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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球运动诞生之初，只是大伙儿一起玩得高兴，是根本没有“教练员”这一说法的。以后一些足球队为了提高水平，增设“训练人员”一职，这种“训练人员”就是今天的教练员的雏形。 后来，有无教练员几乎成了职业足球与业余足球的分界线，强烈反对设立教练职务的态度来自于那些把足球运动当作业余爱好的贵族，当业余球员们听说有的球队专门抽出时间来准备比赛时，他们都很愤慨。 时间到了2O世纪6O年代，一切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教练的作用日益显著，教练慢慢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当阿尔夫·拉姆齐率领英格兰队于1966年在自己家门回的温布利体育场捧走世界杯时，教练终于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从教练员产生那天起，他和运动员就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处在一处微妙的状态之中。在足球俱乐部成立之后，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又加进去了俱乐部的老板以及管理层，使本来就很微妙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1958年世界杯结束后，发展相对落后的英格兰采取了一些更现代化，更进步的做法。但是要清除人们头脑里的固有观念，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乔治·雷诺尔的瑞典带领球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他也赢得非同寻常的尊重，但他步入事业顶峰而后回国执教考文垂队城市队时，却没有打完一个赛季就离开了。 这是因为在6O年代，英格兰的俱乐部主席们往往会聘用一名职业球员为本俱乐部的经理，并把经营权下放给经理。这样教练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除俱乐部主席的干扰，然后才能一展身手，依靠其能力获得对整个球队的绝对控制，当然有不少人很快就败下阵来。 执教恺尔特人队的斯坦恩获得成功，因为他在入主凯尔特入队之前，就和俱乐部主席谈妥，由他自己来挑选队员。 这个时候俱乐部大多是由懂足球的俱乐部经理管理的，俱乐部主席只管雇佣和解雇球员。 教练员在俱乐部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英国与德国的足球教练有关足球教练职能的论述：教练员为了当好一队之主，要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工作能力。 担负好以下角色： 教练员——组织和指导训练与比赛活动。 教师——传授新知识新观点。 鼓动者——唤起积极、进取的敬业态度。 风纪者——建立合理的奖惩条例。 管理者——引导和指挥队员。 公务员——有效地处理文字工作。 公关人——与新闻媒介和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 社交者——一寻求社团、公司等支持。 朋友——拿出时间与队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教练员必须熟知队员。 首先要了解他们： 一、你和他们的投入是否一样； 二、他们投人职业的时间有多少； 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四、他们想要取得什么； 五、家庭背景、父母的支持。 其次，要熟悉队中每个人： 一、了解队中每个队员的身心特征，以便随时激发和帮助他们处理成功与失败；二、了解队员的外部因素，即家庭、父母、一些队员的影响；三、了解队员的内部因素，即健康、饮食、情感、性格；四、建立个人档案，包括习惯、投入、目标等项内容。 五、与队员取得相互尊重，不伤害队员自尊，不在公众面前惩处队员，对他们既严格又公正。要热情坦荡，守时敬业，确保每次课有目的，对队员给予大量鼓励和表扬。 最后，要清楚队员的能力： 一、是否有足球运动必须的身体条件，是否有乐于竞争的个性；二、对能力的了解、观察非常重要，但采用一些科学的测试方法也极有帮助。 在中国实行俱乐部制以后，做一个教练很不容易。业务不容易，人际关系上也不容易。 首先，经济利益的摩擦在教练和球员中时常存在。 在中国足球未实行俱乐部制之前的传统体制下，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近似于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有些队员是教练从小一手带大的，球技也是教练手把手教会的。教练不仅要教球技，而且要教球员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在传统的体制下，教练有威严，有慈爱，对球员有急风暴雨，也有谆谆教诲。许多教练被球员敬着父母，那时教练的职位是比较稳定的。虽然球队中球员和上级领导会有摩擦和矛盾，但是很简单，很少有其它利益的牵制。 