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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同志！” 我以前曾经这样当面称呼过，期待以后仍有一天作这样的称呼。但这毕竟已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我们党的领导人称他为“蒋经国先生”了。这就有条件，也有基础，更有可能让我称他为“蒋经国同志”。这话怎么说明？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曾经这样相处过；仍然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也有可能再度相处。在这里，让我回到曾经这么称呼他的岁月。 我少时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那“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老在脑海里回响着。因此，当我一脚踏上“洪都故郡”的时候，即使当时的歌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是那么震撼着人心，把千万人引上街头，游行呼喊，也卷人部队，奔向前方，可以说让热情熔化在抗战的大霞下。我自不能例外。与此同时，我还有一点当时也很流行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想探古访胜，看一看滕王阁故址。这就经百花洲，到了赣江，走上“中正桥”，放眼东望，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芳草萋萋，群鸦点点……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感到“有幸”，竟能于1937年在南昌住下来了。 我所说的“在幸”，仿佛在梦境里，一个什么也没有的青年人，竟能在新四军办事处中坐在神驰已久的人物周恩来副主席的面前；而且竟能与被敌人诅咒侮辱为“矮脚虎”的英雄人物项英同志握手。除此以外，我竟一识蒋经国，与他有来有往，相处延续了几年。 我的“有幸”，不等于幸福。此后，流过苦泪，作出了牺牲。可是，一经过去，平生曾经有过的往事，倒难免要喟叹一声：“有幸”得来之不易呀！ 我当时是把蒋经国作为英雄人物看的。风卷云涌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已经失败了，也可以说是余波吧！在街头巷尾私下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蒋经国在列宁的故乡，大义灭亲地痛斥父亲背叛革命的英勇行为，深深地印在一般人的脑际。他宁肯放弃现成的“荣华富贵”，走上革命的道路，自食其力，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事啊！ 这在过去，我是在传说中去想象他的；现在，却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么不感到神秘、敬仰、新奇……当不可捉摸的想象就要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英雄也是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他，又有新的传说了。听到的是这么个样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回来了，不是回到延安，而是回到浙江奉化。这不免有点费解：怎么不先回到党的怀抱里？也许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也许是为了“统一战线”，先奉汤母侧。然而，不论怎么说，他的父亲终于要他到江西省，在“省主席”熊式辉麾下“管教”，以观后效。这个说法更是奇怪、神秘莫测。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真象，他又是怎么样一个人物呢？真要拭目以待了。 一般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技，长靴橐橐响，那就另一番样子，总得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是赛马场中的骑土。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天真、活泼、威武，没有架子，到处奔走，毫无顾忌，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 我当时在“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做抗战宣传的工作。这个“江西青年服务团”，可以说是国民党别出心裁的产物。当时宁沪弃守，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武汉，接着就是长途跋涉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大势所趋，国民党只好沿途阻拦，用尽各种办法，把人留下来。“省主席”熊式辉就是起用农工民主党的王忱心，作为这个团的总于事，容纳从东战场来的青年，表示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当时，夏征农就以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团本部的工作。这样，略有“民主”，任青年们有个献身之处。第一大队的队长何土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我在队里，主编了《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爱好，很多外面的人，一到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我当时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的材料，都来自党报党刊，我不外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的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跑上各个岗位去了。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这来。有这么一天，大约是初秋吧！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不炎热，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篮球场上，健儿们的活泼、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人。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不远，我没有去瞧那个热闹，探头一望，已成惯常，不以为异，仍在室内干我的。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对我嚷着： “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泛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称作“太子”的，就是贬意了。有意不正名，不宣而喻。我想：蒋经国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是仍干我的。可心里不免想着：蒋经国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年。没有多久，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土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我抬头一瞧，倒很容易地就看出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他的嘴巴忽地噘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打起招呼来： “喂！老表！” 刚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上海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不得不改口说着：“呀呀！找伲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前走，带着他走进到第一大队来了。