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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红缎子小袄——血染的遗愿



刘彤矢

  我在延安中学上学时,一直穿着一件红缎子小袄,在那艰苦的条件下,我为什么能有这件缎子袄呢?这里包藏着一个既甜蜜又辛酸的故事。
  1939年冬天,我因连续4年被冻坏了双颊和鼻子,而住进了拐峁陆军医院。在这里遇到了赵达大姐。赵大姐是在1938年10月一次飞机轰炸中受伤的,我和她住一个病房。
  因为缺医少药,她的伤势日渐恶化,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她的膝关节烂了个洞,经常往外流血、流脓。医生建议锯掉她的右腿,她每次都哭得吃不下饭。那时她年约三十三四岁,我才13岁,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她,只有陪着她哭,再就是帮助拿便盆、打水、洗脚或洗衣服。接触的时间长了,她慢慢喜欢我了。
  她了解到我的身世后,告诉我她有个比我小半岁的儿子,是烈士的遗腹子,丢在敌占区。一看到我,她便想起自己的儿子。那时我的打扮真像个男孩子,理个小平头,圆圆的脸,穿一身粗布棉军装,袖口和裤腿卷上去半截,露在外面四块白,腰间扎着一条毛线带带。
  赵达大姐的手特别巧,躺在床上,她还用破布把我露在外面的白袖口、白裤脚包起来缝住,并且常督促我拆下来洗洗。经过一个冬天,我俩已经很熟了。她慢慢向我讲述了她的经历。
  她是河北省玉田县虹桥镇人,1906年12月出生。1922年,她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期间,曾参加了邓颖超同志领导的女权同盟直隶支部,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女青年。1924年,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不仅在天津的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还在寒假回乡时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发动农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
  1925年夏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的早期党员江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等人来到玉田,利用暑期小学教师讲习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建立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不久,江浩等人又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但当时玉田县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只能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主要在小学教师中开展增资斗争和在农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赵达大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26年寒假时回到玉田,参加了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发动群众打倒军阀的活动的。在斗争中,她与江浩同志的独子、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的江震寰相爱,不久便结为夫妻。
  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后,奉系军阀对革命势力进行残酷镇压。1927年4月18日,赵达大姐的丈夫江震寰同志被奉系军阀杀害。1926年11月他被捕时,赵达大姐已有身孕。不久,她转移到河北省玉田乡下,躲过了敌人的通缉和搜捕,同时生下了江震寰烈士的遗腹子宏烈。从此,她一边抚育孩子,一边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一时期的玉田,已建立了中共玉田中心县委,领导玉田、遵化、蓟县、丰润和迁安五县的工作。赵达大姐的母亲和弟弟都是支持革命的,她的家便成了县委活动的地方和交通站。她除了负责中心县委和上级联络接待外,还承担刻写蜡板、油印文件和传单的工作。印刷工具和纸张等,都是她自己花钱买的。中共北方区委、区农委、天津地委、顺直省委等领导机关派来的同志,一般都是到她家与县委接头,并常住在她家里。在她家里,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王荷波同志曾召开过县委会议,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赵达大姐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钱拿出来交给同志们使用。1927年10月暴动失败后,一些突围的同志来到她家时,她曾给他们换了衣服,带上路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有的同志是由她亲自送出去的。
  1928年,玉田又恢复了党组织。当她得知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并不得再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指示后,毅然辞去了玉田女师校长的职务,回到乡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夏天,她参加了玉田第二次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这次暴动又失败了,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她与党失去了联系。她弟弟这时已不再支持革命,她只好离开娘家,搬到婆家刘家桥。1933年,再次恢复了党组织,赵大姐的婆家刘家桥又成了县工委的活动点和联络点(这时县委尚未恢复)。不久,她与河北省委的一位同志结了婚,一起经蓟县到北平。
  北平的环境十分艰苦,他们常常因失业而生活无着。由于叛徒的出卖,她的丈夫被捕入狱。赵达大姐怀着身孕,要为生活而奔波,又要到监狱去看望同志们。1936年,她丈夫出狱,他们无法在北平立足了,两人便决定带着小女儿到陕北。考虑到今后生死未卜,临走前,他们把宏烈寄养在香山慈幼院。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年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孩子从此杳无音讯。她日夜思念着儿子。自从认识我以后,她把对自己儿子的一片爱心全都给了我。
  赵达大姐是1987年夏天到延安的,不幸于1938年10月被日寇的飞机炸伤了右腿,在医院住了将近两年。
  记得1940年春天,每当晴天的时候,很多伤病员都出去晒太阳,窑洞里只剩她一个人。她脸色苍白、消瘦。一连几天,我总在想:怎么能让她也见见阳光呢?一天中午,我先把床板扛到院子里,再把凳子搬出去,把床板架上,铺上被子。大姐问我:“你不睡觉,折腾什么呢?”我说:“晒被子。”
  当一切准备好后,我才回到窑洞里和她商量说:“大姐,你也出去晒晒太阳,也许体质好了,你的腿就能好,不会锯掉了。”
  她听我这一说,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流,说:“我有近一年半没有下地了,怎么能出得去呢?”我说:“你左腿不是很好吗?
