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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生有两个儿子，即蒋经国和蒋纬国。蒋经国为他的第一个妻子毛福梅所生。蒋纬国的身世则扑朔迷离，充满神秘色彩，现在人们基本上公认他是蒋介石抱养的。在早年，蒋介石长年在外，无暇亲自抚养教育儿子，但对两个儿子却寄寓了深切的厚望。有人认为，蒋介石给两子起名语出古典“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乙元和。”随着权势日重，他有能力安排儿子的成长发展道路，并按自己的理想来塑造他们。的确，蒋经国、蒋纬国两人是蒋介石按照一文一武的发展方向加以培养的。 1．父子情深 大儿子蒋经国在蒋介石眼里是个聪明、听话的好儿子，“将门出虎子”，孺子可教也，蒋介石遂刻意培养他做自己的接班人。 蒋经国，于1910年阴历3月18日生于奉化溪口镇。他出生之时，蒋介石远在日本，蒋介石虽不能亲尝初为人父的乐趣，却也为完成一件“母命”而高兴。原来蒋介石和毛福梅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的，蒋长期闯荡在外，眼界大开，早已看不上旧式女子毛福梅，以致两人感情失和，婚后长期无子。这可急坏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王氏抱孙心切，以“投黄浦江”相威胁，要求蒋介石和毛福梅和好。蒋介石是个孝顺儿子，深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得勉强与妻子同住，这才促成了蒋经国的降生。 在蒋经国出生的第二年，蒋介石从日本“托故假归”，才得以亲践舐犊之情，享受喜得贵子的天伦之乐。回家不久，蒋介石即外出“革命”，蒋经国在祖母、母亲的照顾下，其乐也融融。到了5岁时，蒋经国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正式启蒙教育，先拜当地周老夫子为师，后师从顾清廉。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塾师”，那就是父亲蒋介石。蒋介石让他接受了整整六年子曰诗云的传统文化教育。尽管当地先生给经国下了“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的评语，然而，蒋介石见儿子勤勉诚笃，始终认为“经儿可教”。 江南在他所著的《蒋经国传》里说：“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限制，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 蒋经国也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种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号提示出来。”蒋介石希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蒋经国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到1922年，蒋介石不顾毛福梅的反对，接蒋经国到上海读书，开始逐步走出旧式教育的迷津，接受新式正规教育。此后，蒋介石因事务繁忙，尽管长期不能亲自施教，但对儿子的督促却须臾不敢懈怠。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亲的来信，从读书到写字，从日常生活到为人处事，样样关心。 蒋介石也要求儿子勤于写信，以便他了解情况，他说：“你每一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宇，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殷殷父子情，跃然于笔端。 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期间，适逢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往昔“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旧境界已不能满足时时受新思潮冲击的蒋经国，他也和许多激进青年一样加人到反帝反封建的行列。其时，国共合作正处于高潮，苏联和共产国际为支持中国革命，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许多进步学生也以留学苏联为荣。而蒋介石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以革命“左派”自居，标榜“以俄为师”，与苏联顾问鲍罗廷打得火热。 1925年，蒋经国提出赴苏留学，蒋介石未持异议，同意让儿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锻炼锻炼，并祝愿儿子在国外“刻苦学习，鹏程万里”。蒋经国在赴苏前夕，匆匆回了一趟溪口。毛福梅听说独生儿子要去国外，放声大哭，不让他走。而蒋介石则来信催促，严词训戒：“这一回一定要出国深造广蒋经国对“革命父亲”深为敬畏，不敢有违父命，只得与母亲流泪依依惜别。 1925年10月19日，“远东号”巨轮载着22名中国学生驶向苏联。这22名学生中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怆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从此，16岁的蒋经国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 在苏联，蒋经国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开会发言他口若悬河，写文章他长篇大论。不久，他便加入了共产党，立志于献身中国革命。