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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疯了，亲爱的，您对她了解得深吗？她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为什么这么令人讨厌？” 夏奈尔是在一次时装展示会上遇见埃德蒙德的。那天，埃德蒙德穿着一手另一位时装设计师设计的裙子，显得很“土气”。 ——你怎么穿这么难看的衣服？ ——人家送给我的。 ——最好别穿。 阿德里安娶了一位名叫昂热莉娜·维吉妮·富尼埃的优雅姑娘为妻，生了科科的父亲阿尔贝·夏奈尔和其他几个孩子，建立了夏奈尔家族。阿尔贝是个花花公子，后来娶了让娜·德沃尔。他是一个无所顾忌、感情不专一的人，但却不得不承认和让娜生的孩子（朱莉妮，科科的姐姐）。1882年，阿尔贝把让娜带到索米尔。这一年索米尔出了几件大事。余米尔军校的骑兵们喜欢勒紧缰绳，让马提起前腿，所以喜欢用美国式的马鞍，阿尔贝就在比朗热市场上卖法兰绒的马鞍，而可怜的让娜则帮人洗衣、煮饭、做家务，挣几个小钱。她是否定上极端，在“名声不好的大街上从事可耻的行当”？夏尔一鲁夫人不能肯定。这样，在科科的出生问题上就有了疑问，她是不是从育婴堂门口的弃婴箱里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一点还不能肯定，但是证人还是有的。育婴堂的一些老人在身份记录上画了十字，证明了她的出生。结果好了，全部都好。 她的母亲辛劳过度，33岁那年就猝然去世，当时科科还不满12岁、去世时，科科的父亲还在外游荡，一位热心人把他叫了回来，安葬了让娜。他有5个孩子嗷嗷待哺：2个男孩，3个女孩。他把男孩（阿尔方斯和吕西安）交给公共救济事业局收养，带着3个女儿：朱莉娜一贝尔特、科科和安托瓦内特回到老家。他的母亲维吉妮·夏奈尔，原姓富尼埃，也有一大群孩子，最小的阿德里安娜比科科只大2岁。 ——妈妈，我把孩子留给你啦。我去拿一包烟草。 科科的父亲阿尔贝·夏奈尔就这样遗弃了家庭。他是不是去和随一群街头艺人来的、在街头等着他的一个女人鬼混去了？有人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听科科说过，她的父亲和母亲的一个情敌生过一个男孩，与她同岁。关于她的童年，她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的名字其实不是加布里埃尔，当然也可以这么叫我。我出生在一家医院里，那完全是一件意外的事。当时我的父亲不在家。我的母亲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拖着沉重的身子去找我父亲。我不想讲这个伤感的故事，太烦人了，我自己也已经听过好多遍了…… 我母亲感到身体不适，因为她穿了一件肥大的衣服，所以别人看不出她快要分娩的样子，一些好心人便把她带到他们家里。 ——我要找我的丈夫，母亲说。 ——明天去吧，好心人说。 他们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说： ——这位夫人没有病，她要生孩子了。 好心人被激怒了，把母亲扔到马路上，后来才有人把她送到我出生的那家医院。在医院里，孩子一出生就要洗礼命名。人们给我取了一个宗教名字，因为是教会在关心我的母亲。于是加布里埃尔·博纳尔就成了我的名字。很久以后我才在洗礼证书上看到这个名字。亲爱的，人们从来不需要什么洗礼证书，但在战争年代，大家怕得要死，把各种文件都收集起来，以防万一。我就是在那时看到这个文件的。 我的父亲叫我小科科，当人家叫我加比时，他怕得要命。以后，小字没有了，只剩了科科，我也就一直叫科科了。当然，在签署严肃的文件时，我不用科科这一名字，用这个名字是要闹笑话的。 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家叫我科科·夏奈尔，我会大笑不已的。夏奈尔小姐当时雇用的女工就有4000多，深受英国最富有的人的爱戴。现在我才是科科·夏奈尔。科科！但这是我的名字，我的朋友们可以叫我科科，在路上拉着我的手问我，您就是科科·夏奈尔。我在手稿上签的也是科科·夏奈尔这个名字。一个星期六，在开往洛桑的火车里，整个车厢里的人都排着队等我签名。当然，在家里，大家叫我小姐。我不愿人在夏奈尔自己的家里叫我科科。 6岁那年我母亲去世了，七姑八姨来了一大帮。家里死了人，就有人来看个究竟。她们来是为了让别人把我领走讨价还价的，但是我不懂。她们不是母亲的姐妹，只是堂姐妹、表姐妹而已。她们都是好人，但不太慈爱。她们为在这个令人动容的时刻里把我领走深感遗憾，但不管怎么说，我是感激她们的。 科科一直没有说出两位姨妈的名字。