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我生于黄土高原,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土窑洞中度过的。对于土窑洞,我至今还有着特殊的眷恋。然而几十年来,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延安中学那孔小土窑洞和在那里生活的伙伴们。冬天,尽管西北风呼呼地吹,飞沙走石,黄尘漫天,可在小窑里却什么也听不见;夏天,尽管烈日炎炎,甚至连头皮都会烤出油来,可是我们的小土窑里,凉丝丝的,一点儿暑气也没有。小窑洞,黑乎乎,窄长窄长的,从外面乍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漆黑一片。慢慢地眼睛适应了,窑内的一切便显露出来。窑掌是一条通铺,我们5个小伙伴就睡在这条通铺上,一人占据1尺多宽的地方。好在我们身量都未长足,人也不胖,睡起来并不算挤,冬天还很暖和。铺旁是一个大土台子,上面放着我们的餐具,每人两个黑釉粗瓷小盆、一双筷子,一把小勺,还有缸子、牙刷和牙粉袋。台子下面,七零八落地撂着我们自制的凉鞋,这种凉鞋的底子是从穿破的旧鞋上取下来的,上面钉上几条布条子,便成了一双颇为时髦的凉鞋啦。我们谁也没有箱子,衣服就塞在枕头内作为枕瓤用。书包挂在墙上,墙上还有一个巴掌大小的小洞,里面放盏煤油灯,下面墙根上放着几个大伙听课用的小板凳。没有桌子,膝盖就是我们的桌子。在这个小窑洞中,我们度过了3年充满友情、快乐、温馨的生活。 1944年一个初春的上午,我到校部报到后,被人领到这孔小窑洞前。我在门口刚喊了一声:“有人吗?”立刻从里面跑出一个比我略高点的、乐呵呵的圆脸姑娘。她笑着招呼我: “刘力贞,你才来?”接着忙不迭地帮我从肩上卸行李。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她说:“我早就知道你啦,还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不用人介绍我就认出你啦!”她拉着我走进窑洞里。 开始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她说:“别踩着我的被子!”过了一会儿,我低头仔细一看,地上铺着一床粗布被子,原来她正在缝被子呢。我于是也蹲下来帮她缝被子。我们一边缝着,一边聊着,她对我说:“我叫王涛英,原来在鲁艺当公务员,后来人家看我小,爱学习,就送我上了延中。我不像你从小念书,将来咱们在一个班上,还要你多帮助。”接着又说: “我知道,你是烈士的女儿,跟你在一个班我太高兴啦。”我说:“看你不像是本地人。”她说:“我是河南人,母亲早死啦,父亲和大伯一家逃难到陕北。”我脱口而出:“原来是河南担。” 她笑着说:“对啦,就是河南担。父亲一条扁担,一头挑行李,一头挑着我,把我挑到陕北来的。” 哨子响了,原来吃饭时间到了。涛英带着我下山吃饭。我们的灶房就在校部下面的石崖下。没有食堂,大家就在灶房外面的空地上用餐。开饭时,从灶房抬出一大桶小米干饭,一小桶菜。大家排队舀饭、分菜。吃饭时,涛英告诉我:“你的小缸吃饭不方便,像我们用小盆好使,一次就能盛够饭菜,不必费事舀第二次。男同学用罐子吃饭,他们肚子大,吃得多。” 这时我才发现饭场上的男同学每人脖子上都吊着个黑瓷罐,左手托着罐底,右手拿着勺子从罐子里一口一口舀着吃。吃完饭,涛英说:“你爱吃锅巴吗?咱们也去厨房要点。”说着,她一把拉着我进了厨房。只见锅台周围挤满了同学。炊事员一边从锅底铲锅巴,一边给大家分。你一块、我一块,香喷喷的锅巴味儿直往我鼻子里钻。涛英喊着:“别自顾自,还有我们呢!”一个男同学掰了一块给她,她又分了一些给我。涛英一边吃看锅巴,一边指看做米饭的大锅说:“你看这锅多大,一顿要做上百斤的米。你再看那铲子实际就是一把铁锨。告诉你吧,星期天炊事员要休息,咱们还要帮厨做饭呢,”我说: “我不会做怎么办?”她爽快地说:“别操心,到时你只拣你能做的事,反正人多着呢,大家互帮互让点。” 天黑了,我同涛英都睡不着。初春的天气,还有些寒意,加之窑里的通铺上就我们俩,冷清清的。