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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克丽斯蒂娜开始频频出入于“音响舞厅”时，我并不怎么高兴。但她的朋友凯茜和“团伙之家”的其他年轻人都去那里，所以，我想，好吧，干嘛要禁止克丽斯蒂娜去呢？我记起我当姑娘时代被父亲剥夺的那些元害的娱乐。 当克丽斯蒂娜给我介绍了戴特莱夫，我还是表示应允。她是在“音响舞厅”认识他的，他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彬彬有礼，态度开朗，和蔼可亲。 一个挺可亲的男孩子，是吧？所以我发现克丽斯蒂娜爱上他是正常的。我想：这正是初恋的年纪，要紧的是男孩子要好。而且，我还看出来他真地爱我的女儿。 假如当时有谁告诉我这两个孩子在注射毒品，我一定会把他们当成疯子。除了她对戴特莱夫的感情之外，我在克丽斯蒂娜身上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 相反地，她显得比以前——曾有一段时间，她激烈地反抗——显得安静而镇定，就是在学校里，她的表现也似乎好一些了。 她每天放学后都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打算干么：到一个女同学家里去啦，到工厂门口等戴特莱夫啦，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 在一周之中，一般她是回家吃晚饭的。假如她回家晚一些，就会打电话给我们。有时候，饭后她还会出去，到“团伙之家”或去找朋友——至少，她是这样告诉我的。 在家里，她也开始帮我一点忙了。我呢，为了酬答她，有时候也给她一些小礼品：一张唱片啦，多给一个马克的零用钱啦，但我的朋友克劳斯不同意，他认为，克丽斯蒂娜在剥削我，我应该多想想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能是对的。但我总觉得该为克丽斯蒂娜做些特殊的事，应该补偿她某些东西。只是当时我没分析得这么清楚。 我的男友还认为允许克丽斯蒂娜在她的女伴家过夜是错误的。实际上，说她到这个或那个女友家过夜，他是不相信的。不过我确实不是窥伺她行动的那种人。我父亲曾经时时地监视我，而我并没有干过什么有愧于心的事。 后来有一天，克丽斯蒂娜对我说她已经和戴特莱夫同过房了。“妈妈，”她说，“你都想不出他对我多么好。”此时我明白了，至少我认为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总愿意在星期六晚上睡在女朋友家。 好，终于到了这一步。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所以有那么两三次，我允许她到戴特莱夫那里去过夜。 我怎么能阻止他们一起过夜呢？何况在电视里、在报纸上，心理学家们不是反复地说今天的青年成熟得早得多，不应该压抑性欲。到处都是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再说，这也是我的观点。 至少克丽斯蒂娜有了一位固定朋友了，这使我安心。周围的一些姑娘就像换衬衫那样更换男朋友，这我见得多了。 在另一方面，正派的方面，我又感到局促不安，特别是因为克丽斯蒂娜在“音响舞厅”结识的那些朋友，她告诉我他们中有些人在吸毒。她从没和我说起过海洛因，只是说大麻或失足，她告诉了我一些吓人的事，她甚至悄悄告诉我说，她的女友巴普西就是个瘾君子，但是她描述这一切时的方式和表情表示了她的厌恶，使我一刻也没想到她也是这么干的。 而当我问她：“可你为什么总和这些人在一起呢？”她回答我，“妈妈，我觉得他们可怜，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可是他们需要人帮助的呀，要是有人跟他们聊几句，他们可高兴了。”克丽斯蒂娜有副好心肠。今天我才知道她是在说她自己。 一天晚上，那正好是一周的中间，她回家很晚，快11点了。她对我说：“妈妈，求求你，别生气。我和一些伙伴到青年吸毒接待站去了。在这些地方，人们和吸毒者谈话，试着挽救他们。”她奇怪地轻笑了一下，补充说：“就是这样。要是有朝一日我吸上了毒……”我吓坏了，盯着她。“啊，我不过说说而已——对我，这不是个问题。”“那戴特莱夫呢？”我问。她气冲冲地说：“戴特莱夫吗？没问题，他就差干这个了！” 这是发生在1976年底的事。从这天起，我有所怀疑，但我克制住了，而且我也不相信我的男友的话。他当时坚信克丽斯蒂娜在吸毒，用什么打赌都行。但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作为一个母亲，要她承认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失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固执：“不会的，我的女儿不会这样！”可我还是试着约束她。但我明白地命令她回家吃晚饭，她没回家。我能怎么办？我到哪里去找她？即使我不是那样善于克制自己，我也永远不会想象到是在地铁站。我挺高兴，因为快9点钟的时候，她给我打来电话：“别着急，妈妈，我马上就回去。” 有的时候她也听我的话。我听到过她在耳机里几乎是骄傲地对她朋友说：“不，今天我不出去了。家里不答应。”好像这并不使她不高兴，这种矛盾确实很奇怪。一方面，她不服管教，肆无忌惮，根本没办法和她谈话；另一方面，当你给她描绘出清晰的行为准则时，她好像也愿意遵循。不过，这时候已经太晚了。 真相大白是在1977年1月末的一个星期日，那真是可怕。我想进浴室，门却锁着，这在我们家是不平常的。克丽斯蒂娜把自己关在里面，而且不开门。这时候我明白了，一下子明白了，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只是我还不能立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用力地敲门，但克丽斯蒂娜就是不开门。