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1947年5月,我们延安中学12班在贾芝老师的带领下,全体开到第四后方医院,从此走上革命战场。我和赵国华被分配到安塞县的三所,医院里几乎都是延安中学的师生,因此并不陌生。 第一次接触伤病员,听到他们的呻吟,看到鲜血淋漓的残肢断臂,我的手不断地颤抖,不敢正视,更不敢触动,不知该怎么才好,也不知怎样为他们解除痛苦。早来的同学带领我们工作。几天以后,我也像他们一样成了伤病员的贴心人,给他们清洗伤口,喂水喂饭,洗头洗脚、剪指甲;帮他们翻身,解大小便;还为他们洗血衣。一有空我们就听他们讲英勇杀敌的壮烈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是英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他们服务,我们感到自豪,我们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与净化,变得更加纯真无瑕。 有一个排长,叫刘财旺,炮弹炸伤了腿骨,一片长长的夹板,从足跟顶到腋窝下,全身用绷带缠着,右手也裹着纱布,不能翻身,不能坐,吃饭喝水都要人喂。他伤口还在发炎,发着高烧,有时还说胡话。他每次解大便,往往要三四个人帮忙,一人抬腿,一人抱腰,一人塞便盆,还要担心弄疼了他会发火。 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值班,刘排长要解大便,怎么办呢? 他抽出裤带,扣成一个大皮圈,一头套在他的腋下,一头套上我的脖子。我双脚叉开站在他身体两侧,我们手臂相挽,我用力拉他,并使劲把头向后挺,他的身体离开了地铺,全身直挺挺的,只有足跟着地。一个轻伤员把瓦盆放在他身下,他大便困难。终于,我俩都支撑不住了,他受伤的手臂一松,我脖子无力承担他全身的重量,他跌落在地,我也被拉倒趴在他的身上,他身下的瓦盆压了个稀碎,屎尿糊了一身。这下可惹了大祸。他歪着脖子喊:“我的老祖宗,你要整死老子不是?”我竟顺着他的话答道:“我的亲老子,实在是没劲了。” 边说,边请轻伤员帮他翻身,我给他清洗身子,并抽出脏床单,换了干麦秸。我要拿着脏床单出门去洗,就听见他嚷着要一根棍子,我慌忙从柴堆上抽了一根树枝,递给了他,问他要干什么?旁边人推我快走,我不忍离开,找来止痛药看着他服下,又替他擦去了脸上的汗水。这时,他没好气地说: “你还不滚开,等着老子揍你不是?”我才恍然大悟,他要棍子,是为了要打我……下午,我为他铺洗净了的床单,发现这个铮铮硬汉用毛巾捂着眼,不停地抽泣。我问他:“伤口又疼了吗?”他摇了摇头,竟至放声大哭起来,说:“小兄弟,刚才是我的不对,我伤口疼,脾气躁,不该给你发火……” 不久,医院接受了随军西征的任务,轻伤员归队,重伤员后送。刘财旺已上了担架,但他就是不让抬走。等我来到他身边,他拉着我的手,淌着泪说:“小兄弟,我脾气不好……”说着,从枕下抽出一条新军裤说:“我一时起不了床,裤子你拿去先穿吧!”那时,快6月了,我们夏装还没发到,我的棉衣棉裤上破了许多口子,我常常从破处扯点棉花给伤员擦大便,弄得棉衣不成棉衣,夹衣不像夹衣,到处露着棉花,老乡的狗以为我是叫花子,撵在后面叫。刘财旺的好意我理解,我对他说:“刘排长,你的腿很快就会治好,你还要去打冲锋、拼刺刀。我们的单衣马上就会领到的。况且这棉衣里有棉花套子,还能给伤员擦大便用,称得上它是件宝衣哩!”刘排长满是泪痕的脸这时绽开了笑容,他最后一个离开了医院。 陕北农村很贫困,加上战火频繁,使伤病员的供应很困难。一些重伤员营养跟不上,伤口愈合很慢。一位姓梁的指导员,肩背部两处炸伤,一条胳膊、半个胸肿得像气吹起来一样。当时药品有限,连磺胺也供不上,眼看着他发高烧,一天天在消瘦。军医让他的通讯员去买只鸡为他补身子,通讯员连着几天没买回来,因为给多少钱老乡都不卖,急得通讯员直掉泪。 指导员半个胸愈来愈肿,在靠近裤带处发现一片紫红,疼得手不能摸。主治军医给他切开,脓如泉涌,“咔达”一声,一块炸弹片落入换药碗中。通讯员扶着他直掉泪,我端着换药碗的双手也不停地抖动。医生往他肩部的伤口注入的盐水,从腰部的刀口流了出来,开始全是脓,后来是脓血相混,以后便全是血水,倒了四五碗。从此,梁指导员烧退了,肿也渐渐消了。梁指导员真不愧是一条山东汉子,体温刚退,他便有说有笑,讲不完的抗日除奸故事,吸引着伤病员和我们工作人员。 