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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蒋介石挥泪别大陆


  1948年底到1949年底是蒋介石输得最惨的一年,东北被关门打狗、华北平津尽失、中原淮海失败,1949年4月23日总统府也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大溃退,共产党大追击,真是兵败如山倒。12月10日,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蒋氏父子登上“美龄”号专机,向着渺茫的海岛飞去,此后,没有回过中国大陆。

  1.东北,被关门打狗

  在白山黑水之间,人民解放军经过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作战,共歼敌30余万人,使东北战场成为全国各战场中惟一一个解放军数量超过国民党军的战场。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达105万人,而国民党部队只有55万人,并分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据点里,成了瓮中之鳖。
  蒋介石对此焦虑万分,为挽救东北败局,他三易东北主帅。首先,蒋介石选中了杜幸明这员虎将,结果,在1947年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中,杜幸明遭到惨败,这使蒋介石极为恼火,选谁来接替杜聿明呢?想来想去,蒋介石只好把陈诚这张王牌派往东北。陈诚奉命走马上任后,曾大肆吹捧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并独揽东北的党政军大权。陈诚的嚣张气焰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而是输得更惨:解放军在1947年冬季攻势中,消灭了蒋介石的王牌军之一的新五军,活捉军长陈林达。面对此局,陈诚灰溜溜地离开沈阳,逃回南京。陈诚走后,蒋介石强令卫立煌接替东北“剿总”司令和东北行辕副主任之职。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矛盾,在东北战局上两人意见更难取得一致:蒋介石主张国民党军主力驻守锦州,进可以守,退可以撤;而卫立煌则主张集中兵力守沈阳,以待时局发展。
  辽沈战役前,东北国民党的兵力分布是:卫立煌率约30万人防守沈阳及附近地区,“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约10万人固守长春,而另一“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率约15万人防护锦州。
  根据东北局势,毛泽东运筹帷幄,确定由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实施辽沈战役计划:首先攻取锦州,占领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关闭东北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的战略方针。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解放军以迅猛动作切断北宁路,占领辽西走廊,将国民党军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往北平亲自指挥,并部署军队向葫芦岛结集增援。10月2日,他又飞抵沈阳召集军以上人员的军事会议,决定将沈阳的国民党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防守兵团由周福成指挥留守沈阳;攻击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出兵辽西,解锦州之围。同时他不忘给将领们打气:
  过去你们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已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
  然后,蒋介石情不自禁以悲观的语调说: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后悔晚矣!
  为了夺取锦州,林彪一方面指示在塔山坚决阻击由葫芦岛增援的国民党部队,一方面果断下令啃下锦州这块硬骨头。经过6天艰苦的配合作战,锦州解放,东北的大门随之关上,辽沈战役也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下一步就该是打狗了。而东北野战军的下一步所指就是郑洞国率10万之众困守的长春市。
  辽沈战役之前,长春之敌已被我严密封锁和包围,长春成了一个孤岛和死城。锦州战役打响后,随着战场形势日益恶化,蒋介石决心主持东北的大撤退。10月10日,他电令郑洞国率部撤出长春。面对解放军的铜墙铁壁,突围无疑是送死,无奈之下,郑洞国含泪给蒋介石回电:无法突围。蒋介石接电后认为:长春守军如不撤出,必将为中共所用;如因撤出而遭歼灭,对南京团无所获,也不至于增加解放军的兵力。因此,他强令郑洞国突围,并派飞机到长春将手令空投给郑洞国。郑洞国接令后急与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七军军长李鸿商量突围事宜。曾泽生未置可否,这位素与蒋介石不和的爱国将领在这生死关头正酝酿起义事宜。
  16日晚,时不我待,曾泽生决定起义,并给郑洞国、李鸿连夜发信,内容如下:

  杜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困,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残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吏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潭。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却反身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竭诚奉达,敬候戎绥!

