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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延安以后受到的第一个深刻教育,就是工作应服从组织分配。1943末,鲁艺整风临结束阶段,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延大中学部工作,任教导员。在延中工作期间我也一直把服从分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注意培养年轻战友要有一个观念——“时刻准备着”。在战争环境下,革命队伍需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无疑是具有头等重萝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说,也应当有这样的自觉的献身精神。鲁艺领导同志找我谈话以后,虽然那时我一心要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有从事文艺创作的计划,我却丝毫也不曾犹豫,当天下午就搬到后山沟的中学部去了。接待我的是后来在晋西北牺牲了的支部书记王玉珍同志,部主任是王志匀同志。王玉珍和教员王刚、曹达两位同志,一起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带来三班学生,于是中学部就成立了。我除了作为教导员,继续聘请教员,排课程,同时兼任三班班主任,教语文课。 我是第一次走进课堂教书,一点教书的经验也没有。那时也没有一套中学课本,都由教员自己编教材。我是从旧大学“西北联大”毕业又到新型大学抗大、鲁艺文学系学习过。 两种学校的对比,差别异常鲜明,深有体会。这些青少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烈士遗孤、干部子弟和边区群众子弟,今天学习,明天就随时要到工作岗位上去,我考虑语文教学首先要注意世界观教育的思想内容,再就是培养文学能力,因此重视选一些文学作品为范本。既从报刊上选材,也注意有一定比例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例如从《解放日报》上选了朱德的《我的母亲》,反映苏德战争的苏联潘菲洛夫的《目击记》;讲过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药》。文言文选了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较为浅显易懂的《少年中国说》,从《古文观止》中选了《邹忌讽齐王纳谏》,要青年们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爱听谄媚的话而要有齐王的觉悟,能广听群众的意见;我还讲了我自己小时也学过的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讽刺国王还不如一个小孩子敢讲真话。记得还讲过刘基的《卖柑者言》,要敢于揭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败现象。仅举数例,大致可以看到我当时的语文课教学。当时我也是一个初入社会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那时也学习写作和翻译文学作品,但在我批改同学的作文的时候则全然是一个生手,改动同学们那些天真稚气的作文,在我也很费踌躇,每每反复斟酌,才敢下笔。 我第一次走上讲台,不免有生疏之感,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边干边学,渐渐熟悉起来。 不久,延师和中学部合并,改称延安中学(后一度改名行知中学)。这时,我仍在教育处工作,担任教职员支部书记,跟着又做了一段新来校长霍仲年先生的秘书,管全校的事务。 从自然科学院和延师来的部分教师在审干中有冤假错案,由我做了较长时间的甄别工作,总书记王鼎勋主持召开了全校平反大会。从此我便解脱了班主任和语文教员的工作而改教政治课了。 党中央在农村、工厂、学校重建青年团的试点工作,延安中学是学校的建团试点。我作为总支委员,负责建团试点工作,因此更加和同学们朝夕相处。遗憾的是,在战争生活的艰苦条件下,我未能坚持写日记,有一部分笔记也在战争烽火中临转移时进行坚壁清野,丢掉了。幸存有一个小小的日记本,里面断断续续记了我在延中教学、建团直到解放战争中的大转移和上前线的部分行踪。最后竟连墨水也没有了,就用铅笔写,现在有的地方也已字迹模糊,不易辨认,还掉了最后几页。今天回忆往事,它也就成为至为珍贵的一点史料了。 日本“八·一五”投降,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撕毁协议,急急忙忙摘桃子,而且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于是抗日烟云刚散,又爆发了一场人民解放战争。 