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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宋美龄主要的政治活动仍以美台关系为主要内容。保住台湾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位置，频繁奔走于美台之间是她的主要任务之一。正如台湾某人士所说：“宋美龄在历次联合国会议中国（台湾）代表权的保卫战中出过大力。” 宋美龄精心策划的“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历时20多年，前后一波三折最后以失败告终。 1．拉开架势，初遇挫折 早在1956年8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专门进行低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阻止其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不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由于宋美龄信奉基督教，并且经常“布道”，所以该组织的成员大都认为自己是为“上帝的更大光荣”而努力，或是为了“民主制度的生存”而工作的。但实际上，它是台湾当局对美宣传的“喉舌”。 在50年代的美国，到处都流传着“院外援华集团”的字眼，加入该集团成为一种时尚。美国人马奎斯·蔡尔兹曾经指出：“凡是对这里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相信，一个强有力的院外集团对国会和行政部门施加了不寻常的影响。在外交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外国的代理人和外交代表施加这样压力的类似事例。国民党中国使用直接干涉的手法的规模是极为罕见的。” 这个集团中的许多活跃分子的家人或前辈曾经在中国当过传教士或做过生意，他们认为自己的遗产正在被抛弃，有些人则在台湾各地建有造纸厂、铝厂和电子产品装配线，他们认为自己的财产受到共产党中国的威胁。总之，他们都是“苦大仇深”，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中都“奋不顾身”。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场。“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有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如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长、前任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则是由进口台湾纺织品的大商人操纵的。 宋美龄对遍地开花的反共组织还不十分满意，1952年8月，她亲自飞往华盛顿，充分显示其外交手腕，与她的老朋友亨利·卢斯等人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它的宗旨直接写明是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仍然在进行游说活动，争取民间对台湾的支持。其成员中有23位参议员，83名众议员，和一些三军将领及许多实业界巨头，有些知名的华侨、华人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对孙中山爱国情操的崇敬。对“中华民国”过去称号的依恋，加之误信了宋美龄和台湾当局的宣传，也加入了“中国游说团”。“中国游说团”在70年代以前，在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方面确实“功勋卓著”。 这个时期的宋美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看着自己的努力结出“硕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长在”，这种情形持续了近10年左右，风云突变。自1963年以来，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北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倡言对中共“封锁而不孤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艾利诺·罗斯福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代表中国，肯尼迪及约翰逊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风声鹤唳。蒋介石担心美中关系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影响他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于是想方设法加以反对和阻挠，并将此事交宋美龄亲自督办。 宋美龄从1965年9月抵美，到1966年10月返台，在各种场合讲话达20次之多。她竭尽贬损人民政权之能事，制造舆论，阻止美中关系改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宋美龄抵美后，红地毯再次为她辅开。台北“驻美大使馆”为1500多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华集团说客们举行招待会，宋美龄成了招待会的主人。她乘专机从纽约飞往华盛顿，受到国务卿腊斯克夫人的欢迎。她乘高级轿车来到时髦的克洛拉玛路专供她下榻的漂亮大厦，这座大厦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住宅仅咫尺之遥。她与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参议员托马斯·多德接触频繁；她在白宫与伯德夫人一起喝茶；她与林登·约翰逊促膝谈心，她…… 9月22日，宋美龄应邀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午餐会。这次午餐会上的演说，宋美龄不再采用以往那种乐观和肯定的语调，她一改既往，用沉深、激昂的语音告诉听众：“任何时代场合，自由非廉价可以得来”。她甚至表示： 为了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这种并非新奇的真理 和思想，时常被那些醉于宴乐的人、愤世嫉俗和故意偏 私、别有用心的人视为不合时宜的陈腔滥调，而它却荣 回在我心里已数不清多少次了。每次都留下一些惨痛 的回忆。冷酷的事实乃是：希望放弃它，设法逃避它， 颠倒是非和摇尾乞怜都不能以廉价买到自由。 一位贵宾在酒席宴上说这些晦涩而悲枪的话，十分有煞风景，但是美国人将“反攻大陆”一类的壮志豪言斥之为陈腔滥调，使宋美龄愤愤不平。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她也顾不得许多，顾不得合不合宜，在议员面前骂将起来，发泄一下，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10月上旬，宋美龄在纽约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双十节”在纽约举行的中美联谊会庆祝宴上，她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让人们打开人类心灵，以使人们不致为了世俗的些许财货，把自己出卖给无神论和伪善不可知论者而自堕于恶行”。她以此含沙射影，谴责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暗喻英国是为了40块银币出卖自己，出卖台湾的“犹太”。 29日，宋美龄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卫斯里安大学讲话，进一步直接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态度怯懦，以及用拖延、侥幸的手法对待新中国。 10月21日，在旧金山联邦联谊会上她发表演说，警告美国当局要“小心”，“不要走上耻辱之路”。