青年团要求我们想方设法为伤病员解除痛苦。我下了夜班就同梁指导员的通讯员一起去买鸡,还是到他去了几次的那个村子。我俩好话说尽,人家就是不卖。大娘要做饭了,见缸里没水很着急,我赶忙就去为她挑水。那时我个子太小,挑不动水桶,两次从山坡下抬上来两桶水,感动了老人,老大爷这时捉了一只正下蛋的母鸡给我。通讯员给了他一块银元,他不收,说他是拥军。忽然,我发现一个青年妇女在一旁落泪。老人说:“媳妇坐月子,娘家抱来只芦花鸡,舍不得杀,留着下蛋,现在给你们了。”看着老人千层纳补的衣服,我俩商量脱一件衣服给他。老人又执意不收,说两个小八路小看他了。原来他当年是徐海东部下的红军呢!我说:“你老人家不收钱是拥军,我们送您衣服是爱民……”趁老人大笑起来,我把衣服塞到他的怀里,光着脊梁就跑了。 战局瞬息万变。一天,医院奉命转移,担任指导员的郑松庆等三人提前于半夜出发。早晨天刚亮,情况发生了变化,命令我去追回他们。刚下夜班,我没吃没喝拔腿就跑。正午飘过来一片乌云,一阵黄风过后,深山里下起雷雨来。我仍然一步不停地跑着,汗水、雨水湿透的衣服,紧紧裹在我身上。雨过天晴,风还很大,一会儿就吹干了衣服,可吹干的衣服,不一会儿就又被汗水浸透。就这样湿了干,干了又湿,我终于在一家的院落里找到了正在避雨的三个人。我向他们传达了上级通报的军情和新的转移方向,便匆匆按原路返回。 回来已是半夜,我躺在床上像瘫了一样。师仲姚同学给我端来一碗剩饭,我一阵恶心,路上吃的干粮全吐出来了。半夜里,我突然全身发冷,下巴不停地颤抖,牙齿“得,得,得”地磕响;一会儿又全身燥热,好像腹腔中着了火,真想把肚皮扒开。师仲姚说他一个人带领伤员,要我自己顾自己。 实际上,我已经顾不了自己,只能由几位同学帮我打行李,背行李。所领导摸着我的头说:“小家伙烧得烫人,病得不轻呀!” 最后,只剩下少数几个同学和轻伤员了,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带我走。几个轻伤员抱我下了炕,背我出门,上了担架,担架是他们用绑腿捆的。轻伤员抬着我出发了,他们说:“我们这么多人,就是轮着背,也要把你带走,决不能把你丢给敌人。” 病中的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力,任同志们抬着我,后来又坐上了一头小毛驴,摇摇晃晃地前进在黄土高原上。一天,我看见刚刚取出弹片的梁指导员,由人搀扶着斜弯着腰,艰难地和大伙走在一起,我好不忍心!可我又不明白,我是怎么坐到了梁指导员的小毛驴上。我一直在发高烧,别人说我有时糊涂,有时哭闹,还反抗和叫骂。我自己却都不知道,我只觉得我很清醒,清楚地记得我身边发生的事,而且至今似乎记忆犹新。 我总是从驴背上滑下来,后来不知谁在鞍子前后竖了两块板,用一副绑腿把我捆在鞍子上,我再也掉不下来了,但是脑袋却像不倒翁一样地来回摇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又睡到了担架上了,不是轻伤员和同学抬,而是由民工抬的。 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我是和一大批重伤员一起被转移后送到沙家店。担架在路边休息,我突然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声音,循声望去,是贺司令——贺老总!只见他两脚泥巴,裤管挽在膝下,左手提着两只鞋,右手指向前方,放声喊道:“领粮的部队向那边走;交过粮的群众赶快离开;伤病员喝完水就走,担架不要在这里休息!大白天,飞机过来不得了……”我推开嘴边的水碗,兴奋地对民工说:“你看,那就是贺龙,贺司令!”民工放下碗,几步就挤到贺司令身边,拉着他的衣服说:“那面一个同志叫你。”贺司令随他来到我面前,弯下腰亲切地问:“小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喊我有啥子话说?”我受宠若惊,嗫嚅无语。他发现我别在挂包上的校徽说:“你是延中的学生?”我点了点头。他说:“延中的娃儿我都认识,你们变成了医院,干得很好,都是好样的……”我顿时觉得病好了许多。我记得我笑了,笑得很美。他又问:“你是受伤还是生病?”我答:“生病。”他摸了摸我的头说:“唉呀!好家伙,你烧得很呀!喝水了没有?”他对民工说:“给他喂水,他发烧要多饮水。”又转向身边一个军人问:“西瓜还有吗?拿给这个小鬼吃。”