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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汉南同志是湖北人。他的父亲张浩同志,是第三国际中共代表、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一二九师政委、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在延安病故,埋葬在延安杨家岭对面的山上。延安当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各机关、学校、工厂成千上万人排长队到山上送葬默哀。我们延大中学部的全体师生参加了送葬议式。我看见将棺材放入墓穴后,毛主席首先铲土掩埋,然后是其他中央负责同志铲土埋。张浩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为革命,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浩同志1916年与涂俊明同志结婚。涂俊明同志是湖北黄冈人,也是1924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26年入党,在武汉、上海从事妇女工作多年的革命工作者。1932年被捕,她坐了3年监狱,坚贞不屈。1935年出狱后继续为革命奔波。 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央组织部托儿所所长等职。建国后,是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1988年于北京病故,终年91岁。 林汉南同志生于1926年,排行老二,他哥哥林肖侠同志,曾任锦州、哈尔滨市委书记、《红旗》杂志社秘书长。他的弟弟林汉雄同志,曾是我们保小和延中的同学,1948年我们一起到苏联学习,他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动力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回国后曾任建设部部长。 林汉南同志是1938年到延安保小学习,第二年我到保小后结识了他。他天真活泼,爱看小说和英雄人物传记,立下雄心壮志,要作一番事业。1941年—1945年,我们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延安中学、延安大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学习、生活、劳动战斗多年,相处得很好,成了好朋友。我们是1943年末到了延大中学部的。他为人聪明、机灵、正派、善良也很直爽。他学习很刻苦努力,成绩优良,一向关心人帮助人。他还喜欢打篮球、翻杠子。他的生活很充实,还经常参加种菜、打扫卫生的劳动。在“人人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他积极参加纺线线等活动,他纺出的线是一等品,超额完成了原定任务。 1944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月他与牛旭光、吴兰萍等一起到关中马兰办了8个月冬学。他是队长,他总是关心和帮助别人,自己却很能吃苦。因为教学效果好,学生、家长都满意,乡里人称他为“娃娃老师”。 日本投降的前夕,我和林汉南等人还到劳山锄了一个来月地。他积极苦干,不怕苦,不怕累,赶回来时晒得面孔很黑。 林汉南同我们班上的王球玉同学很好,两人作风都很正派。传说俩人约好胜利后到北京结婚。那时说到北京,就意味着全国解放。他坚信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45年,我和林汉南在延大预理科学习。8月8日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不久,日本投降的喜讯传到了校园,全校师生沸腾起来了。数百人汇集在操场上,点起了火把、火堆,扭起秧歌,敲锣打鼓热烈庆贺日寇投降的伟大胜利。很多人高兴得从火堆上空跳过来跳过去。我和林汉南跳过多次,最后一次两人相撞掉入火堆,立即爬出来,伤不重。我们继续扭出校园,一直扭到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场庆贺。延安各界成千上万群众,都从四面八方涌来。鲁艺的学生也从10里路外的桥儿沟扭着秧歌赶来了。人山人海,汇集在南关的广场上欢庆胜利,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沸腾起来的延安,灯火辉煌,到处在扭秧歌,到处是锣鼓声。由于过于兴奋,卖水果的也不要钱。直到深夜,我们才扭着秧歌回来,很晚才入睡。 抗战胜利以后,同班的林汉南、谢绍明和我,自愿报名到东北去工作。我们于8月下旬到党校二部集中编队,参加学习。一共一千来干部编了四个大队,大队下分中队、小队。 我、林汉南、谢绍明、林肖侠等编到一大一中一小队。我和林汉南的哥哥林肖侠编到一个小队。我们这支队伍总称干部团,林枫、张秀山是政委,黄永胜是司令员,他带一个团护送,林枫在山西兴县等我们。 我们于9月2日,从延安步行出发,每小队有二个牲口驮行李,每人的行李不能超过15斤。每天行军70—80里,后增到100来里。经宋家川,乘小木船划过黄河。经岢岚、五寨到神池。从神池走到铁路桥下,正是深夜,部队埋伏在桥附近,大队人马静悄悄,安全地通过了封锁线。然后继续急行军。走到天亮,忽然下起了雨,越下越大,路上满是泥泞,衣服也湿透了,很冷,很疲劳,真想住下休息。可是传下命令来要继续前进,防止敌人追来。我们咬紧牙冒雨前进。第二天依然是雨天,又是冒雨行军。因为过分疲劳,也有人掉队。我们经过雁门关,走到应县南面20来里处,发现了敌人,部队架起了机枪担负了警戒任务。我们走进小石口,爬了几十里大山,到砂河已很晚了。过了一夜继续走,经大营到灵丘。灵丘是老根据地,休息了一天后,才又继续前进。敌人盘踞在广灵、蔚县。经过这一带时,我们晚上轮流放哨。到了张家口郊区,不许进城,住在一个镇子上。离开时,我们改乘敞篷车,火车开出60里路,铁路不通了,又下车步行到宣化住了一夜。敌人盘踞在延庆,我们是在延庆北面20里的路上通过的。赶走到古北口附近,接受了苏军关卡的严格盘问,苏军怕国民党知道后造谣,让我们乘闷子通过关卡。火车开过关卡行走了一会,不通了,下车步行到承德附近,苏军关卡也不许我们走大道入城,也是怕国民党知道了造谣。天黑了,我们翻了十几里的山路,从小道进入市内,很晚了,走得相当疲劳。大家都埋怨苏联人太死板。 我和林汉南等同志自从延安步行出发,中途没有骑过牲口,经过一个来月的艰苦行军,行程几千里,胜利到达承德,很是高兴。林汉南同志在长途步行中,表现得很坚强,不怕苦,不怕累,从无一句怨言。 我们是10月上旬到达承德的。承德、东北这时由苏军驻守,国民党军队没有到那儿。到了承德后,奉中央指示,留一批人在热河省工作。指挥部决定除东北人外,每一个大队留一个中队,我们中队被留下了。我们小队的林汉南等同志留到承德工作,我和谢绍明、马青年等分配到赤峰工作。 1946年5月,林汉南等赴东北工作,途经赤峰,他到县政府找到了我,建议一起去东北工作,我同意了,但办手续拖延了时间,他们来不及等我就先走了。 我于是同其他十几名干部从赤峰步行出发,一路也没有追上他,到了哈尔滨,竟没有能打听到他的消息。 后来听说林汉南同志任东北工业局组织科长。1947年7月14日,任克、刘子毅等同志乘火车途中在林口站与土匪遭遇。当时任克是负责人,他号召下车消灭土匪。任克、林汉南带头下车向土匪冲去,但土匪在暗处隐藏,他们在明处,不幸被土匪击中,壮烈牺牲。刘子毅没有下车,在车里坚持战斗,直到援兵到来打退了土匪。 我听到林汉南牺牲的消息,非常悲痛。我万没有想到,在赤峰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多少年来,他那诚实、善良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很想念他,我常常想到他。安息吧,汉南!我们永远在怀念你! -------- 江明 男,曾用名周实生。延大中学部一班学生。1948年赴苏学习,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农学院经济系。回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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