小脸盘上，显得特别富有魅力。油黑的短头发从两边分下来，紧贴在双鬓上，使得那张本来就不大的脸，更加白皙、紧凑。嘴也很小，丰厚的下唇，不仅没有给这张脸带来任何不谐调感，倒平添了它的温厚。是的，王淑的性格确实很是温厚，她说话的时候，总带着微微的笑。孙犁很喜欢这个学生：“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① 事实上，丘比特的金箭已经悄悄地射中了这对青年人的心灵，因此，这种讨论或解答是不会终结的。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之间的爱情开花结果，严霜就无情地打在他们身上了。 育德中学的校长，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据说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教育了。这位校长道貌岸然，长年身着袍褂，很少和人谈笑。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的正房里，常常在小小的庭院里散步，而且仅限于自己门前那块地方。1927年以后，在周会上能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此外，他就没有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在这样一位校长的统辖下，学校难免不有较重的道学气。 与校长相映成趣的，是西装革履、一脸杀气的训育主任。据说他当过连长，走起路来，眼睛平直前望，迈出的步子，慢而造作，活像仙鹤。这样的人，却摆出师道尊严的模样，左规右矩，仿佛连走路都要给学生树立楷模。他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出入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旁，就可以对出入校门的人一览无余。他觉得这还不够，那必经之地的走廊，便成了他经常来回踱步——自然是作仙鹤状——的地方。这样的校长和训育主任，正好相互填补起对方的“造化”之缺，由他们共同张起的网，足够对付那些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了。训育主任办公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信架，“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训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职。显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①从此，孙犁不能再到平校上课了，但是，他和他的学生，另有一道训育主任无法掐断的热线。平校和孙犁读书的大楼，隔着一个操场，每当课间，王淑总是拉上一个同学，站在她们教室的台阶上，凝目北视，而这时孙犁也总是凭栏南向：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的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①王淑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的一个大杂院里，家里只有一个寡居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艰难。孙犁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家境应该划入城市贫民。不知她的祖上是否阔气过，像她家那样的城市贫民，总要照顾一下生活的体面。因此，王淑在家也许吃不饱，但出门时，还是有一件能够展示她的少女丰姿的像样的衣服。如果是冬天，还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她的小巧、浑圆的肩上。不只是王淑，这在那时任何一个像她这样家境的女孩子，都会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眼病，王淑后来住进了外国人开办的思罗医院，这时孙犁才又知道，她家原来是教民。童年时和他一起挖野菜的盼儿及其一家入教的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尚深，他当然明白，王淑家里入教，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他到医院去看望了她： ……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①这是我们知道的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王淑蒙着双眼，并看不见他；但当告别时，她那背靠着墙向来客的方位伫立的姿态，一定给孙犁留下了“望眼欲穿”的印象吧？故事还没有完，还有剪不断的情思，这些就都变成了信：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①“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国运危殆，忧国忧民的青年男女们，自己也前程未卜，命途多舛。所以，这场恋爱便只酿成了一个无花果。 孙犁自己也说，这是“30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②。不过，关于这段故事，还有些余波，也一并记在这里：一是王淑的母亲曾到育德中学找过孙犁一次。想来这位寡居的老母，也曾希望为女儿的终身大事起些促成作用吧。再就是1936年，当孙犁在同口教书的时候，他的同事侯士珍（河北省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给他看一张保定出的小报，上面登载：王淑随一军官离家潜逃，后来在舟中被人追回。看了这个消息，孙犁惘然无对……但对王淑，就是到了晚年，他在担心的同时，也仍然做着好梦，为她祝福，也为使自己感到欣慰：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① 但愿如此吧。 上面谈的那个“无花果”的故事，全部是孙犁自己向读者的“交心”材料。其实，他在1929年还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他是先此两年即1927年订婚的，女方是本县黄城人，姓王。那不是一个浪漫故事。说起来也有些“奇”，至少是“天缘凑巧”了。 算起来，订婚那年，“她”——旧时农村妇女没有名字，我们就这样称呼了——是十七或十八周岁，长孙犁三、四岁，正合乎“女大三，抱金砖”的老习惯。是一个夏季的下雨天，黄城村东方向走来两个以说媒为业的妇女，雨已经淋湿了她们的衣裳。她的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位，这时正在临街的门洞里闲坐，便也让她们到门下避雨，顺便问道：“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介绍了一下，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媒人得到这爽快的回答，来回跑了几趟，亲事便说成了。 按照旧式婚姻的风俗，新郎新娘的首次会面，应该在拜过天地，新郎为新娘揭去头盖之后。但是孙犁却在结婚以前见过了他的未来的新娘。这个礼俗上的小小“改革”，给这场旧式婚姻增加了一丝“新”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是得到了双方心理上的满足和默许。 下面就是孙犁记述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定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①就这样，这位好心眼的姑姑做了第二个“月下老人”。结婚以后，“月下老人”常拿这件事和侄媳妇开玩笑，侄媳妇却笑着说姑姑会出坏主意。 当地的习惯，结婚后的农历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那时被看做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相等。因为是“娇客”，不只吃得好，而且有妻子的姐妹兄弟陪着玩。在正月，也许是一起摸纸牌，也许是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这样的场合里，“娇客”纵然风流不似怡红公子，论起尊贵，却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焉”。 但是孙犁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岳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下来的，满是灰尘。孙犁不管这些，他把书抱回屋里，只管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他也不动。这样一来，村子里对这位“娇客”有了两种看法：老年人夸，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骂，说他是个不合群的书呆子。 书呆子自有书呆子的见识和主张。结婚后，他教妻子认字。有一天，他指着洞房里贴着的“天作之合”四个字教她认。她果然很有慧心，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妻子对孙犁的帮助也很大。他曾郑重地说：他的语言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母亲去世后，就是他这位少年结发的妻子了，“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① 孙犁的妻子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她生长在那样的年月里，自然有着很深的礼教观念。结婚多年后，有一次孙犁路过她家，想叫她一同回东辽城。她矜持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孙犁只好一个人走了。 她在娘家是小闺女，难免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过场、下过地。到了婆家，缺乏男劳力，婆婆一向是下地干活的主力，这时有了一个帮手，自然也得把她捎上。婆婆爱打早班，尤其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当时农村很少人家有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自幼没有干过重活、又太年轻的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不免啧有烦言，甚或哭诉。她父亲问：“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疼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那你还哭什么呢？” …… 婆婆其实也真疼爱她。知道她力气不足，就对她说：“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伸懒筋。” 她不只言传，而且身教。有一天，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婆婆说。 北方的筐有一个高高的筐系，是用肩和背部的力量搬运物品。现在是沉甸甸的北瓜，虽然不可能装满到筐系那里，重量却也不轻。 她并没有忽视。她半蹲下身来，将筐系套在肩上，然后猛地用力一站——要领完全对，可她还是弄了个后仰，北瓜滚了满地，她也沾了满身土，站起来哭了。 婆婆倒笑了，自己把北瓜重新一个个装好，背好筐，带上她回家去了。 农村婆媳关系一向很难谐调，但这老少两代，不像婆媳，倒像母女…… 孙犁没有承受旧式婚姻的痛苦，这要感谢命运之神的安排。关于这对“天作之合”的夫妻的故事，这里仅仅是开头。良宵美景也罢，凄风苦雨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余下的部分，只好放在以下的章节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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