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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我与父亲、哥哥离开成都,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坐汽车到达延安。我父亲在四川做党的地下工作,这次是组织上调他到延安学习。 我和哥哥鲁大林,在延安鲁迅小学(后改名延安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读书。进校头一天,老师问我年龄,因为父亲常年在外为革命奔走,很少顾家,一时想不起我有多大,就指着一个高矮和我差不多的男同学,问:“你多大啦?”“7岁。” 父亲就给我报了同样的岁数。解放后,我哥哥回老家找到了家谱,才知道父亲给我少报了两岁。 1942年8月,保小毕业以后,我到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先在初中部,后在半工半读班),不久又转入延安中学。这几所学校给予我的革命的启蒙教育,为我的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要建设共产主义鲁迅小学,有二三百个娃娃,绝大部分是前方干部、地下工作者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为了避免日寇飞机的轰炸,党中央决定要我们学校搬离延安城。娃娃们有的骑毛驴,有的坐驮子,小小年纪就踏上了战斗的道路。刚转移到安塞,延安就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炸死了还未来得及转移的一名小同学和一名工作人员。从此,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对日寇的仇恨种子。 鲁迅小学搬到安塞县白家坪村以后,改名为延安保育院小学部。为什么要改校名呢?说来还有一段来历。当时听说,宋庆龄要办慈善事业,改名保育院小学部,可以纳入全国慈善机构,可以争取到国民党的钱、药和衣服。为了迎接国民党官员的视察,学校还给我们上统战课,教我们唱国民党党歌,画国民党党旗。我们这些娃娃,有不少是烈士子女,自己的父母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们能接受这些吗?教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我们就改成“杀民主义,无党所作……”;画国民党党旗,我们也画得乱七八糟。直闹得老师再也教不下去了,受到政治辅导员的批评。 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官员的视察,还要注意保密。为避免在蒋管区、敌占区的父母受到迫害,我们都改了姓名,改了年龄。我改名鲁小林,我哥哥改名鲁大林。 学校做了准备,但国民党官员并没有来。如果大驾光临,非闹出笑话不可。 “保小”的宿舍分成四个区,分别命名为“团结”、“勇敢”、“友爱”、“活泼”。我在“友爱”区。那时候,大班同学住在山上,小班同学住在山下,都住的是窑洞。吃饭以前,我们都唱《吃饭歌》:“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当加倍地努力,服从纪律,努力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吃饭,要自己背粮,差不多一个月背一次,粮库在五里外的真武洞。先是大班同学去背,后来我长大了也去背粮。用一条裤子,把两条裤腿口扎紧,里面装上粮食,再扎紧裤腰,把两条裤腿分挎在两肩上,就像脖子后面骑着个人。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延河滩,就这样走啊,走…… 哲学家何思敬的两个儿子和我们一起学习,大儿子叫何柏仁,小儿子叫何健文。有一天晚上,何柏仁起来到窑洞旁山坡上小便,忽然听到野狼的嗥叫,他急忙跑回窑洞,不小心碰在炕沿上,膝盖碰破了。第二天,他照样去背粮。由于刚发过山洪,延河上漂浮着牛粪、马粪,过河时他也没理会,结果膝盖伤口感染,得了破伤风。把他抬到边区医院后,抢救无效,他小小年纪就不幸离开了我们。 这件事发生以后,每当晚上临睡前,老师就在每个窑洞里放上尿桶,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何柏仁的父亲来到了学校,怀着沉痛的心情问同学们: “我的孩子如果没有死,长大了以后能不能当共产党员?”大家齐声回答:“能!”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最热爱的是共产党,最痛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学校开过两次追悼会,也使我终生难忘。 