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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实施的规划 甚至帕萨迪纳的空气也截然不同，温馨柔和，弥漫着鲜花的芳香。风景如同用蜡笔画出的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天空呈银灰色，大地上遍布橙黄、淡紫、乳白和浅棕的色泽。小镇坐落在紫红色的圣加布里埃尔山脚下，富足。精致、宁静，是洛杉矶阔佬们在市郊的一处休闲胜地。它被称为百万富翁村，看起来名不虚传：蜿蜒的街道两旁点缀着棕榈树，带阳台的平房随处可见，西班牙式的别墅掩映在林荫深处，园丁剪子的喀嚓声和喷淋器的噬噬声使周围更显得安祥静谧。与波特兰崎岖的道路、阴暗的杉木林和刺骨的冬雨比起来，帕萨迪纳简直像是天堂。 鲍林打算和俄勒冈农学院的同班同学埃米特合住一屋，后者住在位于小镇的母亲的房子里。一放下行囊，鲍林立刻赶往小镇边上、玫瑰花坛对面的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很小——只有30英亩，随处可见野草和低矮的橡树，还有一个很老的橘子园——只有三幢已经建好的大楼：新建的盖茨化学实验室和诺曼·布里奇物理实验室，以及校园里最早的斯洛普大楼。这是一幢带有低矮圆顶，具有西班牙教堂风格的建筑。正在建造一个礼堂，而教师俱乐部则暂时设置在就近的一间农舍内。 校园虽然不很起眼，然而千万不能小看聚集在这里的大批人才。仅仅在二十年之前，它不过是一所默默无闻的手艺培训学校，既无什么资助，也无什么知名学者。1907年，来自芝加哥的天文学家乔治·埃勒利·海耳把该校作为他在圣加布里埃尔山威尔逊天文台的大本营，并在其后的十年中，逐渐营造了一个财政资助的网络。这所学校真正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不过是在鲍林到来三年前的事情。那年，海耳设法说服了诺伊斯到帕萨迪纳来，许诺为他建造一座漂亮的新研究室，并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开设一个化学系。诺伊斯和海耳设法募集到了大量私人赞助，新造了一幢新的实验楼，购置了独一无二的高压电设施，改善了教师的待遇，添置了新的设备，并重金礼聘学院的校长——慷慨的许诺引来了芝加哥大学的密立根①，全国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家。这发生在鲍林到校的前一年。 ①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en，1868—1953），美国物理学家，因研究电子电荷及光电效应获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鲍林初次看见的加州理工学院仍是一个正在实施的规划。教师队伍由18位博士组成；只有29位研究生，其中10人主攻化学。但是这所学院即将走向辉煌。以下几个因素成全了它：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正在腾飞，海耳和密立根筹措资金颇有成效，“企业式”管理模式赋予了研究人员最大限度的自由，学校规模较小，有利于师生保持密切联系。不过，也许最关键的因素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位奠基人都信奉一种较新的观念，即科学研究应该打破并超越旧的学科界限。在帕萨迪纳，化学家定期参加物理研讨会；物理学家通过观察宇宙来检验化学演化的理论；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化学家一起破解星球的奥秘。跨学科的研究表现为一种新的教育方式，这主要是由诺伊斯设计的。在他的领导下，加州理工学院在很短时间里就成为全美国最好的——也许有一些领域尚称不上是顶尖的——接受自然科学培训的地方。 本科的四年令鲍林非常失望，因为他提出的化学问题在俄勒冈农学院的教授那里得不到答案。现在他发现自已被答案的海洋所包围——还有数不清的新问题——都是由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提出的。在加州理工学院，每天大家都会就最激动人心的想法、最新的发现和最重要的问题公开、热烈地进行辩论。鲍林的思想将在那里开出艳丽的花朵，而这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功于灿烂的阳光。 海耳热爱灿烂的阳光。正是这阳光在1903年把这位芝加哥的天文学家吸引到了帕萨迪纳：他需要这阳光来医治女儿的支气管炎，他也需要这片万里无云的晴空来建设他的太阳观察站。海耳雄心勃勃，想造一座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天文台。在一次加利福尼亚之行中，他在圣加布里埃尔山威尔逊峰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晴朗天空、干净空气和合适的建筑——天文学家称为“便于观察”的地方。他没有钱盖新的天文台，也没有能力雇研究人员。不过，他有雄心壮志，他的座右铭是“干，就得有个样子”。他具有实现大目标的非凡能力。 与多数美国科学家一样，海耳非常欣慕霍普金斯大学的成功。成立于1876年的霍普金斯大学彻底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它仿效德国大学的模式，在教师中强调学术研究，提倡加强研究生与导师的联系，在教学中引进了研讨会的形式，即一小组学生在教授的帮助下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学校的目标是指导研究生如何独立地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在这一点上，德国体制成效卓著。对科学研究进行理性的培养同样也引起了一些实业家的关注。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有感于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的成就，为新的芝加哥大学提供了资金。只要有钱就能开办学校，举国上下日益尊重科学，钱也容易筹集了。海耳也许设想，自己在西海岸能够创建一种新的科学机构。他运用其他学科的工具来研究天文现象，并且著书立说创立了他所说的新天文学，这使他在科学界声誉鹊起。他在1899年写道：“新天文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天文学家本身并不能回答所有问题，他们需要和物理学家、化学家通力合作。”他觉得可以在帕萨迪纳实现他这一合作研究的理想，并着手开始工作。首先，他说服当地一所职业学校斯洛普理工专科学校校董会，取消了基本技能的培训课程和艺术课程，转而强调工程本科课程。在他的提议下，一位与他见解一致的朋友被选为校长。接着，他又四处募集资金建设新的实验室，同时还开始寻觅科学研究的人才。 海耳深谙其中之道。一些实力雄厚的基金会，如安德鲁·卡内基基金会和约翰·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向科研事业注入资金。但是金钱的分配并不是平均的；它们眷顾那些卡内基所称的“杰出人士”，也就是少数科技精英，这种人能够确保投资得到回报。如果精英能到帕萨迪纳来，那么金钱也会随之而来。但是，如果没有像样的设施，海耳就无法吸引他们前来。而斯洛普理工专科学校只有一座空空荡荡的教学实验楼。他设法在校董会中煽动起一股扩建学校的热情，同时加倍努力地游说卡内基基金会在资助他的威尔逊天文台之外再投入一些金钱。 同时，他把触角伸向科学界，瞄准了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他最早接触的一个人是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现在的朋友，全美知名度最高的化学教师，阿瑟·阿莫斯·诺伊斯。 诺伊斯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先辈是1630年来到马萨诸塞州定居的英国清教徒。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一位对历史和写作的兴趣远远超过赚钱的绅士。诺伊斯成长在小镇纽贝利坡，尽管家境并不富裕，但照样被认为出生于名门。长大之后，清教徒的传统在诺伊斯身上日益显著。他的性格谦和——甚至有些羞怯。他尊重知识，反对炫耀财富，习惯于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学生们经常发现他在实验室里过夜，连吃早饭也不出门。 诺伊斯对母亲感情深厚。在她的引导下，诺伊斯热爱文学。他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诗歌——鲍林记得不是现代诗歌，而是“优美的古典诗歌”——这令学生和同事们赞叹不已。诺伊斯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统一的，包括科学和艺术；他可以给朋友写一封关于热力学的长信，署名是“一位艺术家”。 诺伊斯早年对化学产生了兴趣，但贫穷使他只能等到获得奖学金之后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选择了一条19世纪50年代美国许多有志于化学事业的学生所选择的道路，到德国跟随大师们学习。他本想当一名有机化学家，但是在莱比锡他被精力旺盛、具有超凡魅力的青年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①深深吸引。 ①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853—1932），德国化学家，因对催化作用、化学平衡及反应速度等方面的研究获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在哲学上提出“唯能论’”。 尽管只有35岁，奥斯特瓦尔德就以他的研究工作和远见卓识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外表温文尔雅，实际却精力过人，多才多艺（除了在实验室工作之外，他还会弹琴、谱曲，精通哲学），而且他具有远见。他竭力鼓吹所有的科学都是一体的，不同的学科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他特别希望“用物理的火炬照亮化学的暗室”。在他看来，物理比化学更为进步，更加精确，更富有理论性。化学家收集事实；物理学家解释事实。他与另外几位心心相印的学者共同建立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即后来的物理化学。