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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塞当上了底特律艺术学院院长 “请问福特先生，您是犹太人吗？” 在壁画的一个角上，是爱德塞的面孔。 “平民和工人会透过这样的作品看到莫斯科上空的红星！” “爱德塞果然还是被他那一帮坏朋友给害了！” 老福特捣毁了爱德塞酒窖里的全部储藏 “嗨，儿子，我看是那帮赌棍让你输光了吧。” 爱德塞和库兹恩斯、道奇兄弟葬在同一座公墓里。 葬礼上出现了一支工人队伍 从1919年福特父子取得了对福特汽车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后，亨利·福特就把福特公司42％的股权给了爱德塞，这样，在整个20年代，爱德塞每年仅分红所得的收入就在300万美元以上。然而爱德塞并不是个挥金如土、沉湎酒色的纨绔子弟，在他的心中有一股强烈的使命感，爱德塞始终对机械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妻子埃莉诺的出现又把年轻的福特王子带入了一个艺术的殿堂。 埃莉诺的家族就有收集艺术品的传统，底特律的第一家装饰商行就是属于他们家族的。她有一个表哥名叫罗伯特·塔内希尔，是一个文物收藏家。新家庭建立之后，爱德塞夫妇就开始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艺术品的收集工作上。刚开始为了积累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经验，他们还只是收集一些著名文物的复制品，如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人的作品等，到了后来，夫妇二人逐渐收购自己中意的原作。 与父亲相似，爱德塞讨厌繁华喧闹的城市，而喜欢恬静整洁、绿树成荫的乡村。父子俩在这方面的唯一区别是：老亨利喜欢居住环境的一切都保持原样，都带着一种原始风貌；而爱德塞则喜欢修剪整齐的花木和井井有条的布置。 “我喜欢英国的庄园，特别是苏格兰的山庄。”他告诉妻子，打算在印度村之外的“某个合适的地方”修建一所英国式的住宅。不久，爱德塞就派建筑师罗伯特·凯恩专程前往英国，去考茨沃尔特考察当地的石头山庄。几个月后，建筑师带着一整箱图纸满载而归，爱德塞特别喜欢其中的一所有30个房间的石头住宅，认为这种建筑是英格兰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 “我们要照这种建筑建造一个一模一样的。”爱德塞认真地说。 经过建筑师和工人三年的努力，新的建筑终于落成了。这所住宅坐落在底特律城郊的戈科勒角，外表用的是粗糙的石块，屋顶也铺着特意加工过的石片。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爱德塞特意从英国请来了一批工人和建筑师，用爱德塞的话说：“就是连岩石上的青苔也要保证是英国式的。”整个庄园竣工后，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如果说爱德塞的设计与典型的英国庄园还有一点区别的话，那么就是他模仿自己的父亲，在庄园里设计并建造了一座小型发电站，负责整个住所的电力供应。 这座建筑物不仅在外表上是英国式的，1926年，爱德塞夫妇专程到了英国，在那里采购了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英式摆设和艺术品，其中包括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椅子和都铎王朝时的餐桌，还有从已经破旧的英国庄园中购买并拆卸下来的整房间的壁板和房门，爱德塞让人把这些都安装在了新家的房间里。 在福特汽车公司屡遭挫折后，收集越来越多的艺术品成了爱德塞的一种发泄方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爱德塞结识了出生在德国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当时正在底特律市艺术学院担任院长的威廉·瓦伦丁。 瓦伦丁一头金发，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且脸上总是带着日耳曼人的那种认真、孤傲、清高的神情。他在本世纪初来到美国，先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任职，其间认识了J．P．摩根、阿比·洛克菲勒等一大批美国著名的人物。1921年，应底特律城艺术委员会的邀请，他来到了底特律负责底特律市艺术学院。这座底特律的最高艺术殿堂成立于1885年，然而多年以来，由于前几任院长经营不善，非常不景气，陈列品除了当地的一些手工艺术品外少得可怜。就像所有初到底特律的外乡人一样，瓦伦丁眼里的这座城市“到处充满了发动机的吼叫声”。上任伊始，瓦伦丁就敏锐地发现，如果要振兴底特律的艺术，必须要仰仗当地的社会名流，特别是那些飞快崛起的汽车贵族。 1925年秋天，在瓦伦丁的主持下，底特律艺术委员会在市政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宴。整个宴会的风格是德国式的。