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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足球俱乐部这棵“摇钱树”棋逢对手，偏偏遇到了吞金吃银的“噬钱黑洞”。这个“黑洞”就是足球运动员迅速膨胀起来的“口袋”。面对球员的口袋，开始时“摇钱树”无所畏惧，尽量主动满足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延，事情发生了变化。 足球俱乐部的收入在按照“算术级”方式增长的时候，球员的需求正在按照“几何级”的方式翻滚。这种翻滚如洪水猛兽，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面对“噬钱黑洞”，“摇钱树”表现得无可奈何，力不从心。 一些“摇钱树”已经开始申请下岗。 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收入问题，历来是不向公众开放的绝对机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媒体搜寻到蛛丝马迹。 1994年，国内甲A足球选手的年平均收入是在5～6万之间，约是中国工薪阶层的5～8倍。而像大连万达队主力队员的年收入堪称中国足坛之最，据称不少于2O万元。 申花俱乐部的范志毅在1994年的收入便超过了5O万，从1995年起，每年他的总收入超过1OO万元。万达队队长徐弘大致与范志毅在同一水平线上。其它甲A俱乐部中的主力球员因财力不一收入也高低有别，但据说国脚们每年收入平均数不低于5O万元。申花队的工资、奖金、津贴出场费之类的收入，在圈内是话题，但谁都难以刨根问底。 虽然范志毅在亚洲明星队出战时，被记者问到个人收入的问题时用了一句很外交的辞令：“这是一个私人秘密”。但据估测，申花队每个队员主场赢球奖金约有2万元，客场为3万元。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场上有特殊贡献的队员以及被看作队内“特殊人物”的范志毅。 在1995年，申花的每一场奖金为18～3O万元之间。当申花队击败济南泰山，该场奖金为18万元，而夺冠的奖金高达1OO万元。当时曾许诺，如果夺得足协杯冠军，则再奖1OO万元。 年终，该队范志毅、李晓分到了二室一厅的住房，副市长龚学平还亲自过问范志毅女友调入上海的具体情况。 众所周知大连万达集团在球队奖金的投入上毫不吝啬。早在1994年，胜一场奖金数在2O万元左右，一些重要的场次奖金更高达3O万元。1995年足协杯万达客场挑战北京国安，老板金口大开：打赢此仗奖金4O万元。可惜只能鼓舞士气，不能直接参与比赛，此役万达队以2：4告负，4O万元奖金未能发出。 强队如此，弱队也不示弱。在职业联赛刚刚开始之时，天津三星队赢一场球奖8万元，平均5万元。'95赛季到了主场对青岛海牛的关键一战，奖金数提高到胜奖12万元，平奖6万元；青岛海牛队与之旗鼓相当，开出的价码是胜奖16万元，平奖8万元。连一向重视精神鼓励的八一队也不能免俗，物质精神一起抓，主场击败济南泰山队后，主力队员的奖金有8000元。 相比之下1995年很火的国安奖金倒不算太高，他们年初订立的标准是胜上一年前6名的队伍奖8万元，胜后6名的队伍奖6万元。 '96赛季甲B球队湖北队规定——主场胜奖8万，主场平奖4万；客场胜奖10万，客场平奖5万。意味着，倘若湖北队客场取胜一场全体队员平均可拿到300O元的奖金。而对于这一点奖励计划，有许多人不屑一顾，认为过于“低档次”，“小儿科”。 1997年足坛公认的两大富户仍然是大连万达和前卫寰岛。 大连万达队赢球的奖金到底是多少原本一直是秘密，后来万达队发生“四国脚夜归”事件，一名球员被罚掉一场比赛的奖金，损失了3万元。这才折射出奖金。 按此标准，替补队员拿二分之一奖金计算，合计有4O万之多。万达队一年比赛下来，如果一场未输，仅奖金就要支付1OOO万。前卫寰岛队与大连万达队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一些替补队员收入都在6O万元至1OO万元之间，他们的工资加奖金开销都超过了万达队。 1995年，大连万达队队员的月薪在300O至1000O元之间其中徐弘的月薪在1000O万元左右，可以说是当年甲A队员4最高薪金者。 广州太阳神的主力彭伟国、胡志军月薪在50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近400O元的营养费。 太阳神的近邻广东宏远队队员的月薪与之相当，谢育新、马明宇等主将的月薪不在彭、胡二人之下，黎兵的月薪更是只高不低。而甲A最红球星范志毅的月薪当在8000元之上，（另一说为600O元），比申花主帅徐根宝的月薪还多。 1996年，中国各俱乐部更是不惜成本地高额支出。