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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球进入市场以后，球迷的身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球迷通过购买球票和俱乐部开发的产品成为“足球产品”的直接消费者，通过购买赞助足球和为足球提供广告的企业的产品成为足球事业的间接消费者。球迷为足球产品提供了双重市常进入市场经济，企业和企业家们上的最重要一课就是认识到消费者是他们的“上帝”，或真或假他们必须尊重“上帝”、善待“上帝”。足球俱乐部就是足球产品的企业，球迷就是足球俱乐部的“上帝”。“上帝”的喜怒哀乐会直接影响到俱乐部的生存发展。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足球俱乐部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分析中国足球的参与者，从人员成分上来说，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 搞足球的人：包括各级体委、足协的管理者，足球俱乐部、足球学校经营管理者；教练；足球宣传工作者；裁判。 踢足球的人：球员。 看足球的人：球迷和其他观众。 在上述三种人中，前两者都是以足球为职业的人，后者是以足球为消遣的人。他们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不可分割的，看足球的人是足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是搞足球的人、踢足球的人的“上帝”和衣食父母。 要想使中国足球迅速发展，就必须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足球为球迷服务的方向，兼顾三者的利益。 搞足球的人和踢足球的人千万不能忘了球迷是中国足球的真正主人，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他们作为市场主体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深度地参与足球事业，他们除了在场地上喝彩、骂人以外，还应该有其它权利。 消费权 球票的价格涨了又涨，加是票贩子的推波助澜，球迷们只得忍痛节衣缩食地买下一张球票。 花钱买了票，就存在着买卖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种交易，既然是交易那便要有商品，这商品就是球迷所期望看到的精彩比赛。 有了买主与卖主，又有了商品，那么足球市场便形成。在这个市场中，各球队所属俱乐部是球市的经营者，广大球迷则是这个市场中的消费者。如同所有的消费者一样，球迷也要争取自己的消费权益。 球迷的权益包括：经营者应保证足球比赛的含金量，其比赛要具有精彩性、真实性、客观性。对于假球、黑哨、球员出工不出力，球迷有“打假”的权利。而且，在足球市场中的消费，不仅是纯粹的9O分钟的足球比赛，观看比赛的足球环境和条件也是消费的一个项目。所以，球场的比赛设施以及看台设施，也都是球迷可以挑剔的范围。像许多体育场的座位都是“U”形座椅，风吹日晒常常积满灰尘，很少听说体育场在球赛开始前，雇工人用抹布将椅子擦于净，倒是球场的管理者常常抱怨球迷看完球赛后乱扔报纸——试想如果椅子是干净的，那么又有谁会拿报纸来垫椅子？可惜，我们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对此都习以为常。 还有，15分钟的中场休息，理所应当属于球迷的消费权限。 即使球迷宁愿在这段时间去喝水上厕所，经营者也要为球迷提供精彩的串场节目。象美国的NBA男篮比赛的中场休息，就有一丰富多彩、品味甚高的节目表演。芝加哥公牛队的啦啦队中领舞的亚裔少女，长发飘飘，青春四射，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则要寂寞的多，没事可做的球迷只能倾听球迷们自己发布的零打碎敲的消息。 中国球为还没有学会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是花了钱的！” 知情权 球迷应该有了解中国足球事业发展情况的权利。如球队的训练、比赛，足球主管部门关于足球事业发展的规划，对球队和裁判的管理，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 中国球迷们几乎没有想过这是自己的权利。 普通的球迷们的知情权是靠新闻媒体来完成的。但只要看一看中国足球界对新闻界的态度，就可以了解球迷们的知情权行使得怎么样。＿1994年甲A联赛第四轮太原赛区的比赛，由于裁判的失误引起了观众的不满。一位中国足协委派的比赛监督，竟然用手捂住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拔掉话筒，不让记者采访。 