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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干部尤重要，白宫班子重调整。 罗斯福连任第三届总统后，即对白宫班子重新进行了调整。原副总统加纳和民主党主席、邮电总局局长吉姆·法利，因反对总统的“激进政策”而离开了。原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担任副总统，国务卿一职继续由科德尔·赫尔担任，小亨利·摩根索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女士继续担任劳工部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两个重要职位则分别由对法西斯德国待强硬态度的共和党入史汀生和诺克斯担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斯福的战时内阁带有联合政府的性质。 在新政初期，有一次霍普金斯说：“如果你要在华盛顿取得成就，你不必浪费时间去巴结那些有好听头衔的人。去跟那儿的打杂人员交朋友吧。他们是真正的大人物。如果你要办的事跟某个部有关，你就集中精力往那个部的打杂人员身上下功夫。你得到了他的欢心，他就会指点你直接去找你需要找的人。要是他不喜欢你，他就会把你打发到另一个人那里去，那个人又要你去找另一个人，这样一直下去，直到把你弄得筋疲力尽，昏昏沉沉，终于忘记你起先要办的什么事。” “打杂人员”是白宫参谋班子的代号。在战争年代，霍普金斯一直住在白宫，他已成为所有“打杂人员”中最高级的一位，代替了路易斯·豪曾经担任过的“参谋长”的位置。在总统与政府各部门，尤其是与陆军部之间，他有效地起着沟通作用。他也是总统与外国高级官员作正式接触的方便途径，一位英国外交官员把霍普金斯看作是罗斯福的私人外交部。 霍普金斯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缓冲国”那样的机能。有些带着一大堆问题来找罗斯福的官员，往往被他挡驾。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是：“我要是想得出办法，就不让这一类毫无意义、微不足道的事去打扰总统！”正是这种作用，使罗斯福许多最忠实的朋友，也像他的最恶劣的敌人一样，都认为霍普金斯对他们是一个最头痛的威胁。霍普金斯对自己扮演这种不得人心的角色，似乎也不在意。在大战期间，他对罗斯福的忠诚是他得以继续采下去的最大理由，他获得一切机会来表现自己的忠诚。 美国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曾这么写道： “要是有一天罗斯福闷闷不乐，随后对他的朋友和心腹哈里·霍普金斯这样说：如果霍普金斯先生从华盛顿纪念碑顶上跳下去，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那么，到了指定的时刻，我们就会看到霍普金斯先生站在碑上，准备往下跳。至于拿不拿降落伞，那得看总统的意思了。 “关于这一点，霍普金斯先生总是能领会的，因为他的专业就是理解、捉摸，估计和猜测——而且往往清对了——罗斯福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个专业使他离开了单调刻板的社会救济工作，跻身于上层外交活动；在那里，他对事态的发展表现了一种令人折服的预见。更重要的是，历史将表明，他也是这些事态的塑造者之一。” 霍普金斯在白宫住了很长一个时期，他的住房在二楼的东南角，包括大小两间寝室和一个盥洗间，大寝室里放着一张有四根帐柱的大双人床，小寝室起先是霍普金斯的秘书办公用的。整套房间有三扇长窗，朝着华盛顿纪念碑、杰斐逊纪念馆和弗吉尼亚的丘陵，中间则是一片狭长的草坪。这里曾经作过亚伯拉罕·林肯的办公室，壁炉上面有一块匾，说明《解放宣言》就是在这里签署的。这里被认为是最好的客房，1939年英王乔治六世访问美国时即在这里下榻。 二楼每一角的房屋构造大致差不多。西南角上，大间是罗斯福夫人的起居室，小间是她的卧室。西北角上的一套是客房，放着原来是林肯寝室中使用的笨重的家具。东北角的一套也是客房。 伊丽莎白王后在这里住过，因此室内特地挂了几幅维多利亚女王宫廷的美丽图片。大战期间，丘吉尔访问美国时，以此作为卧室。这对丘吉尔是方便的，因为正对面就是霍普金斯的房间，只隔着一个大厅。 三楼是最高一层，客房较多，主要是供总统儿孙们来度圣诞节，或其他家人来团聚时住的。白宫充满友好的气氛，那是住在那里的人共同创造的。