这门学科借鉴了物理学的技巧和方法，把化学的研究重点从化学物质转向化学反应，从单纯地发现和整理化合物转向寻找决定化合物性质的一般规律。他在莱比锡的物理化学研究院中孕育了许多新的伟大思想——化学品如何在溶液中反应，电的作用，催化剂的功能。当诺伊斯跟随他学习时，奥斯特瓦尔德的远见卓识还没有收到相应的回报；他的实验室灯光昏暗，空气浑浊，操着不同语言的学生济济一堂。他获得诺贝尔奖还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科学圣殿。聚集在此学习的学生又将奥斯特瓦尔德的思想传向世界各地。 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诺伊斯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他尊崇德国在科学界的无上地位（他的许多论文首先都是在德国的杂志上发表的，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同时希望在美国重塑一个奥斯特瓦尔德式的研究院。他要求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一个物理化学实验室，但是学校的财政无能为力。在美国化学史上令人感到幸运的是，诺伊斯在1898年同他人一起发现了一种很有价值的回收摄影业废料的工艺。当这一工艺商业化之后，每个月能够为他带来一千美元的收入——大约是他作为麻省理工学院专职教授收入的五倍。他无妻无子，无牵无挂，除了航海，没有别的奢侈和爱好，所以，他把这笔钱投资用于兴建梦想中的实验室。他与麻省理工学院达成一个协议，由他负担新实验室一半的费用。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其中包括用人、调派研究生和制定研究重点的最终决定权。 1903年在后湾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化学研究实验室带有一点德国式风格。像奥斯特瓦尔德创建的那种德国研究院之所似获得成功，原因是他们认识到了基础研究本身及其对教育过程的重要性。这些研究院的核心一般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学者，其名声可以吸引学生和资金。这种研究院在其母校校园之外的地方，往往有自己的图书馆、教室和实验室。脱离了学术压力和院系之争，学者们得以专心致志地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并向优秀的学生介绍最新的发现。教学成了强化训练，多数采取小型研讨会的形式。学生和教师在一起评判最新的科研成果。当然，最重要的教育还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研究生被要求在实验室中花大量的时间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工作。今天，人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高等教育必须和研究工作联系在一起，学生们必须通晓本学科最新的进展和方法，以便为未来的研究作好准备。不过，深受德国影响的诺伊斯是最早使这一观念成为现实的美国科学教育家之一。 尽管在形式上是照搬德国的做法，但诺伊斯很快就在实验室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对于他许多当年的想法，现在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了，但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这些想法近乎于一场革命：他强凋思维的方式，而非思维的内容；他强调化学应当牢固建立在物理学和数学之上；他对学生满怀热忱（在某种意义上，学生就是他的家庭成员）；他创造了一种学生和教师可以不断进行交流的轻松气氛。许多比他晚一辈的物理化学家都记得乘坐诺伊斯的游艇“研究号”驶出波士顿港的情景。一路上，大家谈论着最新的化学理论，对他即兴吟诵的诗句报以阵阵的喝彩声。诺伊斯本人研究的功底很深，但他最大的贡献还在于改变了化学系学生教育的方式。鲍林回忆说，诺伊斯是一位“伟大的化学教师”。 “物理化学研究实验室在美国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是值得大书一笔的，”鲍林后来写道。物理化学的影响不断扩大，而诺伊斯实验室一马当先，就化学反应的机制和过程，在热力学和自由能等方面不断地作出了重要的发现。物理化学成功地建立起一整套基础理论，发现了化学的基本规律。诺贝尔奖开始垂青物理化学家；范托夫由于发现了化学力学定律和渗透压赢得了190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阿雷尼乌斯由于建立了电解质的电离理论而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奥斯特瓦尔德本人也由于其在催化作用、化学平衡和反应速度上的杰出贡献而在190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钱追逐着成功。在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给予化学的资助有85％授予了物理化学家，诺伊斯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和物理化学博士后学者——有些学者甚至破天荒地来自德国。诺伊斯实验室成为化学界的“卡米洛”①，他则当之无愧地被学生们称为“亚瑟王”。 ①卡米洛（Camilot），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后来则用来比喻繁荣昌盛的乐园。 诺伊斯的物理化学实验室资金是自筹的，他又亲自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因此，实验室得以沿着一条不同于麻省理工学院注重应用教育的道路发展。当然，诺伊斯深信，他对应用培训所持的这种新态度对整个研究室都是有益的。在他担任麻省理工学院代理校长的两年时间里，如同他后来在一篇讲话中提到的，他曾试图说服工程师们，“工业研究并不是教育机构最主要的研究机遇……教育机构的主战场在纯科学领域——研究基本的原则和现象，而非急功近利的应用性推广。”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却不以为然。他们发现诺伊斯的小王国从用于学校主要目的——工程教育——的资金中抽走了不少份额，而且使学生们在学习上变得三心二意了。 同时，研究实验室本身的成功也开始成为一种破坏性因素。其他学校急于模仿诺伊斯模式，明目张胆地挖他的教师和最好的研究生。最沉重的打击发生在1912年。伯克利分校——在动诺伊斯脑筋不成之后——向路易斯许诺，让他开设自己的化学课程，就此挖走了诺伊斯最得力的一位助手。路易斯为了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化学系尽快上马，又带走了另一位诺伊斯最好的教授和一些优秀的研究生。实验室其他一些教授和学者也挡不住来自私有企业和财大气粗的其他学院的高薪聘请，纷纷跳槽。由于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资助，麻省理工学院已经难以招架来自这些方面的竞争。 与伯克利分校向诺伊斯发出的聘书相比，他从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海耳向他发出的邀请就显得滑稽可笑了。1913年，海耳请求诺伊斯放弃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到一所既无名气、又无资金的叫作斯洛普的学校去。海耳夸下海口说，将来可以得到所有他熟识的富人的支持。不过，到了1915年，诺伊斯越来越不满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业化倾向，而海耳日渐兑现新建设施的保证也让他动心。他开始重新考虑海耳的邀请，并同意到斯洛普去看一看。海耳的承诺在1917年成为现实，他说服一个有钱的家族出资建造了盖茨化学实验室。那年冬天，诺伊斯在帕萨迪纳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但是他还不能完全割断与东海岸的联系，那里有他的家人、他的游艇和他创建的实验室。 他最终是被踢出来的。麻省理工学院校方早已不满于诺伊斯实验室有那么大的自主权，现在，他每年长时间外出更使他们感到不悦。诺伊斯和工程师们不得不最后摊牌了。工程师们获得了胜利。1919年，学院院长恳请诺伊斯不要再过多地插手化学系的事务。短短几个月之后，53岁的诺伊斯辞去了职务，放弃了研究实验室——他常说的“我的爱和奉献的象征”——结束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三十年的生涯，奔向西海岸。 在帕萨迪纳，这位“亚瑟王”再次受到了皇室般的欢迎。盖茨化学实验室比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要大得多，而且一位富裕的木材商与斯洛普校董会主席阿瑟·弗莱明为他提供了一笔20万美金的研究基金。欣喜若狂的海耳甚至把自己的卡迪拉克牌轿车也送给了诺伊斯。这辆车不久就带上了传奇的色彩。学生们亲切地称它为老摩西（狄摩西尼的简称，为纪念它雄壮的引擎声），据说老摩西保持着立定跳远的世界纪录，因为诺伊斯在驾驶时常常在高速档启动。它取代“研究号”成为诺伊斯周末同心爱的学生和同事们出游的工具，现在的目的地是沙漠营地或他在科罗那德马海边的住所，不再是波士顿周围的港湾和岛屿。 诺伊斯对科学高等教育的思想在麻省理工学院曾遭到冷遇，在这里他立即付诸行动了。诺伊斯的同事和加州理工学院早期的物理教授欧内斯特·沃森写道：“诺伊斯不仅一手制定了使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巨大成功的教育政策，还推敲了每一个细节，使它们能够沿用至今，几乎不用作任何修改。”这些政策包括坚持小规模，精心挑选本科毕业生；注重少而精，而不追求大而全；在所有层次，包括本科层次，提倡创新的研究工作；在科学教育之外，坚持对本科生进行人文学科的教育；强调基础科学，而非应用科学。诺伊斯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对学生的热爱促使他培育了一种学生自我管理的体制，帮助他们安排日常生活，并尽量密切学生和导师在学术和社交上的来往。他还赞成把加州理工学院建成哈得孙河以西——除军事院校以外——第一所男子高等学校；他不希望女生分散那些未来科学之星的注意力。