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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出生于上海既是传教士，又是牧师和实业家的家庭，同时也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人们习惯称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的确如此，因为他的三个女婿孔祥熙、孙中山和蒋介石，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非同一般。 1．家教渊源 宋嘉树1861年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一个商人家庭。1875年，14岁的宋嘉树，随同哥哥到爪哇一个远房亲戚处当学徒，订立了3年契约。契约未满，1878年初，他就跟随堂舅横渡太平洋到了美国波士顿，在堂舅开设的绿茶商行当学徒。宋嘉树在波士顿生活了将近一年，美国人的进取精神和冒险性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他。他已经不能满足于帮帮堂舅经销绿茶的生活，在中国留美学生的影响下，3年学徒期未满的宋嘉树逃跑了。 1880年11月，宋嘉树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以顿第5号南大街卫理公会教堂的佩奇·里考德牧师处接受了洗礼，信奉基督教。在接受洗礼的仪式上，里考德牧师给宋嘉树改名为查理·琼斯·宋。 为此，11月7日的威尔以顿星期日《明星报》刊登了第5街卫理公会教堂的这样一则通知：“今天上午的洗礼仪式将在本教堂举行。一位皈依者将是享受这项庄严权利的人之一，也许是迄今为止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洗礼的第一位‘天朝人’。” 年轻的中国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选择皈依基督教，确实引起了威尔以顿人的不小震撼。然而，这一选择对宋嘉树来说至关重要，影响深远。无论是宋嘉树，还是他的几个儿女，因为基督教的关系，使他们日后在美国，在中国的地位非常人可比。 在中国近代史上，宋嘉树是传教士，商人，也是革命分子。他一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鼎力囊助。他的牧师传教活动时间较短，因此所成事业难以与他的经商事业相比。 在家庭中，宋嘉树对儿女关怀备至，不仅给她们提供一个快乐而舒适的生活，尽情发挥孩子们的天赋，并且有意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理想和锻炼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希望他的儿女们都在具有中国传统的“家”中接受教育，培养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但宋嘉树毕竟在美国接受过教育，他深感美式教育的优点，及时把子女—一送到美国读书。 由于宋嘉树的远见卓识及基督教精神的激励，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灌输给子女，在他的影响下，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各自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著名人物，久为世人瞩目。宋嘉树也因此被外国人誉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最优秀的家长。”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浙江余姚县人，1869年出生于上海，1931年病逝。据宋家子女后来为倪桂珍所著的传记中所记，她是中国最早接触基督教的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倪桂珍在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在上海教会开办的培文女校教过书，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1887年夏天，倪桂珍经人介绍与宋嘉树结婚。倪桂珍虽是名门之后，但她的丈夫未嘉树则家道衰落，生活贫困。然而贫困的生活并不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她与丈夫在信仰、性格和志趣上情投意合，家庭生活美满、欢乐。 倪桂珍是一个极其要强的女性，她在家庭中操持着所有的日常事务。她不仅照顾、孝敬老人，教育子女，还要精打细算，操持家务。由于受到良好的社会教育和家庭的培养，她在管理大家庭、处理复杂事务方面表现了超人的能力，同时，她又是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虔诚基督教徒，做事严谨，富于创新。她极有同情心，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对贫苦的百姓乐善好施。 倪桂珍格守宗教教规，并有刚强的意志，对家庭、事业、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极严格的要求。她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视酗酒、赌博、跳舞为罪恶，不允许孩子们在自己家中做这些事情。她把这些视为违背神的意志，要求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老老实实按照神的意志做事。 2．按神的旨意行事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由于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宋美龄的世界观当然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1934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我的宗教观》一文，就父母对她宗教观形成的影响作了一些叙述。她动情地写到： 我而且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引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从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宋美龄幼小的心灵中，父母就播下了宗教的种子，宋美龄长大后对此深表感激，足以证明她本人笃信不疑的态度。 1955年，宋美龄为《读者文摘》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写道： 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单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深层次的。倪桂珍对宋美龄的影响，在宗教观上根深蒂固。