她们俩在她的记忆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现在我们知道，科科的父亲在科科的母亲去世时把三个女儿托付给她们的祖母维吉妮·夏奈尔。这个老人是以替修女们浆洗衣服为生的，这就使她有可能把科科送进奥巴齐纳孤儿院。要想知道科科的真实情况，只要找孤儿院的校根就可以了，而不是姨妈们。 6岁那年我就被人遗弃，在不爱我的人家里过着完全陌生的生活。她们答应抚养我，但不承诺爱我。这种生活是艰辛的，在偏远的外省尤其如此。有人对我说，姨妈们叫我加布里埃尔时我哭个不停。我的日子过得真不容易。有一天，姨妈们坐在一间屋里，我进了屋后用脚把门踢上。一位姨妈就说：加布里埃尔，你出去再重新进来。要有礼貌，不要用脚踢门。 我重新走了出去，又重新走了进来，但是我没有恰如其分地把门关上，我抽搐地哭了。 ——加布里埃尔，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一位姨妈说，我们又没有怎么责怪你。 ——姨妈，我哭不是因为你们责怪我，而是你们叫我加布里埃尔。在家里时大家是叫我科科的。 人们在谈到我母亲时都说这个“可怜的让娜”，她嫁了一个爱她的男人（言下之意她是幸福的），她的身体不好，她家里人没有一个能活过40岁的，都死于肺病。只有我不知怎么逃过了这一劫数。 母亲的哥哥是父亲服兵役时的同伴，父亲是通过他认识母亲的。母亲的哥哥是这么说他的妹妹的，他说：“她很动人，以后你会了解她的。” 服役期满后；他把父亲带到他的老家。我父亲是个性格开朗的入，见面后不久就娶了我母亲。当然，后来他把母亲弄得一无所有了。这是我偷听来的。母亲的破产是否真的这么可怕？有人对我说： “如果你的父亲没有干那么多的蠢事，这些东西也许还是属于你们的，那些也是。” 他指给我看一座破旧的庄园，还有一些同样破烂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难看极了，心里想：幸亏这些东西不再归我们所有。 有客来访时，姨妈们总是问：“小姑娘的父亲怎样了？他是不是为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自杀。最使我讨厌的是听到人家称我的母亲是“可怜的让娜”，说我是一个孤儿。不！我不是孤儿，爸爸还在，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一切令我感到羞辱。我明白她们并不怎么爱我，收留我只是出于怜悯。 那时我的父亲还很年轻。他在干什么呢？您知道，我的记忆不好，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人，这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首先，他欺骗了我。一天，他到姨妈家来看我，这时我在姨妈家已有一年了，姨妈们为他的到来穿得很光鲜。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不管怎么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他先和我讲了许多故事，我对他说： ——别相信她们说的话，我一点也不快活，真的，一点也不快活，我要跟你走。 他装出笑脸对我说： ——等着吧，我们会有一所房子的，一所我们自己的房子。 他明明知道他不久就要去美国，我再也见不到他，他还是像父亲对女儿那样，说了许多美丽动听的话。后来我也确实再也没见过他。他给我写过几封信，也寄过一些钱，多少？很多吗？我不知道。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了。 我理解我的父亲。他离家出走时还不到30岁。他重新安排了生活，有了一个新家。他知道他的两个女儿已经有人收养，为什么还要关心她们呢？他还有别的孩子，不在乎她们。他做得对，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我不相信30岁不到的人会对这种事情那么忠贞不渝。 两个女孩？第三个呢？还有男孩呢？夏奈尔小姐的“谎话”说得太离谱了，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故意撒谎。她想欺骗谁呢？每当我问她当年她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时候，她总是避而不答。 我父亲很爱我，但不喜欢我的妹妹，对她很凶，她是灾祸的化身。母亲生她时病得很重，不能再怀孩子了。而我则代表愉快和喜悦，我出生时家里一切都很好，灾难是后来发生的。父亲和一个情妇生过一个男孩，和我差不多大，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也不认识他。这段故事没有人对它感兴趣。甚至也提不起我的兴趣。