就化学系本身而言，诺伊斯采用了德国科学院所的一些做法——如注重在小型研讨会就最新研究成果开展讨论，而不是上大课——但摒弃了别的一些方面。他特别不喜欢德国人把学院的声誉建立在某个魅力无穷的核心学者身上的做法。诺伊斯坚信集体的智慧超过个人；他是一个集体至上的人。 加州理工学院将成为一所新型的学校，一座致力于科研的殿堂，一个检验诺伊斯培养科学家理论的实验室——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天才的摇篮。 Ｘ射线 而莱纳斯·鲍林正是一个试验品。 开学前诺伊斯把鲍林叫进了他在盖茨实验大楼里的办公室。前一年春季和夏季，他俩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第一封信是诺伊斯写的，询问鲍林的背景，特别是他对物理化学的认识；鲍林在复信中表达了他对俄勒冈农学院课程的失望。诺伊斯认识鲍林正在读的教材的编者，并不认为这本书有多大价值。他把自己正在合作编着的一本物理化学教科书前九章的校样寄给鲍林和埃米特，并叫他们在读完之后解决最后的一些问题。不同于以往让学生套用现成公式的方法，诺伊斯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导出公式。这正是他教育战略的关键，强调让学生独立思考而非死记硬背，交给他们获得答案的工具而不是答案本身。他相信，一旦学生经历了整个推理过程，他们就再也不会忘记学到的概念。在俄勒冈的海岸线上，鲍林利用周末或是白天检查完公路铺设材料之后的闲暇，解答了所有五百道习题。“在那年夏天的三个月里，我大大加深了对物理化学的认识，”鲍林回忆说。他写道，诺伊斯对逻辑和缜密思维的强调，以及他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定律和规则的技巧，“对我自己的科学思维方式影响巨大。”诺伊斯呢，也对这位俄勒冈小伙子独立工作的能力赞许有加。 通过书信往来，诺伊斯了解到鲍林早年对矿物的收集，以及后来对路易斯和朗缪尔化学键研究的痴迷。诺伊斯通过这些情况决定让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罗斯科·迪金森实验室作博士研究。迪金森是一位青年教授，正在运用Ｘ射线装置研究晶体的结构。在诺伊斯的建议下，那年夏天鲍林阅读了一本介绍这种新技巧的书。这一研究手段被称为晶体学，通过向一个晶体照射一束Ｘ射线，研究射线散射状态来确定晶体的结构。在鲍林看来，概念十分简单，数学也不难，而且通过这一技巧可以确定化学键的长度和角度——晶体中原子间的距离以及彼此间的定向。“我正在阅读《Ｘ射线和晶体分析》”，鲍林在那年夏天给埃米特的一封信中写道，“不过并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当然还是挺有趣的……” 那时鲍林并没有意识到诺伊斯正在给他作特别的安排。 在自然科学教育中，研究生教育同本科教育很大的一个不同之处过去是——现在同样是——研究生应该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在俄勒冈农学院，鲍林在规定的实验课程上表现相当出色。但是与大多数本科生一样，他把在实验室里的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基本技能：怎样对化学品进行测量、称重、提纯和测试，重复着别人的试验，而不是自己设计试验。并没人指望他做什么创造性的工作，尽管他曾经作过一次不成功的努力：在四年级时，他试图让铁在磁场中结晶，希望通过观察晶体的定向来研究铁原子的磁性——想法相当别致，通过可见的晶体来“透视”看不见的原子世界。在金相学教授的指导下，他成功地在一根钢条上沉淀了一层铁晶体。但是当他试图打磨晶体以便在显微镜下观察时，晶体被擦掉了。 鲍林是一个课堂奇才，但是进行创新的实验工作需要一套不同的技能。它要求的不是记忆力和智慧的火花，而是耐心、精确和一双巧手，以及发现实际办法来解决问题的诀窍。为了培养这种技能，研究生被置于一位导师，一个主要教授的监督之下。在导师的实验室里，他们被引入包围某一问题的未知世界中，并被授予破解这些未知之谜的工具。这是一种类似于师傅与学徒的关系，最终目标是培养另一位师傅，他能够发现新的东西并带出新的徒弟。 跟从哪位主要教授的决定是相当关键的，罗斯科·迪金森是鲍林的一个很好的选择。迪金森是诺伊斯在麻省理工学院最赏识的一个学生，他在1917年跟随导师来到加利福尼亚，并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加州理工学院授予的第一个博士学位——这仅仅在鲍林到来之前两年。他只比鲍林年长十岁，完全适合当鲍林的大哥哥，所以不久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小规模也帮了大忙——在第一年里，鲍林是迪金森唯一的研究生。第一学期开学不到几个星期，迪金森夫妇就邀请鲍林共进晚餐，并带他（后来和爱娃一起）到沙漠营地去过夜。 在实验室里，他俩正好是互相取长补短的一对：鲍林满脑子都是新的念头，对什么都好奇，恨不得同时干十件事情；而迪金森则仔细专注，有条不紊。鲍林后来写道：“他是一位思路特别清楚的科学家，对粗枝大叶和一知半解特别反感。”迪金森并不具有洞察一切的理论思维能力，但是对鲍林而言，他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一位逻辑严密、脚踏实地的领路人，引导他运用Ｘ射线晶体学精密、苛刻、革命的技巧来进行严谨的、创造性的实验工作。 在鲍林进入研究生院前的一个多世纪中，多数物理学家认为光是一种能量波。要验证这一点很容易。让一束光射过一个排列紧密的光栅，光束会被分散成许多较小的光波——正如海浪撞上有缺口的海堤那样。如果光栅的缝隙间距正好的话（与光线的波长相当），光在另一端的屏上将会形成一种明暗相间的条纹。亮处由从缝隙出来的光波叠加而成，暗处是从缝隙出来的光波叠减的结果。这是光的衍射现象。如果光由许多不同波长的光线组合而成，比如阳光，衍射将会呈现异常美丽的色彩：如五彩斑斓的蝴蝶翅膀与奕奕生辉的珍珠母。鲍林尽管不知道这一科学术语，但他早在13岁的时候就对这种光学现象发生了兴趣。当他在雨中走在波特兰街道上的时候，乍一抬头，发现街灯射过雨伞的布缝，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几年之后他才在第一门物理课上了解到他看见的是光的衍射现象。 1895年发现Ｘ射线之后，许多物理学家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光线——你可以用Ｘ射线拍摄木头里的钉子或是手掌里的骨头——其性质应该与波一致。但是没有人能够肯定，因为尚无人能够确凿无疑地证实Ｘ射线具有衍射等波特有的性质。关键问题是，在进行衍射试验时，光栅缝隙的大小应该与试验对象的波长相当。每英寸两万线的光栅适用于可见光。但是Ｘ射线比可见光能量大得多，这按照经典物理学的解释，意味着其波长要短得多——可能只有可见光波长的千分之一。制作如此精细的光栅完全是不可能的。 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冯·劳厄认为，如果人工做不出这样的光栅，自然造化也许能行。自然界中的晶体被认为是由原子按一定规律排列而成的，每层只有几个原子厚。劳厄觉得这些原子层的间隙可能合适，可以作为Ｘ射线衍射光栅。不过由于原子是由原子层组成的一个立体，在另一端形成的图案将会十分复杂，就像把几个光栅叠放在一起那样。劳厄的老板、慕尼黑大学教授阿诺德·索末菲认为这一想法荒诞不经，劝说他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到了1912年，两个学生证实了劳厄的预言。他们把一束Ｘ光射向硫化锌晶体，在感光版上捕捉到了散射现象，即后来所称的劳厄相片。感光版冲洗出来之后，他们发现了圆形排列的亮点和暗点——衍射图。劳厄证明了Ｘ光具有波的性质。《自然》杂志把这一发现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意义最深远的发现”。两年后，这一发现为劳厄赢得了诺贝尔奖。 这一发现有两个重大意义。首先，它表明了Ｘ射线是一种波，这样科学家就可以确定它们的波长，并制作仪器对不同的波长加以分辨。（和可见光一样，Ｘ射线具有不同的波长。）但是劳厄倡导的第二个领域结出了更为丰硕的成果。一旦获得了波长一定的光束，研究人员就能利用Ｘ光来研究晶体光栅的空间排列：Ｘ射线晶体学成为在原子水平研究三维物质结构的首枚探测器。 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的汉弗莱·戴维在鲍林进入加州理工学院一个世纪前就曾说过：“在人类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新工具的运用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性。人们在各个时代取得的不同成就，其关键因素并非是他们的自然智力水平，而是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和人工资源。”Ｘ射线晶体学将成为一种威力无穷的人工资源。 背后的理论相当简单。研究人员面对着三个因素：波长一定的Ｘ光，结构一定的晶体光栅和衍射图谱——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的数学关系。知道了图谱以及另一个因素，就可以推导出第三个因素。最初的许多数学和实践技巧是由一对英国父子搭档，亨利·布拉格和劳伦斯·布拉格①开发的。他们在剑桥与曼彻斯特的实验室成为世界上进行Ｘ射线晶体学研究最著名的中心。 ①亨利·布拉格（Henry Bragg，1862—1942），英国物理学家，现代团体物理学创始者之一。其子劳伦斯·布拉格（Lawrence Bragg，1890—1971）也是物理学家。父子俩一起用X线衍射仪确定晶体结构，共获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理论并不复杂，但在实践中，由于衍射图谱相当复杂，因此把晶体结构拼凑起来的过程相当耗费时间和精力。早期的仪器是自制的，质量很不稳定。晶体通常要非常大，需要经过精心的提炼，按一定角度切割，并通过精确的放置才能获得满意的衍射图谱。如果成功地获得了劳厄相片，还要一丝不苟地测量各点的位置和分布。然后才是数学计算。即使是简单的晶体，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对每一个晶体结构的计算都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晶体过于复杂，基本晶体结构单位晶胞中包含的原子数目超过十个，那么Ｘ光的衍射图谱将异常复杂，难以破解。整个过程有点像用自制的猎枪射击一块装饰用的熟铁，然后通过分析跳弹的轨迹来推测熟铁的形状。 出于这些原因，研究对象只能局限于很简单的晶体。