月薪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国内球员有大连徐弘、上海申花的范志毅、北京国安的曹限东、延边现代的李红军、高仲勋等。月薪最高的外籍球员是上海的佩雷斯，达15000美元，其他外员也低不了多少。 有一篇关于范志毅将赴英国踢球的文章，在文中范志毅表示“在英超踢球的球员，平均年薪为8、9万英镑左右，这与中国甲A球员的年收入差不多持平。”不知此事是否属实。8、9万英镑差不多相当于百万人民币。看来甲A的百万富翁恐怕已经不止几十个人了。 有记者搞了个“富豪排行榜”，说足球界上榜人数最多的项目。范志毅、徐弘、张恩华、高峰是可以进入前八强的。 1997年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参加商业比赛，主力队员的奖金是2万元人民币，替补队员也有7000元。 大连队的'97赛季客场战胜四川全兴队后，主力队员每人奖金6万元。如果中国的足球队亚洲出线打入世界杯，小组赛每队出场费是1OO万美元上下。因此，有一位国脚曾信誓旦旦地对自己的朋友打保票：“哥儿们，要是中国队出线，我送你一输小汽车。” 尽管中国队在十强赛中铩羽而归，被关在凯旋门外，可国脚还是分了不少钱，满载而归。 甲A联赛的数十万奖金曾令人咋舌；低一档的乙级联赛，更有报道说某升班马已得到了27O万元巨奖。1997年球队取胜一场比赛最高奖金已突破了2OO万元大关。 1997年是球员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1998年的增长则显得略微平稳，但据几个俱乐部的内部信息显示，增长仍不低于2O％。 在球员价码直线飙升的大背景下，教练员的薪水也扶摇直上。 遥想当年，杨玉敏带领辽宁队夺得的七运会冠军，也不过能拿到4万元年薪。而他1996年在辽宁队“下课”后又“上课”的时候，年薪进步到36万。当他执教甲B球队江苏加佳队，只要球队能保组甲B就能拿到50万的年薪。数字翻升之快，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同样在辽宁这块土地上，沈阳海狮队成功返回甲A后欲聘前南斯拉夫功勋教练彼德洛维奇执教，合同为年薪3O万美元。 青岛海牛与刘国江关系破裂，青岛海牛俱乐部抖落出一笔陈年旧帐，人们才知道'97赛季刘国江执教海牛队的年薪为40万。前卫寰岛队以高出海牛的价格——8O万才把他拉走。而'97赛季执教松日队的徐根宝年薪也是8O万元。 1996年足球界传闻松日俱乐部花了60万马克聘请维尔纳执教，有记者认为这可能是松日俱乐部为增加他们的吸引力而有意进行的炒作，因为那时国内教头的年薪不过2O～30万人民币。 1995年，张京天就职于广州太阳神俱乐部，当时月薪是6000元人民币。后来俱乐部负责人称可提高至8000元，但前提条件是实现联赛“保二争一”的目标，当时球队的成绩是开赛7轮，得8分，列第10位。签约时还先扣除400O元目标考核风险奖金。联赛打完，能取得前3名又可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而若居第五位，则要扣除风险金2O％，第六则扣除4O％。 而据张京天说，当时广西某队欲聘他开出的条件是：1万元人民币的月薪，三室一厅的房子，全套家用电器，甚至还可以把一家人一道迁来。 四川全兴俱乐部在和古汉谈判未成以后以13万美元与克罗地亚的米罗西签订了工作合同。 金正男是在韩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不景气的时期来中国的，有报纸说金正男的年薪74～94万韩元之间，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赴宁波参加亚俱杯的韩国浦项制铁队主教练朴成华透露，他的年薪约1亿韩元（相当于10万美元），金正男的价码应不低于这个数字。而朴钟焕199o年任韩国国家队主教练的基本月薪就有8500美元之多，能请动他自然也是花了大价码——月薪1万美金。 1998年7月16日，韩国著名教练车范根与深圳平安俱乐部签订了为期一年半的主教练工作合同。对于车范根的报酬，最流行的说法是韩国权威报纸《韩鲜日报》的报道：年薪5O万美元，每赢一场球奖人民币13万元。韩国报纸称之为“震撼价”。 平安俱乐部董事长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证实这一传言。 有关知情者透露：其实这5O万美元不是年薪，而是一年半的报酬，也就是年薪33万美元左右，这一数目同其他外籍教练2O万3O万美元的年薪相比，并没有高出太多。 根据协议，平安俱乐部还将为车范根提供别墅或住房及专车一部。 有人在1998年大胆预测：以投入居中游水平的四川全兴队的米罗西为参照点，1998年各队主教练的年薪将在80～90万元之间振荡。 中国足球运动员及一些主教练的收入高得已经不正常，在以下的对比中将更可以更清晰地表达出来：首先，俱乐部用于支付球员薪金（含工资、奖金及队员以其它名义的所得）的支出远远大于国外足球俱乐部的支出比率。 