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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楼适夷 上海闸北宝山路，有一条弄堂叫三德里，不知现在还在不在，那是在青年时代很值得纪念的地方。是五卅运动大浪潮过后不久吧，我们几个年轻的朋友自己业余经营的一个小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办得越来越兴旺，借的一家小烟纸店楼上的房子，再不够我们回旋了，于是找到了这三德里的房子。”整幢我们租不起，与“中国世界语学会”（也是一个穷团体）合伙，租了那儿A16号的小楼。过了不久，“创造社”依靠读者5块钱一股的资本。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有个门市兼编辑处，住进A11号，成了邻居。郭沫若去广东前经常来，记得郁达夫在上海独身时，还在楼上住过。相去不远是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化气氛很浓。不过现在记忆的是那儿的一群“小伙计”。别说小字辈，倒是当时和后来成为文艺界名人的。周全平算个小头目，数得起名字的，有柯仲平、叶灵凤和潘汉年等等。 我们在业余与假日，都得上图书馆于义务劳动。而对出版部又都是5元钱的股东身份，就因常常到A11号去玩儿，跟“小伙计”结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常上图书馆来帮忙。这些人个个都是小作家，写文章、办刊物，各有特色，又都爱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学，无所不谈。年轻爱玩儿，无所忌讳，有时也言不及义，相处得非常愉快二真不愧为“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汉年和叶灵凤合伙，两个人办了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叫《幻洲》。那是取的沙漠中一块小小绿洲的意思。这《幻洲》作为文学刊物有个特点，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叫《象牙之塔》，是由叶灵凤负责的。叶灵凤既写小说，又画琵亚词勒式的画，有时穿着三友实业社出品的自由布衣服，蓝雪花纹的大褂，外加上红雪花纹的马甲，真像冒充的王尔德，见了叫人吓一跳。潘汉年担任的是刊物的下部，叫做《十字街头》，专登杂文，有时半本刊物几乎是他一个人包办，化了许多名，什么亚灵，泼皮，水番三郎等等，擅长嬉笑怒骂，什么胡适，吴稚晖，狮子狗曾左李之流，没少挨他的骂。他的“新流氓主义”就是在那儿提出来的。有时骂得走火，胡说八道，说什么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骂出来了。但大家还是爱看。因为他的有些文章，都是我们大家聊天聊出来的。言以见志，比方参加聊天的小头目周全平，就说过：“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官，陈独秀想当将来的官……。”有时，大家听了气愤不过，几乎要饱以老拳。过了几年，果然这个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笔他所经手的革命经费，逃之夭夭了。至于这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小潘，可想不到后来变成了一个党的重要地下工作者。 “小伙计”们有几位坐过一回牢。孙传芳封了门市部，把他们带走，幸而当淞沪督办的是学者丁文江，有谁走他后门，放出来了。等到来了蒋介石，出了“四一二”事变，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为江南书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图书馆则依然存在，关了一阵门，又开张了，直到1929年给封门，捕人，没收，遂告完蛋。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的党，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还在公开活动，依然和叶灵凤一起，办了一个文艺刊物《现代小说》，写他的小说，住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所谓“听车楼”上，一方面却成了地下工作者。鲁迅先生刚从广州到上海，互济会由王弼出面请先生吃饭，小潘也在场。这一次鲁迅与他谈得很亲切。1929年酝酿成立“左联”，就是他和冯雪峰、冯乃超去请先生出来挂帅的。1930年“左联”成立，有先生的讲话，也有潘汉年代表党的讲话。前者有冯雪峰的记录，可惜后者没有留下文字材料。 1931年，我在离开上海两年多之后回来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仍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这么个小潘，有时见到，知道还在上海，有时许久见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派一个姓潘的叫潘什么同志作代表去谈判。我才知道这潘什么原来就是小潘。 后来，我在南京，和汉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几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见客了，回来偷偷告诉我：“你猜来的是谁？是汉年，他是从延安来的，来谈判。”过不几天，梓年背着行李走了，给我和一起的几位同志来一封信说：“形势很好，你们大家也快出来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个来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党，告诉我办事处的地址说：“你自己去好了，那儿有熟人。”我就去了，见我的是小潘。他问了我还留在那隔离世界的人们，—一把名字记下。我提出要知道些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方针。他给我看一个文件，红油墨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芦沟桥事变告民众书》。我一看就发愣，他说：“现在就是这样，你一时不了解，慢慢看一阵，休息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这样，我们又分手了。至于那个文件，后来不见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儿。 过了一个月，“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在家里呆不住，便又弃家出走，在大后方兜了个大圈子，后来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诉我，他要找党。后来约定在德辅道一家小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来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后，我无论在上海，在根据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见过小潘。上海已经变成孤岛了，敌寇环伺，漫天恐怖，但却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绒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吓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却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过去了。后来在新四军那儿，没瞧见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寝室里，挂着一张小小的单条，上边是秀美的书法，写着一首诗（诗句忘了），是汉年过苏北去延安时留下的手笔。总之，他好像总是在满中国，甚至在国外跑来跑去。有人说他这个人是神出鬼没的。 直到全国解放，我从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这会儿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没事找他干啥。周而复同志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就住在这大厦里。”带我到他房间里，他依然嬉皮笑脸的，同过去一样，和30年代某些个别老朋友不同，脸上未添官气。当然，岗位不同，工作没联系，相忘于江湖，以后见面少了。 晴天一声霹雳，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据说是个“大坏人”，本来应该枪毙，但是宽大了，没毙！怎样反法？如何坏法？没公布，不知道，但二话不说，应该相信，就相信了。从此虚无缥缈，不知到哪里去了。不应问，也不敢问。20多年过去了，不见的朋友，又一个个出来了，最后挨到小潘，小潘也没事了。然而人呢，人没枪毙，却在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死了！正如丁玲来京时，和我谈起雪峰，忽然发出愚问：“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我也要发同样的愚问了：“小潘，小潘，干么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历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却能在我有生之年，见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这当然应当归功于活得久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的党，我要更热、更热地热爱党。 1982年8月30日于北京 潘汉年在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中①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吴黎平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汉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当时，他在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7月，我遵照党的指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中央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宣传部长是李立三同志。