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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未曾想到他的诗句会让千百年后的一个青年得到启示，并忽发 奇想：赤手空拳办航运 “总算回来了，回来了就好！”母亲望着儿子清瘦的面容，“瘦了，瘦多了。” 母亲边说边抹着眼泪。 “娘，这几位是我的朋友。”卢作孚指着几位年轻人说： “他叫赵瑞清。” “他叫彭瑞成。” “他叫黄云龙。” …… 卢作孚的母亲忙说：“快坐。叫淑仪煮饭，都饿了吧？” “婶子，我们哥几个还有些事，想在你家商量一下，打扰了。”黄云龙道。 “别见外，当是自家一样。你们有事就忙去吧！”卢作孚的母亲爽快地说。 卢作孚哥几个应声退出。 这时，邻居们纷纷前来探望，问长问短。许多乡亲还前来请卢作孚吃饭，不答应就不走。为腾出时间，他只好一一应允。 吃完晚饭，送走乡邻已是夜深了。卢作孚哥几个凑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轻声交谈着，直到天明，方才散去。大家约好半月后再聚。 时间过得飞快。卢作孚白天被挨家挨户请去吃饭，晚上开始琢磨着自己的事业。 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约来临。 在卢作孚家临时腾出的一间小屋子里，卢作孚和几位朋友侃侃而谈。 “我琢磨好了，”卢作孚用低沉的声音说，“靠军阀办教育是不可靠的。川南如此，成都亦是如此。每每随军事上的失败，而使事业共浮沉。这些日子我反复琢磨了，我们不能靠谁，要靠自己。为了改造旧的社会，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必须找出一条新的途径来。” 卢作孚越说越激动。 “要救国，必须发展文化教育；要发展文化教育，必须首先办实业；只有有了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 卢作孚猛地将话题打住，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自言自语道：“办实业，谈何容易。但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窗外黑漆的天空隐约有几颗寒星忽隐忽现，微弱的星光给那死寂的夜空增添了几分活气。 卢作孚喃喃道：“办实业，办什么实业？这是最主要的，必须选准。”他猛地转过身，对几位朋友们说：“还记得李白的诗句吗？” 朋友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诗句？” “就是那首‘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卢作孚兴奋地说。 “当是什么呢！”彭瑞成不解地问，“李白的诗跟我们办实业有何关系？”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诗说明了什么？”卢作孚自问自答，“这说明川境多山，交通不便。我们办实业，应从交通着手。” 李白未曾想到他的诗句会让千百年后的一个青年人得到某种启示，并忽发奇想。 “我们创业，交通应摆在第一位，实业放在第二位，其次才是文化教育。”卢作孚思维敏捷，才学过人。 接着卢作孚提出了他的理由：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富冠西南诸省，又是西南通向全国的门户。《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列强侵略势力不断沿长江向西深入，加速了中国西南腹地的殖民化进程，四川不但成为外国势力直接掠夺的地区，同时也是它的侵入西南广大地区的跳板。但是，由于四川交通不便，迄20世纪20年代中叶，不仅没有建立起一寸铁路，连通往毗邻各省的公路也没有一条。早在1904年，四川人民就决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一点一滴地由老百姓集资多达1645万元，自己修建川汉铁路。但腐败昏庸无能的清政府为满足帝国主义列强之无理要求，竟然以“铁路干线国有”为借口，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滥借外债，把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列强，激起了四川人民的义愤，他们自发地组织保路同志会，展开了反清斗争，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 只有长江可以使用近代交通工具，沟通四川与外界的联系。利用长江进行轮船运输，是投资少、见效快的事业。 卢作孚列举了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各种势力在长江上争相大办航运的事实—— 1920年6月，英商隆茂洋行“隆茂”轮、美商大来洋行“大来裕”轮驶入川江。 这一年，日商天华洋行创立，年底即开办日本至汉口间航线，次年初开始运行。 1921年，招商局添置“江安”、“江顺”、“江庆”、“新江天”等5艘江海大轮跻身航运。 这一年3月6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这一年的9月，重庆国民外交会成立，抵制外轮装运货物，致使外轮停驶一月。 1922年4月26日，日清公司“三阳”九入川，继以“宜阳”丸、“德阳”丸加入宜渝线营运。 1923年6月4日，日清公司“德阳”丸开行渝叙航线。 同年9月，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复勘长江水道，11月提出复勘报告。 1924年，美商捷江轮船公司接承其来洋行，经营川江航线…… 由此可见，办航运是一个获利颇丰的事业。 但是，办航运之艰难也是众所周知的。 辛亥革命失败后，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割据之中，30年代前夕，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没有在四川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军阀征战，强令商船运载兵员、武器、弹药。不仅一无收入，有时甚至连船也被扣，开不回来。更为头痛的是，武装土匪出没无常，拦截商轮，杀人越货，民族航业愈遭摧残，发展极为缓慢。自1917年华轮“联华号”诡寄英籍得免兵灾匪患后，华轮便纷纷改挂外国旗帜，外商也踊跃派轮行驶川江。华轮改悬外国旗需支付巨额挂旗费。据一份资料表明，仅聚福洋行悬挂法国旗的华轮，每年的挂旗费高达3万两！但由于四川陆路交通闭塞，水路使用木帆船速度既慢，又不安全，而轮船运输则能独占快捷之便，往往获利“对本有余”。