然而，对这些简单晶体的研究得出了令人惊讶的成果。研究人员第一次可以通过工具了解晶体中单个原子的排列，精确测量原子间的距离和角度。布拉格父子解决的第一个晶体结构是岩盐，结果出人意料。整个晶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栅格，每个销离子被六个等距离的氯离子包围，每个氯离子被六个等距离的钠离子包围。没有单独的氯化钠“分子”。这一发现震惊了理论化学界，立即引发了人们对盐在溶液中行为的新思索。布拉格实验室早期的另一个成功是发现了钻石的结构，验证了早先化学家的理论，它纯粹是由碳原子组成的四面体。布拉格父子接着又解决了其他几个晶体的结构（他们在劳厄之后一年分享了诺贝尔奖）。 诺伊斯深信Ｘ射线晶体学将会有更深入的发展。晶体学是由欧洲物理学家发明的，但诺伊斯后来把它带到美国，使它成为化学家的日常工具。在布拉格发表成果之后仅过了三年，诺伊斯已把它称为“当今物理化学界最重要的工具”。1916年，他建议自己一位在德国学习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拉勒·伯迪克在回国途中到英国布拉格实验室稍作停留，以学习他们的Ｘ射线技巧。伯迪克回国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建造了美国第一座Ｘ射线光谱仪。之后的1917年，诺伊斯让他在帕萨迪纳建造了第二座改进的光谱仪——伯迪克回忆说：“这是当时最好的一座。”研究成果很快就喷涌而出。当鲍林入校的时候，Ｘ射线晶体学已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重要的化学研究工具，在化学系最初发表的二十篇论文中就有十五篇以此为论题。 诺伊斯对这一技术抱有很大的期望。化学研究的是分子的行为。诺伊斯日益相信，分子的行为取决于分子的结构。现在终于有可能“看见”分子的结构了。诺伊斯把鲍林分配到迪金森实验室，正是要指点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沿着一条他深信的未来化学之路前进。 鲍林一头扎进了实验室，但不久就陷入困境。诺伊斯建议他首先尝试找出氢化锂的结构，但10月份在经过三个星期的努力之后，鲍林发现荷兰的一个小组已经先于他解决了问题。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又尝试了其他几种化合物。首先他在电炉中把化合物融化并逐渐冷却以获得晶体，然后把晶体切割，并在显微镜下对好的切片进行初步分析，以确定其结构是否很简单。结果一无所获。（他尝试的一种化合物是二镉化钠，后来被发现是人类所知的最复杂的无机分子之一，直到35年之后其结构才被鲍林的一个同事解决。）鲍林越来越感到沮丧。 在经过两个月对十五种不同物质进行了一无所获的试验之后，导师迪金森拯救了他。迪金森把他带进化学品陈列室，从架子上抓起一块辉钼矿矿石——一种由钼和硫组成的带有黑色光泽的矿物。他向鲍林演示了在显微镜载片上放置晶体薄片的新方法，并和他一同进行拍摄劳厄相片的准备工作。迪金森为何选择辉钼矿是一个谜。也许他认为其相对简单的分子式，MoS2，代表了一种简单的晶体结构。也许只不过是运气好。不管是何种原因，晶体薄片的形状相当好，晶胞很小，不出一个月，迪金森和鲍林已经确定了其结构——相当有趣，在一个金属原子钼的周围围绕着六个非金属原子硫，组成了一个等边棱柱，此类结构是首次被发现。 鲍林欣喜万分。后来他写道：“这一成果使我终身难忘。确定结构的过程涉及一系列一丝不苟的。精密的逻辑推理，迪金森帮助我认识到了这一点。世界的本质可以通过精心筹划和熟练的试验来了解，这一认识让我非常高兴。”伴随兴奋而来的是一种深深的满足——通过人类的智慧和技巧可以发现大自然隐藏的规律。他作出了一项发现。 现在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科学家了。 迪金森当然在以前也分析过晶体，现在他很高兴自己的学生已经入门，便埋头于别的工作了。鲍林认为下一步应该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了。但是，“我等了足足一个月，仍杳无音讯，”他回忆说。所以他以个人名义撰写了供发表的辉钥矿研究成果，把论文交给了迪金森。 不久之后，诺伊斯把鲍林叫到了办公室。在让年轻人坐下之后，他巧妙地把话题转到了科学成果归属的问题。诺伊斯说，这篇辉钼矿论文只署了鲍林的名字；恐怕鲍林忘记了迪金森教授也参与了这一工作。鲍林说：“当然这对我的震动很大，我意识到自己完全忘记了他（迪金森）的工作以及他对我的指导。”“辉钼矿的晶体结构”一文经过修改于1923年4月在《美国化学学会学报》上发表。著者按次序为，罗斯科·迪金森和莱纳斯·鲍林。“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经历，”鲍林说，“它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很容易低估别人作出的贡献。” 在蹒跚起步之后，鲍林成了一名晶体学高手。不久迪金森就完全信赖了这位学生。在1924年他获研究基金赴欧洲访学的一年里，他让鲍林负责Ｘ射线实验室的工作，这进一步加强了鲍林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鲍林还担负起了教师的责任，向其他学生介绍试验技术并指导他们的工作。回国之后，迪金森逐渐对其他研究领域产生了兴趣，鲍林就接任了加州理工学院住校Ｘ射线专家的职务。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鲍林还独立地或者与别人合作发表了6篇晶体结构的论文，数量之多令人瞩目。 鲍林早期的研究工作，确立了他作为美国一名出色的青年晶体学学者的声誉，同时也使他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花了大量时间，分析晶体单位的长宽高，了解原子的大小和化学键的长度，从那之后他将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化学现象。他本能地意识到，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正如楼房是由砖瓦和横梁构成的一样。它们的结构并不是随意的，而会以一定角度构成一定的形状；这种架构的度量单位是几亿分之一厘米。 发现并描述这些结构，可以给人带来一种纯粹的审美快感，然而意义还远远不止这些。分子的构造决定了其行为的方式。就拿辉钼矿来说，迪金森和鲍林发现硫原子之间的间距比布拉格父子在其他矿物中测量出的间距要大。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鲍林把辉钼矿易于开裂的特性归因于疏原子之间较长的化学键。他也开始考察所有已知的晶体结构，试图找出为什么布拉格的硫化学键比他与迪金森发现的要短。他意识到，类型不同，化学键的长度也不同：两个原子平等地分享电子所形成的化学键——朗缪尔在1919年创造了“共价”一词——一般比离子键要短（强）。所谓离子键，指的是一个原子离电子的距离比另一个原子要近。路易斯在他的立方体原子模型论文中提出，根据两个原子分享电子能力的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化学键。现在当他重新回顾这些文献，并自己动手解决了一些晶体结构之后，鲍林发现，正如路易斯推断的那样，化学键类型并不是非此即彼。有些化学键处于两种一般类型的中间状态。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物理化学家在研究化学反应时一般都忽略了化学结构；毕竟在晶体学之前他们无法精确地描述结构。但是情况正在改变。现在他们日益认识到物质的性质取决于它们的结构。 诺伊斯逐渐淡出教学，致力于行政管理。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个学期选修了诺伊斯教授的最后一门课：化学热力学，一曲19世纪以经典的牛顿物理学来研究物理化学的天鹅之歌。 这门课也是鲍林在研究生阶段上的唯一的化学课程。他在俄勒冈农学院已经上了足够多的化学课，但对物理和数学的知识却求之若渴。他以后的研究生学习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领域。 数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是学习物理必备的技巧。鲍林的数学导师是另一个——也许是最出色的——诺伊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理查德·切斯·托尔曼。他在1910年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四处游荡。他从密歇根大学转到辛辛那提大学，在伯克利分校与路易斯共事四年，在依利诺伊大学呆了两年，又在政府中干了三年，寻找一个能够满足他广泛兴趣的职位。托尔曼的兴趣没有边际：热力学、统计力学、动力学、理论物理化学，甚至还有天文学。不过，他在化学以外的主要兴趣是理论物理学。第一本探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英语书就出自他的手，并且当欧洲在量子物理学方面取得令人激动的最新成果时，他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认识到这一理论重要性的化学家——在此也应该说是物理学家。诺伊斯在鲍林入学前一年把托尔曼请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并给了他一个不同寻常的双重头衔以反映他的兴趣：物理化学和数学物理学教授。诺伊斯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兼有实验和理论才华……实际上，可能除了伯克利的路易斯，举国上下没有一个物理化学家是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在诺伊斯创建用现代物理学武装起来的化学系的计划中，托尔曼是中坚力量。在鲍林还是学生的时代，他就担负起了研究生教学的重担。诺伊斯从20年代起越来越关心加州理工学院的本科教育，而托尔曼则代表了研究生教育的灵魂：明确、严谨、领先。 学生们视他为智识过人、聪明博学的学者，他高高的额头和整齐的髭须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同诺伊斯一样，托尔曼是新英格兰人，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马萨诸塞州家庭，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教育。如果不是因为诺伊斯和其他几个他觉得志同道合的帕萨迪纳私人俱乐部的朋友，他绝不会到加州理工学院来。