我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主编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刊物《环球》；一方面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代表参加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领导。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工作同志聚集在上海。在革命文化界，一度存在着不同团体和派别，未能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当时，在这些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派别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有某种原则意义，但其中也确实包含一些狭隘的情绪和偏见。这不利于革命文化工作者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对于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当时，潘汉年同志是文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 我在潘汉年同志家里同他接上了头。那时，潘汉年同志夫妇俩住在上海新闸路的一间厢房里。我们的初次谈话很自然，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他向我介绍了革命文化界的状况，分析了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形势。我觉得他的谈话是客观的，深刻的，抱有革命信心的。 当时，文委每周或隔周开会，会议地点不定，经常是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店里，大家装作喝咖啡闲聊天的样子，作为掩护。遇到有重要的事情时，则到潘汉年同志家里开会。通常参加会议的有文委成员朱镜我、杨贤江、李一氓、王学文、李初梨、彭康、冯乃超、彭芮生、林伯修等人。文委讨论文学问题时，也请夏衍同志参加。 潘汉年同志在领导文委工作中，是公正的。当时革命文化界里面各种意见很多，特别是“创造社”的某些同志和鲁迅先生不和谐，有些成见。潘汉年同志能够超脱门户之见，和鲁迅先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对原“创造社”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潘汉年同志善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他机智灵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来往自如，从容不迫，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建立了各种联系，为进行党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他对党的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天总是在东跑西忙。潘汉年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很少考虑个人安危，总是那么乐观。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起上海的街道上帝国主义巡捕、国民党特务到处游窜，潘汉年同志轻蔑地说：那群家伙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不怕他们，总是有办法的。 大约是在1929年11月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向潘汉年同志谈了对于革命文化运动的三点意见：一是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革命文化工作者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要闹这个派那个派，争个不休；二是我们要尊重鲁迅先生，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社团，统一和加强党对革命文化运动各个方面的领导。潘汉年同志很同意这些意见，表示自己也有这些想法。我们交换了对于工作的一些具体设想。随后，文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潘汉年同志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意见，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他还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给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样。会后，我和潘汉年同志约定一起去拜访鲁迅先生。 当时，鲁迅先生家住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个弄堂里，常到北四川路的一家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看书和约人谈话。我们和鲁迅先生约好在内山书店见面。不久，我们按约定时间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先生。在一间僻静的房间里，我们和鲁迅先生谈起了对于文学界现状的估计和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见，希望文化界同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请鲁迅先生在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先生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谅解，认为他们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并同意用“左翼作家联盟”作为组织的名称。我们提议开一个会，专门把成立“左联”的事情讲一讲，邀请鲁迅先生出席讲话。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大约是1930年1月底，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靠近外滩路口的一座红房子的二楼，文委召开了“左联”的一次筹备会，大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是一个茶话会的形式，由潘汉年同志主持。鲁迅先生到会讲了话，大意是要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推进我国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艺而努力奋斗。会上我也作了发言，一是说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进步文化工作者、左翼文艺团体应当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当时苏区红军武装斗争的发展形势很好，我们革命文艺界也应当放弃过去的论争，广泛地团结起来，创造中国革命文化斗争的新形势。二是说在这个斗争中，大家要拥护鲁迅先生，把鲁迅先生作为我们革命文化运动的旗帜，向敌人进行斗争。这次会议上，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大量的组织工作是潘汉年同志承担的。他对上海文艺界情况熟悉，交游广泛，活动能力又强，联络了许多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朱镜我、杨贤江、彭康、李一氓、冯乃超等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 这次筹备会开过不久，我由于受到王明的诬陷打击，被撤了职，离开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没有能够参加“左联”成立大会。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我和左权、陈启科等同志就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行为十分反感，曾不断有过斗争。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书，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罗织罪名，把我撤职。并布置在文委系统内对我进行批判。汉年同志对于王明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并不赞同，更反对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在“批判会”上，他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我被撤职离开文委后，在地下支部“锻炼”期间，尽管经常要在晚间外出贴标语、撒传单，但我总是关心着汉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况。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汉年同志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是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潘汉年同志等战友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同时，也经常撰写一些文章，在文委和“左联”的刊物和书店发表、出版，作为对革命文化运动，对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种支持和拥护。以后，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狱，和汉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1932年，我被党营救出狱，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瑞金工作。