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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系梦绕的延安——记罗西北



赵仕杰

  1986年为开发黄河北干流的水力资源,西北带领了几个专业干部,绕道去了一趟延安,拍了许多照片。
  每次出去考察他总要拍照,除了工程上所需要拍摄的以外,对于一些生活、风景照,他一向是不大重视的。可这次却一反常态,回来以后为找不到在延安拍的胶卷,好些天耿耿于怀,一想起来就念叨:四十多年了重返延安,多么不容易,这些照片很珍贵……。好在终于找到了。冲洗出来以后,他兴致勃勃地一张一张讲给我和女儿们听。看他的神情真像又回到了那个幸福而充满激情的年代。平常每当他和延安时代的老同学们相聚时,神态也是这样的,大家不论职位高低,仍然像孩子似的在一起嬉笑玩耍。只要他们聚会在一起,个个都“返老还童”了。这大概是因为少年时代的延安生活留给他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吧!
  1990年秋,我有幸与西北为开发黄河北干流的事,再次去延安。一提起去延安,他话就多了,兴致也特别好。我常常在想,延安为什么会使这么多离开她多年的儿女们至今魂系梦绕?这得从四五十年前去延安说起。
  西北的童年是在外婆的身边渡过的。1928年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西北的爸爸罗亦农被叛徒出卖牺牲了,留下1岁多的独子小西北,由外婆马淑平带回她们的家乡四川。为了避免国民党“斩草除根”,在成都上小学时他改姓周,叫周西伯。已经七八岁了他还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外婆早年居孀,做得一手好针线活,靠开个小裁缝店养家餬口。目不识丁的外婆能保住小西伯的温饱已属不易,放学后由他在街上、茶馆里游荡。西北人长得又黑又瘦又小,不过念书还算聪明。他虽然经常逃学,跑到郊外偷地里的嫩葫豆吃,吃饱了枕着书包睡大觉……但成绩却一直在班上拔尖。西北的童年没有得到过正常家庭生活的温暖和父母兄妹的爱,他几乎是个野孩子。学校每学期入学时都要填表,在父母一栏中他总是不知道填写什么。他常常想,同学们都有爸爸妈妈,而自己怎么除了外婆以外什么人都没有呢?每当他问到外婆时,外婆总是神秘地对他说:“你还小,等长大点再告诉你。”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他。
  1935年底,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岷江上游,成都有钱的人都怕“共产党”,纷纷逃往重庆。外婆十分镇静地对他说:“长征的队伍里都是你爸爸的朋友,他们和你爸爸一样都是好人。”
  “那么我的爸爸妈妈呢?”他又提出了那个老问题。外婆沉痛地对他说:“你爸爸是个大共产党,被蒋介石杀头了,你妈妈在莫斯科学习时淹死在河里了……你长大要为父母报仇!”从那时起,他突然显得懂事多了。怪不得同学们一提起“共产党”就都以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开始盼望快点长大了,去找爸爸的朋友,也当个大共产党,为父亲报仇。
  1937年党中央找到了他,并让外婆将他送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外婆用她一针一线挣来的钱给他缝制了新衣、新被褥。临行前,外婆在他对襟的小褂内用密密麻麻的针脚缝了个小袋,装了十几块钱,把他打扮一新,交给了正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伯伯。在武汉停留了几日后,周伯伯就送他上火车,交给一批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一同去延安了。外婆送他到火车站时,流着眼泪嘱咐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此时的西北,第一次一个人上路,够神气了,何况是去延安——他向往已久的爸爸的朋友们所在的地方。从此以后再也不是那个不知父母是谁的可怜孩子了,他将要和爸爸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大共产党。
  到延安时已是1938年初,11岁的西北对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鲁迅小学读书,遇见的第一件新鲜事,就是每次吃饭都排队,先唱吃饭歌:“我们吃的粮食是老百姓给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从那时起,西北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老百姓是最重要的,老百姓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件有趣的事是,孩子们集体住在窑洞里,个个剃光头,穿着不大合身的军服。起初他和一个叫陈英的孩子最要好,简直是无话不谈。有一天,另一个孩子突然提醒他,陈英是个女的,西北大吃一惊,怎么能和女孩子打得火热呢?真有点不好意思。他与陈英疏远了,但心中一直记着这个女孩子。时隔多年,他俩在我家相遇,提起过去的趣事,仍然忍俊不禁。
  西北保留下来唯一的一张延安时代的照片:身着棉军装,裤腿和袖子都挽上去一大截,的确太不合身了。我问起外婆为他缝制的新衣呢?他说,新衣和新褥单都打草鞋穿了,到延安就是“革命军人”了,谁还愿意穿小孩的衣服?