                           曾泽生敬启

  郑洞国接信后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17日,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长春东半城获得解放。
  这时,中共中央考虑,如果争取第七军李鸿和郑洞国起义,不仅在政治上能动摇敌人的军心,而且不费一枪,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10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拟电报,对郑洞国进行劝降。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21日,郑洞国投降,长春和平解放。
  长春已失,蒋介石决定命廖耀湘带西进兵团收复锦州,并由杜孝明代替卫立煌任东北主帅,以图起死回生。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黑山、大虎山一带坚决阻止敌人南逃和攻占锦州。结果,西进兵团全军覆灭,廖耀湘被俘。辽沈战役至此,只剩下沈阳这座孤城,东北全境的解放指日可待。
  10月27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齐头并进,直插沈阳,而孤守沈阳的卫立煌更是坐卧不安。30日,解放军已占领部分市区,蒋介石眼看卫立煌又要作俘虏,他面子上既不光彩,又没人来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于是,蒋介石急令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派飞机将卫立煌接出。
  将帅一走,士兵也乱了阵脚。11月1日晨,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起总攻,沈阳多数敌驻区都树起了白旗。国民党士兵几十人一伙,结成湖南帮、广西帮、云贵帮,由前面一个戴红布条的人领着满街寻找解放军,见到解放军就说:“我们投降,蒋介石再也管不着我们了!”在市中心“剿总”战车团的院子里,汽车、装甲车、坦克整齐地排列着,驾驶员坐在车上,等着解放军接收。国民党军重炮十一团的军官把18门151重炮交给解放军时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36门最大的炮,那18门让你们在辽西缴了,这18门也请你们验收。”
  当解放军接收蒋介石在东北的唯一高射炮团时,问团长该团有多少门炮,胖子团长后悔地说:“该死,该死,过去太粗心,本人确实不知道。”又问他炮火威力,他说:“没有使用过,遗憾!”
  11月2日,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宣告解放。随之营口也被我军攻克。辽沈战役至此宣告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东北换了主人。

