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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中学回忆片段



谭克智

  1939年春,我离开了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不久,我就到边区中学学习。由于日本鬼子轰炸延安,边区政府教育厅搬到了安塞县真武洞。这时,边区中学也搬到了吊儿沟。
  吊儿沟这个地方,是一个地主庄园。它建在四面环山的一个山梁梁上,有两座院子,齐齐正正的十几个窑洞,还有几间房子。附近有一个山泉,常年蓄着清澈的泉水。这个村的附近,还有七八个村庄,从前多是地主家的佃户。陕北“闹红”时,地主被赶走了。
  在吊儿沟的一段学习生活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夜行军。

夜行军

  在那抗日战争严峻的日子,国民党不是一心一意打日本救中国,共同抗日,而是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地闹磨擦,企图有一天消灭陕北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学校的生活也比较紧张。校长蔡子伟在上政治课和上军事课的时候,常常讲到反动派不让我们活下去,加紧了对边区的包围,他们要来打,我们也不能不加防范。因此,学校加强了军事训练。这时,平常不十分忙的军事教官张致德,也格外地忙起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紧急集合,组织夜行军。同学们思想上都比较紧张,经常留神变化。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哨子一快一慢地吹响了,还没有等我打好背包,快速的哨子又响了,接着便是不断头的哨音连续地吹,这说明队伍已经集合了。这时大部分同学已经离开了宿舍,到院子里报数了。我一想,从大门出去要绕一个弯,已经来不及了,便从窗口上跳到院子里。当我跳下地时,才发现自己光着脚没有穿鞋。这时,只听军事教官喊:“入列!”我慌忙加入队伍。天是那样的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村子里的狗不停地“汪、汪、汪”叫,鸡架上的鸡,也“咯、咯、咯”地乱叫起来。微风吹动,树梢发出“沙、沙、沙”的响声,同学们个个精神紧张。又一声刺耳的哨子声,军事教官宣布今晚夜行军的路线:“从学校出发,经过前村,翻过张家山,进到东沟门,爬上青龙岭,然后返回。大概有30多里路。希望同学们遵守纪律,服从指挥,不要喧哗,不要掉队!”讲完了,他命令出发。我毫无办法,只好光着脚丫子行军了。因为天黑,谁也没有看见我没穿鞋。我有心要报告,讲自己没穿鞋,但一来怕同学笑话我,二来怕影响班上的成绩。因为夜行军、紧急集合要比赛,看哪个班最好。我咬了一下牙,走!它能怎么样,无非是打泡、扎刺、流血,总要不了命。队伍在前进了,我排在后边,只能看见一列长长的黑影在行进。这时,前面传来了话:“往后传,脚步放轻。”可是前边一个同学传来的话却变成了“绝不放枪”。我也莫名其妙:同学们都没有带枪,怎么放枪?但我也来不及问他,照传:“绝不放枪。”开始走的路上,还算侥幸,因为是黄土地,觉得绵软舒服。不知道走到什么河滩之后,可倒霉了,料浆石、顽石,在脚下垫得人实在够受。好容易走过这一段,又走在一条长坡上。这里没有路,只是有时从梢子林穿过,一会有枣刺,一会有蒺藜。走过这一段,起码有几个酸枣刺扎进了脚板,有时我得赶快拔一下,如果行军速度过快,也只好去他的了!夜行军总算走完了。当回到院子里,天还没有亮,只听教官讲:“夜行军的纪律是好的,同学们的精神是饱满的。这说明同学们的思想是过硬的。如果有了战争,是能够经受考验的。”说到这里,他稍稍地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就是传口令,有的同学没有传对,怎么能把‘脚步放轻’传成了‘绝不放枪’呢!”
  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不要笑!解散!”谢天谢地,我总算得到了“解放”。