1997年一个甲B足球俱乐部的实际支出为18O0万元，除去1OO万元国内交通费、2OO万元俱乐部综合管理费用、150万元用于维持二线队伍、150万元用于引进外员外，其它费用几乎全部用于支付球员和教练的薪金（该俱乐部买卖国内球员方面帐面基本持平）。该俱乐部用于支付球员和教练薪金的比例达到俱乐部总支出的65％以上。另一个甲A俱乐部，由于是刚升级而来，又加上财大气粗，1997一年总投入近4O00万元。其中用于支付球员和教练的薪金约占总支出的70％。 1993年，中国一个俱乐部赴德国考察时，发现德国麦德里西俱乐部的支出情况是这样：一、薪金和差旅费占45％；二、比赛场地租金及裁判费占11％；三、买进球员占33％；四、行政人员工资及办公费等4％；五、场地维修费占4％；六、其它支出占1％；七、服装器材占2％。 运动员的年薪一般在10万至1OO万马克之间，由三部分构成：一、每月基本工资占30％；二、出场费占35％；三、比赛奖金占35％。 谢菲尔德星期三俱乐部的支出在'94～'95赛季，球员工资和奖金占4O％，商务活动支出占21％，工作人员工资占16％，足球方面的支出占12％，行政管理和场地维修占11％。 欧洲几个老牌职业俱乐部，它们的年度资金使用内容平均起来看，商务活动消费款项约占18％、足球动消费约占10％，行政管理和场地设施约占9％，用于补贴买卖球员的更好发展的预留费约占13％，最大的开销方面是120人左右的俱乐部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保险和其它福利等，约占51％。 运动员、教练员的工资奖金是俱乐部最大的支出，全世纪基本如此。但是中国球员薪金所占的比重确实太大，已经影响到俱乐部在其它方面的支出。 其次，和中国国内普通城市公民的工资相比，球员的薪金与之差距太大。 在大连当地，普通市民的月收入一般在700元左右，那么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万元上下。而万队的普通球员最低年收入也要在4O万元以上，和普通市民相比，其年收入是普通市民的4O倍。如果是大牌球星，那就要达到1OO倍以上。 国外绝大多数球员工资数额一般为普通公民的工资的5～10倍。奖金的发放形式又各有不同。 在德国，甲级足球俱乐部球员的收入一般是一般工薪阶层的8～1O倍；亚洲的日本，1993年职业足球选手的平均年收入是84O万日元，是同龄大学毕业生收入的4～5倍左右。 一位教练员曾私下说：“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动不动就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这是极不正常的。无论是谁都会问心有愧的。” 再次、按照劳动量计算，球员的高薪也是不正常的。 甲A球队的出场费一般均在赢奖3O万元以上，平奖2O万元以上，如果球队的成绩稳居中游，一上下来正选队员平均每场的出场费在一万元以上。工资除外，仅计算出场费，队员上场一分钟收入达1O0元。这在中国可以说是“天价”。 相比之下，大学教授的“每分钟出场费”就少得可怜。课时费仅五、六十元，每分钟收入一元钱上下。 队员收入过高，是足球泡沫化的一个缩影，对中国足球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一、使许多足球俱乐部不堪重负，陷入财政危机，甚至要退出足坛。 像武汉雅琪俱乐部，1997、1998年两年注入资金约SOOO万元，其中大部分都用于球员及教练的工资和出场费了。以主教练为例，殷立华一年需3O万元左右，而朴钟焕的月薪高达1万美金，据说戚务生的月薪并不在朴钟焕之下。1997年雅琪身处甲B的时候，球员月薪最高为9000元，最低为400O元；在奖金方面，主场赢奖15万元，客场赢奖2O万元，平减半。等到升至甲A，球员的工资、奖金立刻翻了一番，赛季还没有结束俱乐部就已经支持不住了。 大多数足球俱乐部的财政困境都是出在无力支付队员、教练员的高收入上。 二、使一些足球俱乐部财政压力过大，顾此失彼，不利于对后备球员的培养。 许多俱乐部可谓财大气粗，但是他们却一直没自己的三线队伍，当要参加比赛时，就赶快去买或者租队伍使用。其实投资者投资三线队伍的费用不过是二百万元左右，也就是一个大牌球星的一年的收入。但是由于俱乐部的资金紧张，常常捉襟见肘，付了这边就不能付那边，因此三线队伍的费用往往要为大牌球星让路。即使俱乐部的三线队，也常常是生活窘迫，得不到俱乐部太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小队员常常报怨，不仅生活条件没法和一线队比，就连找一张球票看比赛都很难。 三、久而久之，将引起球迷乃至社会公民不满的情绪。 