有一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问一位报社记者：“足协又不是你们的上级单位，即使得罪了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也不是他们给你发工资。” 记者苦笑着回答：“比如你到伊拉克采访，你能不坐足协的专车，而去找公共汽车吗？” 记者们知道足球界的人是惹不得的。 近年来，足球新闻空前火爆，球迷和读者对这一题材的信息需求空前增长。但是，有关中国足球的假新闻却层出不穷，这里面不能排除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问题，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新闻来源渠道不畅造成的。 在欧美足球界，俱乐部和球队接受媒体采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拒绝采访者要受严厉的处罚。而且每个圈内的人都很清楚，职业化足球离开了市场寸步难行，球迷是球市中的上帝，球迷对足球的情况拥有不可侵犯的知情权，而行使知情权最重要的途径则要依赖于新闻媒体。 随着职业化的深入，中国足协显然认识球迷知情权的重要。 1998年联赛前明确规定，各俱乐部都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但是，这个规定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贯彻。有些俱乐部至今没有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已经建立的不少也只是解决形式问题。仍然有人把足球新闻线索当成私有财产，把自己摆在施舍者的位置上，而把媒体对它们的关注当作乞讨。俱乐部发言人什么时候发言，发言人发不发言都要看他们是否高兴。 真正意义上的发言人制度应该是买方市场，球迷要知道什么，发言人就应该提供什么，而不应该让媒体通过非正常渠道去搞正常渠道搞不出来的东西，道听途说后拿到大众媒体上发表。 近年来，随着Internet的爆炸性增长，并且对人类文明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传统观念上的国界和种族、文化所造成的差异越来越校国外，尤其是欧洲的各大足球俱乐部又有了新招——上网。 他们通过Internet向球迷们提供大量及时、迅捷的图片和文字信息。各足球俱乐部还充分利用网上优势，用户只要在他们的网上登记注册，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赛事报告，球市预测以及球星的近况等——大家想知道的情况都有。 Internet网上还开设专门的足球咖啡厅，只要登记就可以免费人网，与世界各地的网上球迷们就意甲、英超和欧洲三大杯赛等各项内容，通过键盘和话筒进行“网上交谈”。 一些著名的足球俱乐部，象尤文图斯、曼联等，为了吸引球迷，专门为教练和球星制作了网址，网上球迷们可以随时访问，并可以同这些知名球星进行“网上交谈”。 为了鼓励球迷，很多足球俱乐部都希望球迷有好的建议就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给自己，合理化建议一经采纳，就给球迷以丰厚的奖励。 除了为球迷提供有关欧洲足球的信息之外，许多足球俱乐部还开设了网上商店，为球迷介绍各自俱乐部的纪念品，如队服、围巾、队歌CD盘、经典球赛录像带、球星写真集等。网上球迷们还可以利用音响交融的多媒体电脑的优势，有选择地到神往已久的俱乐部去作一番游览。 欧洲足球俱乐部这种想球迷所想，急球迷所急，视球迷为衣食父母的做法，使我们的球迷羡慕和激动不已。 在这方面，国内许多足球俱乐部已经进行了许多努力，像万达、国安、申花等十几家足球俱乐部已经开辟了自己的网址。 经常将足球俱乐部的情况以及足球队的情况向外公布。但有些足球俱乐部似乎尚未顾及到这个方面。有几家足球俱乐部的网址是借用在某个海外的免服务器上开辟的。 一掷千金的足球俱乐部，难道连这点钱和时间都不肯给球迷们吗？ 建议权 建议权就是对足球事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国外球迷来说，这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权利。绿茵场上事无巨细，他们有提出建议的权利。 1958年的世界杯赛上，17岁的贝利身手不凡，世界杯刚一洁束，意大利好几个俱乐部纷纷向贝利所在的俱乐部摇动橄榄技，希望贝利转会出国踢球。巴西球迷听到了这一消息，坚决表示反对。反对的人数竟然达到了巴西总人口的7O％。迫于球迷们的压力，巴西国会只好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并以决议的形式通告全国：“贝利是国家决不输出的国宝。”巴西球迷赢得了胜利。 