我觉得自己像疯了一样，我求她开门，我骂她，最后，她开了门，跑了出来。我在浴盆里看见一把烧黑了的勺子，墙上有些血点。这就是证据，这就是证明，正像报纸上所描述的那样。我的男友只说了一句：“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跟着她进了卧室。我对她说：“克丽斯蒂娜，你干了些什么呀？”我彻底地垮了。全身颤抖着，我不知道是哭好还是喊好。但是，首先我得和她谈谈。她悲悲切切地哭着，也不看我。我问她：“你注射海洛因了？” 她没回答我，她呜咽着，说不出话来。我用力拉直了她的手臂，看见了痕印，两只胳膊上都有。但还不显得可怕，皮肤没有变成蓝色，只有二、三个针孔，包括最后一针在内。还不能说明什么，只不过有点发红。 她眼泪汪汪地承认了，在此时此刻，我想：“我要死了。”我觉得我真的想死。我这么失望，连思维的能力都没有了。脑子里空空如也。我说：“现在可怎么办呀？”我真的向克丽斯蒂娜提了这个问题——我彻底地失望了。 这是沉重的打击，是我总是想避免或尽量地拖得迟一些的打击！但是，应该说当时我并不了解吸毒者的症状。克丽斯蒂娜并不显得疲倦，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她快活而精力充沛。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中，我仅仅注意到有时候她回家晚了，就直溜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我把这看作是她因为迟归而心有愧疚。 当我平静一些之后，我们考虑了能够干点什么。必须让他们戒毒，不然的话，迟早有一个会让另一个重蹈覆辙，这个我非常清楚。我们决定立即在家里开始戒毒。 克丽斯蒂娜似乎什么都不想对我隐瞒。很快她就承认，是戴特莱夫向同性恋者卖身挣来钱购买海洛目的。多大的耻辱！我被吓得目瞪口呆。但是，她没告诉我她干什么。我毫不怀疑，她是爱戴特莱夫的。这还会是假的吗？她说，他挣的钱总够买海洛因的。 克丽斯蒂娜不停地、不停地重复着：“相信我，妈妈，我想摆脱这玩艺，我向你保证。”就在当天晚上，我们二人出去寻找戴特莱夫。这是我第一次留意到这些瘦骨鳞峋、可怜巴巴的生命在动物园地铁站上逛来逛去。克丽斯蒂娜对我说：“我可不愿意落这么一个下场。你看这些家伙，他们彻底地完蛋了！”而她自己，似乎处于比较正常的状态，我几乎感到安心了。 我们没有找到戴特莱夫，便到了她父亲家。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但他不知道克丽斯蒂娜也在吸毒。我责备他为什么不早一些告诉我，他说，因为他感到羞耻。 他好像松了一口气，他愿意在金钱方面帮助我们，直到此时为止，他还没有见到过一个愿意帮助他儿子的人。在他眼里，我好像是上苍派来的天使，我自己也觉得是个强有力的女人。要是我知道支持我的是什么…… 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出去征询意见。第一步：“儿童救济会”。我对他们说：“我14岁的女儿使用海洛因毒品，我该怎么办？”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把她送到一家训导学校去？“没问题。”我对他们说。可克丽斯蒂娜会觉得是被人遗弃了。此外，他们也不能给我提供地址。首先觉得找一家这样的学校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在一个好的为患有性格障碍而设的中心也不易找到位置。我对他们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女儿没有儿童障碍，她吸毒。”他们看了看我，耸耸肩膀而已。最后，他们建议我把克丽斯蒂挪带到一位教育顾问那儿去。 我建议克丽斯蒂娜这么办的时候，她说：“这都是些废话，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我需要的是治疗！”关于这方面，几个单位都没能提出什么建议。我把毒品咨询中心，技术大学、卡里塔斯协会都转了一圈，我还知道什么呢？我真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告诉我在家里戒毒风险很大，不加治疗的戒毒持续不会很久。但是考虑到我女儿还很年幼，还可以试一试。反正在三个月之内没有治疗床位。人们还给了我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建议，以便更好地对付毒瘾发作时的征状。 这还有效，我又燃起了希望。八天之后，我肯定他们已经度过了难关。感谢上帝，克丽斯蒂娜开始按时上学，而且，好像也开始学习了。 但很快她又开始闲逛了。啊，她总是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晚上8点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向我解释：妈妈，我是在这个或那个咖啡馆，我遇见彼尔或保尔了，我马上回家。 现在，我警惕了。我查看她的胳膊，但没发现注射的痕迹。周末我不再允许她到戴特莱夫家过夜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让她知道我对她是信任的。所以，我允许她在星期六的晚上晚一些回家。我警惕了，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该采取什么态度。我头疼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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