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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教冬学



赵正才

  时间一晃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然而留在我脑海里的关于延安中学生活的印象仍然是很清晰的。那是1938年10月,我同雷鸣远、郝俊贤三个人,从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偷偷地出走,艰难跋涉多天,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终于来到了延安。
  当时,我们血气方刚,正是处于编织美梦的年龄,很想学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杀敌救亡的本领,然后奔赴抗日前线。但由于我们只有十四五六岁,没能进抗日军政大学,而入了陕甘宁边区中学。到延安边区中学学习还不满两个月,学校就分配我们下乡教冬学,这我们可真没有想到。
  离开这个革命的熔炉下乡教冬学,开始我们有些想不通:
  自己才上几天课,怎么能教别人?后来边区教育厅的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校长蔡子伟、教导主任刘宪曾同志也作了动员,重要性、要求、注意事项等等讲了一大堆。我这才明白原来教与学、学与用不能截然分开,边区中学要学生下乡办冬学,实际上是一门重要的社会实践课程,何况这也是抗日救国的需要,同时是我们第一次独立工作,意义是很大的。于是,我怀着跃跃欲试的心情接受了任务。这年下乡教冬学,边区中学大约去了20多人,分到附近好几个县。我和雷鸣远、郝俊贤一起被分到了甘泉县。我们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就动身了。
  甘泉县政府分配我们到离县城最远,与志丹县搭界的一区去。翌日,我们又背起背包上路了。这是沿洛河上行的乡村大道,但越走行人越少。我们人生地不熟,只能一边问一边走。天虽然不算太冷,但育包在身,一出汗就很不舒服。我们三个人中要数雷鸣远年龄最大,16周岁,路上他不时帮我们俩拿东西,问路也多由他出面。陕北乡村路程,究竟有多远只是一个大概。问第一个老乡说还有10多里,第二个老乡又说还有20多里。老乡说不远了,翻过崾崄山就到,实际走起来两三个钟头才见到村庄。离开甘泉县城时,我们带了些干粮,走起路来特别爱饿,没过中午就吃光了。大约走了六七十里,我们摸黑到了二区三家坪。这时,我们真是又累又饿,已经精疲力尽了。可是吃哪儿,住哪儿,心里一点谱也没有。我们走到村边亮灯的一家老乡家里,打问村长的住址。
  老乡见是背背包的工作同志,便热情地邀我们进窑上炕吃饭。
  一股暖流顿时流入我的身心,感动得我们不知说什么好。这顿猪肉熬酸菜就黄米干饭,我们吃得特别香。真的,我一辈子吃过不少宴席,却总不如这一顿家常便饭印象深。饭后,老乡找村长安排我们住宿。第二天一早上路,除了说感谢的话,还按规定给老乡开了饭条,他们可以到乡政府算帐。但老乡却毫不介意地说:“吃顿饭要什么条子,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们吃的,我们没得吃的也得给你们找吃的!”说完就把我们开的饭条揉成团丢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表达了老区人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府工作人员的鱼水之情,使我们亲身感受到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这也使我初步明白了一切要依靠人民群众的道理。终于,我们走到了一区政府所在地——桥夫峪。区上同志热情欢迎我们,并介绍了情况。我被分到紧挨着志丹县的一乡府君店村,他俩被分到三乡颜家坪和史家湾村。我与他们俩相隔有30多里。
  我从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参加了游击队,转战几千里,后又参加过解放大西北的不少战斗,走了无法计算的路,有不少难以遗忘的征途。但这一次近百里的旅程,却是我终生难忘的。
  府君店只有十几户人家,处于洛河左岸,依山傍水,山上林木茂密,一条小溪流过村前,汇入洛河。这里是革命老区,经过土地革命,群众生活有了改善,生产也有了发展。但识字的人极少,能提笔的几乎找不到。群众要求识字,党和政府大力支持。我进村时,一孔大窑洞和简单的教学、生活用具已经为我准备妥贴。十八九个从八九岁到二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报名上学,我这个教员一到就开学了。
  我没当过教员,但从七岁起上学一直是教员教,照葫芦画瓢,教识字,讲读音、笔画和意思;领着念念、写写,一天下来能教七八个字,有时也教十多个字。除了识字,我还给他们讲打日本救中国的道理,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政策。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我教得也很起劲。办冬学因陋就简,课本不够就手抄,纸笔不够就在黑板、石板上写,或在地上画。白天学,晚上也学。春节快到了,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和喜条,往年写春联要到外村请人,今年就由我来执笔,一家写完又一家,整整忙了两天,村里人皆大欢喜。一位老人说:“有你在,我们就不作难了。过去实在找不到人写春联,就用小碗拓圈贴上,不识字真把人难苦了。”贴春联也成了鼓励人们识字的良机。冬学办了3个多月,一般学生能识到六七百字,最多的约识1000字,同时,他们也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老乡们都很高兴。
  自从村里有了冬学,除了学生,男女老幼都不时到学校里来看看、听听、说说。一到晚上,学校里格外热闹,唱民歌,讲故事,说东道西,十分红火。我工作和生活都在这一孔窑洞里,学校热闹,我这个教员也引人注目。有的老人对我问长问短,不少老乡对我关心备至。最有趣的是对我的称呼,当时群众称我为同志,而学生尊称我为“先生”,年龄大的老乡又叫我“先生娃娃”。我看他们喊得亲切,也就应得自然。当时我刚过14周岁没几个月,确实是个小“娃娃”呀!
