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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湾后，蒋介石于1953年11月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其中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提到经济建设时，他认为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起点，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和印刷工业，要解决台湾近一千万人口的吃、穿、用的基本需要，扩大就业，节省外汇，就必须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劳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依靠美援，发展农业，并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以自产品代替工业产品。 在台湾，蒋介石放手让尹仲容、李国鼎等人，负责工业的具体规划、充实和执行。 1．两条腿走路 在蒋介石时代，台湾的工业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至1960年，为工农业平衡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至1972年，为工业起飞阶段。具体说来，在第一阶段内的举措有三： 第一，以农养工，以工促农。 台湾光复以前，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经济形式下，基本无工业可言，农业仅以米粮为主，生产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混乱又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迁台之初国民党的经济重心是增加农业生产，尽快解决紧迫的吃饭问题。1953年土改基本完成后，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口号。具体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同时增加农工投资，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在50—60年代，在台湾人口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粮食自给，国民党当局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农业投资，提高产量。1953年8月农业机构的主管人员、有关公营企业代表及外籍专家60余人组成粮食作物、特种作物、林业、渔业、畜牧、水利建设6个审议小组，研究制定两个农业四年计划。计划要求稻米实现出口，小麦、大豆、黄麻等减少进口，发展远洋及近海渔业，推广优良种畜，加强灌溉排水设施建设等，并规定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为平均每年增长4．8％。经过努力，两个四年计划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额完成任务。第一期四年计划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6．2％，第二期为5．3％，稻米、大豆、小麦等均实现大幅增产。 到60年代初，台湾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农业发展带来了如下结果：第一，粮食自给有余，1959年台湾大米产量达到185．63万吨，出口量达9．096万吨；第二，“政府”提倡租税用实物交纳，在粮食的低价和肥料的高价政策下，稻米的1/4—1/3被征收，用于军用粮食和工作人员的实物给付，这就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第三，支持了台湾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和劳动力市场；农民的多余资金投入金融领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建立和发展了农产品加工、纺织、塑料、胶合板等轻工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外销以赚取大量外汇，购进了工业机器设备和原料。据台湾“行政院”资料表明，50年代台湾外汇收入的来源主要依靠农产品的出口。 台湾的农业结构一向比较单一，以种植业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需求，农业生产结构的变革日趋必要。台湾当局适时实行“开放经济”和“内外结合”政策，以推动农业生产在自给基础上由传统的种植业为主转向发展用地少、价值高的农产品，如洋菇、芦笋、洋葱、鳗鱼等，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50年代中期后，台湾成为世界最大的洋菇罐头和芦笋罐头的出口地区，又是香蕉和凤梨的主要出口地区之一。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出口结构的变化，而出口结构和外贸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动，台湾经济重心由农业向工业转移。 工业的发展使“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以支持农业。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世界农业绿色革命的冲击，台湾糖、米、洋菇、芦笋罐头等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的外销受到很大打击。为了帮助农业克服困难，“政府”果断采取降低肥料价格、直接拨款以支持农业建设、高价收购农产品等措施使农业得以渡过难关。 第二，发展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 经过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重建，台湾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但是由于物价上涨、失业严重、贸易逆差巨大等原因，在以农业作为稳固的经济基础上，台湾当局适时采取了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策略。即一方面进口机器设备、原料等生产资料，一方面在岛内发展关系民生、所需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在满足本地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并争取大量出口，以挣得外汇，创造就业机会。 进口替代工业是一种内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为促进其发展，当局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性政策，除了前面提到的进口管制、复式汇率外，还有以下几种政策： 税务方面，实行关税壁垒政策，从1948年到1955年，所有进口货的平均名义关税率增加1倍以上，从20％上升为45％。1951年开始实施外销品退还原料进口税政策，1955年颁布“外销品退还税捐办法”，将退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外销品，退税项目也从原来的进口关税扩大到商港建设税、货物税及防卫税等。1955年，国民党政权还颁布“所得税减免办法”，规定凡属“政府”鼓励之工业，新设或扩充设备达到原有生产能力30％以上者，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3年。 资金方面，为弥补资金不足和高利率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当局对某些轻工业实行低利融资补助办法，由台湾银行为之提供低惠贷款。 