他同情左派政治观点——鲍林记得学生们哼唱一首小曲“左派理查德和他的兄弟爱德华”（爱德华·托尔曼是伯克利的教授）——与南加利福尼亚的保守倾向格格不入，而且他的文化品位不能容忍那一地区的粗鄙的商业化习气。他是一个出身名门颇有教养的贵族，在加州理工学院总显得有点不合群。“我觉得，在新英格兰，没有自我标榜的狂妄，没有巧取豪夺的压力，决策的基础也不是名声，”他在20年代考虑是否接受哈佛一个职位时这样写道。“我觉得人一到哈佛，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对于他们的方式和传统我毫不陌生。”只是加州理工学院无可比拟的工资让他留了下来。 不管工资多高都是值得的：托尔曼是加州理工学院最出色的教授。他的讲座是逻辑和系统的杰作；当着学生的面，他在黑板上写满数字，然后条理清晰、令人信服地引导学生穿行在新物理学的迷宫中。他让学生直接参与讲座。他会半途突然停下来，叫一个学生站起来，询问他对刚才探讨问题的理解。这让学生们保持清醒，并迫使他们的大脑快速运转。鲍林选修了托尔曼执教的所有课程，包括相对论和统计力学。他给托尔曼和其他教师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就开始帮助托尔曼准备供出版的论文手稿。 但是托尔曼对于鲍林最大的影响还在于他向这位年轻的化学家介绍了量子理论。 玻尔原子 在进入加州理工学院之前，鲍林只在俄勒冈农学院上过三学期专门为化学工程师设计的物理学入门课程。课程极少涉及欧洲最新的物理思想，比如由一位年轻的丹麦人尼尔斯·玻尔率领的一小组物理学家正在探求世界的构成。 玻尔希望了解原子，所以在战前来到英国追随卢瑟福学习，当时卢瑟福刚刚提出电子围绕原子核飞行的动态太阳系原子模型。玻尔第一个伟大成就在于把卢瑟福的原子与其他物理新发现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元素会令人不可思议地释放或吸收特定的、不连续的能量——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在1901年把这些能量束命名为量子。 普朗克的理论耸人听闻地提出，能量与光和热一样，不像牛顿所认为的那样是连续光滑的，而是以一种不连续的能量单位形式存在的。普朗克的理论可以解释诸如黑体辐射等奇特现象，但与许多传统物理概念大相径庭。尽管越来越多的事实支持量子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结果是由一个名叫爱因斯坦①青年理论家提出的——但是物理学界对量子论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许多人认为它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而杜撰出来的概念。 ①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美籍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创立狭义相对论（1905）和广义相对论（1907—1916），提出光子概念（1905），创立光电效应定律，曾参加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反对使用核武器，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然而玻尔却胸有成竹，他认为量子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认识原子中是必不可少的。他于191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一种原子模型。与卢瑟福的模型相似，电子在扁平的圆形轨道上围绕原子核旋转。但是玻尔提出，轨道只可能具有一定的大小，而且受量子规则约束。获得一定量能量，玻尔电子就会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能量较高的轨道；回到较稳定的轨道，玻尔电子会释放出能量，有时候还具有可见光的形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物理学家利用分光镜仔细研究了发光体发出光线时产生的一种神秘现象。受热时，不同元素发出的光线在光谱中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而是相隔特定的波长。每个元素表现出的波长图是独特的，好比发光的指纹。这些图样本身令人着迷、催人遐想。它们似乎很有规律，预示着一定规则，但同时又异常复杂，难以作出解释。透过分光镜，每个元素似乎都以光的形式展示了某一独特和谐的指法。但是，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原子会发出这些奇特的音调。 玻尔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玻尔原子模型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观察炽热气体时，他把电子在量子轨道的跃迁与通过分光镜观察到的亮纹的频率联系了起来。 至少在氢元素上玻尔理论是相当成功的。氢是最简单的元素，只有一个电子，玻尔的原子模型可以用来计算最明显的氢原子光谱。但是尽管经过多年努力，他的理论仍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氢原子光谱的一些精细结构，更不用说解释比氢复杂的元素了——当然，任何别的元素都要比氢复杂。 但是在氢光谱上取得的成功促使其他一些物理学家——其中主要有劳厄以前的导师、德国理论家阿诺德·索末菲，慕尼黑理论物理研究院院长——来改进他的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两位作为敌对国公民扣留的助手的帮助下（其中一位是出生于俄国，后来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保罗·爱泼斯坦），拓展了玻尔的原子模型。在简单的圆形轨道之外，他们又增加了椭圆形的互相穿插的轨道，对于电子在这些轨道上的运动又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了修正。结果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原子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氢光谱的大多数精细结构，并可以推广到多电子的原子。 这一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在战后占据了主导地位，鲍林从托尔曼那儿学到的正是这一模型。这是一个电子快速运动的动态原子模型，完全不同于鲍林在俄勒冈农学院为之入迷的路易斯和朗缪尔那种静态的、立方体原子模型。到鲍林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化学家的静态原子已成为物理学家的笑谈，就像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在1924年的一次讲话中讥讽的那样，“游手好闲的电子坐在干货盒子的角上，准备握手，或是抓住其他原子中同样游手好闲的电子。”物理学家知道，电子得不停地运动才不致于撞向原子核。 与此同时，物理学家的动态原子也渐渐为化学家所接受。索末菲延伸的椭圆形轨道赋予玻尔原子一些化学家必需的三维特性：如果椭圆的一头距离原子核较近的话，电子的轨道就会像胳膊一样从原子核伸展出去，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以特定的方向围绕其他原子。玻尔在20年代早期也重塑了他的原子模型，把扁平的轨道变为三维的壳状轨道，更接近于路易斯的立方体模型。妥协同样来自于化学家方面。路易斯设想他的静态电子可能代表运动离子的平均位置。到1923年，距他自己提出立方体原子模型仅过了七年，路易斯已准备接受玻尔—索末菲模型——至少在对氢原子的解释上——尽管还不能解释原子是如何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最精妙的阶段，完全是想象力造就的引人入胜的工艺品。在按照玻尔的规定画出来的图案中，原子看起来像一朵美丽的几何花，花瓣是互相交叉的精细的电子轨道。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的几年中，这些复杂的原子结构，周边的跃动、旋转、和谐的电子轨道，加上和弦般的光谱线，照索末菲的说法，似乎代表了“球体上真正的音乐”。 但是这种音乐完全弹错了地方。电子怎能从一个轨道消失，在另一个轨道重现，而不在中间什么地方存在呢？经典物理学所说的“量子跃迁”是绝对不可能的。无人知道答案。按照牛顿对带电物体运动的理论，带负电的电子在围绕带正电的原子核运动时怎能不损失能量呢？大物理学家密立根也只能说，“上帝没有那样来创造电子。”即便索东菲作了修正，这一模型仍然不能解释某些光谱现象，特别在较为复杂的原子中。这一理论存在缺陷。在原子层次上，经典物理学看来无能为力，但是玻尔的量子理论同样解决不了问题。正如物理学家乔治·枷莫夫所写的，“一时间似乎物理学家和物理学都神经错乱了。” 有关对玻尔—索末菲模型所作的批评，鲍林有些是在托尔曼的课上听到的，有些是从来访的欧洲物理学家的讲座上听到的，特别是从保罗·艾伦费斯特关于量子物理的课程处听到更多。然而，作为研究生，鲍林尚没有能力评判玻尔的模型，也没有能力创建一个新模型。每一方面都有那么多的数据，每天都发生那么多的变化，需要消化那么多新思想。在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接受课堂上的内容，包括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的一般正确性。在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化学讨论会上，鲍林认为这是托尔曼讲授的最重要的课程，老师和学生一章接一章地阅读索末菲影响深远的德文教材《原子结构和光谱线》最新的第四版。在书中，这位德国物理学家详细阐述了他的原子结构的思想。索末菲本人在1922年—1923年美国访学时提出了自己的原子模型。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听了他的讲座，并成为一名信徒：一天下课后，鲍林截住索末菲，一边沿着加州理工学院的拱廊走去，一边向他讲述自己对原子结构的想法；他甚至用铅丝和木块做了一个模型，向索末菲展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如何用玻尔—索末菲轨道来解释碳的四面体结构。