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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我从重庆抵达延安进延安中学时,尚未满16岁。这样的年纪,却已经历了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和生活中的曲折坎坷,心中藏着不少事情。例如,跟自己的妈妈一道生活时,一直遵嘱喊她“三姨”;去狱中给二姨夫送药品、食物时,他对难友们说:“这就是我的女儿。”(这位可亲可敬、1922年的共产党员,终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等等,等等。在自己小小的头脑里,曾有过许多不清楚的问题,但在那样的形势下,也明白询问徒增大人的担心和为难,只好不开口了。可能正因为如此,自己当时多愁善感,性格内向,比较早熟。 到延安前,我在贵阳念完了初中二年级上学期。进延安中学后,因为入学考试成绩比较好,插入五班。之后班里经过调整,一部分地方干部出身的同学调走了,我和另外的同学并入六班,于是五班不复存在。但不管是五班还是六班,反正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大家朝夕相处,学习、劳动、谈心、开会、演出……过着单纯、活跃而又很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忙忙碌碌一天下来,夜幕降临,我们女生回到自己的窑洞里,钻进各自的被窝,并排躺在一个大通铺上,说说笑笑,然后进入甜美的梦乡。这一切对我多么新鲜啊! 不管物质生活怎样艰苦,我都只感到快乐。最令人感动的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互相关心、开诚相见,洋溢着同志式的民主、平等气氛。如果彼此有什么意见,绝不会憋在肚里不讲,总是通过谈心或生活检讨会当面指出。看法不一致的话,可以当面交锋,有时思想不通,争得面红耳赤,但事情过去了,大家仍是好同志。这样的人际关系令我羡慕不已。可自己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照此办理,所以受到过同学们友好的批评,说我也许是怕得罪人,不敢大胆进行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居然变得勇敢起来,甚至渐渐地背上了能坚持原则、对人坦率真诚的美名。这名声日后几乎伴随我一生,同时,也使我为此付出过代价,吃到过苦头。但这是自觉锻炼的结果,大概是本性难移了。就这样,在延安中学的民主精神熏陶之下,我的性格变得一天比一天开朗和坚强起来,这也算是一种脱胎换骨吧。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大部头的小说,到延安中学时,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已看过不少,其中自然包括许多进步作品—— 在我的长辈和他们的朋友中,不乏进步知识分子,这对我都是有过一定影响的。书看多了,作文中不免会有所反映,于是往往引起语文老师的注意。我在五班时的语文老师林耶和他的夫人林贞,六班时的语文老师叶克和他的夫人黄海,就都是经过作文媒介,与我成为忘年交的。他们经常和我谈心,谈文学艺术,谈各自的生活道路,谈思想和事业。在他们面前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总是怀着亲切的感觉,敞开思想,讲心里话,从而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有一次,在谈心的过程中,林耶老师突然严肃地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要成为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我表示,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崇高的,自己相距甚远,此事不可能很快摆上议事日程。这确是我的真心话。老师立即指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时代要求有志青年用实际行动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应把今天该做的事,推向遥远的未来。林耶老师始终抓住这个话题不放,反复做思想工作,我则每次都恭敬地倾听他对我的过去和现在进行详尽分析,记住他给我指出的努力方向。当他进一步了解到我的身世之后,就更加强调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政治觉悟。