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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杨森对年轻的卢作孚说：“假若来生投世，我一定拜你为师！” 1925年初春的一天，一阵枪声过后，担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大权的杨森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川军中的一位朋友打来的。这位朋友告诉他，昨天夜里，有人顶替了他的位置，消息十分可靠。杨森神情沮丧地放下电话不久，就接到让他离任的通知——一名下级军官很礼貌地对杨森说：“我奉命前来送督理大人回家。” 杨森在这名下级军官和两名卫兵的“陪同”下，步出省府那威严的大门，台阶两边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辆30年代初进口的黑色轿车停在门前。杨森不无留恋地看了省府那高大的建筑一眼，上了车。黑色轿车很快从士兵们的眼中消失了。 次日上午，这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成都少城公园门前的树荫下。车门开处，走出一个身穿黑绸暗花长衫的人来。这个人站在门口，背着手，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左侧挂着的一块木牌，那上面是一行行云流水似的行书：成都通俗教育馆。木牌上有的地方油漆开始脱落，还有几处创痕。 “哟，这不是杨督理大人吗？有失远迎。该死！”眼尖的看门人一见是杨森，慌忙迎上前。 “还是叫我杨先生吧。”杨森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神色，问道：“卢先生在吗？” “在。在。我这就去禀报。”看门人乐不可支地说道。 “不用了。我们一起去见卢先生。”杨森连忙制止。 俩人一前一后进了大门，穿过一片空阔的场地，绕过一处假山，径直向孤零零的三间小屋走去。 杨森被赶下台的当天，卢作孚正在应付市政公所人员对通俗教育馆的帐目清查。当时还蒙在鼓里的馆长卢作孚，已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市政公所人员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清查他的帐目，这说明他的后台——杨森的权力动摇了。在四川政界，无人不晓杨森对卢作孚的信赖和器重。杨森曾多次邀请卢作孚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一职。由于军阀混战，四川政局动荡，卢作孚认为这一职务对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主张没有实际意义。他此时更热心民众教育运动，进行创造新的集团生活的试验。于是，他向杨森提出到成都创办一个通俗教育馆。尽管杨森对卢作孚不愿任职感到失望，但还是积极地支持了他的建议。 卢作孚曾私下里对人说，在四川没有真正统一之前，他决不担负任何省政工作，更不在内战中为任何一个军阀服务。户作孚的这一想法，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早年，卢作孚在成都办《川报》时，因接受了“五，四运动”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并在报上鼓吹革新思想而初露头角。1921年，杨森任川军师长兼署永宁道尹时，在泸州推行“新政”，邀请卢作孚出任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卢作孚从此步入官场，并开始同川省地方势力和社会名流广泛交往。他在泸州同王德熙、恽代英、肖楚女推行新教育的试验，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抨击，“幸杨森一力翼护”。但好景不长，军阀混战，杨森倒台退出泸州，卢作孚的新教育试验中途夭折。经这次挫折之后，卢作孚深知官场险恶，政局动荡，决心暂时退出官场。他说：“我是不想做官，只想为民众作一点有益的事情。”1924年，杨森重新上台，就任伊始，他没忘记卢作孚这位青年才子，再度邀请卢作孚出马…… 卢作孚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是他的“新的集团生活”的一种试验，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他将理想付诸实际行动的具体表现。对市政公所的突然袭击清查，他没有感到惊奇。 当杨森一脚跨进卢作孚的办公室兼书房时，这位通俗教育馆的创始人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一篇文章。他神情贯注，奋笔疾书。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很简陋，摆设寥寥无几，但很是洁净。卢作孚是位看上去很精明强干的青年人，中等个子，却剃着光头，轮廓分明的脸上因一双锐利的眼睛愈发提神。 卢作孚对这位稀客的到来显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他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步绕过书桌。 “稀客。督理大驾光临寒窗，不知有何见教？请坐。”卢作孚笑着说。 “快莫叫我督理啰！”杨森说，“从昨天开始我已是一平民百姓了。” 卢作孚吃惊地道：“这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对你老兄说过假话！” “我说难怪昨天市政公所的人突然要清查我的帐目，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卢作孚恍然大悟地说。 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卢作孚回忆了在川南的新教育试验，又讲到目前的成都通俗教育馆的发展状况。他不无忧虑但又是充满了热情和信心地描述了“教育救国”的前景，还有极富创造性的“新的集团生活”。 杨森没有插言，一直静静地听着。他一生中难得长时间听别人讲，更多的时间是自己讲话，由别人来听。他似乎被卢作孚所描述的那个乌托邦吸引住了。望着眼前这个只有32岁的年轻人，杨森抑郁的心里得到了片刻的慰藉。 “我们觉得复兴中国只有这一条道路，只有运用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文明民族更能抑制自己、牺牲自己，以为集团的精神，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以完成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的一个国家，才可以屹立于世界上。”卢作孚滔滔不绝地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你如果不满意这世界的趋势，你还可以改善它。我们要救整个世界20万万人口陷于困难之境的生活，整个不安的国际局面，岂止于救中国之亡！” 杨森完全被卢作孚的话迷住了。直到卢作孚讲完，他才接过话题：“我完全赞同老兄的观点，但是，一个四川都安定不了，又何谈国际局面之安定呢？这是否是一种东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四川军阀中，杨森算得上是个思想较为进步的开明之士。 “恕我直言，老兄实乃民族和国家栋梁之才。只可惜，时局不稳，人心浮动，谁会有心思忧国忧民？唯老兄也。”杨森感慨万端，“几十年中，我的足迹踏遍‘天府之地’，唯卢兄才字、思维、远见卓识、实干精神令我仰慕不已。拼了这残年风烛，我也要力举卢兄，为你鼓与呼呵！” 杨森临别之时，诚恳地对卢作孚说：“假若来生投世，我一定拜老兄你为恩师！” 杨森是一个参加过护国运动的军人，深受蔡锷嘉奖的部下。在靖国之役中，杨森击败川督刘存厚，攻占了川南的泸州，1918年被任命为泸州清乡司令，负责剿匪。1920年他宣布脱离滇军，出任川军第2师第1混成旅旅长，同年7月升任第9师师长。后在反攻成都、重庆的混战中，他担任第2军前线总指挥，并占据成都。年底，北平政府任命杨森为沪永镇守使。 1922年夏，新上任的川军第一军赖心辉部占领泸州，杨森倒台。卢作孚的教育科长被免职。同年秋末，川军第1军和第2军激战。杨森几经辗转，投靠吴佩孚，1923年乘四川内乱混战之机，率部返川，年底攻入重庆，次年初陷成都。1924年5月25日，经吴佩孚保荐，杨森出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 因此，卢作孚能受到杨森如此赏识，必有他的不凡之处。 随着杨森的倒台，卢作孚的“教育救国”试验也随之中断。卢作孚两度初试身手，“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相与“沉浮”。尽管他感叹“纷乱的政治不可依”，但是在他以后的岁月活动中，仍未逃脱政治的漩涡，而是更加适应了政治上的变化。 卢作孚揉合洋务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及西方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最终融“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为一体，把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的“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他的“新的集团生活”和“现代化”的设想。后来创办民生公司，就是他这个设想的试验。 在卢作孚一生的足迹里，曾经有一行笔直而又坚实的脚印。突然，在这行脚印边上，又出现了一行新的脚印，平行地向前，直到隐没在一片灌木丛中。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让我们回到脚印开始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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