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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看了电视剧《十六岁花季》,心情难以平静。 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金色花季,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度过的。如今我已是65岁的老人了,可是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还是那样地激动,仿佛又回到了那难忘的峥嵘岁月…… 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妄图灭亡中国。全国有志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真理。1938年6月,父亲带我和二弟宪林去延安。虽说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对去往延安还是封锁很严的。我们路经陕西南部的汉中时,差点出了事。那是因我在成都“生活书店”买了一本《陕北集影》,我很喜欢它,就悄悄地放在箱子里。汽车过汉中检查站时,被宪兵查了出来,他们问我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这是孩子在书摊上买的。”并且同意把它烧掉。幸好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地下工作,带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护照,才放我们过去。到了西安,特务就更多了,要去八路军办事处办手续,得化妆躲过特务的跟踪。有很多青年从办事处出来就失踪了。我们很紧张,一直等到八路军有去延安的军车,直到上了车我们才松了口气。 到了延安,父亲被分到抗大一大队。我姐姐是一年前到延安的,在抗大三大队。这回他们父女俩成了同学。我和弟弟被分到鲁迅小学读书,从此我们就离开家,开始过独立的生活。 当时我12岁,弟弟才9岁。 鲁迅小学位于延安城内的鼓楼南大街。在校生多是抗战将士的子弟、革命烈士的子女及大后方地下工作者的后代。 1938年夏的一天,有几位苏联医生坐飞机来到延安给中央首长治病,回去时,顺便带几位同学去苏联学习。我们知道后吵着也要去,于是,校长吴燕生带我们到凤凰山去找毛主席。在石窑外面的一个小平房里,毛主席接见了我们,还拿出一桶前方的同志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金鸡饼干招待我们。 我们一面吃上面粘着闪闪发亮的白砂糖的饼干,一面嚷着也要去苏联学习。毛主席不慌不忙地慢吞吞地说:“这次飞机太小,坐不了几个人,以后有机会都送你们去苏联。”1953年,我终于实现了留苏的愿望,在鲍曼工业学院攻读自动控制仪器专业,学制是五年半。1957年,毛主席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接见留苏同学时,我真想到毛主席身边说:“您许下的诺言兑现了。”可惜这次不巧我去晚了,站在大礼堂的后面,怎么也挤不过去。 1938年秋季的一天,一架日本侦察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以后又来了几次,为了安全,鲁迅小学同学每天都要到南门外的河滩去躲飞机。后来,边区政府决定,让我们学校搬往安塞县吊儿沟。在离开延安前,学校已改名为边区中学附属小学。10月间,学校租了些大车,全校师生就出发了。第一站是安塞县城,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早饭准备出发,忽然听见大批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这是日本鬼子在轰炸延安,因安塞距延安只有50华里,扔过了炸弹的飞机就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我们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幼小的心灵里燃烧起仇恨日本鬼子的怒火。 转年2月,学校又搬到了白家坪,并改名为延安保育院小学部。那时我已14岁,就因为个子小,被编入儿童团,不能去少先队。每天出操时,看见少先队每人背一支木枪出操,练刺杀,真神气,而我只是空手跟小班同学跑圈圈。一直盼到了“四·四”儿童节(以前儿童节是4月4日)前夕,我才被批准加入少先队,并被选为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庆祝儿童节大会。去延安要走75华里的路,我们每人骑一匹毛驴,在黄土高原的土路上扬起一大片尘土,身上斜背着一支小木枪,那油漆得发亮的木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沿途的老乡都走出窑洞来看,以为是八路军骑兵队过来了呢,好不威风! 在延安庆祝儿童节时,日本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我们听到警报后,迅速钻进防空洞。