有个王老汉,是陕北红军刘志丹部下的一名排长,在和白匪作战中头部和腿部受伤,膝关节留下伤残。他在“保小”,一年四季,赶着一头小毛驴驮水,保证不误做饭、烧水。春、夏、秋、冬,从早到晚,他都拖着伤残的腿,往返于延河边到白家坪之间。他辛辛苦苦,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同学驮水,冬天穿着破棉袄,西北风也没有阻挡住他的脚步。我们这群娃娃,对他非常敬爱。他病逝以后,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介绍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我们都流下热泪。 同班同学张仲华,出生在监狱里,他的母亲是烈士。这个八九岁的小同学,学习很好,但身体很差,因为他生下来就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病情发作时疼痛难忍,他的喊叫声真使我们不忍心听。他病重时,为了照顾他,让他单独住一个窑洞,由专人护理。可他,还是去世了,小小年纪,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他母亲和他的生命。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我们一边流着泪,一边用白色的野菊花和白纸做花圈。美术教员宋业峰还给他画了像,他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的是小米、红豆,或用发芽麦子磨的面,还有用黑豆磨的豆浆。当时,因为缺少粮食喂猪,很少吃肉。没有菜吃,就到地里挖灰灰菜、苦菜等野菜吃,嘴馋了就到山上摘酸枣吃。 有一件趣事使我至今难忘:在自然科学院,有个喂马的四川老头,人们叫他“老弟娃子”;他呢,也就管我们这些小同学叫“小弟娃子”。他爱马胜过自己,喂牲口特别精心。 当时,我们这些小鬼常常感到饿的不得了,嘴又馋得很,就去偷喂马的黑豆(炒熟的料豆)吃。“老弟娃子”发现了,抓住我们就用扫把“教育”我们一顿。偷吃喂马的料豆,真比偷他的口粮还叫他心疼呢! 有一天,一个刚从大后方来的同学心生一计,他口袋里经常装着一盒万金油,说是要给“老弟娃子”治治眼病。先用万金油抹脑门、抹太阳穴,清凉凉的,抹得“老弟娃子”挺舒服;再用万金油抹眼角,这么……一抹,“老弟娃子”的眼睁不开了,直淌眼泪。就在这时,我们一哄而上,抢走了半麻袋黑豆。这下可把“老弟娃子”肺气炸了!看他这样,我们大家商定以后不再偷黑豆吃了。可没想到“老弟娃子”也想出一条妙计,把黑豆掺上了马粪,从此再也没有人偷吃黑豆了。 后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活好多了。别看我们是“小土包子”、“小穷棒子”,一个个长得可结实呢,小脸蛋红扑扑的。 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充满了团结、友爱和乐趣。 学校开运动会,没有运动场,就等老乡们秋收以后,平整种庄稼的土地,当作运动场。没有木料,做不成单杠、双杠,我们就比赛百米、千米、跳高、跳远,还有三足竞走。我和哥哥的三足竞走,动作协调,配合默契,每次都得第一。还有跳跳马,一个人弯下腰当木马,一个人从他身上跨越过去。运动场上,总是响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我们还经常看电影。因为没有电影院,要在晚上沿着延河边“夜行军”,从白家坪走到真武洞去看电影。那时候,演的多半是苏联片:《夏伯阳》、《粮食》、《列宁在十月》。电影放映机是手摇发电,放的无声电影。有时有人解说,“这是夏伯阳”,“这是列宁、斯大林”。看完电影,时间很晚了。我们这个娃娃队伍,一个牵一个,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回到我们住的窑洞已经半夜了。 在延安中学学习时,鲁迅艺术文学院也住在桥儿沟。“鲁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经常在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里排练和演出。我们下了课或自习以后,就跑去看,跟着学。那时“鲁艺”演出的主要剧目有:《白毛女》、《惯匪周子山》、《黄河大合唱》……,我们有的同学还当过配角呢。我虽然没有演过配角,可是跳过霸王鞭。至今回想起来,那种乐趣依然会使我返老还童。 我从小爱做工,对工人做的各种手艺最感兴趣,总想着长大了当一名工程师。 在“保小”的时候,我们这些娃娃爱弹珠子。我就从延河的河滩上拣来各种各样的花石子,磨呀磨,磨成溜圆的珠子。小同学看了非常喜爱,提出要和我“换工”,也就是他们粗磨,我来精磨。