实行俱乐部制以后，教练员（尤其是主教练）和球员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师尤常徒，徒无长师”。由于俱乐部频繁炒教练和队员的大量转会，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师徒关系结构。过去一个球员有可能跟一个教练一跟十年，现在能在一起共事一、二年就算长的了。这种现象必然要对教练员和球员的关系发生重大的影响。 “师无常徒。徒无长师”是职业化条件下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关系的正常模式。与过去传统的师徒关系相比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大流动产生大交流，这种大交流打破了传统的“一师一徒一招”的传统教学模式，对球员的球技及至教练水平的提高都具有积极意义。 但缺点是缺少了那种在传统体制下师徒的感情交流，教练员和球员之间失去了固有的维系关系的感情纽带。 另一方面，金钱关系渗入教练员和球员的关系中。 实行俱乐部制以后，工资的弹性一下子加大，从几千到几万相差悬殊。还有奖金，上场队员和不上场的区别更大，少的只有区区百元，多的可得上万。一般说来，队员的工资是由主教练提议，由俱乐部领导最后拍板，而出场的奖金则由主教练具体来定。因此在奖金问题上，主教练成了矛盾的焦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俱乐部就像是一个建筑公司，俱乐部的头是公司的总经理，主教练就是总工程师一球员就是大工匠。 首先，总工程师不仅要指导工匠盖房子，而且还管发奖金，因此常常发生矛盾。 一位上海记者称，还在王后军执教时，亲眼看见一位外埠运动员在饭桌上很不客气地要求王后军保证让他上常王后军表示可以考虑考虑，但这位球员不依不饶，非要王后军下保证不可。 因此在俱乐部制的新型经济关系下，主教练排兵布阵已经不能完全按照球员的能力和根据技战术的需要，还要考虑到经济利益的分配，必须根据多重关系来处理问题。如果稍稍不慎，就会影响球员的积极性，甚至引起矛盾，招来“下课”之祸。 其次，总工程师还经常和工匠发生矛盾．还有人事纠葛。 意大利足球专家张慧德一再地向作者慨叹：在意大利，无论怎样的大牌球星，都在教练面前规规矩矩，训练不迟到不早退，服装整齐，训练卖力。这是职业道德使然，即使教练和队员之间有矛盾，也不该用消极怠工的方法来解决，因为球员珍惜自己的运动生命。而在中国，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1995年7月，旅居日本八年的前国家队队长迟尚斌回大连执教。当时大连市政府和大连市球迷都对大连队在甲A赛程过半只名列第三不满。 迟尚斌一下飞机，就直奔运动员驻地，跟队员见面。 谁知，他一走进大楼，整个大楼“哗”地一声黑了下来，没电了。迟尚斌只能借着烛光，在走廊里跟队员们见面。 迟尚斌一行人一走出大楼，“哗”整个大楼又来电了。随行的人都很气愤，但迟尚斌是个很有气度、涵养的男人，他一笑了之。他对弟弟迟尚国说：“我相信，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一定会有人向我承认：迟导对不起，当时我年轻，不懂事。”众人皆为迟尚斌捏一把汗。果然，有的队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无声抵抗。迟尚斌一上任就输给了当年降入甲B的辽宁队，又负于上海申花队，并非队员实力如此和迟尚斌的执教能力如此，而是队员的情绪如此。 好在，迟沿斌很快以他本人的魅力征服了队员，不怒自威在队员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平定了队员的情绪，将队伍迅速捏合在一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创下了一大堆辉煌。 如果换一个人，很可能就要被队员“挤兑”得无可奈何，最后卷铺盖卷走人。 当时迟尚斌之所以敢于治队，据他的亲人透露，是因为他丝毫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态。他在日本苦斗八年，已成为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有房有车，可以对“万达队主教练”一职不屑一顾。他可以让队员明白：在俱乐部和政府炒我之前我是可以炒了你们的，看谁更在乎。 1996年5月12日，天津三星队主场与八一队的比赛进行到上半时33分钟，主教练蔺新江将队长韩金铭从场上换了下来。韩金铭走下场来径直走向蔺新江，质问为什么把自己换下来。由于这场比赛由卫视向境外直播，所以混乱的场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的劝解下，韩金铭怒形于色，愤然退常这场比赛最后以天津队0：4惨败而告终。记者称。早在1995年，蔺新江与韩金铭就曾在训练中发生过不愉快。 后来俱乐部报请中国足协暂停韩金铭入选国家队资格，但蔺新江也如期“下课”。将帅失和，两败俱伤。 1997年7月，申花队O：1负于延边队，申花队得势不得分，范志毅气冲冲地跑到场地边，大声向场边的波兰籍主教练说要把外员换下来，声音之高，连观看现场直播的球迷都听得一清二楚。虽然后来教练果然把外员换了下来，但在总结会上，俱乐部领导人义正辞严警告范志毅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主教练之上。