在足球王国意大利，就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1994年世界杯大赛后，萨基作为意大利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他的收入状况被新闻媒体公开，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那么萨基的工资是多少呢？按他同国家足协签署的四年合同规定，四个赛季的总收入约合76O万元美元，平均每年为19O万美元，这里还不包括优厚的出差与比赛补助，奖金则相当于球员的两倍。当然，工资越高，税率越高，萨基也需要纳税的。 扣除税金，加上奖金与补贴，远远突破1OO万美元。对于这一高薪的工作，退休工人、贫困职员、失业大军的反应完全能够想像得出来的。 当时的意大利全国街头罢工、示威游行的浪潮连绵不断，民众对政府削减卫生医疗费、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开支怨声载道，而国家队教练每年突破1OO万美元的纯收入对这些深处困境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足协主席马上出来解释道：新闻界披露的消息是符合事实的。不过他再三强调人们要冷静考虑，因为足球不同于其它，“足球毕竟是足球”。 他说，萨基作国家队教练享受优厚收入是合理的。因为他毕竟为国家立下了特殊的功勋。1994年美国世界杯大赛，意大利队虽然在点球大战中负出，仅仅获得了亚军，但他们还是从美国拿回了2600万美元的收入。而且意大利足协对此事专门作出了说明，认为萨基工资并非秘密，也不是新闻，意大利奥林匹克季员会对此一目了然，这属于足球领域的正常支出。 全国足协尤其指出，萨基的工资并不靠国家财政支付，而是来源于企业赞助。足球彩票的可观收入一部分进入国库，一部分赞助足球俱乐部和足球协会，萨基的工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其实，在意大利享受高薪的又何止萨基一个人。但是，巨大的反差存在绝不是好事，尤其是在很多人才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 四、金钱膨胀了一些队员的狂妄，甚至扭曲了一些人的灵魂。对这个足球运动员整体素质的提高不利。 面对滚滚而来的高薪，他们无所适从。只有一掷千金，拼命挥霍。贝肯鲍尔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也犯过此类错误，不停地更换跑车，等他年纪大了，才幡然悔悟。而现在欧洲年轻队员，身边都有代理人指导，懂得怎样用赚了的钱去购买股票和投资企业。中国球员们很多还是豪华酒楼的幼稚消费者，经常是三五成群到大饭店痛饮。某队几位大牌球星一起外出吃饭，由一位前国脚请客，他揣上3000元，没想到随行同伴立刻嘲笑他小气，他一气之下又抓起一把百元大销，一次请客就有六、七千元之多。 这种高薪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甚至有一天会拖跨整个中国的足球事业。 面对足球运动员的高薪问题，中国足协和部分足球俱乐部也采取了相应的态度。 有些俱乐部为支付球员的高薪苦不堪言。但是在国内踢对者少、俱乐部多的情况下，队员是“大爷”。 每年的海埂春训，不仅是体能测试的鬼门关也是俱乐部的鬼门关。各队队员之间非常熟悉，有时推开门，就会发现好几个队员在聊天儿，内容自然少不了收入这一主题。常有教练庆幸：幸亏咱们的队员都签了，否则在这种队员们东拉西扯的情况下，咱们水平高的队员非被别人拉走不可。也有的教练说：就凭这个，海埂集训也不应该搞下去了。这说明队员之相互攀比的坏习气给俱乐部的经营加大了困难。 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就真出事了。1995年3月2日，沈阳华晨队的队员罢练。 队员说在与俱乐部签约之时，俱乐部承诺，工资待遇达到甲级B组中上游水平。于是球员一一欣然签了字。但到了海埂与其他队员一接触，就对其他队员的工资待遇有了数。对照自己时发现自己的工资仅比天津二队略高，排在倒数第二位。队员们自我感觉受骗了，便联合找到主教练，要求增加工资。主教练无法，只好一边安抚，一边与俱乐部方面联系。 这样，4月2日和4月3日就出现了13名队员罢练的情况。其它俱乐部看在眼里，怎能不怕在心里。 中国足协早在1996年的广州足球工作会议上就制定了《中国足球俱乐部工资制度》，对各级球队的收入作了详细的规定。 并且严肃指出，如果俱乐部不按规定执行，将视情况停止一场以至全部比赛资格，停赛场次将判0：3告负，并要严肃处理并追究俱乐部领导者的责任。 据了解，对中国足协的限薪制度，各俱乐部只有稍稍紧张了一下，短时间观望了一下，就置之不理了。略微慎重一点的俱乐部，将工资进行分割，工资没降，只是名目多了一些罢了，球员每月收入仍在万元以上。