他还通过自己的老战友,帮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生父(没有想到,父亲早就在山东根据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林耶夫妇奉命调往东北接受新的任务,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爱护,长久地留在了我的心中。像林耶老师这样从政治上关心同学,热情做思想工作的老师,在延安中学并不是个别的例子。经过大家耐心的启发、帮助和培养,我于1946年1月在延安的窑洞里宣誓加入了衷心爱戴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对自己影响深远的、生命中的重要一页。 1947年3月,蒋介石指挥胡宗南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延安变成一座空城,暂时让出去,以便揭露敌人假和谈真进犯的面目,并有利于主动而又灵活地消灭敌人。为此,延安中学一分为二,其中的一部分师生,包括我们六班在内,由卢勤良副校长率领,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了日后名扬西北战场的第四野战医院。卢勤良改任医院的院长,他以极大的凝聚力,成功地把我们师生和新来的医务人员团结在一起,投入了抢救伤病员的战斗生活。我们奋不顾身,一个战役又一个战役地抢救、抢运刚从战场下来的伤病员。我们的工作受到通令嘉奖,报纸上一篇接一篇的文章宣传了我们的献身精神。而这一切,其实也是延安中学对我们熏陶和培育的结果。特别是在内战爆发之前,学校及时地进行了抗击来犯敌人的政治形势教育和思想上、组织上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积极组织大家参加军事训练,如半夜紧急集合、打背包、急行军、实弹演习等等,这些后来都用上了。 就这样,一夜之间,大家都变成了军人。但在我们心目中,老师仍然还是老师,学生在战争环境里产生思想问题,还得老师来帮助解决。例如,我自幼梦想从事医务工作,认为这次可以和许多女同学一样,分配去当护士,为受伤的指战员服务,做新时代的南丁格尔,却不料分配我在院部当政治干事。我不愿在机关工作,向领导提出要求下连队当护士,理由是入党时间不长,没有政治工作经验。卢勤良院长亲自来说服我,他指出:“比你入党早的同学自然不少,但另有任务去给他们承担。 再说,你曾经担任过校学生会的工作,参加过学校青年团的建团工作,也当过党的支部书记。部队政治工作我们都没有经验,大家都得边干边学。至于当护士的愿望,本身并不坏,不过战争时期也只好从大局出发,服从工作需要了。”当时我有一种摆不上台面的自卑心理,这就是,在延安中学时,同学们总觉得我有些“洋”,连我随学校宣传队到外面去主演秧歌剧《女游击队员》,观众里也有人议论说我“洋”。我当时想,衣帽鞋袜都是公家发的,大家一个样;至于神态、谈吐、举止,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了。也许因为自己生长在上海,开始念书又进的是教会小学,后来长期在大城市受知识分子家庭熏陶所致。我自知距离劳动人民、距离工农兵化还遥远得很,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在部队里做好政治工作呢?果然不出所料,我兢兢业业刚起步不久,便由于工作方法的简单化,而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又恰巧碰上一小部分同学不习惯军队里的上下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极端民主化的苗子。自己在院部同时兼管全院的青年团工作,于是首当其冲,压力很大,情绪上产生了波动。就在这时,院部协理员、我的顶头上司李绵老师主动来帮助我了。他在纸上写了两句话,笑嘻嘻地递过来。我一看,他送给我的语录竟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不觉笑了起来。接下去他就不慌不忙地指出了我的缺点,并分析原因,教给我工作方法。李绵老师在延安中学曾担任过三班的班主任,是德高望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之一,在当时参军的老师中,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夜行军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他,不但不要别人照顾,反而身先士卒,不断地关心大家。在做政治思想工作时,他那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特点,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我跟李绵老师在医院合作共事,得益甚多。 