宗教，毫无疑问地对宋美龄的个性、人生、意志及价值取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日后宋美龄的谈话可以看出，她很喜欢引用《圣经》的话语作为观点，并时刻以此为训。 就拿宋美龄的婚姻来说，宗教在这种婚姻成败上所表现出的力量的昭然若著。 据载，蒋介石是在1922年参加一次宋子文的家庭晚会时，认识宋美龄的。5年后，天津《益世报》刊登上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情书”，蒋在这封“情书”中说： 金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个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金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育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求婚是同意的，但宋氏家族中唯有大姐宋蔼龄赞成小妹与蒋介石成婚。看问题很有长远眼光的宋蔼龄深信这桩婚事对宋家有利。在她看来，蒋介石不仅能官复原职，前途无量，而且与蒋介石联姻可以为宋家攫取更多的财富。 可是，宋家除了宋蔼龄赞成这门亲事外，宋庆龄、宋子文都反对这门亲事。尤其是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坚决反对蒋介石成为自己的女婿，她有三条理由：一，蒋介石是个军人，而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在有教养的中国人眼里是极为低下的，倪老太太瞧不起蒋介石这样的职业军人。二，蒋介石有婚史，虽然这门婚事是在他15岁时由母亲包办的，实已离异，但社会上仍盛传着他同姚恰诚、陈浩如的排闻，倪老太太对此很不高兴。三，倪老太太坚决反对这门婚姻最重要的理由，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 虽然宋美龄同意蒋介石结婚，但得不到母亲——倪老太太的同意并不能成婚。为了避免同蒋介石接触，倪老太太到日本度假，到长崎拜访朋友。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扶桑，并终于几经辗转在镰仓找到了宋母。 对于满怀渴求的蒋介石拜见倪老太太的场面，当时的上海《晨报》是这样报道的： 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大夫人的允可者。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大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办妥，毫无其它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描述说： 蒋介石提出他和太太离婚的证明，不过，仍然有宗教信仰的问题。宋太大问他是否愿意改信基督，很幸运的是，他的回答很令她高兴。他说，他愿意尝试；他愿意研究《圣经》和尽他最大的能力，不过，他不能答应什么时候会接受基督教。宋老大太的偏见开始动摇了，不久之后就宣布了婚约。 宋美龄在与蒋介石谈婚论嫁时，曾提出，蒋介石必须信奉基督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蒋介石对此欣然应允。蒋介石日后果然兑现了诺言。1930年在宋美龄的挽扶下，他走进了教堂，接受了人教礼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宋美龄到西安营救，当蒋介石看到宋美龄走进住处时，大声嚷叫道：“我知道你会来，今晨我念《旧约》，书上说，耶和华要做件祈事，他要打发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男人。”似乎他的信仰达到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境界。 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对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起着一定的作用。 对张学良的优待，某种角度说是宋美龄基督教的精神的一个体现，宋美龄身边的人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的坚持，张学良恐怕早就没命了。西安事变后，许多人为讨蒋介石欢心，要杀掉张学良为蒋泄愤。宋美龄始终反对他们对张学良动手，并且一再要求蒋介石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 是不是由于宋美龄的坚持，才保住了张学良的性命这很难考证。但是到台湾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很客气，经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虽然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大半辈子，可他始终没有对蒋介石个人表示抱怨和非议，一则是不敢，二则可能对宋美龄不是那么敌视。张学良到台湾曾信奉耶稣基督，有人认为这也是宋美龄给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的这一历史事件，在外界看来，宋美龄在张学良身上还是赋予了宽恕态度，这也许是引发张学良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3．把基督政治化 宋美龄是一位基督徒，由于从小就接触基督教的缘故，她把《圣经》奉为圭桌，甚至对教义的理解已经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对《圣经》故事更是倒背如流，不在话下。她的许多演讲里面都大量引用《圣经》的原话，她经常引用《圣经》上的话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她常常以上帝的忠诚信徒自居，宣传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 1953年8月，宋美龄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饭店出席宴会，发表题为“中国将重获自由”的演说词，她大谈蒋介石的“抗俄反共”历史，大谈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的庇护地”，结束时，最后一句话是：“上帝的方法是不可测的。也许我们需要张大眼睛看看反基督的野蛮行为，我们的力量，对抗邪恶的意志，才可以重新获得。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不会失败，中国将重获自由，世界也将如是。” 这样的论调虽然已近乎苍白，但在宋美龄的心中，上帝依然神圣，尽管有些时候也有失误的时候，但终有一天上帝的眷顾会重来，那就是“反攻大陆”，重新获得政权。 1955年2月，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到台北，宋美龄在26日接见了她。宋美龄在与这位记者谈话时，仍念念不忘《圣经》，她对这位记者说：“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她把美国准备承认“中华民国”又承认新中国一事，比作《圣经》上所提及一面信奉上帝一面信奉玛拿的警告。 