但是，国内政局瞬息万变，正当北伐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时，蒋介石叛变了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举枪射向革命同志，上海滩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群情哗然，全体师生愤怒声讨蒋介石。 蒋经国面临着考验，是大义灭亲，还是顾全父子之情而缄口不言？在声讨大会上，他选择了前者，慷慨陈词：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声颂扬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蒋经国固态度鲜明、坚决反对蒋介石，而受到苏联人民和共产党的称赞。后来，中山大学毕业后，他辗转颠簸，先后在列宁大学、集体农庄和机械厂工作过，并且同苏联姑娘芬娜结成秦晋之好。这时，蒋介石在国内几次围剿共产党，消极抵抗日军人侵，倾全力打内战。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激起民怨沸腾。蒋经国忧虑祖国、怀念母亲、怨恨父亲，激情之下，他写了一篇《给母亲的信》，并于1936年1月发表在《真理报》上，信中声称： 亲爱的母亲……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的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屠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连续三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他是你的儿子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任何敬爱之意，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得杀戮他，消灭他。 这封信后来经过《纽约时报》一转发，引起了世界轰动，蒋介石看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此信发表后不久，蒋经国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恳请批准回国，但是没有被批准，他的归国遥遥无期。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再度合作，蒋经国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对于蒋介石来说，尽管儿子在苏联写信反对过他，但儿子终归是亲骨肉，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宋美龄又没有生育，他对这惟一的独苗更加思念。在国民党和苏联断交期间，他曾多次求助于第三国际，想把蒋经国弄回来，但都失败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前来会见蒋介石，言语之间，蒋介石处处流露出思子之情：“经儿赴苏十余年，现杏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回家。唉！十二年不见面了！”周恩来满口答应，助他父子团聚。此前，1936年初，蒋廷黻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蒋廷黻，希他帮助寻找蒋经国。 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拳拳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考虑到中苏、国共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推动蒋介石抗日，同意蒋经国回国。行前，并且接见了蒋经国。 蒋经国获知被允回国后，兴奋不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他主动找到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使馆安排他转道香港归国。 1937年4月19日。蒋经国携妇带雏到达上海，稍做停留后即去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儿子来求见，大发雷霆，拒绝接见。蒋介石大骂：“他到处发表文章，骂我反革命，眼里早已没有我这个父亲。他不是在苏联当厂长、住洋房，一个月拿700卢布吗？还来找我干什么？”秘书陈布雷婉言相劝。过了一个星期后，蒋介石才接见儿子。蒋经国送给蒋介石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装饰品，送给宋美龄一件波斯羊皮外套作见面礼，蒋。宋—一笑纳。然后蒋经国奉父之命回溪口拜见母亲。母子相见，一番悲欢离合，自不必细表。 蒋介石随后也来到溪口，他不放心儿子，特地要重塑儿子。他对蒋经国一直很钟爱，从小管教很严，懊恼的是自己走错一步棋，把他送到苏联，使儿子在苏联受到了十多年马列主义的熏陶。尽管蒋经国再三表示忏悔“攻击父亲的悖逆行为”，改信三民主义，但是，具体如何来“洗脑”，还得由他亲自来安排。蒋介石要他闭门静读，“重新回炉”，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重新认识在苏联的生活，以彻底“洗心革面”，清除共产主义的一切“余毒”。 据传，蒋经国的这份《旅俄报告》送给蒋介石后，“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1937年6月，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中也提到此报告：“你报告二部皆己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觉，应将原文寄还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这篇《旅俄报告》一定写得很生动、很感人，否则，怎么能弥补父子几年的裂隙？