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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河走过来的……




——甜甜的回忆
李骏口述
王桂苡执笔

  我和你们一样,有过金色的童年时代,美好幸福的青年时代。与你们不同的是:这美好的时光是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度过的。
  我有过幻想,有过梦。但,决不是当药学工程师的梦。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但,每当看到飞机,或听到它的声音,或坐上它外出时,我都羡慕得要死。那迷人的绿色的梦,又回到我的记忆中。
  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片绿洲,总有一片蓝天。而在这蓝天下,绿洲上又总有许多美丽的银燕在飞旋。那就是我的甜甜的梦——当一名女飞行员的梦。
  然而,生活并不能完完全全地随人所愿。理想的东西,未必都能实现。但,它在生活中,在记忆里,却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一章。

延河边的“梦”

  我是1943年初从绥德师范附属小学到当年人人都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的。
  那年我11岁,在以教育家徐特立为院长的自然科学院就读。那时条件很差,白天上课是大教室,长板凳,听大课,晚自习时,四五个人围着一盏麻油灯念书。那不到1尺高的小油灯底座,有的是用泥巴做成的,高级点的是用黑紫色的烧瓷做的。我们为了让油灯照亮的范围大点,把自己的漱口杯、吃饭碗,有时把大脸盆扣过来,将油灯的底座垫高些。灯碗呢?那就更好说了:吃饭的小瓷碗,打破的、缺口的陕北黑色土瓷碗,只要能放点麻油,弄点棉花就行。更多的时候是从自己的棉袄、棉裤的破洞洞中,抽出些棉花,搓成捻捻,放在麻油里,点上就亮起来。好像那时候,什么事都难不住我们。
  那摇摇曳曳的不到2寸高的小火苗,在我们的眼前跳动着。有时稍往前一挤,不是烧了头发,就是燎了眉毛。油灯虽小,却能照亮我们的书,照亮书上的字,同样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点燃了我们理想的火种。在小小的麻油灯下,我们有时畅谈理想,各自诉说着自己的心愿:有人想当火车司机;
  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教师;而我想当个飞行员,想得如醉如痴。
  油灯虽小,却能照亮窑洞之外的世界。我们这一代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论命运把我们抛向何方,凭着这麻油灯、延河水、宝塔山,就能找到自己的朋友、战友和兄弟,就能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日子……
  夏季,我最爱捉蜻蜓,捉住个蜻蜓,真是爱不释手。我用根小线线绑住它的肚子,把它放在眼前,看呀,看呀,看它的翅膀是怎么动的;看它的脑袋是怎么晃的。看得入了迷,自己的胳膊也就不知不觉地上下动了起来,两手不由自主地扇了起来,好像我已经驾着飞机上了蓝天。把眼睛一闭:蓝天、绿洲、银燕、山川、河流还有那举世闻名的巍巍宝塔,尽收眼底。梦,甜甜的梦,幸福的梦……“扑棱!”我手里的小蜻蜓飞走了。只有这美好的梦,甜甜的梦,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1946年底,胡宗南要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时,延安中学还叫行知中学。学校组织起了一个宣传队,我这个生来就爱唱歌的人,成了宣传队的当然队员。
  山坡坡的平地上,操场上,教室里,都有忙于排练节目的人群。往日学习的宁静,朗朗的读书声,都被打破了;往日的欢笑、嬉闹被紧张的排练代替了。
  短时间的排练后,就上了街头。