但后来这位波兰籍主教练终于“下课”。 在一场海牛队比赛期间，泰山队老将邢锐也因场上劣势，公开对教练喊叫。 球队中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德国这样一向以荣誉、忠诚、勇敢、理智和守规矩著称的国家球队，都会为一些不光彩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不休。 甲A一支队伍一位国脚对其教头的评价是：“就知道训人。”记者到该队采访时就亲眼看到这位球员和主教练当场对骂。 在足球运动的早期，像著名球员斯坦利就认为，自己比教练懂得还多。 现在的球员也有很多对教练很不服气。因为不服气，所以对教练很难尊重，也很难信服。不过，确实不少教练抽烟、喝酒、打麻将，叫队员又怎么能生敬意呢？ 再次，教练员最容易与球员产生矛盾的地方是球队的管理。 中国球员不服管，大牌球星更难管。 一支队伍中如果有名气较大的球星的话，主教练的日子就会不那么好过。虽然球星在场上作用是很重要，但中国的球星有时又很麻烦。 迟尚斌能镇住万达队，有他的原因：毕竟迟尚斌是当年中一国国家队队长，是代表中国队出战时间最长的运动员之一，有名气。而且又在日本住了八年，眼界也有。就算大连队的球员少年成名，也不敢小看他。而其他的一些教练员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有很多教练就是栽在一些“大牌球员”的手中。 1998年，搜罗了一大堆球星的前卫寰岛队聘请了名师刘国江执教，又非常舍得向球队投钱，但球队的成绩却并不理想。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球星并没有发挥球星的作用。 寰岛队的一些老队员是已经成了家的，刘国对便准许他们回家居祝这一举动引起一些未成家的队员的不满，于是几位我们非常熟悉的明星就在酒店里租了房，吃喝玩乐。其余队员即使不出去，也在房间打麻将。如此一来，整个队伍的战斗力自然就会下降。 前卫寰岛队的一位球星，在未转会到寰岛俱乐部之前，1996年在一支人们寄托了极大希望冲甲A队伍中踢球，也是经常和另一位球星一道，带着年轻队员瞒着年迈的老教练跑出去玩，当年他所在的队伍冲甲A未成。 这就叫作有恃无恐。 像金志扬将高峰停赛，迟尚斌在大战前将马林遣回大连，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即使像迟尚斌这样成功的教练，在球星们狂妄的时候，日子也不好过。之所以找徐根宝代替迟尚斌，有人透露俱乐部觉得迟尚斌管理力度不够是一个原因。1997年在四川万达队发生了“四国脚夜归”事件。当时喝多了的张恩华指着教练们的鼻子说：“你们还想不想干了？”虽然事后俱乐部毫不犹豫地上报了中国足协，给这四人以处分，维护了以迟尚斌为首的教练组的尊严，但这个事件将球员与教练的矛盾大白于天下。 “现在不是实行职业化了吗？那么我就是职业球员了。职业运动员的特点就是自我管理、自我负责，教练用不着费心管我。 我抽烟、喝酒、晚上不睡觉，那时我个人的事。第二天我练不了，或是没法上场比赛，教练你别用我。”这是某队一位著名球员的真实表白。说此话时已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他正和另两位同样有名的队员在聊天儿，吃宵夜。 第二天，三个人还真的参加了一场热身比赛，肯定不在状态。但他们还是比别人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队内的尖于。 一次一位教练见队员夜不归宿，甚至第二天训练营地也不见人影，不由得勃然大怒：“这一次一定要严肃处理，停赛一常”但是顾及这位球星在场上的表现，不由得手软：“还是他最顶用！”因此该重用的还得重用。 抓管理，是每个教练都面临的大问题。 徐根宝说：“我接手申花队的第二天，规定9点半训练，结果到场上一看，人来了不到一半。我说，明天谁不到，谁卷铺盖卷回家去。结果没有一个迟到的。现在的中国球员，大多数人既想拿钱，又想少花力气。水平不高，架子不校不要说吸烟、喝酒，甚至嫖、赌俱全的球员也并非罕见。在中国这种特殊情况下，队员反对的教练就是严格管理的好教练。队员没有意见的教练，一定有问题。管理问题，其实就是跟人在斗，其实就是教练与运动员，管与被管的问题。” 徐根宝一向以铁腕治军而闻名，他的名言是“前门后门两把锁，简单粗暴说脏话。” 迟尚斌的母亲则抱怨道，尚斌为了不让队员晚上偷着跑出去玩，就天天晚上守在队里。据了解，万达队每晚不是一个教练值班，而是每天三个教练和队员同吃同住，雷打不动。迟尚斌说，在日本作教练，上完训练课夹着包就走，队员的职业素质较高，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中国刚步入职业化，队员缺乏自律，因此只好守着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别相实行国外流行的走训制了。 许多国家的足球队都实行走训制。1978年中国队访问意大利国际米兰俱乐部，年维泅就发现球员是否每天训练后回家，采取球员自愿原则。星期日他们打联赛，队员们除赛前一天和赛后当大要住在一起外，其它时间都是训练完毕后各国各家。自愿留在俱乐部不回家的也有。如中锋阿尔托贝利，时年21岁。 他19岁结婚，2O岁有了孩子，但他每晚都在俱乐部祝他太太常常带着小孩晚7点来看他。9点3O分与他吻别。 对于走训制，教练们有自己的看法。一些教练说，现在我们订出了早出晚归与就寝休息的规定，球员不知守纪律的事还常常发生。