在院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卢勤良院长即命我下连队任指导员,去第一线工作,继续接受锻炼。连队里大部分都是过去朝夕相处的老同学,我见他们进步很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医疗、护理、卫生、行政、后勤、思想工作都干得井井有条,心里相当感动。我正是在向他们学习并依靠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来做伤病员的思想工作的。首先和伤病员交朋友,思想上沟通了,才谈得上管理和教育。我在医院先后担任过两届医生训练队的政治指导员。第一届的学员大都是延安中学老同学;第二届则既有延安中学老同学,也有新解放区参军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护士岗位上锻炼出来,再经过专家培训,结业后成为有处方权、能动手术的医生。这些同志利用战役间的空隙,刻苦学习基础理论,边行军、边拿着骨头钻研解剖学;边学习、边实践很快都成了医务工作的骨干力量。 回想1947年3月,我们六班同学只差三个月即将毕业,就爆发了战争。它使我们放下一切,立即奔赴前方,全心全意地为解放战争服务。我们在战争年代里所度过的这三年生活,既是医院、又是学校——这是一座更大的学校,使我们从中学到了许多在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和人生经验。 由于经历了延安中学和解放战争的锻炼,有一个时期,人们说我“政治上、思想上比较强”。我自己飘飘然地似乎觉得此话也有一定道理。凡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评价,不能不感到脸红了。记得1958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正遇上我的一位读大学一年级的至亲被划成右派,开除了党籍,还开除了学籍。他很不服气,跑来对我说:“党动员我们提意见,我积极响应号召,提了几点意见,你说有什么错?”听他详述了你自己那几点意见之后,我吓了一跳,想帮他改变看法,可他始终认定自己是对的。于是我告诉他:“我讲不过你,但是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对此我是很理直气壮的,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兵力、武器、财源上看,敌人是那么强大,而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却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最雄辩的历史事实,没有这一切,就没有新中国。问题是,如何治国,如何使国家繁荣富强、兴旺发达,许多有志之士能够提得出积极的建议;而我呢,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却往往是满足于“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似乎根据自己在延安中学和野战医院的经验,只要做到这点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多么可悲哀的事情啊!如今,历史早已为我与那位至亲的对话做出结论:他被平反了,他所提的意见是对的。两相对比,到底谁“政治上、思想上比较强”,不是很清楚了么? 不管怎样,感谢生活的机遇,使我当年能够到延安,进了延安中学,参加了解放战争,从而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辜负时代对我们那一代青年的召唤,从这个意义讲,在我肯定是青春无悔的。 我深信,青出于蓝胜于蓝。年轻的朋友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新的时代必将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而他们之中,一定会涌现出大批新时代的人才,成为智勇双全的改革派,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做出自己的贡献。 -------- 苏红 女,延安中学六班学生。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野战医院从事政治工作时,被评小功和二等功各一,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和西北解放纪念章。