教冬学

  陕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文化也极其落后,群众大部分是文盲。为了改变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边区政府要求大办冬学,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
  1939年冬,学校接受了这个任务,要抽一部分同学下乡教冬学,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学校动员以后,我们七八个同学被分配到延安县。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延安县的教育科长唐扶同志。他说:“农村许多青壮年听说今年要办冬学,都高兴极了。希望你们能早日到农村,搞掉他们的文盲帽子。任务是光荣的,但是工作中也会有困难。”谈话之后,我们背上了铺盖,就奔赴延安西面的一个农村。没几天,学生就陆续到校了。一共有20多名18岁到20多岁的小伙子。虽然他们都是老实憨厚,但对当时只有14周岁的我,却是一种威胁。
  我心想,能管住这些学生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自己要拿出一个大人的样子。开课了,学的是新编《千字文》,一天要学十个字。写字没有本子也没有毛笔,只能用木棒在木头做的沙盘内写。学生们不愿做睁眼瞎,学习非常努力,常常是读书到半夜。老师是轮流在学生家吃饭,今天在张家,明天在李家。老师来了,学生家总得想办法给吃些好的,有黄米捞饭,也有羊肉饸饹和陕北腌酸白菜。到了1940年清明节前,我们完成了教学任务,回到了学校新迁的校址柳树店。冬学是我走向社会的开始,使我了解了陕北一些风土人情。回到学校,我们总结了这次工作,交流了经验。有一个同学讲,因为他爱和同学开玩笑,一天几个学生把他压在地上,解了他的裤子,要摸他的“小牛牛”,可把他吓坏了。另一个同学讲,许多学生不来上课,得一家一户去叫,有一次途中他差点掉在冰窟窿里淹死。还有一个同学讲道,他教冬学差点给人家当了儿子,也差点当了上门汉。原来,这个村里有一个寡妇,身边只有一个十六七的姑娘,长得聪明伶俐。她妈妈看上了这个同学,要认他做干儿子,他也就满口答应了,想不到她要把她的女儿许给他,还要他每天给她女儿教几个生字,这叫他为难了。他说,教几个字可以,婚姻大事以后再说。当他教完冬学要返校时,那个寡妇和女儿竟然找到乡政府要把他留下。寡妇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乡长说:“这是个好娃,他答应给我做儿子,你就把他留下吧!”弄得乡长也没办法,只好说:“这是上边通知要他们回去的。我们可以给上边打报告,请他回来。”就这样,他才回到了学校。总之,这些15岁的小先生、20来岁的大学生,闹了不少的笑话。

忆王佑同学

  1940年春,教冬学的同学都陆续返校。大家见了面都畅谈前后几个月的生活和碰到的许多有趣的事情。可是唯独王佑同学没有回来。不几天,一个噩耗传来,说王佑同学被土匪杀害了。这是多么惊人的消息,多么不幸的消息!噩耗传来,全校都震动了。谁能想到他死得这样惨。
  王佑同学是和我一道进边中的,又曾与我一道搬家,合伙盖一床被子。从那以后,我们便分别被派去教冬学,再也没有见面了。从消息中知道,他是在一个漆黑的晚上,被环县的土匪头子马老五抓走的。敌人知道王佑同学是边区派来的,要他交代是不是共产党,要他投降。王佑同学坚定不移,破口大骂:“老子死不投降,你们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坏蛋是没有好下场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恼羞成怒,用一根铁丝穿在他的胸骨上,把他绑到马上,活活地拖死了。当人们发现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血肉模糊,体无完肤了。
  王佑同学是山西静乐县人,他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当时,他才只有15岁,比我大一两岁。他长得五官端正,额宽颚方,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嘴唇上时常流露出笑容。他憨厚,正直、诚实、腼腆、内向,经常有些羞羞答答的样子,真像一个白面书生。因此,有些同学总想在他面前挑逗,占他的便宜,开他的玩笑。他总是脸一红,憨厚地一笑说:“胡说些甚!”他为人勤劳,勇敢,热爱公共事业,常常把宿舍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开荒中,他不甘落后,总要比别人多开一点。学习也特别用心,他的课堂笔记总是记得整整齐齐。这样一个同学离开了我们,怎不令人痛心?!
  据了解,在我离开学校之后,学校为他的光荣牺牲举行了追悼会。党中央、边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发来了唁函,送了挽联。毛主席还写了纪念王佑同学光荣牺牲的短文。边区政府副主席王杰云、教育厅长周扬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我当时被调到别处去了,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感到万分遗憾。王佑同学的死,使我感到人生的命运是多么的不可揣摩,也感到革命随时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王佑同学的死,也使我悟到一个道理:敌人是不会甘心灭亡的,阶级斗争总是会发生的,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千万不可书生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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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克智
  男,边中二队学生。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识。著有《山峰红花》、《汉水东流》等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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