1933年下半年，潘汉年同志也从上海调来苏区中央局工作，我们又见了面，久别重逢，十分亲切，不禁回忆起在文委期间一起工作战斗的情形。同年11月间，国民党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人来苏区和我党联络共同反蒋抗日。潘汉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军来人接洽，随后又作为我党的代表到福州进行谈判，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阻碍，红军未能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配合十九路军，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败了。我们红军的情况，也就更为危险了。 1934年10月，我们一起随中央红军长征，潘汉年同志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我任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在工作上来往就不很多了。遵义会议后，他被党中央派出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从这时起到解放战争，我们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全国解放初，我们又一起在上海工作。那时，他是上海市副市长，我是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当时，我党刚进入大城市，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坐下来闲谈叙旧的时间。我总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去登门找他，往往又顾不得多谈，潘汉年同志每次都是积极帮助设法解决。我们虽然分别多年，但仍保持着以往的友好关系。 我和潘汉年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1955年。这时我在北京工作，他从上海来，在中南海遇到了，没有来得及多谈。没想到不久就传来了潘汉年是“反革命”，被逮捕了的说法，使我大吃一惊。我讲不出更多的根据，但总感觉这事情来得太突然，太不可想象，难以理解。大约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缘故吧。确实的，多少年来，我心目中的潘汉年，还是30年代在文委共同战斗时的那个生气勃勃的“小开”，总是蒙不上一丝一毫“内奸”的影子。不论经过了多少岁月的磨洗，不论在何种场合，每当回忆到30年代的斗争，回忆到文委、“左联”，我总是很自然地想起潘汉年同志，想起他做的那些庄严的工作。 而现在，20多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我心中激动不已，不可想象的，终于可以想象了，难以理解的，终于能够理解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给人民留下的真相，是不会被几句诬陷不实之词所掩盖和湮没的呵！ 1982年12月27日 “左联”的成立与潘汉年的作用①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原题为《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本书中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冯雪峰 我与潘汉年初次相识，是1928年12月在上海。 在鲁迅1927年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的日记中，也记有潘汉年同别人一起去见鲁迅的事，照当时的情况看起来，潘汉年显然不可能是代表党去谈问题的。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酝酿是从1929年10月后就开始的。潘汉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1930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1929年10月、11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我去同鲁迅商谈，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这时候，据我了解，“创造社”方面，潘汉年主要是找冯乃超；“太阳社”方面，则找阿英（蒋光慈好像还在日本）；同时潘汉年也找夏衍、洪灵菲等人谈。 大概在1929年底，产生了所谓基本构成成员12人，我记得是鲁迅、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钱杏邨）、柔石、沈起予、洪灵菲、阳翰笙（华汉）、冯雪峰。这也就是发起人和筹备人的意思。这名单是由潘汉年提出和各方面商量决定的。 在“左联”成立时通过了由冯乃超起草的纲领草稿，当时作为中宣部干事兼文委书记的潘汉年肯定看过。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是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开的。到会的我记得有30多人。潘汉年代表党先讲话，而后是鲁迅等讲话。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和成立，是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30年2月间，也是潘汉年发动和主持的。鲁迅是发起人之一。 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潘汉年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担任了另外的工作。 潘汉年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瑞金去，大概是在1933年9、10月间。12月底我从上海到瑞金的时候，他正在福建人民政府做我们党的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他回瑞金。 1934年10月潘汉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和第三共产国际联系。 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香港，大概是1936年4、5月间。6月间，我从上海到香港同他取得了联系。我随即返回上海。6月20日左右，我派周文送密件到西安转中央，向中央请示埃德加·斯诺要进陕北的问题和报告，潘汉年已同我取得联系。 这一年7月上旬，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大约四五天，随即到陕北中央去。 潘汉年回上海后，即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潘汉年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1936年8月间，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两广反蒋事件失败的时候，潘汉年曾派我去做一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我到上海南面郊区的一个很僻静的X园里（可惜地名已忘记，只记得里面有冷饮处和高尔夫球场）去见张学良，向张学良借用飞机。见了张学良，但是飞机没借成。到现在连当时要借飞机做什么用也给忘了。 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那天晚上，我也曾经和潘汉年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点多钟，我接到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情况很坏了。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30多分钟了。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他报告了中央。 1937年8、9月间，即在抗战开始之后，叶挺同志来到上海。当时叶挺同志住的旅馆在沪西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潘汉年带我去看望叶挺同志。在那里我还碰到了李一氓同志。潘汉年告诉我，李一氓从西安调来，将在叶挺同志领导下工作。 1948年2月间，左恭从南京到上海找到我，他想到香港找党的关系，我曾陪同他到香港去过一次。我到香港找到邵荃麟，通过邵荃麟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同左恭谈了话。我自己还到潘汉年家去做过客。这是我们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理者冯夏熊注：这是根据我父亲冯雪峰同志的遗稿整理的） 潘汉年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曹力奋 在潘汉年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革命生涯中，早期曾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经历，人们知之甚微。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移回到60多年前的上海，就不难发现，潘汉年受命转入党的隐蔽战线之前，已在左翼文坛驰骋了5年。他编辑出版新文学刊物，发表大量别具风采的杂文、小说和新诗，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由一个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成长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他组织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筹备与成立，推动了上海左翼革命文化阵营的形成，并扩展至平、京、津、汉、广等各大城市，为开创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一、崭露头角的创造社“小伙计” 1923年10月12日，17岁的小学教员潘汉年以刊登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一首新诗《不敢》叩开了文坛之门。