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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家 鲍林从英国回来后，在继续投身于科学的同时，又恢复了对政治的关注。1948年夏，举国上下正在为历史上最为喧闹和最出人意料的一次总统选举作准备。像许多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党人一样，鲍林准备退出该党。他认为杜鲁门转向右翼，出卖了罗斯福的理想。 鲍林支持的候选人是罗斯福时期的农业部长，1940年到19M年期间的副总统华莱士。华莱士来自中西部，生性孤傲，有才学，还是一个富有的农业杂志出版商和杂交玉米的培育者。华莱士是最坚定的新政支持者，坚决支持与苏联和解。在美国战后反共调子越唱越高的时候，许多政界人士和报纸把他划入极端理想主义者一类——“战后时期的梦想家”，这是一个官员用来形容当时政府中自由派人士的一个称呼。 杜鲁门上台后，华莱士任商业部长。杜鲁门认为华莱士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与处理政府事务相比，他学习外语的兴趣更高一些。当杜鲁门重新采取反共立场时，曾在日记里愤怒地提到华莱士，称这个“百分之百的和平主义者”在内阁会议上竟然对大家说他“要解散武装力量，向俄国人提供原子弹秘密，寄希望于克里姆林宫政治局那伙冒险主义者”。杜鲁门意欲除掉他。到1946年下半年，他终于等到了机会。华莱士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作了一次演讲，嘲讽杜鲁门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强硬”政策。一周以后，杜鲁门要求华莱士辞职。 杜鲁门达到了目的，但同时也分裂了民主党。华莱士宣布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他和自己的支持者创建了新的进步党，声称自己是罗斯福的忠实追随者。鲍林最为钟情的政治团体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在被指责为一个共产党阵线的组织之后，伤痕累累，这时已改组为美国进步公民组织，并聚集在华莱士的麾下。刚开始时，华莱士的竞选活动十分强劲。他本人是一个十分机敏和雄辩的演说家。1947年那段时间，他关于国际主义的主张以及经过修正的新政纲领迎合了群众的情绪，在选民集会上受到热烈欢迎。在他发表演说的体育场或大会堂里，挤满了自由主义者和反杜鲁门的民主党人，还有少数共产党人。鲍林喜欢华莱士的国际主义和新政意识，以及他处理政治的知识分子方式。于是，他成了“支持华莱士的民主党人”组织的成员，并担任了美国进步公民组织的副主席。他参加游行，捐款支持华莱士竞选，还在洛杉矶的一次大型竞选集会上介绍候选人华莱士。在这次集会上，鲍林和他的女儿琳达与著名演员赫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备受瞩目。赫本看着男孩子气的琳达，眼睛一亮，奇怪她为什么不从影。 鲍林和华莱士在很多方面十分相像。两人都喜欢独立思考，都是热忱的理想主义者，都不愿意妥协。鲍林认为华莱士更为突出的优点是由于他进行农作物杂交的研究，因而他懂得科学。鲍林说：“我认为他很优秀也很明智；但如同很多科学家一样，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尚欠火候。” 这正是症结所在。华莱士对握手拍肩、笼络人心这一套很不在行，他过于孤僻冷峻，因而成不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还始终坚定地主张与苏联亲善。如果说在1946年初谈论把原子弹移交给联合国和援助苏联的大规模重建还不无道理的话，那么到1948年中期继续鼓吹这种论调就无异于政治自杀了。 1948年的2、3月份，鲍林尚在英国访问，华莱士的竞选运动就已开始走下坡路。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一次共产党政变，该国彻底投向了苏联的怀抱，这一事件在美国激起了一股反共的情绪。华莱士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情绪，反而声称捷克事件是对一次预谋的右派政变的反应，而美国大使可能卷入了这一阴谋。华莱士急于指责美国并为俄国找借口，由此遭到了共和党人的讥讽和杜鲁门的指责，并在报纸上受到了大举挞伐。进步党变成了向共产党妥协的代名词，党员人数也急剧减少。 选举的那一天，鲍林正在华盛顿州访问，在政府生产原子弹原料的大型设施汉弗德厂附近作有关和平问题和化学研究的报告。尽管当时爱娃出于惧怕共和党人获胜的心理，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刻将选票给了杜鲁门，并怂恿鲍林采取同样的立场，但是鲍林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缺席投了华莱士的票。那天晚上，当鲍林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电台评论员已在预言共和党将肯定获胜。事态发展似乎将再次证明爱娃是正确的。凌晨两点钟，鲍林醒来，走进停在汽车旅馆停车场上的汽车里打开收音机，传出的是杜鲁门宣布获胜的消息。鲍林为此松了一口气，然而华莱士的表现令人沮丧：他得到的支持票少于百分之三，进步党未在任何一个州获胜。与成千上万的进步党人一样，鲍林感到很伤心，“华莱士也许是太诚实了，终究成不了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1948年的大选标志着新政的终结和美国排斥异己时期的开始。华莱士参加竞选对杜鲁门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他再也不用迎合党内的自由派，从而可以大胆地进一步向右转。他向自己证实，通过整治赤色分子，民主党人可以赢得选举。只要这种手段奏效，他将继续这样做。 政治形势显然发生了变化，但鲍林没有随波逐流。四年之前，他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新政支持者，一个游移于中间派和左翼之间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但四年之后，尽管整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鲍林的观念依然如故——在1947、1948两年间，他继续公开宣传对原子能技术实施国际控制，反对效忠宣誓，呼吁保障公民自由权和反对反共歇斯底里。现在的形势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左右了政治走向，根除共党分子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陈词滥调，与此唱反调的人则已是寥若晨星。 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对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①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随着人们对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恐惧与日俱增，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张，他将美国改造成他理想中的国度的能力也在增长。打着加强国家安全的旗号，胡佛开始搜集公民的材料，不管他们是否是国家公职人员，也不管他们是否真是危险分子。附上索引和交叉索引的厚厚的档案袋装满了一箱又一箱，从议员、律师到码头工人、图书馆员的日常生活细节都成为收集材料的范围。 ①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1924—1972），建立指纹档案、科学侦察犯罪实验室及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以反共为目标，对美国公务人员进行“忠诚”调查，招致进步舆论抨击。 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卷宗上写着莱纳斯·鲍林的名字。1948年冬季，鲍林离美赴牛津访问几个星期之前，胡佛的得力助手托尔森向他递交了一份告密信。信是由美国化学学会的某个会员写来的，信中说他担心学会的当选主席，即将赴英国访问的鲍林，有亲共倾向。托尔森告诉胡佛：“我查阅了一下档案，结果发现我们从未对鲍林进行过调查，但是鲍林与美国进步公民组织关系密切，并在关于解散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决议上签过名，是这个被共产党渗透的组织的成员……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胡佛之所以未对鲍林进行调查，非不欲也，是不能也。根据效忠宣誓法案，联邦调查局可以进行调查的美国人的范围已经扩充到了成千上万的联邦雇员，包括接受联邦政府资助和与政府签约的教授，但是调查范围仍然是有限制的。大战结束之后，鲍林并未从事任何涉及国家机密的科研项目，也未申请联邦资助。根据9835号行政命令，在私立大学工作的研究人员不属于审查范围。 但是，当鲍林抵达伦敦之后，情况立即起了变化。美国海军研究处助理武官办公室的代表拜访了鲍林。这位年轻的军官告诉鲍林，为了国家利益，美国的科学研究必须与英国并驾齐驱。假如鲍林能够告知海军他对访问过的英国实验室的印象，那将是很有用的。这位军官还说，这不是窃取情报，也不存在辜负对方信任的问题。鲍林所要做的只是告知他对英国科学现状的一般印象而已。作为对他履行政府顾问职能的口报，他们将付给鲍林每天20美元的酬金，鲍林只要在一份合同上签个字。然而，从鲍林签字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列入了效忠审查的范围之内，联邦调查局立即开始调查他的政治历史。 由于鲍林对自己参加过的任何组织都不加保密，因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十分容易。特工人员查阅了有关档案，找到了一份1947年调查人员与鲍林进行谈话的记录，那次谈话的内容涉及到另一位被怀疑有自由主义背景的科学家奥本海默的忠诚情况。鲍林在谈话中称自己是奥本海默的“亲密朋友”，他告诉调查局说，奥本海默是一个“脾气多变、性格复杂而又绝顶聪明”的人，他本人毫不怀疑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谈话随后进入有关奥本海默的政治活动。鲍林详细讲述了自己与帕萨迪纳科学家协会，与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与美国进步公民组织的联系，还谈了自己对华莱士的支持。