蒋经国看看床辅，看看桌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窗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眼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土德：“陈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她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华侨……”“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在走动，何士德指着说： “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地用响亮的话说着： “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 “这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也离开祖国到苏联去过吗？”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还是贬低？也就很不好说了。好说的是蒋经国曾经经历过，不好说的是蒋经国现在是怎么个状况，就不简单地是个“抗战“的问题了。他没有说什么，沉默了。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对我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尾看完后，说： 以嘿！雷宁，是哪一位呀？” 这使得何土德不能不高声地喊着： “阿雷，到这儿来！”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上前了。这会儿，我把他看清楚了，带棕色的脸上，有小小的麻点，浅浅地像水螺纹；两个眼睛很灵活地转着，有时眼皮一耷拉，还爱眯着。 何土德把我介绍给他： “就是他，是个广东人。”我有点怪何土德，你不也是广东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何土德的话还没有完，补充上来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上海来的文化人。” 这些话，何士德除没有到北平以外，其余等于他的自我介绍。说的随口而出，听的十分细心，蒋经国马上伸出手来。他不跟别人一样喊“阿雷”，而是慎重其事他说：“好，雷宁同志，广东籍的文化人。”我只好跟他握握手，相应地喊着：“蒋经国同志，第一次见到你……”我的话里，意思多着呢！远的说是“如雷贯耳”，到现在才得见；近的说是从他到南昌来；很多人跟他往来，也很熟悉，我却迟迟才见到，绝没有“相见恨晚”之意，倒有点意外能在这个地方见到他。原来，他是有目前的，下面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了。 蒋经国问我：“《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是你写的？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你怎么知道不是政治党派呢？” 言下之意，这类文章不是我写的，而是别人写的或有人授意我写的。“兴趣”二字，应该说成：“这个斗争你也参与？”最后，可是你怎么可以认为不是政治党派呢？无妨说他不能同意了。但年少气盛的我，只用简单的回答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了： “就是我写的！” 他一听，不多说了。 过了一会，他又对何土德和我说：“什么时候有空？你们一道到我家中来吧！” 我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还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马上回答： “好，准去！” 他呃呃地笑开了，有点沙嘎，带看尾音，像已得到报偿而很满足了。然后，就自顾朝前走，又对旁边的何土德说下去： “你的《挖战壕歌》有‘挖战壕呀！嘿！，苏联歌曲《红色水手歌》，也有‘嘿’不过他们是噼呖拍，僻呖拍！，……” “蒋副处长，你用俄语唱一唱。” 偏偏有一个要循规蹈矩地这么说，在这里倒成意外了。 “不要叫我处长，一叫，我唱不出来了，呃呃呃！” 他没有唱就走了。 过了几天，何土德对我说：“咱们大队要到三家村玩儿，一道约小蒋去。”“去，我们去约他。”“你没有到过他的家？”我说：“没去过。”“我带你去。”南昌城里，比起现在的大都市来说，再远的住处也显得近。我记得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城郊了。穿过林荫道，经过一排楼房，来到一幢小楼下，上了走廊，已经见到两个混血儿在玩耍。这准是他的孩子，用不着问。一瞧，就知道到了他的家。一进他的房子，不像卧室，又不像客厅，也许是由于很多青年在这里，已经把布置捣乱了。他坐在中间，有问有答。青年们问的，都是在苏联生活中的事情：如何恋爱，如何结婚，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过社会主义的生活，什么图书馆、托儿所、公园、戏院……他是归来人，完全能够满足一个个的询问。看来，他不拒绝这些询问。他见何土德和我一道进去，就站了起来招呼道： “呃，雷宁同志，广东人，你北伐到南昌来了。” 我说什么好呢？只好一笑了之。何土德也是广东人，他也一笑了之。然后，何土德说明来意：“明天上三家村，你骑你的马，我们走我们的路。那儿的杜鹃花还盛开着，……” “好啊！我们也去。” 他还没有回答，在里面的青年，有的是江西省保巡司令部政训处的政工人员，还有一些是刚到来的救亡团队唱歌人员，……一下子都嚷着要去。由于他向大家介绍了何士德，这么些人接着就喊开：“蒋经国同志，你像刚才唱俄语‘僻呖拍’一样，用俄语唱《青年航空员》，我们用华语，何队长指挥，唱吧！”何士德没有推辞，说了一声：“你……唱！”众人齐声唱着： “你看战斗机飞在太阳光下， 你听马达高唱着走进云霞， 它经轻地旋飞着又抬头向上， 向上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几乎没有谈什么话，就坠入热情的歌声之中。他用俄语，我们用华语，竞能合拍合调地唱开了。何士德挥动指挥棒，定调起拍，没有他就唱不好了。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蒋经国即使大了几岁，终究是要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此时此地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么？他跟大家一样，张开嘴，带着抖音的俄语，竞能合谐，一起共鸣。 他，这么做，跟同时代青年，应该说，实际上就跟进步的力量，跟爱国的群众，联系得多密切啊！又多么令人不易忘记啊！已出现的一些场面，又是多么生动啊！ 这个时候，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懋筠——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名流，象许德瑗、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仿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个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子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派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作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前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扑空悻悻地回来。站在门口岗亭的警卫，虽没有为难，也似乎在冷笑一样，你爱找就找吧！没那么便宜，这不就大大耽搁时间么？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走了出来。显然，可以看出，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还没有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早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叫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打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多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不能不安分些，停止拌嘴，东看看，西望望，在找寻什么，分明在听候指挥……他又在说一遍： “我是保安处副处长，捣乱的听着，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 “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额，从容不迫他说着：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涌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此时在揩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村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 “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澄澄的灯炮，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着闪著。