在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支持下，巴西球迷的行动更加活跃。 1979年，当他们听说意大利的俱乐部要买走他们心中的另一个国宝济科时，立刻表示抗议。巴西足协和济科所在俱乐部一下子收到球迷无数个电话、电报和恐吓信，有个信封甚至附上了子弹。声言：“如果卖了济科我们就把你干掉！”结果，济科所在俱乐部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济科在自己足球生涯的鼎盛时期一直在巴西国内效力。 这一切可能会使中国球迷羡慕不已。 监督权 监督权指对足球事业中投资受益者监督的权利。如对球队、球员、教练、裁判的行为、足球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管理等进行监督。 国外球迷对于足球的监督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无论大事还是小事。 在197O年的时候，正处于自己事业巅峰的德国足球皇帝贝肯鲍尔一时心血来潮，蓄起时髦的小胡子。球迷们一见立刻就不买帐了，他们不想自己崇拜的足球皇帝是这样一副神气活现的滑稽相。一位气愤的慕尼黑球迷说：“作为运动员，弗朗茨皇帝不该打扮得像附庸风雅的俗不可耐的小人。身为国宝，他不仅属于自己的妻子，而且首先属于所有的慕尼黑人。”有球迷打电话质问他：“胡子是你个人的特征还是出于恐吓对手的考虑？” 大部分球迷认为贝肯鲍尔是个正派人，因此不该赶时髦。 这一事件最后波及整个德国，大多数球迷是无法接受贝肯鲍尔的这一新形象的，因此来看慕尼黑比赛的观众大大减少，一些老会员也声称要退出俱乐部。慕尼黑俱乐部的主席一见“胡子风波”有朝一日要影响俱乐部的前途命运，一再对贝肯鲍尔进行动员，贝肯鲍尔权衡再三，终于作出了让步，在狂欢节前夕剃掉了心爱的胡子。 与贝肯鲍尔被迫剃掉胡子不同，古力特是在球迷们的要求下蓄起长发的。古力特在业余生活酷爱摇滚，因此偶尔留起一头长发。球迷一见，非常欣赏，觉得这样既“酷”，又在球场上易于辨认，因此要求古力特不要剪掉。古力特在妻子的帮助下，梳了满头的小辫，迎来了“辫帅”的称号。 为什么国外球迷拥有如此之多的权利，具有如此之高的地位？ 那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足球俱乐部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球迷的支出。如果做出不符合球迷的心意的事，轻者会在球场闹事，使比赛不能继续进行；重者他们会对比赛失去兴趣，俱乐部首先失去门票收入；球迷一旦减少，赞助商就会对队伍失去热情，广告收入也大大减少，电视台也不愿意转播该队的比赛。这样下去，球队只好餐风饮露了。 素有足球王国之称的巴西，创造了几度捧得世界杯的纪录。 巴西球员更是天下闻名，豪杰纵横。 然而在巴西，足球“辉煌之下却掩盖的黑暗与混乱”。有人称：巴西足球是貌似天堂的地狱。 巴西的职业球队收入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日子却都不太好过。 1991年，巴西全国联赛的总收入是1亿美元（其中门票收入3100万，电视转播、广告收入6900万）。然而，在足球赛事规模和球迷人数远不及巴西的英国，1997年的足球总收入就是巴西的8倍，达到8．3亿美元之多。 是什么导致了巴西足球捧着金饭碗要饭的惨状的？ 近年来，巴西有关部门在制定比赛的日程表时十分随意，联赛的日程飘忽不定，致使国内联赛的观众人数不断减少，各俱乐部开始把眼光转向国外商业比赛。国内联赛受到冷落，联赛水平下降，观赏性大打折扣，广大球迷深受其害。赛程不固定，比赛激烈程度下降，球迷们产生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一位弗拉门戈的球迷甚至起诉里约热内卢州足协，说：“观众希望在公正的联赛中看到优秀球队的比赛，但我们不得不吞下足球经纪人操纵和弄虚作假所导致的恶果。” 对球迷的藐视最终遭到了惩罚。 相比之下，中国球迷虽然伴随着中国足球几雨几十年了，中国足球还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位置。时至今日为球星捧场，有时甚至要挨打。足球职业化了，球迷在付出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投入之后，也要进一步增长自己的主体意识，明确自己的权利，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球迷。 回道一望，中国球迷走过的是一条风雨兼程的道路。 原本中国是没有球迷的，中国只有“官办啦啦队”。在一篇大概叫做《凄婉的小号》的文章写了作者的见闻：“我在球场外看见一位带着小号的中年人和他的一群伙伴，他们自称是球迷，但他们进不去球场，因为他们没有球票。他们想尽办法，就是没有票卖给他们。 大家都入场了，那位痴情的带队人就开始吹起凄婉的小号。 进场以后，我发现场内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来看球的。