总统顾问舍伍德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的几年，由于他的感召，那里普遍存在着一种无限忠诚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你可以亲身体会到这些感情的深厚，因为你也被当作自己人一样，受到亲如一家的接待。” 罗斯福每天的生活是从在床上用早餐开始的。这时他通常在睡衣外加一件蓝披风，上面有用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F·D·R组成的红色交织字母。他穿披风，是因为穿浴衣太困难；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冬天出门也不穿外套，只穿斗篷。这时值班传事官把早晨的公文、报纸和社交活动时间表送来。总统一边用早餐，一边批阅公文和看报，速度很快，但相当仔细，凡是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很少有漏掉的。 等总统用完早餐，他的私人工作人员便来了，它通常包括埃德温·沃森将军、斯蒂芬·厄尔利、马文·麦金太尔、威廉·哈西特、罗森曼和霍普金斯，大家一起讨论当天的工作安排——约会和记者招待会等等。 罗斯福的医师罗斯·H·麦金太尔海军将军，也在这时前来，仔细诊察他的身体有没有出现什么症状。早晨这段时间要做的事范围很广，但占的时间很短，因为所有办事的人对罗斯福了如指掌，罗斯福也充分信任他们，一切不必转弯抹角。他们可以揣摩到他的心情，以及这一天里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这群参谋离开卧室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他们在嘀咕：“愿上帝保佑今天来找他帮忙的人吧！” 沃森将军是参谋班子中受人尊敬的人物，人们通常称他为“老爹”。沃森是个高个子、红脸皮、性情开朗的弗吉尼亚人。在他那种军人的粗矿作风与温和的个性后面，隐藏着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力，足以识破别人的各种伪装。从罗斯福开始执政的时候起，他就担任总统的军事助理。在通常情况下，他应该早被调往军队担任其他职务，但罗斯福少不了他，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都是总统的左右手。 斯蒂芬·厄尔利， 早在1912年就是罗斯福的亲密朋友。当他最后在1945年6月退休的时候，杜鲁门总统授予他荣誉功勋勋章。厄尔利与沃森一样，是弗吉尼亚人，也无限忠于他的首脑，但除此而外，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厄尔利性子急躁，不耐烦外交手腕，他经常对总统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厄尔利原是一个优秀的报人，因此能作常得体地调整总统与报界不时发生的龃龉。在这方面，他那无可置疑的坦率，是他最大的可贵之处。他严格约束自己，不打听白宫的机密；他不指望知道军事计划，也避免事先看到演说稿，唯恐其中涉及要宣布某项重大政策。因此，他可以开诚布公地对那些经常恭候在他门口的记者说：“这件事，你们知道的与我一样多。”他完全理解，任何为罗斯福工作的人，都应避免参与新闻记者编造新闻或制作标语口号的活动。不过，当他有消息发表的时候，他懂得怎样“对待”它，使它作为头版消息的价值减少到最低限度。 马文·麦金太尔是另一个华盛顿记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海军部新闻处长，开始同罗斯福有了接触。1932年，他作为新闻发布官随罗斯福周游全国，后来成为白宫负责接见工作的秘书。在罗斯福连任总统期间，麦金太尔因病未能继续这项繁忙的任务，才由沃森“老爹”接替，但麦金太尔依旧为总统办事，直至1943年去世为止。他的特殊功绩在于为白宫和国会作了桥梁，这两个机构虽然同在一个城市的同一条大街上，然而有时却似乎是处在不同的星球上。 罗斯·麦金太尔，大家只知道他是白宫的医生，而对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担任海军军医局长所取得的成就，却没有足够的认识。由于战时这项工作十分繁重，因此他不得不把白宫的大部分日常医疗事务，委托给他的助手·才能卓越的海军少校乔治·福克斯，这个人在海军是行伍出身，靠自己的努力升上去的。 除了这些秘书，总统还有许多行政助理。这些人都是无名英雄，他们的职责主要是“搜集材料，加以压缩，写成摘要，供总统参考。他们无权支配任何部、局的任何人”，而且明确规定不得在总统与政府任何其他官员之间进行干预。