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碇了，送行的人眼光无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翁翁郁郁的杉林，成一片蓝色，与白云飘雾，像水拨彩画一样，渲染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后，井岗山是个禁地，几乎没有人上过。为了看一看盘踞在上面，挂名国民党的一个乡卫中队，其实就是土匪窝子，试探一下头子的政治态度，我去了那里。我正有所得，累呼呼地回到第五区的住处，便接到遂川县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到县城听命。 原来，江西省委为了加强赣南的工作，调动了一批青年上赣南。带队的责任落在我的身上。 这时，武汉已弃守，南昌又弃守，南中国的大门广州也弃守，东侧的小门潮汕也一样弃守，弃守、弃守……赣南变成东南战场的后方。 国民党很重视这个变化，调蒋经国到赣南做专员。 我调赣州继续做组织工作，特别要在城市工人中发展党的队伍。同来的分派在各个团体单位，暂时由我联系下去。我的主要工作，像在南昌一样，公开身份是在“江西青年服务团”，而在赣州，任的是县抗敌后援会组训股长。 这好比在征途中又一个遭遇：要与蒋经国为伴。 这一回，我比初次见到他时，对他认识清楚得多了。这是后来到新四军办事处，亲耳听到党的东南局副书记黄道对我说的：“他不是党员。党的政策就是帮助他，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支持他的工作。但是不能存幻想……”这些话，又在我的脑海浮现起来，事隔二年，不至有变化吧！心里有底，到赣州也就不觉陌生了。 蒋经国在赣州担任的官衔，叫“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管辖赣南十余个县。赣南，我们革命的摇篮，也是老根据地所在地，只因红军长征以后，又成为国民党区。但党的威望是如此的高，广大人民的感情又如此的深，对国民党的动向又特别敏感。体现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就比别的地方更直接；一遇磨擦，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多。因此，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紧张的程度，并不在重庆之下。 为什么要把蒋经国部署在赣南呢？看来国民党就是因他有过红色的标志，借此在赣南以孚众望；再则呢，国民党也很清楚，不管蒋经国有过这样那样的事，终究还是国民党，代表国民党的利益，不会有虞。 尽管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这里毕竟是个缓冲之地。 此中的关系似乎不好理解，于是有的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内对他很不放心；有的把他看作国民党员，担心他做起官来，究竟能不能与共产党合作？只有等候事实。有的已知道他的底细，却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要做好他的工作，又要有独立自主的政策。 我在赣州，属于最后一种人。我虽然跟他认识了，到了赣州，没有去专门找他。我做我的工作。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的总干事周百皆，是一个平易随俗，很能吃苦耐劳而又易于接受意见的人，曾经留学苏联，与蒋经国是同学，成为蒋的四大秘书之一。我所做的组训工作，直接由他指导，向他请示，向他汇报。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在旧赣州府衙，已改作“幼幼师范”了，可是学校己疏散到附近县去，让这个抗战的机构住下来。这个会有个“宣慰团”，团员四五十人，男男女女，有唱歌的，有演戏的，人来人往，日夜不停，已经不是一个冷落的庭院，歌声、念台词声，还有早上健身武打的喊声，早已连成一片，充满着生气。 木芙蓉花盛开，不像合欢树那样飘香。而它撒着花瓣，落在幼幼师范的后操场上，缀在崴崴的青草上，像在绿毯上绣上花朵。草上盛着晶莹的露珠，一一都被早来人的裤管、鞋面拭走了，后来人即使席地而坐也不会湿着。虽然是秋天已到，却没有感觉有什么凉意。我不爱打拳或手舞足蹈一类的运动，跑步兜了几圈，就坐在一旁；然后，又到树荫下拉开拉链……忽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老表！”这就有点奇怪，还是这么个叫法，可是蒋经国来了？接着就听到他不断地招呼人：“沈明辉，你好！怎么不练歌呀？”沈明辉回答：“你好，蒋主任！”又再一声说着“杨茵湖来了没有？还在睡懒觉？把他拉起来。”接着，看到蒋经国穿着背心、短裤，肩上挎着夹克短衣，正和周百皆一道来了。他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刚刚在赣州公园运动后串门来了。 不叫“小蒋”，也不叫“蒋专员”，却称起“蒋主任”。有个来由：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宣慰团的团员，年纪又更轻些，更小些，称蒋经国为“小蒋”显然不相称；称“专员”呢，确实有些“官气”，叫不出口。而”蒋主任”呢，驾乎两者之间，而且是个新鲜的称呼，因为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在筹备成立，他是主任。这么一群青年，都十分高兴地参加，由此及彼，对“主任”就格外亲切，就这样叫开来。他也乐意接受了。 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个新生的事物，没有暮气，很适合青年的特点，在江西，才开始，还没有被中统所利用。我作过这样的传达，党为支持蒋经国，使他在赣南不孤立，而有拥护他事业的群众，就让共产党员参加，也鼓励青年们参加。参加的，可以借此接受到新的锻炼。 蒋经国当的专员，很不一样，一改过去衙门老太爷的作风。清早起，全体公务人员，都必须到赣州公园体操、运动。他讨厌睡懒觉的，也以身作则，一早活跃在“锻炼”线上。 他们所以点“杨茵湖“的名，是早就闻名了：这个到过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一肚子“艺术”，精于戏剧，就是不守生活秩序，晚睡晚起，任何冲击也攻不破。蒋主任这一回能不能攻破呢？青年们回答着： “你去拉他吧！等他导演的《凤凰城》演出了，不用你拉也就爬起来了。” 杨茵湖总是在夜静更深中设计有关工作，特别对“演剧”十分认真，蒋经国似乎也理会到这一点，也就不坚持了。正在这个时候，他一眼瞥见我了，马上冲着我说： “你认不得我呀？好大的架子！也不去看我一下。” 这真是说到哪里去了，我能有什么架子？我倒怕他真的把我忘记了。我正要说话，周百皆的银丝眼镜晃了一下，乞乞地插上来说着：“阿雷不是这样，一来就忙不迭，要有什么请示才找你去！”这是对我的解脱，我只好说： “蒋经国同志，我怕你贵人多忘。我要是搭了架子，那么拆了就是。” “那就好，等你！”他仿佛闲不住，嘴巴东吆西喝嘟噜个不停，忽的说到这方面来。其实，恐怕他不知道我的对象是谁，而他偏这么问：“你的密瑟斯好吧？没有来？” 那个时候，已结婚的不叫“爱人”，一般叫“密瑟斯。其实是“女朋友”的意思，作为已婚对象的特殊叫法，我只好答着： “没有来，还在遂川。” 这时一群宣尉团员把他包围了。嚷着：“蒋主任，跟我们一起赛跑吧！” 说时迟，那时快！蒋经国一下子就奔跑起来，一群青年都前前后后地绕着草地跑个不停。 周百皆是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的秘书，掌管抗战动员、组织和宣传的工作，蒋经国的四大秘书之一；之三呢？一个就是真正的专员公署的秘书，叫黄中美，权力很大，熟悉官道，又能说几句革命的话；又一个是在经济委员会当秘书，叫许季元，掌握财务实力；再一个是新赣南月刊社的秘书，叫高理文，斯文典雅，管文化方面，实际是为蒋经国制造舆论的重要人员。 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在“专员公署”里面。过了几天，我一早就来找周百皆：目的是去看蒋经国，免得又有“架子大”之嫌。周百皆说：“还没有来。“正说着，窗外橐橐的皮鞋声响了，接着就听到蒋经国的嗓门：“喂，你们来得早！”周百皆说：“你快追上去吧！要是有人来了，就什么也谈不成了。”我只好跑出来，在他后面叫着：“蒋经国同志，我来看你。” 他回转身，停止走路了，说着：“啊！你来了，来了就好。”接着，伸手把我拉住了。“来，到里面，有菠箩蜜吃！”过了一个小门，进入又一侧的小天地，有假山、有花草，明亮的玻璃窗，……显然是后来修的，与原来的风格不一样。专员公署是利用一个破庙改用的，我已忘记什么庙了。 