这些防空洞是在住人的窑洞里面又挖了只有一人可通行的地道,一直穿过山头到另一面住人的窑洞,而且是洞洞相连。在洞里听不到爆炸声,只感到耳边有呼呼的风声。警报解除后,我们出来,只见遍地弹坑,除了炸死一头毛驴外,未伤一人,倒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优质钢的炸弹皮。我们把弹皮捡起来,交给老师,集中送到茶坊兵工厂造枪炮,以牙还牙,打击日本强盗。 在战争年代里,少先队是半军事化的组织。每天有军事训练,还要站岗、放哨、查路条,晚上还有紧急集合、夜行军。有一天晚上,我发现队长们都不见了,他们回来后就催我们快些睡觉,我猜今晚准有紧急集合。于是,我悄悄地准备好,只脱了上衣,没脱裤子就睡下了,我想一定会争个第一。果然,半夜里我们被哨声惊醒,黑暗中我迅速穿好衣服就下了炕,可不知谁把我的鞋穿走了,好半天我才摸到了一双,等跑到集合点之后,差点没落个倒数第一,真倒霉!集合后大队长轻声说:“敌人已向我校摸来,距我校只有5里路,我们马上向北转移。”说完就开始急行军。走了大约3里路,就向回转。这次夜行军我穿了别的同学的一双大鞋,踢里踏拉的,虽说只有3里路,可把我累坏了。 我们的体育课也和战争联系起来。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贾玉洁老师把同学分为白军、红军,在黄土坡上用黄土圪垃作战,练习冲锋、伏击、包抄、退却、包围和歼灭。凡被土圪垃击中的,用粉笔画一个圈,表示“牺牲”,应退出战斗。 然而有些同学不守规则,被击中多次也不退出战斗。战斗结束后,两军没有办法评判胜负。 每天傍晚,我们最有兴趣的游戏是骑马打仗。由一人做“马头”,向后伸出两手,在他左后方和右后方各有一人做“马背”,一只手与做“马头”的手相握,另一只手放在“马头”的肩上,这就是一匹“马”。作战的战士坐在“马头”后两个人的手臂上,脚踩他们相握的手上,交战时,只要骑在“马”上的人将对方摔倒在地,就为胜利。我与几个小同学还发明了一种“跳跳马”,由二人组成,前面一人两手向后,后面一人握住前面那人的两只手,战士就蹲在两人之间,当看中攻击对象时就迅速跑过去。两人的“马”比三人的“马”跑得快,一旦追上对方就纵身一跳,抱着对方,这时对方很难摆脱,很容易成为胜利者。这种游戏锻炼了我们的机智、勇敢,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情趣。 1939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来“保小”参观时,给全校师生拍了张合影,我们穿的是重庆运来的短袖衫和短裤。尽管不太合身,但比土布衣要漂亮多了。我们是在篮球场边的土坡上照的像,我在第五排正中,弟弟在我的左下方,这是我在“保小”唯一的一张珍贵的照片。 1940年底我快15岁了,从“保小”毕业后,升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1943年10月,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合并到桥儿沟新成立的延大中学部,后来改名延安中学,从那时起,我便在延安中学学习了。 1941年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当时缺粮少菜,顿顿是煮干白菜帮。一次,我从老乡家弄到一块豆腐,便想办法做起臭豆腐。因为我小时候在老家见别人做过,我就如法炮制,把豆腐切成块放在饭盆里,在宿舍窑洞的墙上挖个洞,把饭盆放进去,外面贴一张纸,密封起来发酵。五天后取出放盐时,苍蝇闻到臭味成群飞来,好几个同学赶忙帮我轰苍蝇,可怎么也轰不走。这些苍蝇,像日本飞机一样俯冲下蛋,结果做好的臭豆腐,仍然有蛆。这样好的东西真舍不得扔掉,我们只好到伙房用油炒一下,消消毒,开饭时拿出来,大家一抢而光,都说好吃极了。可我们知道内情的,吃起来总有点那个。但说实在的,比干白菜帮确实好吃多了。 1942年,毛主席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我们的生活才一天天地好起来。那时,我们每年有3个月的生产劳动时间,上山开荒,种土豆、荞麦、谷子和蔬菜,在学校还纺线,纳鞋底,做布鞋,打草鞋,自己动手解决我们的吃穿问题。 在纺棉线时,分棉条,收棉线都要计量登记,可又没有钱去买秤。我就运用课堂学到的杠杆原理,动手做了一杆秤。 在分配纺车时,大家都要大车轮的,因为大车轮的纺线效率高。分给我的是一个小轮的。于是我就开始琢磨,原来是小纺车的车轮与锭子之间传送比太小,只要在其间加一级变速就能解决问题。班长知道后很高兴,要我在墙报上写文章,把变速轮的计算数据及制造方法写出来,还要我把秤的制作方法也写出来。从此小车轮纺车比大的更受欢迎,因为小的重量轻,每天搬进、搬出要省力得多。 为了安排同学们的实习,自然科学院决定开办实习工厂。 由曾在国民党兵工厂做过工的技术工人担任师傅。没有厂房,我们就在与学校相邻的一条小山沟的山坡上挖窑洞。先从山沟高处往下挖,将黄土填到沟里,使窑面倾斜约100度,当窑洞前有了一块平地之后,就开始掏洞,顶部呈拱形,两边的墙是垂直的,洞的深度约为洞宽的1.5倍,太深光线太暗,太浅使用面积太小。窑洞挖成后,再安上门窗。我们把工具、设备搬进去,实习工厂就开工了。我是第一批去实习工厂的五名同学之一。先学钳工基本技能:锉、锯、錾、钻、磨。然后就做医用的镊子、天平和军装上用的铜扣。