由于瓦伦丁说动了市长出面，所以底特律的各界名流几乎都来参加这次聚会。亨利·福特满面笑容地和儿子爱德塞也来出席聚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瓦伦丁把一封纽约的尼尔森·洛克菲勒写给爱德塞的推荐信递给了爱德塞。 “我和妻子刚接触艺术不久，需要有人指点，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爱德塞读了朋友的推荐信，对瓦伦丁坦诚地说。瓦伦丁欣然答应了爱德塞的要求，就这样，他成了爱德塞家中的常客。 就在这年冬天，底特律艺术委员会通过了瓦伦丁的提议，任命爱德塞为该委员会的理事。为了表示对这一任命的感谢，爱德塞将一块几百年前的波斯地毯赠给艺术学院。在瓦伦丁的影响下，爱德塞夫妇开始有计划地收购一些珍贵的艺术品，为他们自己，也为瓦伦丁的艺术学院。为此，1926年的欧洲之旅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收获——除了为新居采购了大量艺术陈设外，还买到了一幅真正的名作——弗拉·安吉列科的《天使报喜》。 “这简直太好了！”爱德塞夫妇一回来，就请瓦伦丁前去鉴赏这幅珍贵的作品。画面上，温柔美丽的圣母玛丽亚正忐忑不安地听着天使向她宣布耶稣基督即将诞生的消息，整个画面人物丰满，色彩明快，特别是对光线角度的运用，体现了艺术大师深厚的功底。这幅名画在当时花去了爱德塞不到一万美元，而在数十年后的一次艺术品展览会上，根据专家评估，其价值已经升到几百万美元。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励了两个刚涉足艺术天地的年轻人，爱德塞和妻子从此把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他们为瓦伦丁的艺术学院提供了大量的赞助，并且捐赠了许多艺术品。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默默无闻的底特律艺术学院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北美六大博物馆之一。1930年，底特律艺术委员会把底特律艺术学院院长的头衔授予37岁的爱德塞，取代了任期届满的瓦伦丁。 爱德塞不仅有收藏艺术品的爱好，而且对艺术的理解还有独到的见解，在如何对待墨西哥画家迪亚哥·利维拉的问题上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 利维拉在1930年时就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闻名于欧美艺术界，然而他也是当时艺术界最引起争论的人物。原因很简单，此公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墨西哥革命的狂热鼓吹者。1927年：利维拉曾作为苏维埃俄国的嘉宾为十月革命10周年创作了作品，还在俄国生活了半年的时间，后来又与因为同斯大林争夺权力失败而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成了好朋友。自称是“人民的画家”的利维拉最擅长在大型公共建筑物上创作体现现代意识的纪实性壁画，特别是工业壁画。他的得意之作是在故乡墨西哥为教育部大楼创作的一组巨型工业壁画。其中一幅名称为《资本家的聚会》，画面上是美国经济的三巨头：约翰·D．洛克菲勒、J．P．摩根和亨利·福特，他们被画家用画笔聚到了一张餐桌前，共进午餐，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1932年4月，利维拉夫妇应邀来到正陷入大危机中的底特律，瓦伦丁请他们为底特律艺术委员会的大楼创作两幅工业壁画。此事已经由艺术委员会讨论并通过，爱德塞全力支持这项计划，并愿意为此提供一万美元的资助。 原计划中的绘画是两幅，一幅描写底特律城的城市发展历史，另一幅描写的是该市引以为荣的汽车工业。但是，当利维拉来到鲁日河畔写生、寻求创伤灵感的时候，烟囱林立、机器轰鸣、车水马龙的福特工厂深深吸引了这个貌不惊人的画家，他决定单独为鲁日工厂创作一幅作品。 在爱德塞的极力推荐下，亨利·福特夫妇在光明巷的住所宴请利维拉夫妇，欢迎他们来到底特律。爱德塞夫妇和瓦伦丁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觥筹交错，宾主相见言欢，气氛十分热烈。 “请问福特先生，您是犹太人吗？”酒席宴间，容貌艳丽、身穿墨西哥传统服装的利维拉夫人，突然向亨利·福特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时间，亨利夫妇、爱德塞夫妇和瓦伦丁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爱德塞的心中暗暗叫苦，因为老福特对犹太人的仇恨和鄙视，在底特律，甚至在美国都是出了名的。在老福特看来，说某个人是犹太人就意味着骂他贪婪、愚昧、无知、唯利是图。所以当年老福特在对爱德塞的好友坎茨勒忍无可忍时，就让索伦森和莱布尔在工厂到处散布谣言，无中生有地说坎茨勒是犹太人。而此刻利维拉夫人如此提问，恐怕是要惹事。 老福特的脸上先是带着一种惊讶的神色。他放下手中的刀叉，认真地看了看这位还不知道自己闯了祸的美丽女郎，脸色逐渐缓和下来；然后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他并不是犹太人。