跑进他的办公处所，里边有沙发，也有书柜。我一坐下来，他就叫男勤务员把菠箩蜜拿出来削切，然后要我坐下来，忙问着： “雷宁同志，你这个广东人，你这两年哪里去了？好不容易听到朱承熙说，把你请来了。” 朱承熙跟我从上海出来，一道到新四军赣东根据地以后就分手了。他先来赣州，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搞筹备工作。这么一批青年人到赣州，就是他向蒋经国提出后实现的。蒋经国记性这么好，脑力不差。我只好认了，说着： “用不着请，只要你愿意，说来就来。” “赣南的建设，千头万绪，有能力的人来多了，出个主意，动员力量。” 蒋经国的主意不错，也很实在，正在招搅着一些人。这种求贤心切，不论什么动机，还有一股为中国进行建设的劲头。这自然是值得支持，帮助出一些力量的。我就说着：“这里你有条件，可以独挡一面，你已有个班子了。”我这指的是四大秘书，是个领导核心，“先定个目标，有号召，也就有人响应。” “嘿！你倒看得挺准！” “这是个常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又退一步，“只有糊涂蛋，才稀里糊涂，招人骂，做些糊涂事。” 我说得客气了一点，没有把所有的倒退、反动的都包括了进去，也没有点什么具体人名，一般叫泛泛之谈，也不知他是不是觉察到我说的是有所指。他屋里虽准备了香烟，大约是招待商贾一类用的，他自己并不袖，也不拿给我，只指着说：“你没有抽烟？三炮台、海盗牌，这都是从汕头走私进来的。商人真厉害，得和他们斗一斗。” 人为名死，鸟为食亡；名利两字，哪个时候都存在着，就看能不能纳入轨道，加以利导，以利国计民生，自然也可以有破坏性，使生灵涂炭。东南战场的后方，正存在着经济上的问题。 “呃呃，你来了，你懂得政治的，你说说看，我这当儿，该怎样做才是道理？” “你懂得政治的！”这可是一句高抬的话，从话的根源追寻下去，是与当年那篇《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有关，不过他不这么说罢了。虽然，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也还是一个青年，没有“政客”的经验，倒还热血沸腾，愿意投身到中要是好的政治措施中去，就绝不袖手旁观。 “我没有什么大本领，做点实在的事还可以，只要你乐意，我就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有组织的队伍，才能发挥作用呀！这之外……”我补充着，“你得拥有青年，他们是先遣队能够冲锋陷阵，打开道路。” 这就是说：他抓住两个工作，就不孤立了，有基础了。这就是我的意见。不过改口把上面的话说出来，也不知他是否接受了。他笑着说： “朱承煕不是在搞三民主义青年团吗？瞧他已鼓动起青年来了，不错……” 他大大表扬朱承煕，用以回答我所说的：和重视青年这股新生的、又是源源不绝的力量。他对朱承煕表示了好感，无非说，对我和所有新到的，绝不会例外了。 这个时候，勤务员把菠箩蜜切开了，端上来，我们一起吃了。过了一会，隔壁的电话铃声响了，勤务员过来说： “朱承煕来的电话，问你看到三青团中秋船会的计划没有？他要来和你商量。” “你就说我赞成。” 这个勤务员也很有意思，不是唯唯诺诺，而是反说着： “你不赞成，他就不会写计划。他问的计划行不行，有些什么意见？大约……”勤务员感到话多了，也忍不住地笑开来：“嘻嘻嘻，你自己说吧！” “你就要他来吧！” 勤务员照办了。我原来还要说有关文化上的事，只好改口说： “还有一个舆论的问题，以后再说吧！” 我告辞出来，经过动员委员会门口，周百皆跟我打个招呼，并介绍葛洛和我见面，葛洛任宣传股长，没多说话就走了。 我回到抗敌后援会，才在办公厅的椅子上坐下。宣慰团的小青年，每个人的手里拿着蓝袖章，唱唱闹闹的，有的就闯到我面前来了，有的竟嚷嚷起来： “阿雷，你瞧我们拿着青天白日蓝袖章，清一色，这叫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好比说蓝衣社，也有个记号。” 这就是说，对于参加到三民主义青年团里去，进步青年感到很别扭，虽然，在江西初起时，还是很单纯的。一般青年们，不知道在团体中哪个是党员，唯找进步的谈，可进步的就是没有二话：参加！于是就有了这样或那样疑问。行动开始了，思想跟不上去。 他们出去开会时，带着蓝袖章；一回来，就扯了下来。 这是一个感情的问题。陕北的红军改编，戴上青天白日帽，可里面的红星帽，就是还垫着，不愿拿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服，识大局，以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蒋经国，实在是出于真心。 中秋之夜，月上柳梢头。古老的赣州城墙脚下，赣江之边，一片灯火辉煌，虿船相连，青年们正在上面欢度传统的佳节。 我没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但我有必要去看一看。踏上虿船，桅杆的尖端有绳子把纸花成串地挂了下来。五色缤纷的虿船上，铺开坐席，放着柚子、柿子、月饼、花生……男女青年带着新奇有趣、别开生面而不知究竟怎么个玩要的心情，三五一堆，分别坐着站着。这可真的万籁俱寂了，没有唱歌喧嚷的，江面静静，流水荡漾，闪着白光。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在朱承熙的带领下，前后忙了不少天，把这个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确实搞得挺热闹。 虿船上拉着横标：“中秋赏月船会。” 我在船上走了一圈，就悄悄地退出。然而，还想看看朱承熙究竟是怎么个摆布法，就走向路旁，在比较僻静的地方踽踽而行。啁啁的鸣虫，时高时低地飞进我的耳朵，“千里共婵娟”，普天之下，不知是怎么个欣赏法了。 迭时候，朱承熙伴着蒋经国，还有好些人，一时看不出是谁，匆匆地到来了。船上的人叫着“蒋主任”来了，随即响起热烈的鼓掌声，然后就听到已经有了准备的《青年之歌》唱了起来： 我们青年拉起手来， 我们青年团结起来， 新的时代，新的中国， 全靠我们来创造。 这是按苏联电影《生路》的插曲，新填词的歌，大家一面唱，一面就拉起手来了。这一支唱完，又唱《青年进行曲》。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牢， 我们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 要用一切力量， 争取胜利的明天。 先唱歌而后再讲话，很是别致。朱承熙递了一张纸，显然那是他代为拟好的讲词，大约是要采取朗诵诗的形式。讲词中充满着非常多的形容词，满足着青年对于美的渴求，哪怕是幻想的、浪漫主义的，…… 蒋经国念了几句， “青年同志们，你们是火炬，照亮了黑夜；你们是开路先锋，开辟着道路；你们是三民主义的新力量，要一直战斗到中国的黎明！” 显然，这么一些话，对于什么都不循规蹈矩的蒋经国说来，无疑是念不下去的。他把纸搁了下来，呐喊着： “今夜中秋赏月，你们尽情地唱歌、说笑、跳舞，我同你们在一起，同享欢乐。来吧！该吃该玩就随便地作乐！” 蒋经国一说不要紧，倒首先就招来一个要求：“请蒋主任唱俄语歌！” 他很痛快，一口应承，又唱起俄语“僻呖拍”了。 我没有看完，就回去了。后来怎么样玩法，直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见到这些小青年才知道。他们其乐陶陶，叙说着难忘的情景。 “一个专员和我们玩，真是少见。太好了，太好了。” “蒋主任跟我们手拉手，唱着歌，就是青年人。” “他还用俄语朗诵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列宁，我们的太阳，！就是听不清，又没有人翻译，或加以解释解释。” 听着这些描述，就知道那时候蒋经国在青年们心中的形象是美好的。 一个星期天我应邀去蒋经国家。专员公署没有人上班，到处都静悄俏的，一到他的小天地，他的夫人蒋方良就迎上来，虽然是苏联人，却能说很慢很慢的普通话，都能听懂。她学着蒋经国的办法招呼我： “雷宁同志，不用客气，就到里面坐一坐。” 我就坐在沙发上，她要勤务员替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又再次说着： “不用客气，请饮牛奶咖啡。” 我只好端起杯子来。这时蒋经国来了，显得那么高兴，也喝了一口牛奶咖啡以后，说： “请你来没有别的，看来民众工作已有很多进展，就看市里的组织工作你做得如何了。乘胜推进，不二法门。” 我说：“先把城市的组织做好吧！然后，再做其他县的工作。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妇女界分会己经成立，即使不成立，有个妇女指导处，也还有人抓。就是工界分会，不成立不行。航船公会、纺织公会、铁业公会，……这个公会，那个公会，都是资本家、大老板的组织，就是没有工人自己的团体。” “你就赶快成立吧！不必给我说这么多道理。” “成立了。成立那天，请你当主席，你亲手成立起来。成立那一天，要盛大游行，显一显工人的力量。” “这……” 他沉吟了一下，大约与他所想的有些矛盾，显一显力量，也无非是显一显他的力量；可是，显的是他的力量时又如何呢？就有点嘀咕了。不论怎么说，在当前，还是对他有利的。他说： “该怎么做，你就做吧！要我做什么，只管来。” 他说得多么爽快啊！这就非成立不可了。我已有了个底，然后，好依情况加以调遣。这个时候，蒋方良带着小孩子过来，我不多耽搁，站起身来，问着： “蒋经国同志，还有别的事吗？” “你给我一个时间，早点通知，免得临时不知怎的。” “也许很快，即使匆促些，也一定给你准备好稿子，放心吧！” 