在这份谈话记录中，调查人员加了这样的评论：秘密渠道称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好莱坞分会是“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和宣传组织”，而且称帕萨迪纳科学家协会内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阵线的活动分子十分活跃。 联邦调查局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借阅了鲍林的档案，发现档案内有很多《工人日报》和其他共产党报纸的剪报，在这些剪报内“无数次地引用了”鲍林关于原子弹政策和人权问题的讲话。他们认为这些活动都很可疑，但是按照效忠法案的规定，鲍林唯一的非法活动是在战时与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关系密切。这个组织一直被列入司法部长掌握的黑名单之中。 尽管材料不多，却已足以使胡佛下令对鲍林进行全面调查。他要求海军情报局跟踪鲍林在英国的活动，下令联邦调查局特工查阅警察局档案和信用档案，对鲍林在伯克利和康奈尔逗留期间的有关人员进行访谈。他还让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协调在帕萨迪纳进行的调查。特工人员对鲍林的同事、邻居和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政官员进行了询问，还获准查阅鲍林在理工学院的私人档案。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他们访谈的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地肯定鲍林对国家的忠诚。他的同事们说，尽管鲍林“毫不隐瞒自己的见解”，是“一个参与者”和“主张自由表达信仰的理想主义者”，他却肯定不是共产党。他们所能告诉调查人员的关于鲍林的最坏的评价是他“好表现自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洛杉矶分局进行的调查一直延续到1948年的夏季尚无定论，这使胡佛失去了耐心。他打来电报指责关于鲍林的调查是“本局所进行的最为拖拉的忠诚调查之一”。9月10日，一份长达27页的调查报告终于完成了，到10月14日，胡佛将此报告递交给了公务员委员会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胡佛迟了一步。鲍林与海军的合同已于9月1日到期，因此他不再受9835号行政命令的约束。另外，此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托马斯已经去职，他被指控犯有冒领工资罪而于1948年大选后不久被判刑入狱。这个委员会一直在寻找一个有地位的科学家作为攻击目标，要是托马斯不离职的话，根据联邦调查局对鲍林的调查报告，它本来很可能对鲍林进行一次公开审查。于是胡佛采取了另一个步骤，他把对鲍林的调查报告送交司法部长办公室，寻求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是司法部找不出违法的证据。 当鲍林从牛津返回美国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对鲍林的调查已经结束。他回到帕萨迪纳后，同事们告诉他一条烦人的消息，就是特工人员曾来校查问过他的情况，然而特工人员当时曾同时查问过其他一些科学家，特别是那些与原子弹研究有关的科学家的情况，因此鲍林耸耸肩膀，不以为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胡佛企图对鲍林的忠诚泼污水的时候，其他人却对他的忠诚大加奖赏。1948年10月，就在联邦调查局竭力找茬以便对鲍林提出刑事诉讼的同时，鲍林与他的四个同事一起在理工学院举行的庆功典礼上接受了总统功勋奖章，这是由政府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由杜鲁门签署的奖状肯定了鲍林的“极具想象力的思维能力”，表彰了他在火箭固体燃料和炸药、氧气测量仪和血清代用品方面的“杰出创造”，以及他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杰出服务中所作的特别值得赞誉的事迹”。鲍林对此荣誉感到无上光荣。 这将是在以后的四分之一的世纪中，鲍林从联邦政府得到的最后一次奖励。美国在向右转，作为对杜鲁门的联邦效忠制度的补充，各州政府实施了更加严厉的效忠宣誓措施，这些措施的覆盖面从联邦雇员扩及到了成千上万名州。市政府工作人员。对忠诚性的审查不仅针对间谍或共产党，还针对那些批评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平民。在审查人员看来，批评美国政策就是为克里姆林宫效劳。任何批评美国政策的言论，特别是来自左翼的批评，都足以引起审查人员的怀疑。任何人只要与可疑的组织沾上点边，那么即使没有被人抓住犯有颠覆罪的把柄，也会招来恶毒的攻击。1949年初，艾奇逊在被批准担任国务卿的听证会上也曾陷入反共喧嚣的漩涡，他将其称为“野蛮人的攻击”。实行这种高压政策的结果是：批评政府或宣传自由主义目标变得十分危险，人们噤若寒蝉。然而鲍林却仍然我行我素。 到了1949年，任何人都已不敢与哪怕只是带有一丝左倾的组织发生任何牵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鲍林仍然这样写道：“作为个人，比如像我，必须学会与共产党人和睦相处……我几乎不认识任何被确认为共产党员的人；但是我确实属于一些被称为是共产党阵线的组织。我亲眼目睹这些组织的成员是如何亲密无间，对此我深感兴趣……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受到鼓舞。假如说，这种现象确实代表了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的亲密合作，那么，我就有理由相信，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世界各国人民最终将发现实现和睦共处是可能的。” 美国自由主义左翼政治团体不断萎缩的时候，也是鲍林在美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不断提高的时候。他成了残余的左翼分子的护卫者，一位敢于直抒己见的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他经常在各种呼吁书上签名并发起各种集会，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以至于每当一个组织要寻求一个名人来支持某项自由主义行动的时候，都会向鲍林求助。英国主教约翰逊来美国访问时，尽管鲍林倾向于无神论，他还是受人之托帮助组织欢迎活动。约翰逊主教是英国共产党员，被报纸称为“坎特伯雷的红色大主教”①。对他的访问，美国右翼分子纷纷表示抗议，百般加以阻挠。鲍林却不顾这一切，在欢迎约翰逊主教时仍然和他握手，此事被很多报纸广泛报道（然而跑林失望地发现这位红色教长不过是一个古板的老传教士而已）。鲍林发起组织全国性的会议以讨论公民自由权力遭到的侵害，反对政府驱逐外国人的歇斯底里狂潮。他捐款给保卫希斯②基金会，公开反对政府对在纽约受审的十一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迫害，还在洛杉矶的群众集会上呼吁大家“与专搞政治迫害的人和散布共产主义恐慌的人进行斗争”。 ①坎特帕雷是英格兰肯特郡的一个区和城市，在英国圣公会体制中，坎特怕雷大主教是全英格兰的首主教。 ②希斯（Alger Hiss，1904—），美国国务院官员，1948年曾被美国共产党员的钱伯斯（W.Chambers）指控为华盛顿特区共产党间谍网成员并且向苏联提供过国务院机密文件，后因伪证罪被判刑5年。 效忠制度令人讨厌，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1949年春天，鲍林与他的母校（当时已更名为俄勒冈州立大学）校长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起因与鲍林以前的学生拉尔夫·斯皮策的忠诚审查问题有关。斯皮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教化学，他的合同每满一年就要续签。这年校长斯特兰德决定解雇斯皮策，理由是他曾向某科学杂志写信，说美国科研人员在攻击苏联遗传学家T·D·李森科之前，最好先读一读他的原着。但是，斯皮策相信，解雇他的真实原因是院长不喜欢他支持华莱士的立场，不赞成他在学生中推动进步运动的做法。于是，他决定抗争，从而引发了一场小小的争论。斯特兰德拒绝重新考虑解雇他的决定，因为“斯皮策热衷于党派活动”，“他和妻子在校园里为苏联进行宣传”。当地报纸支持校长，声称“对于渗入教师队伍的赤色分子和外来同党必须像消灭白蚁一样加以清除，不准他们在校园里毒害青年”。后来，华莱士对解雇事件表示抗议，全国性的报纸以醒目标题予以刊登。斯特兰德立即反击，指责华莱士是“不诚实的赤色分子”。当鲍林以校友和美国化学学会主席的双重身份向斯特兰德写了一封语气强硬的抗议信后，他又立即应战。“你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的，”他在一些给鲍林的信中这样说道，“如果说，由于这一事件使俄勒冈州立大学失去你的尊敬和支持，那么我要说的是，你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失去了你的帮助，我们照样能活得很好。”斯皮策只得向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求助，但教授协会害怕被人说成“颜色偏红”而拒绝帮助他。斯皮策最终为了能在化学界觅得一个职位，只得放弃专业，离开家园，到加拿大去另谋生路。 同时，在离鲍林家较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在1947年春季宣布对雇员实行新的效忠宣誓制度。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报告的大肆渲染下，公众认为该校的伯克利原子研究中心庇护了赤色分子，因此校务委员会急于想通过此举扭转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赶在议会通过更为严厉的效忠宣誓法案之前抢先行动。按校方的计划，每个教师都要书面保证自己不是共产党员。 尽管多数教师对此表示服从，仍然有一些教师拒绝签字。经过校方与教师的多次谈判，拒绝签字者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少数几个人坚持不公开个人的政治观点而拒绝签字。校方以违规为由将他们解雇。其中有一个是鲍林以前的学生奥高曼，他被解除了在圣巴巴拉分校的教职。