在那时，鲍林还不能够辨别哪些是量子理论的缺陷，哪些是自身学识的短缺。 自身学识的短缺有时候是显而易见的，这使鲍林很痛苦。在一次讨论会上，托尔曼问鲍林，为什么大多数物质置于磁场中会短暂地表现出与磁场相反的磁性——一种称为抗磁性的现象。正确答案是，磁场改变了物质中电子在轨道上的运动。但是鲍林并不知晓最新的发现，回答说抗磁性不过是“物质的一般特性”。这一回答逗乐了托尔曼，他又向鲍林提了更多的问题。另一次，托尔曼问了一个鲍林无法回答的问题，鲍林只能干巴巴地回答：“不知道，我没有上过这门课。”课后，一个老成精明的博士后把鲍林拉到一边，给了他一些友好的忠告。“莱纳斯，”他说，“你不该这么回答托尔曼教授。你现在是研究生了，你应该什么都知道。” 鲍林希望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带上了理论性。 科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理论家和实验家。实验家在实验室里开展工作，从自然界中一点一滴地验证经验性事实，最终搜集起大量的资料来确切说明物质的性质。理论家在大脑中开展工作，试图从实验家搜集的事实中理出头绪，寻找决定个别事件的自然法则。实验家确定发生了什么；理论家解释为什么。在托尔曼的影响下，鲍林更加沉醉于理论思维带来的兴奋中。这适合他的性格和才能。他的兴趣很广泛，而理论科学家正需要宽广的思路。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可以在好几个领域中旁征博引。他喜欢猜谜，而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实验数据中发现内在理论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谜题。而且鲍林雄心勃勃。成功的理论家是科学之星，是如爱因斯坦、路易斯和玻尔那样的巨匠。这是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这一诱人的前景，加上鲍林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分子结构在认识化学性质中的关键作用，促使他确定了一个目标：他要发现分子中原子结合的规律。原子与一定数目的其他原子按一定距离形成具有一定形状的分子。为什么这些数目、距离和形状是一定的呢？化学键，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将是解决问题的钥匙。量子物理学既然在发掘原子内在构造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那么可以逻辑地推断，它最终也可以解释化学键。把量子理论同化学键联系起来的那个人也将在物理学家的动态原子和化学家的静态电子之间达成一种妥协。为化学（仍然是一门描述性科学）带来数学物理新方法之火的那个人将有机会重塑这一学科，造就真正的“物理化学”，从而可以直接从物理定律定量地预测化学现象。这将是一项非凡的重要成就，鲍林在研究生阶段的早期就瞄准了这一项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鲍林需要掌握新物理的所有知识。他开始阅读有关量子理论的其他书籍和论文，而且一次不落地参加每周两次由物理系单独举办，或与天文系联合举办的生动的研究讨论会。有时由研究生发言，汇报他们最近阅读的收获；有时则由任课教师或访问学者介绍他们自己的科研成果。讨论会上充满了探讨和辩论。正是在这些讨论会上，鲍林学到了德布罗意关于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的思想。在另一次讨论会上，一名研究生查理·里克特（后来发明了里氏震级表）冲进教室宣布两名青年荷兰科学家高德史密特和乌伦贝克发现电子会自转。“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激动——甚至地震也没让他这么激动过，”鲍林回忆说。“其他人也同样兴奋。在物理和化学领域不断发生着重大的事件。” 感谢密立根，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紧跟——并越来越多地贡献于——这些变化。当初吸引密立根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的一揽子方案中包括一笔从欧洲引进一位参与量子革命的青年物理学家到帕萨迪纳来的经费。1921年，密立根请来了索末菲以前的一名助手，数学物理学家保罗·索菲斯·爱泼斯坦，正是他带来了伟大的欧洲科学中心的远见卓识、崇高声誉和激动振奋。爱泼斯坦认识欧洲物理学界所有稍有名气的人。与此同时，密立根自己的声名也达到了顶点。1923年他获悉（在他向鲍林等学生授课时）自己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第二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 到了20年代早期，加州理工学院已经获得了国际性声誉，外国物理学家到美国讲学时少不了要到此停留。将学生时代的鲍林听过的讲座人名单列出来，就十足是一部物理学名人录。除了索末菲和艾伦费斯特之外，还有物理界的元老亨得里克·洛伦兹，他研究了磁对光的作用；杰出的德国数学物理学家马克思·玻恩，他使自己在哥廷根的学院成为世界量子力学的中心；玻恩的朋友，实验家詹姆斯·夫兰克，他用电子轰击气体从而证实了原子的量子性；英国的C·G·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的孙子，一名卓有成就的数学物理学家）；还有印度的C·V·喇曼。洛伦兹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玻恩、夫兰克和喇曼最终将各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鲍林的研究生时代，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学习新物理学的最佳场所。 要学习量子理论，鲍林必须懂得量子理论赖以栖身的高深数学。他一头扎进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的所有数学课和研讨会：高等微积分、矢量分析、积分方程、复分析和场论。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是不错的，“但是我从来没能喜欢上它，”鲍林回忆道。“数学家试图建立一种完全符合逻辑的论断过程，首先提出几个假设，然后从这些假设推出所有的数学公式。数学家试图精确地求证，而我对精确从来就不太感兴趣。” 他的兴趣在于用数学这一武器来解决他认为更为有趣的问题：鲍林靠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在大脑中建立了三个浩瀚的图书馆：一个是传统化学图书馆，主要是在俄勒冈农学院期间收集的；一个是从Ｘ射线研究中积累的原子大小、化学键距离和晶体结构的资料；第三个是数学公式和量子物理学论断。当他的研究生学习临近结束时，在托尔曼的影响下，鲍林在这三方面的兴趣开始融合成新的思想：鲍林最初的理论。 这一过程是从几个方面同时发生的。1924年末，诺伊斯让鲍林修改他准备发表的几篇论文。对于一个硕士研究生而言，这不啻于一种荣耀，特别是鲍林此时正师从于另一位教授。诺伊斯对带电的原子或离子在溶液中的形态极有兴趣，他的论文是对彼得·德拜和欧内斯特·胡克尔关于稀释的离子溶液的新理论提出的商榷。对“亚瑟王”的尊敬并没有妨碍鲍林提出直率的评论。“我发现（在诺伊斯的草稿中）许多地方值得商榷，而且我指出，诺伊斯的有些说法并不真正符合理论，他随即作了修改，”鲍林回忆说。之后，鲍林运用诺伊斯的论文作为他本人理论的基础。“我想为什么不更上一层楼呢，难道不可以把这一理论推广到浓缩液上吗？” 鲍林埋头工作了几个月，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关于浓缩离子溶液的理论，并把论文呈交给诺伊斯审阅。诺伊斯恰巧邀请德拜于1925年春天访问帕萨迪纳，正好安排鲍林自己向德拜提交论文。当时德拜传奇式的科学生涯正处于巅峰状态。他出生于荷兰，放弃了自己的电机工程专业而转攻物理，在慕尼黑索末菲手下获得博士学位，然后接替爱因斯坦出任苏黎世理论物理教授。但是德拜的研究兴趣在于化学。他发现了一种测定分子极性的方法，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声誉（一头带正电、一头带负电的分子是有极的，或被称为有偶极矩；多年以来测量仍极矩的单位都被称为德拜）。他是最早认识到Ｘ射线晶体学巨大潜力的科学家，也是首批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粉状固体和整块晶体的人。甚至在他1923年发表稀释离子溶液理论之前，密立根已经决定邀请德拜来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德拜婉言谢绝了。四年后，当他来到帕萨迪纳访问之时，他已经牢固树立起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化学家之一的地位。 鲍林紧张地站在包括诺伊斯、托尔曼和德拜等人的一小群科学家面前，用了两个小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新理论。说完之后，房间里一片令人难堪的沉寂。托尔曼首先打破沉默，提了几点保留意见，随后大家就散了。德拜一声不吭。鲍林最终了解到问题出在他的数学公式上。他对此问题的回答从物理角度来说是相当有力的，但是支持论点的数学公式难以令人满意；他过多地作了没有根据的假设。他在这一理论上又花了两年时间，但是最后托尔曼与数学教授哈利·贝特曼对其计算结果的不断质疑迫使他放弃了努力。鲍林写信给诺伊斯说：“我处理问题的方法是物理的、直觉的，而非数学的、精确的，……我已经认识到，即便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如果我不能驳回批评意见，就不应该发表论文。”这一经历带来了苦涩的遗憾。鲍林知道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他感觉得到这一点。 德拜还是相当赏识鲍林的。在帕萨迪纳访问期间，他邀请鲍林帮他一同研究其他问题。他建议鲍林研究一下一个液滴在另一个液滴中状态的变化，鲍林努力工作了几星期，但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又共同研究了磁场对稀释离子溶液的影响；研究成果在1925年发表。 与本领域内最杰出的一名科学家合作写一篇论文，对鲍林而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并不是他唯一的工作。