由此可见，《圣经》教义贯穿了宋美龄的政治信条和人生信条，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4．体会与实践 关于对宗教的情感，宋美龄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与宋家及蒋家政治、经济发展生死攸关。为此，宋美龄曾经这样解释： 第一阶段，我极度地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我自己，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状况，使我失望悲现，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到她的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的，我母去世之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因为家族信仰基督教，宋美龄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信义，并在婚后影响了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则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支持他的精神的还有王阳明学说。他把基督教揉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基督教仅仅是他政治精神层面的一面挡箭牌。 在蒋介石的书房里，挂了三张照片，右边进门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对面是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的遗照，书桌的正上方，则是国父孙中山遗像，足以看出，基督教与他的政治信仰、家族观念杂合在一处，并没有特殊的地位。 信仰宗教的人，特别是基督教对做礼仪、礼拜极其重视。宋美龄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例外，表现得很虔诚，但蒋介石只是注重了形式。 大陆时期，蒋介石为了夫妇俩礼拜天做礼拜方便，在各地设立了许多“凯歌堂”，及至台湾，在士林宫邸旁，建了一处私人礼拜堂——“凯歌堂”。后来，凡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足迹所到之处，哪怕是偏僻无人的郊野也要兴建私人教堂。台湾各地，有不少蒋家私人礼拜堂，南投日月潭的涵碧楼，其后侧就盖了一栋教堂，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专用。所有各处的教堂都是用公款修成，这也是“第一家庭”享有的宗教特权。 宋美龄对宗教活动的热衷尤其表现在参加做礼拜这一活动上。为了保证“第一家庭”礼拜活动的安全，官邸警卫组每一次都要布置严密的警卫系统，严加护卫。当时做礼拜以宋美龄为主角，她还邀请了党政军高层人员和夫人们一起参加，这些人有的是基督教徒，有的则是投其所好，装模作样。为了控制进出人员，官邸警卫组还设计了特殊通行证，分发给被邀请人士。凡被邀请的人士都把这看成极为荣耀的事情，同“第一家庭”一起做礼拜，难道不令人兴奋吗？许多想在仕途上进步的人，更是巴望着这样一个与领袖和夫人接触的机会。在台湾政界，信仰基督教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其中与权力有极深的联系。 为了讨好宋美龄，一些官太太们紧随其后，对到“凯歌堂”做礼拜乐此不倦。但这些人中很有些是言不由衷的，并不像宋美龄那样全身心的投入，时间长了，难免就要叫苦不迭。 宋美龄虽然是个夜猫子，迟睡晚起。但是，每到星期日，必定起得很早，雷打不动。礼拜天上午10点钟左右，蒋介石、宋美龄夫妻连袂出现在“凯歌堂”后，仪式才正式开始。 宋美龄本人除了参加士林“凯歌堂”的活动外，还例行“妇联会”每周一次的小型祈祷会。在“妇联会”活动频繁的时期，宋美龄每个礼拜必亲临现场，一些巴结宋美龄的妇联会夫人们，也争先恐后地参加。随着政局的发展变化，到了60年代初期，“反攻大陆”的口号很少被提及后，“妇联会”的活动也开始清淡，加之宋美龄身体状况不佳，这类小型的祈祷会，也形同虚设了。 60年代末期，宋美龄遭受阳明山车祸，身体严重受伤，住在官邸休养，这一段时间来美龄较少参加礼拜，甚至连“凯歌堂”这样的地方也很少涉足了。有时，到了礼拜的日子，她会对属下说：“请告诉先生，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去礼拜了。” 虽然礼拜的次数有所减少，但基督教的地位在宋美龄的心中永远还是至高无上的，从未动摇。读《圣经》、祈祷、唱圣歌是宋美龄每日的必修功课，即使生病，仍坚持不懈。她的书桌上摆着圣经、教义之类的灵修书籍，每天都要利用下午的时间，阅读一小时左右的《圣经》，读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日记，记录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成了宋美龄反躬自省、修身养性、净化灵魂的必修课目，几十年来始终如一，从未中辍，可见其毅力之坚强，对待基督教之虔诚、忠信。 跟随宋美龄的人都知道，宋美龄的宗教精神始终如一，从无改悔。初到台湾岛的一年，她的随从有急事向蒋介石报告，一大早就赶往士林宫邸。蒋介石一般四五点左右就起床，这名随从4点多钟就到了士林官邸，得到允许晋见蒋介石，当他走进蒋介石的书房，只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正跪在一起作“晨课”。随从们通常只知道，宋美龄是个夜猫子，过惯了夜生活，很晚才睡，然而并不知道她竟然能早起同蒋介石一起作“晨课”。这一场面让随从颇生感慨。许多人对宋美龄的宗教态度十分敬佩，并相信她由于信仰宗教的原因，才没有参与国民党内部的党派纠纷，退居圈外，过着淡泊宁静的晚年生活。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在台湾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返回美国时，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IN GOD WE TRU-RT》（我们相信上帝）一书，表明自己的心迹。当时虽然岛内兴起了拥立宋美龄的风声，但宋美龄这一举动，无疑给世人一个明证，无论以前怎样，晚年的宋美龄全心向教，无意于政治，准备把余生都奉献给上帝。这符合宋美龄的几十年宗教心态，也许，只有宗教才是她最值得信赖的，正如她从前所说：“我想上帝是很善良的，不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们的前景如何，我们就没有什么勇气通过最初的阶段了。”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任凭政治风吹雨打，基督给宋美龄的人生带来了光明和心灵的寄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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