我回到“幼幼师范”自己的寝室，躺了下来，看着天花板，想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了他？……难道真的有个独立王国？于是理智又告诉了我：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还是放心做下去吧！ 在一个工界分会的筹备会上，不能不请赣县抗敌后援会的委员来，告知要成立了。哪知道竟是国民党的老爷来了，一个是赣州县党部书记长刘宜均，又一个是江西省党部第四行政区特派员叶竞民，这两粒耗子屎，弄坏了一锅汤。 我在筹备分会，当然由我主持会议，一开始倒也平静，渐渐就开锅。这两人，一个说：“省抗敌后援会有这个指示，可是省党部没有这个案。”又一个说：“没有案就是不合法，就得取缔，不能开。”一个说：“各个县抗敌后援会已经够了，各界都包括了；各设分会，多此一举。”一个又说：“什么叫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样分散的做法，又想搬起割据的一套。”一个说：“弄这个组织那个组织，是共产党的手法。”一个又说：“共产党花样不可不防，防就不准开！”这是一对双簧，把工界分会引伸到共产党方面去。 这个时候，应邀前来参加的葛洛，还有吴越，也是一对双簧，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辩论开来。一个说：“全国总动员，见之《抗战建国纲领》，成立工界分会，完全会法。”又一个说：“这是听国民党中央的？还是听你们的？你们不过是一个小小县党部，胆敢自立号令，形同割据。”一个说：“还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工界分会成立，有利于民族，为了抗战！”一个又说：“工界分会是属县抗敌后援会的，听命于省抗敌后援会，叫意志集中；如果听你们的，叫乱听一气，就是力量不集中了，不行，你们找你们上司去，与我们无干！”一个说：“你们替谁说话？不像国民党，倒像日本人，口口声声防共！”一个又说：“共产党在重庆还有代表，你们在这里骂起共产党玩花样，不像国民党的口气！”这祥，说得不罢不休，无隙可攻。 最后我说：“蒋专员有代表在这里，可把你们的意见带了去。我宣布工界分会就是要成立。”散会了，刘宜均和叶竞民走了。留下葛洛和吴越，跑上前来和我握手。葛洛说：“你辛苦了。”吴越说：“你在会上很孤单，我们不能不说话。你在会外很有力量，谁都支持。”原来，葛洛是受蒋经国的委托特来看一看；而吴越呢，一个新到赣州不久，是得到蒋经国的允诺，正在为青年文化服务社的开张而忙碌的人。 这就是撂开一切反对的人，决定成立工界分会。 大约是在十月间，那一天是阴霾的日子，却没有下雨。整个赣州都轰动了，从下午起，工人就没有去做工，分别自持彩旗在街上游行，高呼着：“庆祝赣县抗敌后援会工界分会成立！”还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一类国民党规定的常见口号。他们不是集中游行，而是各自走各的街道，有时在街上并排走，有时又擦肩而过。更有不同的，臀章是红布黄字，与别的集会还有些蓝色记号不一样，严肃、热烈，也不免有点紧张，以致连呼吸也急促一些了。 延续到晚上，在大共和舞台门前，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接着，分别进到戏院里，楼上楼下，满是旗帜，又满是红色的臀章。人数很多，就等着开会了。灯光不很亮，也仍然四射，把每个粗矿的脸孔都照着。那东望西望的眼睛，仿佛是千万条光线，就在台上台下乱转着溜着，就看如何开始了。 整个会的安排，前面是成立大会，以选出工界分会的委员就算完成了任务，后面就是戏剧，有几个新戏，如《法西斯细菌》等。我是筹备的人，把各个工人团体的负责人请上了舞台，把蒋经国请到了。原来应该非常有次序地由他先讲话，以后各个工人讲话，然后选举。哪知蒋经国一到台上，全场热烈地鼓掌，一再要停下来也停不下来。这个会怎么开呢？我把己准备好的讲稿给了蒋经国，在稍微安静的瞬间，他开始念着： “工人同志们！赣县抗敌后援会工界分会现在成立了，这是赣州工人的喜事！工人们在《抗战建国纲领》的号召下站了起来……。” 话没有说完，掌声就没完没了，根本听不清台上说什么，台下的说话声，大嗓门的还压过台上声音。接着，不用台上领呼口号，台下竟群呼着：“为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了一会，我跑上前告诉蒋经国：“现在选举吧！你念一念名单。“蒋经国在台上念工人的名，谁也听不见，台下最多听到：码头工会的代表、机器合作社的代表……他一看没法，连名单也不要了，伸开两个大胳膊挥一挥，台下不知为什么，静上来了。他就高喊着： “选举委员！剃头师傅来了没有？参加！”台下一阵鼓掌。 “挑担的来了没有？参加！还有木匠师傅，撑船师傅……”连我也听不清他说些什么，什么姓名也不清楚，最后，来个一锅煮：“他们都是委员，你们赞不赞成？” 一阵狂欢的鼓掌，竟伴着新的口号，喊着：“蒋专员万岁，蒋专员万岁！”楼上楼下，也有人喊起“蒋专员万岁！” 到了这个地步，蒋经国才退出大共和舞台。我陪着他，满头是汗地走了。他走的时候，连连说着： “这个会开得太好了，我没有看见过！这简直就像在莫斯科，工人们就是这么个脾气，热烈得叫你喘不过气！” 我送他出了大共和舞台的门，赶快回来，好在台上已拉下幕布，准备演剧了，用不着我忙了。我在工人群众中走了一走，他们在等着看后面的演剧。我浑身疲乏，退了出来，踏上回住处的路。 现在，我的脑海乱成一团，可是，蒋经国却十分满意。 又一想：这怎会是一个组织呢？一窝蜂地选出委员，张三李四都不清楚，一塌糊涂。 再一想：这一个队伍，又怎么能作战呢？这是为什么？ 我正在走着，一位电厂老工人走来对我说： “自从蒋介石清党把陈赞贤杀了以后，赣州工人们第一次有了这样的集会。” 这可把我给提醒了：是应当考虑周到啊！这将是谁的过错呢？我有点怪蒋经国，为什么这样乱七八糟地处理选举的事。 最使人吃惊的，又是谁竟嚷起“蒋专员万岁！”是有意还是无意？我终于这么想开了，是无意也应作为有意来考虑。我所做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失败了。 一个晚上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干脆上赣州公园。做完体操，我想看看蒋经国在不在，再谈谈工界分会的事。哪知，没有见到。倒是遇到周百皆，他是蒋经国的传声筒： “昨晚的会开得太好了，县党部的人毫无办法。小蒋的威望那么高，以后的工作好做多了。” 我哑口无言，如吃黄连。赣州公园的香焦叶已开始露出黄色，竹叶出也黄了不少。秋风乍起，凉气袭来，落叶慢慢地往地面一边吹去。 正当“工人们”对蒋经国表示信任而且呼出“蒋专员万岁”的时候，在蒋经国的神色和言语里，都是很满意的，认为他的威望提高了，仿佛莫斯科的工人爱戴列宁一样。他这一天真、求胜的心理活动，或许因为他没在国内亲身体会，也就不知道自大革命失败以后，斗争复杂性的缘故。我又不好对他说明：这里面隐伏着祸害。我当时是执行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的人，又是筹备工界分会成立的，并没有在工人的党组织布置这样的口号，以及类似的溢美言辞呀！因此，很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盛会来制造混乱…… 果不其然，很快地就有了反应。抗敌后援会的委员们，因国民党县党部占左右一切的地位，竟决定撤换总干事，逼使担任主任委员的蒋经国执行。也就是说：周百皆得换下来。这就表明要削弱蒋经国在群众组织中的力量。蒋经国不好顶回去。周百皆碰见了我，心情沉重他说： “县党部要换他们的人。小蒋没有答应，只好从专署调一个搞司法的科长范魁书来接我的工作。” 我为提请他注意，对他说： “他们采取进攻了。这不是一个县的想法，而是省里有后台。” 这是十分清楚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就是策动的总机关；他们连蒋经国也不怕，是要拉他倒退。蒋经国呢，己意识到这么做，很明显地是在开始拆他台，虽然不高兴，但也用比较委婉的方法退了一步。 这个时候，配合行动，谣言四起，竟传到重庆：“赣州变红了！共产党准备搞暴动！” “蒋经国在赣南搞苏维埃，准备赶走熊式辉……” 这些谣言是有目的的，蒋经国明白不是事实，但也很不愿重庆方面听到，特别是他的父亲听到，以免引起不愉快：因此，不能不示退以利工作。周百皆又说： “小蒋决定调你到动委会，担任督导股长，负责国民月会一类工作。近在专员公署，有些事他比较好与你商量。” 就这样，我离开了抗敌后援会到动员委员会来了。周百皆呢，他的更多力量，花费在为蒋经国办的救济事业了，如成立难童学校，后改名义童学校，是收容从各成区抢救出来、失去父母的孤儿…… 这一变动，一经我向江西省委汇报，很快就领到这么一个任务：一走要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帮助他做出成绩。于是一个上层的文化党小组归我负责，江西省政治讲习学校、青年文化服务社、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工队等党支部归到这方面来了。而我在动委会的得力助手是党员葛络，他负责宣传股。蒋经国好些对外发表的文章，大多经他起草，他与蒋经国见面比我多。一些不便由我提出的事，就交葛络办理去了。 动员委员会设在专员公署内。专员公署是利用一座旧庙改造的，后面是西津路，开成正门。一般的国民党的机关，迸门的照壁，不是画青天白日，就是写“礼义廉耻”或“诚”的字样。