奥高曼是一个业务熟练的化学家，但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被迫在一个牧场当了一年之久的雇工。鲍林尽力给予帮助，为他写热情的推荐信并给他鼓励，但奥高曼的职业生涯还是无可挽回地被耽误了。 斯皮策。奥高曼和其他一些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失去工作的科学家，先后找到鲍林并向他诉说反共运动对他们的迫害。看到那么多人的科学生涯被效忠制度所毁灭，鲍林更加增强了与之斗争的决心。对凡是受到政治迫害而来求助的人，鲍林总无一例外地给予帮助。他本人并不招聘这些人——他在选择自己的研究人员时非常小心，唯恐招聘政治上有争议的人会被理工学院董事会否决——但他确实利用自己作为美国化学学会主席和著名学者的影响力写了许多推荐信，帮助这些人找工作。然而，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一旦哪个研究人员，特别是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被认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或者经效忠制度审定为需特别防范者，或同情共产党的嫌疑分子，那么大多数学校和研究机构都会拒绝聘用他们。因为雇佣这些人得冒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对那些接受联邦资助因而受到效忠制度制约的机构更是如此。而在战后，绝大多数大学研究机构均属于这种性质。这一形势与当时电影界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和导演所面临的情况相仿，只是在科技界涉及到的人更多，而却较少为人所知。被列入黑名单的科学家中，少数人在私人企业的实验室里找到了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几十个，几百个，也许上千个，无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只得放弃努力。 只要有机会，鲍林总要公开批评效忠宣誓的制度。1949年5月，他参加了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在洛杉矶组织的一次关于学术自由的小组讨论会。面对众多记者，他公开声明反对以任何理由解雇教师——除非他不务正业，仅因某人是共产党员而把他解职是缺乏充分理由的。《洛杉矶时报》随即在一篇社论中攻击鲍林的立场，断言“没有人能够身为共产党员而又同时贯彻学术自由”。《帕萨迪纳日报》的标题是“鲍林庇护赤色教师”。 1949年秋季，鲍林宣布他将组织和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有争议的美国大陆争取世界和平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西半球各国，会议内容是讨论美国和苏联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这次大会很快被指责为是由共产党人发起和组织的，后来的事态也确实证明这种指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指责对鲍林夫妇并没有产生影响。他们喜欢墨西哥城——爱娃热爱世界各国的民间艺术，花费了很多时间在市场上搜寻能够丰富自己收藏的工艺品——但觉得此次会议索然无味，充斥着庇护苏联、攻击美国的冗长发言。轮到鲍林发言时，他采取了自己惯常的讲话风格。他的主旨发言既包含社会主义者典型的反帝言论——“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国家正致力于推进垄断性的工业扩张计划和建立经济帝国，在这些富裕和强大的邻国的经济压力下，弱小国家被迫放弃自己的国家主权，”又包含对美国和苏联两国执行的限制自由、积极备战的政策所作的意味深长、不偏不倚的谴责。与会者没有听到预料中的又一篇单方面谴责美国伦的讲话，对鲍林的发言反响平平。 除了政治迫害以外，引起恐惧的因素确实很多。墨西哥城大会后三星期，苏联宣布原子弹试验成功。再过了一周，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被置于共产党掌管之下。 是年秋季，冷战全面开始。美国的政界人士竞相活动以便从冷战中获取最大的好处。共和党责难民主党人主持的国务院措施不当以致“丢失中国”，原因可能是政府内部有一小撮颠覆分子，由此掀起了一场内部清洗运动。国务院内最后一批新政分子被清除了出去，美国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向右转。 苏联的原子弹更加使人胆战心凉。原子弹试验的强光一闪，似乎美国的核保护伞——美国人用以抗衡苏联重兵的唯一手段一下子破裂了。其实，人们忘记了多年来美国的原子科学家对人民的不断提醒：苏联拥有原子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冷战斗士们坚持认为，这里面有间谍活动，必须把原子弹间谍搜寻出来。媒体更是推波助澜，大肆渲染各种谣传。一时间，对赤色分子及其同情者可以任意指责并罗织各种罪名。 到1950年的时候，随着世界上事态的发展以及国内反共潮流的高涨，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转而接受一套新的、更加“强硬”的信条。然而，鲍林却依然故我，既不改变自己的主张，也不调整宣传自己主张的方式。他坚持说，中国人有权决定治理自己国家的方式，包括必要时通过革命来实现自己的选择。他坚持说，苏联的原子弹不是一种威胁，而是“对全世界人民的一次警告，有利于推动各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组织恢复谈判，以便对原子能技术建立一套有效的国际监控机制”。 更多的人从原来的立场上退缩，鲍林则成了众矢之的。加州特尼委员会保存的有关鲍林的案卷越来越厚，里面满是他关于原子弹和公民权利讲话的剪报，其中很多来自共产党报纸。例如，作为特尼委员会重要情报来源的《工人日报》，对于鲍林发表的每次演讲和参加的每次抗议集会，都要在显著版面加以报道。到1949年下半年，特尼委员会已把鲍林定性为“加利福尼亚煽动分子”的领导人。 联邦调查局和反共报纸也充分利用了这份鲍林档案。鲍林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右翼势力编制的赤色嫌疑分子的名单中。然而鲍林对这一切都置之不理，他顽固坚持独立立场，我行我素，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注意分寸 然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却不能置之不理。杜布里奇的父亲来自中西部，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教师。按照一位科学史专家的说法，杜布里奇是一个“生活简朴、精力充沛和一味渴望从事重要工作”的人。他相对比较年轻——与鲍林年龄相仿，身材瘦削，长着一副娃娃脸，擅长募集资金，有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华盛顿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自信心甚至可与鲍林媲美。举例来说，谈及他在大战期间指导的雷达实验室取得的成就时，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原子弹仅仅结束了战争，而雷达却赢得了战争。” 杜布里奇在锣鼓声中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立即全力投入了使学院现代化的工作中。他首先向学院过时的行政管理机构开刀，解散了鲍林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教师一董事联合委员会，代之以相互独立的董事会和系主任委员会。对鲍林来说，这既是一件憾事，又是一件幸事。一方面，鲍林自战后在学校里的影响力被削弱了，但另一方面也使他摆脱了大量他所不喜欢的行政事务。杜布里奇大力精简机构，改造密立根过时的工资体系，几乎使每个教师都长了百分之三十的工资。他的这一举措深得人心。正如理工学院一位化学教授回忆时说的，这是学院“黄金时代”的开始。 鲍林却对此不置一词。他从20年代起就认识杜布里奇，当时这位青年物理学家以国家研究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到理工学院访问工作了两年。两人的关系说不上密切，但相互称呼时可以略去姓氏，在社交场合经常见面，各自都仰慕对方的学识。 然而，在杜布里奇到理工学院任职后不久，两人之间原有的一点感情却开始冷却起来了。鲍林与新院长就是合不来。其中部分原因可以归之于学校建设方面的分歧。杜布里奇是物理学家，在老朽的密立根的领导下，理工学院物理系已经失去了原先的领先地位，因此他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经费来重振物理系。他对化学系，特别是对鲍林的学科建设方向不太满意。也许密立根和许多年长的校董们已经告诉他关于鲍林在诺伊斯去世时的不当行为，也许新任院长已经与托尔曼、尤斯特和其他诺伊斯时代的老教授们谈过话，这些人对鲍林竭力发展化学生物学的做法不满，认为鲍林的个人迷恋使化学系远离了它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根基。大家觉得鲍林努力争取资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他所珍爱的那些项目，而化学工程和无机化学得益甚少。杜布里奇也许还听说了鲍林在免疫学研究和试制人工抗体方面进展缓慢的议论。 因此，尽管杜布里奇在公开场合称赞鲍林和比德尔用化学生物学方法研究生命分子基础的宏伟计划为“国内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在私下对此项目却持冷漠态度。有一次鲍林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谋求把学校得到的一大笔遗赠用于癌症的基础研究，而杜布里奇的第一反应却是要首先确保物理化学和化学工程的拨款。鲍林很快就明白杜布里奇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于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甚至疏远起来。 政治也是影响院长和化学系系主任关系的一个因素。尽管杜布里奇在共和党家庭中长大，但他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竭力反对梅—约翰逊法案的早期版本，支持原子科学家联合会传播原子弹信息，公开反对各种政治迫害，通过这些实际行动，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像鲍林一样致力于和平事业，认为科学家可以为实现世界和平发挥作用。