据悉广州某球队的人均工资均在万元左右，超过规定15O％以上，据测算，该俱乐部每年支付球队人员的工资就达600万元。 当问及球队是否害怕中国足协处罚时，许多俱乐部的回答是：为了留住球员只能这样。至于处罚，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球队同球员的合同有两份，一份报给中国足协财务核查，上面标明的工资完全合乎中国足协的规定；另一份则在基本工资以外，还标有营养费、住房补贴、困难补助等五花八门的名目。 有个俱乐部甚至一次性发给球员签字费、全年工资、奖金。这样，1997年，球员收入总数同以前相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有升高。河南建业队、天津万科队据说最初都是比较老实的球队，在工资方面按照足协的规定严格执行，但球员到海埂了解到其它各队的收入状况后，便要求俱乐部加薪一为此．河南建业俱乐部总经理立刻赶到海埂，用准备买外员的钱给球员加了工资，这才稳住了军心，没出现“哗变”。 另一支“兵变”的队伍是佛山队，球员到了海埂集训以后各队之间一打听，发现自己在甲B队伍中的收人几乎是排名倒数第一。不由得心理不平衡起来。加上上海浦东队又开出了高价码来挖人，一时间佛山队阵脚大乱，球员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海埂的第四天就开始闹“兵变”，一直到中国足协规定的注册最后期限才罢休。 佛山队是怎么平稳了这次兵变的呢？球员要求的月薪1000O元，客场胜一场奖25万，主场2O万，冲上甲A另奖2O万。开始俱乐部态度十分坚决，称宁可“炒掉所有成员，去打乙级联赛”也不能助长这种坏风气。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于是俱乐部高层只好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球员每月工资上浮2000元，加上原来的5000元共700O元，无论主客场胜一场奖20万元，冲上甲A另奖2OO万元。但球员的胃口显然比这要大，坚持要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否则就不签约。双方陷入僵局。12月31日是转会最后期限，俱乐部以此警告球员，球员仍面不改色。眼看12月31日的最后期限到来，俱乐部最终屈服了：球员的工资多数在700O至8000元之间，下限为5000元，上限为1 元；奖金客场胜一场25万元，主场2O万元；冲上甲A另奖2OO万元。佛山队员大获全胜。他们中月收入万元以上者不在少数。 中国足协对这些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一位足协官员在非正式场合称：中国足协人员有限，尽管明知一些队伍犯规，但限于证据难寻，足协也无可奈何。 1998年，由于各新闻媒体集中火力爆炒，球员的收入问题成为热点话题。 正在为无法完成任务而焦头烂额的税务部门在新闻媒体的启发下，蓦然回首，发现了足球界的奥秘。虽然工资只是运动员一小部分收入，真正收入是老鼠拖木锨——在头在后面。但有些地区的税务部门采劝一对一”的做法，效果也不错。如果税务部门强力介入的话，球员的显形收入会下降25％。 但是，由于足球俱乐部财务制度极不规范，而且世风如此，各种巧立名目花样翻新：工资、奖金、签字费、出场费、赢球奖……。而且，由于俱乐部官员的收入和教练员、球员收入也有所联系，因此发起钱来俱乐部就乐得的慷慨大方。 有人估计：尽管足球界的收入膨胀问题在1998年将得到控制，但2O％的幅度肯定会轻而易举地被突破。 按照国际惯例，一支球队的工资总额要根据俱乐部市场收入合理地来确定，向独核算、自负盈亏的职业俱乐部发展，经营较好的俱乐部可以用高薪招来好球员，但也不能随意开支票。 足球改革，走市场化道路，不从经济角度去思考，就总没有落到实处；不接触到审计、税收之类的经济问题，就只能说明足球市场的经济问题被表面繁荣掩盖了。 球员高薪问题的产生，一些财大气粗的足球俱乐部也负有相当的责任。他们为了获取优秀球员，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投入。 一方面对足球市场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也盲目拉高了球员的工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泡沫足球”的始作俑者。如果有一天他们所经营的足球俱乐部也陷入财政困境的话，也许他们才会认真地加以反思。 在足球领域，许多最后的受害者也就是始作涌者。 面对“噬钱黑洞”，“摇钱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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