  然而,办冬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村里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科学知识,普遍迷信鬼神。按上级布置,我担负起了宣传没有鬼神,不应迷信的任务。可是讲了几回,有的老人摇头,一些青年则偷偷地笑。过了几天,和我做伴睡觉的两个青年借口有事回家了,有人又向我讲这孔窑洞曾有女人上吊,闹过鬼,要小心。一天晚上,天晴夜静,月明如昼。
  我刚迷糊过去,忽然,窑洞墙壁刷刷往下落土的声音把我惊醒了。睁眼一瞅,一个梳短发的脑袋在窗户上来回晃荡,我顿时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但稍微冷静点后我就安慰自己,准是村里年轻人逗我,看我是否真不怕鬼,过不了这一关,就不能再宣传了。我忙下炕摸到砍柴的斧头,大喊一声开门追去。我听到脚步声急速远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我关门上炕,可是我一夜都没有睡踏实。翌日,有人说:“你胆大,不怕鬼!”当天,两个作伴的学生又回来睡觉了。我庆幸我熬过了这一关,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还有一回,一家老乡请了一位老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墓地。这位阴阳先生不满意学校宣传破除迷信,认为是砸他的饭碗,断他的财路,他也不把我这“先生娃娃”放在眼里。于是用黄表写了一张条子:
  “孔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先生此语何解:”叫人捎给我,我虽上过私塾,也念过几天四书,但一时记不起《中庸》上有这句话。但初生牛犊不怕虎,自恃真理在手,当然不甘示弱。于是我就用刚学来的一点马列主义常识,回敬他一张字条:“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话你懂不懂?”老阴阳先生不懂新名词,对村里人说,这“先生娃娃”还真有点学问哩!
  我是第一次独立工作和生活,免不了有时想家、想熟人。
  我和雷鸣远、郝俊贤约定,每月聚会一次,说说各自的感受和心里话,彼此支持鼓励。
  春节期间,我们聚到郝俊贤那里。房东大嫂特意安排我们三人单独吃顿饭,炒了半盆香喷喷的鸡蛋给我们吃,还给我们准备了酒。三乡乡政府的同志专门来看我们,和我们一起过年。这期间,我最难忘怀的还是府君店的乡亲。他们对我这个小小年纪、文化知识不多的“先生娃娃”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刚去时,自己做饭吃,没过几天,学生家长刘大妈便约我上她家吃饭,天天把我当贵客待;村里谁家做了好吃的,总是再三邀我去。春节期间,村里这家请我吃年糕,那家邀我尝油馍,一片真情。这多方面的照顾使我第一次离家在外边过春节,也十分愉快。我深深感受到党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为人民办好事,群众总是衷心拥护的。我这个教冬学的“先生娃娃”,也是革命群众的学生。
  第二年3月下旬,春耕即将开始,冬学结束了。我们三人依依惜别乡亲,踏上归途,返回了这时已经搬到安塞县吊儿沟的边区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先生”又重新当学生了。
  府君店这个群众大课堂,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1947年4月,当我重返府君店时,有人知道了我就是当年的“先生娃娃”,真是喜出望外,一时纷纷奔走相告。我住的窑洞里挤满了人,年纪大的老乡和长大了的学生都问我认不认得他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乡亲们尽最大可能热情地接待我,从国事问到家事,从敌情、战事谈到工作和生活。事过9年后的重逢,加深了我的记忆和情感。在我有生之年,但愿再回府君店一趟。如今我的两个小战友都已成为故人了,然而,沧桑人海翻变,难忘战友情深,对我们一起生活、学习和我当“先生娃娃”的往事,我是永难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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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正才
  男,边师学生。陕甘宁边区乙等劳动模范。曾任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上校(1962年)。立三等功两次。北京市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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