一个战士说:“就剩一点了,是给首长留的。” 贺司令起身说:“留着干什么?我有水喝就行了,快去拿来,给这个小鬼吃。”一块大西瓜捧在我手上,我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贺司令说:“莫掉泪,快吃,吃下去,病就会好。”他蹲下来,扶着我抖动的手,把西瓜送到我嘴边。我咬了一口,他笑了,笑得那样慈祥:“莫掉泪,娃儿,能吃病就能好,吃得多,好得快。”他回身对民工说:“喝好水就走,这里人多,目标大,莫在这里休息……”记得他还说过,部队要打大仗,送伤员到后方去。不久,传来了沙家店战役胜利的消息。 病情直转向好,我开始知道骑毛驴、睡担架不是滋味。骑一天毛驴,双脚肿,两胯酸疼,站不定、走不动。以为睡担架会好一些,哪知,半天用不了,绳索在颈部、腰部靠拢,屁股、肩背、头不断地从空隙里向下漏,好像整个身子横置在几条绳索之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我人小,个子瘦,民工们抬着我毫不费力,如同游戏一般,他们喊着“一、二、一”在大路上跑,我像弹跳一样,在担架上起落。每次我们最后出发,最先到达。 说来凑巧,有一天发现抬我的民工中有一个是我表哥,他竟没有认出我来。大概我病得不像样子了。晚上,我们投宿在牸牛沟村,离我家只有十几里路。表哥没有信守诺言,把我生病的消息告诉了我家里。第二天早上,妈妈便盘腿坐在我的炕头上。我的手搭在妈妈膝头上,妈妈抚着我的手,不时转过脸去,用衣襟擦拭双眼,她不让我看到她掉泪。妈妈生我们兄弟6人,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身边只有四哥一人。他也在支前,乡里只给半天假,今天他陪母亲来看我。 妈妈要走了,她说还要来看我,说着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院门。妈妈噙着泪花走了。她深知身患重病的儿子生死未卜,但她更知道我是属于革命集体的,就没有强留我住下。 在牸牛沟,原来打算让我在那里接受治疗,没想到第二天黄昏又上了担架。天下着大雨,民工们摸着黑,冒着雨,一步不停地走了不知多久,我又被安置在老乡的炕上,护士拿走了我的湿透的衣服,我赤身躺在老乡的羊毛毡上。 天不亮,我又被抬到佳县的枣树林里,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去。昨夜一场大雨,今日雨过天晴,但有经验的艄公知道此时的水情,非万不得已不可以下水行舟。快到中午时,民工、护士来搀我上船,我忽然发现那护士是延中的刘志英同学,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穿衣服……”她问:“我的裤子你穿吗?”我答应了。她转身脱下一条长裤让我穿上。船的底层载着医院的物资,上面坐卧着伤病员,我在横架于船舷上的担架里躺着。船工喊:“那样不行,太危险,”可是船已经离岸了。船上一共横架着三副担架。船工一身泥浆,一丝不挂,一阵紧张的号子,我们已颠簸在浪峰间,远山近树,飞一般地移动旋转,船工一阵吆喝,便在河东靠了岸。岸上又是一片枣树林,林子里奔出了山西的民工。有人问:“谁抬这个小八路?”我最先被背下来抬进枣树林,热情的晋西北人民早已备好了水和饭。 我生了一场病,在担架上辗转经过了3个分区:陇东分区(庆阳、华池、环县、曲子)、三边分区(定边、靖边、安边)、绥德分区(米脂、子洲、绥德、佳县)。一路上受到同学、伤病员和民工的热情帮助及首长的亲切关怀,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深厚的革命情谊。 1948年,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医院随军南下,改称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3月间,我们在离战场10里的塬头接收伤员。连日大雪封山,给战争隐蔽打伏击创造了条件,却给转运伤员造成了很多不便。白天,地皮解冻,一片泥泞,一步三滑,稍一不慎,滚下深沟就会粉身碎骨。我们只好拽着崖畔上的枯草、树根,小心翼翼地滑行。开饭的时候,挑着饭食、水桶,手里端着菜盆,更是提心吊胆。师仲姚与我年纪相仿,他挑着水和饭在前边走,我在后面端一脸盆菜,有时空手都跟不上他。有一次,我摔倒了,一盆豆腐菜全扣在地上。