望着报上印成铅字的一行行小诗，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令他兴奋不已。两年后，潘汉年只身离别故乡宜兴，踏进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潘汉年迫切希望能在这片洋溢着五四新文化清新气息的土地上尽情汲取更多更新的知识。他先是考取了文艺界知名人士黎锦熙、黎锦晖兄弟开办的中华国语专科学校。不久，学校因故停办，潘汉年经朋友介绍，进入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编辑部。五卅惨案的发生，把不甘于终日埋首书案的潘汉年卷入中华书局职工反帝爱国游行示威的行列，其间结识了中华书局印刷厂的中共党员。随后，潘汉年还积极参与发动中华书局职工向资方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斗争。校对工作之余，潘汉年笔耕不辍，创作的新诗、童话、杂文、短论陆续见诸报端，逐渐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1925年9月，潘汉年应同乡周全平之邀去《洪水》编辑部帮忙。该刊是著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自五卅运动后一改浪漫主义创作倾向而创办的，它注重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讨论，抨击现实生活的黑暗与不公，很受青年读者青睐。编辑部因人手紧，没有明确分工，编辑、校对、发行，大家样样都干。这给了潘汉年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次年春，创造社出版部成立，租了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11号作门市部，潘汉年正式加盟其间、和周全平、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等几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出版部主要出版、发行创造社成员的作品和《洪水》半月刊，工作紧张忙碌。潘汉年所分管的是刊物订户工作，他善于同各种不同阶层的人员交往，与许多读者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精力充沛的“小伙计”们不满足于出版部的繁杂工作，余暇闲聊中，潘汉年提议办一份“小伙计”们自己的刊物，大家一致响应。说干就干，一张由潘汉年全权负责编辑的八开四面小报《A11》诞生了。从取自出版部门牌号的刊名，足以看出潘汉年等年轻人不拘泥于传统，富有创新意味的鲜明个性。潘汉年在《A11》创刊号上写道：出版部被“四围的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扫除那周围的碳酸气。”①《A11》为“小伙计”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愤世嫉俗提供了宣泄之处。十余篇短小精悍的杂文出自潘汉年的手笔，其中《原来如此“内除国贼”》一文，就进步报人邵飘萍因“有宣传赤化嫌疑”惨遭杀害发出悲愤的感叹：“中国的国贼，原来不是军阀，不是资本家，不是串通外人的卖国者，是‘有宣传赤化嫌疑’的不爱国者！谁说的打倒军阀呢，‘内除国贼’的‘国贼’还要请军阀去除的。”② ①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②《牺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88页。 《A11》仅出至第5期便夭折了。十余天后，潘汉年又主编出版了内容比《A11》更丰富充实的32开《幻洲》周刊。不幸的是该刊也只发行了两期即被查禁。紧接着，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宣传共产，发行过激刊物，肆意毁谤政府”的罪名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没收了全部《洪水》半月刊，并抓走了叶灵凤、柯仲平等4人。潘汉年、周全平因不在场而幸免。事情发生后，潘汉年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他首先想到同在三德里的中国济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救济革命被难者为主要职责的革命群众团体。潘汉年向济难会负责人、中共党员阮仲一、王弼说明原委，他们答应聘请律师为叶灵凤等出庭辩护，又陪同潘汉年他们带了衣物食品去警备司令部探听消息，安慰被捕人员。在友人的指点下，潘汉年上门拜访商务印务馆老板高梦旦，恳请他出面向淞沪督办疏通。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圆满解决。创造社出版部复业，叶灵凤等人获释归来，只是《洪水》未能复刊。 在参与编辑《洪水》半月刊的同时，潘汉年面临着人生旅途的重要转折点，他作出了神圣而庄重的选择。1925年秋，潘汉年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青年，他已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党和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员文化战士。 二、《十字街头》的文坛骁将 短短数月中，创造社一系列刊物《A11》、《幻洲》、《洪水》遭禁，这非但没有使潘汉年心灰意冷，相反激起他向封建军阀政府奋起抗击的勇气和信心。在冷静总结前一阶段办刊经验的基础上，1926年10月，潘汉年与叶灵凤合编的《幻洲》半月刊问世了。该刊以“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成为一无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为宗旨。分上下两部，叶灵凤主编上部《象牙之塔》，专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下部《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主要刊载杂文、述评、随笔。上下两部风格迥异，给人一种标新立异的感觉，但也可能是潘汉年为避免重蹈《幻洲》周刊覆辙而巧妙运用的一种策略。 潘汉年坚守的一条办刊原则是：“不计毁誉，凭着要出版的精神，始终如一的干下去。”“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自己要说的话。”①他认为每个刊物必须有独立个性，“只凭读者的喜欢与否来绳准内容，就要商业化了。”因此，在主编《十字街头》时，他提倡一种“街头哲学”，即采用街头搜集来的材料，通过自己的道德准则—一作出评判。潘汉年把自己标榜为“新流氓主义”，并解释道：“新流氓”应有的精神是“好管闲事”。“只要是社会上的一切变化，与我们都有影响，我们都应当问信。”②从这里，我们能够领略到潘汉年身上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①《潘汉年杂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②《牺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97页。 《幻洲》半月刊从创刊至1927年2月，每期《十字街头》总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潘汉年用不同化名写就的，共发表近40篇杂文小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就连远在厦门大学执教的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及《幻洲》是当时最风行的刊物。本着“好管闲事”的精神，潘汉年写下了《山东大学行跪拜礼》、《又是投壶》、《仍恐有伤风化》、《电话局长的礼教》、《极刑问题》等文。在《爱国的先生们到哪里去了》一文中，潘汉年谴责那些口口声声高喊外抗强权、爱国保家的国家主义者，面对租界当局在租华交界处设置电网、不准华人通行所表现出的沉默，尖刻地嘲讽与断言：“拥护国旗红黄蓝白黑，正是保家又爱国！青天白日满地红，亡国又灭种！①这些文章大都切中时弊，锋芒直指军阀政府、国家主义派、维护封建文化的复古派。 ①《潘汉年杂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转眼到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取得了节节胜利，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扩展到长江流域。潘汉年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伐前线南昌的信函。原来，是创造社前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副秘书长李一氓邀请潘汉年前去南昌政治部主编《革命军日报》。征得党组织同意后，是年2月，潘汉年走出“十字街头”（《幻洲》因之而停刊），赶赴南昌，换上戎装，英气勃勃地投入工作。为适应军队宣传鼓动的需要，潘汉年努力将报纸办得严肃而不失生气，以通俗朴实的文字鼓励军营官兵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4月中旬，潘汉年奉命回到上海。在三德里，分别两个月的“小伙计”们沉浸于重逢的喜悦中。岂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勾结上海帮会流氓，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策动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无数工人、学生和市民惨死在枪弹下，宝山路三德里一带血流成河。潘汉年亲眼目睹大屠杀的惨状，悲愤交集。鉴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大规模“清党”，潘汉年遵照上级党的指示，辗转于武汉、九江等地，于7月底重返上海。 国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潘汉年的心情是复杂而痛楚的。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深深忧患，很快化为拿起笔杆作刀枪，不屈不挠继续战斗的精神力量。潘汉年找到老搭档叶灵凤，决定重振旗鼓，恢复出版《幻洲》半月刊。他们把编辑部从笼罩着“四一二”大屠杀阴影的三德里迁到霞飞路一家皮鞋店楼上。临街的屋子，终日充斥着马路上有轨电车、汽车等嘈杂声，潘汉年给书斋取了个雅号名曰“听车楼”，并以“听车楼随笔”为题，在《十字街头》上撰写了多篇笔锋犀利、矛头对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杂文：《汪先生悔不当初》、《禁止白话文与切切毋违此令》、《普天共庆》、《释国家主义者的新口号》、《血淋淋的头》、《又多了一种党间》、《南京事件》。