对于儿子的报告和进步，蒋介石表示满意，他给蒋经国回信说：“溪口读书似有进步，还望按王阳明先生‘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之意，深切体会。” 蒋介石一面命蒋经国在家静读，一面考虑着该给他安排个什么职务。正在这时，抗战爆发，浙江省主席熊式辉想借太子以自重，遂给蒋介石发来电报： 委座与中共五年鏖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 此正合老蒋之意。他想让蒋经国做个有实权的“父母官”，独当一面，考验一下，看看有无培养前途。蒋经国接父之命后回信表示： 中原激荡，志士归心。国家民族已临生死存亡时刻。儿子决心为国出力，即使条件最坏，也可以试试自己的身心和勇气。 1937年春天，年仅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两年以后就任赣南专员。此时，蒋经国血气方刚，在父亲的鼎力相助下他雷厉风行地烧起了“三把火”，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恢复地方秩序，严惩贪官污吏，禁止赌博和卖娼，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赣南地区出现了新气象。蒋经国本人的声誉也渐长。他将“新赣南”和革命圣地陕甘宁相比，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 针对赣南的蒸蒸日上，外界评介不一。有人说蒋经国是地道的共产党，赣南是苏联的翻版，有人说他是带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但是，无论怎样，他终是跳不出国民党的旧圈圈，正如江南所说：“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但是，对于留苏归来不久的蒋经国，还带有虎虎生气，较少国民党常见的官僚作风，赣南呈现的新气象无疑成为死气沉沉的国统区的一道绚丽风景。蒋经国也受到普遍的称赞，蒋介石对儿子几十年不见所取得的长进很是高兴，对蒋经国也略为放心。蒋介石对儿子的从政实习打了个满分。 1940年，蒋经国在赣州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自己做班主任，号召效忠团长（蒋介石）和主任（蒋经国）。“三青团”共办五期，训练学员五百余人。“三青团”成员遂成为蒋经国的嫡系和“新太子系”的班底。1943年，蒋经国被调回重庆，他率领一批赣南培植的亲信人马浩浩荡荡开进“陪都”重庆，进驻“青干校”，牢牢地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不久，他又把青年军抓到手，并且表示要以“创办黄埔军校的精神来创办青年军。”到1946年左右，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已经形成一个由三青团向国民党军队渗透，由青年军向国民党党团渗透的纵横交错的“新太子系”网络，并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取得一席之地。 1947年9月，国民党与“三青团”正式合并，“三青团”的72名中央干部，包括蒋经国在内，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蒋经国第一次脐身于国民党中央之内。此后，蒋经国开始全面染指国民党党、政、军部门。 1948年，蒋经国又获得新的任命——去上海打“虎”。面对经济渐趋崩溃的烂摊子，他渴望大显身手去扶持大厦将倾的蒋家王朝。当然，他也明白父亲的心照不宣：凭借尚方宝剑去建立权威，准备传位接班。8月20日，蒋经国刚抵达上海就给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喊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决心抑制物价，打击投机奸商，进行币制改革。几个月后，打“虎”初见成效，人心大快。正当蒋经国乘胜追击之时，却揪出了一只大虫子——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孔令侃求救于宋美龄，宋美龄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只好命蒋经国手下留人。蒋经国也只好先“对父尽孝，再对国尽忠”了，打“虎”宣告失败。是为打虎不成，反被虎抓了一把。 到了1949年，蒋家王朝在大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经国跟在父亲后面亦步亦趋，为老父排忧解难，不离父亲左右。如1949年10月，西南实力派人物卢汉自觉再战无出路，有心退出国民党阵营。蒋介石风闻卢汉动摇，在这关系“西南保卫战”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到昆明对卢汉“申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对此，蒋经国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冒险，如果父亲不顾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但他还是助父亲一臂之力以完成此行。 开始，蒋经国先出使昆明，捎话说蒋介石不来昆明了。等卢汉放松了警惕和准备后，第二天，蒋经国又突然通知卢汉，蒋介石即将到昆明。为防止卢汉对蒋介石采取“不轨”行动，他拉着卢汉一人到机场迎接蒋介石，并立即到卢汉家中用餐，餐毕蒋经国故意说：“刚才接到广州的消息，那边天气可能发生变化，请父芙立即启程”。蒋介石会意，将计就计，以此作借口迅速逃离昆明。事后，蒋经国说：“父亲昆明之行，固无异深人虎穴也。”多亏女子默契才逃离了虎穴。 在战乱中，蒋经国替父亲传递信件，发号施令，俨然是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在国民党逃台的过程中，蒋经国所起的作用更大。