涛英说:“咱们靠近点暖和,要不咱们合被窝,更暖和。”我因跟她还有些生,不好意思,但她不由分说已钻到我的被窝里了。她说:“你是独独一个,我也是一个,咱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同学、同学,同床同学,不就是姐妹?”我说:“是同窗好友,不是同床。”她说:“就是同床。咱们窑里要住五个女同学,咱们都是同床同学。”月光从窗底的破洞里照进窑里,一屡青光洒满窑洞。我久久不能入睡。 “力贞,力贞!”是涛英叫我。我急忙跑出小窑,只见她站在一个大木桶前,手里拿着一条扁担,说:“今天咱俩抬洗脸水。”“哟,这么大的桶,咱们怎么抬得动?”她说:“放心,只放少半桶水就够了。”于是,我们抬起大木桶,还没走两步,我们就争执起来。原来,涛英总是把桶放在她那边,让我抬个空扁担头。我说让我抬个空头头,这样我不干,太难看了。 她说:“你个子小,又没干过这种重活,不要勉强。”我执意不肯,于是我们在山坡上就这样争来让去,一直走到山下。我们从厨房取了半桶热水往山上抬。山路很陡,一摇一晃,尽管涛英让着我,竭力把桶靠近她那边,但我的腿还是不由地打哆嗦。 教室坐落在我们小土窑的对面,是一孔大土窑,冬天冷,夏天热,一般是下雪下雨天,我们才到窑里上课。没有课桌,课本就放在膝盖上,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我们的课本都是学校教员自编的,并且刻成讲义发给大家。我们的课程除一般文化课外,还讲一些基本革命理论,结合形势,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们经常是在院子里上课,有时,一阵风来,常常把讲义刮得满院飞舞。我们复习功课,全靠自己的笔记与作业。那时,同学们对作业抓得很紧。下午一下课,赶紧把作业做完。一则做完功课可以放心去玩,再则晚自习没有桌子,一个窑洞只一个小燃油灯,大家一块做功课也不方便。涛英没有上过小学,学习难免吃力。但她非常用功、好学、谦虚。她经常借我们的笔记、作业,学习怎么解题,甚至连怎么写字她也要学。其实我们的字写得都不好,因为边区学校不注重练字,我们的字都是“自由体”,没有规矩。 在学校我们也参加生产自救:捻毛线,给前线战士织毛袜,种谷,种菜,荒年时挖野菜。我们班还在对面山坡上开了一小块荒地。一天下午,涛英叫我们去劳动。路上我们跳着,蹦着,唱着歌。突然有一只大癞蛤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别的女同学吓得乱跑,唯有我不怕。我捉住了癞蛤蟆,把它翻转过来肚皮朝上,用小木棍敲打,敲着敲着它的肚子胀起来了。我玩得好开心,却忘了劳动,迟到了。过了几天,班里开生活会,涛英给我提意见,说我劳动不认真,玩蛤蟆。我很生涛英的气,为什么在下面不说,偏偏跑到会上出我的洋相?我不理她,她却笑呵呵地说:“你自己错了,还不让别人批评,你要求进步,就这样怕批评?”我说:“当时你为什么不叫叫我,制止我?”她说:“你还犟嘴。那时你劲头那么高,我能说动你?”我说:“你没说,怎么知道说不动?你进步,也别拿别人垫背。”我一扭头,不理她了。为这事我很不高兴,可是,我怎么也顶不住她的热情相待。她说:“你脾气好大呀! 得啦,我今后在帮助人时注意方式就是了。”我也有些回心转意,就说:“以后我不会因贪玩再误事了。” 我父亲为革命牺牲,我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早就想加入共产党。但是党在什么地方,谁是党员,我却不知道。那时党是不公开的,我怎么找到党呢?想来想去,我有了一个主意。我们的班主任王教员各方面都好,她一定是个党员。于是我写了一篇作文《我想加入共产党》交给了王教员。王教员看了我的作文后,找我谈话。她说,你的志向很好,应该找支部谈谈。你可以先找你们班上的鲍志亮,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一天,王涛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力贞,你要求入党太好了。