在“美国广播公司”《问题与答案》电视节目记者访问她时，她一方面承认台北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中国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象一旦投票，台北不能在安理会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况。 总之，宋美龄此次访美与以往表现截然不同，一改过去委婉、充满溢美之词之常态，不留余地地指责美国。由于她的演说内容总是些“反攻大陆”，“不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大席位”等陈词滥调，已经缺乏初始那种引人入胜的魅力了。连宋美龄自己都承认，她现在是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唠叨的老太婆角色。 2．被摒出局，无可奈何 尼克松人主白宫后，台美关系更是江河日下。早在1963年Ic月，尼克松就撰文暗示结束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刻指日可待。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对关岛作暂短访问期间发表一项声明，指出：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报告中说：“长远来说，如果没有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想象的。”同年10月，尼克松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这实际上是向新中国发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明确的信号。 与之同时，他采取一连串实际行动：允许具有特殊身份的美国人以观光名义访问中国大陆；允许美国人购买非以商业为目的的大陆商品；准许美国海外分公司往第三国和中国大陆进行非战略性物资贸易；同时停止提供F—5型飞机给台湾，停止美国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等等。 对于尼克松的举措，宋美龄不禁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在美国停止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之后，台湾当局对此提出质问，美国则以经济困难，难以继续维持作回答。宋美龄指责此为适词，对中美华沙会谈，台湾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正在此时，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来临了。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享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还说已接受了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大陆的官方邀请。他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台湾当局事前对此一无所知，就在尼克松宣布接受邀请前20分钟，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才从国务卿罗杰斯给他的电话中得知此事。据他回忆说：“这件事实在令人震惊。”“有几分钟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当他将此事告知蒋介石、宋美龄时，两人先是震惊得一言未发，接着便是极端的愤怒。在此情绪之下，蒋介石、宋美龄立即指使杨西昆约见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尼克松的举动是最不友好的行为，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还指示沈剑虹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 沈剑虹在拜会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时，向他转述了宋美龄、蒋介石是如何愤怒、困惑和震惊的情况。格林答称：尼克松如此行动的目的在于缓和东南亚紧张局势，并保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会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 1972年2月ZI日至2月28日，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7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其中声明： 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番话的用意十分明显：从现在起，蒋介石政权就要自己靠自己了。 台湾立即对此作出反应。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常会，专门讨论尼克松访华问题，提出要斗志不斗气，要坚定反共信心与决心，不动摇，不妥协，要自强自立。此后，又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对于尼克松北京之行发表声明称：“勘乱反共”“国策”决不改变，不承认中美间任何协议，大陆中共是“叛乱集团”，无权代表中国。 当《上海公报》否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时，蒋介石、宋美龄一时相对无语，多年来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宋美龄当时指示“行政院”就《上海公报》发表声明，称此协议无效，让台湾各界庄敬自强，对“反攻复国”应具有充分信心。同时她又电令沈剑虹立即会晤尼克松，当面澄清《上海公报》中未提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引起的不安。尼克松则保证说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蒋介石、宋美龄听后感慨地说，从此以后，我们更要比以前依靠自己了。 联合国代表大会第二十六届大会于1971年10月25日召开。早在8月2日，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换言之，美国所要采取的政策是主张中国在联合国一国两席。 这一主张不但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厉遣责和反对，而且当这一信息被“地下大使”孔令侃带回台湾后，也受到来自台湾内部强烈反对新中国人会势力的坚决反对。这一事件不但引起台湾内部的极大的震动，而且在蒋家内部也引起了一场争执。 据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侍卫官回忆：为了联合国的问题，官邸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就在台湾发生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至为关键的日子里，沈剑虹几次来到“总统府”见蒋宋夫妇，然后，宋美龄开始忙碌起来： 她专心地伏在书桌上，拿了一支红笔，在一张纸上涂来改去的，不知在忙些什么。改了很久，夫人才把那张纸拿给沈剑虹取走。……稍晚，我才晓得，夫人是在批改由沈剑虹写的一篇有关台湾退出联合国的英文声明草稿，那时我才晓得，外交方面所有的重要事宜，几乎都是通过夫人参与决策并且在许多重要的文稿上，皆要经夫人过目，才能交给外交部门，送到相关的外国政府去。有人讲，夫人等于实质上的外交部长。为了那封信，夫人那天一直忙到夜里一点钟，才完成稿子的修改。我觉得她表情不似往常那样平静自若，明显有着重重心事。当时的那些天，我总觉得官邸上下，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气氛不太好，孔二（孔令伟）总躲着蒋经国，甚至刻意不上餐厅一起和老先生（蒋介石）夫妇吃饭。我再回顾一下更大以前，孔大先生（孔令侃）也来过台湾，至官邸来商量什么事情，孔令侃那时住在圆山饭店；来了一阵子，就回美国去了。