他以“太子”身份出面处理要务，增加权威性，提高办事效率，以利于逃台的各种事项安排。实际上，蒋经国是国民党逃台的最重要的策划人和指挥者。是他，把大陆的“家私”统统运到了台湾，为日后台湾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是他，在大陆风雷震荡之际，为蒋家构筑了台湾小巢。患难之中见真情，父子情深经受住了考验。 国民党到台湾后，蒋经国的职务以火箭式的速度上升。1950年，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958年，任“政务委员会委员”。1965年，任“国防部”部长。……1972年，任“行政院院长”。 蒋经国在国民党官场上能平步青云，最关键的就是有个好爸爸。为了能让儿子继承自己的权力，蒋介石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到台湾之后，在蒋家上下，宋美龄的地位在一天天下降，而蒋经国的权力却越来越大。蒋经国只要人在台北，不管政务多忙，居住在离士林官邸多远，每日必早请安，晚汇报。蒋介石卧病时，蒋经国每日要去探望三四次。一则形式上保持中国传统家庭的风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二则实际上为自己确立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不可动摇的“传人”位置。 为了讨得蒋介石欢心，蒋经国在全台湾大搞对蒋介石个人的盲目崇拜，博得蒋介石“龙颇大悦”。当然，蒋经国本人对蒋介石确有发自内心的敬仰和崇拜。他曾写道： 自从我服务社会以来，年龄渐长，随侍父亲的时间较久从识父亲的思想、精神、德业和襟怀也益深，自愧不能仰学于万一，但在有知之年，我就一直在父亲的慈爱、教诲、督责之中。父亲于我可以说是领袖，是慈父，是严师。 蒋介石到台湾后，尽管其封建、独裁的本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大陆失败的教训迫使他变更了一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作风，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又为蒋介石创造治台“业绩”提供了条件。尤其是蒋介石在长期的内外斗争中的阅历和本领更是蒋经国所无法俱备的，这些都令蒋经国顶礼膜拜。 蒋介石在台期间，利用了一些时间读了不少儒家政治学说和基督教教义方面的书籍，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加以发挥，提出了“以人为本”、“广施仁政”、“修明教化”、“政治与伦理相合一”等说教，通过大庭广众，父子深谈，给蒋经国及其同代人以教益。“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身兼父亲和老师的蒋介石为了“蒋家王朝”的香火延续，对蒋经国可谓海而不倦。蒋经国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亲书“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加以赐勉。当蒋经国59岁生日时，蒋介石在日月潭致信给儿子，畅谈陆王心学，理气之说，并发微阐幽，联系实际，批共骂毛，“光复大陆”，“解救同胞”。 蒋经国从蒋介石的“教导”中得到了不少“做人做事成功立业的大道理大学问”，但蒋经国生活的年代毕竟不同于蒋介石。蒋经国没有经过辛亥、北伐，没有见过“剿共”，对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只是在40年代才有切身感悟。蒋经国幼年在信奉佛教的祖母和母亲的教导和呵护下成长，又在苏俄生活、学习、工作了12个春秋，这12年是自然年龄和社会年龄中的“黄金岁月”。尽管蒋经国经过蒋介石“三民主义”的洗脑，但佛教的“普度众生”和共产主义的“人类平等”教育使他一生保持着与蒋介石迥然不同的工作风格，即平民化，务实性。蒋介石从中看到的当然只是儿子接受他的所谓“爱人”、“仁政”的一面。 2．如此“母子”情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照理，宋美龄与蒋经国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母子关系，才更能维护彼此的尊严和利益。然而，正是这个“第一家庭”的利益太非同寻常了，谁成为这个家族的主宰，就意味着谁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母子之间的利害冲突必然表现为权利之争。蒋介石在世，宋美龄夫贵妻荣，无限荣光尽在其身，蒋介石死后，却没有子贵母荣的局面。宋美龄似乎只徒有老成凋敝的心态，历史上宫廷政治中，父子仇杀，兄弟自残的事情层出不穷，毋庸谈与皇后或外戚之间的争斗了。不要说蒋经国不是宋美龄的亲儿子，就是她的亲儿子，只要是为了权力，争斗就在所难免，她又能怎样呢？ 宋美龄在与蒋介石结婚之前，就知道有蒋经国这个人存在。结婚之时，蒋氏父子交恶，宋美龄对蒋经国并未放在心上。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给宋美龄写下“遗书”，希望她能在他不幸之后，教育抚养蒋经国、蒋纬国弟兄俩长大成人。 西安事变后，中苏关系得以改善。蒋介石委托驻苏大使通过外交渠道帮他找回多年来音讯不知的儿子。在苏方的帮助下，蒋经国得知了父亲要他回国的口信，并知道了宋美龄的一些情况。他请这位大使回国时代他转送宋美龄一件貂皮大衣。 1937年3月，蒋经国离开了生活、学习、工作了12年之久的苏联，辗转回到国内，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尽管她在归国之前曾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表示一回国即奔家拜见高堂大人，但迫于父亲的威严及从未来前途考虑出发，他还是先在蒋介石面前先认了宋美龄作“母亲”。 