  当年《解放日报》文艺新闻栏报道:“战旗呼啦啦飘,‘战斗舞’开始了。行知中学宣传队连日来在本市桥儿沟、柳树店、边府、西北局、七星铺、枣园等处公演。该队已赴安塞真武洞、吊儿沟、宋家川、李家渠等地公演。节目中有挖战壕、送子弹、运手榴弹、刺枪、歌唱八路军等五场歌舞组成的‘战斗舞’。当他们演到高唱:‘战斗的旗呼啦啦飘,子弹啸啦啦地响……’这一场面时,成千观众在各自不同的面容上泛起激情。该队的时事组亦配合秧歌,把目前时局动态,蒋美所订的卖国条约,美军在华暴行,解放军、民兵在自卫战中的光辉战绩,向老百姓进行宣传。”
  那时提起行知中学宣传队,没有不翘大拇指的!这里当然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因为我不但是宣传队的队员,而且还是主要演员呢!别看我个小,黑不溜湫,我扮演《兄妹开荒》中的妹妹、《拴不住》中的小媳妇,穿着大红袄,花花裤,演得棒着哪!人人都夸我演得好。有人说我将来准是个好演员,还有人说我将来准是个歌唱家。听到这些夸奖,我心里美滋滋的。我也就开始做起歌唱家的梦来。
  宣传队就是要鼓动群众,教育群众起来参军参战,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保卫毛主席。这是宗旨。在宣传、鼓动群众的同时,当然先受鼓动、先受教育的是我们自己。它首先使我看到了教室之外的天地,学到了课本之外的知识,这就叫生活,这就叫锻炼,这就叫成长。我从中懂得了一个道理:过去是为求解放、争自由,全民团结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为保卫胜利果实,全民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想:既然我爱唱歌,老师又叫我唱,我就应当把自己美妙的歌声奉献给人民。
  “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明天为国出力……将来是中华的主人。”这歌声表达了我们对解放全中国的信心,也表达我们对未来中国命运的使命感。
  就这样,学习文化我没耽误,宣传工作也干得不错。更多的大道理,我们都不讲,也不会讲。那时,我们都知道我们身边的大人干的事都是好事,是好事就应该跟着学,跟着干。那时的头脑挺简单,只知道一个心眼打老蒋,根本没想到个人的得失啊,风头啊。就觉得念书、宣传、参加生产劳动都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就该如此。当战争越来越残酷,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医疗卫生救护人员极缺的情况下,延安中学组建为战时医院,我也随着老师与同学们加入了战斗的行列。
  当飞行员,当歌唱家的甜甜的梦,全都未能实现,但那美好的多梦时节,却总叫人留恋,令人回味。

战斗中学习

  我被分配到了手术队。
  一听说我是手术队的,啊!好多伙伴都很羡慕,我也感到挺自豪的,走起路来小胸脯一挺,脑袋瓜一摆,满神气哩,好像比当飞行员还美。当时,实实在在地说,我什么也不会,对此行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可我硬是在手术队里干下来了。
  在手术队里,我的年岁最小,我负责手术器械消毒工作。
  那个年代,可不像如今,白大褂一穿,消毒设备俱全。那时,要消毒了,我跑去和老乡借个大锅,用3块石头支个灶。有柴就烧柴,没有柴就烧羊粪、牛粪,借用老乡的风箱来吹火。
  更多的则是自己的嘴巴当鼓风机。火不着,我就蹲在地上对着灶吹。有时吹得两腮生疼生疼的,急得满头大汗。黑手在脸上一抹,甭提啦,那脸要多花有多花。
  当时各种条件都差,尤其是用水,就更困难。时间长了不洗澡,不洗头,虱子可就得势啦。我这个不大不小的脑袋就成了虱子的世界。没办法,只好剃个光头,对虱子们来了个彻底的“歼灭战”。好好的头发剃掉了,变成个假小子。我真有点难过,再让我演“兄妹开荒”咋办呀?我的脸本来就黑,这回可好,都管我叫黑李逵。
  我把帽子紧紧扣在头上。遇上刮风时,我就使劲往下戴戴,遇上爱逗我的男同志时,我一手捂着帽子,一手干事。就这样,有的同志专爱出我的洋相,往往乘我不备,一手抓去我的帽子。你们想想:用手术刀刮的头发,那头该多光、多亮啊!急得我抱着脑袋到处躲,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真有点难为情呢。