他放下挑担,两手捧起上层的豆腐块,又跑回厨房端来一盆面疙瘩汤。这时,盛开水的桶忽然自己倒了。原来那水桶有点漏,淌出的热水融化了冻结的冰面,稀泥流动,水桶倾倒了……水在当时是最困难的,是几个民工吆着牲口在塬畔下的深沟里驮的水,山路陡峭,都说不清是人牵牲口还是牲口拖人。驮回来的水,放置一天,便沉淀出一半泥,一半水。伤病员饮水按人数分,我们只能饮用伤员剩下的水。洗漱没有水,治疗用水也难以保证。我们倒了一桶水,愧不待言。忽然想到揽雪化水,浮头上的雪化水后,烧开了可以喝; 接近地面的雪,化水沉淀后可以给伤员洗血衣,洗绷带等等,这才解决了用水问题。 转运伤员的任务完成以后,医院到了秋林收容治疗,建立了一些制度,提出了各种管理要求。那时,我负责治疗室,曾闹了一个大笑话。 治疗室很简陋,桌面上只有碘酒、红汞、酒精、蛋白银、樟脑酒几种外用药。我们都是认瓶子,认颜色使用。主治军医怪我不写瓶签,我说:“写不了拉丁文。”他说:“写什么都行,并不要求都写拉丁文……”于是,我存心开个玩笑,按他的江西口音,把“樟脑酒”写成“张老九”;把“红汞”写成“分功”;而把“酒精”写成“九斤”,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自以为很得意。一天,我发现两个人在桌前翻弄药瓶,他们还自语道:“装了什么,能有九斤?”说罢,打开瓶盖闻了闻,笑了。又拿起“张老九”,闻过之后,两人又大笑起来。 没等他俩再去评价“分功”,我连推带喊,撵他俩出去。还说: “我们忙得顾不上整理,你们没事乱翻什么?”两人还没被我推出门,就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卢勤良院长。他向我颔首示意,我知道坏事了,院长陪同来的肯定不是一般人。我提个水壶就溜出门外。晚上,全所开会,说有上级领导作形势报告,我们都挤到前面。谁承想到就是刚才那两位,我起身要躲开,其中一位拉着我说:“不要走!我们已经认识了。你不是‘张老九’办公室的吗?你们那里有没有李老五?” 另一位同志问:“‘分功’是什么?”我答:“红汞。”“为什么写‘分功’?”“主治军医是江西人,按他的口音写成了‘分功’、‘张老九’。”大伙一阵哈哈大笑。接着开会了,院长介绍两位首长。一位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后勤卫生部部长曾育生同志;一位是第一野战军后勤卫生部金来川同志。首长没有批评我,但从此我得了个“李老五”的绰号。 在桑柏,有一个教导员叫周广,他上唇根部被枪弹横穿致伤,一半鼻子被掀起来,嘴闭不拢,咀嚼疼痛,只能喝小米粥,面糊汤。他夜里伤口疼、牙疼,睡不着觉,便与我们一起巡逻;白天闷着头看书。我记得他有一册很厚的数学书,他常常捧着看,拿着树枝在树荫下写很长很长的算式。我们十分钦佩他的学习精神,我们不少同学还跟着他学呢!我们说他会成为数学家,他却幽默地说:“家不家倒没有想过,但是总不能一辈子打仗。”他又说:“形势发展很快,呆在医院里消磨日子,仗就叫别人打完了……”因为颌面伤有特殊的处理要求,医生让他转到河东去,他不肯。他说不管长成什么样,伤好就出院。他惦记着他的战士,惦记着打仗。 有一回,几日连阴天,粮食、柴禾都没有了。幸得一个晴天,我们便兵分两路出发。大队强劳力去运柴和煤,留下几个女同志和换夜班的同志去背粮。周教导员也带了绳索、面袋站在队中。警卫员说服不了他,央求我一定不许他去。我说:“警卫员每次和我们一起背粮,你就不要去了。”他说: “我的嘴伤刚好,吃得多,至少应背回够自己吃的粮……”其他伤病员也异口同声,要背回自己的口粮。这次背粮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背的粮食两周也吃不完。 在槐柏,有一个普通的病员马半栓,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十八九岁,河北人,是×旅×团杨团长的警卫员。他说他没有伤,也没有病,逢人便问:“你看到杨团长没有?山东口音,细高个,谁见谁亲……”当他得到否定的回答,他便转向另一个过往的伤病员再问,天天如此。 原来,他的团长被炸伤了腿,后送途中遭遇敌人。突围中,他为团长找水,与担架失散了。混杂的人流中,有人说团长在前面,他往前撵;有人说团长在后面,他又向后追。一天也没有找到,两天过去了,还不见团长。他哭了,哭得不吃不喝;他急了,急得神经错乱。