爱德塞赶紧介入，巧妙地转移了话题，宴会的气氛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饭后，宾主又在优美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69岁的亨利·福特走到迷人的利维拉夫人面前，先是鞠了一躬，然后挽起这位异国美女的纤手走进了舞池，汽车大王娴熟的舞步令在场的人赞叹不已。 在临别的时候，亨利·福特告诉利维拉，为了纪念今天的聚会，他和克拉拉决定向利维拉夫妇赠送一辆“林肯”牌豪华轿车。 “我非常感谢您和夫人的好意，福特先生，”面对主人的盛情，画家说，“可是这种车对于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奢华了。您如果换一辆普通的福特车给我们，那么我们将会很荣幸地接受您的盛情。”福特答应了客人的请求。 “利维拉夫人真是个美人！”送走了客人，亨利·福特对爱德塞悄悄说，“而女人只要有了美貌，那么她的许多缺点和唐突都是男士们乐意原谅的。” 正在一边和儿媳埃莉诺聊天的克拉拉也不知是否听到了丈夫和儿子的悄悄话，向老福特狠狠瞪了一眼。 1932年5月31日，利维拉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他的壁画覆盖了艺术委员会大楼的几乎每一寸墙面，一幅画描写的是正在生产汽车发动机的美国普通工人。这些人的人种包括印第安人、黑人、亚洲人和高加索人，工人们冷漠的面孔和闪濯金属光泽的机器交织在一起，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另外的一幅画则描写了鲁日工厂的生产情景：把整个画面串联在一起的，是福特的生产流水线，福特的监工、工头和设计师们个个是一副冷酷的嘴脸。至于广大的工人，则完全沦为机器和流水线的奴隶，他们彻底拜倒在现代社会的上帝——机器的脚下。为了体现出工业既带来成就也带来和平这一主题，利维拉把象征和平的客机和医学研究，象征战争的轰炸机和化学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画家为了表示对爱德塞的感谢，采用了历史上许多画家曾经采用过的方式——把爱德塞画进了壁画当中。在第二幅画的一个角上，出现了爱德塞的面孔，这个底特律的艺术保护神眼睛里透出的是忧郁，嘴角边流露出痛苦，他望着上方的画面，似乎在思考，又像在期待着什么。 “我的上帝呀，这样的作品恐怕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瓦伦丁担心地说。 几天之内，底特律有数万人参观了这些作品，舆论界立刻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所有的官员、企业家和上流社会的成员一致谴责利维拉的作品，认为在如此高雅的地方映入公众眼帘的是这座城市的污点和丑恶，这是对底特律城的公然诋毁。普通阶层人们的反应只有一个——触目惊心，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在这座繁华的城市背后隐藏着的罪恶。而工人们则通过这一作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奴隶地位，体会到了集体力量的强大。后来一位作家在为福特家族作传时对这件事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受资本主义之子的委托，利维拉的壁画原来是无产阶级觉醒前的一次演习。” “这会使整个城市失去宁静！” “平民和工人会透过这样的作品看到莫斯科上空的红星！” 在一片谴责声中，对这幅作品感到最满意的是新崛起的工会组织，它们往往定期把新发展的会员带到壁画前，对工人们进行革命教育，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完成他们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 面对这样公开为无产阶级振臂呐喊的作品，底特律的官员、企业家等阶层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演说，同声讨伐利维拉，并且强烈要求底特律艺术委员会把这些壁画从墙上铲去。 然而，对自己父亲的权威无可奈何的爱德塞却因为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对艺术的敏感而在这一问题上坚定不移。他力排众议，对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说：“我认为利维拉对底特律的观察是细致的，理解是透彻的，这些作品的确反映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本质。”正是在他的坚持和说服下，这些壁画终于得以保留下来。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以其巨大的魅力给参观者以极大的震撼，其独特的创意和构思打动了所有的人，成为底特律艺术委员会的骄傲。 