《爱国先生的真革命》等。在国民党右派一片“清党”声中，潘汉年的讽刺诗《元旦书红》刊登在《幻洲》上：“元旦书红，万事亨通。刀下头落，革命成功。升官发财，有吃有用。委员老爷，革命光荣。汽车马车，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实同志，纳贿从容。上拍下吹，官运走红。赤化暴徒，决不留种。杀尽青年，清党反共……”①诗刺痛了国民党政府，《幻洲》被政府以“宣传反动”的罪名查禁。《幻洲》刚被查封，潘汉年即以专为青年说话的周刊《战线》取而代之。这充分展示了潘汉年机智顽强、灵活善变的战斗个性。他在《战线》的开场白中写下了一段肺腑之言：“我们甘愿顶着反动的罪名跑上战线去冲锋，不能日视敌人猖狂而退缩，我们甘愿牺牲在权威的枪炮之下，不能为了个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顺的奴才。”② ①《牺牲者》，花城出版社出版，第313页。 ②《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8期，第24页。 这一时期，潘汉年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先后发表有十余篇短篇小说及一部长篇《牺牲者》（未完成），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离婚》，后期部分作品刊登于他和叶灵凤1928年初共同创办主编的《现代小说》月刊上。该刊创刊时偏重于反映爱情生活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在革命文学口号的影响下，办刊方针转变为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上，倡导“普罗文学”，增辟了文艺思想理论批评的栏目。潘汉年的代表作《浑沌中》、《白皮鞋》、《法律与面包》、《浮尸》等，都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时代气息，从内容到形式无不打上革命文学的烙印。在小说《例外》中，潘汉年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没有我们革命者现实的幸福，我们的生活只是热烈的斗争，我们的命运只是流血的牺牲，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全人类创造未来的光明自由社会的实现。”① ①《牺牲者》，第112页，花城出版社。 三、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 ——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组织者 从1928年起，潘汉年以其出众的才华在后期创造社中脱颖而出，但潘汉年办事的机敏、干练，特别是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更引起党组织的重视和赞赏。还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期间，性情温厚、开朗、善于交际的潘汉年结识了一批文化、新闻、出版界的进步朋友，他们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为加强对文化界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开辟党的文化工作新局面，由宣传部长李富春找潘汉年谈话，布置了任务。同年夏，潘汉年根据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指示，把上海各文化团体及有关单位的中共党员集结起来，组成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江苏省委指定潘汉年为书记。同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任书记。1929年6月至7月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年仅23岁的潘汉年被任命为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至此，他的主要精力转向领导文化界党组织的工作。 潘汉年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项艰巨工作，就是解决了持续一年有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身为创造社成员的潘汉年也盲目地参与了对鲁迅的批判。1929年秋，论争才引起党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对论争的起因和过程作了分析研究，确认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对敌。 潘汉年考虑到论争给双方在感情上造成较大的隔膜，要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必须从扭转创造社、太阳社党员的思想入手。潘汉年在与创造社党小组成员阳翰笙商量后，主持召开了由冯雪峰、夏衍、柔石、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等参加的党员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基本取得了共识：文化界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统一行动。 作为文委书记的潘汉年，此时一面对太阳社、创造社党员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一面在《现代小说》上发表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一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就论争的焦点问题重新进行辩证的、客观的理性思考，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潘汉年在文章中首先提出，把普罗文学限制于仅仅描写普罗生活，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解。无产阶级以其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产生了本阶级的艺术。区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否从无产阶级的观念形态出发，而不是用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无产阶级生活为标准。潘汉年认为：“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①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无论工人题材，还是地主、资产阶级、小市民、农民的生活都能写。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只有写无产阶级本身生活，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当然，潘汉年也承认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是普罗文学的极好题材，但这决非坐在家里凭空想象可以写成的，唯有亲身观察体验普罗生活，奋勇地参加普罗斗争实践，方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普罗文学作品。潘汉年对上海左翼作家所处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环境十分熟悉，他进一步提出：“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无产阶级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至于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②在这篇文章中，潘汉年阐明了普罗文学的划分标准、题材范围，这是他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作的初步探索。 ①《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 ②《现代小说》第38第1期。 不久，潘汉年又撰写了《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一文，要求从事左翼革命文学的同志通过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思想上的障碍，巩固我们的阵线，整齐我们的步伐，以利于左翼文学运动健康发展。文章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与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不允许从个人利害关系或私人感情出发，用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态度去攻击别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到现在，自我批判的工作是很不够的。“为了要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普遍化，为了要确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理论，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与生活的错误，为了要指导一般青年读者怎样去理解作品，我们应当马上开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自我批判。”②这样才能纠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自负的态度和不正确的倾向。 ①《拓荒者》第1卷第2期。 ②《拓荒者》第1卷第2期。 潘汉年的两篇文章对历时年余且近白热化的论争得以逐步平息起了决定性作用。论争双方开始正视、认识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分清了文化战线上真正的敌友，在携手并进中加深了理解与沟通。