可蒋经国觉得那样太腐旧，决定换一换门面，就找政工队搞美术的俞亮前来设计。俞亮提出好几个方案，蒋经国终于采用画两只手握着的图案，不用文字说明，表示“精诚团结”的意思。朱砂红底，用黄色钩出双手，很鲜明，也生动。我进出动委会，以及所有来专员公署办事的人，都可看到。更彻底的是，蒋经国下令不用带武器的警卫，门口只留一般的传达人员。 蒋经国的这个做法是年轻人进步向上的一种表现，从动机上说，很纯良、坦诚、炽热，应当说可以理解并应加以赞许。这一类事，他认为是小事，想做就做，不和什么人商量，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个性是说了算，有“点初生之犊不怕虎，哪管非常的闲言絮语。 照壁上的两只手，在两边的修竹、夹竹桃叶的映衬之下，更显出又庄严、又有力的气势，至少使得官衙门的味道少了。 这两只手，又是代表什么呢？群众说：就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吧！不知蒋经国是不是这样想，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只有团结、合作，共同抵御人侵之敌！ 没想到，这竟变成反对抗日者谣言之源、中伤之据：只有共产党的机关，才不要“礼义廉耻”、青天白日…… 蒋经国原来并不在意，终于重庆传来询问有没有这回事？为了回答没有这回事，才把两只手抹掉，改用一个“诚“字。当俞亮正在用笔涂抹的时候，我与他正议论着，蒋经国从外面来了，一见就冲着我间： “你觉得可惜吗？这么好的画。” “有的人不习惯，改一改也没有什么，不图形式，要有内容。” “对，对！要有内容，诚也是内容。” 他边说边走进去了。俞亮笑着说：“看小蒋有时比我们还天真，叫我画了又改，白费气力。”我忙说着：“不不不，你的画了不起，风传到抗战的神经中枢，值得！”说着相顾而笑，看着蒋经国闪进门去的背影。 那时，我们办了一个《动员旬刊》，上面经常刊登一些县委、省委同志们有关宣传党的政策的文章。这个小小刊物，办得很出色，短小精惮，很受读者的欢迎，范围超出赣南以外。读者对一些已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以《动员旬刊》的言论为准。可是，蒋经国有一回到动委会里来了，看一看，然后说： “文章短小不错，用党国要人如粱寒操等的言论，宣传抗战救国纲领也不错。可是，里面有些东西，你们的方法太笨。” 还没等我们解释，他又接着说： “陕北的《新中华报》上的文章，你们怎么竟一字不改地转登了这不是自找麻烦？其实，拿过来，改一改，行文不一样，不是更好吗？” “真是好主意，我们就是太笨。” 我和葛洛都天真地笑了起来。 蒋经国似乎不满足《动员旬刊月》这个小刊物：“《动员旬刊》太小不小了，影响不大。赣南光一个刊物不行，哪能动员舆论？还是办《新赣南》月刊吧！这才显出力量。” 这就是他的想法，说说就走了。可从他的这一席话，可以看利，他很注意政治，也把报刊看得很重要。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行到国统区的不多，他居然能看见，很仔细，真是有心人呀！尽管如此，他的一席话，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将文章改一改，意思表达出来，却抓不到小辫子，看不出是延安来的文章。《动员旬刊》以后就这么办了，例如苏德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怎样分辨正义与利害的关系，文章就这样改写发表了。现在已过去四十余年，一点不感到是“昨日黄花”，还可以见到党在工作上所留下的业绩，完全经得起检验。在迭个刊物上很尊重蒋经国、支持蒋经国。我就在这上面写了一篇《巩固与扩大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创造》，在二十五、二十六两期刊出，多少带点纲领性，正符合他的动员舆论的愿望。 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大约是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辨》，登在《新赣南》上。这篇东西，我认为辨与不辨，无补实际，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心境而已。 一天，蒋经国找到我问：“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间有什么反应？” 我说：“没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这样就那样，总要有意见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有共同点，他哪怕只做了某一点，指责也就绝不会减少。蒋经国继续说着：“我不能放弃新赣南的建设，说到就做到。” “这个很好，多从实际考虑吧？”“考虑什么呢？”我终于说了一些新的动态，有些青年对他有点失望，什么都迁就，进而语重心长地直说：“你得依靠青年，放弃他们就没有冲锋陷阵的人。”他很简单他说：以我再来一篇《是非辨》，剖剖我的心。”我笑了：“这就没有必要啊！只要以后做得多、做得对，也就解决了。”“我得表示。”，“表示什么？”我建议他不再发表文章，而他还说要表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沉默了一阵，移身打开箱柜，抱出一摞16开的蓝色本子来，完全是线装，封机上贴有题签，写着“日记”两字，堆在我的面前。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心想既然拿出来了，就是让我看的意思。我当即打开来，原来在印有10行红线的本于上，用毛笔写得非常工整，一笔不苟。再细看下去，是蒋经国在苏联所写的日记，我说实在话，真是吃惊不小。我所想象的，他在苏联一定用俄文书写，即使用中文，也一定是钢笔字。哪里知道竟是毛笔字，整整齐齐。我对他的行文，仍使用中国传统的毛笔书写而一如中国的古籍，加上线装，不能不钦佩。我的这个内心，他当然不知造。他说： “我想挑一、二篇出来发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是生活的记录，并不涉及当前的政治，若以过去政治态度所写的日记来发表了，无异这么说：“我没有变啊？”这是一个以表心迹的办法。我马上表示： “这个方法很好，先在《新赣南》上登，然后在别的地方也转发。” “你挑吧！“ “我没有全看，怎么挑？我看你先挑，然后再定哪一篇。” “你说我怎么挑？” “政治色彩、生活气息都得有，使人能看到你要与共产党继续合作，不搞倒退。” 这么一说，他大约问意了，就挑了二三篇，因为都很短，我很快读完就说： “就用《石可夫农村》这一篇吧！” 当时，我认为这篇东西是很感人的，也表现了蒋经国纯真敬老的本性。难得的地方就在于，对给予他帮助的老农妇念念不忘！内容是这样：他下乡到农场，起初遭到冷漠，常被。讽刺，后来共同劳动了，晚上让他睡在车房，浑身酸痛。他写着： “睡到半夜，一个68岁的老妇人，起了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 “‘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疲倦了，明天我来！’” “‘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草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同去吧！’” 最后： “草房门外面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 “斯客络平宣布开会致欢送词。” 满怀对慈妇人感激的心情，据说第二年蒋经国曾去看她，可惜她已经死了，怅怅无已！我也很欣赏这一篇，就找人去抄了出来，在《新赣南》月刊上发表。为了使这一篇东西能在别的地方发表，我把它转给在桂林的《救亡日报》。过了不久，终于登出来了，或许能让有些人知道：蒋经国自己虽不否认他是一个青年，但也确有青年经受考验的一股锐气。 根据蒋经国提出“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街头巷尾，特别在汽车站、轮渡码头、墙头上都刷写了标语，没有墙头的就用木板，标出要做到“五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出来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要动人得多。这就是让人们知道的“三年建设计划”的内容。至于怎样达到呢？只是什么“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呀！什么“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甚至几百几百万人来工作呀！”不见什么具体措施，连个具体促进的机构都没有，至于达到什么指标，更是无从淡起了。 不过，这个口号，总算很动人，与别处相比，有一新耳目的感觉。这个口号，自然是蒋经国的四大秘书的产物。分散在各个部门中的共产党员与一般公务人员，都毫无所知，没法参与。蒋经国不会找共产党商量，也不知哪里有共产党，也不想借助共产党员的力量。于是，我这个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无从插手，就变成在看他演戏了。那心情、那滋味，确实不一样。