他的思想时常会游离到别的地方。有一个时候他甚至写下了一些想法，试图在德拜一胡克尔理论与白矮星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他还开始与托尔曼合作研究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问题，这是鲍林提出的，涉及过冷液体在绝对零度的残嫡。这一想法最初是由鲍林提出的；他以“并非十分复杂的形式’响托尔曼提出这一命题，后者指导他进一步阅读其他论文以获得更多的背景知识。在鲍林完成第一稿后，托尔曼问他这篇合作论文应按何种次序署名。显然这个年轻人还需要更好地理解尊重导师这一点。他说，既然原始思想是他提出的，他应该是第一作者。这一观点很有道理——提出原始思想的人应该有优先权——托尔曼同意了，也许对自己弟子的冲动鲁莽还感到有些好笑。许多年后，当鲍林回想起这件事情时说道：“那时我不太习惯考虑别人，更多地是想到自己。” 托尔曼日后将在鲍林身上发现更多的这种倾向，他的态度也将最终由好笑变为冷峻。他们再也没有合作过一篇论文。甚至后来当鲍林成为托尔曼的系主任时，他也从来不称呼托尔曼为“理查德”，而总是“托尔曼教授”。不过托尔曼毕竟是鲍林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角色。鲍林后来感谢迪金森传授给了他细致的实验工作技巧，但是托尔曼将他引入了由量子物理学家最初发现而为化学家开创的更广阔的科学领域中，可以说托尔曼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我的许多老师都是极其出色的，但是托尔曼对我事业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鲍林这样说。 诺伊斯就不同了。鲍林从没有认为诺伊斯像托尔曼和迪金森那样影响了自己在科学事业上的发展，尽管诺伊斯是最终负责指导他研究生学习的人。这种态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科学兴趣的不同。鲍林不无轻蔑地把诺伊斯的热力学称为“黑盒子”，化学家只管往里输入数据，得到结果而并不知晓为什么，而且诺伊斯从来没有像鲍林那样能够熟练地运用量子理论这种新方法来研究化学问题。鲍林还认为诺伊斯在为化学系谈判的时候态度不够坚决。最后，鲍林喜欢“男子汉”，而诺伊斯在某些方面太浪漫、太谨慎、太女性化。（并不单是鲍林有这种看法；他记得托尔曼就曾称诺伊斯为“老处女”。）至少在鲍林一方，他与诺伊斯保持着距离。 但是诺伊斯对鲍林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他看着这位天才青年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复杂的Ｘ射线晶体学。他看着他在迪金森外出访学时掌管实验室。他看着鲍林毫不客气地质询德拜的理论，然后又改弦易辙与他愉快地合作。他看着鲍林在实验和理论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对一个研究生而言这是不同一般的成就。1925年，诺伊斯给了鲍林最后一次考验，要他指导十几个本科生进行一些创新的研究——这是诺伊斯让未来化学家尽早接触实验室计划的又一组成部分。在这项工作中，鲍林又一次获得了成功。本科生们干得相当不错，其中一名一年级新生埃德温·麦克米伦还与鲍林合作写了一篇论文。（麦克米伦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先于鲍林。） 到了研究生三年级，鲍林在教室和实验室里表现出来的独立思维和动手能力给诺伊斯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以前发表过的五篇论文汇集为一篇博士论文，题目是“用Ｘ射线确定晶体结构”，并在1925年6月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辅修物理和数学。 鲍林的出色表现源出于他的勤奋。他记得在加州理工学院第一年的日程安排：“我想，我一周上45个小时的课（在某些大学里算15个学时），主要是高等物理和数学课程。后来系里规定兼课的研究生只能上30小时的课。另外我还花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晚饭后我就回到实验室，一直工作到大约晚上11点。周六和周日我总是全天工作。” 他第一年的室友埃米特记得，鲍林的工作比他说的还要多。他们合用一张床，轮流睡觉。照埃米特的说法，鲍林总是凌晨3点从实验室回来，那时埃米特正好起床开始学习。 每天晚上在实验室里，鲍林都要给爱娃·海伦写一封信。绵绵书信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鲍林发现自己非常想念爱娃。不出几个月，他们就决定不再等待，也不顾双方家长的反对，在鲍林入学的第一年底结婚。 1923年春天，鲍林花50美元买下了迪金森用了七年的T型福特车，在街上转了几圈算是学会了驾驶。6月，他一路北上俄勒冈参加婚礼。“我原打算天黑就休息，”他回忆说，“但是我急切地想早日回到俄勒冈，所以就想，为什么不一直开下去呢？”半夜时分，鲍林驾着旧车在西斯基由山脉的崎岖山路上疾驰。为了让头灯发光，他得保持高速行驶，不小心一下子把车开进了路边的一个大坑。车最终停了下来，人也被颠倒了过来，一块车顶支架的碎木片还扎进了他的大腿。他挣扎着爬了出来，包扎了伤口，熬了一夜等待别人来救援。第二天一早，救援的人终于来了。刚把车修好，他又上路了，回到家刚好赶上婚礼。 婚礼在塞勒姆爱娃的姐姐家中举行。这是一个小型的家庭婚典，双方母亲都暂时把不悦放在一边参加了。鲍林高中时的朋友杰夫列斯是他的男傧相。在俄勒冈小镇科瓦利斯度过了一天的蜜月之后，鲍林又开始了暑期打工，还是测试铺路材料。新婚夫妇先在波特兰与鲍林的母亲一起生活，爱娃尽量地讨好贝莉——但她从未完全成功过。随后她又和鲍林一路追随筑路工人穿行于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每到一地都住在临时租来的房子里。 爱娃的才智早就打动了鲍林。比如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写给爱娃的一封信中提到泡菜中含有醋酸；她回信说：“谁都知道泡菜中没有醋酸，而是乳酸。”指出以前的教授在他本人专业中的错误是需要有勇气的，而且这类情况以后还会发生。一天工作下来，为了打发时间，鲍林翻开一本从当地图书馆借来的智力测试书，与妻子一起解答其中的问题。“我吃惊不小，”多年以后，在一次与爱娃同时接受采访时他说道，“我发现自己的新娘解数学题的速度比我还快，而且在多数场合答案比我的要正确。后来我想幸好没有在结婚前就发现这本书……不然可能会影响我的虚荣心。” “你指的是伤害你的自尊心吧，”爱娃回答。 1923年秋天，鲍林把新娘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搬进了校园边的一套小公寓。鲍林又恢复了老的工作习惯，选修了许多课程并把大多数晚上和周末都扑在实验室里。爱娃把一部分时间用来盘算如何用微薄的研究生津贴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时间用来设法与辛勤工作的丈夫呆在一起。她精力旺盛，静不下心在家等鲍林结束一天的工作回来。她同鲍林一同上学，陪他听周五晚上的物理讲座，在实验室里帮忙，帮他做晶体模型，描绘球心投影，帮他计算公式，还在实验室纪录本上听写鲍林读出的衍射测量数据。鲍林在1923年的实验室纪录本上随处可见爱娃的手迹，包括在一页顶端写的“我爱你”。在实验室工作是和自己丈夫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可能也是唯一方式——而且这也让爱娃得以熟悉他的工作和专用词汇。她需要这些知识，以便和丈夫谈论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她不应该妨碍鲍林对工作的乐趣，妨碍他获取成功的抱负，她同样也不允许这一雄心将他俩分隔开来。 不过，工作并非唯一的生活内容。鲍林夫妇一同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与迪金森一家野营，一同去海边。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取名小莱纳斯，诞生于1925年3月10日。他们甚至还一同密谋，帮助鲍林的旧时朋友杰夫列斯与一位父母不赞成其婚事的姑娘秘密举行了婚礼。当时杰夫列斯正在伯克利攻读心理学硕士，鲍林夫妇时常去那儿拜访他。 1924年，鲍林又一次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来到化学学院，把自己介绍给了路易斯。后者关于原子分享电子对形成化学键的论文曾经给了鲍林非常深刻的影响。路易斯当时不到50岁，正处于科学创造与个人权威的巅峰。自从1912年离开诺伊斯来到伯克利开设化学系之后，路易斯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管理两方面都表现出了杰出才能。1923年，也就是鲍林首次拜访他之前不久，他刚出版了一本热力学经典教材（路易斯在推广现在早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自由能概念方面功不可没），而且还撰写了一本总结其他原子分享电子对的思想，是一本具有巨大影响的专着。在校方的支持下，路易斯在过去十年中重组并扩大了伯克利的化学系，使其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 尽管诺伊斯和路易斯两人同是美国物理化学方面的领袖，而。且家庭背景相似——两人都是17世纪移居美国的英国人后裔，两人的父亲都是具有学者思维的律师——然而两人在其他方面可谓是迥然相异的一对。诺伊斯生长于新英格兰，浸润在清教徒的传统中长大；而路易斯则生活在美国中西部，自学成才，独立思维。诺伊斯沉稳谨慎，喜欢在幕后操作；路易斯直率好辩，总是冲在最前沿。诺伊斯吟诵诗歌；路易斯爱说笑话。路易斯领导下的化学系像一个辩论协会，面对挑战和答辩他兴高采烈。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就像个顽童，总要寻找机会打击保守的偏见。”这位伯克利的化学家在海象唇髭下总叼着一支雪茄，“不管是否喝过酒，不管身处何地，他总是热烈讨论的焦点，总是欢乐人群的中心。”路易斯和鲍林一见如故。在第一次见面时，鲍林向路易斯介绍了自己在晶体方面所做的工作，并问他可否在毕业后到伯克利来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后。和诺伊斯一样，路易斯慧眼识英雄，高兴地答应要考虑。 诺伊斯听说此事后忧心忡忡。