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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学校分配我去崖窑河村办冬学。迎接我的是村长,一见面他就称呼我“教员”。当时,我真不敢相信他是在唤我。 我8岁入延安保育小学,后来升入延安中学,我几乎天天都在向关心我、教育我的叔叔阿姨们呼唤这个崇高的名称——教员。我是那么尊敬和爱戴我们的教员!可是今天一位身背大枪、头扎毛巾的年轻村长却向我唤着这个尊称,真使我感到羞涩、惊喜和激动。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声。要知道,我还仅仅是一名中学生啊! 这位村长年近30岁,高高的个儿,一双机灵的眼睛,说起话干脆爽朗,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来到区政府,背起我的行李,带着我向崖窑河村走去。 沿途,每当遇到村里人,他都乐呵呵地介绍说:“这是从延安给咱村派来的教员。”他把“教员”、“延安”两个词讲得特别响亮,那话音、神情里流露出喜悦与骄傲。 我和村长沿缓缓溪流走在乡间小道上。初冬时节的中午,阳光和煦,滢滢水面波光粼粼。山谷两侧坡地里收割后尚未归仓的糜谷、玉米垛像壮实的秦川金牛散卧在田野里,道旁枯黄的草丛里不时地飞起羽毛斑斓的野雉……啊,这是多么迷人的景色!往常,我置身于这样美丽的环境中,我的歌声早已飞出山谷,飞向蓝天了;而现在,走在我身旁的是一位陌生的男子,何况我已是一名教员了。我只好默然地走着,偶尔回答村长的一些问话。 经过约两个小时,我们进了河边小村庄。村长领我进了一座黑漆小楼门。刚进院子,他便大声喊道:“教员来啦!”话音刚落,从正面两孔窑洞里先后出来两个孩子、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位老奶奶。他们面带笑容地来迎我。只听那个中年男子说:“快进屋,走累了吧?”接着他向偏屋小房喊道:“老二家,咱们的教员来啦!”“咱们”二字说得很重,我感到很亲切,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偏屋小房的蓝底印花门帘掀起,一位俊俏美貌的少妇快步走了出来。她身段苗条,穿一身青布薄棉袄裤;鹅蛋脸儿,白里透红;乌黑浓发在脑后盘成圆髻;她朝我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她轻声说了一句:“你来啦!”便从村长手中接过我的行李,转向我说:“进屋去,咱俩住在一起。” 这个只有18户农家的崖窑河村,位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南面,属关中分区淳耀县①五区二乡,距延安800华里,毗邻国民党统治区淳化县境,紧连反动派封锁边区的铁丝网碉堡线和壕沟。这里经常遭受武力侵犯。组织上能分配我到这样艰苦而危险的地区来办冬学,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 ①淳耀县:今陕西省淳化县和耀县,当时合并为一个县。 校舍设在村子中间山腰打谷场上的一孔大土窑洞里,场边有三个哥特式屋顶般的麦垛。窑洞原是人们劳动歇息、平日放置农具和雨天存放农作物的地方。听说在我来之前,各家各户便将自家的条凳搬来,排放在窑里。他们还在窑掌上挂起一块黑板,窑洞就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教室了。村长向我介绍说:“一天晚上,我在村民会上刚宣布了乡政府同意今年在咱们村再办冬学的事,第二天各家各户就送来了凳子。我们一天工夫就把这孔窑洞整理好了。前两年的冬学也是在这里办的。” “你们办过冬学?” “办过。”他笑嘻嘻地说,“我如今这点文化水,就是念了两年冬学得到的,要不还是个睁眼瞎子。以前区上和乡上发来的通知、指示,得到别村请人看,记公粮帐在墙上画道道儿。” “你如今能认多少字?” “这倒没有细算过,只是看起边区《解放日报》来,拦路虎没有几个了。”他笑笑,接着说:“还得学呀,革命胜利以后,这点文化水儿是不够用的。” “你们村文盲还有多少?” “还有不少,尤其是妇女。前两年来的都是男教员,咱这里封建思想还很重,今年你来了,妇女们进冬学的就多起来了。” 听了村长的叙述,我被乡亲们的办学热情和他们对我寄予的厚望所感动。 开学那天,到校学生有20多名。几天后,增加到40多名,其中青年妇女占60%。上午是儿童上课,下午妇女上课,晚上男子上课。教材是董纯才同志编的《冬学识字课本》、《政治常识》、《农业常识》和《卫生常识》。 