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干什么呢？ 我的母亲不是农妇。有人说我是一个穿木鞋的小农民。穿这种鞋是没法走路的啊！也有人说我是穿着水鞋到巴黎的！是的，我穿过这种鞋。冬天，门前是有水鞋的，那是人们进屋时留下的，进屋后就换上软底鞋。那时的冬天冷得怕人，没有人会想到去滑雪！大家口袋里装着票子，进屋暖身。壁炉上的铁锅里煮着给猪吃的土豆，小锅里煮着栗子，满屋飘香。大家不许我出去，但我还是趁有人推门进屋时溜了出去，当然是换上了木鞋。不然的话，回来时就会把满屋子弄得湿漉漉的，不过，冬天人们不常出去，呆在家里，烧着整棵树取暖。我喜欢冬天，冬天可以尽情地玩，大人们还允许我呆在厨房里。厨房在农村里是一家的中心，炉灶上的火焰把一切烤得通红，温馨祥和。 我在南方人家里度过一段时期。我父亲的家就在尼姆，他们是南方人。 在科科的记忆中，对蓬泰伊的小咖啡屋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长大后，是否有人对她提起过这个小咖啡屋呢？ 您也许会想，我们在尼姆时日子过得是否舒坦。我们当时做的是酒的买卖，赚过钱，但后来就一贫如洗了。 她在杜撰，在编造。夏奈尔一家从来没有卖过酒，但她还是说出了这个谜的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家和皮埃尔·勒令迪家在同一年破了产。科科强调说，勤韦迪是～个名不见经传，被人遗忘的诗人。他在她的一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在后文可以看到。他常对她讲述他的童年生活。科科对他的讲述记忆犹新。常常引用他的话，并把这些话融入自己的思想。 我们以较低的价格买进酒。当时还没有阿尔及利亚产的葡萄酒。只有南方产的、如果进价2苏，卖出3苏，那么就赚了。如果进价3苏，卖出2苏，就亏了。那一年，酒多得像瀚永，只好把酒倒人沟里。我是一个小孩子，家里人不避嫌我，常常在我的面前大叹苦经、我的外祖母咕咕味味地说，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们，呆不下去了。 我的姨妈们有一座很漂亮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很令人瞩目的。一切都很整洁，无暇可击，但我住在里面时却没有丝毫意识。我喜欢整洁、舒适，喜欢做工考究的东西，喜欢存放散发出好问气味的衣服的柜子，擦得塞亮的地板。这种爱好应当归功于姨妈们对我的熏陶。在她们家里度过的 这段时期，使我具备了法国人稳重踏实的特性。我的这些爱好显然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 这几位姨妈是谁？夏奈尔从来没有提到过她们的名字，也没有任何细节可循。譬如；鼻子是不是很大，头发是否灰白，穿什么衣服。但这并不妨碍我就像看到她们一样，想象出她们的模样：身穿黑色或灰色的衣服，流着整齐光洁的发髻，双手干枯，目光冷峻；披着黑披肩，两只用交叉地垂在平坦的胸部，围着黑色的围巾…她们是干什么的？她们是不是农妇？我知道她们有庄园、土地和财产…… 屋里安放着桌子。庄户们一般都用实物交付田科。他们交来的常常是鸡蛋、家禽、猪油、面粉、土豆、火腿、香肠，也有把整爿猪摊在案板上的。这些东西使我大倒胃口，不过后来我对什么都不再感到吃惊了。我在英国时，住的房子华丽得无法想象，各种用具豪华无比，但都不能引起我的惊奇，因为我曾经在一座漂亮的，一应俱全的房子里度过了我的童年，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在姨妈身边伺候的女佣个个都很快地发了福，因为她们吃得太多，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为有佣人们收拾整理。冬天，屋里很冷，但什么都有，不必吝啬。家里人还定时（主要是春天）清理成堆的床单和桌布餐巾，或是洗烫平整，或是淘汰扔掉。 科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一个碗里抽了几滴水洒在衣服上，做了一个烫衣服的动作。科科还记得漂洗衣服时要在水中放一团团增白剂。 现在的床单都有漂白粉的味道。在里兹饭店里，我的床单天天换洗，晚上我就睡在漂白粉的气味中。在外省时我的生活是奢华的，最使我惊讶的是圆形的餐巾，姨妈家里没有这种餐巾，奢侈就奢侈在每餐一条干净的餐巾上。与其要我用餐巾，不如给我一张餐巾纸，我很快就受人讨厌了，法国人真脏！ 姨妈、她们的房屋、庄户们提供的奢侈食品。当人们想起育婴堂时，这一切自然都是不可思议的。整只的猪，整袋的面粉，整缸、整桶的香肠和火腿，还有鸡、鸭！这些东西都是模仿她的朋友米齐姬·塞尔特的回忆录想象出来的。