有时,他守着重伤员问: “首长,你想吃些什么?你说,你说,你总不能不吃不喝。”同时,他递上为团长打来的满满一壶泉水。有时,他拉过身边的护士,认定是首长,向他请示工作,关照吃住。有时被他认定是战士、通讯员时,他就叮咛再三,百般爱护。他平时从不打人,可是西府战役后,每人发了一套缴获的敌人军装,谁穿在身上,必然要挨马半栓的打。 夜间,师仲姚和我共同看护他,我们用被将他盖在中间,我俩压住被头睡在两边。即使这样,他也能够轻手轻脚穿衣下地。等我们发现了他早已不见踪影。我们循着狗叫声去找,准能找到他。他从这家院落走到那家院落,为这个伤员掖被子,为那个伤员垫枕头,他说他正在查铺。有时在村头巷尾,池塘边,田野里,他在看地形,查哨。我们跟着他,保护他。 忽而,他喊:“卧倒!”忽而,他叫:“冲上去!”有时抱住你苦苦哀告:“首长,你该休息了……”护士中三个人对他有办法:贺光耀能抱住他,压倒他,他一点儿动不了;师仲姚跑得快,马半栓跑多远,多快,都能跟得上;韩陆与众不同,他平静地说:“半栓,首长在办公室,你胡跑什么?”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都会立即来到治疗室,腼腆地问:“首长,您有事叫我吗?”我常常被他问得没话说。一会儿,他便忘了我是“首长”,喊一声“有情况!”拉着我就跑。一个夜晚,他轻轻推醒我和师仲姚,神秘地说:“有任务。你俩吃点儿东西马上出发。”说着他将一块热腾腾的猪肝塞给我们。师仲姚一看半生不熟的猪肝说:“首长,你休息,我们现在出发,边走边吃。”就这样,马半栓在神志恍惚中度过了数十个日日夜夜。 在转战中,一天巧遇到另外一所的休养员,其中有马半栓的团长,他俯在团长的身上恸哭,又递上军用水壶请团长用水,并检讨自己警卫不力,要求团长处分他。团长要他回到身边,他忽然发现团长穿着敌军军装,不容分说地脱下团长的衣服,打开自己背的小包,像下命令一样对团长说:“这是你的衣服,换上!”随后,他向我们所有的同志告别,但不与穿敌军衣服的人握手。 一天半夜,我们接到指示:带领全体伤病员紧急转移。派来的担架有限,要我们去动员运输力量。我和高志亮两人加起来不到30岁,孤单单地下塬、翻沟、跳涧,深入新区农村。 事后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 我们挨门呼喊,狗在院墙内吠叫。跑了几条街,连门都叫不开。天快亮了,一个看上去挺机灵的汉子提着个大筐走出村外,在麦场上搂了一筐麦秸回来,在一个拐角处向我俩招手。我们不敢贸然上前。他又一次招手,并小声喊道:“小解放!过来对你说话。”我决定试一下,对高志亮说:“万一是坏人,你不要管我,顺来路往回跑。”我过去后,那人问: “动员粮还是要人?”我说:“担架、大车都行,送伤员。”“担架难,人少凑不起来,有一套车能拉好几个伤员。”他还指着一家说:“去叫他家的门,他家有牲口、有车,别的院子叫开门也没用。”他还说:“人好说,套起车来就有人。”我跑去敲门,果然是个富户,门前有栓马桩,两旁有狮形石兽,黑漆大门,门上有狮头卡晋、泡泡钉。推不动,喊不应。我有点失去信心,那汉子又示意我砸门。我捡了块半截砖,一边大喊开门,一边使劲砸。门开了,一个干瘦老头探身出来,又点头又哈腰,口称:“小老总!慢待,慢待。”之后皮笑肉不笑地把我迎进厢房。未等我说明来意,就喊:“上茶!备饭!” 并双手递上一个水烟袋,说:“请用!请用!”我拍案而起,他说:“息怒,息怒,公事缓办。”我说明来意,他说:“理端,理端,庶民百姓理应照办,只是车轴用不成了,不然……”果然,他拿出一个两头细得眼看要断的车轴。我很失望,他说让我张罗好车,他出牲口。我临出大门时,他跟在后面说: “一路平安,步步高升!”然后关上了大门。 我出来准备敲别家门时,又见那个搂麦秸的人,他说: “老家伙骗你,他家车轴在神龛里。他家不出车,这村里你就要不下车。”忽然,他又说:“你俩太小了,怎么也不带个家伙?”他领着我到麦秸堆前猫着腰,扒出一个“家伙”,说是中央军逃跑时捡来的。当时我也不认识那是什么家伙,像手榴弹,没有拉火索,木柄长,铁头大,后来才知道是个枪榴弹。我拿着“家伙”又去喊门,很快门又开了,还是那个瘦老头,阴阳怪气地说:“一回生,二回熟,请进!请进!”一面轻蔑地说:“想必是小老总套好了车,来拉牲口?”趁他得意之时,我把手中的“家伙”蹾在桌子上,厉声说:“少来这一套,快把你的好车轴拿出来,今天你不出车我不走。”说话间,我推出凳子攀上神龛。老家伙慌了手脚,扑上来说是他家祖宗神位,不容亵渎,又喊又拉。