宋美龄见到蒋经国一家，寒暄之后，开口便教育蒋经国：“你勿晓得啊，我花了很大功夫把你要回来的呀！”蒋经国连声道谢。 自蒋经国回国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蒋经国和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手下，一个忙于社会福利、外交、空军事务，一个在地方从事青运、政治工作，基本无什么冲突，相安无事。 两人发生不愉快是1948年底，蒋经国上海“打虎”。 “打虎”行动开始后，蒋经国又组织了万余人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并调动了上海市6个军警单位，伴以“青年服务总队”严厉打击投机市场，搜查库房，检查市场及交通枢纽，甚至进入居民住宅进行搜索。他一时雷厉风行，首先枪决了泄露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接着处死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位科长，外国记者称蒋经国为“中国的经济沙皇”。在他主持的一个月内，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及外币达3．7亿美元。 但是，金圆券的发行由于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一旦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必定会加速市场物价的上涨过程。上海商人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顾一切地仍囤积居奇。物价虽平，但有市无货，蒋经国又进行物资检查，凡登记不实者，一律查封。他先枪毙了大商人王春哲。杜月笙的儿子拉维屏被查出囤积了6000万元以上的物资后，被判刑6个月。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在上海巨商大会上，杜月笙当着蒋经国的面表示： 我小儿子是囤积了物资，违犯了国家规定，是我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经国先生查办。但是我有个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 蒋经国被杜月笙如此“将军”，只好答应一定派人去查一查，果然扬子公司囤积了不少东西，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粮食等等，共二万余吨。证据确凿，9月30日，蒋经国下令查封扬子公司，并逮捕了孔令侃。 当晚，南京的总统府内正在大宴宾客，宋美龄正在频频举杯之际，实然接到上海打来的紧急电话，说孔令侃被捕了。宋美龄十分气恼，神色至为不安，先行离席。她立即给在北平的蒋介石打电话，叫他回来放人。 这时蒋介石正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让傅作义出兵两个军救援辽沈战役中的孤城锦州。10月8月，蒋介石对傅作义说，他要到上海走一趟。傅作义劝他说，战局正处于紧张时期，离不开统帅的指挥，不要走。蒋介石说他此行有私事要办。其实蒋介石有所不知，宋美龄早已嫌他远水救不了近火，于10月1日即乘专机飞往上海直接把孔令侃带回南京，不久又将其送往美国避祸。蒋介石收到夫人的信，不敢有丝毫怠慢，抛下战事于百日飞回上海。当时蒋经国、宣铁吾、俞鸿钧等人求见，皆被宋美龄一手挡驾，说蒋介石过于疲劳，需休息一夜后再谈公事。经宋美龄一夜说服，蒋介石同意按宋美龄的决定行事。过了不久，蒋介石告诉蒋经国他们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丢大脸的事情，请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事情果然不了了之。 傅作义听说此事后大不以为然：“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丧失信抑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蒋经国打不了孔令侃这个“特大老虎”，借酒浇愁，饮泣痛哭，“打虎”使命的结束。此后，上海开始抢购物资的风潮，随之而来的是黑市猖撅，国民党的限价政策破产了。 到了台湾之后，蒋经国尽管表面上仍尊宋美龄为“母亲”，但在心里却恨死了孔、宋两家，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宋美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由此联系到历史上“女人祸国”的故事。 随着蒋经国在台地位的提高，蒋经国找到一个让“母亲”难堪的机会。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蒋军退出大陈岛。大陈撤退，蒋经国主持其事。台湾上空笼罩着一片沮丧气氛。但以来美龄为支柱的“华美协进会”，却由陈香梅出面，在台空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岛上有史以来首次资助服装表演会，介绍流行美国的H绒条洋装，并打出旗号为“服装义演”。这天晚上，应邀赴会的有美国驻台湾“大使”蓝钦等各国“使节”及其夫人，都是些得罪不起的贵宾。但是，“军人之友社”总干事江海东却率领一批军官在马路上拦阻赴会贵宾的汽车，对“丧师失土”的悲痛时刻出现的这种歌舞升平的虚华现象，表示抗议。 宋美龄将拦阻汽车之事报告了蒋介石，蒋盛怒之下，下令扣押了江海东。江海东在狱中颇受优待，3个月后便恢复了自由。江海东事件，表面上，主事人受到处罚，但蒋经国自感出了口恶气。 到了60年代，随着“夫人派”在台湾岛内的元气大伤，宋美龄亦自感无力回天，在蒋经国升迁的仕途上，干脆来个顺水推舟。 1963年，陈诚因健康欠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的兼职，由严家淦组阁，事前，严家淦到蒋介石官邸商量“八部二会”及“政务委员”等的名单，到了初步决定的时候，宋美龄看到阁员名单上，蒋经国仍是“政务委员”兼“退役官兵辅导会主任”，便说：“经国呢？