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之后归国,在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俄罗斯苏联文学史》。离休前任《外国戏剧》杂志主编,副编审。先后翻译过苏联话剧剧本、电视剧本、短篇小说、特写等;写过一系列介绍苏联表演、导演艺术家以及其他有关外国戏剧艺术情况的文章。 我正和外孙女玩组合玩具,接到了《当年延安中学生活纪实编委会》的约稿信。中学的生活已那么遥远,可这封信却勾出我的一串串回忆,是那么清晰而亲切。 记得我是和我们保育院小学同班小伙伴一起在1945年8月升入延安中学的。那时要升学,别无选择,只有一所延安中学。那时的升学也不像现在那么严,过了一关又一关。不用入学考试,我们这群孩子便高高兴兴、嘻嘻哈哈地升了学。说是上中学,真正上学的事回忆不出多少,倒是想起了许许多多别的有趣的事。想了半天我们念书的教室是什么样的?好像是在山坡上的一块较大的平地,坐在小板凳或石头上。就在那儿学的代数;上语文课好像是在男生的窑洞里,挤坐着听课。 我们住的窑洞在小山腰上,这个地方叫桥儿沟。桥儿沟的名气很大,因为山沟里有一座延安唯一的洋式天主教堂,也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在地。我们常一群一伙地下山看他们排演。 比如看王大化、李波、王昆、林白、王家乙这些延安名演员排演的秧歌剧和《白毛女》及其他戏剧,有时还看他们跳舞。那些歌曲,我们差不多都会哼哼,我们向人宣扬:“我们学校就在鲁艺那儿,那些演员我们都认识。” 在延安中学念的书大概不多,记得念过代数、语文、历史、地理几门课。可我们的教师中倒有不少有名的人,像李大钊同志的女儿、女婿,肖三的妹妹;有作家、有诗人,大多是双双对对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气质、学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班上算年纪小的,不是“风头”人物,当时班上的核心人物是年长的入党早的同学,像鲍子亮、李精诚、惠庶昌。我比较顽皮、学习轻松,无牵无挂,甚至有些浑浑沌沌的。有一次课堂上,肖老师向我提问,我故意把“狼狈不堪”念成“狼狈不甚”,把“草菅人命”念成“草管人命”,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们从大后方带来不少文艺书,这些书就成了我们图书馆的藏书,有《水浒传》、《红楼梦》、《家》、《春》、《秋》,有郭沫若的剧作,甚至还有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的书。我们一群女孩子看得入迷,比谁看得多、看得快,故事情节谁记得清楚,也常议论宝钗好,还是黛玉好之类的傻话。其实当时谁也没有看懂。当时也感染上点“青春小病”,如幻想、虚荣、伤感之类。有些年龄大些的同学还谈起恋爱来。惠庶昌长得俊,写得一手好字,功课好又是党员,过新年时候就曾收到好几位女同学精心制作的贺年片。我在解放后上大学时,发现我虽然只读了一年多中学,我的文学基础知识并不比在国民党统治区正规高中毕业的同学逊色。这是与当时中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大量阅读课外书分不开的。老师就住在我们窑洞附近,他们没有什么上下班。我们常到他们那儿去玩。他们常给我们排秧歌剧、讲故事、猜谜语。到了寒假,我们学校就组织秧歌队到农村去巡回演出,演《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回娘家》。我只当过扭大秧歌的群众演员,也煞有介事地用洋火棍画眉、抹红脸蛋,腰里扎上一块绸布,体验一下演员的生活。我们同学中最出风头的是李骏、孙学甫,他们演主角。我们是群众演员,玩得也很开心,到了老乡家待遇也和主角一样,米酒油糕吃个够。延安中学新年晚会也搞得很红火,猜谜、跳舞;当时我猜谜还有两下子呢!在中学时代比我们在保育院小学时讲卫生。在保小,我们姐妹几个全身长满了疥疮;一到寒假,爸爸总要在一个空窑洞烧上柴火烤我们,然后给我们满身涂上硫磺膏;还拎着我们的毛衣往火里面抖落虱子,噼啪直响。到了中学,我们常一块到延河边洗澡、洗衣服,没有什么换的衣服,就先把衣服洗好晾在草丛上,再戏水洗澡,尽了兴,衣服也就干了,再穿上回学校。灰军衣洗得泛白,腰上束上一条什么带子,也挺美的。有时自己动手做布带凉鞋、打毛袜。延安下大雨时,延河发出水怪可怕的。有时窑洞漏雨,我们抱着被子东躲西藏。最高兴的是过年过节改善伙食,能吃上一顿大米饭、白菜粉条炖肉,有时还有羊肉。平时改善是二米饭(大米、小米混合),炒土豆丝,有的高年级的男生一边吃一边还说:“我以后找老婆就找二米饭炒土豆丝(中等偏上的意思)。”周末,我们回家也是疯玩,看大人跳交谊舞,也常看评剧。当时我父亲参加编《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岳飞》。我们和评剧院的演员很熟,有时就在台上侧幕那儿看,剧情台词能背不少。