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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可贵是精神



张巨才

  在40年的悠悠岁月中,我无论走到哪里,是苦还是乐,是喜还是忧,总忘不了延安,忘不了在我的心灵深处点燃起革命火种的延安中学。那夕阳辉映的古塔,浮光耀金的延河,小米饭、南瓜汤的清香,年轻战士雄壮的歌声,这一切都使我梦魂牵绕。1988年7月,我带着帮助延安钢厂扭亏增盈的任务,奔赴阔别四十多年的延安,终于又回到了这片炽热的土地。
  延安钢厂位于延安城东40里,去那里正好经过桥儿沟。
  那儿正是我曾经生活过、学习过的地方,又是我无数次梦里所见的地方。
  在延安钢厂谈完工作,我专程来到桥儿沟。东面半山腰就是延安中学的旧址,现在只留下一排排破旧的窑洞。我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沿着崎岖的山路寻找我所在的九班宿舍和教室。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能容纳30多人的大窑洞,我弯着腰,钻进已经塌落的窑洞,一股熟悉的泥土味,沁人心脾。我捧起地上的黄土,闻了又闻,这里就是我们听课、自习、讨论问题的地方。走出窑洞,我爬上山顶四下瞭望。远处,黄土丘谷,连绵起伏;脚下,延河如练,飘然远去。我的思绪随着山顶上的风,沟底的水,随着弥漫的泥土芳香,回到当年的延安中学,回到了我们的九班……
  我们延安中学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抗日前线来的小八路,有从文工团来的小演员,有来自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干部,也有像我这样来自国统区,刚刚参加革命的小战士,有革命烈士的遗孤,也有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的子女。延中的老师几乎全部是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过着供给制生活的革命战士,随时准备组织一声令下,奔赴前线或其他工作岗位。正因为如此,在延中不仅学文化知识,而且把学政治、提高学生思想觉悟放在突出的地位。我们的政治老师严华同志当初给我们讲解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情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从她那里,我懂得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革命原理,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许多重要内容。新华社编辑吴冷西也常到学校里为我们讲形势,他从苏德战争讲到太平洋战争、抗日战争。经过延中的学习,我们这一群小八路的头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单纯的革命热情,逐步升华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延安中学实际上是培养青年干部的政治学校,是一座锻炼青少年的革命熔炉。
  延安中学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吃的是小米、南瓜、土豆,穿的是陕甘宁边区生产的土布衣服。鞋子不够穿,春、夏、秋三季穿自己做的木板鞋(这种鞋类似现在洗澡穿的木拖鞋,即一块木板,前面钉上一截旧皮带)。上课、吃饭、上街,都穿这种鞋,走起路来“啪答、啪答”地响。我们住的都是土窑洞,有的学生宿舍还搭了二层铺。有一次我住的那孔窑洞上铺突然塌落下来,把睡在下铺的李鼎铭先生的孙子李雪峰压在了面。大家急忙抢救,李雪峰却自己钻了出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笑嘻嘻地说:“没事!”我们的学习用具也十分简陋。没有课本,就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没有墨水,就发一点染料,自己用水泡了当墨水用;没有笔,自己用木头削个笔杆,学校发给一个蘸水笔尖,绑起来写字;没有课桌,自己做块木板垫在双膝上作笔记。尽管这样,同学们还是生活得非常快活。正像陕北信天游中唱的:“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我留恋着延安中学的生活: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当年延安的土地是贫瘠的,物质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我们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人生最贵是精神”,在那里,我们的革命人生观得到确立,我们的品格得到塑造,我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在那里,一个个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打下了革命的印记,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延安中学的师生们都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这就是把日本鬼子从国土上赶出去,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从东北来的同志,时刻想着打回老家去;从国统区来的同志,盼望家乡的明天也像边区一样。在所有同志的心目中,不仅有延安的山,延安的水,而且有着全中国;不仅有眼前的艰苦生活,更有着祖国美好的明天。
