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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年轻人造反的风波日渐平息以来，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就以为一切都已纳入正常轨道，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认为，除了一小撮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匹敌者之外，今天的青年人都已和整个社会融为一体而毫无冲突。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某些社会现实加以掩盖和压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青年人对社会强烈不满的情绪以及他们那些几乎是天天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行为到了七十年代已经销声匿迹。因此，人们往往小看、甚至是忽视了这种抵制的新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不像往日那样大喊大叫，那样耸人耳目。须知当今年轻一代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新的反抗形式。 诚然，当我们受到家庭里。中学里和大学里那种整体上的冲突业已平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街小巷已经从那些没完没了的游行示威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就在这个升平世界的外表下面，在为数日益增长的年轻人身上，开始出现另一些令人担忧的征兆：一种奇怪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一种自我反省的倾向。大多数已经立足于社会的成年人都采取一种基本上是防守的，逆来顺受的态度：“搞你们的‘反文化’去吧，过你们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方式去吧，只要你们不干扰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就行了。可到头来你们终将明白，要想在我们这个有高度组织而且是无情的社会中生活下去，那你就不得不下山还俗，重新做个平民！”对青少年漠不关心，甚至对他们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可以用这两句话来形容他们的用意：“让我们安静！”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其实，这种见解只不过是成年人主观的愿望，也是一种盲目的愿望。因为事实上克丽斯蒂娜和其他千千万万的青少年都是由于感到失望而脱离了我们的世界，因为大人并不懂得给这些孩子们展现出一个人类大家庭的形象，本来这个大家庭也有他们的一份，而且他们也将乐意参加，并且会在这个大家庭得到理解，感到安全和温暖。克丽斯蒂娜和她那帮吸毒者，卖淫的伙伴一样，都有满腹苦衷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往往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失望和孤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以及他们自身的痛苦和怨恨转嫁给他们的孩子。 往往正是像克丽斯蒂娜这样的孩子特别敏感，他们的感情十分脆弱，可同时却又充满着自尊。他们从父母一代的失败中得到教训，因而想逃避这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所谓“正常的”社会。看到这些脆弱的未成熟的孩子为了适应一个不现实的。但却能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而结成团伙时，实在可悲之至。而他们的这些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克丽斯蒂娜究竟想从她的团伙中寻求些什么呢？无非是要求得到一点点真正的友爱和远离噪闹尘世的安宁。她寻求自己能为他人所接受，以逃脱种种有形无形的压迫。“我不敢肯定，到底在那些不吸毒的青年人当中能否存在像我们团伙中的这种友谊？”对她来说，团伙还是一个逃学避难所。本来，从理论上讲，学校应该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可她却用一种失望的口气讥讽学校：“什么叫‘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不就是首先教导人们懂得和别人一起生活。这才是这所讨厌的学校应该教我们的课题。应该教我们懂得彼此相互关心。而不应该让每个人说大话，总想出人头地，为了捞个好分数而整天挖空心思不择手段。” 也许有的读者为了自我宽慰而认为本书所披露的现象只不过与几个大城市有关而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边缘的视象罢了。对这种读者，我们可以直言相告：少年吸毒。少年酗酒，以及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少女卖淫和与吸毒直接相连的少年犯罪等早已成为一种遍地蔓延的疾病。可是，为什么人们对这些祸害没有足够的认识呢？克丽斯蒂娜的忏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在那些了解内情的部门当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官方机构（诸如警察局、社会保健机构、医疗所）——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拉起警报。这些总是悄悄地过去，仿佛其中存在着某种默契似的，不管什么部门，都只能按例行公事的老一套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总是满足于观察、登记，最多也只能是把他们关押起来了事。因此，对于这些失足青年的痛苦、绝望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人们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而且竭力把吸毒这个问题说成只是走私。贩卖毒品者的罪行，因而所进行的斗争只不过是一种消毒的问题。有关部门如果能及时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支持，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可惜这种政治上的支持迄今仍然有虚无实。而政治行动本身也受到普遍主张克制的公众舆论的压力。这种倾向是由某些政治势力精心策划出来的，因为他们担心任何微小的形影都可能会给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带来损失，所以把一切都归咎于不适应的人或者是外国腐化者的失败。 这里不仅是一个改进有关吸毒者的信息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改变成年人对吸毒问题的态度：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来正视这个不幸的社会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无法开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吸毒问题只不过是反映我们这些成年人——我这里只当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无能的一种，明显的症状，说明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服年轻人的一代相信这一点：在我们给他们所提供的这个社会里，他们完全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到真正人间的温暖。事实上许多青少年之所以投身到吸毒或秘密结社的行列，这完全不是他们生来一蹴而就的天性，而是那些做父母的拒绝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当然这并非是做父母者本来的心愿，而是不知不觉地在同别人相处中形成的足够的条件，导致他们只好走上歧途，另找出路。