这些助理人员以“甘当无名英雄”著称，他们中的一个人，丹尼尔斯，在他的《波托马克河上的边境线》中，对他们的活动描写得最出色。白宫最重要的常任官员是执行书记鲁道夫·福斯特，他与他的助手们负责处理日常公文函件。福斯特早在麦金利当总统时就已进入白宫。对于他们来说，尽管一个总统来了又去，他们的工作却永远不会中断，每一个工作日，总有数十件以至数百件公文——法案、命令、委任状等——得按规定手续签署、记录和分发。有一件事被罗斯福认为是他一生中的光荣。这就是在1944年10月，当他出发去作竞选旅行的时候，福斯特破例到门口来送他并与总统热烈握手，祝他一切顺利。对此，罗斯福饱含感情地说：“所有这些年来，鲁道夫像这样违反他的性格，把我当作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对待一个总统那样与我讲话，这确实还是第一次。” 白宫工作班子的所有助理人员，实际只是总统的“私人”办事人员，不是政府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官员。可以说，在1939年以前，总统并没有自己真正的行政机构。在他与内阁官员之间，他不能通过任何人来行使权力。因此，政府的无数条线汇集到白宫时，不是通向总统的工作班子，而是通向总统本人。宪法没有在他与10位内阁阁员，以及数十名代理机构和使团首脑之间，提供任何“中间人”。这些人都是直接向他报告工作，而且往往没有他的书面指示，便不愿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当一个部与另一个部发生冲突并由总统来着手解决的时候，他所依据的只能是争执当事人向他正式提出的汇报，然后经过调查弄清是非曲直，作出公正判断。 1939年9月8日，即欧洲战争爆发后，罗斯福颁布他的“全国有限紧急状态”宣言的那一天，他还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要对总统所属的行政机构进行改组，把原属财政部的预算局改为总统直属机构。预算局长直接受命于总统，他领导着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在全面执行总统的各项方针政策时，只向总统一人负责。局长哈罗德·史密斯的职责，远远超出了财务工作的范围，他的任务中有一项是：“向总统汇报政府各机构活动的进展，包括拟办的工作、实际开始的工作和工作的完成情况”。预算可以而且必须派遣代表，前往政府各部、美国各驻外使团和各个战场，为总统本人搜集准确的材料，使他知道，那些经费是怎样使用的，谁用的，使用后的结果如何。因此，该局确实是总统的私人情报机关，或者如某些心怀不满的官员所说，是“他自己的私人盖世太保”。 哈罗德·史密斯曾经说过：“预算局划归总统府之前，在我的思想中，往往认为总统府只是一幢庄严堂皇的美国初期的官邪，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最有力的人物，便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庄严堂皇的官哪旁边，有一所摇摇欲坠的‘老房子’，这就是行政办事机构，是那位最有力的人物唯一可资运用的工作间。在预算局划归总统府之后，我们至少使它有了一个新翅膀，这翅膀有现代化的装备，也有胜任一部分工作的班子。”在史密斯的比喻中，庄严堂皇的官邸是表示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而那所“老房子”则是表示，这权力的行使总是受到国会的限制，因为国会一直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罗斯福改组政府的提议遭到反对，被指责为意在实行“独裁制”。这与当年反对批准宪法的人所发出的叫嚣，几乎如出一辙。舍伍德说，唯一不同的只是那时使用的恐吓话是“君主专制”而已。 史密斯和霍普金斯成了战时总统的左右臂。所不同的是，史密斯辎铢必较，负责协助总统管理财政经济，以及战时物资的调配和使用；霍普金斯则是总统政策的总顾问，或是白宫的不管部长；但他与在政府工作中对某一方面负有特殊责任的任何官员不同，他可以超然于这些官员所受到的特殊利益偏见之外。霍普金斯在没有任何法定地位的情况下，尽可能完成他的任务。难怪有人俏皮地说：“美国政府中的第二号重要人物，在世界最大一次战争的最紧要时刻，却没有一个合法的正式职位，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桌，而只是在卧室中有一张牌桌，这实在是咄咄怪事；但他的卧室终究还是在白宫里边呢。” 