从那时起我就爱看京剧,从中学到了不少的历史知识,还看过苏联话剧《前线》,果戈理写的《钦差大臣》。在看戏或在党校我的父母那儿的小花园里玩时,也常能碰见大首长。那时,觉得大首长也是普通人,不像现在把高级干部看得那么邪乎。 入中学不久,我大姐就被调到二局做电信收发报工作。她那时只14岁,她没有犹豫,父母也不阻拦,直到解放后她才到工农速成中学补上了中学的课程。调她时,我懂得了什么叫参加革命,什么叫服从分配。后来,国共谈判,父亲是中共代表团的成员。父亲去重庆后,我就关心起国共谈判的大事来,我们还参加了为欢迎马歇尔将军修机场的劳动;有的同学还参加排练《黄河大合唱》。悲壮的黄河大合唱,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和语文课。直到国共谈判破裂,父亲最后一批从南京撤回延安,他是昏迷着被抬下飞机的,当时他患了严重的哮喘病。后来时局就越发不平静了。我们在桥儿沟欢迎三五九旅从中原突围归来,战士们衣衫褴褛,满面灰尘,有的受了伤,仍坚持跟在队伍后面,看到这样一些顽强的战士,我们都感动得落了泪。我们也开始备战,练习射击,练习过独木桥,练匍匐前进,练远道背粮食。我是个比较胆小的女孩,回家向父母讲述过小桥多吓人,引得他们笑话我,后来便经常叫我“小桥,小桥”。我们还搞坚壁清野,挖洞埋东西,现在想那些东西真不值得藏,只不过是些破桌子、烂木头、坛坛罐罐,但当时我们干起来还挺认真。 1946年底,我们延安中学的同学在一个山沟里学习做护士,练习查体温,缠绷带、消毒、换药、叠敷料、铺消毒巾等,谁知这就是我们当护士的唯一的一次岗前训练。战争愈来愈迫近,有的同学已随父母或丈夫过了黄河。我们延安中学宣布改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老师成了我们的指导员、连长,从边区调来一些医生,我也成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那时我才14岁。战争环境严峻,父母也不能带子女在身边;我大姐已随二局转移,不知到了哪里,弟弟随保育院小学疏散了,我要随一野战军转战西北,我们真是各奔东西,谁都顾不了谁。记得最后一次回家向父母告别时,家里满地杂物废纸、一片狼藉,父母要随中央统战部一起过黄河,那天只有我母亲在家。 我们的衣物只是公家发的几身土布衣服,妈妈也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只给了我一个旧的小搪瓷碗和一个她从大后方带来的方格大围巾。这条珍贵的围巾,后来在行军中与老乡换馍吃了。与母亲分别时实在难舍,我们也都意识到不知何日才能见面,也不知自己要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后来我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母亲只是嘱咐我不要胆子太小,要坚强,要准备吃苦。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急忙含泪朝山下跑去。那时就是我自立的开始。在随军转战陕北的3年中,再没听到过家里人的消息。 有时想家,想起一家人睡在一间窑洞里的一块木板床上,被子不够盖,盖上大衣、棉絮,我们头对脚地挤在一起;还有,用炭火盆烤土豆,煮红枣,那是父母给我们的最好的零食;想想父母心肠也是够硬的,他们总是让我们自己闯、自己锻炼,从不婆婆妈妈的。那时母亲住在党校二部,我们晚上去看她,不管天多黑,路上还有狼群,她从不留我们住宿,非让我们哆哆嗦嗦地回到自己的住处。我现在很感激她,是她使我们练就了自立自强的性格。 战争是异常严酷的。那时,一天常常急行军百多里地,双脚打了泡也坚持不掉队,发高烧40℃也不哼哼。我当护士每天要看护许多伤员,就借老乡的大柴锅蒸敷料、器械,算是消了毒,每个卫生队只有几支注射器、体温计,药品也只有碘酒、酒精、高锰酸钾等几种简单的药。给伤员换药多半是用盐水棉球擦洗几遍而已;给伤员开饭,就用玉米秆当筷子,到老乡家找来各种各样的碗。伤员们能吃上煮面片就是最好的饭食了。 没有床铺,没有铺盖,一群伤员挤躺在铺了一层谷草的土炕上。记得一次清涧县的攻坚战役,我护理的伤员都伤势很重,14个伤员,3天就牺牲9个,都是我自己背来背去。有的伤员昏迷着,耳朵旁流着脓水,绿头苍蝇不停地在伤员耳朵上下蛆,我坐在旁边一次一次地把小蛆夹走,有的伤员屁股被炮弹削去一大半,大蛆就在伤口钻来钻去,我含着泪一次又一次用高锰酸钾水冲洗。夜里人手少,常常是我一个人值夜班。在寂静的夜中,不时听到昏迷的伤员喊叫“冲呀,杀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夜里牺牲的伤员也多,自己壮着胆量顶着上夜班。后来我也染上了伤寒病,发烧一个多月,头发都脱光了,老乡哭着给我送吃的,他们抬着我行军。司务长看我太虚弱,发给我两只鸡,我让人把鸡煮了一大锅汤与伙伴们一起吃了。