就这样干,竟把一块大石头磨出一道沟,手指头磨脱了皮,露出了肉,仍然磨个不停。老师见了不让我们玩珠子,一来会磨破了手;二来弹珠子总要跪在地上玩,会把棉裤磨出大窟窿。可是玩自己做的玩具最开心,有时就不大听老师的话了。 后来,在自然科学院半工半读班学习的时候,学校办了一个实习工厂——机械厂。当时教我们做工的李华楫老师,是大后方来的技术工人。我们这些小徒工,把社会上用过的铜钱回火,用人工摇轧机把铜钱轧成条,再用手摇冲床冲成军衣上用的扣子。我们还学会做医院用的镊子,就凭手里的锤子、钳子和锉,把锻过的铁做成镊子,然后再镀上铜和镍。那一枚枚扣子和一把把镊子亮晶晶的,是从我们这些小徒工的手里造出来的,这也是为支援抗战做出的一份贡献。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我们还学会了种地、纺线、搓麻绳、做鞋、拧毛线,织毛衣、缝棉衣。为了施好肥,我们用手捏粪球,放到犁沟沟里,谁也不嫌脏。学习苏联农学家米丘林园艺法,我们把土豆秧和西红柿秧嫁接起来,上面结西红柿,下面长土豆。这也算是一项科学小实验吧。看到同学们搓麻绳、纳鞋底又慢、又费劲,我就发明了搓麻绳机,用绞车把两股麻线合成一股;还发明了夹鞋底用的夹板,这比用手捏着鞋底来纳省劲得多。 在延安中学的时候,冬天取暖有了煤。我又在砌炉子上动了脑筋:怎么样才能燃烧得充分,没有烟,又没有煤气呢?我设计的炉子,炉口和炉底小,炉膛大,炉子下边的空间也大。这样,氧气供应充足,火苗在炉膛里旋转燃烧,温度高,没有烟。 我和哥哥偶然从一本杂志上看到滑翔机的模型,就照着画下来。把橡皮筋绞紧,当作发动机;用纸壳或削薄了的松木板做成机翼和机身。我站在山上把滑翔机放下去,飞得既平稳、又轻快。看热闹的娃娃们越聚越多,山上山下都站满了。大家跑到山下去拣,又跑回山上来放。如此反复,其乐无穷。 数学老师艾堤,从大后方带来一把小提琴。他非常喜爱这把提琴,他的名字或许与此相关。我盯着这优美的流线型的琴体,听着那令人心驰神往的琴声,忽然萌发了要自己造一把小提琴的念头。如果自己做一把胡琴,还比较好干,要造一把小提琴,又谈何容易! 我再三央求,才借到艾堤老师心爱的提琴,照着画好图样。我哥哥找到一块红松的枕木,把它锯成两半。我们把割草的镰刀磨成圆创刀,一点一点地抠呀,挖呀,这可真要拿出“铁杵磨成针”的毅力呢!直到抠成两块提琴壳,再用胶把它粘起来。琴弦呢,就用羊肠子作低音弦,又拣来钢丝作高音弦。一把小提琴,总算做成了。 我们放弃了一切玩的时间,经过半年的辛勤劳动和精心雕琢,终于做出了这把小提琴。当我把这小提琴送到艾堤老师面前,请他试拉时,他惊喜地发现,这些“土包子”竟有如此大的能耐!这把土提琴的“音色”还蛮好哩! 在日本投降以后,我随学校去张家口前,将这把小提琴送给了我的姐姐。后来才知道,姐姐曾把这把小提琴送到边区大生产运动展览会上展出,并引起轰动。国民党占领延安以后,这把小提琴就不知下落了。如果现在还保留着,那该多好哇! 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会干,就去学;学会了,就去干。我上的虽然是初中部和半工半读班,却在实践中学工又学农,搞生产又搞科学实验,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实践观点和集体观点。 全国解放以后,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我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一名工程师。我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在科研、生产岗位,在工业战线,我把人民赋予我的知识运用于为人民造福的“四化”建设,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竭尽一片忠诚。 -------- 鲁小林 现名曾宪林,男,延中三班学生。曾任晋察冀边区军工局十五兵工厂机工部副主任。1950年入华北大学工学院学习。 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斯大林机床与工具学院。回国后,历任大连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旅大市机械局副局长,机械工业部北京机床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机床局副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现任轻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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