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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冬,陕甘宁边区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包围之下,各方面都是非常困难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比起现在来,那真是天壤之别。可是对于我这个从苦难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到了延安,能在延安学习、劳动、生活,真好像来到了天堂一般。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一桩桩、一幕幕的往事,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闪过,于是随笔录下几段趣事,铭记几段心曲。 上课没教室,没桌子,没凳子。我们是在窑洞前的平地上支上一块黑板,用碎砖当凳子,用自己捡来的小木板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当桌子。就这样,认真地听老师讲课,记笔记。 我现在还记得上第一堂英语课的情景。教英语的是王刚老师,他中等个子,比较瘦,留着分头,头发又黑又亮,长得很精神,穿着也比较整齐,潇洒地走上课堂。班长肖贵臣喊了声:“起立!”同学们唰地一下全站了起来。王刚老师马上说了句英语:“Goodmorningcomrades!Sitdownplease.”(同志们,早晨好!请坐下。)“Openyourbooks,Lessonone……”(打开你们的书,翻到第一课……)王刚老师一上课就全用英语讲课,我们这些“土包子”都听傻了,莫名其妙地抬着头呆在那里。同学们和我都感到英文课很新鲜,也非常有兴趣。可是,那时没有课本,我们的课本是王刚老师自己编写的,是他不辞辛苦地把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印机印出来的。马兰纸很粗糙,印起来很费劲。尽管如此,英语课本印得仍然非常清楚。我记得第一课第一个单词是:mother(母亲),第二个单词是father(父亲)。 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外语,觉得很好玩,下课后,男女同学间就互相开起玩笑来。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见了女同学就让她们叫:“father”,女同学也不客气,就让男同学叫她们“mother”。有一次王敏清看见了我,从我背后将我的手臂向后一扭,说:“蛮子,你快喊father,否则你就别想走开。”我也不示弱,说:“你先叫mother,我再叫也不迟。”这样僵持了几分钟。这时,班主任高时同志看见了,便批评了王敏清,说他不应该欺侮女同学。我乘机赶快溜掉了。 从此以后,我对外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盼着上英语课。可是,没过多久,不知是什么原因,英语课停了。到了解放前夕,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开始学习俄语,才了却我的心愿。我毕业后,在航空工业部干了一辈子俄文翻译,为我国的航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记得,1943年的秋季,我们全校师生又上山去挖土豆。 在上山的路上,我们几个女同学一边玩,一边摘酸枣吃。 我只顾摘酸枣没有留神,脚一滑,就叽哩咕噜地滚到山坡下去了,在快到山沟底下时,被一株较大的酸枣树挡住了,差一点没摔死,好险呀!当时,刘美生、夏雯几个女同学都吓坏了,惊呼:“不好了!蛮子滚到山坡下去了,快来救人呀!” 所有听到喊声的老师和同学都来了。他们把准备背粮食的绳子扔给我,让我牢牢地捏紧绳子,大家一起使劲,把我从山坡下吊了上来。班主任高时同志马上走到我身边:“摔坏了没有?伤没伤着骨头?还能走路吗?”我当时非常感动,这么多老师和同学都来关心我。我说:“谢谢大家,我没有事。只是胳臂和腿被酸枣刺划破了。”高时老师马上问我:“痛不痛?还能去挖土豆吗?”我坚定地说:“不痛!能去。” 在挖土豆时,我比以往干得更起劲,挖的土豆更多。尽管我满身血痕,可干起活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痛和累。 夕阳西下,我们收工回去时,每个同学的口袋里都装满了酸枣。学校丰收了,个人也丰收了。山上的野百合比较少,我们一看见红艳艳的花,就跑过去把它连根带茎一起挖出来,把百合上的土拍一拍,放进嘴里就吃。 回到学校以后,我姐姐看见我,心疼地说:“你看你,怎么不留神,要摔个好歹怎么办?我们只有姐妹两人了,你以后可不要调皮了,要多加小心才是。赶快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好,补一补。” 我姐姐是延中二班学生,她比我大5岁,我们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她就像慈母一样关心我,照顾我。她在班上和学校,还是关心和照顾小同学的模范。我从心底里感激我的姐姐。遗憾的是她过早地去世了,死时才三十多岁。 我从小是一个可怜的孤儿,衣食无着落,几乎饿死。是共产党把我从水深火热的国统区湖南长沙救了出来,送到延安的。我在延安就如同在天堂一样幸福。在这里,我不仅吃穿有了保证,还上了学,读完了小学,又上中学。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学好了本领,长大了去打败日本鬼子,建立一个富强的、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和侵略的新中国。在学校这个大集体里,大家团结一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老师和校领导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我们的成长,我有什么理由不高兴,不快乐呢?所以,同学们叫我“乐天派”。 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她叫夏雯,个子不高,人瘦瘦的。一到星期天,窑洞里常常只剩下我们俩,她非常羡慕我这个乐天派,而她却有着驱不散的愁和苦。她是东北人,家乡被日本鬼子侵占了,她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日寇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因而,一旦没有人时,她就想家,一想家就肯定要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啊……。”边唱边哭。不论是谁,听了她的歌声,都不禁要潸然泪下。我一听她这凄惨的歌声,也情不自禁地陪着她哭起来,还陪着她唱。我很同情她,我知道失去了爹娘,无家可归是什么滋味。有时,我也安慰她、劝劝她,跟她一同出去玩,以解除她心头的愁闷。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这一切好像就在眼前。夏雯和我现在仍然是很要好的老朋友。 节假日期间,有许多同学都回到父母身边。父母在部队的,就接回部队去了;父母在西北局工作的,就回西北局去了;有的被中央组织部接走了。剩下我,就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当秘书长的罗迈同志那里去玩。罗迈伯伯是我父亲聂复明烈士的老战友,他亲口对我说过,我父亲救过他的命,使他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我父亲是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抓去,英勇就义的。罗迈伯伯对我这个孤儿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从各方面关怀和照顾我,井谆谆教导我,要好好学习,掌握各种知识,多学些本领,继承先父的革命遗志,打败日本鬼子,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 -------- 聂承勇 女,延中三班学生。北京曙光电机厂科技情报员兼翻译、副译审,译著有《苏联红军步兵操典》、《旋转变压器及自整角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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