这些产品的收入,用来作为发展小工厂的资金。 我们学校的物质条件虽然很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课余,学校组织了各种活动,有歌咏组、京剧组、舞蹈组和器乐组。我参加器乐组,学会了拉二胡和吹口琴。那时,每星期六都组织舞会,我参加了乐队,大家推选我当乐队指挥。组织乐队,就要找乐曲、找乐器,而学生会只有一把二胡、一只笛子和口琴,乐器太少了。我想再做一把三弦。我没有英文字典,学英文老去借别人的,因此想多做一把三弦,拿到市场去卖点钱,买本字典。于是就动手做起来,可困难的是蒙皮没法解决。以前我做胡琴,还可以弄到蛇皮或用青蛙皮代替,而三弦鼓面较大,要用蟒皮,延安可没办法弄到,我就把两层牛皮纸用胶粘起来,效果也挺好。学生会的刘兆伧听说后,两把三弦都要去了。我说我本想卖掉一把三弦买本英文字典,他就把他的一本破旧字典给了我。这本字典,我一直用到1953年我去苏联学习。 我们学校工读班新来了一位老师,叫艾堤,他有一把小提琴,拉起来音色美极了。我又萌生了做一把小提琴的念头。 于是,找来一块松木,又到铁匠铺打了一把圆创刀,我和弟弟合作,两人轮换着抠起来。要把2厘米厚的木板抠成薄而均匀的曲面,确实不容易;而提琴的周边、是用蒸笼铺买来的柳木片,经热水泡软后弯成需要的尺寸。我在抠提琴把上的螺丝转时,正是班主任武可久给我班上大代数,我便在桌子下面偷偷地抠,当下课铃响时,提琴把也抠完了。不料最后一刀猛一用力,刀子滑向了左手掌,划进去1厘米深,至今还留下个伤疤。 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学校很注重培养实用人才,学习中理论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每年有3个月的实习,这样既学到了本领,也锻炼了思想。我们到炼铁厂实习时,由总工程师徐驰给我们讲冶炼灰生铁的原理,然后就去当工人顶班,配料、上料、烧热风,累得我们腰酸腿疼,这才体会到钢铁工人的辛苦。我们到茶坊兵工厂实习炸药的生产过程,由化工总工程师钱志道讲解,在硫酸车间顶班,去体会危险工种的滋味。我们到拦河水坝工地去实习,又懂得了不少力学知识,也了解到建筑工人的辛劳。 在建筑工地上,需要昼夜值班,可又没有钟表,交接班时间很难掌握。一般是白天看太阳高度,晚上看三星位置(猎户星座),这样很不准确。我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日晷。先在瓶塞中穿进一根磁化了的缝衣针,放入一盛水的碗中,成为一个简易指南针,找好正南正北方向。然后在窑洞门前的土堆上削出一个平面,画一半圆及刻度,再按一定角度插入一根铁丝,日晷做成了。上下交班,就有了较准确的时间。 1945年8月,经过八年抗战,日寇终于无条件投降了。我也度过了少年时代。一天,干部科长王甲刚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延安美军观察组(美国军队在延安设立的一个与八路军联系的外交机构)去接收气象台。我当时很不乐意,因为我对学机械很有兴趣,舍不得放弃。但他说这是为了保障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的安全,是一项政治任务。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个人志愿要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我是懂得的。就这样,我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走上了工作岗位。 以上谈及的往事,转眼间已过去50多年了,现在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我的金色的花季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危难岁月的磨练,这对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起了决定作用。看到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我是多么的羡慕啊! 年轻的朋友们,我打心眼里期待着你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能珍惜你们的环境和条件,加倍努力,充实自己,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进,奔向美好的未来! -------- 曾宪波 男,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自动化专业。曾任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党组书记。中国宇航学会、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气象学会副秘书长、名誉理事。高级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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