总不能让他一辈子做特务，做见不得人的事吧。”蒋介石听后沉思一会才说：“让自己的儿子做部长？这样合适吗？”接着又说：“就让他到国防部做副部长，跟俞大维见习见习吧！”宋美龄在旁边补充：“你不给他机会，怎么知道他不行？我的看法他很行！”于是，在宋美龄的提示下，蒋经国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从此，掌握了台湾当局的“三军”，建立了巩固的权力基础，在通往“接班人”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孔家人借凭悼之机，劝宋美龄出山，做国民党总裁，但蒋经国先行一步，于28日召开中央委员会，修改党章，以“总裁”之名作纪念留给蒋介石为由，选举蒋经国担任党的主席，孔家失算，宋美龄不久也飞往美国定居。 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并未放弃对台湾政局的关注，每周二中常会一结束，便打电话询问情况，因宋美龄年事已高，常常忘记纽约与台北的时差是12到13小时，她下午3点拨电话，而台北正是夜间，蒋经国还在睡梦之中。原来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是北方人，军人出身，反应不太机灵，常常穷于应付宋美龄的电话，有时说“总统”睡了；有时搪塞说，“总统”不在。宋美龄很是反感，后来，蒋经国得知后，换上了极善“外交辞令”的沈昌焕。宋美龄讲上海话，他答上海话；宋美龄说英语，他答英语。语言上的障碍扫除了，宋美龄很是满意。她与蒋经国之间的“热线”也就畅通无阻了。他们随时可以通过电话商讨有关台湾大事。 1976年，宋美龄为了追念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特地从纽约乘坐“中美号”专机飞台。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再度束装赴美，长居美国。 1978年，蒋经国在就任第六任“总统”前夕，曾两次致电宋美龄，热切地希望继母能返回台湾参加他的就职大典，并顺便祭奠蒋介石。宋美龄却称“深恐睹物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己”而未能成行。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总统”，宋美龄从美国发去贺电“勉励”。 1986年秋，尘封11年的“士林宫邸”再现新貌。由于多年未使用，整修后既要符合宋美龄的生活要求，又要保持过去的原貌，这让台湾省有关部门着实费了一番脑筋。 1986年10月间，蒋经国的健康状况转坏，10月31日是蒋介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时，蒋经国派他的三儿子蒋孝勇前往纽约恭迎来美龄返台。10月23日，宋美龄在蒋孝勇的陪伴下返回台湾，住进了士林官邸。 在蒋介石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宋美龄发表了纪念文章，题目是：《我将再起》。文章发出后，岛内大多数政治人士评价，在经历半个世纪的权力波澜和人事沧桑后，年近90旬的宋美龄似乎早已看透了政治的本质，彻悟人类权力的险恶，她将不会再留恋“权力”了。 宋美龄在台湾活跃了几十年，她对台湾当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台湾的夫人派，她的作用非同一般。 在台湾，所谓“夫人派”并不仅仅指年龄层次超过75岁以上的权力精英，还包括当年随侍蒋介石的国民党党政军的高层人物。蒋经国当政后，这些蒋介石的“老臣”多已退隐山林，但他们的影响力并未消失。 这些元老重臣，在政治上往往是保守的。他们对蒋经国提出的“六大革新方案”，特别是开放“党禁”、解除“戒严”、调整“中央民意代表机关”等“政治改革”方案，多有异议。无形中，这些异议便成了蒋经国“改革”的阻力。为了顺利改革，蒋经国只有求救宋美龄。 为什么宋美龄能助蒋经国一臂之力呢？因为这些元老重臣，诸如张群、黄少谷、何应钦、谷正纲、袁守谦、李国鼎、沈昌焕、秦孝仪等都与宋美龄有着亲密的关系。 如果宋美龄出面安抚元老派，调节蒋经国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对双方都有好处。 宋美龄对此作了积极的调解工作。美国《纽约时报》1986年12月底刊载的一篇专文说，宋美龄对于开放“党禁”、解除“戒严”等“开放政治路线”不表反对；相反，她表示支持“政治民主化路线”。 宋美龄返台以后，蒋经国心情很好，家族成员间的来往也非常频繁。蒋经国经常到士林官邸向继母请安，互话家常。宋美龄对蒋经国也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常留蒋经国吃晚饭。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政事特别操劳，有时候心情郁闷，胃口不好，宋美龄便特别交待厨师，给他做几样家乡小菜，让他开胃口。蒋经国如果公事太忙，无法来吃饭，宋美龄便派人把菜送到大直官邸蒋经国住处。由此看来，在蒋经国执政后期，他们母子关系还是和睦的。 为了安抚反对“革新”的元老重臣，宋美龄陆续召开台湾当局党政高层人士，听取他们对政局变化的意见。此后，还特别召见了台军方人士“参谋总长”郝柏村及陆海空三个军种的“总司令”。宋美龄分别对其予以嘉勉，无形中肯定军方的作用，以便赢得军方对蒋经国“政治改革”的支持。 宋美龄的这些活动，对于调节国民党当局领导层的关系，巩固蒋经国的地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蒋经国这种特殊的母子关系，导致他们在权力上的龌龋纷争，有人说，蒋经国一直对宋美龄夺去其生母的地位而耿耿于怀，始终对宋不能原谅，这恐怕无从考证了。但无论怎样，在蒋氏政权内，他们既唇齿相依，又勾心斗角，才能保持各自的利益，保证家族的延续发展。 3．贤良慈孝 在蒋氏家族中，如果说来美龄是个“洋化的华人”的话，那么，蒋方良倒是“华化的洋人”。 蒋方良原名芬娜，出身于俄罗斯一个贫寒的家庭，与蒋经国结婚后于1937年来到中国。 