然而，利维拉在美国的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离开底特律后，利维拉来到了大都会纽约，应尼尔森·洛克菲勒的邀请，他为纽约15号大街的洛克菲勒中心设计并创作与底特律城同样规模的壁画。1933年5月，利维拉完成了画稿的设计，随即投入了紧张的创作工作。与以前的作品相比，利维拉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设计更加大胆，壁画中甚至有一张列宁的画像。由于在底特律引起的轩然大波，利维拉在纽约的创作活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监视。他的画稿一经公布，就遭到了比底特律更猛烈的抨击，政界、商界、新闻舆论界、宗教界联合起来向洛克菲勒家族施压，这下子洛克菲勒终于顶不住了。于是就在5月9日这一天，正在紧张创作的利维拉及其助手被一些保卫人员从脚手架上请了下来，然后轰出了纽约城，他没有完成的作品也被拉起的布帘严严实实地遮了起来。没过几天，专门雇来的工人用铲子把利维拉的作品铲了个干干净净。 老福特并不反对自己的儿子爱好艺术，特别是古典艺术。有时爱德塞夫妇买到称心如意的古典作品，老福特还要专程赶来鉴赏一番，再发表一通赞成守旧复古的高论，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但是，对于现代艺术，亨利夫妇向来是嗤之以鼻的。一次，在爱德塞夫妇的赞助下，爱迪生学院举办了一次现代艺术画展，克拉拉得到了消息前来参加，结果当她看到那些与古典艺术风格迥异的现代作品时，老太太气得七窍生烟，于是开口大骂儿子和儿媳“没有头脑”，她还辛辣地讽刺爱德塞他们说：“他们从洛克菲勒家族那儿拾到一点艺术垃圾，竟然还当作自己的爱好！” 失落感常常困扰着爱德塞，作为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和福特王国的继承人，他的身上围绕着一圈令人羡慕的光环，可是在爱德塞的心中，更多的是痛苦和空虚。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父亲带来的，与他无关，所有这一切都是来自父亲的恩赐，他体会不到成功的快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的财富、地位和荣耀在别人看来令人羡慕，而对他来说却成了沉重的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A型车研制成功后，奋战了几个月的爱德塞和机械师劳伦斯·谢尔德里克一起驾车离开底特律出去散心，谢尔德里克曾协助老福特设计了A型车的新型发动机。豪华的一林肯”牌轿车行驶在山间湖畔，离开了机器轰鸣的工厂，逃脱了父亲的监督，爱德塞心中十分快活。黄昏时分，汽车驶进了另一个城市的一所豪华饭店。临下车时，爱德塞突然转过头来低声恳求谢尔德里克：“劳伦斯，咱们互换名字登记来开开心吧！” 谢尔德里克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答，爱德塞又恳切地说：“你用我的名字登记，我用你的名字登记，请答应我的要求。好吗？” 谢尔德里克同意了，爱德塞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他们就按商定的方式在旅馆住了下来，并且在豪华的餐厅享用精美的晚餐。 福特王子光临这家饭店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一些当地的新闻记者和好奇的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谢尔德里克的身上，瞅准机会众星捧月似地围着有点不知所措的谢尔德里克问这问那，而爱德塞则像一个跟班似地站在一边，看着被折腾出一身大汗的朋友偷偷发笑。 “谢谢你，劳伦斯！”摆脱了记者和围观的人，二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爱德塞郑重地向谢尔德里克道谢。 “要是能做一个普通人该多好！”福特王子感慨地说，眼神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和无奈。 1926年8月，与爱德塞一条战线的奥尼斯特·坎茨勒离开了福特汽车公司。这个曾经担任过律师，又在福特汽车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年轻人并没有沉默下去，他和其他几个年轻的富商一起，共同投资于股票等金融证券领域。在取得了一些收获之后，于1927年建立了新的金融实体——监护信用公司，为其他公司提供财政服务。到1929年，这个金融团体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金融集团，其中包括25家联合银行和信用公司，是密歇根地区最大的财团。坎茨勒担任首席执行官，他当然忘不了把爱德塞也拉进来，不仅因为二人是连襟的亲戚关系，更因为爱德塞拥有的巨额财富。自从坎茨勒离开福特公司，爱德塞丧失了最得力的助手，于是心灰意冷，对福特公司的工作提不起任何兴趣。当坎茨勒拿蓬勃发展的金融界作诱饵来说服他参加时，爱德塞的兴趣立即被吸引了过来，并很快成了监护集团的最大的股东。正忙于福特汽车公司的新型汽车和发动机的亨利·福特此刻无暇对儿子的事多加过问，他知道爱德塞所做的一切。