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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



鲍克明

  我是1944年8月1日由延安保育院小学毕业后升入延安中学的。在那里,我度过了黄金般的中学时代。在延河边上,在桥儿沟,从杨家岭到清凉山,从延安鲁艺的大教堂到我们的露天教室和窑洞;可亲可敬的老师;活泼可爱的伙伴……一生中有多少往事只是稍纵即逝,然而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却是那么真切,那么清晰,那么强烈!
  闲下来,抹不去的记忆从心底涌起……
  吱吱吜吜纺车响
   又鲜又红蕃茄热

  1944年的延安,生机勃勃。经过整风运动,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敌后各根据地更加发展扩大,政治气氛很好。延安刚刚走出1942年到1943年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延安中学也不例外,我们除了繁重的学习任务外,还要参加生产。
  陕甘宁边区缺棉花、布匹,但是部队对战士的着装又有严整统一的要求——一色的灰军装、灰军帽、灰绑腿。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纺线线,还担负起织毛袜,纳军鞋,做军衣的任务。
  窑洞里、院子中摆满了纺车,吱吱吜吜的响声和大家的说笑声、歌声融成一片。秋冬之交,我们一天要做2~4套军衣。我记得在延安保卫战前夕,彭德怀将军视察富县、甘泉前线归来,发表演说,号召大家为部队打毛袜,支援前方。
  延安中学坐落在桥儿沟的山坡上。桥儿沟里面有条小溪。
  为了解决蔬菜的长期自给问题,学校开了菜园,菜是集体栽种的,菜熟了要交给伙房。另外,我们几乎每个人还有一小块“自留地”。我的小小自留地上种着30棵西红柿。到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西红柿成熟,鲜红酸甜,真叫人喜欢。我把它们摘下来送给嘴馋的小同学,送给女同学,回家时还背上一书包带给父母。看到一棵棵小苗经过浇水、施肥、打杈、搭架结出的果实,那种经过辛勤劳动后收获的幸福感,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代替的。

领袖的气度

  1942年,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为了清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全党全军全民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好准备。
  在整风运动后期,康生提出了“挽救失足者”的口号。他认为,在党、政、学、工中混有大量的国民党特务,要把这些反动分子清理出来。他的错误行为导致这场运动完全背离了整风的目的,伤害了大批忠诚于党的同志。
  1943年,我在保小时,也被选派去参加安塞真武洞的县委整风,做记录和整理材料工作。“逼、供、信”的整法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理解的迷惑和创伤。
  毛主席发现问题以后,及时提出一定要对“抢救失足者”的错误进行纠正;对错整的同志进行甄别,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翻,冤假错案一律平反。那时,我正在延安中学读书,我的老师和同学也有受冤枉的。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我们在鲁艺礼堂召开了甄别大会。那些曾被打成“特务”的同志,摘掉了压在头上的沉重的帽子。他们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的委屈,感激党对他们的信任。我还记得在延安大学召开的大会上,毛主席站起身来对大家说:“我向大家表示道歉,我向大家敬个礼吧!如果大家原谅了,我就把手放下;大家不原谅,我就一直向大家敬礼。”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一片掌声。伟人的气度、有错必纠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尊敬。1943年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的“左”的阴影也一扫而光了。这场运动使我在政治上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并使我受益终生,永远不能忘记。在以后土改、三查、五反、反右倾运动中,我都能注意对过火的整人的做法保持距离。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那么多老同志、老领导因莫须有的罪名挨整时,我心中愤愤不平,尽力去看望他们,对他们进行照顾。我依然深信我们的党有勇气、有能力纠正这种“左”的错误。
  当年思想上的感悟和认识,指导着我的为人处事。我至今牢记:对同志要充满友爱和善意,对人不能随便怀疑。党内的是非和矛盾不能简单地用整人、压服的办法解决,更不能搞“逼、供、信,”对待复杂的事物不要轻易下结论,而要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

马兰草制的报纸

  在延安,人人读报,蔚然成风。
  当时的《解放日报》社位于清凉山,每天下午4点到5点,从中央到各基层单位都派出通讯员到清凉山下的一个石窟里去领报。有的通讯员还弄上一辆旧自行车,“叮叮铃铃”地跑在小路上。五六点钟,领报的通讯员便带回泛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一时间,他们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一张对开的报纸,是由马兰草制成的纸印出来的。马兰草是我们端午节用来捆粽子的像韭菜叶一样的长长的草,它开着幽香的兰花,人们常用它打草绳和编草鞋。延安军民用马兰草造纸也算是在纸张奇缺情况下的一大发明。这种纸很厚,但不结实,一受潮就会折断,字迹也就模糊了。
  晚自习时,老师组织我们读报。我们把读报看成非常重要的事,读报时我们还自动作笔记和摘抄。从报纸上,我们了解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学习党的政策和革命理论。记得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消息就是敌后根据地发展的消息,还有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我边区军民搞摩擦等情况。那时,除了读《解放日报》,我们还读《参考消息》,上面都是直接援引世界各大通讯社,包括日本《共同社》、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这些消息和信息使大家能够提高判断分析形势的能力,坚定和增强胜利的信念,成为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
  这种马兰草制成的报纸,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它给我知识,也留给我一个几十年来都未曾改变的天天读报的习惯。现在,工作再忙,我每天也要看几种报纸。