最终使这场“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① ①《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平息论争的基础上，潘汉年又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连续开会，讨论以何种形式把一切进步作家组织起来。几经商议，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建立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文学团体。潘汉年让冯雪峰去鲁迅家中拜访，就成立左联的有关事宜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听了冯雪峰的汇报，高兴地表示赞成。此后，潘汉年又同包括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及党外人士郑伯奇在内一起座谈，再次重申了党中央结束论争的意见，对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已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上，经潘汉年提名，由各方商量后推定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夏衍等12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1929年10月，潘汉年在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上，要求尽快拟订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左联纲领，分头征集会员。他还叮嘱夏衍、冯雪峰等人及时向鲁迅通报每次筹备会议的情况。左联发起人名单和纲领形成后最先征得鲁迅的同意，再由潘汉年过目后转送党中央审阅，于1930年1月定稿。 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对鲁迅的争取、团结工作。尽管潘汉年曾参与了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当党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论争和对鲁迅的批判后，潘汉年勇于率先作出自我批评，并专程赴内山书店与鲁迅交谈，虚心倾听鲁迅对左联筹备工作的意见。潘汉年的真诚坦荡和高度的党性觉悟，令人肃然起敬。 经过近半年的筹组，左联成立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潘汉年与筹备小组最后确定于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左联成立大会。前一天，潘汉年由夏衍等陪同实地察看了中华艺大四周环境。他们沿北四川路、窦乐安路至中华艺大二楼会场，连学校的每个房间都仔细检查，学校共有几个出口，分别可从哪条路出去，都—一问明，心中有数。由于会议筹备时间较长，与会人数又多，为防范国民党当局破坏，潘汉年在会场内外布置了数十名纠察队员，确保会议安全。此外他还派了4名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暗中保护鲁迅先生，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便可安全护送鲁迅从后门撤离。 左联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冯乃超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简要说明，鲁迅先生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左联的当务之急是团结全体左翼作家行动，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潘汉年针对文艺界存在的小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缺乏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文艺批评、单纯地为文学而文学、不以文学推进政治运动等错误倾向和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报告阐明了左联成立的意义，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潘汉年的讲话全文刊登于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左联刊物《拓荒者》一卷三期上，它无疑是党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对30年代左联的发展壮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继左联成立后，社联、剧联、美联等左翼团体纷纷建立，这一切也凝聚着潘汉年的心血。在社联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代表文委作了筹备经过和社联今后工作计划的报告。要求社联通过出版刊物、书籍、组织研讨会，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系统地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扩大、深入与发展。 对左翼戏剧运动，潘汉年同样予以热情关注。早在筹备左联期间，潘汉年看到上海话剧舞台上活跃着不少业余剧团，吸引了一批学生、青年工人、店职员，就派夏衍加入正在组建的上海艺术剧社，加强党对剧团的引导。当他得知艺术剧社首次公演需自筹经费时，立即慷慨解囊。在艺术剧社的倡）k下，上海9个话剧团体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后因艺术剧社、南国社被政府当局查封禁演，戏剧运动联合会内部产生动摇，潘汉年会同郑伯奇、田汉、夏衍等专门作了研究，解散了联合会，另组“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0年8月，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这是我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第一次大团结，也是左联、社联、剧联等文化团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潘汉年为“文总”书记。他还先后担任“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执委、“中国反帝大同盟”党组书记、左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等职，直至1931年调往中央特科。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潘汉年虽然离开文坛，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他的短论杂文仍不时出现在《救亡日报》、《联合晚报》、《文革》等报刊上。 潘汉年自担任中央文委书记以来，团结和率领文化界党员、进步人士，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扩大党对左翼文化界的影响，培育了一支浩浩荡荡、坚不可摧的文化生力军，不愧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奠基人。 文艺通信① ①本文原载1929年10月15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十月扩充纪念特号”。 ——普罗文学题材问题 潘汉年××： 将近两年了，我蛰居上海，没有离开一步，这次为着要见你，居然使我与上海有三天的小别。在这短短的三天中，我们什么都谈到了，可是什么都没有谈得详尽。此刻我又离你归来，孤孤的一人坐在沪宁车中，我遥望着郊外的野景，自然的美好，并不引我入胜，——或者说它不会令我神往，盘旋于我心头的，只是那别后的惆怅！ 我的邻座是两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他俩有时候低首看书，有时候便谈论所看到书里内容的感想。车过了苏州，他俩大概是感到疲倦，各自抛弃了书本，只是闲谈，最初是谈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由这哲学问题，忽然又扯到文学上来了，一个是说明文学的必然有阶级性，他痛低新月派梁实秋否认文学有阶级性错误，及金屋派否认文学没有时代性的谬论；一个是怀疑现在的中国，是否能够产生Proletarian文学？ 他说：“我是承认普罗（无产阶级）文学的，但是中国的Proletarian文化程度是如此落后，很少有几个认识一个大字，现在他们怎么会有文学产生呢？” 另一个青年说：“我想普罗文学并不一定是只有Proletarian自身会产生，你我假如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了实际的认识与同情，根据他们日常所感受被压迫与惨痛的生活经验来创作，这就是普罗文学了！” “那末只有描写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生活与反抗就算普罗文学了？” “对啦，普罗文学是普罗自己的呼声。” “这一年来，高谈普罗文学理论的人很多，拥护普罗文学的人也很多，以普罗文学自命的创作家也很多，为甚始终不见普罗文学的成绩呢？就是在报章杂志上偶尔见着一二篇，大都还是以小布尔乔亚同情于普罗的描写而已。” “什么都要慢慢的来，一种新的运动发展是很不容易的，譬如现在我们认定唯物史观的哲学是正确的，可是还有不少唯心论的教授们在那里正努力开倒车工作！” 我很仔细的听他们谈，很有兴趣的注意他们所谈的一切，不幸谈到这里，他们的话头不晓得怎样渐渐转变到恋爱问题上去了，他们聚精会神的畅谈三角恋爱了！——一定的，青年闲谈的方法，开始不管你提出什么问题来谈，结尾必然以谈恋爱来下场。 我听了他们关于普罗文学一段的谈话，我便想起普罗文学这一口号是深深的被多少人误解了！尤其是“什么题材是普罗文学”的理解，在我们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中间是有一种一致错误的倾向，譬如上述那两个青年，他们是把普罗文学限制于普罗生活的描写，这是怎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误解！ 关于这一点，我们面谈的时候，我也没有详详细细的告诉你，现在我受了他俩谈论的启示，顺便再和你谈谈，反正孤寂地坐在车中正感着无聊，我乐得借笔与纸来排遣我心头的怅惘。