听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恰恰相反，许多做父母的都常常把他们自己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负担转嫁给孩子们，把他们当成了替罪羊或者让他们卷入冲突之中，更有甚者——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让孩子们替他们解决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克丽斯蒂娜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种心理机制：人们完全可以准确地分析出这个孩子面对着自己的父母之间的怨恨和他们那远来得到满足的欲望所采取的态度，可是对她来说，由于任务过重，力不从心，因而注定要失败，只不过其失败的方式不同于她的父母罢了。 无论如何，如果把孩子们走上脱离社会的道路看成是他们产生那种无可救药的孤独感的起点，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种孤独感早已存在。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孩子们一意孤行而拒绝同别人的交往。而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这种孤独感的产生正是由于他们同那些负有给他们带来关心和支持使命的人缺乏可靠而牢固的联系。 不过，倘若就事论事，把这个问题简单说成是某个当爸爸或某个当妈妈的过错，那未免又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为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导致家长给孩子们带来有害的影响。克丽斯蒂娜在这本书中用一种罕见的尖锐口吻，一针见血地指出某种城市规划的弊病，正是这些弊病阻碍了人们之问的正常交往。我们许多所谓“清洁地带”的现代建筑群实际上把人们关闭在一个完全是人为的，冷漠的。机械的环境之中，这样的环境只能大大加剧人们之间的冲突——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当他们搬到这里来安家时，在他们的行李里本来就已经藏着许多矛盾。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格罗比小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种大建造群比比皆是，可是在设计的时候往往只从管理和技术上考虑，而忽略了人们情感方面的需要，结果造成一个小区实际上就是一块文化大杂烩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成了少年酗酒和吸毒的“热点”。虽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此外，学校也和一些大工场一样，那里也往往充满一种相互陌生、精神孤独的气氛，同样也充满看激烈和残酷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当充满生机活力的孩子无法随波逐流，屈服于这种千篇一律的严酷现实时，他们就会在暗地里逃避到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中去——一个被他们的幻想所美化了的世界，而只是从表面上去应付家庭或学校里的规矩。这种现象往往难以为人们所觉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克丽斯蒂娜瞒着她周围的人，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过着一种两重性的生活，用其“合群”的假象来欺骗那些可以给她伸出援助的手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给她以勇气，让她悬崖勒马，以免自身堕入那无边的苦海。 这就是这份个人心碎的资料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是要经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为家长和学校教师，完全可以通过许多征兆察觉出来，从而及时采取措施，为身遭祸害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帮助。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开始显得“心不在焉”，并且似乎只是从表面上本能地参加家庭生活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刨根问底，睁大眼睛。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家里的人眼里已慢慢变成一个局外人，甚至对那些他往日所信任的人也慢慢疏远起来的话，那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去了解到底这个孩子出了什么事情。然后该怎么办呢？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家长、教师的愿望：从孩子的自我反省中认识到一个危险的信号，或者更应该从中看到孩子从他那些不良的恶习中解脱出来的好处。 第二个教训：应该拥有进行早期治疗的条件，而这种治疗越早越好，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如果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取得家长的合作，甚至有可能的话取得老师的合作，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家庭治疗”，这方法只要进行及时，效果必然很佳，成功的希望也很大。当然，如果一个年轻人毒瘤已经成性，那就更应该给予治疗，只不过到这种时候再来治疗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些对增加治疗手段以及增设新的治疗中心漠不关心或不屑给予支持的人，着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满足于把吸毒者监禁起来——这是一种为某些政治倾向的人所主张的目前广为流行的做法——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年轻人彻底撒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的做法，是一种大儒主义的做法。不管对吸毒者的治疗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做为一个想成为“人道主义”的社会就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参与这一工作。我们并不缺乏治疗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让这些失足者从堕落的深渊重新爬上来。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治疗的过程往往要比失足者堕落的过程还长得多。治疗这种恶习的花费也是浩大的，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和冷漠的世界里，要想实现这项工作更非一件容易事。例如在这个世界里，有人就想利用这些年纪轻轻的受害者，让他们被迫落到小女卖淫的地步，以便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只是通过增加治疗中心的数目，或者提高治疗补助费用所能奏效的。只要克丽斯蒂娜的这种遭遇仍然受到普遍的容忍时，那么对吸毒分子的治疗工作的开展就会违背某些人的利益，这些人打着自由的旗号，大言不惭地声明他们有权对这些年轻的吸毒者进行“性消费”。其实像克丽斯蒂娜那样失足的孩子同样是我们的同胞，只不过她是处在那些自认为和社会“融洽无缝”的公民的另一边。后者有时出自于“人道主义”，愿意为他们提供治疗，而有时又想利用他们，甚至把他们贬为“商品”。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我们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年轻的克丽斯蒂娜向我们描述了她堕落的真实缘由，她的叙述要比那些著名的研究所所举行的冷冷清清的研讨会更有意思，更能使我们了解到这个被人天天吹捧为“健康的”社会腐败到了何等的地步。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本不寻常的书对他们来说是，而且必须是——几乎难以容忍的。 霍斯特一埃贝哈德·里希特教授 注：本序言作者里希特教授是德国一位著名的医学、哲学博士。生于1923年。他在1952～1962年期间担任柏林“儿童精神病防治中心”主任医生。从1962年以来任西德基森市大学精神病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家庭、家长、孩子和神经官能症的心理分析》、〈类型〉等。 ——原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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