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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的时候



党乐平

  “哎!小心滑倒,滑倒可就滚下山去了!”我们手拉着手,有的还柱着木棍,小心翼翼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从山上向延河边的饭场走去。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路是红胶泥土,脚一踏下去,鞋袜全泡在泥浆里。我们一个踏着一个的脚印走着,有的地方还得歪歪斜斜地向前挪动。拐过一个小山岗,这是一处最陡的坡道,忽然看到路旁站着一个人:“啊!明主任,教导主任明焰!”他披着那件已经穿了几年的旧棉衣,正在把同学们一个一个地往下扶。雨水从他的帽檐、脸颊、衣襟上一串串地往下淌。看着他那瘦弱的身影,我们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感激、怜悯、敬爱……说不清楚。这时,落在我们身上的是冰冷的雨水,而注入心田的,却是一股暖流。
  明主任经常召集同学们讲话。他声调高亢,有时甚至激昂。但既没有训斥,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一种心声的交流。即使严厉的批评,也能使人心悦诚服。记得有一次他批评有的同学拿别人生理上的缺陷开玩笑时,语重心长地说:
  “同学们,你们想想,总不能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吧!”一句话启发了大家的良知,把同学们引向一个新的精神境界。从此以后,这样的玩笑再也没有了。因此,同学们遇到什么苦恼,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都愿意找他谈。如今,他站在冷飕飕的秋雨中,向每个同学伸出温暖的手,我们的心情怎能平静呢?大家劝他回去,他非要等到最后一个同学走下山。
  伴随着秋雨的,是秋风。风挟着雨迎面扑来,使人浑身打战。我们虽然都有一件厚实的“雨衣”——棉袄,这时也不足以御寒了。公家发的棉军装,有多种用途:冷了当穿的,坐在地下当垫的,晚上当盖的,下雨时就是挡雨的了。但对我们这一群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年轻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大家还是寻找各种话题逗趣。
  走在我前面的女同学白雪,脚下一溜,几乎滑倒,不由得“哎哟”一声惊叫。后边的赵如彬轻声慢语地说:“呀!多危险,几乎把中国的一位‘女文学家’牺牲了!”
  “看我们的‘理论家’把话说到哪里去了,你如果从这山上摔下去,全国都得开追悼会呢……”白雪也毫不相让地回敬了一句。话音未落,只见一位女同学身子一晃,尖叫一声:
  “天呀!快!”引起一场大笑。
  1948年的秋天,我们延大附中更名为行知中学,校址从东关的清凉山下搬到王家坪北边的山崖上。这里面临延河,坡陡路窄,窑洞就挖在这一面坡和几个小沟岔里,厨房设在山下的延河边。没有教室,没有桌凳,没有食堂,每次进餐,都得沿着弯曲的小道爬上爬下,遇到雨雪天,行走自然十分艰难。但一日两餐,我们是风雨无阻。
  延安的秋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厨房很简陋,雨水从屋顶渗漏下来,滴到笼屉上,滴到饭锅里,但毕竟比露天要好一点。炊事员老黄是经过长征的老革命,他把一部分同学让进厨房,多数人只能躲在石崖下,或者干脆站在雨地里和着雨水就餐。
  乌云在天空缓缓浮动,延水在脚下湍湍奔腾。石缝里,崖畔间,草木苍苍,山路上时有人影在晃动,三五成群,互相搀扶着。我站在雨中,看延安的山,延河的水,看着攀登在山路上的同伴,心里忽然想起绥拉菲摩维茨笔下的《铁流》,那褴褛、饥饿、疲惫的行列……“艰难困苦,百折不回”——
  这就是革命者的生涯吧!
  “假如把我们学校的生活拍成电影,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咱们过黄河,上吕梁,战地的深夜转移,踏着1尺多厚的大雪行军,一直到回延安后掀起的学习热潮……”站在我身旁的同学,一个个触景生情,联想翩翩。
  “在山西隰县的深山里,每天上山打柴、拾地软、挖小蒜,跑几十里路背粮……”
  “记得吧,在背粮的路上,杨典老师讲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家听得忘了疲劳……”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兴致勃勃。这时,我们的棉衣早已被淋透了,雨水顺着发丝、脖子流进衣衫。
  “喂!你们几个,还不快走,大雨又要来了!”已经爬上半山腰的同学喊道。我们抬头一看,果然从清凉山那边,一层厚厚的乌云又压了过来,天更阴沉了。我们腋下挟着小瓷盆,急急忙忙向山上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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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乐平
  男,现名卫群平,延大中学部学生。现任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主任,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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