反正父子俩都拥有惊人的财富，爱德塞出去投资也总比把钱留在银行，让那些被福特向来看作“金融寄生虫”的银行家们坐享其成来得好些，至少可以让儿子增长见识和经验。在这里，爱德塞彻底摆脱了父亲的阴影，不仅是一个享有充分权利的股东，更是一个一言九鼎、地位举足轻重的领导者，成为监护集团中股权最大、权力也最大的人。爱德塞终于体会到了财富和权力带来的荣耀和发号施令的感觉，却没有看到即将来临的危机。 1929年5月，一座摩天大厦在底特律拔地而起，大厦属于监护集团所有，在地面上有36层，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座摩天大楼。这座工程浩大的建筑物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该集团在当时的盛况。然而仅仅在5个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0月，华尔街股票市场陷入了一片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整个国家经济衰退、生产下降、银根吃紧，人民的消费能力急剧下降，对于监护集团来说，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几乎所有的借款人都拖延还款，整个监护集团的帐目出现了巨额赤字，而且在不断扩大。这种可怕的情况使许多投资者都不敢把自己的钱财委托给坎茨勒他们，监护集团的财源逐渐枯竭，反过来又加剧了集团本身的危机。坎茨勒和集团里的其他成员天天忙于催债敛资，逼迫那些丧失还债能力的客户拍卖自己的各种产业，尤其是不动产，然后把得到的钱用来还债。可是在全国陷入一片危机的情况下，又有谁肯投资于风险较大的不动产呢？全国各地不动产的价格一路下滑，监护集团的亏空也越来越大，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这样的环境下，坎茨勒苦苦支撑了一年，到1930年底，他终于开口向爱德塞求救。爱德塞拿出自己和福特公司的部分资金来帮助坎茨勒，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投入了1200万美元。坎茨勒还利用爱德塞和福特公司的影响，说服了复兴银行的总经理胡佛，借来了1500万美元。可是，即使是如此规模的资金也未能挽救监护集团的命运，爱德塞也被深深拖进了这个泥沼中无法自拔。到1932年初，监护集团仅欠爱德塞一人的债务就达到了850万美元。到这一年年底，这家称雄一时的集团仅剩下不到600万美元的资产，而所欠的债务却超过了2000万美元，完全丧失了偿还能力。作为这个集团最大的股东，仅仅因为股票价值的下跌，爱德塞就损失了1400万美元，所有的损失加在一起超过了2000万美元。心情沮丧的爱德塞把自己庄园里的25名雇员一口气解雇了21个，整天唉声叹气。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天，爱德塞收到了一位朋友、美国海军上将理查德·伯德的来信。伯德在信中再次感谢爱德塞1929年对他前去北冰洋探险的资助，然后询问他是否愿意再赞助另外一次飞机探险活动。 “可我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爱德塞苦笑着把来信抛到一边，然后无精打采地让埃莉诺代自己给伯德回信。 “密歇根的形势是如此糟糕，我们都在大幅度地削减经费，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我们无法对将来作出预计。情况就是这样，也可能还会变得更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谁都不应该再承担任何义务了。” “你还是去把真相告诉福特先生吧！”埃莉诺放下手中的笔，担心地说。 爱德塞流着眼泪摇了摇头：“我没有什么险再去见他！在父亲的眼里，坎茨勒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他早就反对我和坎茨勒以及那些银行家们接触。” “可是，你毕竟是他的唯一的儿子呀！”埃莉诺继续劝丈夫，让他去找老福特，因为目前唯一能使爱德塞从困境中脱身的人就是老福特了。 与倒霉的爱德塞相比，老福特的处境要好得多。早在大危机爆发之前，福特公司就拥有近1亿美元的政府信托保证金，在各大银行还有2．5亿美元以上的货币储备。而且老福特早就宣布：由于A型车推出后面临的激烈竞争，整个公司必须要厉行节约，远离金融市场以避免股票市场风吹草动带来的冲击。所以当危机到来的时候，福特公司应付这一切的能力要强得多。 自从爱德塞结婚后搬出光明巷，老福特就对这个儿子丧失了信心，爱德塞夫妇在印度村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迁到戈科勒角之后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老福特汇报。爱德塞和坎茨勒以及许多金融界的后起之秀搅在一起让老头很是头痛，他甚至怀疑爱德塞会牺牲福特公司的利益去取悦他的那些朋友们。早在1918年5月，密歇根州政府就颁布法令禁酒，比美国其他州早了一年以上。爱德塞的身体又不好，可是不仅自己饮酒，而且还与政府禁酒的法令相对抗，经营了一些酒吧。他在住宅的地下酒窖里储存了大量的威士忌和香槟。老福特对此极其愤怒。 