两个女大学生抱怨道：‘烦死了，这球有什么好看！’另一个说：‘反正有一件运动服发给我们！’因为她们是某单位组织的‘官办啦啦队’。 那凄婉的小号，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在那个时候，球迷是不被社会承认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要遭到鄙视的。 “官办啦啦队”是那个时代的特有产物，是社会组织者导演的反自然的行为。它虽然似乎带来了秩序，但它的副作用又却是无形的和无限的。它扼杀了人们的个性，使社会注定要失去创造力。 80年代是中国球迷复苏的时代。中国全面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重新被接纳为国际体育大家庭的成员。国际体育交往增多了，国外的一些文化意识形态、技术物资逐步向国内渗透。中国人的眼界大开，思想也逐步活跃起来。中国足球勇于走向世界，数度冲击世界杯。足球热浪在中国大地上几度翻滚。在这种气氛下，球迷这一特殊的群体也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1985年5月19日，中国队意外地输给了从来未有过胜绩的香港队，在小组赛中惨败而归。从而引发中国球迷被中国舆论界称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体育场所恶性事件”的“5．19”球迷骚乱。 据新华社1985年5月20日宣布：公安部门当场拘留了127名肇事者。 “5．19”球迷骚乱事件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这几乎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球迷还是散兵游勇；而在此之后，中国球迷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 这个时候，在中国的大中型国营企业集中的重工业基地沈阳，球迷脱颖而出。 当年，辽沈地区是中国足球的一方热土，它不仅以其拥有的一支成绩骄人的队伍而威震华夏，而且它的球迷队伍也使它声名远播。 沈阳和平区邮局报刊门市部前，曾是沈阳球迷的“球迷角”。每逢辽宁队有重大比赛，这里便聚齐黑压压的一片球迷们。 那时候是没有电视转播的，以中青年人工人为主的焦急的球迷们，将一顶阳帽子在人群中传来传去。大家你五分他一角，等到帽子传到了长途电话营业柜台上时，就对营业员说：“同志给打个长途？看咱辽宁队赢了没有？”今天听来，这一切仿佛是传奇一般。 1984年4月3日，沈阳足球协会成立。会长是沈阳军区的作战参谋黄祖钢，一位年轻的军官，他在辽沈球迷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球迷盛赞：“人是铁、饭是钢，沈阳球迷靠祖钢”。 沈阳球迷从此从自发、零散的原始状态走向有组织的状态。 当然，这件事做起来是很艰难的，制作会徽、会旗、会员证等，都是黄祖钢掏钱做的。但是，这并不能影响黄祖钢及沈阳球迷的热情。他们甚至自己凑钱，买摩托车奖励辽宁队队员，其痴情和投入可见一斑。球迷协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没有一块草皮球场的沈阳市铺了块草皮球场，令民心大快。 他们更得意的事还是坐在球场边，吹号击鼓，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升起气球，挥舞彩带……，尤其动人的是他们即兴编排的口号，幽默诙谐地改编的歌曲。正因为这样，1989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对亚洲劲旅伊朗队一役，才会将主场选在沈阳。相信沈阳球迷会伴随着中国足球队的胜利，给全国球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留下了这样的赞誉：高度的精神文明，高度的组织纪律，高度的热情，高度的爱国主义。 沈阳球迷协会建立以后，全国开始了建立球迷协会的风潮。 中国球迷现象完成了它的演化过程。球迷价值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球迷的事迹可以走上电视、报纸、广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球迷的行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一方面造就了中华民族深沉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又过分控制了人的个性、才智。 特别是儒家文化日益从自然的、相对的伦理道德观念发展为绝对的、片面的个人义务的时候，这种控制就变成了压抑、束缚民族发展的僵死模式。这就是人们常说“吃人礼教”。