霍普金斯为人谨慎，善于思考，但他从不擅自提出政策，他十分了解、也十分尊重他的首长，因此没有奢望要成为出谋划策的人。他认为他的任务是充当“共鸣板”，为实现总统本人规定的目标，商讨最好的方法。罗斯福喜欢边想边说，他最大的困难是要物色一位既有了解能力又完全可靠的人来听他讲。这人便是霍普金斯。 每逢罗斯福要发表重要演说之前，总要把霍普金斯、罗森曼和舍伍德叫在一起进行研究讨论。花在这些演说上的劳动是惊人的，因为罗斯福凭他敏锐的历史观念，知道所有这些话都将构成他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的一部分，同时对他的最后评价也将取决于他所说和他所做的是否一致。因此，他对自己的公开讲话极端重视，准备工作也十分谨慎。据参谋班子的人说，重要的演说有时需要一个星期，或一个星期以上的辛勤劳动，而且在紧张的工作开始以前，还要花相当多的时间进行酝酿。罗斯福不只依靠他的顾问为他搜集材料，他自己也有专用的“演说文件库”，包括总统收集的剪报，剪报上有他作的记号，表示有些意见是他赞成的，有些是他反对的，他觉得后者不应该出现在报纸上。此外，还有各种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写来的各种信件，这对罗斯福应该讲什么是有启发作用的。还有他口授的各种零星记录，这是他在前几天或前几周中临时想到的一些意见，供日后作参考用的。所有这些材料经过挑选后，在剪刀和浆糊的帮助下插入新纪录的材料中，再加上一些句子，使之前后衔接，这样便构成了一篇大体上连贯的演说初稿。这一般总比预定的篇幅长两三倍。当顾问们请总统审阅时，罗斯福马上翻到最后一页，看一下页码便说，至少得砍三分之二。然后他才一页一页地往下看。他常常停下来向“秀才们”口授“插入A段”，“插入C段”等等。每逢他要秘书们记录他的话时，便说：“格雷斯！把法令记下来！”这句话出自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歌剧《我宁可办事正确》，著名演员乔治·科汉曾在剧中扮演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出戏对当时反对罗斯福的国会议员和其他政界头面人物，作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挖苦。 罗斯福对文字要求十分严格，字斟句酌。他研究每一句话的含意，对全国各色各样的人，对他的朋友、敌人和中立分子所产生的效果。他十分注意标点符号，这倒不是看它们是否用得正确，而是看它们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他的朗读。格雷斯·塔利喜欢使用大量的逗号， 总统却喜欢把它们划掉。 他有一次对这位女秘书说：“格雷斯！请你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逗号，这还要我告诉你多少次呢？”在演说定稿时，每个字都得计算清楚，罗斯福最后得决定，他能把多少字压进30分钟里。他有很准确的时间观念。 他的正常标准是每分钟100个字，但有时他会说：“在这篇演说中，有几段我可以讲得快一些，因此我总共可讲3150个字。” 罗斯福不仅有着纯熟的讲演艺术，而且使用文字十分准确。虽然在非正式谈话中纵谈天南地北，妙趣横生，但他知道，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他是美国的声音。在珍珠港事件前后那些天昏地暗的日子里，他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希望。丘吉尔发出的是不可征服的战士的豪言壮语，而罗斯福发出的则是反击的声音，解放的声音，是对人的尊严的保证。他的风趣，他的勇气，他的信心，使那些担心不再存有希望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罗斯福对他的演说，仿佛满不在乎，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知道，每当他站在麦克风跟前的时候，他讲的话将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正如桑德伯格所说的，罗斯福的话“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正是：一字值千金，句句得费神。欲知他的顾问霍普金斯如何发挥作用，且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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