  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没有正规医院,更没有像样的手术室。手术器械很少,也很简陋。每次都是随消毒随使用;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娃干这工作,也够难的。
  干活苦、累我都不怕,急行军走夜路,我也不怕。这全得感谢我妈妈从小对我的锻炼。她一直把我当男孩子养,我也因此练就了一副刚烈的男子气。
  有一次,我拿着镊子从战士的伤口处一夹就把子弹头拉出来了,血弄得我两手都是,我一点也不怕。有时闲下来,也为战士们唱首歌;坐下来听他们讲打仗的事,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干医这行就得见血、见伤、见病、见死,我常常听军医这样对我说。我也常常暗暗对自己这样说。我就是在边学边干的实践中增长知识,增大胆量的。
  我们毕竟还是延安中学的学生,在参加战斗的同时,我们还有学习的任务。而我们的学习,是同战争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用来学解剖学的唯一的一副人骨架,是从乱坟中捡来的。为了让我们能尽快掌握最基础的知识,行军时,把骨架的各部位分散到每一个人手里,边走边拿着认骨头的各部位,记特征。到驻地时,把骨头用绳串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骨架,再学习认识人骨总体。当时就是靠这种想象中的记忆来训练每一个成员的。
  白天行军拿着骨头走还行,夜间就有些怕。女孩子胆小,好像是天性。我开始见到这些时,也有点胆怯。手里拿个死人骨,吓得闭眼往后退,尽量和战友们靠近些,这样才觉得安全些,可骨头是不能不拿的。手里拿着块骨头,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尤其是夜里行军,心里越紧张,手越哆嗦,越哆嗦就越觉得死骨头在动,真可怕!人往往是自己吓唬自己,越想越多,由骨头想到人的骨架,想到人,想到因重伤死亡的各种姿势的人,是够怕人的。怕,也得行军,也得拿块骨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学习。一会儿传过一小块腿骨,一会儿传过一块头骨,真叫人毛骨悚然。这种夜行军中的学习、记忆真难熬。光说我不怕,我胆子大,那容易。可真要到个身临其境,真叫人吓破胆呢!
  有一回,真把我吓坏了,那是为一位战友做截肢。
  军医在手术。我在送手术器械,见到少量的血,我不怕。
  当我见到用手术刀将战友的腿绕圈一转,厚厚的肉立马分成两段,血淋淋的时,我真不敢再睁眼看……
  “小家伙,拿去埋了!”军医给我下了命令。
  妈呀,这可怎么办?拿吧,一个活生生的战士的一条腿,还淌着血。我……只见厚厚的一大圈肉向外翻翻着,鲜红鲜红的血向外流着。半截腿,我怎么拿呢?我又怎么敢拿呢?腿还是热乎乎的,还保留着战友的体温呢!
  我的心在抖,我浑身的细胞好像一下子全都动起来了。此时的紧张,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
  当时,我不敢正眼看军医,更不敢看那半截腿,我站在原地没挪窝。
  “小家伙!拿去埋了!”又听到军医的叫声。这叫声比刚才还大。这是不可抗拒的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们的纪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我的双手颤抖着,拎着那被截下来的裹着手术巾、用手术钳夹着还在淌血的腿,我的腿在抖,我的心在跳,好像要从嘴巴里跳出来啦!但是,我咬咬牙,壮壮胆,两手使劲拎起那半截腿,向野地走去。这时一个男生走过,见我战兢兢的样子,川大哥对小妹的口吻说:“哎,不就是把腿埋了?来,放在我的铁锨上,我替你埋。