1933年2月的一个上午，亨利·福特的办公室经理莱布尔正在起草文件，只见爱德塞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哭丧着脸，垂头丧失地走了进来。 “怎么回事？”莱布尔吓了一跳，无论如何，爱德塞还是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莱布尔，完了，我输光了！”说着，眼泪从爱德塞的脸上流了下来。接着，他就把所有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莱布尔。 “到现在我还欠大陆银行500万美元，明天他们就要我去还款，可是我现在哪里有钱？我干脆把自己押出去算了！我真没脸再见我父亲了！” 莱布尔赶紧安慰爱德塞，让他不要着急。他先让人把爱德塞送回家，然后马上去找亨利·福特为爱德塞求情。 “爱德塞果然还是被他那一帮坏朋友给害了！”老福特深深叹了一口气，接着对莱布尔说，“你去告诉克雷格，让他明天从公司再划出500万美元，然后你再跑一趟，去把这件事情了结了！” 莱布尔离开了办公室，老福特一个人坐在舒适的座椅上发愣。过了片刻，他伸手从自己的衣兜里又拿出了那本蓝色封皮的小册子，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打开它，而是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再过几个月，我就是年满70岁的人了，来日无多！”他喃喃地说。 “可是，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把公司放心地交给他呢？作为他的父亲，我会收拾残局的，但愿这次失败能让他认清那些把他推下水的家伙。” “哈里！”老福特站起身，喊了一声。 门立刻被轻轻推开，一名个头矮小、非常精悍的年轻人闪身出现在福特面前。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服，系着蝴蝶结，黑色的皮鞋油光锃亮。他留着一头红褐色的短发，一双深蓝的眼睛紧紧盯着亨利。老福特招手让他过来，然后低声如此这般地吩咐了几句，这个被称做哈里的年轻人连连点头，然后退了出去。 第二天，莱布尔带着一张500万美元的支票来到爱德塞的住所，只见埃莉诺眼泪汪汪地坐在客厅里，原来爱德塞已经去大陆银行负荆请罪了。 “如果今天爱德塞再拿不出钱来，他们会把他送上法庭的。”埃莉诺说。 “他怎么这么孩子气？”莱布尔马上告诉埃莉诺，是老福特让他来把这笔钱交给爱德塞的。 “你千万别着急，我马上去大陆银行把钱还了，然后把总经理接回来。”莱布尔说完，立即驱车赶往银行。 莱布尔走后，埃莉诺披上一件披风，来到门口冒着刺骨的寒风焦急地等待。不到一个小时，爱德塞的汽车驶进了大门，埃莉诺赶忙迎上前去。车门开了，莱布尔先下了车，然后是面色苍白的爱德塞。 “总经理，你好好休息吧，事情已经全部解决了。我得回去向福特先生复命去了！”莱布尔告辞了。 “晚上，我们出去散散心吧！我感到透不过气来。”爱德塞疲惫地对妻子说。埃莉诺点点头，扶着丈夫上楼去了。这时，一直站在旁边的一名仆人溜到走廊里，拿起电话开始拨号。 此刻，在福特汽车公司的高地工厂，紧挨着亨利·福特办公室的另一间较小的房间里，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那个被老福特唤做哈里的年轻人拿起了电话，在听完了线路另一头的报告后放下了话筒，接着就敲响了老福特的办公室的门。 吃过晚饭，爱德塞一家乘车离开了住所。他们的车刚刚开走，一辆英国生产的罗尔斯·罗伊斯牌高级轿车就驶进了别墅的大门。车里面坐着的是亨利·福特和那个叫哈里的年轻人。这时该公开他的身份了，他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内务部头子兼厂卫队队长哈里·贝内特，一个后来在福特汽车公司权倾一时、又对福特家族有重要影响的人。 “哈里，你跟我来。”老福特钻出汽车，对为他打开车门的贝内特做了一个手势。 “福特先生，这是您的家事，我看我还是不进去为好。”向来对福特百依百顺的贝内特这次突然打起了退堂鼓。 “你还没有问我去干什么就说这是我的家事，难道你已经猜到我要干什么了吗？”老福特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好奇地看着这个比自己矮半头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您要去干什么，可是我知道这次我不该介入。”贝内特机敏地口答。 老福特的脸上露出了狡猾的神情，他并没有再勉强自己的手下，而是一个人走进了这座宽大的石头建筑。贝内特则坐进车里，哼起了一支在美国海军中流行的小曲。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老福特回来了，贝内特从他身上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贝内特什么也没问，随即发动了汽车，黑色的轿车很快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爱德塞一家这一天很晚才回来，一进门，几个剩下的佣人就迎上前来说明了晚上发生的一切——老福特命令他们打开了酒窖，然后亲自动手，把里边价值数万美元的酒砸了个粉碎。 “他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埃莉诺气愤地说。 “不能怪他，也许这是他对我所造成的一切的惩罚，也许是对我的警告，当然，也许是他借以发泄心中愤怒的一种方式吧！”爱德塞说，“都怪我让他失望了，不管怎么样，谁让我是他的儿子，而他又是我的父亲呢！” 第二天，爱德塞来到公司，在走廊里，正好和父亲打了个照面。 “嗨，儿子，我看是那帮赌棍让你输光了吧。”老福特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对儿子轻描淡写地说。爱德塞只是默默地点点头，然后钻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父子俩心照不宣，谁也没有提昨晚发生的一切。 就在这一年的7月30号，亨利·福特在家族全体成员的吹呼声中吹灭了生日蛋糕上象征着他70岁的7根蜡烛。可是人们预计中的公司真正权力的交接却没有发生。这时，已经没有人再怀疑了：爱德塞注定摆脱不了继续做王子的命运，而不是国王，除非是老福特离开人世。 到了30年代末，健康状况一直不佳的爱德塞终于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主要是胃病。因为讨厌做钡餐检查和灌肠检查，爱德塞坚决拒绝与福特医院的医生合作。1941年，福特医院的马蒂尔医生给爱德塞写信，以不做胃镜检查为条件请他来医院做X光和验血验尿检查，结果爱德塞找来各种理由予以推辞。就这样一直拖到1941年底，医院才正式确诊爱德塞的病是胃癌。 珍珠港事件之后，忙于军工生产的爱德塞由于劳累过度，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42年1月，爱德塞做了胃部分切除手术，手术时就发现胃部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在手术后，爱德塞照样喝产自福特农场的鲜牛奶，结果到这一年11月，病情突然加重。原来，从爱德塞童年时起，老福特就坚决反对给牛奶消毒灭菌，他认为这会破坏鲜牛奶的香味，爱德塞几十年来一直喜欢喝这种牛奶。然而这一次，情况却不同了，爱德塞因为饮用这种未经过消毒的牛奶而受到了细菌的感染，全身忽冷忽热，不仅四肢关节疼痛，而且到夜里还发高烧。一是由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有限，二是由于美国正处在战争中，所以爱德塞并没有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而是一直硬撑着。直到1943年4月，他还顽强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看着一架架轰炸机离开生产线。 令人奇怪的是，老福特似乎对儿子的病情熟视无睹，一天他对索伦森说：“瞧我这么大的年纪，不是也活得好好的？所以说，爱德塞的病就是源于他那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只要他正常地过日子，保险什么事都没有。” 1943年5月，在家中休息的爱德塞又一次晕倒，医生们决定为他再进行一次胃部手术。在切开刀口之后，医生们都惊呆了：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病人的全身，已经无法挽救福特王子的生命了！ 5月18日这天，得知消息的老福特立刻命令贝内特开车把他送到儿子的家中，进门后看见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爱德塞，老头像疯了一样怒吼着把他所能找得到的酒瓶砸得粉碎。 “就是这些东西害了我的儿子！”他一边说着，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 从此以后，老亨利再也没有勇气去看望自己的儿子，因为他怕自己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每天都在住所附近的树林里绝望地走来走去，而克拉拉则坐在家里终日以泪洗面。 尽管虚弱的身体使爱德塞连坎茨勒夫妇每天从华盛顿打来的问候电话都无力去接，可他还在拼尽身体里的最后一点能量在支撑。埃莉诺知道丈夫最后的心愿是什么，他是在等待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威廉·克莱的到来。正在此时，爱德塞的长子亨利·福特二世正作为美国海军军官在芝加哥接受训练，而18岁的小儿子威廉正在佛罗里达州参加他所在学校的毕业典礼。埃莉诺要通知威廉立刻赶回家，爱德塞阻止了她。 “让孩子参加完典礼再回来吧！”声音微弱的爱德塞告诉自己的妻子。然后他又让自己的女儿约瑟芬和女婿代表他和埃莉诺赶往佛罗里达，去参加威廉的毕业典礼。 威廉看到来的是姐姐和姐夫，立刻预感到情况不妙。典礼一结束，他们立刻回家看望自己的父亲。 看着儿子拿回来的网球比赛冠军奖杯和毕业证书，爱德塞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此时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然而他紧紧抓住威廉的手，用眼睛和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进行无声的交流。第二天上午，爱德塞就处于昏迷状态，到了13点10分，医生走出爱德塞的卧室，告诉埃莉诺和在场的其他所有的人：49岁的爱德塞已经离开人世。