球迷现象在中国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其意义在于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与个性意识，启迪人们找回混灭在群体中的自我。 我们应该感激和赞赏足球运动本身。正是这种充满生命原始特征与集体协作意识的运动使得新一代中国公民振奋昂扬，被诱唤启发出祖先遗传基因中的极其微弱的品格。 这种品格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使中国人的精神形态第一次属于世界和未来。年轻的中国球迷在他们与足球的精神交流中感到了自己与他人率直的人格，以及还喜怒哀乐本色后的快感。 但是中国球迷毕竟生活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之中，其心态、行为无不留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这是血脉中不变的烙印，是很难改变的。 中国球迷，常常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并且不计较自己应用的权利，而是常常盲目无私地说：“胜也爱你败也爱你。” 甚至亚足联主席也给中国球迷戴高帽子：最热情的球迷，最火爆的球市，欣赏水平很高。 个中苦涩，却只有球迷自己知道。 如同梁实秋所说，父母往往是最溺爱家中那个最无赖顽劣的孩子。足球就是那个最无赖顽劣的。 对于球迷来说，对足球是“想说爱你也不容易”，常常遭到板起脸的老太爷似的斥责。对中国队屡战屡败表示不满，那是没有耐心；对中国足球不要“定位过高”；在场边有过激行为，那是修养实在欠佳。而中国教练们'98世界杯到法国潇洒走一回，得出的结论就是“外国草皮真好，球迷水平真高。” 而可怜的中国球迷，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他们作为消费者支付了门票并且吸收了广告商的赞助之后，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利。 他们本来是有权利要求赏心说目的足球艺术，并在己队的胜利中寻找自尊与满足的，他们有权利对任何拙劣的表演喝倒彩，而不是花了钱在一旁生闷气。 现在，他们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向教练喊“下课”的权利。 足球改革以来，中国球迷的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他们从过去勇敢、单纯的看客演变为带有强烈参与意识的庞大球迷群体。他们成为一支不相低估的力量。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单纯欣赏，他们看球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主客场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为家乡的球队摇旗呐喊、擂鼓助威。他们也不仅仅满足于买球票看一场比赛，看完比赛就走人的过程。他们也不再满足于仅仅停留评论一下比赛，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自己拥戴的队伍——通常是强硬的手段，比如说临阵倒戈、高呼“下课”、进行“兵谏”。在甲级联赛中，还确实有不少教练是在球迷们的暴风雨般的“下课”声中下课的。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球迷诞生了“新生代”。 在《足球》与上海申花集团联手举办足球迷调查中显示：绝大多数人在学生时代就爱上了足球。当被问及成为球迷的年龄时，978份有效问卷中回答“13至18岁”、“18至23”这两个年龄段的球迷最多，分别有50．7％（496人）和22％（215人）。有一半的球迷是在中学时就迷上足球的。而12岁以前就成为球迷的也不少，占19．7％（193人）；仅有不到一成人是在23岁以后才成为球迷的。 “新生代”球迷有自己的特点。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更肆无忌弹，更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他们中间可能缺少资深球迷，他们许多人有“追星族”一样的热情，但是他们是足球经营的巨大潜在市常足球无论如何经营，其主要的消费对象都是他们这些球迷。 因此，他们的经济状况制约的球市的发展。 有17．1％（167人）的球迷仍然是无固定收入的学生。每月收入在4O0元以下的近三成（26．8％，262人）；400元至800元的近一半（43．4％，424人）；只有不到一成（占9．1％，89人）的球迷月收入在80O元至1200元之间。而每月超过1200元的球迷仅有3．7％（36人）。调查表明：中国球迷状况呈“两头少、中间多”的态势，大部分处于社会中等水平。足球市场的“消费主体”主要是这些于迷。 