  2.淮海,被打开门户

  济南战役后,山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可以畅通无阻地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构成了威逼徐州、直捣南京,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石精心构筑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蒋暴跳如雷,为挽救危局,决心固守徐州,确保京畿的外围。于是,国共两党又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决战——淮海战役。
  中共中央命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60万人投入淮海战役进行中原逐鹿。而蒋介石则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杜幸明为副总司令,统率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刘汝明等兵团共70万人负隅顽抗。
  1948年11月6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发布全线出击的进攻命令,淮海战役开始打响。根据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的第一仗,是集中力量消灭黄百韬兵团,砍断国民党徐州集团的右臂,为下一步彻底消灭徐州之敌创造条件。当天,解放军即完成了对徐州黄百韬兵团的战略包围。黄百韬见势不妙,急忙收缩战线,人民解放军紧追不舍,层层压缩包围圈。最后黄百韬龟缩于碾庄一隅而不能动弹。
  黄百韬被围,蒋介石急了。他训斥部下:“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的关键!”他给刘峙打电话说:“七兵团在碾应仍为敌围攻,情况危机,至为焦虑。万一七兵团为敌消灭,必影响整个战局,仰倾全力不顾牺牲及损失,兼程东进,限期与七兵团会师解围,倘有延误,决按军纪从严惩处,不稍宽贷。”
  根据蒋介石的电令,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部前往碾庄解围。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军委对此早有预料,坚决部署阻止敌人救援,这使黄百韬在包围圈内望援兴叹,坐以待毙。
  11月11日,时机成熟,解放军对碾庄黄百韬兵团发动总攻击,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黄百韬步步后退,已无招架之功,何谈还手之力?
  蒋介石在南京如坐针毡,他亲命顾祝同飞抵碾庄上空,鼓励黄百韬向外突围,并带去大批粮食、弹药,散下大批传单、慰问信和“总统勋章”。黄百韬感激涕零,对着上空的飞机发誓:“总裁,请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
  确实,黄百韬是够顽固的,率部顽抵到底,直到22日,他见大势已去,才自杀“成仁”。剩下几个残兵游勇也分头散去,各自逃命。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已隐约觉得国民党的丧钟敲响了。黄百韬的尸体后被运回南京,由顾祝同报准蒋介石举行公祭和公葬,蒋介石特此下令,说黄百韬“忠勇壮烈,追赠上将”。
  消灭黄百韬兵团后,下一步即轮到解决黄维兵团。黄维兵团在增援黄百韬兵团途中,已被解放军阻击、包围在双堆集地区。蒋介石见黄百韬兵团已无药可救,转而严命徐州的杜聿明,南部的李弥、刘汝明两部增援黄维。结果,旧戏重演,杜聿明被阻击、包围于陈官庄地区,其他各部亦自顾不暇。12月3日,中原野战军开始压缩对黄维包围。15日,黄维被俘,他的12万精兵被消灭,这对蒋介石无疑是釜底抽薪。
  黄百韬、黄维兵团被歼后,淮海战场上就剩下最后一个包围圈——陈官庄的杜聿明。当时,几十万之敌被压缩在南北宽5公里、东西长20公里的狭小地带,敌我相距不过几米、十几米。这时,淮海战役总前委决定,暂缓攻击杜聿明,部队转入战场休整,并对包围圈内的敌人实行双管齐下:在军事上以武力包围杜聿明,在政治上展开攻心战。
  在这寒冬腊月,包围圈内外,一个战场两个世界,一个四面楚歌,饥寒交迫,充满了恐惧与哀伤;一个粮充弹足,暖衣饱食,一片欢乐。包围圈外的解放军抓紧进行了20多天的休整,并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和学习。时值元旦,部队在战壕里丰衣足食,欢欢乐乐过了个节。而包围圈内的敌军物资供应紧张,仅靠空投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士兵们忍饥挨饿,而部分长官死到临头却寻欢作乐,饮酒跳舞,纵欲荒淫,一派末日王朝的景象。
  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军开展了声势浩大、丰富多彩的攻心战,方式多种多样,有给敌人写劝降信、送衣物、招待敌人吃饭、阵前喊话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招待敌兵吃饭。战士们把自制的吃饭“招待证”抛向敌人,证上写明拿此证可到解放军阵地吃饭,以礼相待,决不侮辱,吃完饭,愿留则留,愿走则走。那些忍受不了饥饿的国民党士兵,开始试着三三两两壮着胆子来吃,后来成批成群地来吃,吃完还要带些馒头回去,解放军前沿阵地成了敌人的招待所。后来每次开饭,解放军就敲着盆喊:“喂,喂,喂!吃饭了。过来吧!”并相约,听到了就朝天开一枪,于是国民党阵地上枪声不断。元旦这天,就餐前,解放军战士拿出香喷喷的肉包子,一个战士用刺刀挑起一个放在洞墙上说:“蒋军弟兄们,请尝尝我们的包子!”隔壁敌军一把抓了过去。另一个解放军战士再送一个:“好吃吗?再来一个吧!”那些吃了解放军包子的,都愿弃暗投明。
  蒋介石为使其官兵为他卖命,空投下近百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鼓励部下以黄百韬为榜样。无奈,其作用适得其反,有人大骂蒋介石:“老子要饭吃,投这些废物有鸟用,真他妈的混账!”看到死撑下去是自取灭亡,蒋介石只好要求杜聿明突围,并计划空军配合投毒气弹协同突围。
  1949年1月6日下午3时,解放军最后总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刻到了。包围圈四周突然炮吼枪鸣,流弹火花,漫空飞溅,滚滚浓烟,笼罩上空,解放军从四面八方涌进敌人的心脏。杜聿明集团早已到了不击自溃的境地,官兵争相夺路四处逃命。
  10日下午4时,战斗结束,杜聿明部被彻底歼灭。
  徐州“剿总”副总指挥杜聿明也被俘。
  至此,历时56天的淮海战役宣告结束,解放军共歼灭、俘获敌人60余万人。
  淮海战役打开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门户,也使世界舆论为之震撼。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呼:“在生活步调一向是缓慢的中国,局势正急转直下地接近了高潮……这一次将是一个伟大的高潮,因为南京政府遭到悲剧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1948年最后一个季度里所发生的事颇带有希腊悲剧的味道。”