  女生天生的长不大!”他说着,把铁锨伸过来。我怯生生地把半截腿放在上边。刚转身要走,我想起来了,那裹着腿的手术巾、钳子还没拿下来哩!我硬着头皮转回身来,大着胆子说:“放下,别埋!还有东西没拿下来哩!”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去,伸手就把带着鲜血的粘粘糊糊的手术巾、钳子解下来,卷了卷,拿在手里,大步走向临时搭起的手术室,干我的消毒工作去了。
  从这以后,什么流血,什么胆怯全都没有了。我的胆子真比过去大多了,好像人也长大了许多。
  为了战争的需要,为了明天的胜利。教员除了给我们讲普通医学常识外,还要进行实物的见习,让我们见见真格的。
  有一个战友因伤势过重牺牲了。我们医训队把他抬到了一座破庙里,教员想让我们进行一次解剖学的实习,这样会有利于我们今后的护理、治疗工作。
  晚上,一个人提着马灯,我端着器械,偷偷地跟着教员来到庙里。凭良心说,我们也不忍心在自己的战友身上做解剖,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子弟兵,我们的战友呀!真有点下不得手。但,这又是现实,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战争的需要。
  当我们将要结束解剖时,有人发现庙门叫轻伤的战士给堵住了。不言而喻,这将意味着什么!我可真害怕了,万一要是他们动起手来,这可都是打仗不要命的人,为同志杀红了眼的人。他们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虽然是夜晚,看不见他们的脸,我能想象得出,他们急眼了。
  一个战士用嘶哑的声音说:“你们好狠心呀!我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他死了,为了胜利他死了,没想到回到自己家里,还要挨你们几刀。残忍,太残忍!你们的心太冷酷了……
  我们绝不能让你们这样做。”
  “对,不能!决不能!”一些战士应和着。
  教员见到这种场面,也慌了。话一时也讲不清楚,也确实不好再作什么解释;讲是需要讲的,讲长远利益嘛,但此时此刻,毕竟是点燃着一把感情的怒火……
  我端着器械,闪到暗处。我想,如果万一发生意外,我要保护这仅有的医疗器械。但我心里也捏着一把汗。真出事这可是自家人互相厮打,那场面……那结果……我不敢再往下想。
  幸好,伤员中的一位团长赶来了,他首先对伤员们讲:我们这位战友死得光荣!他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死后又为我们活着的战友做出贡献,我说他光荣,他伟大!我们应以有这样的战友而骄傲、自豪,我们应该向他致敬!如果哪天我牺牲了,我也向他学习,为后死的战友做出贡献……
  话虽不多,却掷地有声。
  说完,他转过脸,走到那位战友身边大声告慰战友说:好兄弟你安息吧!我忘不了你,战友们忘不了你,人民忘不了你!明天我们选块干燥的向阳的地方把你安葬。等打完仗,胜利了,我们再来接你……
  说罢,他,整了整他那带着火药味的军装,摘下军帽,向那位战友慢慢地举起了右手,一个立正后默默地低下了头,停了很久。一个军礼,一个多么不寻常的军礼啊!
  我在暗处,透过人们的缝隙,看到团长身后的战友们纷纷立正,整衣,脱帽,低头向那位战友致敬。
  刚才还是一阵急风暴雨、剑拔弩张之势,现在却是如此的安静。这安静中充满了多少人间的深情厚意啊!
  他回过头来用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说:“今后就别这样做了吧!”教员点头表示同意。
  “这事要是先说说就好了。没事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他转身走了,战士们也相跟上走了。
  我看到他用右手在脸上擦了一下。我想,他准是掉泪了,为了我们的战士。
  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我们也回了营地。
  有人说我们的战士是冷酷的人,冷酷的心。他们只知道使枪弄棒,冲锋打仗。这不对,这么讲是不公平的。他们的感情是丰富的,他们的思想是纯朴的,他们的爱也是最真挚和无私的。当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一无私,二无怨,只知默默地奉献。这种精神是多么伟大啊!