谈吧，他早就什么都决定了，没有筹划周章的余地。不谈吧，这么在大一件大事，几乎是孙中山提出的远大理想，早知道“革命尚未成功”，作为“建国方略”搁在案头。而赣南却要一下子实现，没有政治局势作保障，没有充分的财力和人力的组织工作的保障，谈何容易！事实上面临许多挑战，搞不好，前功尽弃。虽然喇叭可以吹得很动听，却无补于实际，无助于赣南的“建设”丝毫！ 这是明摆着的事，涉及中国的前途。如果没有共产党参加，那将什么也作不成。只因有国共合作，抗战才像个样。在赣南，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多，如果不是国共合作，就什么也办不好。现在，他满以为以他一己之力，最多加上一批年轻人，就能大功告成口还没有开始，便可预见前景了。 我清楚地知道：党的政策，是帮助他，一要做到国共合作，不在名义，而在实际；二在确实做些有利抗日救国的工作，最低不能让他开倒车，能有一点进步就算一点，坚决支持。 我们说的三民主义，与他们说的三民主义，在具体工作上还有先后之别，先解决“东南防卫”，然后，方谈到所谓“建设”。实际上无非安定人民生活，使之能服从抗战的需要。在战争时期，没法单纯地搞“建设”。 这一认识，与江西省委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急了组织部长唐敬斋，几次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他在明处，咱们在暗处，就是一个客卿的地位。”唐敬斋觉得也很好笑，说着：“我去看蒋经国。”“以什么身份？”“先以个人的名义，他对我这个暨南大学学生还有感情。”“那我就给你吹吹风，择日去登门。” 我没有专门去找蒋经国，还是顺乎自然的好。有一天早晨，他经过动委会的门口，停了一下，把头探了进来，两只眼睛晶晶发亮，落在章亚若身上。她刚上班，坐在门边的办公桌边。他一改爱说的“喂！老表”，而用“喂！我的好同志，这么早！”章亚若是个女的，听到一句“我的……”显得十分腼腆，把一个少女弄得涨红着脸，轻声地说：“你把我吓一跳，蒋专员，有事吗？”她不在三青团而在专署里，只好随其他的署中人这么叫了。蒋经国毫不在乎，也不觉得歉仄，说完便罢；也不置答，转过脸就说着：“没有事，你们好！”他还没有走，我在办公桌旁站了出来，忙向他大声地说着： “蒋经国同志，你记得唐敬斋吗？” 他愣了，思索了一下，然后方从脑海捞起来似的回答： “当然，记得！这个猛汉，他怎么啦？” “他经过赣州，要来看你，” “来就来嘛，还要先通知？” 这意思是多此一举，以表明他不是什么官僚。我就只好解释一下： “不是，我在街上遇见，他对我这么说，又不知哪天来。” “要来就来吧！” 蒋经国用人谈话，都是很利索的，绝不含糊两可。他表示态度，是或不是，都很清婪。这是他的特点，和他商量什么比较好办。我转告了唐敬斋，请他来。 过了几天，唐敬斋登门来了，他直接到蒋经国的住所，从午后二时谈至五时左右，日影已经斜照，才告一段落。当唐敬斋出来的时候，听见蒋经国说：“你要时常来，有什么不好谈的！”然后就分手了。他们谈些什么呢？我没有去打探。后来我碰到唐敬斋才问：“跟蒋经国谈得怎样？还是个人身份？”“不！个人就没有那么多话好扯！我就给他亮明党的态度，好让他放心，放手做好工作。”……啊！原来如此，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党跟他作的一次正式接触。可后来我见到蒋经国，他却不讲正题，用别的乱问一气：“你们是同学？”我笑了起来：“南辕北辙，我是广东人，他是四川人，我在北平，他在上海……”他仍然把我与唐敬斋不分开他说着：“你们都是年轻的，难得都在江西，难得干同样的工作。”这个话里有没有其他的意思，我没有问过唐敬斋给他交了我的底没有。总之，蒋经国从此以后，不再像以前那么随便、随和了；一跟他谈工作，总好像有一条线牵扯着，难免正经八百地，当然我也没有去介意这些。 过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动。 事出有因，蒋经国的计划遭到挑战了。他雷厉风行地搞禁烟禁赌禁娼，抓走私、捕好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权力镇压以外，并无疏导之途。而这些之中，按他的说法，奸商可耻，操纵市场，米价上涨，盐也看涨，甚至有时买不到，闹得赣州城里，人心惶惶。这件事，轮到黄中美和许季元出马。黄中美很简单，下令抓了几个好商，关在牢里去了。煞煞风，有点效果，可是紧张局面，并不因此稍减。 在一个星期天，很多人打球儿去了，我没有外出，蒋经国不休息，到署遇见我了，心中的事儿难免外露出来： “你们广东人狡猾，做了奸商，躲在后面，却把老表推了出来。现在抓来的，好多人来求情。放吧，物价还要波动；不放吧，关人真不是办法。” 又是广东人，作为喜笑怒骂中纵情之词，容或有之；但作为人好歹的标准，有点只知其表，不知其底，就不免成为笑柄。于是我就说： “我这个广东人就不狡猾！哪个不想捞钱啊？反正你治标不治本，尽演《捉放曹》。” 这种事我从不理闻，也就随便这么一说，他一听了好像击中要害，抓住不放了：“有什么治本？”我说：“许秘书就是专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很懂很熟，为什么不试一试？”他说：“那是苏联！”我又说：“也不是以前有现成的经验。在这以前，都说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会暴发革命，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闹得最热烈，偏偏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来个一国首先胜利。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听听，沉默一下，也就进去了。经济上的事，我也外行，说说便罢，并没有想到这些话会发生实效。 过了几无，见所有的人，都被调动去发赣州城里的“镇民购买证”。按报户口的给，没有户口的不给。有了这个证，可以到粮食公店去买公价的粮、酒、盐、油……等用品。至于不愿来买的，请便。这下子物价就平复下来，群众有了生活上的基本所需，即使有奸商操纵，也不起作用了。 这在今天，就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不过，在那时可是新鲜的事儿。蒋经国接受了挑战，知道许季元想出来的，犹豫不决，直听到我的所言，才办了起来，一举得胜了。这件事，确实可嘉。我为此写了篇《赣州的交易公店》，表彰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桂林《国民公论》上发表了，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蒋经国的政绩。 又一个挑战是变救济为动力，犯人坐吃山空，蒋经国仿效苏联的办法，办起强民习艺工厂，让犯人都劳动。 又一个挑战，不是要人人有饭吃嘛？确实好多穷人没有饭吃，于是鳏寡孤独残的，每天就到“救济食堂”吃饭去…… 对付这些挑战，都需要钱。钱从何而来呢？靠盐、烟、酒的专卖，也靠外面捐助的救济款，包括华侨的，以及重庆的儿童福利基金等等。此外，还抓奸商，要罚款、要捐款……因为在赣州，是东南联接西南的一个腰站，商贾云集，确实可以得到钱。金钱万能，解决了问题。 蒋经国还笑着对我说：“还是商人有钱。” 这钱，看怎么用！在赣州，又掀起一个高潮，叫祝寿献机活动，就是捐钱为他父亲庆祝寿诞。说得好听，所得的钱是拿去购买飞机，加强军事力量。于是，蒋经国全家出动都为这个工作努力。 就在专员公署、动委会和保安司令部的范围内，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走向群众，拿着捐款的红簿子出现了。她说着普通话，遇着公务人员，一个也不放过地说着： “爱国抗日，祝贺领袖，捐款为乐，无上光荣。” 这样，效力显著，每个人在她的热情感染下，只有多捐没有少写，已捐到的数目很可观。蒋方良对我说： “要到陶陶招待所、广东酒家去！那里摆了酒席，蒋专员在等着哪！” 第二天，蒋方良又上出动了，一手拿捐款的红簿子，跑到富人面前，一手要人写捐款，这下数字猛增。这些工商巨富，在酒溢杯外的时候，见一个不同肤色的人前来劝募，确实想也没有想到，写点，或者多捐点，总比被戴上奸商的帽子强得多了。正因为这样，购一架“赣南号“的飞机，已经没大问题了。 这件事，蒋经国一回来，兴奋地向我说： “三民主义新赣南的民众力量显示出来了，蒋总裁一定高兴，中国有这样一个领袖，国民之福。”他已学得一些新的语言了。我谛听着。接着，他又高兴他说下去：“三青团宣布献机祝寿，已准备了戏，学会了歌，不会错的。” 蒋经国多么欣赏这件事啊！我就必须看看听听了。一上大街，看到不论是陆象山路、还是王阳明路，几条大街上都有宣传队在活动。 到了诞辰的那一天，先在赣州公园举行庆祝会，然后列队在大街上游行。高举着“赣州各界庆祝总裁诞辰献机运动”的横标前导，这也是国民党的其他要人所没有的和看不到的。蒋经国蒋方良两人在横标下面，带头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放着鞭炮，在口号声中游行开来。在这个队伍里，有高呼祝寿的口号，也有与祝寿毫无关系的口号：“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于两旁的观众，那就更热闹了，互相争看蒋经国夫妇。 这似乎带有出奇的号召力，要不，就不至于出现万人空巷的局面。我们都是队伍中的，就让蒋经国带领着行进吧！这将是一个什么反应啊？