行军中,我们还学习了一年医学课程,自己刻讲义,还挖坟找死人骨头,用纱布包上谷草当成肌肉与骨架绷在一起做解剖模型,常在半夜到大庙里偷着做尸体解剖。最后,我终于当了医士,可以带着听诊器分清肺炎、支气管炎;能够做取弹片的小手术了。我在医训队里功课学得比较扎实,为我在解放后读医科大学打下了基础。我们还常和被俘的国民党伤兵、军官辩论,讲“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一定会解放全中国。”他们说不过我,就说:“不管你们这群小八路多厉害,我们绝不会被你们洗脑筋的。”后来,我们还参加了沙家店战斗,转战陕北,毛主席离我们很近。我那时是毛泽东思想青年团员,当时伤兵多得带不走,指导员动员党、团员留下看护伤员,我们一个个用颤抖的声音报名,留了下来。我在火线提出了入党要求,1948年2月,组织上批准了我入党,那时我才16岁。后来我们东渡黄河,过河时,后面有敌人追击,挺惊险的。 打了歼灭刘戡一仗后,日子愈来愈好,我们又回到了黄河以西。我们南下陕南,途中曾到华清池去贵妃池去洗澡,到骊山上吃石榴,到了西安才知道什么叫电灯、电话、楼上、楼下。 平生第一次看了电影,吃了糖炒栗子。那时我那么年轻,那么不知愁滋味,但我很自豪。在宏伟壮烈的解放战争中,有我当小护士的一份奉献,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憧憬。 后来回到北京找父母,我们有的同伴上了大学,有的同伴还辗转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我最好的同学、大姐姐,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王涛英,被美国飞机炸死在朝鲜战场,一想起她,就意识到我是幸存者。当我做了点贡献,取得些成绩时,我感到,比起她来,我做得太少了。当自己看到自己拥有了一切时,我觉得我比她索取得太多了。 这就是我的中学生活,我的青春之歌。 解放后,我亦有大喜、大悲,大福、大祸。因有了这段中学生活的根基,便能轻松坦然地度过,且泰然处之。我最景仰大事中的默默无闻、朴实无华,骤变中的荣辱不惊。 看着膝下的外孙女,我小时候没有她那么聪明美丽,更没有她那么多的精美玩具、华丽衣服。想到我远在美国的爱子,我没有他到美国读博士生的机遇,也没有他广博的数理知识。 但我还是为他们感到忧虑。儿子到纽约肯尼迪机场送我时,我那忧郁的眼神被他发觉了。在同他相处的两周里,我给他讲道理,和他辩论,可我说服不了他。我的孩子不是不好的孩子,他诚实、热情,事业心极强,读书很刻苦,他也毫不追求物质生活。他是中美联合招收的物理博士生,在美国待遇不差,但他生活的清苦,出乎我的意料,中午只吃烤土豆、生胡萝卜、发面饼。两周中,我为他补了好几件衣服。我一生最钟情的就是我的工作和我的儿子,我要下大力量培养下一代,希望他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我在离开纽约时,我对他的未来毫无把握,心里若有所失。回到北京后我很快接到了他的这样一封信,他写道:“你刚走我就十分想念你,你的双眼望着我,充满了情爱,也有些疑虑。有时候是来不及和你充分地交谈,有时又怕我有不同意见,更伤感情……望妈妈理解。关于爱国,我有很多想法,很难表述……这次妈妈来,我确实收获不小。特别是从妈妈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信心,中国人爱在心里,表现在行动上。我的信心也增多了……”我看信时不禁落泪,我很清楚他是怕我不放心,为安慰我而写的。他将来是不是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最终还要时间来回答。也许我想得不对,他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让人担心的是似乎缺乏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奉献之情。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酿成的苦果。我们为什么只管叫他们吃好穿暖,一切替他们代劳而舍不得让他们多吃一点苦,多有一点经受磨练的机会呢?什么样的教育算成功?什么样的教育算失败?人的一生怎么算苦?怎样算甜?我的这些回忆对当代的中学生真会有启迪吗?不得而知。不过我写的这些,包括细节都是真实的。这一切,永远不会因为我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衰退而消失。 1990年11月25日 -------- 齐翔安 女,延安中学九班学生。北京医学院毕业,长期从事医学教学科研与医院领导工作,现任北京宣武医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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