外商自行经营则获利更丰。因此，到1925年，中外航业在四川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卢作孚决心赶这个“热市”。 1925年秋，卢作孚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受挫后，回到家乡合川。他一面在亲朋好友中大力宣传兴办实业和航运的理想，一面从重庆调查了所有的公司和所有的轮船，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试验”，“应以客运为主，实行定期航行”，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的主张，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师友的赞同。 然而，卢作孚身无分文，又如何办航运？ 他赤手空拳上阵了。 对于自信的人来说，自信即是成功的一半。 一桩颇似赌博的事业，在没看清底牌之前，他是不会轻易投下赌注的 正当合川县城被卢作孚创办实业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时，卢作孚突然从县城里消失了。 1925年初冬的一个黄昏，卢作孚作为民生公司创办发起人之一，出现在嘉陵江三峡地区的崇山峻岭中。 一桩颇似赌博的事业，在没看清底牌之前，他是不会轻易投下赌注的。 他开始了对合川地区广泛调查。 合川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汇处，历来就是交通要道。川北商贾、农副产品均需通过这些河道，汇入合川，然后运往重庆，进入长江流域。因此，合川之繁荣，乃是川北任何一地都无法相比的。但是，偌大一个合川，一无电灯，二无自来水，三无工厂，四无矿山，更无企业，只有一些零星的手工作坊屈指可数。如此风景秀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令人吃惊地贫困和落后。 客观来说，是因交通阻塞，但也有人为的诸多因素。 他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合川、嘉陵江三峡地区的构想。这篇宏论名为《两市村之建设》，他用石印刻印出来，分送各界人士。这本小册子分两个内容：一是《合川县城南岸市村建设的意见》，提出“将合川涪江对岸的南津街作为建设和改革的地方，以发展经济事业为基础，彻底改变城市的旧面貌”。另一个内容是《辅助渝合间三峡诸山经营采矿之意见》，介绍了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丰富的煤矿和森林资源，提出开发煤矿、森林和进行交通、治安建设的计划，以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区和游览区。 之后，卢作孚和挚友黄云龙来到重庆，对重庆所有的航运业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卢作孚惊讶地发现，外国航业早就开始了对川江的渗透。 早在19世纪90年代，《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约成，重庆、宜昌陆续开为商埠。重庆开埠之初，英美两国最先侵入，有英商2家：太古洋行和立德洋行；美商1家，各自派员到渝设立洋行。以后，英、法、日、美、德、意等国依次在重庆设立领事署。 到1926年初，染指川江的外轮公司已多达14家！其中主要的有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美国的捷江公司。 其时，太古公司在川江拥有轮船6艘，共3388吨；怡和公司拥有轮船3艘，计2881吨旧清公司拥有轮船4艘，计3169吨；捷江公司拥有轮船5艘，计2074吨。 此外，还有许多华商悬挂外籍旗，托庇外人。 外国航业侵入川江，刺激了我国民族航业的兴起，从而形成～支抗争的有生力量。 一些官绅为防止外轮染指川江，开始投资以获其利。1908年，川江轮船公司最初成立。这是一家官商合办的民营公司，经营初见成效。一些人纷纷效仿，川路、华川两公司继起。 川路公司1914年成立，1919年倒闭。华川公司1912年筹建，旋即分化为瑞庆、利川、庆安3个公司。但这3家公司只在川江上昙花一现。 这些民族航业的早期探索者，以自身的失败，为日后的民族航业的兴起垫上了躯体。 中国的轮船公司虽有几十家，轮船也有几十艘，但还不足以达到与外轮公司相抗衡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轮船公司的吨位小，几家甚至十几家公司的总吨位还不及外商公司的一条船的吨位。加之中国轮船公司势单力薄，一直处于外轮排挤的困窘地位。因此，川江航运，几乎被这4家外商轮船公司所垄断。 卢作孚后来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书中写道： “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业十分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法撑待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 卢作孚认为：长江上游自从开始有航运以来，不过十几年，然而它已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发轫时期、繁荣时期、过剩时期，正在进入衰微时期。他说： “在这几十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着重一时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有一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昌）渝（重庆）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他将笔直接伸入到事物最本质的核心： “在扬子江上游初有航业的时期，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不足，运货商人争先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费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所以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大多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以致于转相卖船，其情势非常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 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已经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那么，后退吗？ 