当蒋经国领着芬娜来到蒋介石面前拜见他时，蒋介石上下打量着儿媳，见她低眉顺眼，很懂些中国礼数，心中的疑虑渐渐化解了。相处两三个月后，他发现这个俄罗斯儿媳个性温柔顺逊，处处体贴、关怀着自己的丈夫、孩子，孝敬公婆，有着天然的中国贤妻良母的德性。蒋介石从内心接受了她，并给她起名为“万良”，意为“端正”、“贤良”，冠以夫姓，名日“蒋方良”。 蒋方良初到中国，语言不通，文字不识，信仰不同，饮食不惯。不过，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品性坚忍，吃苦耐劳的俄罗斯女性，何况蒋方良还有与生俱来的聪明、干练。一年之后，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蒋方良很快学会了中国话，能非常流畅地与人交流，并喜欢上了复杂而且有味的中国烹调技术。在蒋经国出任赣南专员期间，蒋方良除服侍婆婆外，闲暇之余，开始学习绘画、书法，山水画和颜体字的水平不断长进。蒋介石闻此，颇为满意，想不到一个生活在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近20年的异邦女性如此迅速地被中国文化同化了。 蒋方良是位大度、质朴、善良的女性，尽管贵为“太子太妃”，但始终保持着平民的品质，从不过问男人们整日奔波的天下大事，以家庭主妇的位置自处，对蒋经国更是百依百顺，纵使蒋经国在赣南“红杏出墙”时，她也只是到自己的“婆婆”宋美龄面前哭诉一番，寻求点安慰，并没有与蒋经国大吵大闹，相反，事后更加关怀丈夫，这使蒋经国大为感动，也让蒋介石心中佩服。 蒋方良随蒋经国来台湾之后，尽管蒋经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质朴，丝毫没有“夫唱妇随”、“夫贵妻荣”的感觉。她远离自己的祖国，在台湾无依无靠，对政治不怀半点非分之想，因此在复杂的台北政治圈中，甚至在“第一家庭”的政治活动中，纯属异数。当初，有些官太太们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和蒋方良对蒋经国的影响，想方设法讨好、巴结蒋方良，幻想着她的“枕边风”能对自己的先生有好处。蒋方良并不知道这帮女人的用心，别人托她讲情面、拉关系的事总是盛情难却，满口应承，帮人说话。孰料，起初蒋经国并不在意，也没当回事，有了几次之后，蒋经国知道她这是被人利用了，当面对她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碰了顿钉子，从此再不敢提及别人托她的有关政务方面的事了。那些官太太们见托付无效，也就不怀希望，渐渐疏远了蒋方良。 在蒋经国的心目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观念非常明晰，他对女人过问政治，插手权力非常不满，甚至对宋美龄在这方面的言行亦有反感。因此，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蒋方良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家庭主妇一类，政治上毫无作为，不过，她也习惯于这样。但是，这也给蒋经国在公开的政治场合活动带来些尴尬。在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后，为了应付一些场面，“院长夫人”必须露面，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会彻夜不眠，第二天一大早，她在天不亮时就起床，翻来覆去地穿戴赴约时的正式服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等待出发。到场之后，在别的贵妇人们谈笑风生、穿梭来往时，她要么静静地坐在墙角，低眉顺眼，要么死死地盯着人家，当别人与她打招呼时，她或是点头微笑，或是站起来欠欠身子，算是回礼。 蒋经国整日在外奔波，回家之前，还得先到士林宫邸向宋美龄、蒋介石请安、问好。到家后，除了与蒋方良和一家人吃顿晚饭，几乎没有时间陪伴蒋方良，蒋方良孤独难忍自不堪言，也就想出了不少打发时光的法子。 饮酒、抽烟是她打发光阴的办法之一。饮酒对于出生在俄罗斯的蒋方良来说似乎与生俱来，她的酒量之大，豪饮的蒋经国都不是对手。在大陆时，顾及到影响，蒋方良饮酒习惯还有所克制。到了台湾后，由于孩子已大，都在读书，蒋方良白天无所事事，一到晚饭时分，蒋经国归来，夫妻便畅饮起来。伏特加是蒋方良最爱喝的民族酒，由于当时的苏联与台湾当局无任何往来，一些讨好巴结蒋经国的人便偷偷地从香港一批批弄来进贡。蒋经国对别人的礼品一般不收，但独此伏特加来者不拒，夫妻两人一顿晚饭，一两瓶伏特加不在话下。 从来酒烟不分家，抽烟也是蒋方良的一大爱好。年轻时，蒋方良就有此好，来华之后，由于身份所限，特别是老公公蒋介石忌讳别人抽烟，蒋方良一度戒烟。来台之后，由于与士林宫邸分门独户，蒋方良再续；日好，且烟量不小。与宋美龄专抽劲小的女士抽的烟不同，蒋方良特别好抽混合型外烟，诸如“良友”、“剑”牌等等。当然，每次去见蒋介石，或者与蒋介石在一起时，蒋方良是绝对不敢抽烟的。 在“蒋家王朝”来台之后，美国是它的保护伞，台美关系一直不错，美军驻进台湾，为了加强与美方，特别是与在台美军之间的，蒋经国开始下功夫学习英文，他还特地为蒋方良请来一位美国驻台“大使馆”参事的太太做英文教师。蒋方良天生就有学语言的禀赋，两年之后，他们夫妇在私下场合能用比较流畅的英文与美国人士交谈，令美方大为惊叹。蒋方良一人独自在家时，《中国邮报》（China Post）、《中国新闻》（china News）一类的英文报纸是她消遣的阅读品。 京戏是中国的“国粹”之一，当蒋方良来到中国时，由于蒋经国的缘故，时常不情愿地听听南北各腔，看看生、旦、末、净、丑各种角色的表演。久而久之，看出、听出了些门道，结识了些名角。来台之后，由于文娱活动远不如大陆，加上60年代中叶起，台湾掀起“文化复兴运动”，京剧在各阶层和场所纷纷亮相，蒋经国夫妇也加入其中，蒋方良跟着名旦焦鸿英后面学了一段时间，成为一大“票友”，虽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也能称得上“字正腔圆，有板有眼”。 