他在1947年就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这样说道：“虽然科学家主要不是做政治家、社会学家、军队将领或宣传家的工作，”但是，“如同每个普通人一样，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著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的责任……他们应该对自己熟悉的每个问题发表意见，包括与其他公民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 这些话鲍林听来非常顺耳。但是，杜布里奇具有高超的人际工作能力，其政治手腕也因此而比较圆滑。作为院长，他必须周旋于各类人物之间，包括保守的校董、自由派教授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和科学顾问等。他在其间游刃有余。他变成战后那种所谓的知情科学家的典范，无论在教室、会议室、实验室，还是在政府的办公室，他都能应付自如。在他看来，必须有一些规则，即便不是明文规定的也好，来指导科学家的政治活动。在战后的那几年里，美国公众对原子弹的巨大魔力感到惊讶不已，对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问题充满忧虑，对发展武器的各种技术细节也十分关心，他们希望科学家给予回答。一时间，科学家被认为是高智力的超人，他们的意见受到特别的青睐。 杜布里奇认为，科学家还承担着一种他称之为“特别的责任”。他就任院长后不久在一封致全体教师的信中写道，学校不会对科学家作为公民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进行限制，这不是学校所管的事；但同时告诫他们应该努力做到准确和公平，并且要“注意分寸”。特别要注意不能把个人意见与学校立场混为一谈。如果一个教师能够遵守这些原则，那么，他写道，“学校将保护他在言论。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自由权。” 这里的关键词是“注意分寸”。在冷战发展到极端的情况下，广大科学家将“注意分寸”理解为“保持沉默”。到1949年，科学家像其他人一样，对任何可能被认为左倾的政治活动都尽量回避。尽管没有经过公开讨论和正式成文，大多数科学家都努力遵守以下几条规则：只在华盛顿咨询系统内开展政治活动；只占用极少的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只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发表评论；只发表和风细雨式的意见。只要遵循这些规则，那么科技界与政府、公众之间就能保持和睦，经费就会源源而来。 按照杜布里奇的标准，鲍林是一个不讲分寸的人。杜布里奇显然也耳闻了这种情况。早在1946年，理工学院的重要校董、具有保守倾向的联合钢铁公司执行副主席泰勒就对鲍林表示不满。杜布里奇就任院长后刚一个月就收到了泰勒寄来的一份剪报，内容是由一批人签名的支持华莱士的广告。他在签名者中勾出了鲍林的名字并写上这样的意见：“一个私人捐助的学校里的著名学者公开参加支持一方的政治活动，在我看来是很不恰当的。”对此杜布里奇作了以下的答复：尽管我作为院长以任何方式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是不恰当的，但“我不能剥夺任何教师以公民的私人身份参与政治的权利”。他随后向泰勒保证，“我本人完全不同意鲍林博士签名的声明内容。” 鲍林在校外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引人注目，一些校董，特别是泰勒、小胡佛①、麦考恩等人均对他的政治言论表示出强烈不满，并对这些言论可能给学校带来的后果深表忧虑。于是，有人议论要处分鲍林，甚至开除他。但是杜布里奇在校董会主席佩奇的支持下不主张匆忙采取行动。他们说，看来鲍林现在是有点越轨，但是可以再给他一点时间，看他能否转变。杜布里奇把他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希望他在发表公开言论时尽可能温和一些，特别要求他在谈论政治时不得使用学校名义。这次谈话不欢而散。鲍林认为杜布里奇是用动听的言辞掩盖问题的实质，怎么讲话是他自己的权利；而杜布里奇认为鲍林政治观点激进，立场僵硬，喜欢在报上出风头。 ①小胡佛（Herbert Hoover Jr.），美国第31任总统希尔伯特·胡佛的儿子。 在理工学院内部，鲍林把自己作为教师的职能与作为社会活动分子的职能仔细地区分开来。他上课时决不谈论政治，并要求报纸在发表他的政治讲话时不得标出他所属的学校。然而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有时候学生团体邀请他去作关于世界政府的报告，他不好拒绝。尽管他辩解说，这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作为学生的课外活动，但是显然难以把政治和学术截然分割开来。偶尔一不小心，他的政治性报告的海报或广告上也会写上他在理工学院的职务。 愈到后来，鲍林愈难把政治与学术分开。到40年代末，报社记者都知道他是一个新闻热点人物，因此常对他进行大量报道。这些记者提到鲍林的讲话时，总冠以理工学院教授和化学系系主任的头衔。 鲍林1949年在墨西哥城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这样报道的。当泰勒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保守的电台评论员猛烈抨击鲍林出席这次大会时，他写信质问佩奇和杜布里奇：假如鲍林不是共产党员，他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尽管佩奇和杜布里奇再次对泰勒作了一番安抚，然而他们自己也对鲍林毫无顾忌的讲话感到不安了。批评鲍林的信件接连不断地寄到杜布里奇的办公室。一次，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来信质问学院为什么允许共产党员当教师，杜布里奇对此采取了新的策略：他派鲍林去与老板共进午餐，让老板亲自体验鲍林不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鲍林在饭桌上尽力避免谈论政治，而把主题拉到医学研究上去，说服老板赞助。他觉得谈得很不错。后来这位商人写了一张字条给鲍林：“请记住我善意的警告：不要跟着那些‘可疑’组织一意孤行了。我们中有些人拥有锯子，说不定会用一用的。” 1950年，形势进一步恶化。一连串事件的曝光震惊了公众并进一步加剧了冷战：1月21日，希斯被判定犯有伪证罪；2月3日，英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赫斯原子弹间谍案被公开；几天后，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首位参议员麦卡锡①拿出一份记有205名据说在国务院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名单，一时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麦卡锡也由此一举成名；4月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遏制共产主义和对付日益严重的原子弹间谍活动的威胁。 ①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08—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47—1957），50年代初煽起全国性反共运动，指控有大批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和军队，其卑劣行径受到参议院的谴责。 然而，对鲍林以及尚留在原子科学家联合会（该联合会员人数已比四年前减少了一半）内的科学家来说，最坏的消息是杜鲁门在1月份的一份声明——美国将研制一种“超级炸弹”以维护美国在武器方面的优势。炸弹的技术细节当然属于最高机密，然而鲍林根据所了解的情况马上作出推断，新型炸弹的能量不是来自于原子的裂变，如同老式原子弹那样，而是来自轻型原子的聚合；而氢是最可能的能量来源。后来这种新型炸弹很快被人们称为氢弹。在5月份的一次广播谈话节目中，鲍林告诉听众：“氢弹由一枚老式原子弹以及围绕着它的几吨甚至十几吨的氢或其他轻元素构成，这些轻元素的原子可以聚合成重原子，同时释放出大约五倍于原子弹的能量。”他还说，从理论上说，氢弹的威力是没有限制的。 在鲍林、爱因斯坦和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其他多数成员看来，氢弹的出现并未改变原子战争赌博的基本规则——发展氢弹同样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所不同的是，毫无必要地增加了大笔赌注。更多的金钱被用于屠杀更多的人。此时紧急委员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哈罗德·尤里①先改变了立场。他并不愉快地断言，如果美国不发展氢弹，俄国人将把它制造出来，因此，“我们不能坐视输掉这场军备竞赛。”尽管鲍林的回答非常简单——“哈罗德——你错了”《工人日报》引用了他的这个说法）——但这已损害了两人之间的关系。鲍林和西拉德考虑成立一个将尤里排除在外的新的委员会，但是要做通经过五年论战已变得十分厌倦的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谈何容易。爱因斯坦希望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其他成员准备退出，认为这个委员会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它们发表的报告和警告很少有人听，外界资助也已经枯竭。最后经过投票，终于决定解散紧急委员会。 ①尤里（Harold：Urey，1893—1981），美国化学家，因发现氘（重氢）获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后又研究地球化学和天体物理学，对发展原子弹及地球和其他行星起源理论均有重要贡献。 氢弹的出现似乎只是更加激励了鲍林。关于氢弹的巨大破坏力的公众讨论使人们对美苏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增添了新的忧虑，因而愿意倾听鲍林关于和平和国际合作的人又多了起来。