  我们一行尚末踏上延安的土地,西北就开始嚷嚷:“有没有羊杂碎吃?”同行的专家们都感到奇怪,羊杂碎有什么好吃,胆固醇一定很高吧,可是他却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讲起了羊杂碎的故事。1939年开展大生产运动,纺1斤毛线给1元零花钱,孩子们拿到这1元后,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去市场上吃一碗热腾腾、辣呼呼的羊杂碎了。其味道鲜美远非如今的山珍海味可比。一路上吃了好几次羊杂碎,西北当然是吃得最有味的一个。他的这种感情,感染了不少同行者,大家开玩笑说,吃羊杂碎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谁怕辣,吃不下去,就是拒绝接受革命教育。
  到达延安之后,先登宝塔山,在山顶上远眺山下,延安已不是当年的旧模样,她已变得接近现代化了。蜿蜒的延河水流量已经很小,下山后,西北沿着河边去寻找清凉山下的河滩和河滩上的那块大石头。因为当年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去那里洗澡,那时每人只有一套衣服,洗澡前先将衣服洗了晾在那块大石头上,洗完澡后就躺在河滩上晒太阳,一直等到衣服干了才穿着回去。谈到这里他无不骄傲地接着说:“我就是在这里学会游泳的,从大石头上一跳,扎个猛子,来个‘狗刨式’就浮起来了,一直游到对岸。”联想起这些年来,他在人生的风浪中几经磨难,正是以这种扎个猛子下去再浮上来,游向彼岸的勇敢精神,经受住了这种严峻的考验。
  1938年后,由于日本鬼子的狂轰滥炸,西北就读的边区中学已无法在延安城里上课,于是随同党政机关一起迁移到安塞的吊儿沟。蹚河时,大点的孩子背着小点的,强点的扶着弱的,12岁的西北尚无能力去背别人,他就抢着替比他更小点的孩子背背包、杠板凳。那时每人一个小板凳用处可大了,无论上课、开大会都得带着。上课时在小板凳一坐,摘下脖子上挂的小黑板当桌子,在上面又写又画,开大会时,只要在小板凳上一坐定,队与队之间就开始唱欧。“××队来一个!”“再来一个要不要?”呼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西北是他所在队的指挥,十分活跃。我以前对他小时候在唱歌方面有如此高的“组织才能”表示过怀疑,近年来遇见过好几位他在延安时的同班同学,他们都谈到西北当年如何爱唱歌,如何擅长指挥。
  我好奇地问过他们都唱些什么歌,他们说许多歌都是自己编的,歌唱生活和生产的,唱起来可带劲哩。大家都感到自己正在为创造新的生活而做着贡献。
  “你们小时候有过夜行军吗?”西北回过头问我们,接着他又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当年的夜行军:夜里面得正香,一阵哨声,孩子们立即起床,穿衣,打背包,集合……这一切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然后,开始行军了,爬山、过河……只要脚底下稍平坦些,他就可以紧挨着前面的人边走边睡。他又想起了另一件趣事。有一次他领头打了快要成熟的杏子吃,为此还被罚站,写检讨。延安中学的老师们培养他们从小爱集体,爱护公共财物,严守纪律。罗西北一直到老,只要是组织上的安排,工作需要,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分配,一向不知什么叫讨价还价。
  在延安短暂的停留期间,我们还匆匆地参观了边区大礼堂、枣园、杨家岭。在杨家岭的一排窑洞前,西北显得特别留恋,拍了不少照片。原来他就是从这里和朱敏、娇娇、继飞四人一起离开延安去苏联的。
  在去苏联的头两天,王若飞伯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
  让警卫员找了一天,才把西北从自然科学院叫到他家,对他详细地讲了1926年至1928年,在西北的父亲罗亦农等革命先烈的领导下,党是如何组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以及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广大的革命群众和仁人态士如何惨遭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的过程。罗亦农在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不久,就被调到湖北工作,任长江局书记。
  1928年春因工作需要,他冒险回到上海,此时蒋介石反动派正以5万光洋的巨金悬赏捉拿罗亦农。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去法租界与山东来的同志联系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为了营救他,上海的党组织布置工人纠察队做了许多的工作,蒋介石怕有变故,未经任何审讯,就将他枪杀了。
  西北决心以后像父辈一样做一个伟大的共产党人,为迎接祖国的解放,为将祖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本领,贡献力量。他就是怀着这样拳拳报国之心踏上异国的土地的。
  延安对他的抚养、教育,影响了他的终生,不论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孤独苦难的流浪生活,还是在东北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不论是对待学习还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他都是以自己的实干精神,战胜重重困难,克服各种挫折,迎着激流前进。他至今如此眷恋延安,正是因为她像一个伟大的母亲哺育了他,赋予了他伟大的精神支柱——对事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正是如此,至今延安还使他魂系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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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西北
  男,边区中学三班学生。现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常务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水电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有《河流规划与水电经济》、《技术政策研究》。曾获国家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技术政策研究》一书获著作一等奖。国务院定为在工程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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