蒋方良尽管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却是一大玩家，且玩什么精什么，有段时间，她几乎每天都让人用车送她到圆山饭店的保龄球馆玩保龄球，时间不长，球技大长，不过玩兴也到此为止，半年之后，保龄球馆内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打高尔夫球，是由王永澍夫人和蒋方良的长媳徐乃锦引导的，人们有段时间曾见蒋方良身穿白色短衣裤，头戴白色遮阳帽，挥舞着球杆的身影，但不久就消失了，因为她气喘病复发，高尔夫球也就不打了。 4．语言上的“联合国” “第一家庭”成员复杂，来自海内外的不同地域，因此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别，最典型的表现是语言上可称得上是“联合国”。 宋美龄祖籍海南，长在上海，学在美国，后又随蒋介石奔走南北。因此宋美龄会讲粤语、上海话、英语，还会国语。 蒋介石生于浙江宁波，后到北方、日本学习，长期生活于上海，因此宁波方言、官话、日语、上海话讲得非常流利，国语说得并不标准，带有很浓的浙江口音，此外，他还会点英语。 蒋经国生在慈溪，后到上海、北京、苏联读书，会说宁波方言、官话、上海话、国语、俄语，英文水平在后来也不错。 蒋经国的太太蒋方良是俄国人，俄语是她的母语。来华后，蒋家特意为她请来了一位国文教师教她国语，她学得很快，一年之后，就能非常流利地与人交谈。还会说宁波话。 蒋纬国生在日本，幼年就被蒋介石带到慈溪抚养，不久又到上海、苏州读书，长大后被蒋介石派到德国学军事，学成后又赴美国学习考察，因此，上海话、英语、德语、国语都很流利。 在蒋家还有会说德语的，一位是蒋纬国的第二任太太邱爱伦，她是位中德混血儿，另一位是蒋孝文的太太徐乃锦——革命先烈徐锡麟的孙女，也是中德混血儿。 在平时的语言交往中，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一起时，用上海话交谈，在公开场合两人均操国语，尽管蒋介石讲得并不标准。在外事场合，宋美龄讲英语比她讲国语更流畅。 蒋经国的家庭语言是国语，大小人等都能听懂。夫妻在一起时，国语、俄语混着说。当蒋经国在外办事不顺，回家生闷气时，蒋方良为安慰夫君，会用俄语问候、关心他，使他感到家庭的平静，回想起年轻时代的浪漫岁月。蒋经国往往因此而愁云顿消，心情开朗起来，俄语的魁力在这种情况下的作用如此之大。 蒋纬国在公开场合讲一口流利的国语，平时讲课时，国语、英语、德语串在一起，往往能收到生动活泼，别开生面的效果。在家里，夫妻之间常常中、德语言混用，夫妻感情融洽。 宋美龄在家庭中使用语言分对象、场合。对蒋经国、蒋纬国讲上海话，以体现家庭气氛。对儿媳们、孙子们讲国语，以示长辈威严，当然这些人也不懂上海话。 在与孔家、宋家人的交流中，宋美龄通常是上海话、英语轮流用，与自己的同胞姐姐、哥哥、弟弟交往时，还常讲粤语，以现手足之情，再返少年时光。 蒋方良是一位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蒋经国不喜欢她经常外出，或者到别人家串门，时间长了，难免与外界封闭，逐渐走上了自我禁锢的道路。蒋经国没做“总统”时，她还会到外面买东西、逛街、看电影，后来，蒋经国做了“总统”，家搬到七海，远离市区，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上街闲逛。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身心难免造成一些病症。病发的先兆是，她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不超过10句，总是一个人静坐一旁发呆。日子长了，人们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知道情况不妙。 蒋方良发病时，在官邸内翻箱倒柜，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楼上楼下到处都是。而这个时候，再劝她出门散心已经为时已晚了。 嫁到蒋家就要奉行蒋家的规矩。蒋方良在生活中遵守浙江的传统风俗习惯，并用它教育孩子，逢年过节，带着孩子拜祖先，烧香、磕头，样样都学会。她还穿旗袍，讲宁波话。一心一意地做蒋家的贤妻良母。 长子孝文因纵酒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脑部受损失后，蒋方良再也没有玩兴了，整日泡在儿子的病房里，常常神情黯淡，以泪洗面，尽着一份慈母的爱心。蒋家上下对此莫不动容。 蒋方良60岁生日时，蒋介石手书贺词：“贤良慈孝”，以表对这位异国儿媳的爱怜之心。 1988年1月13日晚，蒋经国溘然长逝，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也相继去世。亲生女儿蒋孝章长期旅居美国，惟一的儿子蒋孝勇一家，也迁居美国、加拿大，后染病而亡。独留蒋方良孤守偌大的官邸，她的际遇更受人们注目。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蒋方良对关心她的人说。 事实上，满足现状，无所欲求，一直是蒋方良谨守的人生哲学。她平素视台北为第三故乡，默默地以坦然的心境面对不幸和哀伤。 有一次，蒋方良向一位甚为亲近的友人表示，要将自己的存款分为10份，分给儿子媳妇和孙儿女。在她的计算中，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女儿友梅；孝武的太太蔡惠媚、子女友松、友兰；以及三子孝勇、孝勇的妻子与3个儿子，两代共10人，承继她的积蓄。蒋方良的每笔金钱支出，都精打细算，好不容易积存的一笔不多的存款，还要留给子孙，看来，她在世上为自己着想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了。 由于蒋方良的俄籍背景，社会上许多人士公开建议当局，应当允许她回俄罗斯安度余年，而她则表示俄罗斯毕竟已人事全非，不能算是家园了，台北才是她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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