我一把拉开小门,眼见一根车轴在里边,随手拖出,放在地上。我质问老家伙:“这是什么?欺骗解放军,你还想活不想活?”这时,街上人多起来,高志亮也闯进院来,一边吆喝套车,一边拖住老家伙要一起带走。他家里的人慌了,答应套车。围观的群众也有说情的,又是那个搂麦秸的汉子,一边向我们挤眼发笑,一边说:“大军高抬贵手,我这里给你套车,千万饶了我们掌柜的……”我推着老家伙喝道:“走不走?要不走,就出5套车……”那个搂麦秸的汉子从中调解,很快套了3辆车。10点前后,我们乘大车登上归途,那搂麦秸的汉子说:“小解放,你真行,全村只有3套车,全让你要来了。”但这些都是由于他的帮助,我很想知道他的身分,他却避而不谈,只是说: “我们村里穷人多,咱们都是一条心……”他还说:“现在没法说,以后你能想得清。”但是,至今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也许是地下党员,也许是拥护革命的老百姓。 1948年11月,一个寒气逼人的夜晚,我们突然看见村外一队人影匆匆移动。警觉的双方同时喝问:“口令!”原来是自己人。“你们是哪个医院的?”我们的衣服最好辨认。“梁指导员!”我惊喜地呼喊着扑了过去。“瘦猴!怎么是你呀?”梁指导员一把拉住我,离开行进的行列。“怎么你们还在这里接收伤员?部队都撤下来了,你们还不转移?”“这地方很可能会放弃!”我感到一阵紧张,队列里走出一个人问道:“什么人在讲话?”“报告首长,这里有咱们的医院,……”“怎么还没有撤?”听口音很熟,黑暗中还隐约看到他嘴唇有点向上翘,我喊了一声:“周教导员!”我忙去找来了苏所长和曹协理员,部队不停地在后撤,他们在路边低声谈话,说部队要在10点钟以前撤到洛河以北。周教导员说:“梁营长,归队吧!这里由我安排。”原来,梁指导员已升为营长,周教导员成了代理团长。周教导员很为难,放手不管,我们是无法带领近500名伤员转移的;留下来掩护撤退,他又没有作决定的权力。经过反复考虑,他还是根据特殊情况处理,留下一个排帮助伤员撤退,这个排由副连长带领。 轻伤员很快组成了几个分队,有几个当过排长的伤员自己主动担负起带队撤退的任务。重伤员全部被抬到学校门外集中。工作人员忙于为大家开饭,打扫房屋,归还借用物品和铺草。一切清理完毕,天还没有亮。我带领几个同志和民工到村外掩埋7具烈士遗体,到东方发白时才挖好两个坑,太慢了。这时,掩护我们的部队也在村外挖工事,我去借工具,没想到带队的副连长竟是蟠龙战役负伤,住在医院时让我递给他棍子要打我的刘财旺排长。那天夜晚竟有这么多的巧合,正是这些巧合促成我们撤退顺利进行,保证了医院的安全。刘连长与我一见如故,他带了一个班很快完成了任务,并且为每一位烈士墓竖立了牢固的标志。这时,部队派来苏营长带纵队后卫营的一个连队来接交阵地,他传达上级命令:“我军一切人员必须在10点钟以前撤离此地,12点之前赶过大沟。”营长掏出怀表看了看说:“现在是7点。”刘连长走时一再对我说:“抓紧转移,时间很急!” 曹协理员拉我到村外,遥望大路,等待着担架和车辆。他说,刚才院部派骑兵来通知:“12点以前必须全部撤退,轻重伤员必须全部带走,不能留在群众中。”还有39名重伤员等待运输,他急得团团转。他又庆幸地说:“多亏你来报告了情况,咱们提前行动,不然500名伤病员怎么撤退?!”我说: “您别急,我们把烈士掩埋了,占用的房屋打扫了,韩陆正检查群众纪律。出去动员牲口、担架的同志一回来,39名伤员就可以转移了。”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谈何容易? 敌人仅在离我们几里处埋伏着,我们派出去的人在敌我之间的地区活动,万一出岔子,对伤员,对同志都是犯罪呀!” 说话间3辆马车来到面前,云连长、孟昌护士长、师仲姚、贺光耀、魏亚中等同志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我们如同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除了大车,还有四副担架,加上我们原来担药用的两副担架。担架只可以抬6个人,还有23人,3辆大车拉不走。所领导找村长想办法,村长说毫无办法。人、车都没有。冯营长掐着手指算;“还有一个半小时……”这时,村子里已经很乱,曹协理员要求大家集中在学校门口,不要到村里走动,免得发生意外。这时,院部送来5副担架,虽少,正在关键时刻。