我成了青年团员

  革命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无比神圣的。从保小升到延中,我觉得我长大了,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的党的“七大”决定18岁以上方可入党。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学生都很着急,就组织了时事政治学习小组,努力学习政治和革命理论。1946年秋,我们开始在学校组建青年团。12月9日,毛泽东青年团正式成立,我作为第一批团员加入了组织。这批最早的团员共71名,全部是骨干分子,成为基本团员。建团后,苏红、张珍、王黎明和我创办了一种油印小报《团内生活》。我除征稿、编稿外,还承担了刻写蜡版的任务。1986年,王黎明同志在团中央的档案中查到了仅有的一期《团内生活》。他惊喜地告诉我,并复制了一份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我。我看着当年自己刻印的小报,稚拙里透着成熟,心情可激动了。王黎明当时是团总支书记,他说,他还保存着1946年12月9日我入团那天的会议记录,那上面记着我的发言,其中有我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当团员不能白当,团员要起模范作用。”以后,一直到今天,我确实都是这样在要求着自己。
  1947年3月,我直接参加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斗。那时,延安中学大部分改建为第四野战医院,卢勤良副校长任医院院长。卢院长了解我,说我机灵,又能吃苦,就让我去当了通讯员,不久又成了通讯班长。同学们看着我骑着马,挎着枪,穿山过岭,往来送信,可羡慕啦!一次,我送信到医院的五所。我跑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非常冷。我那时才14岁,小脸冻得红红的。贾芝老师把我拉进他住的窑洞,他和李星华老师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问冷不冷?还拿了一些东西让我吃。我当时心里暖暖的,一路的风尘和疲劳都无影无踪了。
  我又一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难忘桥儿沟的山山水水

  延安中学的我们,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成人的。露天上课,沟坡里劳动,每天都少不了爬山。当时布鞋缺少,我们穿一双硬硬的木板拖鞋。这双木板拖鞋并未限制我们的活动,大家一个个仍像灵活的小山羊一样在蜿蜒的山路上奔来跑去。
  艰苦的战斗岁月,政治思想上的早熟,并未磨灭少年的天性。学习劳动之余,大家都爱唱爱跳,爱玩爱笑。晚饭后,我们三五成群到江边或山沟去散步;在鲁艺看陈强、王昆、王大化、李波等大哥哥姐姐们排练《白毛女》、《兄妹开荒》;到召开过中央重要会议的天主教堂,去寻找那条古老的裂缝,看它又加深了多少。夏天,延河中到处是畅游的人,河边挤满了洗衣服的男男女女;冬月,我们在木板上钉上粗铁丝做成的“土冰鞋”,在延河的冰镜上追逐嬉戏。高原阳光,野外气息,山谷清泉……使我们健康成长。
  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知识,给予我们力量,给予我们生命。
  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也为我们注入生机和活力,注入朴实和纯洁,注入坚韧和顽强,使我们在以后的一生中享用无穷,使我们经受住种种的磨难和考验。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

  我们这辈人是从延安的战争年代走过来,又在党的培养下,受到较全面的教育,掌握了现代化科学知识,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的。我在改革的第一线已4年了,在海南建省办特区的开创工作中,我深深感悟到:延安精神不可丢!
  我是在延安奠定了人生观和世界观基础的。在延中,我曾和老师一道学习《整风文献》等著作,其中《反对自由主义》记忆犹新,至今我还能背诵,而且它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准则。
  比如,多少年来,我一直坚持“有话当面讲,不背后乱说”的习惯。现在,价值观念变了,有的人不仅乱说,还要造谣诬陷,抵毁别人。这种自由主义是我们队伍的涣散剂。我们如果不能恢复过去的好作风,不建立诚恳的同志关系,将是很危险的。
  延安还给了我坚定的革命信念,告诉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培养了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还教会了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和工作方法。这些都是我工作和生活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无论是战争,还是学习;无论是设计、研制,还是思考和实施改革的“系统工程”,都是延中培养的那种努力上进的精神,支持我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在改革开放中,我记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让人们都富裕起来,是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强大起来,跻身于世界先进的行列。我的这些觉悟都是和延安的教育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文明,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困难。它不同于过去物质匮乏的艰难困苦,也不同于战争的残酷考验。它要求我们面对全世界的挑战,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科技竞争、经济竞争以及政治上的较量。我们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靠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大协作的精神,我们取得了原子弹爆破、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等许许多多出奇的成就。要攀登科学和现代化的高峰,我们需要一支忠于人民、报效祖国、忘我奉献、执著刻苦、团结协作、不畏艰险的新一代队伍。这支队伍的素质要求优良的革命传统和现代意识的有机结合。我们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有责任做出这种结合的典范,把老一辈手中的革命火炬传下去。中国社会主义强国的建成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延安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的传统,作为一种精神财富要坚持传下去。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没有过去的奋斗和牺牲,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今天的青年为改革开放,为四化建设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又将为后人创建美好的未来。历史也不会是重复的,今天不可能是昨天的简单翻版。我们希望年轻的朋友,记住当年延安青少年那种与人民共命运,积极上进,严格律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金茂年黎子杨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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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克明
  男,延安中学六班学生。山东掖县人,1932年生。1947年参加西北解放军。1946年秋入团,1948年7月入党。195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1953年入莫斯科航空学院发动机系学习,任留苏学生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59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实习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主任设计师、副所长,航天部三院副总工程师,院长,航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现任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中央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宇航协会副理事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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