1950年2月13日，鲍林在座无虚席的卡内基大厅里作了一次报告，呼吁与苏联进行谈判，建议国会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拨款几百万美元用于研究战争的起因和预防措施，这是他所作的最精彩的政治报告之一。“讨论原子战争问题时，不应被诸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所迷惑”，他说，“原子战争将杀死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他用有力的声音告诫台下的几千名积极分子：“我们的世界已经最终来到了一个需要迅速作出决断的紧要关头，这一决断将关系到人类走向光辉的未来，还是走向死亡和文明的彻底毁灭。”报告结束，他注视着台下的听众，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终究，他并不孤立。 1950年的整个春季，他不断地就军备竞赛、和平的必要性、氢弹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后果等问题一场接着一场地作报告，在每次报告结束时，总要呼吁与苏联谈判，呼吁建立世界政府。 鲍林的每次报告都有人监听，这些人包括反共报纸的记者，加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此时仍被称为特尼委员会，尽管特尼的主席职位已由另一个同样狂热的反共议员接替〕的情报人员以及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是年2月，海军情报机构将一封匿名信——也许是鲍林的某个邻居所写——转到了联邦调查局，写信者说他亲眼看到“一台功率强大的无线电设备”装在鲍林家车库的一面墙上。“也许需要对这些教授进行一点秘密调查，”告密者这样建议。这封告密信又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鲍林的兴趣。虽然后来查实所谓的！司谍装置不过是鲍林儿子的一台业余无线电设备，联邦调查局还是决定对鲍林重新进行审查。5月18日，鲍林在由帕萨迪纳无党派人士和平委员会组织的小型报告会上作了一次报告，右翼杂志《警惕》的一名记者马上给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写了一份备忘录，指控鲍林在讲话中“详尽介绍了原子弹的制造过程，随后还描述了氢弹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这使胡佛对鲍林的讲话产生了极大的疑问。他指派一名特工人员到理工学院鲍林的办公室进行盘问，追查情报来源。鲍林实事求是地作了回答：他阅读了很多公开发表的文件和科学报告，然后自己推断出了一些结论。随后胡佛建议原子能委员会审查鲍林是否已经违反国家安全法。该委员会专家审查了鲍林的讲话记录，结果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告知胡佛，讲话中的技术估计非常粗略，够不上违反安全条例的行为。 反共狂热症 虽然联邦调查局没能抓住鲍林的把柄，但他们决定对鲍林的密友下手了。曾当过鲍林科研助手达15年之久的西德尼·怀恩巴姆是一个共产党员。鲍林在20年代后期聘用他进行晶体结构中涉及到的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精于此道，以至后来获得了“精密的人工计算机”这一美誉。此外，他也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他弹得一手好钢琴，还两次获得洛杉矶地区国际象棋冠军。他在鲍林手下工作得很愉快，认真仔细地为鲍林的研究专着补充各种数学推导。鲍林对他很友好，以一种老板对待雇员的方式不时邀请他和夫人到家里参加聚会。然而按照怀恩巴姆的说法，他们从不谈政治。 后来的事实说明他们当时没有谈论政治倒是一件幸事。怀恩巴姆的父亲是在俄国革命时期逃离俄国的犹太人，他本人在30年代成为一个左翼激进分子并参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共产党俱乐部”，在那里经常与其他学生和青年教授谈论政治。1941年，他退出了这个组织。两年以后，他又离开鲍林的实验室到航空工业工作。战争结束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动力实验室觅得一职。 1949年，怀恩巴姆的历史问题开始带来麻烦。从大战开始以来，他一直持有参与保密研究的许可证。现在由于发现他在青年时期与可疑组织有关系，他的机密工作许可证被吊销，喷气动力实验室也立即将他解雇。鲍林为了帮助他，就将他要回自己的实验室做一些非机密性工作，而同时理工学院将此案件上诉到军事复审机关。怀恩巴姆在作证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联邦调查局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为了破获理工学院的间谍组织，他们要挟怀思巴姆提供同伙的名字。怀思巴姆拒绝这样做，于是他在1950年春季以伪证罪被逮捕。。 这个案子在南加州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尽管最终未发现任何间谍活动的证据，但由于怀恩巴姆在绝密的喷气动力实验室工作过，因此他是南加州揭露出来的最接近于共产党间谍的人物。他的案子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当地报纸的新闻标题中。 在取保候审期间，怀恩巴姆向鲍林求助。鲍林记得怀恩巴姆当时因为没有钱供养妻子女儿而“忧心如焚”。他告诉鲍林，他的妻子莱娜（鲍林夫妇了解她是一个易于激动的女人）快要急疯了。鲍林答应为他筹集聘请律师的费用，并立即与其他教师一起筹措一项法律诉讼基金。 在理工学院校董会内那些极端保守的董事们眼里，怀恩巴姆与鲍林的联系是说明鲍林是共产党员的有力证据。他们找到了杜布里奇，坚持要他对鲍林采取必要措施，以免报上的不利舆论进一步损害学校的名声。“当时学校里的情况是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憎恨达到了几乎狂热的程度，”曾经当过校董的贝克曼这样回忆说，“莱纳斯的行为使他们感到非常不满，特别当莱纳斯的亲密朋友怀恩巴姆被指控并确认为共产党员后，这种不满情绪更加高涨。很多人认为莱纳斯是共产党员。而莱纳斯是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人，他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去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佩奇和杜布里奇继续劝校董们保持耐心和平和，等待进一步的证据。杜布里奇向校董会保证，如果事实证明理工学院的某个教师是共产党员，他就立即将他开除。他说，共产党员必须受到纪律制裁，因为他们不可能将真理教给学生。然而现在尚无证据证明鲍林是共产党员。这件事使校董会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马上开除鲍林，另一派主张再等一等。贝克曼回忆说，“就我所知，这是校董会内意见对立最为尖锐的一个问题。” 不管出现哪种情况，对杜布里奇都是一个灾难。一方面，鲍林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镰状血红蛋白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关于分子病理学的整体构想，使他在科学界的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峰，连带着也提高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地位。开除一个资历浅的教师是一回事，而出于政治原因开除一个像鲍林这样有着崇高学术地位的科学家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在美国尚无先例；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在国际科学界激起强烈批评的浪潮。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一点措施也不采取，那么就会激怒一些地位显赫的校董，并造成杜布里奇对付共产党软弱无能的印象。他以等待怀恩巴姆案件的审讯结果以便获取鲍林是共产党的确切证据为由拖延时间，并尽力平息校董们的不满情绪。审讯持续了整个春季，结果没有发现鲍林是共产党员的任何证据。 随后于1950年6月25日，共产党北朝鲜向南方推进，怀恩巴姆案件就此退出了报纸头版。两天之后，杜鲁门宣布美国将派遣军队击退共产党的进攻，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反共浪潮，冷战也变成了热战。这可不是对叛徒嫌疑分子讲究温情的时候。 就在杜鲁门出兵朝鲜后两天，理工学院校董会秘密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鲍林博士在学校的工作是否有损于学校以及是否需要终止对他的聘用，并向校董会提出相应报告”。杜布里奇担心，由于这个委员会全部由企业界人士组成，会被人认为具有片面性，因此又成立了一个平行的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并独立地提出一份报告。所有这些工作均在秘密状态下限时完成。杜布里奇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静悄悄地把这件悬案了结。这是加州理工学院历史上第一次进行的校内政治审查。 同一天，一个秘密小组聚集在华盛顿一间毫无特征的屋子里。他们面前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身着一套黑色西装的白发人。他是拿联邦调查局薪俸的密探，名叫路易斯·布登兹。他是来告密的。 布登兹以前是共产党员和《工人日报》的执行编辑。他因揭发昔日的同志而早已闻名全国，并挣了不少钱。自从他在1946年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敞开心扉后，联邦调查局向他进行了三千个小时的“咨询”。接着布登兹开始了他的“我是前共产党员”巡回演讲，并开始著书揭露内部的赤色恐怖。这种生活相当不错，不过需要他不时公开一些新的内幕。布登兹和许多疯狂反共的人一样，习惯于过激的言论。他在《没有脸的人》一书中声称知道在美国社会高层的四百个“隐蔽的共产党人”。他在1950年6月到华盛顿的目的就是向秘密小组提供这四百个人的名单。在罗列了他所知道的所有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之后，他开始列举那些他觉得可能是共产党员的人。其中的一个人的名字是莱纳斯·鲍林。 布登兹的证词没有见报，而胡佛对他提到每一个人进行了调查。联邦调查局对布登兹证词中提到鲍林特别感到满意；有了这样一份宣誓过的证词，联邦调查局现在可以不受忠诚调查的限制了。