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到今日正遇着Proletarian的抬头，由这一个矛盾，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是有它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因此亦就有他本阶级的艺术，所以要分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就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不是以普罗自身阶级的观念形态而出发，而不是离开了这一基点，只是拿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普罗生活为标准。在过去，资产阶级与封建思想的文学史，并不缺少描写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生活的文艺，我们为甚不承认它是普罗文学呢？就是因为它并不是把握得无产阶级的观念形态来出发，只是怀抱一点慈悲心肠而哼出那同情的呼声，换句话说，站在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上，看不惯有这样可悲可悯的人类生活罢了！ 在普罗文学的范围中，不是仅仅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根据普罗自身的阶级意识，还要去理解去批判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切现存的社会生活，它应当反抗压迫阶级的凶残，暴露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侵略……总之，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正是与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及其任务是一致的。我借樊仲云先生的话总结一句：“凡能以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n）的观点，观察事物，笔之于书的，亦尽可说是普罗文学。”（见《小说月报））20卷1号《通过了十字街头》①） ①原编者按：此刊1929年回月10日出版。副题是《今后文艺思想的进路》，署名仲云。 同时我应当说明，谁能够以被压迫的劳苦工农生活做题材当然是很好的普罗文学，可是这不是勉强妄想可以达到目的，所谓去观察、体验普罗生活，这是一种非实践的概念论，得不到什么结果，只有严肃的去受普罗的革命集团生活训练，只有奋勇的去参加普罗的实践斗争，在这种实地的生活中，你才能够得到无产阶级生活正确的经验，等于许许多多革命前卫的斗争生活，不是你坐在家里空想可以得来的。 我们看了俄国现在的文坛，就可以明白，以工农生活做主要题材的作家，大半是工农出身的。因为在那里的社会组织变革之后，有了普罗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中国一般社会的文化程度，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程度特别落后，像上海这样广大产业工人区，有几个工人能够用笔来写字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目前的普罗文学，并不要因为拿工农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太少而就失望，甚至怀疑普罗文学的提倡尚非其时，如抱这样的见解，实在是没有理解什么是普罗文学的使命及其任务的范围。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车已经过了真如，大家都在收拾行李，在这纷乱骚扰的状态中，我也不能再静心的往下写了。 现在我再借我的朋友的文章做我对于普罗文学题材范围意见的结论。 “普罗列塔利亚，是现社会唯一的批判者，而他们的阶级的观点，亦是现在唯一的客观的观点。所以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阻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凡是对于普罗列塔利亚底解放有关系的一切。”（见《创造月刊））2卷6期，初梨的《普罗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① ①原编者按：该刊1929年1月10日出版，全题为《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署名李初梨。 汉年1929.7.17沪宁车中 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① ①本文原载《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0日出版。 潘汉年 中国普罗文学运动发展到现在，其形态根据着理论的展开而逐渐被大众所认识。过去多少沉迷在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人们，曾经狂吠热嘲，把普罗文学当做洪水猛兽一般的攻击，而现在呢，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因为客观的必然性不可避免与阻难很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冲破旧文坛的巨浪，那些曾经诅咒与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的人们，也不得不背转身子掉过头追随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巨浪而前进。 因此，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自我批判的工作是急不可缓！为了要巩固我们的阵线，为了要整齐我们的步伐，为了要克服旧意识的抬头，为了要纠正不正确的倾向，……总之：要使这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在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过程的现阶段中完成其宣传与鼓动（广义的）的任务，自我批判的工作应当跟着运动理论的展开而当加紧执行。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与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对不与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相同，他绝对不容许从个人的利害关系或者私人的情感而出发，不料最近，我过去的朋友周毓英，袭用四年以前，我与他办小报攻击军阀孙传芳及其走狗名流学者那种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态度，来攻击个人，而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他所说的清除内奸） 他批判叶灵凤最近一篇创作《神迹》，而不从他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的非无产阶级而立论。他批判我的断篇《例外》的失败，不从文学理论上及作品表现的思想正确与否着眼，而在论前加了一段观念论推测的莫须有的事实，藉以反证我作品失败的原因。批判白薇女士的作品而在她的作品中用了英文名字，便论断作品的好坏。批判钱杏邨的论文，不从论文的内容来考察他的错误与否，而主观地骂人捧与不捧。叶灵凤的《穷愁自传》是一个长篇小说，不看他的内容而诡言是和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后》一般的自序传，看见了题目上有“自传”二字，连内容都不翻一翻，强说是作者的“自传”！并且发了一堆自传作品好与歹的理论，顶可笑的是要批判郭沫若的自序传作品的失败与否，而把看见人家批评的题目便认定是“攻击”郭沫若自序传的失败！批判杨邨人的小说不是普罗作品，不加以一点理由的说明，等于他说全平那篇《荣归》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一般可笑！——什么叫“为艺术而艺术”，不知我的朋友周毓英懂了没有？我想他假如去翻翻他背后老板所编译的那《欧洲文艺史纲》便不会有这样浅薄无聊的笑话，……通篇是在题外发了许多没有事实根据的牢骚，似乎很左倾的牢骚，这样便算“忠诚的批判”吗？那真是毓英对自己的批评道：“坐在马桶上放臭屁！” 我们一点也不害怕人家的批评，郭沫若也好，周全平，叶灵凤，钱杏邨，……不管是谁，作品与理论毫无疑义的有被批评的必要，但是我的朋友周毓英那种批评的目的与态度，和资产阶级文学家梁实秋，安那其主义的昆水氏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什么分别呢？ 话又说回头，这也难怪我的朋友周毓英，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展到现在，自我批判的工作很是不够，因此无理解的周毓英，凭着他一点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劣根性的爆发，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批评文字，堂而皇之刊在“有点小资产阶级意味”（《乐群》月刊2卷12期174页）的张资平小说之后而出现了！ 我们为了要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普遍化，为了要确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理论，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与生活的错误，为了要指导一般青年读者怎样去理解作品，我们应当马上开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自我批判。——同时，也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克服以普罗文学运动自负，我的朋友周毓英那种错误的思想与荒谬的态度！关于周毓英在《乐群》月刊第二卷12号上发表那篇《忠诚的批判》的无理解，我另在《现代小说》三卷四期写了一篇公开信给他，题目叫《内奸与周毓英》。 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① ①本文原载《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出版。 潘汉年 一个社会旧有的经济基础到了不可避免的动摇崩溃，而形成急剧的变革时期，其社会上层的政治文化、艺术等，一定也随之而变动。中国的文学运动发展的历史形态，自然是根据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序而产生。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的程序到什么阶段呢？