我是预备党员,咱们支部书记是鲍志亮,过几天他要找你谈话,向你提一些问题,如:你为什么要入党?如果党接收了你,你怎么办?如果党不接收你,你又怎么办?” 我没有思想准备,让她问懵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到底她是我的好朋友,她教了我怎么回答。后来她又说:“班上党员对你印象很好,你学习好,又团结同学。不过今后干什么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应任性。”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涛英就同我谈一次话。她对我反倒比我的入党介绍人还抓得紧。我入党宣誓那天,她分外激动,几次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拥抱我。 我们小窑洞还有几个同学,像朱忠勤、朱忠芳。她们是姐妹俩,湖南人。她们姐弟三人是随姑姑到边区来的。她们的姑姑是老革命,姑夫是王稼祥。朱忠勋和我同龄,一双大眼睛,白白胖胖。她学习好,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朱忠芳比我小,高挑个儿,尖下巴,也生着一双大毛毛眼。她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针线。同学们玩的时候,她手里总是拿着针线活。她做的布鞋前面还有一块带花的绒头,可漂亮啦!另一个同学是杜芳枝。我与她第一次见面是在开学前的考场上。 提起杜芳枝,在我们延中可算得上是个美人。中等个子,满月脸,长长的睫毛,丹凤眼,同学们把她比作牡丹花。有一次学校选女电影演员,女同学们叽叽喳喳,都想吸引导演的视线。可导演们似乎毫不动心。这时,杜芳枝气喘吁吁地来晚了,导演们的视线一下集中到她身上,异口同声地说:“多漂亮的小姑娘!”于是敲定,选她去拍电影。后来,知道是江青要拍《吴满有》,要一个女孩扮演吴的女儿。再后来又听说江青患了肺结核,一年四季在柳树店泡病号,电影也告吹了。 芳枝比我小,很文静,一双眼睛总在笑。她与我一见如故,形影不离。我说什么她都信。有一次我哄她玩,她也当真。面对她的天真,我心软了,再不拿她开心,逗着玩了。杜芳枝外柔内刚,有一股嫉恶如仇的倔犟劲头。她要是知道谁干了不地道的事,就再也不搭理他,哪怕是自己的亲友。 1944年延安发生了旱灾,学校发动学生上山打草,挖野菜。野草喂猪,野菜送到灶房做菜吃。炊事员给我们做成苦菜面丸子,青龙过海汤,味道挺好,吃罢饭还觉得余香未绝。 那时我们食欲旺盛,整天想吃,可除一日三餐小米饭外,什么吃的也没有。于是,我们便到野地找野果子吃。什么羊奶奶、蒿挂挂、酸枣、甘草根都是我们的美味食品。有时,我们也能凑儿毛钱上街买烧饼、饸饹吃。大伙儿特馋,但谁也不吃独食,一旦搞到一点吃的东西,总是大家分着吃,这样才有味道。有一次,我和妈妈到王家坪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把周副主席从重庆带给他的香蕉、苹果、桔子给我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好香呀,我把它们放在口袋里,一会儿拿出来闻闻,但总舍不得吃,最后还是拿回学校与同学们分享了。还有一次遇到父亲的警卫员,他一见我,就想起父亲,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后来,他给了我一个他爱人制作的万花筒玩,还给我买了两个夹肉馍。我都带回学校与同学们共享。 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全校都沸腾起来。学校组织了秧歌队,我到姑姑家借服装,她把做新媳妇时穿的衣服都借给我们了。杜芳枝穿了身粉红色衣服,配着她桃花瓣似的圆脸,美极了。她的秧歌扭得比谁都好看,碎小的小步,两手一前一后地轻轻摆动,端庄轻盈。我对涛英说:“你怎么没有芳枝扭得好看?”涛英说:“我怎么比得上她,人家是文工团员!”我问芳枝怎么没说过?芳枝回答:“那有哈好说的,我12岁进文工团,把念书都误了。” 