如果实行了走训制，一旦没了约束，我们的要求又没有约束力，训练能否保证就更难说了。年维泅感叹道：职业化的确需要多方面的配套，不仅仅是经济的，也包括人员素质，而后者更需重视。 二十年过去了，实行走训制的条件在中国不但没有产生，而且更不具备了。 应该说，在中国实行足球职业化和俱乐部制以后，实行走训制的条件更加不充分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队员的自觉性大不如以前。 即使球星们能够严格自律，不给教练添加管理上的麻烦，因为他的经验和名气，他也会对教练的技战术打法有一定的看法。 如果是普通的队员就可能会放在肚子里，顶多偷偷发发牢骚，而作为大明星，他就更具备了向教练挑战的资本。 《中国足协关于加强赛季训练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对于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这样规定的：一、除休息日外，教练员、运动员要按时归队；二、运动员不许抽烟、不许饮酒，违者扣除当月5O％的工资，停止发奖金；三、凡训练和睡觉迟到者，罚款5000元；四、凡夜不归宿者，停发当月工资和奖金，停赛4轮，罚款1 元，停止转会资格1年，重犯者停止转会资格2年；五、凡参与赌博、打架4殴者、停赛6轮，罚款2 元，停止转会2年；六、发生以上情况时，领队和主教练要进行登记，并及时上报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隐瞒不报者，将给责任者予处分。 对于中国俱乐部队的主教练来说。“管理”才是重头戏。有时候技战术也罢了，只要管理搞好，队员有十气，球队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在最近辽宁队队员的“重庆酒吧”事件以后，为了搞好球员管理，辽宁足球俱乐部走了一着好棋：将曾长期在青少年队任主教练的张引任命为一线队主教练。“辽小虎”们很多都不是省油灯，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张教练从十岁左右带大的，在几年内，“总要给老爷子面子”。 足球理论家刘国江把教练比喻成一只陀螺。联赛是陀螺的驱动力，但这个陀螺要想转得久，不仅自身要做工精良，而且还需要一个光滑的平面，这个“平面”就是教练员的工作环境。 这句话是他在几次下野之后的领悟。教练与球员之间的矛盾，极容易引发教练员、球员、俱乐部三方的矛盾。 早在1994年春节刚过，广州足球队就爆出了新闻：球员炒教练。主教练周穗安被迫滞留广州，未能带队赶赴昆明参加冬训和体能测试。事情的导火索是因前国脚麦超在一次比赛中的出场费未能兑现，加之部分球员对周重穗安的管理有些意见，于是球员两次上书俱乐部要求更换主教练。董事会倾向于球员，而体委则坚决支持教练，一场论战由此开始。广州队的情况引起了中国足协的关注，一位高层人士发表谈话指出：广州队近几年成绩突出，进步明显，与主教练周穗安带兵有方密不可分。而且周正值年富力强。最后，一场纷争因各方谅解与退让圆满解决。周穗安在甲A联赛开始之前官复原职。 1995年，老帅张京天在广州队请辞是当年一桩引人注目的事情。 接手广州太阳神队以后，张京天称自己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管住队中无法无天的大腕。一些大牌球星不能以身作则，反而起负面作用，令其大伤脑筋。而来自俱乐部的不同声音又让他觉得工作举步维艰。 来到广州不久的一个晚上，张京天听见队员房里响起了稀里哗啦的打麻将的声音。他赶过去，看见在队中担任要职的一们球星也在里面。便劝其遵守队规别打了，应该在队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然而张京天回房间刚坐下，那边又响起了一片麻将声。待张再一次过去时，那名队员倒没有再玩，却在一边观看。 为了整顿队伍，张京天天把队伍拉出去进行封闭训练，在那里手提电话和呼机等通通没有用处。张京天是为了让队员们收放心。没想到，在一个周六球队休息时他将电话挂到某老队员家里。这名队员的太太却很惊讶地问，“球队今天不是继续练球吗？”张京天一听就火了，设法找到那名老队员后，毫不客气地指出：“无论你出去搞了什么，都不应该欺骗家人，你这样做，又怎么能对得起老婆孩子呢？” 有一次，一个队员对张京天说，家里有事请假回去看看。张京天批准后，晚上便打电话到队员家。但队员的家人却称他没有回过家，家中也没有什么大事。这种事情不止一次地发生。 张京天一反“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做法，将几位球星的事情全部公开曝光。在广州各界，尤其是在广大球迷中引起巨大的反响，由于此举牵扯到几位老队员，俱乐部因此产生不同的看法。 自然俱乐部也有苦衷，毕竟，球赛要靠球员打，万一张京天“能请神不能送神”，主力队员一气之下撂了挑子，联赛还怎么打？ 在足球职业化、悠久乐部制的大气候下，虽然各个教练各有各自的执教风格，但如果没有顺畅的俱乐部内部运作机制，纵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出成绩。 有矛盾并不可怕。暴露出来并及时进行解决的队伍就仍然是联赛中的斗士，可怕的是在无休止的矛盾中“内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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