  3.平津,部将起义

  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失败的大势已定。华北战场上踞守平津的傅作义部,屡遭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后,又失去了南北两面依托,军心动摇,孤立无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但不管跑到哪里,对迅速实现全国解放都是不利的。中共中央决定抓住战机,将其就地予以歼灭,以加速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总崩溃。因此,毛泽东决定马上发动平津战役,击垮华北傅作义集团。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是驰名中外的爱国将领。他与蒋介石多有矛盾,与之貌合神离,但由于旧观念的驱使,始终没有脱离蒋介石。傅作义集团所辖60万大军,20万是傅的嫡系部队,另40万是蒋介石的“中央军”。根据当时全国和华北的战争形势,傅作义集团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在华北大地上,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到平绥路的柴沟堡,东西约1200多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新保安为重点,摆成一字长蛇阵,既可守又可逃,以静制动。
  针对傅作义集团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约计150万兵力,共同投入平津战役,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负责具体指挥。作战方针上,鉴于国民党军可随时西逃绥远或向东由天津、塘沽从海上南逃,为了防止其跑掉,在战术上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法,决定首攻塘沽和新保安,切断敌人逃跑之路。
  1948年11月29日,杨成武率领的华野第三兵团开始包围张家口,平津战役开始了。战役的第一阶段,解放军采取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的方针,分东西两集团着手分割、包围傅作义部。到12月25日,傅作义的60万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敌人的西逃或东逃之路被阻,傅作义集团欲跑不成,欲战不能,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被围在新保安的是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是傅的心腹干将郭景云,被围在张家口的是孙兰峰的第十兵团,他们均为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为了加快战役的进展,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二兵团杨得志部、第三兵团杨成武部分别担任攻取新保安、张家口的任务。经过激战,解放军相继拿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新保安守军将领郭景云战败自杀,张家口守军将领孙兰峰被俘,傅作义的老本基本上也打光了。平绥全线获得解放,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化为泡影。
  这时,在军事打击的配合下,中共展开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工作。经过一系列秘密接触谈判,在各方开导和形势的逼迫之下,傅作义于12月23日就起义事宜亲自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

                             1月23日

  毛泽东接电后,对傅作义的态度和目前的处境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后,傅作义在华北的地位有了明显改变,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也趋向缓和,但蒋介石一直在对他施加压力,迫其南撤,故傅作义实质上还没最后下决断,处于动摇、犹豫之间。毛泽东从傅作义的处境设想,对他提出几条说明和建议:目前不要发通电,这样做很危险;中共将其列入43人战犯名单,请其谅解;傅氏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扣留的危险;双方应进一步谈判。傅作义听了这些意见后,如释重负,派人与中共继续会谈。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中共又做好了进攻华北重城天津的准备,从而也争取到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在谈判中,中共明确要求傅作义在1月24日午夜前就和平起义问题进行答复,否则解放军将对天津发起总攻。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正与解放军秘密谈判,有起义的可能,遂相继派要员到北平察看,拉拢傅作义。蒋介石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到北平要傅作义将部队由陆、海两路撤向青岛。接着,蒋介石又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北平,向傅说明其南撤有军统和美军的配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来北平游说,表示美国的支持。傅作义内心斗争激烈,十分矛盾,他一面声言要与北平共存亡,一面对和谈抱有希望。
  1月14日午夜,人民解放军限期傅作义答复的时期已到,傅作义仍没有下最后决心,人民解放军耐心督促守卫天津城的总指挥陈长捷投降,但是陈长捷拒不投降。人民解放军仁至义尽,按照预定计划,于14日午夜发动了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艰苦作战,到15日15时,天津战役宣告结束,陈长捷被俘。陈长捷炫耀固若金汤、能守三个月的天津是如此不堪一击。
  天津战役的胜利,狠狠地教训了国民党残余力量,也及时警告了傅作义:坚持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企图拿武力抵抗作为谈判的筹码是枉然的。天津解放从而加速了北平和谈的进程。
  形势已不容许傅作义再思考了,他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择!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武力压迫和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决心以实际行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经过和谈,双方一致同意签署《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协议共18条。另有附件一份,共14条。协议大意是:双方休战,并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务;傅部队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接受整编;城内企业、银行、文化机关、学校、邮电、文物等暂维现状;保护守法的外国官员和外交;释放政治犯等等。
  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获悉后来电,大意是:相处多年,彼此深知,你现迫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月17日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需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傅作义给蒋介石回电:“遵照办理”。同时,他把蒋介石的意图迅速告诉了人民解放军,要求城外解放军在蒋介石飞机飞来时,以祈年殿为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其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企图用飞机运走他的嫡系部队及其装备的梦想。
  1949年1月22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履行实施,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天,南京也传出了一条特大新闻:总统蒋公于昨天的中常会上宣布“引退”。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宣布引退,隐居溪口,这实乃被逼无奈之举,形势使然。
  自1948年下半年以来,国共两党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战,人民解放军在北起松花江、南抵长江的广大土地上,前后经过142天的连续作战,消灭国民党军队173个师,共154万多人。
  三大战役的胜利,给了蒋介石反动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其军队主力已被消灭,作战部队仅剩下100多万人,并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资本基本上输完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瓦解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4.南京,总统府被占