这位米齐姬·塞尔特，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里谈到。她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为科科提供了记忆中找不到的东西。 科科笑着对我说，克洛德·德莱曾经建议大小姐让他的父亲德莱教授为她作精神分析，她还说： ——我对神甫也从来没有说过真话！ 我做完了忏悔，觉得十分注重。我相信神甫在忏悔室里根本不知道是我在跟他说话，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我查了一下字典，发现“读神”这个词对我的这一举前似乎较为合适。我是这样对他说的： —一神甫，我承认曾经有过读神的念头。 他安详地回答说： ——我认为你比别人聪明。 这时我已经忏悔完毕，神甫也已知道是我在作忏悔。我有点火了，讨厌神甫。可怜的神甫弄不清我什么地方亵渎神灵了。他常到我家用午餐，但对我的姨妈极为害怕，我对他说： ——她们请您吃饭，但是并不爱您。 ——我不许你这样说。 我们相处得很好，有时他会装出训斥我的样子： ——你不该随便说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第一次领圣餐时，姨妈们要我戴软帽，穿白色长裙，因为农家小姑娘都是这样打扮的。可我却要戴纸做的玫瑰花冠，我觉得这种花冠最美妙。我说，如果硬要我戴农妇的软帽，我就不领圣餐了。 ——领不领圣餐对我都一样！ 我还是戴上了纸做的玫瑰花冠！ 那几位严肃的姨妈们难道就此屈服了？显然这些回忆也是虚构的。在奥巴齐纳，初领圣餐是怎样安排的，很容易想象。眼前这位老妇想为自己的童年增添几分光彩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些生动的细节为她假想的漂泊不定的生活增添几分可信度。 几个修士前来布道：……几个真正的修士，光着脚，腰里束着一根绳子。他们住在神甫家里，饮食由神甫提供。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吃饭。晚祷后，他们就对孩子们讲一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故事，中国小孩饿死啦等等。每年新年，外祖父都给我5个法郎作为礼物。买什么好呢？我只喜欢薄荷糖，我买了1个法郎的薄荷糖，把剩下的4个法郎放进储蓄罐，为中国孩子打破储蓄罐我可不干。我没有关心孩子的优秀品格，虽然我为人们的冷酷感到震惊，但中国孩子与我无关，我不愿把储蓄罐里的东西给他们。 如果我对自己作一番分析的话，我发现，还是在小姑娘时，我的独立意识就已经有了发展。我不愿说我是不幸的，也不愿说我得不到很好的照顾。不！我常常听到姨妈们的女佣们谈钱，她们说，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她们就进城去。 过去，乡下的大户人家，佣人必须像奴隶般地干活。现在当然不用了。女佣们的苦楚很难想象，说起来也真叫人吃惊。学烫围裙和软帽的，学做……的，三年后才能成为贴身女佣。所以，一旦能够安身立命就要离开人 姨妈们的这些女佣一心只想离开。正是由于她们，我很早就明白了必须获得自己的独立。金钱只给我留下一个声音，那就是自由。 在外省的生活是奢华的，但我并不知道，反而觉得姨妈家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说里的靠垫和家具是白色的，我也喜欢把各种东西漆成白色。我不喜欢睡在暗室里，那里的一切多么陈旧，多么肮脏！凡是能拿到的，譬如一块木头，我都拿来把它毁了。人们什么时候想过一个女孩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哦，我不想像家人教育我那样教育别人，我只想给他们读些最罗曼蒂克的书，我喜欢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肺腑的书籍。 她喜欢看什么书？只要听她怎么谈她的第一条“真正”的裙子就可以知道了。 16岁以前，我穿的都是当时姑娘什1穿的衣服：色泽深暗、裁剪马虎的衣服，也就是说，16岁前我一直像在戴孝。乡下女孩们穿的就是这样。在寄宿学校上学的姑娘穿的是学校的制服，不上寄宿学校，在家读书的姑娘就穿有两排纽扣的套装，所以我也只得穿这种套装。我讨厌这种衣服，但是别的衣服不能穿。春天总是穿黑色羊驼毛的，冬天是啥味呢的，夏天戴一顶边上有一块丝绒，镶一枝玫瑰的草帽，难看死了。冬天戴钟形圆帽，插一根山鹰的羽毛，或者是上过胶的火鸡毛。我觉得这些服饰难看极了，不过这并不重要，我穿的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服装。 我羡慕那些农妇们，她们可以穿红着绿，很漂亮，比我穿的好看多了。