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么做是成功呢，还是失败？真有必要摸一下新的情况了。 蒋经国的头脑是很热的，真的认为这是得意之作。据说受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夸奖，说是把赣南的建设搞得好，纳入正轨了。他似乎也有点忘乎所以了，溢于言表，乐融融地自陶，竟有时像小孩子一样快乐得边走边唱起歌来。 我一直到他比较冷静以后才到他的住处，不等我提出，他就向我滔滔不绝他说道： “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第一个成功，就是祝了寿，又献了机。民众同心一气，领袖领导有方，抗日战争胜利也就有了把握。” 我顺水推舟地问： “这么做，赣南三年计划，可以实现吗？” “能，能，能！” 铿锵的声音，像钟连打三下。 这就可以看到，他说着说着，陶醉在美好的幻想之中。 过了些时候，三青团从重庆来了一批人，大肆活动。他们集会，他们唱歌，最奇怪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却举行火炬游行，每个人穿着整齐的蓝色衣服，一律佩“三青团”的臂章，非常划一，高呼的口号，也很别致。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党。”另一边答呼：“中国国民党。”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主义。”另一边答呼：“三民主义。”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领袖。”另一边答呼：“蒋委员长。”有点像德国的法西斯捧喝团。中国不是有“蓝衣社”的说法吗？看来就是这么样来亮亮相的！ 这么个另外的一套，席卷来了。我住在动委会里，不免看到专员公署的门上，又多了这些人的足印。这时的蒋主任欣赏不欣赏这批人马呢？这个问题，用不着去亲自问他的，观其言，察其行即可。不意竟遇见蒋经国来了，看到他的兴趣大大提高，并很有把握地说： “这番人多了，好办事！”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赣县也和其它后方地区一样，积极组织力量开展募捐等工作，支援前线。蒋经国还亲自带领一个慰问团到大庾岭去慰问。 1939年下半年，这时赣县的三青团几乎已全部被重庆来的一伙人控制了。趁蒋经国去重庆之际，他们采取了“行动”，先是扣留了在团内工作的朱承熙、王重实，接着由一个叫江海东的带头，手提木棒，气势汹汹地砸了“青年文化服务社”，绑走了那里的工作人员。 他们像法西斯匪徒一样的行为，使赣州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赣州。 这时地方上，国共合作已经到了三岔路口，但看蒋经国回来是怎么个态度了。 蒋经国姗姗回来了！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威风凛凛。伴随他同来的，有侍从室一个团的兵力。干什么来呢？为的保卫他而来。于是专员公署门口，再恢复有正式携带新式武器的人站岗了。 蒋经国回来后，我没有见到他，葛洛见到了，但是他的办公室搬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为了加强战时警卫，他搬到保安司令部特务室那儿去了。为了加强战时的警卫，“黎民百姓”算不算在内呢？赣州还是后方之地呀！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立即去向江西省委报告，已经面临抉择了。已经到了撤退的时候了。 天气阴霾的一个下午，我在回来的路上，遇见葛洛，他急忙地拉着我到青年会的茶座，告诉我印染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的大街上，到处乱闯，引得商铺做买卖的和附近的居民，惊慌不迭。正不知什么事，见后面追赶的人握枪把他押走了。用不着说，便服抓人，除了特务，没有别人。“又抓共产党了。”这下子传开了。怎么办？要不要撤退？我还有点书生气：“得听候组织的意见，稍微等一下。”哪知我一回专员公署，踏进卧室，保安司令部的科长（他是常见的熟人）光临了。来人一反常态，推门进来就说： “刚回来？蒋专员请你去谈谈。” 门没有关，卧室外的石阶上，还有个士兵手握武器，我就完全明白了。 于是，我随着他离开专员公署。这位科长带着路，士兵在我的前后。还一股劲儿说宽慰的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专员对你很好，谈几句话，放心好了。”简直上下对搭不上词。穿过昏暗的街灯，拐进一条小巷，还有些破砾碎石，不见人家，到了死角，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一推门，登木梯，钻进小阁楼，见到甘时鸣已经在里面了，用不着说什么，到此轮到科长放心了，他客气地告别一声：“让你委屈了。” 我值不得回答。 这一夜，继续捕进来的还有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的上官，和写《总裁祝寿献机歌》的汤光瑢，还有在赣州邮政局工作的杨传琦。 过了两天，我们被转到强民习艺工厂去。这不是犯人的劳动场所吗？不是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功绩之一吗？我们努力创造的条件，却是作茧自缚！我们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等候变蛹，以后要破茧出来，还要产子，子子孙孙，无穷期也。这也就是共产党员的精神，蒋经国当然知道，让我们“委屈”。 也就是在这个强民习艺工厂，我所领导的党支部之一——政工队正在这里做教歌工作，托他们带走了我写的报告。我说要撤退，我们要越狱而走。可是江西省委的指示却是：不准撤退，坚持斗争；还委任我为狱中党小组长，要到泰和的马家洲集中营去发挥作用。 我们遵命。 从此，我见不到蒋经国了。可是很快传来他对这件事的关心。据说中统向他开了一个黑名单，有黄中美、许季元、高理文、周百皆、葛洛、雷宁……一句话，要他逮捕。他不肯，讨价还价，他们的担保从四大秘书截至葛洛止。葛洛是他直接聘请的，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不能由他的手送进牢里，所以就从雷宁起。而我呢？自送上门到赣州来。他也许知道共产党员为工作不计较这些，就同意从我逮捕起。因此我被“请”来，却听不到他的“谈话”。参加了这一次演出，算是在革命斗争中不可免的一个过场吧。我说过：这是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奇怪。不仅是蒋经国，换个张经国、李经国，也是同一个样。这里从个人讲，谈不到什么。然而，我要说的，蒋经国还有点儒教精神，还表现了他好的风度。 葛洛是他们聘请的，，却是我领导下的一个党员，也许他知道，也许不知道。可是，我被逮捕以后，蒋经国对他又送礼又赠金，让他安全离开江西，到不是自己统治下的自由天地里去了。 还有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的家属找他要人。他亲自接见家属，告诉他们：是不得已而逮捕，还要找机会释放。不管是敷衍还是真心，也不管是假的还是不得已，总之，他出来与家属见面，安抚从敌占区流亡的父亲一行，毫无顺蔓拉瓜，或斩草除根之心。还算懂得“阶下囚，礼如宾”。 我终于到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做我们地下的党小组长去了。这好比驯虎者敢于把头颅放在老虎嘴里，被咬，不难；不咬，知是驯虎，并无射虎杀虎之心！共产党员就是驯虎者，说不知道死是假的，说敢干不怕死倒是真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岂不可笑？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叫三次反共高潮所出现的事件。 时间一晃40多年，我当年20岁挂零，蒋经国比我大得多，现在已经作古。从大陆看台湾，海陕两岸，遥遥相隔，我不觉有时想起过去的一切。对于蒋经国，难忘的友谊，常使我回忆往事，实话实说，不外让后人多知道一点。 当年同在赣南的，已经月明星稀，就在专员公署这个几百平方的地方之内，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有葛洛、魏晋、金重民、喻诚然、伍云华、罗琳……他们知道的不会比我少，可以各说各的吧！有一回，我与葛洛说：“如果小蒋回来当大官了，我们相约再一次在他的手下工作，一同到他的公馆吃一顿，叨叨台湾，那里也是我们该去看看的地方。”这个愿望现在已成为梦幻了！读台港报纸常见：“大陆对台湾是共产党的统战阴谋。”我有时觉得有趣，我在赣南搞统一战线，有什么阴谋啊！我不妨这么说吧：如果从爱国主义的大义出发，台湾也可以这么来做做大陆的统一战线。让我们统一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同是炎黄子孙，快结束分裂的状态吧！愿我们能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再以同志相称。 （原载《团结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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