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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在国门紧闭的年代，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非洲，对我来说更是一个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我被告知，我要去的国家在赤道旁，气温十分高，工人如果忘了戴手套去触摸在太阳下暴晒的钢筋的话，手上会被烫起水泡。并且，要去的话，至少连干两年，中途不能回国。妻子开始不让我去，但当我听了一位鼓励我去的朋友说了“磨难也是一种财富”的话后，我自己下定了去的决心。 四月在中国是春意盎然的季节，我拖着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够用两年的肥皂、牙膏、牙刷、内衣、内裤、袜子、拖鞋、蔬菜种子、蒿甲醚（一种抗疟疾药）以及三本厚厚的辞典————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一人走上了通往黑非洲之路。是年，我正值不惑之年，但第一次走出国门遇到的一切仍让我感到新奇和迷惑。 北京飞往罗马尼亚的航班中途在卡拉奇机场降落，我得在这里换乘飞往内罗毕的航班。我看了看机票上接续航班的起飞时间，再一看手表，真把我吓了一跳，只剩25分钟飞往内罗毕的航班就要起飞了，我怎么来得及去换登机牌呢？我匆匆赶到中转手续办理处，气喘嘘嘘地催机场服务小姐赶快给我办登机手续，服务小姐不紧不慢地对我说我要乘坐的航班离起飞还有3小时，这时我才想起卡拉奇和北京已有3小时的时差，换好了登机牌我在侯机大厅找了个座位坐下，取下我的手表对照大厅墙上的挂钟把手表时针向后倒退了3个小时，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时差的存在。刚坐定，我又担心起我在北京机场托运的行李来，机场人员看了我的行李托运票，对我说，你的行李会直接运达接续航班的到达港，中转时自己不必管。这时，我才放心地又坐下来继续等候。 当我再次登上飞往内罗毕的飞机时，发现机舱内我已是唯一的中国人。又经过连续7个多小时的飞行，在肯尼亚当地时间深夜11点多，飞机降落在漂亮的内罗毕机场。我跟着旅客人流来到行李提取大厅，在传送皮带上取回了我的行李箱后朝机场出口处走去，希望能见到来接我的公司人员。使我失望的是直到旅客全部走完，都没有见到接我的人的踪影。我想肯定是公司总部忘记了发电传通知接人。 几个黑人出租车司机已几次到我跟前问我是否需要打的。但我却身无分文————用剩的人民币在离境前已留在北京，按当时的规定不准将人民币带出境外，借调公司也没有发给我或借给我美元。而且我又说不出要去的地方的确切地址。我只好谢绝了出租车司机的好意。 我失望地回到候机厅的座位上，体验着什么叫孤立无援。 夜已渐渐深了，候机大厅开始安静下来，穿着迷彩服的黑人警察端着步枪在大厅的二楼来回巡逻，一位警察还到我跟前要我出示了一下护照————-8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肯尼亚对来自“非自由世界”的旅客还持戒备的态度，刚才入境时我的护照还由机场移民局留下了复印件。我向警察说明缘由后警察同意我继续呆在候机厅。 我把行李箱竖起来，放在我的座位前，疲倦地趴在箱子上寻思办法。这时，我才感到内罗毕的夜是多么寒冷，我穿上了毛背心还觉得有几分寒意，让我怀疑我是在离赤道不远的热带城市。出租车服务台还是灯光通明，但显然已没有乘客，整个机场进入了休息状态。我突然眼前一亮，发现出租车服务台窗台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是我猜想中的一本详尽的内罗毕全市电话号码簿。我查到了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电话号码。但当我一看时钟，已是深夜一点多，我不能去把使馆人员吵醒，决定等天亮后再打电话。 早上6：00，东方泛白，机场又开始喧闹起来。我准备去打电话时，才发现须向投币口投入肯尼亚硬币，才能拨通电话。一位黑人青年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向我询问了缘由，他立即给了我一枚一先令的肯尼亚硬币，为了表示感谢，我立即塞给他两瓶风油精，都说黑人喜欢中国产的这小东西。我很快拨通了使馆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亲切的乡音，使馆人员答应立即通知正在帮助肯尼亚援建体育中心的S公司项目组派车来接我。 当我正推着行李箱进洗手间时，机场广播室传出了用英语广播找人的声音，我听清了是在叫我的名字。机场出口处一辆轿车已等候在那里，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来接我的竟是数年前教过我英语口语的兰老师。 内罗毕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但联程机票上的日程告诉我，我得在内罗毕住3天才有飞往摩加迪沙的航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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