对鲍林，他有自己的打算。早在鲍林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诺伊斯就写信给海耳说：“我这里有一个来自俄勒冈的学生，已经证明不同一般。”在鲍林即将结束研究生学习时，诺伊斯已经赞誉他为“学院历史上最有资格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候选人”。诺伊斯惯于在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一毕业时就提供他们任教的职位——他对迪金森和其他早期的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生就是这样做的——早在鲍林拿到学位之前，诺伊斯就决定把他留下来。但是，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最优秀的新博士总要设法取得博士后奖学金到别的院校呆上一两年，向别的大师们学习新的技能。最有声望、数额最高的奖学金是由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具备鲍林这样能力的毕业生，自然希望能赢得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奖学金，到别的学校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谋求一个教职。 唯一的问题是路易斯。诺伊斯深知伯克利化学系的实力，也深知路易斯的个人魅力，他不想冒险让鲍林到伯克利去与路易斯形影不离地过几个月。他建议鲍林申请国家委员会奖学金，同时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要求，要鲍林在母校攻读博士后。鲍林希望进行Ｘ射线晶体学研究，诺伊斯在推荐信中强调，除了加州理工学院，其他学校都没有像样的晶体学实验设备，他还提出指派几个研究生协助鲍林工作，并暗示以后将安排鲍林的教职。“我担心，如果鲍林现在到了别的学校，这个杰出的青年研究人员就会失去一个绝好的研究机会，”诺伊斯在给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信中这样写道。 同时，诺伊斯又积极准备了第二手方案。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不大可能为鲍林破例；要是那样的话，鲍林就有可能去伯克利，并且一去不复返。1925年春天，诺伊斯听说一个新的国际奖学金计划——古根海姆家族基金刚刚启动。尽管第一批正式的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获得者要到1926年4月才会最终选定，但据说有一个先期的特别需求小组将获得资助在1925年夏天成行。诺伊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最赏识的弟子，并和密立根一起竭力劝说鲍林申请，以便到欧洲向量子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 但是鲍林并不急着去欧洲。在加州理工学院他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完成，而且他也盼望能到伯克利与路易斯工作一段时间。所以当他获悉自己赢得了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奖学金后——附带规定他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的六个月内一定要到另一所学校去——他立即通知古根海姆基金会，自己想一年后再考虑出国的事情。 欧洲是鲍林顺理成章的选择。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在基础科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诺伊斯以及其他人的努力下，美国的化学已经与欧洲的化学并驾齐驱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已超过欧洲。在需要动手的方面也同样如此。私营企业新增的资助，加上诸如密立根这类精明的本国科学家的技术，美国已经毫不落后于世界潮流了。但在理论物理方面，在思维实验、笔纸运算和对新定律的发现方面，仍是欧洲一统天下。这一点在量子理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到1925年时，玻尔和索末菲的“陈旧的”量子理论显然已经被推翻，新一代的年轻理论家开始彻底与经典物理学决裂。新生代几乎全是欧洲人——主要来自德国、法国和英国。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认识到了这一新浪潮的重要性，纷纷派遣新造就的博士到欧洲量子学中心去学习：去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院，哥廷根的玻恩研究院，慕尼黑的索末菲研究院，苏黎世的薛定谔研究院。 诺伊斯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之后鲍林可能去伯克利，也许再也不回头。 诺伊斯是幸运的。从1925年夏天开始，鲍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那个重大的命题：化学键的本质。他开始雄心勃勃地撰写一篇论文，直接把量子理论和化学键的问题联系起来，通过收集到的大量晶体学和其他化学数据来批驳路易斯旧的静态原于模型，支持玻尔的动态原子模型。接着，为了说明苯的结构，他延伸了这一思想，提出旋转的电子对可能围绕着两个、而非一个原子核旋转，这样建立起一个分享电子对化学键。量子物理学的进步很快就将证明这一方法行不通，但在当时这篇论文相当重要，因为这不光表明鲍林能够把结构化学与现代物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表明这位新博士能够宏观地思考科学问题。 与此同时，诺伊斯也在积极谋划着鲍林的未来。他认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上层人物弗兰克·艾迪洛特，他在1925年秋天安排鲍林和艾迪洛特在加州理工学院教工俱乐部共进了一次晚餐。那时鲍林对欧洲量子物理学的新进展正怀着日益浓厚的兴趣。大家正在谈论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一种奇特的数学工具，“矩阵力学”，可以用来澄清玻尔—索末菲原子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甚至路易斯也建议鲍林在适当的时候到欧洲去，向量子革命的奠基人学习。这样鲍林在12月份向古根海姆基金提出奖学金申请，学习“原子内部结构的拓扑数学和分子结构，特别是对化学键本质的应用”。他同时向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院和慕尼黑的索末菲研究院提出申请，寻求学习的机会。 在与艾迪洛特共进的那次晚餐后，诺伊斯已经得到私下的保证，他学生的名字将出现在来年4月份的名单中。但是，期间仍然有几个月的真空，鲍林可以到路易斯那儿去学习。正当鲍林和爱娃收拾行囊准备奔赴伯克利时，诺伊斯又一次插手了。他邀请鲍林夫妇到他家去共进圣诞晚餐，这一社交荣誉让鲍林觉得“颇为意外”。当诺伊斯说他们可以带上9个月大的儿子时，他们更感到诧异了。晚饭时，这个老单身汉和蔼可亲，表现出父性的一面是跑林从没见过的。他们抵达诺伊斯家时，小莱纳斯还没醒，诺伊斯把婴儿放到餐厅隔壁的一间屋内。“每隔几分钟诺伊斯就要起身离开餐桌去看看婴儿是否还睡着，”鲍林回忆说。“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对鲍林夫妇尽早动身赴欧洲，诺伊斯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你肯定能够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他告诉鲍林，但是何必等到正式通知呢？他建议说，如果鲍林夫妇提早走的话，他们在那不勒斯靠岸之前可以沿途在马迪拉群岛、阿尔及尔和直布罗陀逗留，然后可以在意大利游览几个星期。意大利！诺伊斯神采飞扬地提到罗马的辉煌，皮斯顿的遗迹。“我会给你钱购买到欧洲的船票，”他说，“以及从3月底到古根海姆奖学金开始前的生活费。”这是一分精美的圣诞礼物，鲍林夫妇无法拒绝。最后诺伊斯一锤定音，“你们现在搬到伯克利去，马上又要搬到欧洲去，真是太不值得了。”这是在路易斯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取舍。路易斯落选了。 后来鲍林说：“在许多年后我意识到，诺伊斯为了实现他已经作出的决定所采用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 鲍林采纳了诺伊斯的建议，放弃了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奖学金。根据鲍林的回忆，他喜新厌旧的做法招来了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一封“非常严厉的回信”。 欧洲这个目标已经定了下来，但是去哪个科学中心呢？鲍林无需费心：玻尔没有答复鲍林，而索末菲写来了回信。鲍林将去慕尼黑。在走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们的婴儿怎么办？鲍林原以为小莱纳斯会跟他们一起去欧洲，他记得，当爱娃提议把孩子留在家里时，他感到“十分震惊”。起先，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后来经过反复的考虑，他觉得还是这样好。他和爱娃将四处奔波，而且要省吃俭用；他们将没有独用的住房，没钱雇人看孩子，也没有时间来哄孩子。把孩子带上会给爱娃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可能影响他的工作。他们安排让爱娃的母亲带孩子——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决定，鲍林母亲的健康正日益恶化——他们将每个月寄给她25美元。1926年3月4日，他们在波特兰火车站向小莱纳斯挥手道别，搭上一列东去的列车——再过6天就是儿子一周岁生日了。再次见到儿子将是一年半以后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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