之后我听说，孔令侃和孔令伟他们事实上对先生父子提出所谓“汉贼不两立”，也就是只要中共进入联合国，台湾就退出联合国的政策是极为反对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和中共一起待在联合国，即使中共获得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也基本无损于台湾在联合国拥有代表权的既有地位，包括孔令侃在内的一批人认为，就联合国这个事情来看，台湾在作法上应该更有弹性和妥协的空间。 以孔令侃为首的这批人认为，要在当时艰困的国际局势中求自保，只有配合美国在联合国的运筹帷幄，争取“一国两席”，以灵活态度，将“一国两席”作为台湾的最低利益底限，而不应采取全然放弃，以亲者痛、仇者快的方式完全退出联合国的消极动作。这一主张得到了除亲美派势力支持外，还得到了包括外放的“大使”、“公使”，以至低级“外交”职员的一致拥护，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总比下旗归台要强得多。但是，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对联合国问题，台湾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否则就是纵容姑息主义，就是与虎谋皮。为此，孔家和蒋介石父子的意见有着天壤之别，两边谈得很不投机，气氛也搞僵了，把宋美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后只有听从丈夫的意见，夫妻一命，和中共“汉赋不两立”，并且以宣布“退出”联合国了事。 由于形势已很明朗，宋美龄想起了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蒋介石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她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即“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份，总价值达599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辨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新中国手中。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128个成员国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案并同时撤销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这一提案进行表决。76个联大成员国投了赞成票，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家弃权。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污辱，根据宋美龄指示，他们在投票之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开会场前说：“我愿意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向几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当局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的，而非被联合国驱逐的。 10月27日，蒋介石发表了“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称“本届联合国大会，竟自毁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地向邪恶低头，卑怯地向暴力屈膝，则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今天也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对于本届大会所通过此次违反宪章规定的非法决议，决不承认其有任何效力”，同时又称“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操在联合国，而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宋美龄更是为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台美关系付出的努力一夜之间付之东流而愤懑不已。她紧随其夫，发表了《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的文章，宣称：“联合国一批会员国，乃可以听任感情的驱使……采取集体行动，再度嘲弄联合国，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极为成功地敲响了这个国际和平组织的丧钟”。联合国驱逐台湾之举使蒋氏夫妇愤怒到了极点，伤心到了极点，因而对联合国进行攻击、指责，同时安抚因驱台造成的动荡的民心。 然而事情并不仅仅如此，继联合国驱逐台湾之后，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几乎在一夜之间，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外交部长”的周书楷深感已无“外交”可言，而“外交部”也被人讥讽为“断交部”。1972年11月17日，倍受打击的宋美龄在第22届“国际青年世界大会”上，作了题为《反击当前道德的卑怯和不健全的思想》的致词，怨恨“过去的一年中，很多政府为自身短暂的便利，甘愿屈服，背弃了他们日常一再炫耀的道德原则”，断言“历史将会裁决他们的行为是否奸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已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随之而来的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失去这两个老朋友，“外交”上元气大伤，日见孤立，已不是来美龄在口舌上可以判赢论输的了。 3．弹性、实质“外交”序幕 面对“外交”形势的严重逆转，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宋美龄和蒋介石被迫采取应变的“外交”政策，确定了三点原则：即一是尽最大努力，维持与“友邦国家”的双边关系。二是运用各种力量，向多方面发展，建立实质性关系。三是始终不和任何共产党国家做任何接触。 在实质性关系方面，台湾当局意图通过与“邦交”国家的弹性经贸往来，保持与他国间的必要联系。在国际交往方面，欲维持在剩余国际组织机构和民间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与大陆抗衡。此外，还采取提供技术合作与参与国际文化体育交流的方式，争取建立“国际友谊”，并鼓动民间社团和个人从事“国民外交”，以求维持、争取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一时期，宋美龄备受打击的身心逐断好转过来。她对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心怀怨恨，觉得在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官方关系方面，她已无事可做，便开始把精力转移到经营实业方面来，争取以实业为手段，推动“民间外交”。她投资500万美元开发新墨西哥州的天然气，成为菲利浦石油公司的合伙人。1973年，投资创办休斯敦的魏斯兰石油公司及天然气公司。1974年，她组织了夏延石油公司，并控制了大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公司和阿托卡铝探公司。 在经历了对美外交，“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的风风雨雨之后，宋美龄又在新的战场上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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