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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学生们



曼秋

  1941年8月底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媚。在往延安小砭沟边区师范去的土路上,一辆马车拉着行李,十来个男女青年有坐车的,有步行的,边说边笑地往前走。这是边区师范派专车接我们这一批新教员的。其中有李经纶、煌颖、余明、史尼、林萍和我。
  史尼是位爱开玩笑的女同志,她坐在行李车上面笑着说:
  “咱们都是成双成对的,只有曼秋是个光棍汉。”逗得大家都笑了。
  那年我虚岁才20岁。
  我们行走没有多久,就来到了边师。只见在山坡上随着山势弯弯曲曲地连绵着一排排土窑洞。窑洞前的波斯菊、熟季花正在盛开,为我们的住地增添了色彩。
  校领导和老教员们迎接我们之后,便各自进入自己的窑洞。我的小窑洞只有两米多宽,3米多深,窗前一张桌子,靠后墙一张单人木板床是用两条长凳支起来的。另有两三个凳子。所有这些家具都没有上漆,但在当时已是对教员生活上的优惠待遇了。我们对此也是很满意的。
  我是1939年3月到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在赴延安前我是高中程度,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中断学习来到延安,先后曾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那时能入延大学习是再理想不过的事。可现在要分配我当中学教员,能胜任吗?我同几个同学曾一起找校领导,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愿去工作,愿意继续学习。”但没有得到同意,我的心凉了半截。
  原来教育厅是为照顾我右腿摔伤骨折过而留我在延师教书的。从此,我就进入了教员的行列。
  开课后,日渐熟悉,各方面都得到大家的关心与尊重,我也就安下心来。我上了一段课之后,学生反映还不错。可我唯恐同学和教职员因为我年岁小而瞧不起我,我尽量处处事事表现得老成持重些,也一直不愿讲出真实年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同学见到我的履历表后问我:“曼教员,您才20岁呀?”我含糊地回答:“20多岁了。”红着脸笑笑。
  在边师、延中,我先后轮替教过算术、代数、几何。手头能找到的几何课本,只够一个学年用的,而几何课中定理与定理之间的衔接性又非常强,必须有前面学过的定理,才能求证出下一个定理和命题。要将平面几何前后的几个组成部分都讲到,就不得不压缩内容。既不能有漏洞,又不要简化,这对于我这个初次教课又没有编写过讲义的青年教员来说,确实是个难题。我只能翻翻仅有的几本书,在记忆中拚命搜索、回忆,尽力达到上述要求。
  在编写教材中,遇到不同情况和水平的班级,不得不因人而易地增减内容,修改教材的分量和难度。
  例如1945年春入学的新生很多,一年级就分为八、九、十、十一4个班。分班原则是根据成绩来的,成绩最好的是九班。我负责九、十两个班。
  九班的学生大部分是正式五年制小学毕业生,他们的入学考试成绩都属于优秀。对这样的学生如果仍然从加减乘除教起,似乎没有必要。如果不讲吧,又不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这个教材怎么编?!我根据自己学习的经验体会,在教加减乘除时,从内容上提高一步。如:加减法,我就教循环小数的加减法,这样既符合大纲精神,又增加了新的学习内容,还使学生加深了对循环小数的理解。
  这一问题解决了,又遇到新的问题。同一班的学生也有三种情况。像九班就是这种情况:一是干部子弟。他们多数是保育院小学、抗属子弟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的。这些学生年龄小,文化程度较齐,较好;二是来自工作岗位的警卫员、通信员、勤务员、保姆和干部等,这些学生年龄大,文化程度较低、较差;三是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是边区各县小学毕业生,他们的情况居上述二者之间。
  这些情况给教学带来困难。于是,我尽量到学生中进行个别辅导。针对他们的难点多方启发诱导。有时同学也找我提问题,我是不轻易回答应怎样做,而是诱导他们多动脑筋,多思考,开拓思路,做到自己求得正确答案。
  当初,我对当教员缺乏信心,怯堂。
  教育家徐特立针对年轻教员的怯堂心理,讲自身体会说:
  “当教员并不难,最重要的是备好课,相信自己,到课堂上大胆讲述。这样是会受学生欢迎的。”通过教学实践,我逐渐增强了信心,还真爱上了这一行。
  事隔几十年,前不久原延中九班学生李骏来我家,谈起当年延安中学生活时,她说:“在延安中学学习时,数学基础打得牢。虽然由于战争没有继续读高中,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我直接进入药学院学习,能够将高等数学微积分攻下来,还是与那时的数学基础分不开的。”
  1947年春,我和我的学生们,从延安东郊景色如画的桥儿沟启程,在美制蒋机的狂轰滥炸下,在延安南线的清晰枪炮声中,轻装前进,走进了神圣而光荣的保卫延安的战斗行列。
  这是一条奇特的青春之路。我带领我的学生走着;走在烽火燃烧的延河两岸;走在血染的黄土高原;我和我的学生们肩并肩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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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秋
  男,现名王颖之。延中数学教员。曾任兰州军区总医院副政委,驻兰州铁路局军事代表处副政委。在报刊上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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