  1949年初,国民党主力已失,蒋介石病急乱投医,一方面抓紧编练新军,四处抓丁;一方面加紧长江防备,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的滚滚洪流。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保存残余力量及美国在华势力,为卷土重来赢得时间,发出了求和声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彻底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并提出以包括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在内的八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而且郑重声明,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南下,向全国进军。
  面对解放军咄咄逼人之势,蒋介石匆忙布置长江防守:宜昌以西由宋希濂负责,宜昌到湖口由白崇禧部负责,湖口到上海由汤恩伯部负责,防御的重点在东段,东段的重点在上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面通过和平谈判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一面指示第二、三、四野战军协同配合,加紧准备渡江作战。
  1949年4月1日,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谈判破裂。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军: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治恶不俊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达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和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犹如五雷轰顶,瘫软在沙发上,他强打精神命令汤恩伯、白崇神速、宋希濂死守长江。
  4月21日午夜,朱德发布渡江总命令。从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百万大军强渡长江。守卫长江的国民党军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没有任何战斗力。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当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进人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时,桌上的台历正好翻到4月23日。总统府前欢声雷动:“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这伟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七律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老巢已去,蒋介石在溪口再也坐不住了,关于“敌军”神速推进的电报一封封来到溪口,蒋介石气急败坏,把电报往地上一扔,骂道:“娘希匹!敌军!敌军!为什么只报敌军进攻不见国军抵抗!”他登上“泰康号”轮船,气势汹汹地亲到上海指挥部署淞沪决战。蒋介石认为淞沪战役一打响,美英等国便不再袖手旁观,坐视国民政府败北,所以他发誓要打好“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线”——淞沪决战。然而几昼夜的殊死战斗过去了,从华盛顿送回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失望:美国不会继续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这才突然醒悟:“淞沪决战已经没有意义了。”随之杭州、武汉、上海相继失守。