担架用完,剩下28名伤员躺着或坐在大车里,有的甚至是半悬空“挂”在大车上出发了。大家十分兴奋,冯营长看了看表,还不到9点。 突然,曹协理员问:“韩陆哪儿去了?”平时检查群众纪律至少有两个人,今天人少事多却只有他一人,不过一清早就开始检查,也该回来了。我立即出列喊道:“我去找他!”冯营长瞪了我一眼。冯营长转身对村长说:“现在部队少了一个同志,你带我挨家挨户找,找不到你要负责!”那村长吓得嗦嗦地发抖。冯营长命令:“医院迅速撤退,不能等!留下一人帮我辨认。”我留下了,心中想着“帮助辨认”的很可能是一具血淋淋的尸体,不然干吗要辨认呢?我又紧张又害怕。韩陆平时待我像大哥哥一样,我一定要找到他。冯营长提出要带上驳壳枪跟在村长后面,我看见那驳壳枪张开的机头,更是感到紧张。村子里,群众东一个,西一个,手里拿着铁锹、锄头,转来转去。如果没有冯营长他们,我很可能成为捕杀对象,我左顾右盼,生怕有人把我揪了去。走到村中央,韩陆跑来了,还有两名战士。原来他检查将毕时,有群众对他说庙里有一死去的伤员,他去看了,那神像背后横卧一具尸体。庙里没住伤员,哪里来的尸体呢?冯营长与我们到现场检查的结果,是一个俘虏兵的尸体,就让村长挖坑埋掉。前后不过花了半小时。我们要尾随医院走,冯营长不允许,说那是找当俘虏,还说我们两个人连村子也出不去。我们争辩了一阵,他派两名荷枪的战士把我们送出村外,一直送上大路。我们牢记营长的话:顺大路往北走,万万不能进村。一直走,不要跑,也不要休息。 大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俩愈走愈快,我有些跟不上韩陆了。他时不时地从后面推我一把,后来连推带训:“想当俘虏吗?像没吃饭一样!”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已开过饭了。我又饿又困,一点精神也没有了。韩陆带了一茶缸肉菜,给我倒了一半,我边走边吃,不知是肉的作用,还是革命的友情的激励,我又来劲了,大步走起来。走出五六里,路上停放了一副担架,三个战士在休息,原来抬担架的民工逃跑了,战士只好两个人轮流抬。韩陆看见就去帮抬担架。我跟在后面跑,但距离越来越大,跟不上了。我决心不休息,一定要撵上队伍,不当俘虏。 黄土路上只我一人,见不到人感到孤单,遇到人又怕是坏蛋,心情矛盾极了。忽然,我见路边蹲着一个人,我刚要跑掉,他喊了几声。原来是一个轻伤员,他去解手,因受了伤的脚越走越疼,当他看到鲜血浸透的绷带时,再也站不起来了。在这荒郊野外怎么办呢?我扶着他站起,他单脚跳出两三米,已满身大汗。我不顾他反对,背起他走出十几步,他硬从我肩上滑下来,叫我先走,给他留一个手榴弹。这怎么行呢?我把毛巾撕成三条,捆在他渗血的纱布外,又折了一根树枝给他当拐杖,搀扶着他上路,走出二三里时,后面来了一辆骡轿。我向车主求助遭到拒绝,好在路不宽,我们走在中间车过不去,我继续央求。一位文静的妇女掀开车帘问: “几个人?”我一看,是在村里帮过我们的那位知识妇女,她还因此受到家中的反对。她显然认出了我,说:“坐上来吧! 就两个人。”轿围里一个小孩探头出来,又回去悄悄告诉那妇女:“妈妈,就是这个人,给我包了伤口,腿就不出血了。”那妇女探头出来说:“这里打仗,我是奔你们来的;部队撤走了,我去韩城我任教的学校住一段。”她又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我礼貌地回避了。到了岔路口,车要西行,我正不知怎么办,发现村外一大群人,韩陆、光耀等正招手向我跑来,大家七手八脚抬走了伤员。那妇女和我们对视良久,没有道别,一声响鞭,车动了,我站在岔路口目送她远去。 我回到集体中,战友们擂着我的胸膛,捶打着我的肩膀说:“就差你一个,等了你很久了,以为你当了俘虏,没想到你还带了个伤员坐着车回来了。”师仲姚说:“你小子福气不小……”在这次转移中,许多同志都立了功,我也荣立二等功,因为我发现紧急情况报告,使院部提前行动六七个小时,避免了伤亡。而我的立功却得力于巧遇的梁指导员、周教导员、刘财旺排长,他们都在我们医院养过伤,这次奇迹似地帮助了我们。在几乎掉队的情况下,又巧遇了那位农村知识妇女。一切都这样巧,巧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可能就叫善有善报,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们才圆满完成了撤退任务。 解放西安,我们驻守在三原县西阳镇。