广大的工农大众，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剥削二重压迫之下，城市的民族工业非特没有发展的可能，且日见衰落倒闭，咱然，帝国主义的工业是相反正在发达。）而工人所遭受资本的进攻，愈见残酷，随之发生目前继续不断的罢工斗争，在全国各大重要商埠随时可以看到；农村经济的破坏，更为显著，一般农民的贫穷化，失掉土地的贫农日渐增加，因此贫农的与地主的斗争更为深入，农民武装的游击战争，弥满了全国。全国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已经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奋斗着，亟亟的争取他们自己的出路，——中国革命复兴的浪潮，正在高涨发展，这一显著的事实，只有无产阶级的叛徒取消派闭着自己的眼睛否认这一现象，跟在统治阶级的背后，掩耳盗铃的高嚷着“中国革命死灭了”。 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的文学运动——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无疑义的它应当加紧完成革命斗争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之任务！ 有人批评过去的运动说：“中国新兴阶级文艺运动，在过去都是由小集团或个人的散漫活动，因此无大进展，且犯各种错误。”（见《萌芽》一卷三期第274页）对的！但是我想与其这样批评，毋宁这样说：过去运动的现象，充分表现着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的浓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尚未深入。 现在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推动了一般文化运动者思想的左倾化，对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是进一步的认识与运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味逐渐被批判而克服，所以文学运动也跟着走到第二个新的阶段。——上海左翼作家五十余人所发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这五十余发起人，过去分为好几个文学集团。而且彼此意见分歧，闹着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自我斗争，现在他们能够消灭彼此小集团互相对立的意识的，在没有形成联盟以前，他们曾齐集一堂，“开一讨论会，以‘清算过去’和‘确立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为讨论题目，……对于过去的运动，讨论结果，认为有重要的四点应当指摘：（一川、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三）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底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而文学的运动。其次对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认为最重要者有三点：（一）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底严厉的破坏，（二）新社会底理想底宣传及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新文艺理论的建立。……还有更重要的一事，即全场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的必要。”（据一卷三期萌芽月刊的记载）不久，果然形成了一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根据上述这一作家联盟成立的历史背景看来，当今革命巨浪到来，这一集团组织的意义是： 1．这联盟的结合，显示它将（有）目的意识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2．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的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 这是说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意义，现在我再说到这一联盟应有的任务： 1．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与斗争：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没有普遍化的深入，所以当初这一运动的开始，便没有正确的形态，如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浪漫主义、虚无主义的革命思想，充满了所有的文艺理论与作品中，一直到现在，含有毒质的革命文学作品尚在发展。我们要克服这一倾向及其危机，只有加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介绍外国已有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可是一方面一定要加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在这两重工作中，才能够产生与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配合一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 同时只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宣传，才能更快的摧毁一切反动文学理论的存在，减少其麻醉与缓和革命斗争的作用。现在资产阶级的御用走狗、学者及小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诡辩家，不是正在积极的向我们做各种方式上的进攻吗？我们丝毫不能忽略这一理论的斗争！ 2．确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我们单是发展文学本身的理论还不够，一定要注意到中国文学运动的实际理论的指导，就是说文学运动与政治斗争任务的联系的实际要怎样？举例说，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过去我们的运动与这配合是非常不够；其他如：我们要怎样去发掘反动者的思想根源？要怎样去突破反动阶级防御的战线？要注意怎样去指导与批判新进作家的理论与实际？怎样去帮助或发动青年文学团体的活动？……总言之，要确立斗争的策略与路线。在过去因为没有统一运动理论的指导，其发展非常迟缓与散漫，便不能在中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过程中，显示出文学运动的力量。 3．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作品大众化应该成为目前运动的中心口号，但困于文学理论的没有健全发展以及中国一般文化现状的特殊情形，这个问题，许多人以为无产阶级艺术与作品大众化是两个东西，换句话讲：大众化的作品好像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实在仍旧被艺术至上主义所蒙蔽，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二元论！目前中国工农斗争的勃发，正需要我们创制合于他们文化水准的作品，就是说，经过文学艺术的煽动与教育，加紧的鼓励他们斗争的勇气和情绪，当然，同时我们并不取消争取与鼓动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作，但是在目前工农大众斗争长足发展的时候，用合于他们文化水准的文化艺术去鼓励与煽动，是迫切主要的工作。假如我们的文学家，编撰一支民谣村歌曲形式（文字显浅明白，音调和谐顺口）似的鼓动斗争或暴露压迫阶级的作品，其艺术价值绝对不在皮面洋装、道林纸精印、专供大学生们所阅读的作品之下。 可是我们这些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要取得大众化作品的艺术形式与内容，不是凭空可以创造，一定要有大众化的生活的实际，才能做到，所以这里就马上关联着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者生活大众化的一个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先要指出生活大众化，不简单是为了文学而生活，是为了无产阶级文学家应该有决心成为工农大众斗争队伍中的战士，遂能产生大众化的作品，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为了观察大众化的生活，创造大众化的作品，而是为了参加工农大众的实际斗争，才能创造大众化的作品。 一切从事文学运动的同志们！全中国城市工人的斗争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勃发，全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风起云涌而转变为游击战争的红军发展，以及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客观的环境告诉我们文学运动者目前的中心任务：加紧大众化作品的创作，是如何的迫切！ 4．自我批判的必要：自己阵营内工作的检讨与批判，将加强我们运动的成果。要防止整个阵营中发生那些不正确的错误倾向的发展，只有坚决实行自我批判，才能够不歪曲我们前进的大道。自我批判不是闹着个人的意气，而是巩固与加强我们斗争的阵线；不论在理论上，作品上，运动的行为上，都需要大家站在整个运动的立场上，经常不断的执行自我批判，谁要反对或惧怕自我批判与理论斗争，他便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忠实勇敢的战士！也只有实行自我批判与理论斗争，才能克服与结算每个人一切旧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我想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任务，绝对不限于我上面所举的4点。我不过根据目前革命的阶段，择其要者而言，因时间及篇幅所限，容有忽略与错误之处，希望大家予以补充与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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