后退不是他的性格！ 细致的调查，周密的思考过后，他果断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以加速其失败”。 绝对的慧眼！绝对的商业道德优秀品质！ 卢作孚雄心勃勃地回到了合川。 他对黄云龙说：“箭已削好，就缺将箭射出去的弓和弦了。” 筹股一波三折，卢作孚揣着八千元钱办成了两件大事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县通俗教育馆内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其中有卢作孚幼年时的恩师、时任合川县视学（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先生，还有重庆名流——曾在合川等地当过知事的贤达郑东琴先生，以及同学、好友黄云龙、彭瑞成、赵瑞清、周尚琼等，一共10多人。 这次会议决定了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公司。为何取“民生”二字？卢作孚解释说：早年他崇尚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受之启发，并愿为之奋斗。故从孙中山先生三大主义中取其一：民生。 “兹事体大，必须有本地士绅和有名望的前辈鼎力致成。”卢作孚说。 已厌倦仕途的郑东琴，正打算弃官从商，一听卢作孚要办实业，忙问道： “不知为何选中航运？铁路、公路不是也可使四川走向繁荣吗？”郑东琴有些不解。 卢作孚若有所思地说：“别的我也考虑过，修铁路、公路耗资大，四川山地多，很难办。唯有办航运投资少，收效快。”卢作孚侃侃而谈，“目前航业不景气，众所周知。对此我已作过细致调查，只要经营得好，管理得当，还是可以赚的。长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财宝，无需集聚大批财力去修通，只要有船有人，就可以办航运。办了航运，四川就可以和长江中下游相沟通，一改闭塞局面，使四川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以不负家乡父老祈盼。” “好！只要用得上老朽，当竭尽全力。”郑东琴一言九鼎，“川江乃是黄金航线，创办航业实属必要。合川系我旧游之地，与当地人士相处亦得，正可为此事臂助。” 卢作孚忙道：“郑先生对晚辈信任之至，就请您老尽早来合川吧！” 陈伯遵也表示，愿以己之名望，游说亲朋故旧，促成此事。 最后，发起人一致赞成卢作孚的设想：开辟嘉陵江上的合川至重庆航线，以客运为主，定期航行。另一桩事业是兴办合川发电厂。两桩事同时起步，筹股2万元，分为40股，每股500元，由发起人分头劝募。等股金筹齐后，一部用于购买供电设备，一部用来订造新船。 募股之艰难始料不及，10多位发起人大多没有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劝募。有的老师、朋友、同学，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才能合成一股，为数有限。于是，募股的对象转到了合川工商界人士和士绅身上。但是，大多有钱人热心于购置田地产，放高利贷，不放心将钱投到几位青年人身上，还有些有钱人隔岸观火。 卢作孚将公司筹备处设在合川。他被公推为筹备主任。整个筹股期间，全部发起人一无工资，二无车马费，食宿均各自解决。幸亏各界名流、士绅出面，方才将全部股金认了下来。虽说已筹齐股金，但只筹到现资8000元，其余的12000元只是认了股，尚无现资支付。 卢作孚未等筹齐全部股金就和黄云龙上路了。他身无分文，向别人告贷借得300元，又由陈伯遵先生暂垫200元，来到了上海。 上海的老朋友黄炎培和黄警顽先生再度热情地接待了他，还抽出时间来，陪他走遍了上海的几家造船厂。他和黄云龙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反复与各造船厂研究，对轮船的造型、性能、造价进行了讨论和比较，经过慎重考虑，最后选定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新船。 合兴造船厂是上海所有造船厂中最有实力的厂家之一。卢作孚说明来意：订造一艘载重约70吨、吃水浅的客轮，不知需要多少钱？ 对方告诉他，订造这么一艘客轮，至少也需3－5万元！ 全部股金只有2万元，这如何是好？ 此时，卢作孚又得到从合川带来的消息：已认了股的股东，大多不愿交付股金。在上海川裕公司楼上，卢作孚和黄云龙陷入了焦急不安之中。 “云龙，购买发电供水设备5000元差不多吧？”卢作孚说，“这样一来我们只剩3000元了。” 黄云龙想了想：“是不是我们先回去募股齐了之后再走？” 卢作孚没作声，望着窗外，沉思良久，忽地转过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没时间等了。先把合同签下来，钱回去以后再想办法。” 黄云龙担心地道：“那样风险太大了。” “但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我想订造新船的事暂时缓一缓，先把发电柴油机买回去——” 黄云龙正说着，卢作孚突地抬起右手，示意他将话题打住。 “走，签合同去。” 俩人来到合兴造船厂。卢作孚将所剩的3000元钱往桌面一拍：“这是造船的订金，其余的部分，等船造好后一次性全部付清。” “这个——我们还从未有过如此先例。不过看在卢先生率直、真诚之品格，本公司可以破一次先例。” “一言为定！” 合同很顺利地签订了。黄云龙大喜过望。他们俩匆匆赶回合川。 “已经说好了的事情，股东们为何反悔？”一踏进筹备处临时办公室，卢作孚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想，还是股东们不信任我们，怕把钱丢在水里打漂了。”陶建中说。 “是啊！”卢作孚轻声道，“这些年来，川江航业萧条，航运业几乎全在外国商船的控制之下，中国轮船公司纷纷被排挤，生意不景气，常有破产者，濒临破产者更不在少数。这些足以让股东们担心的了，更何况常有公司倒闭，累及股东事件发生。” 正当卢作孚举步维艰之际，郑东琴不改初衷，“大胆从宦囊中借了几千元”。陈伯遵也冒着风险从教育经费中挪借了七八千元。加之再东拼西凑了2万多元，总算初步解决了购船及购买电灯厂设备的用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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