我切除了鸡眼,为了照顾我少走动,班长分配我观察濒死伤员祝连山。 祝连山,四川人,我军某部班长,原系解放战士。他伤得很重,透过伤口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肠子。医生说他准死无疑,早就为他买下了棺材。可他自己说,家乡很穷,他仇还没有报,一定要快快治好伤。他要打回老家去!当时,我们的体温计是用酒精浸泡消毒,放在嘴里还有酒精味。他把体温计含在嘴里,一会儿就要换,说是“没味”了。我有些烦他,改为腋下测体温,他又要求给他一侧腋下夹一只,争取好得快一些。开始我多少有点嘲弄他的无知,后来想他留在人间已没多久了,同情他,怜悯他,满足了他的要求。口里含、腋下夹,只要他能得到安慰,就尽量顺着他。 扶眉战役打响了,医院奉命带领伤病员紧急向临潼转移。 为祝连山买的棺材里放了很多蔬菜,我的脚不能走,也躺在棺材里,在烈日炎炎下,任车轮滚滚,摇摇晃晃往前走。 说也奇怪,谁也没有想到,祝连山竟然没有死,经过几次手术,他的伤口一天天长好了。我们大家都说不出的高兴,祝连山更是把医院的每个同志当成救命恩人。 祝连山伤口恢复的时候,我正生病,患的是“回归热”,来势凶猛,一阵寒战之后,便是高烧,接着人就糊涂了。指导员孙学甫、护士长师仲姚、副班长刘进亮、二班长贺光耀等经常轮流看护我,但也都束手无策。祝连山更是寸步不离,他不停地取来井水,为我冷敷额头,并且执意要我仿效他,把两支体温计同时夹在两侧腋下,还要我嘴里衔一支。我讨厌酒精味儿,不愿含在嘴里,但他不依,而且不停地给我换,三番五次地蘸酒精。按他的经验,没有味就得换。他还说,夹得时间愈长,好得越快,半小时,一小时,他也不让我取出来。我不愿伤害他的热心,也只好顺着他,任他施展治疗。他幸亏不知道有肛门测温,否则也会给我用呢。由于病情的转化,六七天后我体温下降,祝连山便大讲体温计退烧之神效,令我哭笑不得。五六天后,体温回升,他却又怪我不听他的话。从此,每次测体温,他再也不离开我,坚持要给我用三支体温计。医师给我用了一支德国特效药“九一四”,体温下来,再没上去。祝连山比谁都得意,又一次大讲起体温计降温的神效来。 祝连山要出院了。他感激我用体温计治好了他的伤,救了他的命,我感激他用体温计降了我的体温,治好了我的病。 他拉着我的手,掉下了泪,我看着他的脸,也掉下了泪。他走了,我在床上向他挥手告别。他还一再叮咛我:“体温计一支不行,两边都要夹;嘴里那支味淡了就换,时间越长越好…” 这已是1949年的事,没想到1951年深秋,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这对生死与共的战友又相逢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正护送伤员渡江,悄悄与舵手说话。不远处的大船上忽然有人喝问:“什么人讲话?”舵手害怕了,说连长要批评了。接着又是一阵追问,舵手才胆怯地说:“是与护送军医讲话。”那人喊道:“军医是不是姓高?问他认识不认识祝连山?”我喜出望外,猛然站起,大喊祝连山,他这时看见了我,一跃到了小艇上,小艇一阵摇摆,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上面讲的是,延安中学转变成医院后,我们师生与伤病员相处中的几个小故事。我本来并不喜欢医学,正是由于伤病员们为革命流血和献身的精神激励着我。我在战争的实践中刻苦攻读野战外科,最后于1954年秋在朝鲜战场考试结业,成为一名军医。我长时期为伤病员服务,与他们休戚与共。在解放战争中,在朝鲜战场上,以至在老山前线或在和平的日子里,我都与伤病员情同手足,和他们结下了永生难忘的革命友谊。 (金茂年记录整理) -------- 高耶夫 男,延中十三班学生。原解放军30医院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曾参加西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前线的医疗工作。 80年代,又参加了云南前线医疗工作。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出席志愿军后勤英模代表大会。获“人民功臣”、“军功章”等奖章6枚,荣誉证书一册。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