这一天是1943年5月26日。 “夫人，您的丈夫是一个坚强的人，依照他的病情，他应该在至少两周以前就去世了，可是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信念一直坚持到了今天，我对他的这种毅力十分饮佩！您也应该为他骄傲！”医生郑重地告诉埃莉诺。站在一旁的威廉泣不成声，因为父亲正是为了等见他最后一面才坚持到了现在！ 两天后，爱德塞的葬礼隆重举行。根据埃莉诺的请求，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底特律城的伍德劳德公墓，而不是在迪尔本故乡，这也许是她对福特家族的一种无声的抗议吧！在这座公墓里安葬的，还有库兹恩斯和著名的道奇兄弟，埃莉诺更愿意让自己的丈夫和这些汽车界的前辈们在一起。然而，爱莉诺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女人，在后来的岁月中，她只对很少的几个知心好友谈到过老亨利·福特是怎样迫害她亲爱的丈夫的，而对自己的几个儿子和女儿则只字不提此事，以致后来孩子们都是从其他人的嘴里了解到了其中的一些内幕。 爱德塞所有的亲戚都来参加葬礼，其中包括奥尼斯特·坎茨勒夫妇。自从监护集团垮掉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工作负担使坎茨勒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为那次事件使爱德塞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深感内疚，当然，他也更了解老福特对他的刻骨仇恨，所以后来差不多都住在华盛顿。这次他不顾自己的病体，在别人的搀扶下来到底特律，参加好朋友的葬礼。老福特面无表情，像一座雕像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只有泪水不停地涌出他的眼眶。克拉拉拥抱着自己的儿媳，两人一起失声痛哭。 正在这时，远处出现了一支队伍，向墓地走来，等走近后大家才认出来，这是福特工厂的几百名工人。他们身着工装裤，戴着工作帽，胸前别着福特工厂那闪亮的铜牌。工人们整齐地排成一行，依次慢慢走过爱德塞的灵柩，并脱帽向自己的老板作最后的告别。领头的工人代表来到福特家族的成员们面前，向他们表示了慰问。 “谢谢你们，爱德塞一定会很高兴的。”埃莉诺轻声说。 “夫人，我们是自愿来的。”领头的工人对埃莉诺说，“因为我们知道，他一直都在想仁慈地对待我们。” 就在葬礼进行后的当天夜里，埃莉诺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一个人悄悄来到住所附近的圣克莱尔湖，向湖中走去，她是想追随自己的丈夫而去，结果被早就在一旁监视以防不测的仆人们救了上来。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小儿子威廉天天陪伴母亲，并和她一起去美国著名的温泉疗养区度假。一天晚上，埃莉诺提起笔来，·给丈夫的父母写了一封安慰信： 亲爱的福特先生和夫人： 连日来我夜不能寐，不得不起身提笔写下这封短信，感谢你们曾经赐 给我这样一位值得亲近的丈夫，这都是上帝的英明。我不会恭维人，但是 你们的儿子的确是我们一家人最大的财富…… 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结婚27年来，不管是在人前还是人后，爱莉诺从来没有用“父亲和母亲”来称呼过老福特夫妇。 一位作家在后来为福特家族作传时曾这样写道：“大家对爱德塞的死感到悲伤的原因就好像是在惋惜一名青年的死亡一样，但是爱德塞已经49岁了。他之所以似乎还年轻是因为他从未得到自己名下应得的东西。他的死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从未向他作为福特后用的地位真正挑战。他在父亲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诞生。作为一个婴儿，他就已经乘坐在他父亲的第一辆汽车上；作为一个10多岁的少年，他就和父亲一起在福特厂工作；作为一个青年，他当上了总经理，以便使他的父亲能从事全面的控制工作；作为一名成年的男人，他维持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并且在父亲经常摇摆不定的时候，用他坚定的手稳定了整个公司。” 在创作这篇传记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所能看到的老福特和爱德塞在一起的照片中，总是离不开汽车的影子。父子俩一起驾车，一起站在车前，甚至在外出度假野炊时，背后也有汽车的影子。这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好像把这父子两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根本就不是父子的亲情，而是冷冰冰的汽车。这不仅是爱德塞的悲剧，也是亨利·福特的悲剧，是整个福特家族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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