胡佛下令对鲍林再次进行全面的调查。1950年夏天到初秋的三个月中，他的特工人员旁听了鲍林的演讲；盘问了他的朋友；翻阅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个人档案；复制了他的特尼委员会档案；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进行了交流，那里的调查人员刚刚往鲍林的卷宗内添加了从《每日人民世界》上剪下来的35篇报道；又仔细查阅了坎特伯雷红色教长来访的档案；复查了他对怀恩巴姆的支持；并再次核查了鲍林参加过的每一个“共产党阵线组织”。 他们没有发现鲍林参加共产党的任何证据。胡佛仍然不能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但是，当10月17日这份27页的联邦调查局报告完成之后，他建议把鲍林的名字放到安全索引中去。这份新造的名单包括美国最上层的“共产主义同情者”，胡佛认为他们有损于国家安全。国会新近通过了《国内安全法案》，史无前例地赋予政府在和平年代控制国内政治活动的巨大权力，这份名单正是这一法案的产物。被列入联邦调查局名单的人将受到经常性的监视，他们的档案每六个月要更新一次。 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完成后的一个星期，鲍林接到电讯社一名记者打来的一个电话。“参议员麦卡锡对您的指控是真的吗？”记者问。鲍林说自己没有听到过任何指控。“他称您和其他六位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原子科学家对安全构成威胁，”记者说道，“他说您是共产党阵线组织的成员，在这一方面您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是真的吗？”鲍林一直注视着麦卡锡借助新闻界不遗余力地散播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指控而飞黄腾达。他重复说，他从未听到过任何指控。“我一直支持能够最终导致和平和避免核战争的国际政策，我想麦卡锡参议员说的就是这些吧。” 第二天，他的名字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麦卡锡说赤色分子渗透进了原子弹项目，”《纽约先驱论坛报》以醒目标题报道。这是麦卡锡的随手一击，报道中鲍林的名字是从布登兹的证词中拿来的，夹杂在一些实际从事原子弹项目的科学家名单之中。指控含糊其辞，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以后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在头条报道之后，参议员又去寻找其他的目标了。 但是由此而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现在全国尽人皆知鲍林是对安全的威胁，他在美国士兵正在朝鲜战场上前赴后继的时候为共产主义辩护。尽管他能够处理那些接踵而至的杭议信——在战后的日裔美国人事件后他不时地会收到此类奇怪的信件——但是接着发生了一桩令他困惑的事情。伊莱·莉莉医药公司给他写来一封信，这是一家鲍林在1946年开始提供咨询的公司。1949年，这家公司与鲍林续签了三年合约，将他的年费提高到4800美元。相对于鲍林有限的咨询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公司称鲍林“杰出的服务”使他当之无愧。现在仅仅一年之后，他们来信告诉他合同被取消了。鲍林说，“信中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但是后来，前研究部主任、当时的研究部主任助理告诉我取消的原因是由于我的政治活动，如果我能够宣布在未来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话，合同有可能得以恢复。” 鲍林的政治倾向殃及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上述事件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同年，海军研究局化学部主任邀请鲍林主持一个委员会，评价海军研究局资助的化学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帮助制定新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个具有相当威望的职位。然而海军研究局驻帕萨迪纳的主管获悉这一邀请之后提出了强烈抗议，他队海军研究局和联邦调查局档案中收集材料，给上级送去了一份有关鲍林参加共产党阵线组织的十点报告。“让一个忠诚度有疑问的人来主持这个海军研究局委员会的工作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这位主管写道，不仅是因为有泄密的可能，而且如果国会经过调查发现海军提名一个“共产党同情者”出任一个敏感职位的话，将会把海军研究局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化学部主任被弄得狼狈不堪，被迫收回了邀请。 加州理工学院的内部调查持续了整个秋天。鲍林夫妇试图保持往常那样的平静生活，但是越来越困难了。鲍林在自己的分子结构和最近刚刚修正的蛋白质模型中寻求解脱。他和爱娃继续参加教师的聚会。他们大多数的朋友对这种政治压力不以为然，试图帮助鲍林夫妇坦然置之，但是也有一些教师表现出冷淡，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当怀恩巴姆被认定犯有伪证罪而坐牢之后，鲍林注意到人们在与他擦肩而过时总是避开他的目光，疏远他，特别是在进行内部调查的时候。鲍林属于熟人很多但是密友很少的人；他需要同事的喜欢和尊敬。当他看到他们都在躲避自己的时候，内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被自己的学校调查的压力，抗议信件，失去伊莱·莉莉公司的合约，校园中的敌意，所有这一切都开始郁积起来。鲍林在公开场合从未流露出他的忧虑，但是爱娃知道她的丈夫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本人也同样如此。在遭麦卡锡指控后不久，鲍林以前一个友好的学生在茶话会上询问鲍林的近况。爱娃一时失去了自制，眼眶中充满了泪花。“我不知道我的丈夫还能坚持多久，”她说。 内部调查终于在那年秋天结束了。两个委员会都没有发现鲍林参加共产党或是违法乱纪的任何证据。尽管一些董事强烈坚持开除鲍林，教师委员会最终仍决定留下鲍林，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开除鲍林不仅将使学校失去一位世界一流的化学家，还将使学校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面前丢脸。在杜布里奇看来，这次调查是一个成功：既释放了保守的校董们的怒气，又使他能够理直气壮地为鲍林辩护。当他又收到一封信，质问他为什么不把鲍林和其他赤色分子从学校中清除出去的时候，杜布里奇解释说，鲍林的罪名已经被洗刷清楚了，他还加上一句说，“我希望在这个国家中，一个人不会因为他的政治信仰不随大流而遭到迫害。” 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 然而这个国家已经今非昔比——即便鲍林不承认这一点。整个50年代，他继续着自己的政治活动，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筹款为怀恩巴姆辩护（尽管在怀恩巴姆受审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在城里，以免出庭作证）；同意充当好莱坞十君子之一的剧作家达尔顿·特朗勃的假释指导人；参加了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是一个由法国原子物理学家，共产党员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①导的左翼国际组织在美国的分支；在美国进步公民协会和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员会中保持领导地位；并继续就那些让他惹上麻烦的话题发表演说。 ①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i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国原子物理学家，著名科学家，皮埃尔和玛丽·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长女婿，与其妻伊伦·居里（Irene Juliot Juliot—Curie）合作发现中子而共获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 在那段时间内，他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坚持就和平和民权公开发表自己观点的知名人士之一。当众人明哲保身的时候，他们却承受了个人和职业的风险。尽管人性自然地倾向于保护自己，鲍林却坚守阵地。他当然乐意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科学，避免任何政治纷争而专注于揭开自然之谜，并享受由此带来的个人满足、地位、金钱和荣誉。至少在科学上来说，鲍林并不是一个反叛者。他的勇敢表现在他敢于越过学科的界限，但是他的勇气是建立在科学的基本准则和预测上的。他的成功并不在于推翻科学秩序，恰恰相反，他在其中如鱼得水。他比别人更勤奋，更敢于将自己的思想推向更高的层面，实际上，他非常希望成为这种秩序的一部分。他希望得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别人的掌声，需要科学院和学术团体授予的奖励和荣誉。他后来说，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政治活动表明他绝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在这一领域中，他公开地挑战权威。拿他的话来说，在麦卡锡时代，“我性格中有两种对立的品格彼此在争斗：一种要我听话，一种要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在政治舞台上，他妥协的欲望被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所替代：他对自己的信心。在一种层次上，他可以简单地说，就像他在那段时间里经常说的那样，“我觉得投身政治是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一个科学家的职责。”