  后来我一直想,当人们给凯旋的英雄们授勋章的时刻,切不要把这位战友遗忘了。

一家人

  由于战争的需要,我们又行军转移到三边(陕甘宁边区的西北角)。
  三边地区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那地方到处都是沙漠,又特别缺水。那里的老乡都吃奶子饭,就是用羊奶煮的小米粥。
  老乡家的放羊娃上山放羊一去就是一天,中午饭就在野地里吃。他们用粗的白色羊毛线织成的口袋盛上一碗小米干饭,扣上一个黑瓷碗。等吃饭时,就用黑瓷碗盛上小米干饭,拽过母羊挤些奶水一泡,就是一顿饭。
  当时,我们吃的是荞麦面面条,这是当地的上等饭。这种饭是婆姨们用双柄刀剁的。荞麦面不像白面那样有韧性,它只能擀厚些,在开水锅里一煮,捞出来放在碗里,再浇上羊汤,放上辣子就行了。说是羊肉汤,其实只有一点羊肉星星就煮一大锅汤,实际上是只见汤不见羊肉。这在那时就是相当好的饭,因为老乡家只有干活出大力的男人才能吃上这样的饭,婆姨娃娃们只能喝点这个米粒不碰那个米粒的能照见人影的稀粥。
  我觉得房东娃怪可怜的,就把我的饭拿回去跟他换奶子饭吃。她妈看到了,把那碗荞麦面面条留下半碗给干活的男人吃,剩半碗给孩子吃。就这半碗面条,娃娃吃得好香,真像过年一样,嘴巴咂得挺响,喜得两眼眯成一条缝,笑得脸儿都像开了花儿。
  因为我年岁小,个子小,脚巴丫也小。当时发的鞋我穿着太大,只好从两旁扎个孔,用个带带一穿,两头一系,五个脚趾头顶不着鞋尖,脚后跟也碰不到鞋跟,真像穿了一条小船。
  房东大娘要交军鞋。做双鞋要布料,要费时间。那时鞋不光鞋底要一针一针纳得密密麻麻,就连鞋帮也要密密纳上,一双鞋的重量足有1斤!做这样的鞋是够费劲的。
  我当时领了一双军鞋还没穿,我看到房东家实在太困难,我脚上的鞋又没有穿坏,就对大娘说:“大娘,把我这鞋给你,你就用它交了军鞋吧。”
  她说:“好,给我吧,我用得上。”她收下了。我挺高兴,心想,我也学会为老乡排忧解难了。
  过了几天,我收拾屋时,发现在炕角里有一个黑巴巴的布包。我打开一看,是一双不纳帮的带袢袢的黑色女鞋。我一下子明白了,怪不得大娘那么痛快地收下我的鞋呢?
  我把脚丫拍打拍打,穿上试试。嘿,可钉可铆,甭提多合适啦!真比我那全帮纳的憨军鞋要好看得多。穿上它,那么跟脚,那么舒服,走路都觉得轻快、利索。它成了我是女孩的标志啦。
  我跑出屋,找到大娘,在她身前身后转圈走,抬脚让她看,我高兴得合不拢嘴。见我这样,大娘也笑了。
  同队的人见我穿上这双鞋,都拿我开心。“黑李逵啥时变成女娃娃啦!”“穿上这么漂亮的鞋,真像个大姑娘啦……”
  “这鞋不该穿,留着当新娘的时候穿。”七嘴八舌说得我脸都红了。
  “快别说了。我娃本来就长得俊。看你们个个那憨样子,谁也配不上我娃娃,对吧?”大娘说着把我拉到她的怀里搂着,逗得大家又哄笑起来。
  那场面,那笑声,那张张笑脸,好像就在耳边,就在眼前。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那么叫人回味。
  这片土地养育了人民,人民养育了军队。军队用鲜血与生命保卫了这块土地,保卫了这里的人民。这种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深情,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
  它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当飞行员的理想未能实现;当歌唱家的想法也未成功。但是,几十年来,我默默为祖国奉献着,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歇。
  在药学界,我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一员。在荣誉面前,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来自麻油灯下。从延河走过来的我,虽然没有成为飞行员腾空而飞,但我在药学事业上的拚搏、腾飞,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我、育我的黄土地、宝塔山、延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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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骏
  女,延中九班学生。中国药学会专职副秘书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第一届理事。高级工程师,论文代表作《时空与健康》。曾荣获“功臣奖章”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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