对“今年甲A联赛每场平均票价应该是多少才能使俱乐部和观众都接受？”这个问题，多数球迷将票价范围固定在10至2O元之间。定10元的占3O．6％（229人）；定15元的占35．5％（347人）；定20元的占27％（264）；仅有3％的球迷定5元；也仅有不到4％的球迷定25元以上。 调查还表明，足球市场仍是个有待开拓的大市常到现场观看全国甲A及甲B联赛的球迷并不多，有近6成（58．8％，575人）的球迷一年中竟一次也没能到现场去观看甲级联赛。看过三场以下的有18．9％（185人）；看过四至七场的有1O．8％（106人）；看过七场以上的铁杆球迷只有11．5％（112人）。尽管由于居住地关系，非甲级联赛主场的城市的球迷难以到现场观看比赛，但这个数字反映出甲级联赛仍有很多潜在的观众。如果有更多的措施吸引他们，中国联赛观众人数仍可能上升。 因为上一年球市看好，俱乐部就立刻调整票价，真正的球迷想看却看不起球，伤害了球迷的热情。这只能说明一点，即中国足球只注意搞足球的人、踢足球的人的利益，而忽视看球的人的利益，很少能够做到三者利益兼顾。这是足球俱乐部经营者的一个不足。 1997年的美洲杯赛在玻利维亚举行时，门票从6美元到3O美元不等。玻利维亚平均月工资是67美元，国家副总统便向本次大赛组委会主席呼吁降低票价。反观中国甲组联赛，双部分赛场每张球票票价从3O元到6O元不等，搞足球的人都承认票价高，并且承认这是“炒作”的结果。中国足球真的没钱吗？与沙特那样的国家比较起来确实差一些，因此不可能让球迷不花钱便进场看球。但是，令球迷不满的是：高额票价加上企业赞助所得并没有用在加大足球产品广度、市场开发力度上，而是透支给球员了。因此有甲A球员年收入100万元左右的说法。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足球市场对投资主体——球迷的轻视。 对球迷的轻视表现很多。 比如某赛场球市好，许多企业就包下整个看台来搞宣传用，一买就是一个看台，一买就是一年。企业达到了广告效果，俱乐部则是为了省力，而真正的球迷对买票难则是叫苦连天。 国内的许多俱乐部无视球迷对俱乐部纪念品的需要，因为纪念品的利润太小而不去努力满足球迷的需要。有一位俱乐部搞经营的人说：“我在某个大老板身上多做一些工作，大老板一高兴，几十万就来了，我哪里有时间去卖队服和纪念章？”该俱乐部的球迷看其他俱乐部的球迷穿着队服，带着球迷帽，尽管是花了钱，自己喜欢的俱乐部没有，球迷在场边就有矮人一头的感觉。有资深球迷比较想得开，说现在起码知道主队会穿什么颜色的队服了。以前颜色都不固定，每场球赛开赛前大家第一件事就是猜主队的队服颜色，到主场一看，又猜错了。 '95赛季四川全兴队在全川父老的呐喊声中九死一生保级成功，“成都保卫战”的受益者四川全兴队足球俱乐部却开始了新的行动——'96甲A联赛票价全面上涨，幅超过100％。上一年15元的甲票卖到30元一张，乙票、丙票则上涨更多。不少球迷对举表示愤慨，认为俱乐部方面无情无意。 成都球迷协会的一位人士说：如醉如痴的球迷多为囊中羞涩的工薪阶层和除了书本以外几乎一无所有的学生，而决非一掷千金的款爷和富婆等少数人。 '95超霸杯赛在上海举行时，票价是150元，12O元，100元。球迷认为这是'96赛季调价全面上扬的先兆，于是精于计算的上海人在新闻媒介上就此展开了讨论。 一位球迷说，十几年前在江湾体育场的球赛我从不落下。现在，一张甲A联赛票20多元，要是一个月看4场球，我工资的10％都交给球场了。一个靠工薪生活的球迷，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球票太贵了！ 我已多年没有踏进球场看球了。平心而论，我是被门票价吓得退出球场的。我觉得，职业足球俱乐部要生存发展，不应靠提高球票价格的方法，门票涨价，是正常的，但要适度。 另一位学生球迷说，两年来申花队的主场比赛，我一场不落地去看到现场为子弟兵助威。这回我收住了迈向体育场的脚步。原因很简单，我是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那票价对于大部分都是青工、学生的球迷来说，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已相当于下岗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我两个月的零花钱、一件漂亮衣服。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操办比赛的人认为，上海的足球票在全国是最低的，而且一直上不去。许多球迷抱怨国际知名球队多次与上海擦肩而过，但没有问为什么擦肩而过。德国劲旅凯撒斯劳藤队访沪时，2OO元的门票无人问津，主办单亏了本。相比之下，北京国安与桑普多利亚一役最高票价是688元，一般的票也在2OO元上下，但仍然爆满。这位负责人分析说，上海足球票过低的主要原因，恐怕不是承受不起，而是讲究实惠的消费观念在起作用。 上海有家电视台在球迷中作了的“民意测验”，人们普遍反映，一场甲A球赛，最高不要超过30元，最低为10元，对学生还要半价。 