在“政府”有计划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以电力、化肥、纺织三项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重点。此外，还鼓励私人投资那些加工过程简单、投资不多的其他非耐久性消费品工业，满足岛内市场需要。到50年代末，台湾的纺织、化纤、塑胶、食品、合板、自行车等以进口替代为目的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 第三，官民企业并举，鼓励民营企业。 台湾光复后，原由日本把持的企业统统变成了公营企业。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又从大陆带去一批官僚资本，同台湾原有的公营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公营事业在台湾一统天下的局面。蒋介石到台之初，对公营企业采取优先发展政策。因为，公营企业是台湾的经济命脉，它主要包括电力、机械、钢铁、银行、交通、通讯、炼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部门，其重要性决定了蒋介石不可能不对其采取抑制态度，同时，当时的大批美援绝大部分也用来扶植了公营事业。公营事业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实力对50年代恢复和稳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优先发展电力、交通等，为以后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0年代，随着国民党政权的逐步稳定，开始采取官民企业并举的方针，奖励私人在食品、纺织、水泥等所需资金少、回收快、技术含量低的领域有所发展。 台湾很早就有私人企业，但比重不大。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上海游资没有出路，纷纷以台湾为避难所，涌入岛内。在国民党的土改中，部分地主把卖地的收人转到工业领域，又为台籍私人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台湾当局以“尽量缩小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美国也改变了援助台湾的资金使用方向，努力指导台湾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经济，这直接影响了台湾当局发展私人资本的政策。 很快，国民党政权在财政、税收、外汇等政策上对民营企业加以扶持，并接二连三出台了一些法令条例，如“对民办企业贷款办法”、“扶持民营企业办法”、“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奖励投资条例”等等。1959年宣布除国防和外销事业外，一律向民营开放。这样民营企业活动的范围、空间和环境更趋宽松，民营企业迅速兴起。在50年代初，民营企业产值仅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15％，到1959年其产值已超过公营企业，1964年民营企业产值上升为56．3％。从1953年到1962年，民营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6．2％，比同期公营工业产值增速高出0．8倍。 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易于调整业务方向，对新市场、新产品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弹性，从而为台湾整个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逐渐成为带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出口扩张的主导力量，形成台湾所谓“大厂主内，小厂主外”的经济形态。但是，由于民营企业存在资金不足、人才匾乏、技术落后、家族式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发展也受到一定局限性。 2．台湾特色的现代化 进入60年代，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提出“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的口号，同时将施政重点集中于建设台湾、经营台湾。如何建设台湾呢？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 必须先经由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生活的建设，才能确实根基。 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呢？蒋介石提出惟一的途径就是发展“实业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其方针是： 由初期的以农业为重点建设，安定农村经济，支持并助进工业的发展，乃进而至于以工业为重点的建设，促进农工商事业，并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根据蒋介石的讲话基调，在50年代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到60年代，国民党政权又采取一系列加速工业发展的策略，即从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拓展对外贸易，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由此，台湾工业发展进人第二阶级——起飞阶段。在此阶段内工业发展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首先，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 5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已能满足岛内市场需求，并拥有少量出口能力。但是，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岛内自然资源贫乏，以本地原料为主的初级工业发展难以为继，投资和增产已达极限。而岛内面积小、人口少、市场狭小，消费水平和购买力有限，生产出现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进口替代经济的发展，虽然改善了进口结构，但进口货物总额却没有减少，并且建立在管制基础上的一些制度也限制了出口竞争工业的发展。此外，农业的发展虽为工业提供了资金和劳动力，但农业人口过剩和隐藏性失业，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在此背景下，50年代后期，当局决定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工业转向出口扩张的外向型工业，并通过健全金融体系、降低台币定值、简化汇率结构、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出口。结果到70年代初台湾工业顺利完成了这种转变，出口急剧增长，农产品的出口由1964年的6．5亿美元增至1973年的33．76亿美元，工业产品的出口也相应地由18．4亿美元增至379．5亿美元，出口总额由43．3亿美元达到448．3亿美元，至此，台湾的海岛型经济初具模型。 其次，创立加工出口区。 60年代，台湾经济的起飞与加工出口区的建立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台湾借鉴香港经济发展经验，早在1956年就提出设立出口加工区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付诸实施。1963年，台湾当局根据美国教授保罗·弗凯姆的建议，再次考虑建立高雄加工出口区。“行政院”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需谨慎行事，遂责成“美援会”专门拟订“加工出口区条例”。