1946年4月一个大风天,是星期六,我没回家。同班一个女同学邀我和涛英到曼秋教员住处去吃葱油饼。我们来到曼教员窑里,曼教员很沉重地告诉我们,还吃什么葱油饼,出大事了。原来叶挺将军乘坐的飞机失事了,飞机上所有的人都遇了难。这对我们真像五雷轰顶。党为了营救叶挺将军,花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与国民党谈判,刚刚救出,又遇难了,怎么不叫人难过!不久,在延安东关广场为“四八”遇难烈士开了追悼会,我们延中的学生也去了。当遗体下葬时,叶挺将军的三儿子叶华明哭着要爸爸、要妈妈。见此情形,周围的人无不落泪。我们几个都哭成了泪人。涛英干脆嚎啕起来。 芳枝默默饮泣,那泪就像串珠般直往下流。我毕生只有两次这么伤心,一次是埋葬我父亲,一次就是这次安葬叶挺将军、王若飞、秦邦宪等死难烈士。 1947年,胡宗南匪军大举进攻延安。边区政府决定把延中的一部分改编为野战医院。3月27日,我们延安中学的师生由桥儿沟撤出。天没亮,行军哨子响了。我们迅速穿好衣服,打起背包下了山,急匆匆吃了饭就出发了。我这个人自小有个毛病,吃饭不能急,不能凉,一急一凉,一准肚子疼。 我一边走,一边忍着肚子的绞痛,头上直冒汗。涛英看见了,立刻抢着帮我背背包。我说不要紧,走热了就过来了。她关心地说,要不歇会儿。我说:“没用,挺挺就过去了。”我屏住气,慢慢地走着。太阳愈来愈高了,天渐渐暖和了。我的肚子疼也渐渐轻了,消失了。到了吊儿沟,我和涛英、芳枝仍住在一个窑洞里,我们这时已不只是同学,而是解放军野战医院的工作人员,是同事了。杜芳枝和王涛英一个分到所里当文书,一个分到护理部当护士,我分到院部当文书。当时,护士有夜餐饭,是面条。一天早上,涛英兴冲冲地端了一缸子面条给我,说是给我留的,让我赶快吃,别让人家看见有意见。我再三推辞,说我胃不好,怕凉不能吃凉面条。面我硬是没吃,但涛英的情,我是深深地领了。她处处像姐姐似的为我着想,惦念着我。当她分到所里,我们不在一起住时,她总是托人捎话给我,要我注意身体。有空还跑来看我,帮我洗衣服。杜芳枝也分到所里,她看我把缸子丢了,就纺线卖钱,给我买了个缸子。我没有帽子,她把自己的外裤拆了,做顶帽子给我。共同的生活、学习,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光阴荏苒,如今的我已是60开外的人了,回首往事,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朱忠勤在南方工作;朱仲芳在北京,成为治疗血液病的专家。而涛英、芳枝却已成为故人。涛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那是1951年,涛英不顾已怀身孕,随志愿军去了朝鲜。她把自己的鲜血与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她的遗体也安葬在异国的土地上。1986年,我带着思念之情又来到桥儿沟,看到我们曾经住过的那孔可爱的小窑洞时,我无限感慨。涛英、芳枝的身影、面庞又出现在我眼前。呵,物在人去!人虽然不能像物一样长久存在,但我们的友情,我对她们的怀念,却是永恒不变的。 -------- 刘力贞 女,1929年11月生,陕西省志丹县人。从1937年起在延安上小学、中学、延安大学新闻班。1954年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先后在西安医学院、陕西省中医研究所任教,做生理研究工作。1975年任西安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后任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1979年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治疗研究,是副主任医师。著有《关于罗布麻的医用研究》、《针麻预测》等论文,与人合作翻译了英文《免疫学常识问答》一书。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