1998年济南主场甲、乙、丙级套票分别为35O元、230元、120元，比上年分别下降了100元、12O元、130元；除极少数每张4O元的特价票外，甲、乙、丙级单场票票价分别为25元、15元和1O元。此外，还为学生和残疾人专设每张5元的优惠票。各队球迷到济南市看球，门票统一单价为15元。 石家庄赛区的价格比1997年有所下降。套票中的贵宾票1100元、88O元；普通套票44O元、33O元；单场票中贵宾票100元、80元，普通门票为50元、40元、30元、2O元和10元。 万达'98赛季的套票价格比'97赛季平均低40％。其中。 全年14场主场比赛（包括一场足协杯主场），特假票单价为680元，甲票为58O元、乙票为38O元。在零票销售方面，万达足球俱乐部一向采取随行就市的原则，其中万达对申花、国安等强队的比赛门票价格比就比平时的票价高出一倍以上，而万达对海狮的价格相对便宜一些。 一句话说来：球票还是有点贵。 某些“搞足球的人”足球市场意识极其淡薄，不仅不能善待球迷，而且对自身的职业也视为儿戏。 十强赛失利以后，有一位资深的足球界人士告诉球迷：足球是游戏。这充分暴露他自身的职业意识不强，从骨子里不敬重足球事业的心态。球迷认为足球是游戏没有关系，球迷不是靠足球吃饭的。相反，对于球员、教练、足球官员们来说，足球就是职业。没有球市就要失业，就要丢饭碗。 在球迷对于比赛结果有不满和过激行为时，中国足球的行政管理者一般喜欢用家长的口气提出批评意见（而他们聪明的外国同行往往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一声不吭），由此可见球迷在他们的心中的真实地位。不把球迷消费者当作上帝是足球俱乐部和中国足球行政管理者市场意识淡薄的典型注解。他们可能很少考虑到如果没有了球迷，门票卖给谁。烟草商和其他商人还会不会投资做广告。崔殷泽的市场意识值得中国足球界学习，他说，每场球都要兢兢业业，对得起观众，打好了感谢球迷，打不好要真诚致歉。 中国球员，尤其是中国球星们对球迷的态度实在是欠一些火候。 某足球大将军打球迷只是其中最恶劣的一幕，还有一些是不被人知的。 1994年，中德足球邀请赛在上海举行，在申花队与德国凯撒斯劳藤队比赛后，球迷团团围住世界级巨星布雷默，请他签名、合影，布雷默非常谦虚地边向休息室“撤退”，一边尽量地满足球迷的要求。在布雷默退进休息室时候，刚好球迷们又见到我们自己的球星。球迷们一下子围上了，提出同样的要求。可是球迷的热情却惹翻了这位球星，他非常有失风度地与爱戴他的球迷发生争吵并推搡球迷。 一前一后，是如此鲜明的对比。 可能有的球员会认为，如此小心翼翼地善待球迷也太累了。 不光要踢好球，而且在平时也不能放纵自己，因为球迷对偶像有要求。不能肆意狂饮，不能当众跷二郎腿、叼烟卷，更不能对球迷骂骂咧咧、推推搡搡。 套用一句话就是：做女人难，做男人也难，做名男人更难，而做一名星级名男人难上加难。 然而须知，球星今日的声望、地位乃至高薪是从何而来，没有球迷，没有球市，就没有球星们的一切。球迷们在付出了之后，要一些回报，是正当的，也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人称“中国21世纪希望”的万达新星孙继海是许多青少年的青春偶像。因此他自己、他手家人、他所在的俱乐部也非常注意对他的良好形象的塑造。1997年夏天，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在大连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情十分严重，几经手术已卧床一个月了，每天靠药物止痛。当他听说万达队的金州训练和比赛时，十分兴奋，渴望能去看一看比赛，看看自己喜欢的万达队员。可他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当万达队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孙继海和韩文海便拿着鲜花和礼物，到医院看望这位素不相识的小球迷，满足了孩子的心愿。 当中国足球事业的主体不可逆转的发生变化以后，中国足球的观念就需要及时地进行转变。球队、球员、教练、裁判如何从业、做人，以加原子自己的衣食父母；足球媒体作为广大球迷与足球圈内人信息传递者如何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以便更好地满足球迷的要求。尤其重要的是足球主管部门如何转变传统的“官、民”观念，在指导思想上、工作方法上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特别是足球行业格局的改变，在如何对待球迷问题上很好地定位。除了对上级领导负责以外，认真地对广大球迷负责，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处理好，是关系到中国足球改革的大事。 善待球迷，不要让中国的足球事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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