“加工出口区条例草案”拟出后，经过“行政院”、“经济部”、“立法院”层层把关，经济、财政、司法三个委员会联合审查后，于1965年1月30日公布“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规定在运输条件良好、劳动力充足、土地宽松的地区设立加工出口区，井给以加工出口区诸多优惠，如简化行政手续、放宽外汇和外贸限制、提供完备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放宽外汇和外贸管理、减轻税收等，吸引岛内外的投资者到加工区投资设厂。 1965年2月，台湾“经济部”设立高雄出口区筹备处，谢贯一担任筹备处主任。1966年9月，筹备工作告一段落，便正式成立高雄出口区管理处，谢贯一担任首任处长。12月，高雄加工区举行正式开工典礼，共有12家工厂开工生产，52家工厂获准设厂。此后，随着投资企业的不断增多，当局决定另增辟新区。到60年代末，台湾共建成三个加工出口区：高雄加工出口区、楠梓加工出口区和台中加工出口区。 加工出口区，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经济步骤，目的是为了依靠这些“工业飞地”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尽快地确立外向型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确实，加工区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到1979年底，台湾加工出口区的加工业类别已有20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子制品业、塑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成衣业、针织编织业等。加工区的设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到1978年加工区共有企业295家，投资额为2．55亿美元，出口值达9．48亿美元，进口值为5．58亿美元，增加就业7．73万人。加工出口区带动了整个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 再次，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 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需求日增，为补充资金来源的短缺，台湾当局及时调整外资政策，一方面继续鼓励引进华侨直接投资，同时以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性贷款为起点，开始举借外债。 为诱致外资侨资到台，台湾当局先后颁布了“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外国人投资条例”、“奖励投资条例”和“技术合作条例”等，建立起完备的投资法律体系，从法律上对外资或侨资在出资比例、税收、建厂用地、公共设施等方面给以各种优惠和保障。 除了吸收外资的法律规范比较齐全外，当局还注意从其他方面优化投资环境。例如，保持货币和物价的稳定，加强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自由竞争机制，加强“政府”与企业间的联系和合作，改良投资者的生活环境等，尤其注重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针对侨资外资对职工在文化、技能、纪律等方面有较高要求的特点，台湾当局通过普及教育、提高教育程度来改善劳动力素质，并且积极进行职业技术训练和在职培训，以适应外商、侨商的要求。 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大量侨资、外资涌入台湾投资市场。据统计，华侨和外国人在台湾的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从1952年到1977年底，累计为17．11亿美元，占同期台湾民营企业固定资本的10．15％，其中60年代中期美援停止后，侨资外资的投资额急剧增加，由1965年的约0．4亿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约1.18亿美元。在进入台湾的侨资外资中，又以美国和日本为主。外国主要投资重点为电子、化工、纺织、水泥、金融、旅游及服务部门。 除了吸引外商投资外，台湾还从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大举借款。从1961年至1971年，累计借外债9．5亿美元。当局把这笔款项主要用于官营企业部门，如电力、钢铁、石化、交通等，以弥补资金的缺口。 数额庞大的侨资外资对台湾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带动了产品的出口，并创造了就业机会，带来了新技术、新市场，对台湾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60年代，在台湾市场已趋饱和的情况下，产品要想生存必须走出小岛走向世界。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市场，台湾当局在工业方面着眼于增强管理效率和改良生产技术，努力使产品物美价廉。因此，引进先进技术成为台湾工业发展的又一支撑点。生产技术的改进主要依靠引进生产设备、聘用外国技术和管理人员、派岛内人员出国学习和考察等来实现，这使台湾产品以质量好、更新换代快而著名。 在台湾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到60年代末，其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台湾的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业为主，以进口替代工业为主转为以出口扩张为主，另一方面，工业内部电子、电器和纺织业发展尤为突出。 总之，60年代是台湾经济的起飞时期。据台方资料显示，这时期台湾经济的综合年增长率为10．37％，农业年增长率为4．99％，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9．67％。10年中有5年工业增长率超过20％，台湾经济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持续之久，不仅在亚洲地区少有，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从1960年到1973年，平均每人每年国民生产值增长率高达7．7％，每人每年收入也从1955年的121.67美元增至1976年的965．83美元。人们的饮食、服装、家用电器等消费也得到改善。储蓄能力以当年币值计算，1973年比1960年增加了22倍，民间储蓄达新台币658亿元。 台湾经济何以在五六十年代能够得到迅猛发展呢？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据时期比较好的基础设施为台湾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美国的经济援助则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一支“强心剂”；战后有利的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需求，为台湾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国民党从大陆带走的大量黄金、美钞、工业设备与技术管理人员，是台湾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筹码；蒋介石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并采取正确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观因素；台湾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杠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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