  我扶着你,只要你一条腿先站在地下,我就能背你出去。”我才13岁,背一个大人,实在是够吃力的。我连背带拖地往外挪动,她怕把好腿摔坏,一面嚷,一面使劲抓住我的肩膀,扭我、骂我,叫我把她放下来。我咬紧牙关不吭气,把她硬拖到了窑门口。一看到在门外半山坡上晒太阳的同志,我就大喊:“快来帮忙!”于是,来了几个男伤员,七手八脚地帮着把她抬出来,放在床板上。我打开她腿上的绷带,又向护士要块消毒纱布盖在她的烂腿上,晒她的腿。大约两小时后,大家才又把她拖回去。第二天出来,我又给她找了顶破草帽,给她遮脸。从此,只要天气好,我就拖她出去晒太阳。两周之后,她的伤口开始收敛,脓也少了,腿终于保住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从此,她对我更是亲热,又给我做了两双红粗布的袜底。
  当我要出院返回抗大工作时,她拿出亲手缝的一件红缎子袄给我穿到身上,并告诉了我这块红缎子那不平凡的经历——
  它原来是赵达大姐和江震寰烈士结婚时所用的一床被面。江震寰同志牺牲后,她不忍心再盖这床被子,就把被面拆了下来。在以后的艰苦岁月中,每当同志们生活发生了困难或要营救被捕的同志时,赵达大姐就把这红被面和一些首饰送进当铺,等地下党的经费送到时再赎回来。虽然这样几进几出当铺,赵达大姐却总不忍心卖掉它。1934年7月,大姐生女儿时,还把红被面当出去,买回5斤玉米面坐月子。直到在延安又添孩子时,被子不够了,才又把它缝成被子。这一回,大姐又把它拆了下来。她细心地把被面洗净,撕掉被头脏污了的地方,用白绷带滚边,一针一线地为我做成了这件漂亮的小红缎袄。记得当时她一边亲手给我穿在身上,一边叮咛我说:“做大了点,因为你还要长呢!我还给你留一个‘对方’,等你长大了,结婚后有了孩子,再做个小被子吧!”
  我默默地点点头,泪珠却成串地滚落下来……这烈士盖过的被面,这曾沾有赵达大姐鲜血的被面,像一团火,包裹着我,一直燃烧在我的胸中。当时,我曾在心中喊道:“我的好大姐,我的好妈妈,我决不辜负你的希望!”
  赵大姐住的是一孔西窑,到了冬天,阳光照射时间短;有时因木炭少窑洞里没火,她那受伤的腿不易保暖。我虽然不会做针线活,还是拆了一件破军衣,在红军战士艾平大姐的帮助下,给她做了一双灰粗布棉鞋。尽管做得粗针大线,可赵大姐说,穿上我做的鞋,她总觉得热乎乎的。她也给我做了顶漂亮的白布八角帽,我戴上它可神气啦!在那艰苦的年代,她有点什么好吃的,总要留着等我去了才吃。记得她用瓦罐罐在木炭火上炖的牛肉,也等我去吃。自从赵达大姐负伤后,几年来从没有见过她的女儿蓟子。在她的身体逐渐恢复后的一个星期天,刘向三同志带来了一个没留头发、像个男孩子的小女孩。赵大姐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刘向三说:
  “这是蓟子呀!”她这才认出原来就是她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
  赵大姐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这小鬼,对自己却很不在意。
  她全身受了13处伤,又做了接腿的大手术,加之肺部有病,身体十分虚弱,但她从不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1944年的夏天,她大腿根部一块伤疤又发了炎。她说,药很困难,不用去找医生。不久,伤口溃烂化脓,伤口中慢慢地露出一个黑尖的东西,原来是一块没取出的弹片!它上尖下大出不来,不小心碰一下就痛得钻心。她只好把裤腿一直卷到大腿根。就是这样,赵大姐仍坚持不去求医,每天自己夹住弹片尖摇晃几下,有时滴点红药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她终于把弹片拽了出来。
  赵大姐是我学习的榜样,至今,我的性格和思想仍有许多地方深受她的影响。标志着我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的,是她给我做的那件红缎袄。1942年我到延大中学部学习,冬天,我都穿着这件红缎袄,直到1946年我调离延安中学到医专工作,以及战争中撤离延安去打游击,我仍穿着它。这件红缎袄伴随了我的大半生,鼓舞和影响了我的一生。遗憾的是,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与赵大姐失去了联系。
  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碰到了蓟子妹妹。40多年没见面了,她竟然还能认出我来!从她那里得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赵大姐便接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宏烈的信。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已经到了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军。然而,宏烈和他妈妈见面则是建国后的事了。
  我还得知,敬爱的赵大姐已不幸于1974年元旦病故。赵大姐的晚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听说“文革”中,她曾多次被“造反派”揪斗。我不禁想到,她那条没有膝盖、不会弯曲的腿,怎么能经得住推搡毒打……我不寒而栗!她死后,听说沈阳市的许多老同志、青年人都参加了她的葬仪,那场面是十分感人的。
  听到这一切,我的泪水不禁滚滚而下,悲痛欲裂的心,一下又飞向那延河边,飞向那使我获得又一次母爱的窑洞。不久,我见到了大姐的儿子宏烈和宏烈的长女。我用颤抖的双手捧出一块红色毛哔叽衣料,作为送给姑娘的结婚礼物,也作为我对赵大姐的一片心意。同时,我还满怀深情地向他们讲述了我的小红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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