哦！要是让我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该多好！我叫人做的第一条裙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一条紫色的高领紧腰宽摆连衣裙。那时我14岁，也许16岁，但看上去只有12岁。姨妈们答应让裁缝照我的意思做一条裙子，她们不加干预。于是我选了紫色紧身裙。但那时我没有什么线条可以突出。裁缝照我的想法，在裙子下摆上镶了一块塔夫绸，还做了一条边饰。我的这一想法来自一本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穿的就是这样的裙子。我觉得这种紫色的边饰很赏心悦目。女主人公的帽子上镶有一支紫色棕榈叶状的饰物，我也要裁缝给我的帽子上镶一支紫藤枝。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姨妈们一无所知。 星期日早上，我仔细地洗了脸，激动地穿上新衣，要漂亮就应该整洁。 ——耳朵洗干净了没有？ ——是的，姨妈。 ——头颈擦干净了吗？ ——是的，姨妈。 姨妈没有要我把新衣服脱下来。我擦呀，洗呀，擦得脸色比平时更加红润。这一天我显得真够漂亮。姨妈们等在楼梯下面，走到楼梯口时，我只听到：“科科，把衣服换了，快些，我们做弥撒快迟到了。” 我知道我成了牺牲品。姨妈们把裙子退给了裁缝，以后再也不叫她做衣服了。裁缝对我很怨恨，我只好反复说，这一切都是姨妈们的意思。 ——内衣也要换吗？ ——是的，都要换。 裙摆上镶边饰，那时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女人们走路要撩起裙子，当时的裙子都是这么难看。 看到姨妈们的这种反应，我哭了。我觉得她们生性刻薄，心眼很坏，瞧不起我……“科科，快把裙子脱下来。”在一个喜欢孩子的正常家庭里本应是欢声笑语满堂，但是我的姨妈们就从来没有笑过。这场风波使我痛苦万分。我不敢出门，怕遇到裁缝。插紫藤枝的帽子也还给她了。这个裁缝也有点傻，她应当明白我还只是一个小不点儿。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大的失望！ 我是在读了皮埃尔·德库塞尔的一部小说后才想要这条裙子的。后来我认识了他，这时他已是一位老先生了。我对他说： ——哦，亲爱的，您让我经历了痛苦的一天，甚至痛苦的几个星期、难熬的几个月。 裙子退掉了，姨妈们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裙子的事。“大家默不作声，这是乡间最严酷难熬的时刻，”科科这样评论道。尽管在裁缝问题上、细节上和乡下姑娘的穿着方式上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真实东西。 科科在20岁不到的那年曾经想当一名咖啡一音乐厅的歌女。一位服饰华丽、正在走红的巴黎女人阿尔玛夫人（大家叫她“锦葵”）对科科的影响是确实的。当时皮埃尔·德库塞尔常为一些日报撰写《两个小家伙》、《爱情来到时》等通俗小说，刊载在版面下端，要仔细读报才能发现。人们把文章剪下来，交换着看。皮埃尔·德库塞尔大量购买锦葵、白色漆器、靠垫和科科姑娘喜欢的其他一切东西。因此，浏览一下德库塞尔散文的样张，想象一下科科16岁那年是怎样贪婪地读这些文章的，也许有些好处。 《两个小家伙》的女主人公埃莱娜·德蒙洛尔是“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她那蓝色的眼睛饱含着天真无邪的表情，她那粉红的嘴唇里吐出的是如此清新的童年气息”。 经过一连串恼人的隔阂、误会后，埃莱娜·德蒙洛尔的丈夫深信她生下的男孩不是他的。就在他思考着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可怜又残暴的盗墓贼潜进了他的房间，拉蒙·德蒙洛尔想到了要利用这个盗贼。 德蒙洛尔手里握着枪，他在想怎样报复。管他呢！他自己木是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吗？ ——你想到这里来偷东西？我给你一个建议，即使你偷盗成功了，这个建议还是比偷盗的好处多得多。 ——我听您的，老爷，只要您的命令不会造成流血事件。 ——什么意思？ ——我说的可是法语呀！ 科科是在回到外祖母或善良的姨妈朱莉娜家里度假时读到这篇小说的。朱莉娜的丈夫是一名铁路工人，住在阿列河畔的瓦雷纳．她在这个藏有许多长篇小说的平民图书馆里读了不少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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