在晴朗的天气里,吃过午饭,妇女们收拾完锅碗盆筷,就赶忙来到学校。她们散坐在窑前打谷场边,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用树枝代笔,平地当纸,练习书写。风雪天气,她们带来柴禾在窑洞里燃起火堆,围坐在四周念字或朗读课文。她们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拿着针线活。她们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之强,使我感到惊讶;她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在政治上翻身、生活上温饱后对文化知识的强烈追求,更感人至深。 她们的聪明天赋像喷涌出来的地下泉水,洗刷着被旧世界封锢而造成的愚昧。 24岁的妇女主任春花,她有着女议员般的口才,政治家的逻辑思维和军事指挥员般的组织才能。有一天,我参加了救国公粮自报评议的全村各户家长大会。有一户富农认为大家评议不公,给他家评的公粮数太多了。春花说:“老爹,什么是多,什么是少,要算这个帐,不要站在家门口算,要站在延安宝塔山上算。你看看前方八路军一天牺牲多少人,咱们军队一天流的血、流的汗与你这几石救国公粮比较比较,你就清楚了。” 言简意赅,寥寥数语,使那富农低下头来。接着她补充说:“老爹,过春节时,我从县上给你带个缴纳公粮模范奖状回来,贴在你家大门上。”那富农听罢,扬起头,欣喜地笑了。 当时我真为春花这种循循善诱的才能感到惊讶而又自愧不如。平时她能把难度很大的妇女工作做得生动活泼,把她们分别组织到各种支援前线的生产组里。 一天下午,我正在河边洗衣服,她从区上开会回来,还没有回家,便到河边找我。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张旧的《解放日报》说:“教员,我又遇到‘拦路虎’,求你来啦。”“什么虎?”我以为她又带回来宣传材料,今晚要在全村会上宣讲,其中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擦干手接过报纸一看,原来是刊有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解放日报》。“我路上边走,边读,里面有两句话不懂。”春花指着《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说。 “哪两句不懂?” “啥叫‘泰山’,啥叫‘鸿毛’?” “泰山是山东的一座高大的山;鸿毛是大雁的羽毛,轻飘飘的。” “那么这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意思是不是说:人都要死的,有的人死得有价值,死得光荣; 有的人死得不值得,死得像一只蚂蚁?” “说得对!”我一边高兴地回答,一面注视着这位才能超群的妇女主任。她微黑透红的面庞,那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流露出她对知识的渴望。我由衷地钦佩她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就像海绵吸水一样的迅速而透彻。 离开延安,离开生气勃勃的校园,来到这黄土地山岭环抱的深谷里的幽静小村,我和可敬可爱的人们一起,生活是充实的,心情是愉快的,没有感到寂寞、孤独,我已成为崖窑河村社会生活的一个活跃的细胞了。村长、民兵排长、锄奸主任、妇女主任都常来和我研究商讨农业生产计划、征粮、参军、民兵组织以及冬学、卫生活动等事情,甚至民间纠纷、婆媳矛盾和对国民党顽固军逃亡士兵的盘查、接待,都成为我份内的职责了。一个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我,居然受到了这样的信任,我感到责任重大,我认真地尽力做好每一项工作。 转眼间3个月过去了。冬学工作要结束了,我将返回学校恢复我的学生生活。乡亲们听说我就要走了,男女老少连日前来我的住处送别。年轻妇女的再三挽留,老大娘依恋不舍的眼泪,孩子们惜别的目光和那些硬汉子们致谢的一言半语,像一股股暖流,注入我生命的肌体。 这天清晨,我告别簇拥在村口送别的人们,背着背包,踏着积雪,爬上山坡。停步回首,我向红日下的崖窑河村望去,她像是千山万壑中一颗光洁的明珠,璀璨美丽。 -------- 江峰 女,曾用名吴兰萍。延中三班学生。曾任四川省建安机械厂工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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