这里摘抄几段日记,可以从中看到从桥儿沟撤退前的教学活动。 今天礼拜一,赶编后天的政治课提纲,讲边区的几个政策。此外就忙于领导学习党章了。 假期译的爱伦堡的小说,已中途搁起。 时间是以礼拜计算的,过得十分可怕。 上午,一架飞机又来侦察,也是轰炸延安后第二次来飞机了。内战正在全面展开。 各机关刈草的第三天。学校从今天起刈草,我是随六班去;贾萌因患风湿病不能劳动。 21个人分为三组,分组出发。我跟霍绍兴组,和他们一道刈草,倒也有机会认识每一个人了。上午,到后沟往西第一个山沟进去很深,进沟时,看见石崖上有老鹰的窝,悬在没有人能去的石砭下。到了沟尽头,颇为荒凉。刈了四种草: 野黑豆,狗尾巴,谷莠子和芦草。天阴着,不热。霍绍兴和×××到山顶上去了,所以他们最后才回来。蒋文义是很沉着的,低头只顾寻草,一直在割。陈小笙也拿着一把镰刀在谷地或什么地方到处跑。王必干年纪最小,但很要强。张珍是女同学,活泼能干,也要多背。回来时,大家抢着多背。 下午热了起来,走得比上午远一倍,去的是从后沟尽头往西的一条沟。可惜是人家刈过了的地方,很不好找草。先走过一些有芦草的地方,嫌不好,但走了很远时,草并不见得比先前的好。芦草还都是杂在山坡上的草里。霍和×××又走得很远,上了山,但割来的芦草也并不多。碰到一片野黑豆,缠的艾很多,颇不好办。最后总算割了不少。 晚上,和三个小组长开了会。各组尚无问题,只是有根的草要当天铡根。决定明天留三个人在家里铡草根。 大家都喊找不到草,因为我们割在医校后边,近处草少了,非走很远不可。早饭后,我又跟韩陆组过河南去割草。秋天了,河水很凉。过河后进了一条沟,沟底一片水和草,踩得草鞋全湿了。野黑豆很多,可惜杂草太多,特别是马莲很多,没办法用;只割了刚进沟的两边草较旺和干净一些的地方。苦于无处找草,乱跑,从无路的陡山坡攀登,山上早已有人去了。上山后,在山洼里找到一片谷莠子,大家才拔了一阵。韩陆和两个同学在下面摘黑豆。 李凡民是最小的一个,但很精灵,而且有信心,他总是走在前头。王大福则有些怨这怨那。王丽珠是女同学,很诚实地总在低头拔,不说什么。 下午,我又跟罗维明组,他的这一组和霍组一道,这回人多了,有十几个。仍走在昨天下午那条沟里,只是刚进沟处往北走的一条拐沟里。山高,一片芦草,十几个人都上去了。我和李绵在底下割。道上刘旷给了我一把镰,十分畅快; 没有镰刀十分苦。 芦草很高,深进去,有野葡萄、苦艾和其他乱草纠缠在一起;镰起处,草根下尽是很厚的终年积下的干草,——这是从没有人理过的处所。 天近黑回来,显然都累了。 上午、下午都是跟罗维明组割草。上午翻了一架大山头,在山顶上谷地里割谷莠子,只留下我和两个小女同学——刘延令和刘迎香。她们都是极老实的、话都不会多讲的农村女孩子,只顾努力完成任务。另外的大部分同学走下山沟去。我们先回来,已是中午。 下午出发晚了些,太阳藏在云里,凉快起来。一群群走在山沟里的男女同学,虽然不知往哪里走好,只是往后一直走;因为附近的草都被搜索净尽。许多山沟和路上,都有人遗下草,说明有人去过,甚至去过多次了。我们无目的地走了比平常远一倍时还不知去哪里好。最后分开来,我们四五个人进了一条山沟,想不到沟底里毛芦草长得一片一片的,银白的穗子飘在草上面,进去草和人一样高。我于是占了一片割起来。罗维明到山坡上割其他地方的草去了。刘迎香因没有镰刀,到谷地里拔莠子。鲍克明小鬼和刘延令在看不见的另一块芦草地里割芦草,有时又在旁边的田里拔谷莠子。 我割倒了一大片,割得十分顺利。有的地方芦草上缠满了野黑豆,又长着许多黄菊花、紫鸡冠等等。天快黑了。割下的草多得没法背完,只好背了一大捆,剩下的他们背了些,又把够一个人背的扔在那里。 回来,十分疲劳。 下了一个礼拜雨,昨天下午晴了,今天又下起来,是所谓秋雨连绵,山沟里满是雾和雨。今天又是中秋节。又是一年过去了,十分可叹。 从上礼拜六到今天,4天内什么也未做,完全学习党章,读了4天的材料并记笔记(只有昨天下午开了一个支部会),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的思想方法论,从活的生活里求创造,十分可贵。它是人类智慧的丰富表现,是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的利器。 晚上,雨声淅淅沥沥不停,同学们分成两处开灯谜晚会。 西山地干班也在唱道情。王微、化龙(即赵正)、李绵、曹达来,大家一起吃酒、吃红枣、吃西瓜,闲谈。他们走后,外面雨声仍在不息地淅淅沥沥,西山响起了芦管和铙钹,仍在唱道情。 这几天的日记里,完全可以看到我们那时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师生关系亲密融洽;虽然生活艰苦,却都是泰然处之而又有多种的乐趣。这几则日记里也留下了当年一些男女同学、几位教师和战友们的面影;从教学来说,我也深切地体会到,教学自然首先该是要在课堂里的言教,但确也是身教重于言教。我也只能就是以此自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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