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必须为自己冒如此大的风险，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如此大的压力寻找一种理由。他以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苦苦思索着自己的政治信仰。 如同所有科学家一样，鲍林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和许多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样，他用理性替代了上帝，而且他相信理性的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应用将促使社会不断地进步。知识是钥匙。鲍林的道德观念来源于他相信的真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而且他相信其他理性的人只要有足够的知识，也会得出与他相似的结论。 鲍林的信念反映了从大萧条到60年代初期其他许多左翼人士和自由派人士的观点。一些科学家尝试共产主义并参加左翼政治活动，因为这一体系建立在理智和理性之上。法国的伯纳尔和约里奥—居里成为左派，因为他们发现在此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处理人间的事务。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多的利益这一社会主义思想在统计学上是完全正确的。苏联在这一意义上也许称不上完美，但是至少它采取了勇敢和必要的步骤来推进人类的进步，如将理性运用到处理人问事务中来，将科学家提升到社会的顶层，并制定出一个个理性的五年计划。相对而言，资本主义提升的是企业家，奖励的是贪婪。 鲍林信仰科学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并用一种独特的美国言论自由补充这一种信仰。在此，他的政治理论相当简单，和他的科学思想同源：建筑在已经证实的知识体系上，将问题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分上，并用新的认识重新将这几个部分组织起来。他相信美国政治的基础——知识体系和公认的智慧——是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他推崇这些文件是启蒙运动哲学的不朽丰碑。在麦卡锡时代，他认为代议制民主和言论自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从一种科学的立场来分析这些概念。照他的观点，美国的政治如同量子力学一样，可以用统计学来解释。“真正的民主体系运作的原则是，没有任何人聪明到可以单独一个人对非常复杂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作出正确的决定就是将民主制度下所有公民的意见加以平均的过程，”他写道。“这些观点对应着一条从左向右延伸的概率分布曲线。如果现在我们说所有位于右侧的观点都是不正常的，取平均值时应该剔除，那么我们得到的平均值就是错误的。只要理解概率，那么民主体系的运作显然要求每个人都有对政治问题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不管他的观点如何。” 因此，他现在处于概率曲线左侧并没有关系。他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数据点。他有权表达任何他喜好的观点。至少对鲍林而言，这是一个科学事实。 这一认识激励着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动因激励他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大多数科学家停止不前了。我可以理解他们。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一牺牲太大了。他们知道他们会失去工作。他们可能无法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我也有同样的担忧，”他如此评论麦卡锡时代，“但是我将继续战斗，为了继续得到我妻子对我的敬意。” 8月，鲍林收到伯克利学术会议代表寄给他的一封信，请他支持他们，反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强迫他们作效忠宣誓。他们在信中写道：“一股恐惧、仇恨和疑虑的情绪已经蔓延到全校。学者们迫于生计，不得不默许一些他们知道将摧毁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的真正意义的东西。” 鲍林的反应异常激烈。“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先前引进的政治测试已经使学校受害不浅。这些测试限制了思想自由和对真理的探求，”他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除非校务委员会放弃他们早先的行动，加利福尼亚大学将无法重新恢复其卓越的地位。”他将自己的言论复印了一份送交学术会议，并附上一张便笺，建议校务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主要来自工业界、金融界和农业界——应该被一批“理解教育和学术的明智人士”所替代。伯克利学术会议保证报纸广泛地宣传了鲍林的观点。 过了十一个星期，1950年11月13日早晨，一个人走进了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交给他一张传票，传唤他到洛杉矶加州教育调查委员会出庭。鲍林将传票读了两遍，才看清出庭的时间就是当天上午十点半。传票终归是传票。鲍林取消了全天的活动，抓起茄克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鲍林以为自己大致了解将要发生什么。委员会一直在就效忠宣誓对公立学校的教师可能产生的影响举行听证会，作为著名的宣誓制度反对者，他推测委员会将自己召去是为了听他的专家证词。不期而至的传票有些不同寻常，但是他急切地希望让委员会了解自己的想法。他一边驾着林肯牌轿车驶向市中心，一边在头脑里整理自己的批评言论。 他不了解的是，这一委员会脱胎于特尼委员会，主席是特尼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法律顾问也是特尼委员会的律师。听证会的意图与其说是征询专家证词，不如说是搜寻赤色分子。 上午10时30分，鲍林走进了洛杉矶州政府大楼的大听证室。在宣誓讲真话之后，他坐了下来，对委员会发表他的开场陈词。鲍林真心实意地开始陈述：“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通过合适的安全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更为重要的了……然而，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必须维护我们的个人自由。”他解释了无视概率曲线两侧极端意见的危险，并陈述了他认为效忠宣誓是如何危险地迫使人们顺从。他说效忠宣誓并不能限制颠覆活动，因为真正的颠覆分子会签署誓言，而继续我行我素。鲍林现在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他和伯克利教师们一致同意，共产党员是狭隘的教条主义者，不应该继续教学。鲍林作证说：“我认为如果涉及共产党活动的话，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引起当局的重视，并举行相应的听证会和审判，如果有证据表明当事人是共产党的话，就应该开除。我不认为效忠宣誓和共产党活动有什么关系……那些反对签名的人是那些坚持美国基本信仰的人，他们坚信我们必须维护民主，必须恪守先辈们进行独立战争时的精神。”最后，鲍林卖弄了一下自己的口才，将强迫教师在誓言上签字比作是俄国强迫科学家接受李森科学说，比作30年代纳粹对科学家的迫害。 接着委员会回到了正题。委员会的律师问鲍林是否在加州理工学院发现任何颠覆活动的迹象。鲍林回答说没有。律师提醒鲍林不要忘了西德尼·怀恩巴姆，他曾经雇佣的已被判刑的共产党员。鲍林对于听证会语气的改变非常吃惊，他说怀恩巴姆的罪状是伪证，而不是颠覆。“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于这个国家有任何不忠，”他说。 在接下去的两个小时内，委员会盘问了鲍林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问他如何能够忍受赤色分子将党派路线强加给无助的年轻人，以及为什么他不同意拯救孩子比正常的诉讼程序更为重要。最后，鲍林忍无可忍了： 多内利参议员：我认为许多加利福尼亚州的纳税人会觉得与其让孩子们在少不更事的时候潜移默化地接受教授们共产主义的教条，还不如取消一些高等教育。 鲍林：是的。您相信坚持民主的原则是错误的。 多内利参议员：不，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也不相信这样的事情。 鲍林：正确的决定基于对所有人的观点加以平均，而不排斥那些由于其意见和政治信仰受到压制的人的观点。 多内利参议员：一个人有一种思想，然后走上教师这一人们所信赖的岗位，这与您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就像今天出庭的一位教授所说的，父母把他们在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子女托付给教师，而这些教师却偷偷摸摸地向这些孩子传授共产主义的教条。根本就没有人让他们教这些课程，我认为没有必要雇佣这样的教师。 鲍林：那好。如果您手上有任何这类教师的例子的话，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作证呢？ 委员会担心斗不过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暂时休会吃午餐，让鲍林在下午两点钟再回来。 下午的听证会如同一场恶梦。委员会又回到了怀恩巴姆的问题上来：他什么时候开始为你工作的？谁推荐了他？你有没有调查过他的背景？为什么不？接着他们又转向鲍林自己的政治活动。手里握着特尼委员会的档案，主席开始逐一盘查鲍林值得怀疑的朋友。加州参议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发现鲍林担任副主席的美国进步公民组织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他是否知晓这一点？你是否支持坎特伯雷红色教长？亨利·华莱士？