  5.成都,蒋介石投下在大陆的最后一瞥

  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分四路开始了对全国的大进军。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攻占西安古城,西安宣告解放。这时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陕西的胡宗南部和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共约40万人。根据敌人胡、马联合抵抗我军的形势,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确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决心首先集中兵力聚歼胡宗南于扶眉地区。到7月份,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歼,残部退入川北、川东地区,胡马联盟基本被粉碎,西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里。
  胡宗南主力被歼后,处于绝望中的蒋介石企图依靠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扭转西北战局,于是他积极策动二马与解放军在平凉地区决战。但是二马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在解放军尚未迫近时即各自后撤,一路向西逃去。解放军冒着烈日酷暑,千里追击敌人,最后造成西北野战军随敌向兰州、银川进军,各个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的有利态势。
  8月26日,兰州获得解放,马步芳部全军覆没,宁夏马鸿逵集团更加孤立无援。解放军乘胜前进,不给马鸿逵以喘息之机,于9月份彻底消灭残余之敌,二马集团在西北八十余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从而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条件。
  新疆境内的形势十分复杂,除了部分向往和平的进步人士外,还有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势力,以及亲英美的鼓吹新疆独立的势力。1949年,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指挥的7万余人。蒋介石在军事大溃败后多次电令陶峙岳,只留1个旅担任新疆的防务,其余部队悉数内调人关参战。由于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派系复杂,在内调问题上态度不一,如强行内调则可能使新疆10万军队呈分裂瓦解状态。为了不使地方混战和替国民党充当内战炮灰,陶峙岳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和经费庞大为借口,拒绝内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疆的局势一直十分关心。1949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并派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新疆活动。在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在中共代表的大力争取下,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疆全体军政人员发出通电起义,宣布新疆和平解放,10月10日,解放军进驻新疆,蒋介石又丢掉了西北战场。
  再说中南和西南战场,湘、赣、粤、桂等省由国民党白崇禧部、宋希濂部和余汉谋部所控制。解放军过长江后于7月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长沙50万人民举行游行示威,提出“湖南人民不需要战争”、“战争贩子滚出湖南”等口号,要求湖南和平解放。对于湖南人民的正义要求白崇禧极力镇压,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将军和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将军却深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表示愿意谋取湖南和平,避免生灵涂炭。在毛泽东的直接争取下,1949年8月1日,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
  这时,白崇禧的防御体系正面出现了一个大裂口,他担心其嫡系被歼,急忙收缩战线,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携手建起一条以衡宝为中心,东起粤东,西至湘西的“湘粤联合防线”,以防止解放军南进。针对敌人的负隅顽抗,毛泽东巧妙部署,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将天罗地网撒向华南、中南、西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粤北和广州。10月,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把西南作为最后挣扎之地。
  为确保西南,1949年8月底蒋介石曾亲临重庆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军政要员,密谋固守西南,称:“必须保住西南地区,作为复兴基地,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9月底,陆续退守西南和原驻防西南的国民党部队达90余万人,这成了蒋介石计划固守西南的最重要资本。10月,蒋介石抛出了在西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持久作战的计划,确定“以机动防御配合游击作战,进行持久抵抗,争取时间,等待国际事变”的应变方案。他调兵遣将,部署了以四川为核心,以川陕边界为重点设防,构成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并向南延伸的“大西南防线”,妄想依托这条“中国的马其顿防线”,争取时间进行反扑。
  毛泽东早已明察蒋介石的意图,命令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统率60万解放大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西南诸敌,并力求全歼胡宗南集团于国境线之内。10月下旬,第三、第四野战军前委决定同时发起广西和西南作战。11月,解放军突破宋希濂、谷正伦防守的川湘鄂边防线和湘黔防线,蒋介石吹嘘的“大西南防线”被拦腰斩断。
  蒋介石如热锅之上的蚂蚁,急忙命部队后撤,集中防守重庆,并策划退往滇、康地区。刘、邓大军果断深入敌后,切断敌人退路,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见势不妙,于11月3O日凌晨,带着从广州来渝还不到50天的“国民政府”,匆匆乘飞机逃往成都。当天下午,重庆解放。
  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蒋军兵败,势如山倒。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将其“政府”迁往台湾。
  树倒猢狲散,那些早就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争先恐后与解放军接触,联系起义事项。云南的卢汉和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伯勋等相继起义。国民党各部起义高潮迭起,解放军推进日行几百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
  至此,蒋介石在大陆的军队基本被消灭,残部退往台湾岛、沿海各岛屿以及中外边境线附近。1949年12月10日,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同一天,蒋介石乘飞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踏上过大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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