  记得有一次我走进地理老师陶克的窑洞。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幅用蘸水笔画的中国地图。地图上没有省界,却画了山川河流,并标了一些显眼的符号。我好奇地问:“陶老师,这地图是啥意思?”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图前说:“我们中国这么大,大江大河多得很,这些江河哺育了人民,但也给人民带来很多灾难。将来我们一定要把江河治理好,变害为利。将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要修上大水库;这些地方,要修上水电站。”他边指边讲,讲得热情洋溢,充满自信。
  我们延中九班的黑板报,是宣传抗日形势,讲革命道理的主要阵地。说是“黑板报”,其实并无黑板,只是把土墙铲平,用黄泥抹光,再刷上烟墨而成的简易黑板。学习委员惠庶昌,14岁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负责板报宣传,能画画,会写漂亮的美术字。他设计的报头“大家看”十分别致。此外,还有抗日漫画,短小精悍的文章,我们的黑板报真是生动活泼,令人瞩目。
  同学们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自己的责任。记得来自朝鲜的金海燕同学对我说:“我的祖国沦陷了,我不能在祖国读书,跟随爸爸来到延安,和你们一起学习、战斗。抗日使我们成了早熟的孩子,懂得了许多道理。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赶出朝鲤去!”的确,这位朝鲜女同学当时只有十几岁,是革命事业使我们都成熟起来,是革命理想把全体同学包括外籍同学凝聚在一起。
  延安中学的生活令人怀念向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真诚,革命友谊,同志之间的情谊,无比深厚。在艰苦的岁月里,这金子般宝贵的真诚,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并培养了人们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延安中学,无论是普通的小战士,年轻的干部、革命烈士的后代还是高级首长的子女,都一律平等,一样吃苦,没有任何特殊。
  同学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我们男同学不会拆洗被褥、棉衣,女同学就主动帮助,并且手把手教会。开荒种地则是男同学们“耀武扬威”的机会。男同学们猛打猛冲,尽力多完成任务,减少女同学的劳动量。那时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细粮。过“三八”节发给女同学每人一份大米。她们把大米全部拿出来和男同学的小米煮在一起。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二米饭”,女同学们开玩笑说:“男同学沾了我们的光,应该向全体女同学致谢!”
  同学们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帮助别人,大家都以能够帮助别人为荣。有一位从前方来的女同学会做鞋子,她为同学们做了不少双鞋。有的女同学会织毛衣,于是由同学们捻毛线,她帮同学织毛衣。有位同学会拉胡琴,但没钱买胡琴。几个同学跑到山上,抓了条大蛇,剥下蛇皮,再用刀削个木筒和琴杆,自己制作了一把胡琴。于是闲暇时他便给同学们拉一段,增添了我们生活的欢乐气氛。
  我们九班的班主任肖坤,在同学们的眼里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她的爱人在国统区工作,自己带着孩子来到延安。她关心每一名同学,和大家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她多才多艺,很善于组织各种文体活动。有一次,她组织全班开了个篝火晚会,还邀请了其他老师和“鲁艺”的同志参加。大家面前摆上自己种的西红柿、土豆、南瓜,边吃边演文艺节目。我唱了《血泪仇》中的一段,虽然唱得不好,但老师和同学们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位来自东北的老师,用低沉浑厚的嗓音唱了《在松花江上》,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时,他声音颤抖,热泪夺眶而出。这时全场一片沉寂。我们特约的“鲁艺”的音乐家刘炽走出来,表演了一段精彩的口技,才使大家从悲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活跃了气氛,重新泛起欢歌笑语。
  1946年10月的一天,老师通知我,组织决定调我到新华社工作。说心里话,我真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胜似亲人的老师和同学们。但为了革命工作,我离开了延中,离开了我的老师,我的同学,离开了那一排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土窑洞,走上了工作岗位。
  40年后重回延安,重到桥儿沟,唤起了我对当年战斗岁月的无限怀恋,对老师、对同学、对战友们的无限情思。当我的思绪从往昔走回今天的现实,我在想:当年延安人的理想、品格、情操,当年延安中学那种丰富而又高尚的精神生活,真挚而又纯朴的同志情谊,今天的人们,今天的中学生们应如何继承,如何保持和加以发扬呢?这也许是每个老党员,每个年轻的同志,都应当思索和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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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巨才
  现名张羽,延安中学九班学生。1944年由国民党统治区进入陕甘宁边区富县参加革命。1946年10月调新华社工作。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任教学工作。先后任鞍山钢铁公司计划处长、副经理;辽宁省计委副主任。现任鞍钢党委书记。1958年起有经济著述,在全国性刊物发表;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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