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吊会’你对共产党的策略有何感想？你对最近对共产党领导人的审判有何评论？鲍林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接着在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心问题被提了出来。 律师：鲍林博士，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你是共产党员吗？ 鲍林：嗯，这个问题听上去像是在询问我的政治信仰。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不过我想这是例行公事。 律师：是的，我想请您回答…… 鲍林：我正在想着那些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个一个受到威胁的同事们——起初他们中许多人反对效忠宣誓，接着他们一个一个受到失业的威胁，被要求放弃他们作为一个美国善良公民的原则，放弃他们的信仰——我意识到这就是政治压力。最终坚守信仰的只剩下少数一些人，大约一百名左右，他们最后落得被开除的下场。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会猜测我对于效忠宣誓的反对还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我能承受多大的压力。除非到了决断的时候，不然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会采取何种行动。我见过许多人，原先强烈地反对效忠宣誓，然而当他们看见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会失业时还是签了字。现在我发现我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我觉得很难决定，仅仅是为了一条原则，是否值得无视可能带来的麻烦。然而，我觉得自己对于民主的认识没有错，我们只有捍卫民主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因此我拒绝回答任何有关我的政治信仰和组织归属的问题。因此，我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委员会决定休会片刻以商量对策。鲍林面临着当时许多证人在国会委员会面前都曾遇到的三种选择：问答这一个问题；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用宪法来保护自己，以表明自己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已超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拒绝回答。鲍林不想回答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曾经使自己的一些朋友被送进监狱或受到内部流放的处罚。在委员会面前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这等于承认有罪，而且常常会导致证人被开除。于是，他选择了最后一种对策，也就是达尔顿·特朗勃和好莱坞十君子所采取的对策。然而这一方法也有其危险：拒绝回答一个立法委员会的问题会被套上蔑视法律机关的罪名。 续会之后，律师试图恐吓鲍林，提醒他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最好还是回答这一个问题。鲍林见多识广，当然没有上当。他坚持不回答问题。如果委员会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得传唤他。律师退了一步，又继续盘问。鲍林冷静、严密、清楚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委员会一无所获。最终，大失所望的委员会成员又将讨论带回到了起点： 多内利参议员；好了，博士，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不管这是否是对俄国的公开宣战，我们的国家正在和共产党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年轻士兵正在异国的土地上捐躯。如果我们允许共产党人渗透进我们的大学，向我们的青年人传授共产主义教条，这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当有人提及共产主义，或是问你是否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你总是不断地提到政治压力和政治权术……我觉得你将共产党称为一种政治组织是不公正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同情共产党的话，将这称为政治现点也是不公正的。我认为这是颠覆，是背叛，特别当我们正在进行战争的时候。 鲍林：好吧，我很有兴趣了解你想些什么，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决定性的。我再次重申，如果我犯了法，我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多内利参议员：你不觉得拒绝回答你是否是共产党员，并蔑视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是违法的吗？…… 鲍林：我觉得，而且我必须说，我是在没有法律准备且没有任何法律咨询的条件下来到这里的。你们没有理由询问我的政治信仰和联系，这一原则足够了……即使我会将自己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我也将坚持这一点…… 多内利参议员：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如果你缴纳党费，如果你是一个宣扬以暴力来椎翻美国政府的组织的成员，你说的所有的漂亮话不会使事情的性质有丝毫的改变。 讯问的结局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韦布赖特参议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转而支持这些共产党人，而且明知他们受某一个外国势力的操纵，那么我们会走向何方？如果我们都采取同样的态度，那么我们将何去何从？ 鲍林：你指全国所有的人民？ 韦布赖特参议员：是的，我们将何去何从？ 鲍林：那样的话，作为全体人民的选择，我们将会有一种不同形式的政府。委员会讨了个没趣，占不到便宜，精疲力竭地宣布散会。 听众中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工合上了笔记本。几天之后，他将一份完整的报告交给了胡佛。 尽管在委员会面前镇定自若，鲍林的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考虑到蔑视罪的威胁。他曾经亲眼看到与国会委员会作对使达尔顿·特朗勃陷于的境地——由于被认定犯有蔑视国会罪，这位剧作家在狱中服刑，妻子和三个孩子则过着凄惨的生活。在州议会这一级，鲍林还不能确定将会有何种处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被认定蔑视州议会，他肯定会被加州理工学院开除。 第二天，鲍林拒绝回答委员会提问的消息就上了报纸，传遍了校园。鲍林不知所措，向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自由派物理学教授查理·劳利森求助。劳利森的办法非常简单：在胁迫之下向委员会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样做违背鲍林的原则，但是他完全可以自愿地向他的朋友和同事讲述自己的观点。理工学院的内部调查已经表明鲍林不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劳利森建议鲍林给杜布里奇写一张便笺，说明你不是党员。然后让杜布里奇想办法对付。 鲍林考虑了劳利森的建议，起草了一个很长的声明，在同一天送交给杜布里奇，并附上一张条子：“亲爱的李：我送上这份关于我的政治信仰的声明。你可以随意引用。”在这份三页的文件中，他复述了自己在委员会面前拒绝就自己的政治信仰作证的理由，剔除了对忠诚宣誓的批评，并在最后总结道：“我相信一个公民有权利在他希望的时候宣布自己的政治信仰，也有权利在他希望的时候保持沉默。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赞同某些共产党人所信仰的极端思想和政策；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坚定地捍卫我们民主的基本原则，包括信仰哪怕是极端的政治主张的权利。” 在文章中间，鲍林写道：“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我从来没有和共产党发生过任何瓜葛。”杜布里奇需要听到的无非是这些。他刚听到新的一轮校董们有关鲍林危机的抱怨，他很高兴自己的化学系主任作出了这一份声明。他建议鲍林作一些润色——增加了一个部分：“总体来说，我并不反对效忠宣誓。我曾经自愿地就我对这个国家的服务作过许多效忠宣誓”——接着，杜布里奇对鲍林说，他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杜布里奇与教育委员会进行了联系，安排鲍林两天后在委员会到帕萨迪纳再次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出席。听证会开始后，鲍林走了进来，宣誓之后念了自己的声明，转过身去，走出会议室，身后议员们窃窃私语。当他走出门的时候，鲍林似乎听到有人说，“我确信他愚弄了这个委员会。”这很可能是多内利参议员的声音，他属下的工作人员正忙着罗织鲍林藐视议会罪。 听证会的情况经报纸披露后，照例又有一批反对鲍林的信件涌向了杜布里奇的办公室。然而这次杜布里奇可以从容应对了，因为他握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所铸成的挡箭牌：鲍林已经宣誓保证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可以写信告知那些对鲍林不满的校友们，尽管他们强烈反对鲍林的观点，但是只要鲍林遵纪守法，而且不把政治带进课堂，那么“最恰当的方法是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不宜采取过火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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